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子思想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张有凤
今天我们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英国式现代化、印度式现代化等等概念，更多地是从文明和精神的层面去说的。而说到文明，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轴心时代（大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的老子、孔子、孙子等，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对宇宙诞生及演化、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等涉及人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向周围地区辐射，产生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圈，也因此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而在众多的思想家中，孙子就是其中兵家的代表，他撰写的《孙子兵法》被称为“兵学圣典”，而他自己则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兵法》是一部智慧兵书，它的内容宏阔深远，充满了战略思考，是中国式智慧的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孙子智慧将为我们提供诸多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方法和智慧源泉。
一、孙子的制胜之道与中国式战略智慧
孙子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孙子兵法●谋攻篇》），意思是弱小的一方如果硬拼，就会被强大的敌人所擒获。这揭示了战争领域大胜小、多胜少、强胜弱、优胜劣的一般规律。所谓强者千斤压四两，取胜几乎是必然，不足为道，然而弱者四两拨千斤，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非大智大勇不能为之，所以历来为世人赞颂。新生力量萌生时期，实力弱小，往往会被人忽略，因此，实力弱小的一方往往会埋头苦干，隐蔽自己的企图，不露声色地发展，一旦力量显现出来，就一发而不可收，这就是“柔弱胜强”的斗争艺术。
孙子兵学研究专家吴如嵩先生将其称之为“柔武战略”，并说：“‘柔武战略’是中国古典战略的旨要”［1］“柔武”一词出自《逸周书●柔武》，原文为“善战不斗，故曰柔武”，该书主要记载了弱小的周族如何灭掉强大的商纣的历史。周族统领姬昌在姜尚的建议下，采取“阴谋以倾商政”的战略策略，荫蔽企图、暗中积蓄力量，广交诸侯、剪除羽翼，不与强大的商纣直接硬拼，最终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而从军事哲学角度系统论述“柔武”战略的是老子，所谓“老聃贵柔”，就是指老子对于“守柔”战略的推崇。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道德经》），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
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借鉴老子的“守柔”思想，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制胜之道。孙子在《谋攻篇》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通过不战达到目标，是柔武战略的最高境界。孙子将“兵形”比喻成“水形”，提出“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告诫统治者，最好“不战而胜”，如果必须战的话，也不要与强敌硬拼，而应像“水”一样柔顺，避高而趋下，避实而击虚，避敌锋芒，顺势而动，因敌制胜。孙子在讲到“诡道十二法”时，提出“实而备之，强而避之” （《孙子兵法●计篇》），在讲到用兵之法时又说：“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就是强调如果对方实力强大，就要加强戒备，避免与其正面较量。这与毛主席提出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实是弱者斗争的艺术。那么，什么是制胜之道呢？孙子说：“故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孙子兵法●虚实篇》），意思是示形诱敌的方法运用得极其巧妙时，可做到无形无迹的地步。即使智慧高超的对手也想不出对付我的办法。根据敌情采取制胜的策略，即使摆在众人面前，众人也理解不了。人们知道我克敌制胜的方法，却不知道我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制胜的，这正是孙子追求的“制胜”之道。做到这样，就可以达到最大化的作战效果。实际上，孙子关于制胜思想有着系统的论述，比如“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篇》）谋略制胜思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的知胜之道，“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孙子兵法●地形篇》）的上将之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篇》）的治军之道，“静以幽、正以治”（《孙子兵法●九地篇》）的将军之道，“因敌制胜”的用兵之道等等。总之就是不要强取，而应巧胜、谋胜。
某种意义上，“柔武战略”意味着善守、善藏，与韬光养晦意思相近。孙子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孙子兵法●形篇》）可见，善战者的胜利，不露行迹，不动声色，“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 （《孙子兵法●形篇》），防御时，藏得很深，无人能发现，进攻时，居高临下，无人能阻挡。回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数不胜数。
孙子亲自指挥的吴楚柏举之战就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集中体现。在柏举之战中，孙子以三万兵力战胜二十万楚军，可谓是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战略效果。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尉缭子评价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制谈第三》）。那么，吴楚实力差距如此之大，孙子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可以从《孙子兵法》里找到答案，孙子说：“敌虽众，可使其无斗。”（《孙子兵法●虚实篇》）“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兵法●虚实篇》）可见，孙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制胜方法。
今天的中国，虽然说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升，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总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处于弱势。中国共产党就是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的，而且敌强我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长期面对的基本斗争形势。土地革命时期，弱小的红军面临的国民党百万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面临的残酷凶悍的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是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的是强敌的四面封锁。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面对的是西方经济的强大冲击和竞争，如今的中国，面临的是美国在贸易科技领域的封锁和军事上的遏制，但我党依然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强敌、排除万难，取得伟大胜利。探索其中奥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中国式道路，其中蕴含着传统兵学的大智慧，比如，“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夺其所爱”“敌虽众，可使无斗”“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等，不与敌人硬碰硬，而是通过“伐谋”“伐交”等各种方式，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些战略智慧是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国所独有的，因此更具有中国特色，也更能体现出中国式道路与西式现代化的不同。
二、孙子“重道修道”的道胜思想与中国和平崛起
在战争中，如果战争指导者没有把“道”放在首位，可能会赢得无数次战役战斗，但却会输掉了整个战争，可能会赢了局部，却输掉了全局。只有从“道”的层面去认识《孙子兵法》，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它的精髓。说起“道”，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都讲道，不同的流派，对道的理解也不一样，没有高低之分，但却涵盖各个层面，比如天地之道、君王之道、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总的来说是讲的“普遍规律”。如果把“道”放到中国的历史中去看，就能看得非常清楚。一代王朝能够取得天下，往往是因为赢得了“道”，而一个王朝之所以崩溃，往往是因为失去了“道”。所以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是决定国家和个人命运一个最根本的要素。
孙子并不是孤立地去讲战争，而是将政治与战争联系起来讲，他在《计篇》就讲到战争制胜的五大因素“道天地将法”，并将“道”置于首位。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意思是，使民众与统治者一样，同生死、共患难，而不畏惧危险。在《形》篇，孙子进一步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就是讲善于指导战争的人，修明政治、健全一切法令制度，因而就能够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里的“道”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政治、民心向背等，几乎包含了人的所有因素。
那么，“道”在兵法中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呢，《孙膑兵法●威王问》有一段生动描述，值得玩味 。孙膑在回答了齐威王与将军田忌关于兵法的提问后，“孙子（孙膑）出而弟子问曰：‘威王 、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接近）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为什么孙膑说“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我们从威王、田忌所问的问题可以看出 ，他二人对军事十分内行，问的问题也很尖锐，难度也很大，可以说是“知兵之问”。 那么，为什么孙膑却认为“几知兵”，而不是“已知兵”呢？孙膑没有给出答案，如果斗胆猜测一下的话，我认为他二人所问的都是作战之法方面的问题，而兵家的大“道”是“上战无与战” ，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自古知兵非好战”，总之，是和合文化，是天下大同。
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以和为贵”“重战慎战”“不战而胜”的文化基因，中国从来没有侵略别国，也不打代理人战争。中国今天取得的成绩不是依靠殖民侵略实现的，而是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而来。而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则是侵略、殖民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掠夺其资源、市场以及劳动力的过程，是依靠战争和血腥完成的原始积累。西方人崇尚武力，唯武器是从，为了一己私利动辄发动战争，比如俄乌战争，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的代理人战争；而中国人崇尚和平，追求“不战而胜”，化解战争于无形，诸如善战无勇功、止战无与战、无招胜有招、四两拨千斤等等，这些西方人都不理解。举个例子，西方人顶礼膜拜的克劳塞维茨以其“绝对战争”理论，引领西方乃至世界的军事学，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却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而核武器的出现，更使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边缘。以至于西方学者也在质疑和修正《战争论》，从东方智慧的孙子兵学中寻找出路。随着中国的强大，孙子的大智慧将成为解决战争问题的济世良方。
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无所不用其极地围堵打压，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却不断制造战争冲突；声称致力于危机的和平解决，却不断为冲突方提供军火，大发战争财。道之不存，焉能服众？在西方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对抗思维下，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崩溃论等观点甚嚣尘上，然而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实现了和平崛起。美国应该好好反思自己，把精力投入到保护人民的生命，控制疫情上，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各种矛盾争端上。这样的霸权主义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福音，只会让世界陷入灾难。
究竟是走霸权主义的西方对抗之路，还是走和平共处、文明共存、互鉴互惠、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孙子早为我们指出了和平发展之路。孙子主张道胜全胜，认为不战才是善战者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略谋略思路。当今世界之争，应注重谋略，以不战的方式解决争端冲突，这恰恰是中华兵学智慧的最高超的地方。孙子开篇第一段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告诫统治者慎重对待战争，千万不要轻启战端，而应控制战争，以不战方式解决战争争端，达到全胜的战略目的。先秦诸子，无不强调“兵凶战危”“兵犹火也”，意思是兵不可玩，兵不可戏，玩火者必自焚。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慎战思想正是放在《火攻篇》里论述。孙子讲：“非危不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又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孙子兵法●计篇》）总之，在中国兵学文化之中，无不奉“自古知兵非好战”为圭臬。反观西方，提出“绝对战争”，认为战争是暴力的最大限度的使用，主力会战是战争的长子，结果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毁灭性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社会生活当中，尤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孙子的“同舟共济”思想与和谐竞争发展
中国人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从道家的“小国寡民”，到儒家的“大同世界”，再到兵家的“同舟共济”思想，都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大同理想。
孙子《九地篇》说：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我们熟知的成语“同舟共济”就源自这里。这段话的意思是，试问：“军队可以使它像常山之蛇一样吗？”回答是：“可以”。吴国人和越国人历来是互相仇恨，但当他们同船渡河，遇到大风时，却能互相救援，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协调自如。也就是说，即便是仇敌，当遇到共同的威胁时，也会团结一致，相互协同，共同应对危险。孙子看到，在共同的核心利益面前，敌我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会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达到利益最大化？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战而胜”。因为一旦开战，就一定是“破胜”，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更严重的是两败俱伤，那样取得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孙子提供给我们解决战争的最佳方案“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兵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敌我双方不要兵戎相见，而是坐下来理性解决问题，最好通过不战的方式解决，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也是谋求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与西方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是一个战略家、政治家，他想的是如何安国全军，不战而胜。而克氏只是一个军事家，一心想的就是打胜仗，主力会战，消灭对方军队。孙子能跳出战争看战争，告诉战争指导者，战争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最后的手段，而不是全部的手段，还有其他更好的手段，比如伐谋、伐交等。这就是高人一筹。没有仁慈心的战争发动者是很可怕的，他往往会把战争变成可怕的屠杀场。而孙子强调要控制战争，最好不要战争，这体现了孙子的和谐竞争的文化精神，这也是中国战略文化的精髓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狭隘的只顾自身发展，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越来越意识到，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需要全人类共同守护。而观今日世界，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东西方文明斗争激烈，全球化经济发展陷入窘境，局部地区动荡不安，全球变暖，气候异变频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美国拉拢西方阵营，以对抗冲突，弱肉强食的霸道思想统治世界。他们标榜民主自由，却任意干涉践踏别国内政，恃强凌弱，让这个世界陷入冲突与灾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和最大的竞争对手，在贸易、半导体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打压，企图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试图迟滞和阻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断对台军售，推动日韩反华，阻止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军援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并试图将这种模式用到台湾地区。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向中国年轻一代渗透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宗教信仰等，利用其文化产品和大众消费品，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一代。这样的恶性竞争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消极的影响，也反噬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身，可谓是损人不利己。
习近平主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如果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而破坏他国利益，那么这样的恶性竞争最终会反噬自己。如果我们把战争作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最残酷、最血腥的竞争，那么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一种和谐竞争。恶性竞争只会带来灾难，使国家变得衰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美好家园变成一片废墟，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一切都将付出血的代价。“如何处理竞争与和谐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努力地将竞争纳入有序化的轨道，这便是和谐。”[3]所以，孙子的“同舟共济”思想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地球已然变成一个村落，对抗与冲突显然是没有出路的，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和谐竞争、互惠互利，在面对一些全球性问题时，还是要摒弃前嫌，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比如核扩散问题，气候变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需要世界各国一起努力才行。即使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也需要各国秉持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发展观，谋求有序、和谐的竞争秩序，这既是中国兵家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
［1］吴如嵩：《徜徉兵学长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3］吴如嵩、赵海军：《和谐竞争——孙子的核心文化精神》，《滨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5页。
（责任编辑：周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