老路谈兵法-解三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得与失
2026/7/3 浏览：1381 
建安元年春正月，曹操大军到达武平县，袁术任命的陈国相袁嗣投降。曹操准备前去洛阳迎接汉献帝，便派曹洪率兵西进。汉朝的卫将军董承与袁术部将苌奴借险要地形阻挡，曹洪不能前进。二月，曹操率军前进，扫清障碍。汉献帝拜曹操为建德将军，夏六月升迁为镇东将军，封爵费亭侯。
秋七月，杨奉、韩暹护卫汉献帝回到洛阳，杨奉单独驻扎在梁县，曹操便到达洛阳，护卫京都，韩暹逃走。汉献帝授给曹操节杖和黄钺，让他总管尚书台的事务。由于洛阳残破，董昭等人劝说曹操把都城移往许县。九月，汉献帝的车队出轘辕关向东，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爵武平侯。自此，曹操便开启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军事模式。
《孙子兵法●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东汉末年，虽然天下大乱，但东汉仍是合法的王朝。天子所在，便是天下所向；皇帝之诏，乃是道义之载。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后，便迅速抢占了“道德”高地，他以皇帝的名义对外发号施令，以护汉大臣的身份四处征伐，以封官晋爵为诱饵拉拢割据豪强，从而收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丰厚政治“红利”。许多忠于汉廷的势力与精英纷纷加入到曹操的阵营。比如，被曹操誉为“吾之子房也”的荀彧，拒绝袁绍而投奔了曹操。曹操因自己的“忠君”“护朝”身份，也得到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支持，统御地区日趋稳定，军队的兵员保障、物资保障能力日趋增强，曹操集团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举动，并没有形成一呼百应的效应。袁绍、韩遂、马腾等豪强都不买曹操的账，至于曹操在孙权、刘备那里碰得头破血流，则自不用说。张绣、刘表、张鲁等地的势力最后归顺曹操，也不是缘于曹操的“人间正道”，而于慑于他的军事压力。曹操用了长达二十二的时间才统一北方，足见“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威力的有限性。
《孙子兵法●九变篇》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曹操选择“挟天子”，有水面上的“红利”，但也有水面下的“黑害”。当初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控制在自己手里，许多人不明就里，视曹操为正宗的“汉臣”、汉室的希望，但随着曹操行迹的日益暴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曹操并不是什么“汉臣”，而是野心勃勃的“汉贼”，天下越来越多的人从“拥曹”演变为“厌曹”“反曹”。
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并被朱元璋采纳，一个核心的考虑就是免遭群雄并起的反扑。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恶行”，也让自己成为汉末天下的众矢之的。这或是曹操无法像刘邦、李渊父子、朱元璋那样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曹操在汉末群雄争霸中能够异军突起，成为力量最强的一方，受益但并不主要得益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曹操的大胸襟和用人上令人望其项背的大智慧。
其实，曹操当初打算迎接汉献帝的时候，虽得到了荀彧、程昱等诸多谋士的支持，但也有许多部将怀疑这种举措，况且荀彧支持迎天子是出于真心、缘于真尊，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荀彧后来就反对曹操进爵国公，认为这与曹操所谓“匡朝宁国”的形象背道而驰，故而遭到了曹操的冷落，荀彧因此忧郁而死（也有“自杀”之说）。实践证明，后来曹操无论如何处置汉献帝，都会留下恶名，成为千夫所指的“失道”者。历史地看，对曹氏而言，握于掌心的汉献帝或许算不上什么“宝贝”或说“撒杀锏”，而是一个无法弃掉的政治包袱、“烫手山芋”。从这种角度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许弊大于利、失大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