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将入相 转战三国--吴 起
山东孙子研究会 2023/2/4 浏览：1744出将入相 转战三国--吴 起
孙开泰 撰稿
一、吴起的生平事迹
（一）青少年时代
吴起大约出生于周考王元年（前440年）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一个“家累千金”的富有家庭。卫在春秋时期已成为小国，到战国时更为微弱，但都城濮阳（今属河南），地处中原水陆交通枢纽。有著名商埠，商业比较发达。吴起就出生于新兴商人之家。其父是商人，即“富而不贵”者，政治上无地位。吴起未成年父亲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长。因此他有机会接近下层平民，知民间疾苦。年轻的吴起有正义感，对现状不满，痛恨世袭制压抑人才，对那些为非作歹的旧贵族把持政权，仗势欺人，更加厌恶。因此心中萌发改变腐败时政的愿望。当时的卫国信息交流快，各种思想也很活跃。这样的客观环境使吴起很容易接受法治思想的影响。年轻的吴起有远大的抱负，要成就一番事业。他刻苦学习，办事认真且重然诺。是左氏地方上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
但是，吴起在卫国并不得志，与他休妻有关。他娶卫国富贵人家的女子为妻，一天他要妻子为他织腰带，给她规定了长、宽的尺码。但妻织出后，宽度不合规定，要妻子重织。然而重织出来腰带仍然不合要求。为此，吴起把妻子休了。妻子求其弟说情，因其弟得卫君器重。但吴起不为所动。仍固执已见，因此而得罪了权贵。
吴起想用他经济上的富有，来谋求政治上的地位。他四处奔走，不吝千金，然而因妻族作梗，使吴起千金散尽，还是未能登上仕途。反而受到权贵们的嘲笑。这便激怒了吴起，竞杀死了毁谤他的三十多人。被迫离开故乡，在出东门时与母亲诀别发誓：“吴起要是不任卿相之职，绝不再回卫国！”然后，逃亡鲁国。
吴起约在鲁穆公初年来到鲁国，师从孔子学生曾参的次子曾申，学习儒家经典《左氏春秋》（《左传》），但是吴起思想与曾申差距很大，吴起闻母死，而不奔丧。曾申得其父孝道的真传，故断绝了与吴起的师生关系。但吴起熟读《左氏春秋》，又刻苦钻研《孙子兵法》，因此吴起在鲁国谋到一个鲁穆公朝中并不算高的职位。
与鲁国为的邻的齐国，田氏正壮大要取代姜氏，而要侵略鲁国。大军压境，鲁国朝中找不到一位能带兵打仗的将军挽救国家危亡，穆公于是打算用吴起为将。而此时，吴起却娶齐女为妻，他为了证明与齐国断绝关系，竟然把妻子杀了，即“杀妻以求将”。吴起在这次战争中，初露才华，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果，大破齐军。吴起虽然有赫赫战功，但在穆公朝中却遭到一邦旧贵族的嫉恨，在穆公面前搬弄是非，使穆公再也不信任吴起。他认识到，在鲁不可能呆下去了，吴起分析各国形势，认为魏文侯任李悝为相，正从事变法改革，于是毅然离鲁到魏，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二）在魏伐秦、伐中山与在西河的军事、政治、经济改革
吴起于周威烈王16（前410年）年到魏，魏文侯、李悝正是用人之际。他们知吴起善用兵，即任命他为将。向西攻打秦国，一连攻下五座城。又在洛阴、合阳筑城。吴起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与士卒同甘共苦，对其伤病非常关心。吴起为害痈疽的战士吮浓，使这战士病好后奋勇杀敌，英勇献身。魏文侯赏识吴起的指挥才能与英勇善战，在他新夺得的土地上设西河郡。此后魏文侯讨伐中山，吴起参与其中，为乐羊部下的将领。魏文侯消灭中山后，吴起为西河守。以抵御秦、韩。这是魏文侯对吴起的信任。吴起守西河以后，通过西河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实践成长为军事家、政治家。
吴起守西河27年，除推行李悝的政治经济改革外，就是改革军制，创建魏武卒。《汉书●刑法志》说“魏国有武卒”。这是吴起用征兵的办法建立起来的一支常备军。“武卒”要求很严格，有健壮的身体，而且还要有一定军事素质。它是一支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因此荀子认为当时齐国的“技击”是不能与魏国的“武卒”相匹敌的。关于“魏武卒”我们在吴起的军事思想里还要着重介绍。
吴起在西河的改革，是沿着李悝在魏的变法路线进行的。在政治上取消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新的官僚制度，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俸禄；按照才能的的大小授予职位，实行赏罚严明的制度。还剥夺无功而食禄的贵族俸禄，用来招徕四方有才能的人士。
在经济实行李悝“尽地力”和“平籴法”。
在法治上实施“法经”六篇，确保农业生产发展和稳定社会秩序。
吴起还进一步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他懂得先取信于民。然后开始行动。其内容有四：第一、在政治的上下级关系，即君臣关系、和伦理上的上下关系，即父子关系上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第二、改革旧社会留下的旧风俗、习惯，建立新的风俗、习惯。第三、经济上发展生产，使府库充实，为军队提供粮草、为国家强大提供物质保证。第四、主张“用人唯贤”，提拔拥护改革的官吏和将领，从组织上保证在西河的改革顺利进行。这些都为吴起在对外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吴起在守西河取得巨大成绩，在朝政处理上又能匡正魏文侯之失。很得文侯器重。但是，文侯死后，武后继位，他的处境变坏。专门谄媚奉承的大夫王错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吴起头上，以达到假武侯之手以除掉吴起的目的。魏武侯听信王错一夥的谗言，不信任吴起，撤了他西河守之职。吴起被迫于周安王十九年（前383年）离开西河，投奔楚国。
（三）吴起在楚国变法改革
此时楚国正值悼王力图改革强楚。楚悼王重用吴起，先任命为苑守。一年后就任命他为令尹，执掌军政大权，实行变法改革。
吴起在楚国变法的内容：
1.政治上的改革
提倡“法治”，主张“以法治国”。中央集权，以国家统一公布的成文法为标准。基本实行魏国李悝的法治传统，“明法审令”即行《法经》的内容，以保护统治者利益，巩固楚国的政权。
废除分封制：由天子把城邑、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劳动者分封给亲属、大臣统治，成为诸侯国。诸侯再按等级分封给大夫、士去统治。以形成等级制度。分封的爵位是世袭的，这就造成分裂割据。春秋后期分封制日趋瓦解，郡县制在三晋已经出现。郡县的长官直接向国君负责，国君可以随时任免他们，加强了国君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统一。吴起废除分封制，规定分封的贵族传三代的均收回封爵和俸禄。还废除远房公族的谱籍、世亲世禄特权。降低大臣地位，加强君主集权。
打击旧贵族，严禁私门请托，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公私分明，不以私事妨碍公事。还把住在京城的贵族迁到边远人口稀少的荒芜地区。
执行“用人唯贤”，改革官僚机构，裁冗员。
2.经济上的改革
查禁游客之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从事农业生产。迁贵族于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开垦荒地。推行李悝“尽地力之教”，大量荒地的开垦，使私有土地增加。
3.军事上的改革
按魏武卒的办法创建军队。由国君统一指挥军队。加强都城的防卫，增高城墙。
吴起变法改革，只实行一年，却收到很好的效果。使衰弱的楚国开始变为强国。吴起在楚，三晋不敢向南扩张。然而十分可惜的是，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被旧贵族杀害。
二、吴起的军事思想
吴起的军事思想，是吴起“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古代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战争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军队建设及其使用的一般原则，反映军事研究的成果。是军事思想体系，或称军事理论。吴起军事思想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略即是军队建设和使用的原则和原理。包括：战争观，建军思想，军事哲学等。
我们从吴起在魏创建“魏武卒”、著《吴起兵法》、战争观等方面来探索吴起的军事思想。可以看到吴起的军事思想，即他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从总体上看，他处于古代军事思想的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成熟阶段。他与兵家始祖孙武齐名，其著作《吴起兵法》与孙武著《孙子兵法》并称孙吴。
（一）创建“魏武卒”
“魏武卒”是吴起在魏守西河时改革军制而创建的。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他在魏长达27年，守西河是他主要业绩。“魏武卒”的创建，保证了他在西河政治、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边防的巩固。“魏武卒”的创建，反映了他的军制改革思想。
关于魏“武卒”，史书上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是吴起创建，但是，据《战国策●魏策》记载，魏相公叔痤与韩、赵联军在浍北大获全胜，乐祚被俘。魏惠王亲迎于郊外，赏公叔痤田百万。公叔痤不敢接受，再三推迟。他说，浍北之战魏军“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具有不曲不挠的精神，这是吴起的‘余教’（“魏武卒”的精神），不是我所能办到的。”惠王认为说的很对，于是把吴起的儿子吴期请来，赏赐田20万。浍北之战据《史记●六国表》记载发生在周显王7年（前381年），距吴起之卒年相隔19年，“魏武卒”英勇善战的胜利还被公叔痤认为是吴起的余教。这是吴起创建军“魏武卒”的有力佐证。
《汉书●刑法志》说，战国之时，各国互相攻伐，齐国有“技击”、魏国有“武卒”，秦国有“锐士”，世上纷纷以功利相争夺，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这里所说的孙是孙武，吴是吴起。
“魏武卒”是吴起用征兵的办法建立起来的一支常备军。《荀子●议兵》对它有详细的描写与评论。他说“魏武卒”选拔的条件相当高，要能穿上、中、下连在一起的铠甲，能掌握12石（1石为120斤，12石为1440斤）的强弩、携带50枝箭、肩扛一根长戈，头戴铁盔，腰佩利剑，还要背3天的乾粮，一天要走百里的路程。即是说“魏武卒”必须有健壮的身体，而且还要有一定军事素养。
“魏武卒”有如此严格的选择条件，证明吴起十分重视军队的素质。《吴子●治兵》（下引只注篇名）记载：“(魏武侯)又问：‘(兵)不在众乎?’(吴起)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魏“武卒”与《吴子》上述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魏武卒”正是一支精兵。魏“武卒”就是《治兵》所说的“父子之兵”。所选拔的“武卒”都是强壮的劳动力。一家人的主要劳动力当兵去了，国家对其家属给予种种优待，免除“武卒”家属的徭役和田宅的租税。以此鼓励年轻力壮的农民参加军队。使人民感到当“武卒”是光荣的事情，其目的是为了使“武卒”无后顾之忧，专心一意在前方作战。因此，这支军队是有一定战斗力的。荀子认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 (《荀子●议兵》)即当时齐国的军队不能与魏“武卒”相匹敌。
在“魏武卒”中，吴起根据士卒的五种特长进行编制，分成五队，以便于在战场不同情况、不同地形，使用力量，让每个战士发挥其特长，各队之间互相配合，组成一支能够适应各种战斗环境的精锐部队，这是“魏武卒”中的精华，也是“魏武卒”中的突击队，战斗力最强。《图国》说，这样的军队有三千人，用它从里向外可以冲出重围，从外面进攻可以摧毁敌人的城池。
根据当时战争频繁的需要，吴起认为选拔将才是建设军队的关键。他主张“任人唯贤”，让贤德的居于高位，不肖者处于下位。他从士卒中提拔了一些忠实的将领，形成军队的骨干力量。他指出，在“魏武卒”中有不少勇猛顽强、拔旗斩将之士，要善于发现这些人，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提拔这些人为军官。吴起把这些人看成是军队的核心，对于那些擅长使用各种兵器、体格强壮、行动敏捷、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功的人必须给予官爵。以此激励战士，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不仅提拔将士于行伍之中，而且要求将帅“文武兼备”。《论将》认为一个指挥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理”，即高超的指挥才能。二是“备”，即高度的战备观念。三是“果”，即不顾生死的战斗决心。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四是“戒”，即打胜仗之后仍然保持初战的精神状态，不骄傲自满。五是“约”，即法令简明而不繁琐。
吴起在《论将》认为将帅要懂得四“机”，即带兵作战的关键问题：一是“气机”，全军将士，百万之众，兵力如何部署、士气的高低，都由将领掌握。二是“地机”，指善于选择有利地形，在狭路险道、高山要塞设防，能使十人守之，千人难以通过。三是“事机”，指习惯于使用计谋，以间谍去挑拨离间，制造敌人内部矛盾，派出小队伍扰乱敌人，使之兵力分散。四是“力机”，指加强部队的装备，战车的管辖坚牢，战船的橹、楫轻便，战士熟悉阵法，战马熟练在阵地奔驰，这样就能集中兵力以消灭敌人。吴起认为，掌握这四种关键问题才可能担任将领。
吴起对军队将领还提出种种要求，要能虚心听取各种意见，要能采纳好的意见付诸实行。据《太平御览》卷七十三所引《吴起兵法》说：如果将帅拒绝别人好的意见，则真正有本事的英雄就不容易留下来。如果将领不接受部下建议，则出谋划策的人就会叛离。将领要是听信谗言则部下就会离散。
吴起认为，将领要在危难的时候拿出主意。控制全军，指挥若定。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这是士卒的任务。《尉缭子●武议》记载，吴起临战场时，部下给他献上一把剑。吴起说：“将领专门负责指挥，在危难之时要拿出办法来，而用剑杀敌，这不是将领份内之事。”这个故事说明，吴起非常强调将领的指挥作用。
另外，《太平御览》卷七十三所引《吴起兵法》还记载吴起认为将领要是不廉洁而贪财，则狡诈的事情就禁止不了；将领要是好色，士卒就免不了奸淫、胡作非为。他又认为将领要实事求是，不要迁怒士卒，如果迁怒于士卒，则部下就会十分恐惧。
总之，吴起认为，由注意以上这些问题的人来统帅三军，治理千军万马，就能得心应手，指挥自如，较好地发挥部队的战斗能力。“魏武卒”正是按照吴起的这些思想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战国初期，它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二）“以法治军”
吴起在魏“武卒”中坚持以法治军，在《论将》中他提倡“法令省而不烦”，使全军士下都容易记得，便于执行。他认为军队要赏罚严明，“以治为胜”。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人数虽然众多，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因此他主张在军队中设禁令刑罚，作为统一思想的手段。刑罚一定要严。同时，他也主张重赏。在战场上，前进杀敌有重赏，以鼓舞士气；后退逃跑要施以重刑，以振奋军威。
他还特别注意作为军队的统帅要“行之有信”，说话算数，赏罚分明，决不含糊。他执法极严，对不从命令者一定诛杀。《尉缭子》记载一个故事：
有一次吴起与秦国交战，两军对垒还没有正式交锋，有一位勇士单枪匹马杀入敌阵，很快就斩获敌人首级回来。吴起命令把这位勇士立即斩首示众！他的部下劝阻说：“此人是我军的壮勇之士，不能杀。”吴起却坚定回答：“此人虽是壮勇之士，但他不服从命令，因此必须斩首。”
同时，吴起为了达到人人乐战的目的，他治军如同变法一样，信赏必罚。《韩非子●内储说上》有个故事：在西河与秦交界的地方，泰国设了个瞭望亭，有人看守烽火，对魏国造成威胁。吴起想拔掉这个钉子，于是在军营北面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它搬到南门之外，就赏给好田好宅。有一个士兵把车辕搬到南门之外，果然吴起赏给那全士兵好田好宅。不久吴起又放一石（十斗为一石）赤豆于东门，下令说谁能把它搬回西门，也同样给赏。人们纷纷争着去搬。吴起看到士兵信任他了，便下令说：明日要攻打秦国边境上那个小亭，谁先攻进去，封为国大夫，赏给好田好宅。第二天战事一开始，士兵个个奋勇争先，一个早晨小亭就攻了下来。
另外，吴起还提出了褒奖有功者以激励无功者的办法。《励士》记载：魏武侯采纳了吴起的建议，设宴于宗庙，使立大功的坐在前面，有丰盛的酒席，并享用珍贵的大鼎盛着牛、豬、羊，以示奖励；立次等功的坐在中行，有酒席使用的鼎小一些；没有立功的则坐在最后面，席前没有鼎，仅有一般的菜而已。宴会以后，又在家庙门外，按功劳大小赏赐有功者的父母妻子；对在战争中牺牲者的家属每年都要给予慰劳和奖励，表示对死者的纪念。这样实行了三年，秦国出兵西河，吴起的战士知道后，马上就戴盔披甲奋勇抗击秦军。
吴起以法治军的思想与孙武是一致的。孙武强调“法治”。他在《孙子●地形篇》说：倘若对士兵只爱护而不能命令，士卒纷乱而没有纪律，这样的军队不能用。吴起杀战场上不听指挥的壮士与孙武斩吴王宠妾的故事，性质是相同的。可见，吴起继承发展了孙武的思想。
吴起在《论兵篇》中强调用兵“以治为胜”。这里所谓“治”主要是指重视军队的纪律。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治兵》)这里所谓“治”，主要是重视军队的纪律。他认为，一支有组织纪律的军队，驻扎的时候听约束，行动的时候很威武，发动进攻则不可阻挡，撤退的时候敌人追赶不上。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保持军队建制，向左向右都服从指挥；就是被敌人分割成几部分也能成阵，被敌人冲散了也能成行；可以用他们处于安全的环境，也可以同他们处于危险的环境；他们能团结而不能使其分裂，可以使他们战斗而不会使他们感到疲倦。这样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吴起还说：军队的良好纪律是由战士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而产生的。
吴起懂得，要使“武卒”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除了用严刑重赏进行激励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士卒心服，乐意去进行战斗。要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必须以道德规范去教育士卒，使其明礼。据《图国》记载，吴起认为，统治者“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不仅对外要加强军事实力，积极备战，而且对内要讲求“文德”。所谓“文德”的具体内容就是“道”“义”“礼”“仁”。也就是说，贤明的君主，安抚国家用“道”，治理国家用“义”，发动民众用“礼”，抚慰民众用“仁”。总之是要用政治主张、道德标准、礼法法规来进行统治。吴起强调“内修文德”的主张，深深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但他又赋予儒家的“仁”“义”“礼”“道”以新的内容。他认为，面对敌人而不勇敢冲杀，说不上义；扑倒在敌人杀死的士兵屍体上痛哭，说不上仁，在吴起看来，只有勇敢杀敌，消灭敌人，为死者报仇，才算得上“义”和“仁”。吴起还说，治理国家和军队，必须用“礼”来教育民众，用“义”来勉励民众，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从而支持国君反对敌国。这样战争就能取得胜利。
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看到，要夺取胜利，必须提高魏“武卒”的素质。除了严格挑选士卒之外，还要加强军事训练。据《治兵》记载，练兵的方法是：
一人学会之后，教会十人：十人学会之后教会百人；百人学会之后，教会千人；千人学会之后，教会万人；万人学会之后，教会全军。
同时，在训练中要求战士学会运用各种阵法，使士兵懂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做到“进不可当(挡)，退不可追”的程度，这样的军队就可以所向无敌。
吴起不仅有一套练兵方法，而且还在守西河期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练兵基地。像河南省延津县北残存的吴起城遗址，就是其中的一个。
《延津县志●图》有吴起城，在县城的西北方，注文说：“吴起造鹅城屯兵处”。(清)余心儒修《延津县志●遗址》记载了吴起城遗址的详细情况：吴起城在沙门镇以北，方园七里左右，有北门一座，东西门各一座，南镇河，没有门。南镇有一口井尚存于今，用一块大石头蓋着，井水不可食用，吴起城形状像只鹅所以叫鹅城。那井口像鹅的眼睛，被称为鹅眼。这一带多产忧质石头，从汉唐以来，当地居民都采那儿的石头作建筑材料。每当早晨遇上大雾，远远望去好像是城垛，瞭望楼依然如故。
吴起城在太行堤之下，古黄河故道东岸。这里正当水陆交通要冲，从城的规模、位置表明，这是吴起在魏屯兵和练兵的重要基地。想到当年吴起在那里练兵的情景，金鼓齐鸣，麾下千军万马，威武雄壮的场面，也不禁感叹不已!
吴起认识到人心的向背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败。为了争取民心夺取战争的胜利，他为军队制定了行军作战、攻城夺邑的政策。他规定：军队所到的地方，不要砍伐树木、拆毁房屋、抢劫粮食、宰杀六畜、烧毁库房，以表示对老百姓的爱护。又规定：攻占敌城以后，要占领贵族的官府，接管官吏，没收武器和财产；对于愿意投降的官兵要给予接待并适当安排。这些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另外，吴起在魏“武卒”里虽然身为将军，但是很爱惜战士。他生活简朴，不自高人一等。不过，他的爱兵自有他的目的，正如《尉缭子●武议第八》讲到吴起生活简朴时说：请求别人以拚死的精神去作战，就不可自作尊贵，要别人竭力尽全力去为自己做事就不能苛求别人处处讲礼节，所以古时候穿铠甲、戴铁盔的战士不下拜，这表示不麻烦人。哪有用烦多的礼节去麻烦别人，又想请求别人为你去拚死作战、竭尽全力为你做事，从古到今都有不曾听说过啊！因此吴起如此爱惜战士，以恩惠为手段，激励士卒为保卫和巩固魏政权效劳卖命。
吴起在魏实行以法治军的军事改革，创建了魏“武卒”这样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常备军，这与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第一个强国有密切的关系。
（三）《吴起兵法》与军事思想
1.著《吴起兵法》
吴起在守西河期间，不仅创建了魏“武卒”，而且还根据他的作战经验，著了《吴起兵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连绵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不仅战争的规模比春秋时期大得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得多。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一些有识之士，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着重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垂著篇笈”。吴起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旧社会交替、兵革不休的时代涌现出来的杰出的军事家。吴起卓越的军事思想与春秋末期军事家孙武是齐名的。后人多把吴起与孙武相提并论。比如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荀子●议兵篇》记载，临武君说：“孙(武)、吴(起)用之，无敌于天下。”司马迁也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班固则说，战国时的兵家“以孙(武)、吴(起)为宗。”唐太宗与名将李靖论兵时也常常是孙武、吴起并提。如：“太宗曰：‘卿舅韩擒武(“武”本作“虎”，避唐高祖李渊之祖讳改，隋名将，李靖是其外甥)尝言，卿可与论孙、吴’”。又唐太宗在破隋霍邑，擒守将宋老生之后，与李靖论兵时讲起此事，说：“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唐太宗用汉代名将霍去病行兵之妙，暗与孙武、吴起相同，来比喻擒宋老生之役，先少退却而后获胜，是暗与孙、吴出奇制胜的思想相合。李靖也说：“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乎?”他认为，攻守之法以孙、吴为宗，但是只口诵其兵法不行，而要实际运用熟练，才能知其奥妙。可见在我国军事史上吴起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吴起身经百战，打过许多胜仗，早在青年时代，在鲁国为将就击败过强大的齐国；公元前409年，为魏将，又打败了秦国；还参加了魏文侯灭中山的战争。后来，在任西河守期间，更打过许多漂亮仗，据《图国》统计，吴起“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别钧解。”(钧解：不分胜负。)因此，使“秦兵不敢东乡(向)，韩、赵宾从”，而且使魏“辟地四面，拓地千里。”(《图国》)公元前388年(魏武侯九年)魏武侯“使吴起伐齐，至灵丘。”显然，魏国对周围国家进行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表明李悝、吴起的改革使魏国成为国富兵强的国家。因此，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曾说：“孙(武)、吴(起)所以能够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吴起总结他丰富的战争经验和长期研究军事的一系列精湛见解，写成了《吴起兵法》(又称《吴子》)。这是一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卓越的军事著作。《吴起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说有四十八篇。现存《吴子》仅六篇，散失了不少。而现有这六篇，个别地方还掺杂了汉、魏晋南北朝或唐代人的话。但是，可以基本上把它看成是吴起的著作，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我们 认为，《四库全书总目》肯定晁公武说是有道理的。陆希声是唐代晚期人，学问渊博，具有编辑整理《吴起兵法》的能力，我们知道，唐代时《吴起兵法》正在流传，唐太宗时魏征所撰的《群书治要》摘录了《吴子》中的《图国》《论将》《治兵》《励士》四篇共七段文字。与今本《吴子》没有什么出入。《文选》李善《注》也引用《吴子》一条，与今本仅一字之差，意思并无不同。李善是唐高宗时人，可能唐代流传的《吴起兵法》有多种本子各有遗漏、散失、错讹、夺误。因此陆希声将各种本子校勘，编辑整理，定为六篇。他在整理时并非捏造，而是确有根据。但他没有将所有材料都编进六篇中去，还是有不少遗漏，只要我们查阅《太平御览》等类书就能发现，其中有不少《吴起兵法》的材料并没有编入今本《吴子》六篇之内，同时，今本《吴子》虽经编辑整理，也难免在个别地方参杂汉、魏晋南北朝或唐代人的话。
今本《吴子》计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约五千字共三十一条。其中包括：回答魏文侯提问一个，回答魏武侯提问十六个。内容是吴起论述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与战略战术原则的理论。它与吴起的思想基本符合，其形式又是问答体，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类似。因此我们可以基本上把它看成是吴起的著作，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从《吴起兵法》中充分反映了吴起的杰出的军事思想。
2.进步的战争观
吴起的战争观是进步的，这主在从以下几个问题的看法上可见：
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吴起力图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他在《图国》中说，战争之所以引起，有五种原因：
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积恶，四是内乱，五是饥饿。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他对“争名”“争利”“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吴起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灭战争的途径。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吴起在《图国》又把战争分为五种：禁止暴虐拯救危乱的叫“义兵”；依兵多势众，攻伐别国的叫“强兵”；因一时愤怒而兴兵征伐的叫“刚兵“；横蛮无礼，贪图利益的叫“暴兵”。国内混乱，人民疲惫还要兴师动众的叫“逆兵”。吴起对战争的分类并不科学，但他显然是赞成“义兵”。他对“义”战与不“义”之战的区分，使将士们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战争具有正义性，这样就可以鼓舞士气，战胜强敌。这对后来商鞅的“以战去战，虽战可以”的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孙武《孙子兵法●计篇》中论军事优劣的五个要点时说：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他把道，也就是政治作为第一要点。吴起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图国》中说：过去神农时代的部落承桑氏的君主，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国家因此灭亡。从前夏禹时的部落有扈氏依仗兵多而好战，国家因此丧失。 吴起认为，一个国君要使国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他在西河一方面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
吴起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他认为，贤明的君主，要想使用他的民众，必然先加强团结而后才发动战争。又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图国》)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键。总而言之，就是政治决定军事。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同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他充分看到了战争的利害关系，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天下相互作战的国家，得到五次胜利的会招灾祸；得到四次胜利的的国家会疲弊；得到期三次能称霸；得到两次胜利的可以称王；提得到一次胜利的能够称帝。”他认为，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惫不堪，国家贫弱，而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吴起这一慎战的思想，继承了《孙子兵法●计篇》：“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可以不重视”的观点，而对孙膑也有直接影响。《孙膑兵法●见威王》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存亡的一面，同时又指出，“好战者灭亡，贪图胜利者受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
3.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从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的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认为，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在《图国》列举了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秦缪公称霸诸侯为例，说明备战的重要意义。
对于军队，吴起在《治兵》中主张“教戒为先”，注意平时训练。他在《论将》提出“出门如见敌”的战备思想。反映了他积极进取精神。
吴起在指挥作战时摒弃主观臆断，从客观实际出发，十分重视了解敌人的情况。他在《料敌》中认为，只有清楚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了解敌方情况，吴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同时，在战场上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而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其虚实，然后决定对策。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的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吴起重视调查研究，显然是继承了前辈军事家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怠”的思想。吴起关于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力图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卓越见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起由于经常带兵打仗，很懂得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战争中，人必须努力掌握从事战争的各种技能和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治兵》)即人在战争中，往往因为缺少某种本领而送了性命，因为不习惯于某种情况而打败仗。这种主张是对生死胜败由天定的宿命论的否定。
在《料敌》中吴起还看到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军队装备精良等因素对战争的重大作用。在《治兵》他对进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战马也很重视。他说：“战马，必须饲养在适当地方，适时地给马饮水吃草，对其饥饱要节制，冬季要让马厩温暖，夏季要使其凉快。要经常剪刷马的鬃毛，细心地钉马掌。要训练马的听觉、视觉。不要马到受到惊吓。要让马练习奔驰追逐。熟悉前进停止的动作。”总之，他认为对战马要善于饰养、训练和爱护，以达到“人马相亲”的程度。这样战马到才听其使唤。
吴起注意到人、马、车、地形等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提出：
要明白知道地形的险易，并善于利用，就能使地形便于跑马；及时喂马使之骠肥体壮，马就便于驾车；准备好足够的润滑油和车轴上用的铁，注意及时修理，就使车便于载战士；兵器锐利，铠甲坚固，就使战士便于作战。只有这样，打起仗来，才能得心应手。
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他在《料敌》中总结出一些战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他总结出“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
敌人远而来，刚刚到达，队伍还没有整顿好，部队正在吃饭，又没有戒备；慌忙逃走；过于疲劳；没有占据有利地形，失掉战机，陷于被动；长途跋涉而后继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涉水渡河只渡过一半；在险要的狭窄道路上行军；旗帜乱动，部队的阵势频繁变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怖。凡是碰到以上情况，应该选择精锐部队作前锋冲击，同时配备力量进行包围，毫不犹豫地迅速发动进攻。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在《料敌》中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
一是大风严寒，军队半夜出发，昼夜行军，破冰渡河，不顾士卒艰难；二是在炎热的夏天，队伍出发得迟，正好烈日当头，行军又急，不管士卒饥渴，只顾拼命赶路；三是队伍在外时间很久，粮食吃完，民众埋怨甚至愤怒，谣言怪事屡次出现，而将领无法禁止；四是部队的物资耗尽，连柴草也很少，却遇上阴雨天气，想抢掠又没有地方；五是战士不多，水土不服，兵马生病，四邻的援兵未到；六是长途跋涉，已近黄昏，士卒疲劳恐惧又不得食，都脱下铠甲随地休息；七是将领和官吏都没有威信，士卒心神不定，全军多次发生惊乱，而部队孤立无援；八是兵力部署未定，宿营地也未安排好，爬山过险，只有一半人通过。凡是遇到以上情况，不用占卜就应立即派兵出击。
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
一是敌国地广、人民富裕、人口众多；二是国君将吏爱护民众和士卒，普遍加恩惠；三是赏罚严明，处理及时得当；四是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任用贤德有才能的人；五是敌军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六是有四周邻国的帮助，大国的支援。如果这些方面不如敌军，就要避免与之交战，而不能有任何怀疑。这就是说，在作战时要避敌之所长，击敌之所短。
另外，在《治兵》中吴起从实战出发，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部队行军的原则，不能违反前进与停止的节制，不要忽视饮食的适度，不要使人马过于疲劳。这三项做到了，就能使战士服从将领的命令，使战士服从命，这是治理好军队的根本。”
这就是说，在行军中对行程、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饮食供应要准备好，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太平御览》卷三三二，兵部六三补充了《吴子》六篇的不足，其中讲到，吴起十分重视对地形的了解，认为：“凡是行军到了敌国境内，必须熟悉地形，知道敌人驻扎的方位，地形要是不熟悉，军队前往就必然打败仗。”他还指出，军队到一个地方，必须先了解周围“五十里内的山川形势”，从而了解其中哪里有险阻，哪些平坦，使士卒注意是否有敌人的埋伏，而将领则要利用地形以对敌人。吴起在《治兵》中还提出，军队驻扎不要在大山谷的口上（“天灶”）和高山的顶端（“龙头”）。
以上这些都是带兵作战的经验之谈，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吴起的战略战术中，有许多很是有价值的思想。吴起在《论将》中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势”，依据敌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14)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他认为在战场上“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治兵》)阐明了战场上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只有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贪生怕死，畏首畏尾，不敢杀敌，结果必然失败，招致灭亡。因此，吴起在他的军队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在《论将》中说：“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在战斗过程中，要使战士“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图国》)即以前进杀敌、英勇牺牲为荣誉，以后退活命为羞耻。《战国策●齐策》谈到齐国军队在燕伐齐连取七十余城，虽然处境十分困难，军队没有粮食，人相食；没有柴烧，以人骨当柴的情况下，还是坚持战斗，战士没有投降的心理。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可见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在多与少的问题上，吴起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比如在《料敌》认为，只要军队治理得好，善于选拔贤能，赏罚分明，优待家属，这样，部队就可以打败数倍于我的敌人。吴起分析说：敌人如果没有同盟军会集，君臣之间意见不一致，深沟堡垒没有修筑好，号令没有下达，军队人心惶惶，想前进不敢前进，想后退不敢后退，这样的军队只要用相当于它的一半的兵力就能打败它，而且能百战百胜。他又说：“倘若敌人前来，散散慢慢，毫无纪律，队伍混乱，人马不安，东张西望，这样的部队便可以一击十，使之手脚毫无所措。”吴起在《论将》认为，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虽然带兵多，也容易被人俘虏。吴起说：“用少量兵力就必须依靠地形和险阻。”他重视利用有利的地形，从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他在《应变》说，“只要避开平坦开阔之地，而利用险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
由此可见，吴起从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中，朴素地看到了多和少的辩证关系。在《励士》记载了他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所以《吕氏春秋●用民》称颂“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尉缭子●制谈》也说：率领“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是谁?那是吴起。据杨宽《战国史》统计：“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兵额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
“春秋战国间用兵数量还在十万左右”。吴起的五万、七万之数，可以说得上是精兵了。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可见其军事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吴起朴素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