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 政
山东孙子研究会 2023/2/4 浏览：814嬴 政
孟祥才 撰稿
一 生平事迹
（一）王位自天而降
秦始皇帝嬴政（前259—前210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出生于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一年是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历史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的晚期。嬴政的父亲是秦昭襄王的孙子、被封为安国君的异人，此时正在邯郸做人质。嬴政的母亲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年轻女人，曾是艳名流闻遐迩的邯郸歌伎，后被阳翟大贾吕不韦收为爱姬，再后又被吕不韦作为礼物送给异人做了夫人。正因为她有着这一段离奇的经历，所以造成了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嬴政生父之谜。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他是异人的儿子，而《史记●吕不韦列传》则又记载他是吕不韦的儿子。笔者经过考证，认定嬴政的生父只能是异人，证据是，一，嬴政的母亲是在委身异人12个月后生的他。二，异人生前决定嬴政为太子，说明他对嬴政作为自己的血胤是坚信不疑的，否则，他完全可以从确凿无疑的其他儿子中确立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嬴政的父亲异人是后来继位为秦孝王的嬴柱的儿子，在孝王的20多个儿子中，他既不是嫡长子，母亲也不受宠幸，因而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由于吕不韦将他认定为可居的“奇货”，通过吕不韦金钱加智谋的巧妙运作，他居然于公元前250年在短命的孝王继位三日即崩逝后顺理成章地登上王位，他就是庄襄王。不过，这位庄襄王是同乃父一样的短命君王，他在王位上仅待了四个年头就寿终正寝，从而使嬴政在13岁的时候接过了战国七雄中最显赫的秦国的王位。
嬴政诞生于战国时代的烽火岁月，大概从记事时起，他就目睹了数不清的刀光剑影，似懂非懂地经历了无数的宫廷内外的明争暗斗。他过早地接触到政治斗争以及与之相伴的残酷无情，也过早地泯灭了童心，失掉了爱心，日日耳濡目染的就是武力与权力的为所欲为。这一切，对于塑造嬴政的性格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帝王生涯和一系列的重大决策。
公元前247年五月，当13岁的嬴政在群臣山呼万岁的鼓乐声中登上咸阳宫中那金碧辉煌的龙座时，他面临的是对秦国最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多年间，六代君王，一直都在改革中奋斗，在奋斗中改革，使秦国由僻处西陲一隅的小国，逐渐跃升为战国七雄中经济最发达、军力最强大的封建大国。六世余烈，即将结出诱人的统一的硕果。不管嬴政意识到与否，他都将摘取这枚硕大的即将成熟的果实。历史为他安排的，是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一连串胜利的机遇。迎着五月的关中平原吹来的热风，一代历史巨人在渭水之滨的宫廷里，开始了他轰轰列烈的前无古人的政治生涯。
（二） 诛除嫪毐、吕不韦集团
嬴政即位的时候，秦国的军国大权还掌握在他的“仲父”、相国吕不韦手里。此时的秦国，“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1），形成了对东方六国有利的进攻态势。吕不韦利用这样的有利形势，持续不断地发动对东方六国的战争并连续取得胜利。至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国北以河东、上党两郡从西北方向威逼韩、赵、魏，中以三川、南郡隔断楚与三晋的联系，建立起东向进兵的走廊，同时北胁三晋，南威荆楚。而以濮阳（今属河南）为中心的东郡的建立，不啻在齐、楚、韩、赵、魏五国间打进一只强有力的楔子，使秦国直接与齐国接壤，便于对齐国施加外交与军事压力。东郡的建立以及为此而进行的一系列征战，是秦国取得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显示了吕不韦非凡的眼光。
然而，一言九鼎、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因功高震主而引起嬴政的警觉。秦王政九年（前238年），嫪毐事发。原来嫪毐是吕不韦以宦官名义给嬴政的生母安排的情人，是吕不韦为自己安排的脱身之计。谁知这位嫪毐在与嬴政的生母生了两个孩子、获得长信侯的封爵和太原郡的封地后，仍不知厌足，竟然发动叛乱，要从嬴政手上夺取秦国的美好江山。嬴政发觉后，毅然指挥平叛，经过咸阳街头的一场血战，嫪毐及其党羽彻底失败，数以千计的人被诛杀和流放。嫪毐案牵出了幕后的吕不韦及其见不得天日的密谋，嬴政于是果断免去他的相国之职，令其至河南的封地“闭门思过”。然而，由于吕不韦不思韬晦之计，毅然肆意张扬，结果再次受到嬴政的严厉谴责并勒令流放蜀地。吕不韦明白自己随时有被诛杀的危险，只得“饮鸩而死”。清除嫪毐和吕不韦集团，是嬴政登基以来的第一个杰作，充分显示了他当机立断的果敢和坚毅。从此，他消除了秦国统治集团内部妨碍他专权行政的势力，把秦国的军国大权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上，毫无顾忌、不受制肘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将秦国的统一大业迅速向前推进。
嫪毐和吕不韦案受牵连的主要是一大批来自六国的“客卿”，由此引起秦人对非秦国人才忠诚度的怀疑。秦国的宗室贵族借机向嬴政进谏，要求驱逐一切在秦国政府服务的“客卿”。因嫪毐和吕不韦案而处于盛怒中的嬴政于是下达了著名的《逐客令》，要求所有“客卿”立即离开秦国。这显然是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决策。曾任秦国长史的楚国人李斯在束装就道前夕，向嬴政呈送了雄辩滔滔的《谏逐客书》。在该文中，李斯一方面申述开放的用人政策是秦国的传统，而众多的外国客卿为秦国的发展和强盛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何况，历代秦王尽情享用的珍宝、名马、音乐、美女，也大都非秦国所出。另一方面，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今天的秦国，只有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各国的贤才，才能集合众力，完成统一大业。李斯这篇情意绵绵、说理透辟的上书，使嬴政豁然开朗，立即下令取消逐客令，派人将已经东行至骊邑（今陕西临潼境）的李斯追了回来，使这一错误决策很快停止，从而为秦国保留了一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统一战争和统一后的各项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人才方面的条件。这一事件表明，此时的嬴政有着较清醒的头脑和从善如流的品格，正处于他生命史上朝气勃勃的时代。不过，他接着做的一件事却展示了他作为专制帝王偏听偏信、视人命如草芥的秉性，这就是著名思想家韩非的死于非命。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正在谋划加强对东方六国进军力度的嬴政，在阅读韩非的著作《孤愤》、《五蠹》等文章时，发现了他日夜苦苦寻找的指导思想和他的创造者，立即下令为得到韩非出兵伐韩，硬是逼使韩国乖乖交出了韩非。然而，入秦的韩非不久即被他的同窗和另一位嬴政的近臣姚贾合谋害死，他们联合向嬴政进谗言，诬陷韩非建议秦国全力图赵的战略是为了“弱秦存韩”，由此激怒嬴政，下令将韩非投入监狱。当嬴政明白韩非的冤屈下令赦免他时，韩非已经喝下李斯提供的毒药一命呜乎了。嬴政可能对韩非死于非命追悔莫及，日后，他以遵循法家理论建国和施政作为对韩非愧疚的补偿。
（三） “六王毕，四海一”
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至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接受著名政治家李斯和著名军事家尉缭的建议，政治和军事手段双管齐下，间谍和重兵轮番上阵，向东方六国展开了日益凌厉的攻势。公元前230年，嬴政先拿六国中实力最弱的韩国开刀，派首都的行政长官内史腾率秦军围攻韩国最后的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由于此时的韩国已经局促于郑周围很小一块地方，国蹙民贫，军队更是不堪一击，因而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韩王安便举起了降幡，低眉顺眼地做了秦军的俘虏，韩国的故地也就成了秦国的三川郡。
秦军灭掉韩国后，立即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地向赵国进军。公元前229年底，王翦率领的上地兵越太原郡向东进击，很快攻克井陉（今河北石家庄西），打开了从北部进入赵国的门户。杨端和统帅的河内兵从南部攻入赵国境内，兵锋直指首都邯郸。与此同时，秦国的间谍买通了赵王的宠臣郭开，使之解除了赵国最富谋略的两位将军李牧和司马尚的指挥权。结果是，仅仅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王翦率领的秦军即顺利攻克邯郸，赵王迁做了秦军的俘虏。他的哥哥虽然逃至代（今河北蔚县）自立为代王，依靠燕国的庇护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那也不过是无望的最后挣扎而已。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王翦统率的秦军灭赵后，迅速转兵北上，屯大军于中山（今河北定县），对燕国摆出咄咄逼人之势。虽然燕王喜的儿子太子丹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一幕悲壮之剧，但结果不仅没有挽救燕国的灭亡，而是加速了秦军进兵的步伐。嬴政下令增加攻燕的兵力，由王翦统一指挥，先在易水之西打垮了燕国和代王嘉的联军，第二年十月即攻克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率残兵败将退保辽东。其间由于燕王喜将儿子丹的头颅献给秦王，加上秦军转移主攻方向，使燕王喜在辽东延一夕之命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嬴政命王贲率军伐楚，连取十余城，隔断了楚、魏之间的联系。接着王贲转兵北上，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面对魏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王贲引水灌城，三个月后，城墙塌陷，秦军冲进城内，逼使魏王假出宫投降，为立国178年的魏国划上了句号。
嬴政灭楚的战争稍有波折。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他先是否定老将王翦伐楚须出兵60万的意见，命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楚，由于李信轻敌冒进，结果被楚军打败，损失七都尉。嬴政亲自登门求王翦挂帅出征，倾全国60万大军交他全权指挥。王翦在前线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平定了楚军的抵抗，俘虏了楚王负刍，又乘胜南征百越，使秦的领土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伸展。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军在灭掉韩、赵、魏、燕、楚五国之后，乘胜前进，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齐国。第二年，王贲、李信率领的大军在灭燕后迅速转兵南下，与已经屯兵历下（今山东济南）的秦军合力猛攻齐军。由于此时齐国内部投降派占了主导地位，临淄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使秦军兵不血刃拿下了齐国的首都。接着，秦国诱降了逃出临淄的齐王建，使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最后归入秦的版图。
至此，“六王毕，四海一”，嬴政谋划和指挥的统一战争高奏了胜利的凯歌，此前三千年即迈进文明门坎的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的统一。在整个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王嬴政正值30至40岁的盛年，正是精力旺盛、思想成熟的岁月。十年之中，他犹如一位高明的乐队指挥，娴熟地指挥了一场完成统一大业的交响乐，其节奏的控制，音准的把握，声部的协调，都恰到好处。当最后的休止符停在齐长城的巍巍箭楼之上时，这曲天籁之乐就永远定格于中国宏伟的历史画卷。
（四）加强集权和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
完成全国统一的嬴政，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巩固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统一，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的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他首创皇帝制度，决定取“三皇”的皇字和“五帝”的帝字，将自己的名号定为皇帝。依“五德之运”，以秦为水德，十月为岁首，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皇帝独称“朕”，文告称“诏”“制”“命”“令”，臣民称皇帝为“陛下”，皇帝之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子曰太子、皇子，女曰公主，又规定了与之相应的外戚、宦官和各种礼仪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独尊和皇位世袭。
在行政体制方面，秦始皇损益原秦国和六国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以丞相为中心的官制，围绕丞相设立御史大夫和奉常（后改称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所谓“九卿”，分职管理全国的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等各项事务。在地方设立郡、县两级政府，并在那里分别设立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各种机构，贯彻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实施对所属地方的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的有效管理。为了规范全国的土地制度，秦始皇于三十一年（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2），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土地的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些制度，在中国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基本延续下来。
秦始皇为了巩固和加强对统一大帝国的统治，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即下令修筑联通全国的道路网，在不同地区修建了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同时规定了道路与车轨的同一宽度，“车同轨”、“舆六尺”，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全国的交通条件，不仅促进了全国各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为了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相适应，秦始皇下令实施“书同文”和“行同伦”，规定以李斯创造的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字体，这一统一文字的举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方言千差万别，给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交往增加了困难，但因为全国文字是统一的，书面语言的一致给上令下达、下情上通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统一的文字沟通了共同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伦理亲情，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对祖国长久的统一起了功德无量的作用。统一之后，秦始皇比较重视“齐一风俗”，加强封建的文明建设。他四处巡行，刻石纪功，宣扬良风美俗，以求达到“行同伦”的效果。如《泰山石刻》中说：“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琅邪石刻》中也说：“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3）秦始皇关注世风民俗，并通过各种措施促使其向良风美俗转化，是值得肯定的。其他统一的措施还有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实施堕城、销兵与“迁豪”、“徙民”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诸侯割据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4）的状况，为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巩固和加强汉民族为主的中央政权，还强化了对边疆地区的防卫和开发，这就是北伐匈奴，筑长城，南平百越，开灵渠。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他第四次出巡，先至碣石，然后由东向西，巡察了与匈奴接壤的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诸郡，最后自上郡返回咸阳。此次出巡，秦始皇目睹了边陲地区因匈奴侵扰形成的严峻形势，下定了伐匈奴、筑长城的决心。第二年，他即令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略取河南地”。经过两年的搏战，将匈奴势力赶至榆中（今内蒙古陕西交界处）以北，并沿阴山之南、黄河沿岸地区设置了44个县，同时筑城于河岸，作为防御匈奴的要塞。接着，他又令蒙恬渡河攻取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阴山、北假中（今黄河河套以北地区），同时徙罪人充实新设的县。第二年，又征发罪人，修筑长城。为了便于运送兵员和军事物资，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修筑了从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从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0年，四年之中，蒙恬督率数以十万的士卒、百姓和罪人，在原秦、赵、燕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5）的长城。秦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迤逦北上，经今甘肃渭阳，折而西北，至今甘肃水靖后，再折而东行，在今兰州以东转向东北，在甘肃静远直下东南，划了一个狐线后，东北向穿越六盘山，经今之宁夏的固原、环县、陕西的吴旗继续向东北延伸，至陕西横山后，向北划了一个半圆，经榆林仍向东北延伸，直达今之内蒙古的准格尔旗附近。黄河以北的长城有两条。一条西起今之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向东延伸，穿越阳山，直达今之内蒙古的固阳东北。一条西起今之内蒙古的乌拉特前旗，向东在阴山、黄河间穿行，经今包头、土默特左旗、呼和浩特，到达今河北的张家口后，再转而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崇礼、围场后，直达今辽宁的赤峰。由此向东延伸，经阜新北，到达今辽宁的新民，之后沿辽水向东北延伸，在今之辽宁的铁岭附近越辽水向东，再折而南下，经今之抚顺、本溪以东，于宽甸西越马管水（今鸭绿江）进入今之北朝鲜，在平壤以西终止于大海边。秦长城曲折蜿蜒，历经今之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河北、辽宁等省至北朝鲜，全长一万多华里。它跨草原，穿沙漠，越大河，蜿蜒于崇山峻岭之巅，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或土沙、土石混筑，或石砌，并在险峻处建筑城堡，设立关卡，建立起完整宏伟的防御性国防工程，对防御匈奴南侵，保卫中原地区百姓生产生活的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长城展示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民的智慧，显示了中国军事工程学达到的先进水平。
在今之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及越南，从原始社会起即生活着众多的越族部落，统称百越。它们尽管很早就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但直到战国时期，也仍然各自为政。除一小部分一度进入楚国版图外，基本上也仍是各自为政。秦朝统一六国时，其行政管辖权仅仅到达会稽、九江、长沙、黔中诸郡，其他广大地区都在百越君长的控制之下。秦始皇决心以武力将百越纳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为了做好进军的准备，他下令修筑了自咸阳经南阳、南郡、长沙直抵岭南的驰道。始皇二十八年（前218年），他命秦尉赵佗与屠睢率楼船之士50万，分五路发动了对百越的大规模进攻。尽管遭到百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军还是完成了对百越之地的占领，并在那里设立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实现了对岭南广大地区的行政管辖。在此过程中，秦始皇令监察御史禄主持开凿了灵渠，第一次将长江和珠江水系联结起来。同时又向岭南大规模移民，加速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岭南的开发跃上一个新台阶。
秦始皇完善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为巩固国家统一实施的各项政策举措，尽管以劳动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但奠定了日后中国疆域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这些活动的设计者和主持人，秦始皇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五）“二世而亡”的罪人
然而，秦始皇建立的空前强大的秦王朝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一世、二世永远地存在下去，而是仅仅存活了15个年头即被“奋起挥黄钺”的秦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真是“成也勃焉，亡也忽焉”。如果说，秦的统一六国主要是秦始皇的运筹帷幄之功，那么，秦朝的“二世而亡”秦始皇也绝不能辞其咎。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统一全国以后的和平年代继续实行战争时期的政策，断绝了百姓的“生之乐趣”。
秦始皇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倡导“罢黜百家，独尊法术”。他不知道，法家思想虽然在夺取政权、进行统一战争的年代能够显示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和平年代，它迷信武力、卑视道德的理念和政策却只能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儒家的“民本”理论，轻徭薄赋政策，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道德说教，恰恰是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美意良策。可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不仅没有重视思想文化的整合，没有吸纳儒家思想充实自己的执政理念，反而以“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将广大知识分子驱赶到敌对阵营，丧失了转变政策的最佳时机。
秦朝建立后，非但没有给经过多年战争煎熬的百姓提供喘息之机，反而变本加厉地将更加沉重的赋役压在他们身上。汉朝人这样描述秦朝百姓被压榨的程度：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戎。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政，犹未足澹其欲也。（6）
秦朝加给百姓的负担，一是土地税泰半之赋，即将土地收获粮食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作为赋税上缴，此外，每顷还要缴刍（牲畜饲料）三石、稿（用作燃料的柴草）二石。二是口赋即人头税，所谓“舍地而税人”，“头会箕敛，输于少府”（7），这是比土地税更沉重的负担。两项相加，使百姓的负担空前加重，“田税、口赋，盐田之利，二十倍于古”（8）。三是兵役和徭役。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公元前206年灭亡，15年间，几乎无日不在征发兵役和徭役，其中伐匈奴、修长城用兵30万人，戍岭南50万人，建阿房宫、修骊山墓70万人，加上其他地方服役的人数，总数不下200万人。秦朝人口大约2000万，除去妇女、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壮年男子几乎被征发净尽，劳动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已经难乎为继了。
为了维持对广大百姓的赋役盘剥，秦朝以“轻罪重罚”“繁密苛酷”的《秦律》逼使他们就范并惩罚他们的所谓违法行为。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简牍，秦朝的律名已达29项，包括了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律种，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的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秦律的严酷既体现在“什伍连坐”，更体现在惩办罪犯的苛虐酷烈。如云梦秦简就记载了四种死刑：戮——先施以人格侮辱，然后杀掉；弃市——以刀刃刑人于市；磔——凌迟处死于市；定杀——将麻疯病患者犯人抛入水中淹死。见于史籍的其他死刑还有族、夷三族、枭首、车裂、腰斩、体解、囊扑、剖腹、蒺藜、凿颠、抽胁、镬烹等，肉刑有墨（面上刺字）、劓（割鼻子）、刖（断足）、宫（破坏生殖器官）等，另外还有各种罚劳役的徒刑。由于秦朝的法律“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9），以致百姓防不胜防，“摇手触禁”，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10）的惨绝人寰的悲惨景象。
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帝国，赋役的沉重和刑罚的酷烈，使劳动人民在流血中痛苦地呻吟，他们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当秦始皇在臣子们洋洋盈耳的颂歌声中即将走完他生命的全部历程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由他制造的反抗怒火即将爆出冲天的烈焰！
（六）命丧沙丘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赢政在出巡途中病死于巨鹿（今属河北）沙丘平台。由于他的不可挽回的重大失误，他亲手创立的秦皇朝在他寿终正寝后的第四个年头被农民起义的烈焰烧塌。
除了思想文化专制、“焚书坑儒”，特别是对百姓无以复加的盘剥外，秦始皇的最大失误是没有确立皇位继承人和将两个背德阴毒的臣子赵高与李斯放在了关键的岗位上，从而大大加速了秦朝灭亡的步伐。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他众多儿子中最有可能转变秦朝政策的人物，可是扶苏对他的政策稍示异议，即被他赶出咸阳，远赴长城一线做蒙恬的监军。而他最钟意的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胡亥却是他所有儿子中品质最恶劣、才具最拙劣的一个。就是这个胡亥，在秦始皇尸骨未寒的时候，被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拖入政变阴谋，名不正言不顺地窃取了皇位，当上了二世皇帝。在赵高、李斯的教唆下，他不仅没有抓住转变秦始皇政策的最佳机会，而且变本加厉地将这个政策贯彻下去。他继续加紧劳民伤财的驰道、直道、五尺道的修筑，继续进行招徕天怒人怨的阿房宫、骊山墓的修建。在埋葬秦始皇时，竟然残忍地将后宫无子的嫔妃全部殉葬，将了解地宫内情的工匠全部杀死。他继续推行严刑峻法，把更沉重的赋役加在百姓头上。“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赋敛愈重，戍徭无已”（11）。“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12）。“刑者半道，死者日积。……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13）。他继续肆无忌惮地“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14）。为了使自己能够独享秦始皇留下的社稷江山这份巨大的遗产，他对功臣宿将和宗室贵族肆意杀戮。还在沙丘回京的路上，他就与赵高一起设计害死了在百姓中颇有威望的公子扶苏。回咸阳后，又杀死了为建立秦王朝立下不朽功勋的蒙恬、蒙毅兄弟，还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处以极刑。对秦始皇的旧臣，凡忠贞敢谏者，轻者遭谴，重者处死；而阿谀逢迎之徒，却得到提拔重用。然而，这个只知凶横残暴、奢靡享乐的智商极其低下的二世皇帝却在秦始皇魂归地狱的那一刻起，就堕入了赵高设计的陷阱，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而秦始皇最信任的两个臣子，紧随身后的中车府令赵高是一个只知玩弄权术谋取个人私利和摈弃一切道德的阴险狡诈的巨奸大憝。是他首先提出政变的奸谋并成为政变的总导演，也是他最后将胡亥送上断头台。作为百官之首丞相的李斯是一个视个人富贵利禄为生命的利欲薰心的势利小人。是他在关键时刻屈从于赵高的淫威参与了政变阴谋，又是他教唆胡亥行“督责之术”和“肆享乐之志”，使秦始皇虐民害物的罪恶政策在二世时期进一步恶性发展。赵高、李斯与胡亥于秦始皇死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将秦朝的健康势力摧残净尽，同时将一切恶势力麇集于自己的周围。一个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一旦落到这样一伙凶悍残暴、颟顸愚蠢的无耻之徒手里，其命运也只能是迅速走向死亡。
公元前209年（二世元年）七月，秦始皇死后仅一年，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在泗水郡蘄县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发出了震天的怒吼。很快，反抗的烈火迅速燃遍关东的每个角落，“伐无道，诛暴秦”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由于秦朝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昔日强大的秦军也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公元前206年（二世四年）十月，秦王子婴在咸阳以南50里的枳道旁向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投降。一个空前强大统一、赫赫扬扬、阅尽人间春色的秦皇朝，仅仅存在了15个年头，就被一班卑贱的下层民众彻底扫灭，强大和弱小，高贵和卑微，一夜之间，寒暑易节。这是躺在巍巍骊山陵墓地宫的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的，然而，这个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他造成的。
秦始皇既是一代气势恢宏、雄才大略的英主，又是一代凶残恣睢、愚顽奢靡的暴君。他的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和实行的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他建树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同时，他又以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焚书坑儒”的恶行，使用民力巨大而急促的赋役盘剥将广大劳动人民逼上死亡之路，从而以铁的事实铸就了自己暴君的形象。作为一个 他的一生，典型地诠释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差一步。
二、军事谋略
（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
秦始皇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作为军事家的秦始皇，他最突出的优长是以政治家的宏图远略谋划统一六国的战争，从而成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是逐步形成的，到秦始皇手里臻于完善。这个战略的核心是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用战争手段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的几代祖先都是从列国之间的血腥搏战中度过的，他们明白，到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大势虽然已经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百家也都开出了达成统一的不同药方，但只有法家倡导的武力统一方针指示了最现实最可靠的成功路径，儒家的仁爱道义统一、墨家的和平仁道统一，都不过是好听好看而于事实无补的“迂阔而远于事情”的迂腐之论。为此，秦始皇的先辈从商鞅变法起，就紧紧抓住奖励“耕战”的政策不放，千方百计地招徕人口，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秦国的土地得到快速的开垦，农业生产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和财物，奠定了统一六国的雄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又建立军功爵位制度，使勇敢杀敌的将士获得相应的富贵利禄，从而使秦国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能征惯战的劲旅。秦始皇亲政后，继续其先辈奖励“耕战”的政策，兴修水利，施惠于民，即使发现郑国是韩国派来行“弱秦之计”的奸细，也没有对他进行惩罚，而是利用他作为水利工程师的专长，顺利完成郑国渠的开凿，进一步扩大了农田受益面积，使关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粮仓。所以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5）到秦始皇对六国大规模用兵的公元前230年，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六国。他还继续完善和推行军功爵位制度，重用名将王翦、王贲父子、蒙恬、蒙毅兄弟，以及李信、杨端和、桓齮等人，训练和组织了大量远较六国之军勇猛强悍的士卒，造就了战胜攻取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师，保证了对六国征伐的成功。
以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从秦始皇的先辈到秦始皇，始终坚持武力统一的既定方针。为达此目的，始终坚持以“连横”破坏“合纵”，成功运用远交近攻、由近及远、由易及难、稳步推进、各个击破的战略。当时，六国联合抗秦是对秦的统一事业造成的最大障碍，而秦国破解这种“合纵”的战略就是“连横”。“连横”与“合纵”的斗争到秦昭王时期达到白热化程度，秦国用张仪的“连横”之策，运用种种纵横捭阖的手段破坏六国不断组织的联合抗秦行动。经过几番较量，到赢政继位时，“连横”对“合纵”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秦王政六年（前241年），楚、赵、魏、韩、卫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赢政运用“连横”之策，成功离间齐、燕两国，使之拒绝加盟，这就大大减弱了合纵的力量。当五国勉强拼凑的联军兵临函谷关时，已是疲惫不堪，所以待秦军冲出关城时，他们稍一接战即四散溃逃。再后，直到齐国灭亡，东方六国再也无法组织起一次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面对日益强大、咄咄逼人的秦军，六国只能采取妥协退让、以求自保、苟延残喘的保守策略。由此，秦始皇在对六国的战争中就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打谁？什么时候打，什么地方打？打到什么程度？都由秦国决定，六国只能被动地应付秦国的进攻，胜负之势也就只能由秦国左右了。
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的秦始皇，自公元前230年开始有计划的推进由近及远、由易及难、稳步推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此时，不仅秦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六国，而且与秦接壤的韩、赵、魏、楚等国的不少领土也已经变成了秦国的郡县。然而，秦始皇并没有因为秦军具有的对六国之军的压倒优势而放弃昭王时期范睢建议的“远交而近攻”（16）的战略方针。公元前230年，他指令内史腾率军灭掉距秦国最近且实力最弱的韩国。第二年，派出由王翦、杨端和分别统帅的两路大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赵国，很快攻克邯郸。赵国灭亡后，赵公子嘉出逃至代，自立为代王。因为其力量已经无足轻重，所以秦军没有跟踪追击，而是全力谋划进攻燕国的军事行动，令王翦一军陈兵赵国故地，对燕国摆开进攻的架势。正在此时，公元前227年，发生了荆轲谋刺秦王的事件，秦始皇立即放弃逼降燕国的初衷，命令王翦迅速督军北上，向燕军发起猛烈攻击。第二年冬天攻克燕都蓟城。燕王率残兵败卒逃奔辽东，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还手之力，秦军暂停追击，转而全力筹划进军楚国的战争。由于中间发生了与王翦关于出兵人数的争议，秦始皇改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向楚国进发。公元前225年，秦始皇又命王贲统兵伐魏。王贲包围魏都大梁，施以水攻，三个月后大梁城破，魏国灭亡。同年，李信和蒙恬攻楚受挫，秦始皇起用王翦为秦军统帅，指挥60万大军全力攻楚。第三年，平定楚国全境的抵抗。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命王贲率一军扫荡燕、赵的残余势力。王贲从燕境出发，很快攻占辽东，消灭了燕王喜及其残部。接着回军攻代，俘虏代王嘉。这时，东方六国只剩下一个齐国孤处海滨。第二年，秦始皇命王贲率平燕之师迅速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齐历下军以后，更以雷霆万钧之力攻克齐都临淄，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秦始皇以十年之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预想的战略目标，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千秋大业，这说明他们君臣的战略构想是符合实际的。十年之间，秦国虽然有力量两线甚至三线作战，但秦始皇始终坚持由近及远、由易及难、稳步推进、各个击破的既定战略方针，同一时间只保持一个主攻方向。只是在最后平楚的时候，同时派一支偏师进攻大梁。这样一来，就使秦军每战都能集中优势兵力，确保最后的胜利。其间惟一的一次挫折发生在攻楚之战。由于此时秦军已经顺利地攻取了韩、赵、燕三国，魏国也灭亡在即，秦始皇产生了轻敌思想，轻信了李信的承诺，没有投入绝对优势的兵力，结果遭受重大挫折。事实使他很快醒悟，转而依王翦之意而行，倾全国60万大军交王翦全权统帅，最后一举成功。秦始皇坚持一个时间保持一个主攻方向，不仅有着集中优势兵力的好处，而且避免了六国实施“合纵”之策。因为此时的六国都在秦军的威慑面前各求自保，对邻国的灭亡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使秦国能够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从秦军几乎每战必胜的后果看，秦始皇君臣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十分高明的。
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这空前的成功所陶醉，而是将目光很快转向了遥远的北方和南方。因为北方生活着一个不断给中原制造麻烦的匈奴，南方还有不服王化的百越。他命令蒙恬率30万精锐之师北伐匈奴，将他们赶出富庶的河套地区，在那里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并建起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筑堡设障，驻军戍守，构筑起阻止匈奴南下的坚固屏障。他派赵佗与屠睢率楼船之士50万，分五路南下，击百越，凿灵渠，将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袤大地置于秦帝国的版图。这又是一个大手笔的战略谋划，成为影响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千秋大业。
（二）伐谋与用间的交互运作
在总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伐谋与用间的交互运作是秦始皇及其臣僚切实有效的扫灭六国的策略。其基本要点是：以军事打击为主，兼及政治外交手段；武力与间谍相配合，威胁与利诱同时或交互使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搏战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各国为保护发展自己和削弱战胜敌人，在充分运用武力于战场的同时，无不重视政治外交手段的运用，其中包括广泛使用间谍打入敌国内部窃取情报和离间其君臣，行反间计除去其得力将帅。“连横”与“合纵”的博弈就是当时几乎涉及所有国家的斗争。其时，说客交织于道路，人质交换于国都，各种纵横捭阖的密谋策划于各国的宫廷。为了破六国的“合纵”之策，秦始皇的祖宗们将“连横”的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今天联甲打乙，明天联甲打丙，后天又联乙、丙打甲，再后天又联甲、乙、丙打丁，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围绕着秦国的利益旋转，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在列国间树立了一个“反复无常”的“虎狼之国”的形象。在历史上，秦国是使用反间计最多且最成功的国家，例如，远在秦始皇的曾祖昭襄王时代，秦国就成功地使用反间计，使赵王以夸夸其谈兵书而实际无勇少谋的赵括代替老谋深算的老将廉颇统帅长平前线的赵国军队，致使其改变廉颇令秦军束手无策的“坚壁清野”战略，从而大败赵军，坑降卒40万，取得了战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公元前247年（庄襄王三年），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令蒙骜率军伐魏，夺取高都、汲等地。魏王于是请客居赵国的魏公子信陵君回国，任其为上将军，组织了战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纵”行动，统帅五国之师抗秦，大败秦军于河外，追奔至函谷关。庄襄王君臣深知信陵君的厉害，必欲去之而后快，于是又行反间计，将这位蜚声列国的公子推向自行毁灭之路：
秦王患之，乃行万金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带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17）
秦始皇继位以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灭六国的战争。在施以强大武力进攻的同时，更加娴熟地运用间谍手段，不惜以重金收买各国重臣为内应，或离间其君臣关系，诛除妨碍秦军取胜的文臣武将；或劝诱国君放弃抵抗，不战而降。为秦始皇献此计谋的有两人。一个是魏人尉缭，此人是当时的著名兵家，著有《尉缭子》一书传世。他建议秦王出重金收买六国重臣做秦国的间谍，既提供情报，又搅乱敌国的决策。另一个是楚人李斯，他向秦王建议：“阴遣谋士赉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更使良将随其后。”（18）秦始皇君臣在派出大军向敌国推进的同时，又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携带大量金银珍宝，秘密潜入六国的都城，一面窃取情报，一面巧施离间之计，使敌国的君臣将帅之间矛盾重重，互相猜疑，离心离德，难以团结对敌，甚至自毁长城，冤杀智谋兼备的将帅。这自然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加快了统一的步伐。最成功的例子，一是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使其进谗言杀害了赵国大将李牧，为秦军扫除了进军赵国的最大障碍，使秦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即轻而易举地攻取了邯郸。二是收买齐相后胜，要他力劝齐王对秦国采取妥协的方针，实际上等于解除了齐国军民的武装。结果是在秦军的突袭下不战而失历下和临淄，最后只得选择了投降之路，使齐国这个一度十分强大的东方大国如热汤沃雪般在很短时间内走向灭亡。
显然，秦始皇扫灭六国的胜利，除了强大军事力量的猛烈进攻外，政治外交手段的成功
运用，间谍无孔不入地紧密配合，无疑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机动灵活的战术
秦始皇谋划讨平六国的战争，除了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的总体设计之外，在具体战役的指导上也有许多过人之处，特别是战术使用的机动灵活，不时显出匠心独运的功夫。其中，乘敌不意，攻其不备，根据不同敌情采取不同战法的战术原则被一再使用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公元前230年的韩国，经过秦军一连串的打击，已经十分虚弱不堪，地不当一郡，民少国贫，根本无力对抗秦军的重击，只要派一支不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使之就范。在秦始皇看来，灭韩之役不过是牛刀小试。所以他只派内史腾率军前往。此人军事才能平平，历史记载他领兵打仗，这是唯一的一次。派他领兵攻韩，与其让他指挥战争，不如说让他去从事行政管理。结果是未经重大战斗，韩国就变成了秦国的郡县了。赵国不仅军力强大，而且在历史上也曾与秦军进行过多次殊死较量，还有巍巍太行山足可凭恃。所以秦始皇对灭赵之役非常重视。他一边派出最有威望的军事统帅王翦率久经战阵的劲旅担任主攻，一边派出另一名将杨端和率偏师为助攻，对赵国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同时又收买赵王宠臣郭开做奸细，离间赵王与名将李牧的关系并将其除掉。王翦飞兵奇袭井陉，一举夺得这一要隘，使秦军顺利进围邯郸，从而较快取得了灭赵的胜利。燕国虽然军力不强，但因其策划的荆轲刺秦王之谋失败，预料秦军必来惩罚，因而尽全力做好了应战准备。秦始皇知道，灭燕之役必有一场硬仗，于是即令刚取得灭赵之战胜利的王翦转兵北上，在燕、赵交界的易水之西打了一场大仗，一举消灭了燕军的有生力量，接着直捣燕都，再没有经过什么大仗就占领了燕国全境。魏国灭亡前的情况有点类似韩国，所以秦始皇在筹划灭魏之役时也决定不动用大的军力，只派王贲率一支不大的军事力量进围大梁。王贲根据大梁的地形特点，不用枪刀剑戟的拼杀，只命士卒决河灌城，历时三月，水攻奏效，大梁城头无可奈何地竖起了降幡。灭六国之役，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楚国。楚国地域辽阔，人多兵众，回旋余地较大，所以伐楚之役必须使用占有压倒优势的兵力。由于开始秦始皇轻信李信的错误估计，决策失误，致使20万秦军在楚地受挫。后请王翦再次出山任秦军统帅，倾全国60万大军证楚。王翦根据楚军因刚刚战胜秦军士气正旺的特点，以坚壁不战堕其锐气，待其疲怠之后督秦军勇猛拼杀，终于大获全胜。韩、赵、魏、燕、楚灭亡后，只剩下一个笼罩着失败情绪的齐国。由于投降派的丞相后胜左右了齐王，齐国没有做任何抵抗的准备，国都临淄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根据这种情况，秦始皇指令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王贲指挥平燕的劲旅千里回师，一举克历下，再举下临淄，落荒而逃的齐王只剩下投降一途。
看来。秦始皇和他的文臣武将不仅善于宏伟战略的顶层设计，而且也善于运用机动灵活的各种战术。二者的完美结合，谱写了他们豪情万丈的统一中国的胜利凯歌。
（四）将将——对将帅的信任和驾驭
秦始皇是一代气吞万里、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对战争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确定总体战略和任用将帅在战场上实现这个战略构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用人。纵观秦始皇的用将之道，可以看出他的识人之明的才智和信人之诚、用人之专的驾驭将帅的原则，显示了一个创业帝王宏伟的气度和胸襟。
由于识人之明，秦始皇的麾下，集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军事统帅。其中有著名军事理论家尉缭，独挡方面的王翦、王贲父子，蒙骜、蒙恬、蒙毅父子兄弟，青年将军李信以及王龁、（鹿下四点）公、杨端和、桓（齿 奇）、章邯、杨翁子、屠睢、杨熊、赵贲、董翳、司马欣等。对这些人，秦始皇了解他们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做到用其所长而避其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王翦是一个历经战阵、老谋深算的宿将，秦始皇就用他指挥攻赵伐楚的大仗、硬仗、恶仗。蒙恬勇谋兼备，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秦始皇就用他指挥北伐匈奴、监修长城和防守北疆国防前线的重任。李信少年气盛、勇猛顽强，秦始皇就用他担当突击先锋。等等。由于秦始皇的知人善任，就使这些将领都能各自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创造了辉煌的功业。
在秦始皇全部军事生涯中，对将领的信之诚和用之专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一旦一次战役的目标和前线指挥系统确定，他就放手让指挥该战役的主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不遥制。这一方面显示出他对将领的信之诚和用之专，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当时战争实际的洞悉。统一六国的战争都是在远离咸阳数百里甚至数千里的地方进行，当时的通讯条件使他根本无法了解和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军情，如果遥制，轻则束缚前线将领的手脚，贻误战机，重则由于自己的愚蠢指令损兵折将，造成无可挽回的失败。正由于秦始皇的高明和开明，他麾下的将领们都能独挡一面，从容指挥，当机立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临场指挥的优长，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秦始皇在处理与将领的关系上同样高明而大度。他不仅充分肯定将领的功劳，而且能够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而不委过于下级。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他能够迅速纠正错误，挽回损失。这突出表现在灭楚之役的谋划。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已灭韩、赵，燕国只剩下退保辽东的残余势力，虚弱不堪的魏国危在旦夕。秦始皇于是将下一个攻取目标锁定楚国。他先派王贲率军向楚国发起试探性的进攻，夺取十余城。这大概给他留下楚国比较容易解决的印象。他随即命令王贲转兵攻魏，决定将平楚的任务交给李信或王翦。他先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回答：“不过用二十万人。”他再问王翦，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对李信的回答十分赞赏，而对王翦的回答很不满意，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他赞赏李信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位李信“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勇”（19）。再说，他们二人年龄相近，风华正茂，正是豪气冲天的时候。在秦始皇看来，既然20万军队可以攻下楚国，何必用60万大军劳师糜饷呢！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始皇派李信和蒙恬率20万兵马出征伐楚。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蒙恬攻寝（今安徽临泉），均取得重大胜利。李信又转兵攻取焉郢（今河南淮阳一带），与蒙恬在城父（今安徽亳州）会师。秦军虽然在楚国几次进击得手，但并没有消灭楚军的有生力量。楚军主力紧随李信一军之后，三天三夜不宿营，于是抓住机会，大破李信军。紧接着，攻破秦军两座营垒，斩杀七都尉，秦军大败而逃。消息传到咸阳，秦始皇意识到李信少不更事，轻敌冒进，铸成大错，同时也佩服王翦的先见之明。此时王翦一气之下回了老家频阳（今陕西富平北）。秦始皇于是登门谢罪，恭请王翦出山统兵：“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20）王翦一开始加以拒绝，后看到秦王态度诚恳，又答应出兵60万，遂受命统兵出征。王翦率60万大军浩浩荡荡离开咸阳，秦始皇亲自为之送行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21）王翦大军出函谷关后，他还五次派出使者回咸阳向秦始皇请求良田美宅。别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王翦说，秦王现在倾全国之军交我统帅，我这样做是让他知道我只想做富家翁，没有异志，就不会怀疑我，不会对我制肘，这样我就可以放手用兵了。这里显示了王翦的老谋深算，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始皇对所有的将领都是信任的。王翦赶到前线，接替李信全权指挥平楚的军事行动。他对付楚军的策略是，坚壁不出，养精蓄锐，待楚军麻痹而丧失警惕时突然出击，结果一举战胜楚军，经过年余的战斗，彻底平定楚人的抵抗，到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国全境都插上了秦军的旗帜。
秦始皇与王翦的这场矛盾冲突最后以皆大欢喜的喜剧收场。这时的秦始皇，还没有后来的刚愎自用，他知错速改，诚恳向王翦认错并答应了他出山的全部条件，很快扭转了李信造成的被动局面。在这次事件中，他也没有惩办李信，而是继续重用，让他参加了消灭燕国残余势力的战斗，并且与王贲一起指挥了最后灭亡齐国的军事行动。这一方面可能因为他是李信失败行动的决策者，是第一责任人，另一方面，他对李信的宽容只能激起李信和其他将领的感激之情和更加忠勇的努力。秦始皇的驭将之术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正是这些忠勇睿智的将领们亲冒矢石，指挥着数十万秦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搏战，协助秦始皇将他的战略构想变成了现实。
秦始皇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军事家，更确切地说，他的定位应该是一个战略家。他的优长一是具有构思宏伟战略计划的能力，二是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韬略，三是具有识人驭将的智慧。他究竟读没读过兵书？读了那些兵书？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不过，从他读《孤愤》、《五蠹》等韩非著作的情况看，他绝对不是不学无术、只知享乐的昏庸之辈。而他的身边又有尉缭这样的军事理论家，根据情势推断，他很可能读过当时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兵书，如《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他的军事才干，一方面是他卓越政治智慧的延伸，一方面可能是他通过熟读兵书获得的知识的积累，再加上他过人的聪明才智，遇着祖宗六世遗烈造成的高屋建瓴的统一之势，从而将他造就成为七国君主中首屈一指的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