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孙子智慧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张泰玮
一、现代化理论概述
要研究孙子兵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进而运用孙子智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现代化理论的内涵。
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盛行的关于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的一般理论。该理论源于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埃米尔●杜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该理论盛行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该理论的核心主张有四点。第一点，现代化是一个向欧美型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演变的过程；第二点，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基本的前提；第三点，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文化以及思想观念，克服传统的障碍，必将走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道路；第四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输入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和思想观念上，成功率存在差异。
二、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必要性
在这套现代化理论的引导下，全球普遍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向欧美型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演变的过程，即西方式现代化。显然，中国式现代化不符合这一理论的规定。由此可见，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必要构建一套完全不同于这一现代化理论的全新现代化理论作为指导。为此，我们把这一现代化理论称之为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而我们要构架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埃米尔●杜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实际上，全球公认的三大社会学家中除了他们两位外，还有一位就是卡尔●马克思，即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我们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基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早就预言了欧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所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俄乌冲突危机，和当前整个西方国家所存在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雄辩地验证了马克思这一预言的真理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却缺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有关论述。随着社会主义的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有必要，而且也必须去探索和构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而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变迁与发展的一般理论，必然有其哲学方法论。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主要是埃米尔●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即社会唯实论。社会唯实论主张社会是具有客观性的独立实体，具有不同于个人特征或不能完全通过个人特性加以认识的特殊实在性。其次，社会的实体性必须由社会整体性加以说明，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个体分属不同的层次，因而受不同于个体的规律支配。即社会的发展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规律，而不能基于个体的规律来推导和分析研究。
其实，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实体性和社会整体性的认识更为深刻。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这一整体，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的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奠基于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马克思比埃米尔●杜尔凯姆更为深刻。
三、运用孙子智慧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即必然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基础上的现代化理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还应该有中国性质，而这个性质必然要奠基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孙子兵法为我们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套观察社会实体性和社会整体性的哲学方法论。
战争是由两家政治集团，甚至多家政治集团构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要研究这一系统，必然不能基于个人的本性来研究。无疑，孙子兵法就是研究战争这一社会系统的特性和内在规律的，而不是研究个人的特性和内在规律的。甚至孙子特别警告，如果基于个人的本性来研究战争的本性和内在规律，恰恰是战争灾难的根源，即《孙子兵法●九变篇》所讲的：“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研究战争这一社会系统的哲学方法论是什么呢？就是《孙子兵法●计篇》所列出的“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和“七计”。孙子指出，研究战争要“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即以“五事”为主干，以“七计”来比较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五事”的本质，就是把战争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认为这个实体具有宏观性、系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同时具有规律性。通过“五事七计”来研究这一实体的宏观的、系统的、复杂的规律性，从而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的规律，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进而“百战百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
除了“五事七计”外，孙子兵法还包含了研究战争这一整体性实体的诸多哲学方法论，比如《作战篇》的利害论，即“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谋攻篇》的全胜论，即“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等等，可以说孙子兵法几乎每篇所包含的思想，都蕴含有观察社会整体性和社会系统性的哲学方法论。
尤其是全胜论解决了一个西方战争论所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即战争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充满了盖然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每战必胜的可能性，更妄论“百战百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全胜论的观点了。可见全胜论是我们观察社会整体性和系统性，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
其次，孙子兵法为我们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思想基础。
由于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把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套用到发展中国家，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能达到期望效果，即他们的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虽然被打破了，但并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反而导致出现社会动荡、经济返贫，乃至整个国家政治被西方操弄等严重问题。由此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一批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学者创立了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中心—边陲”经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这个依附化过程从重商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它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这一过程的两种结果：西方国家的发达化和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扩张所造成的剥削与依赖关系。显然，按照依附理论的观点，运用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化，即不可能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应该说，依附理论完全吻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资本主义剥削性。这种剥削性是超越国界的。只要这种剥削性存在，发展中国家必然无法实现所谓西方式的现代化。
但是，依附理论仅仅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那么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现代化理论呢？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却能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找到理论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主动权，即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必须保持自己的发展主动权，更不能完全依附于西方的恩赐。比如，前苏联完全信任和依附于西方的“休克疗法”的现代化方案，瞬间导致苏联的解体，以及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快速返贫。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把握自己发展主动权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与西方交往，乃至达成或超越西方的发展水平呢？这是极为困难的。这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甚至完全可以说，这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优先考虑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孙子兵法可以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借鉴。甚至可以说，孙子兵法的这套竞争思想体系稍作转化，就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依附理论的现代化思想理论体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丛林法则下与强势的西方国家看似合作实质激烈竞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升级过程。而孙子兵法恰恰是一套弱小者在与强者的竞争中始终把握主动权并战胜对手的一套思想体系。基于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依附理论的现代化理论，即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本身就是这套理论的实践过程。因此要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很有必要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创造性总结和归纳。
第三，孙子兵法为我们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种对文明的全新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自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崛起和拓展，人类普遍形成了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思想意识。在这种意识下，似乎西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人类最优秀的成果。相对而言，其他文明似乎都是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甚至被抛弃的。可见西方文明中心论体现了西方人在人类文明中的一种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总是打着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旗号，在全世界大肆推行颜色革命，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颜色革命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文明、繁荣和进步，相反却带来了深沉的灾难，甚至使他们民不聊生。因此，人类期盼一种全新的文明观，来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方向。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史性访问并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新文明观”。这种“新文明观”认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但同时，“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正因为如此，人类不同文明之间要交流互鉴。“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确实，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所持有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而且，“历史和现实证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所以，习近平主席倡导，对待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相互包容。正如他指出的：“文明是包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接下来，习近平主席以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变迁为例，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包容、消化、融合、创新，形象生动地解释了这种“新文明观”，以及这种“新文明观”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即“和而不同”。如他讲道：“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
但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作祟下，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这种“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吗？显然这是极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和而不同”基础上叠加“伟大斗争”的思想理论，从而在新文明观的指导下创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新文明形态。“和而不同”叠加“伟大斗争”，正是孙子兵法的精粹之一。
孙子兵法所倡导的战争，绝不是克劳塞维茨所倡导的“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即绝不是一种军事斗争行为。孙子首先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安国全军行为，坚决反对贸然发动战争，更反动穷兵黩武。在战争形式上，孙子也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崇尚“无限暴力”，而是尽量设法降低战争的破坏性，提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等全胜思想，以及“上兵伐谋”的伐谋思想，等等。也正是因为拥有孙子兵法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和熏陶，所以中国人拥有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认识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当前，美国极为担忧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从而挑战美国霸权，于是纠结整个西方阵营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追堵截，其手法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完全可以设想，在文明冲突论的作祟下，即使中国超越美西方，美西方也不会轻易地甘拜下风，更不会与我们和而不同，和平共处，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因为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新的文明形态，必然是“伟大斗争”所保障的“和而不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借鉴孙子兵法的安国全军、上兵伐谋等的军事思想，从而构建一套极不同于中国古代所单纯崇尚的“和而不同”的“平天下”的文明形态，也不同于西方文明冲突论下的“零和博弈”的文明冲突形态。这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将是一套“和而不同”叠加“伟大斗争”的文明形态。基于这种文明形态，广大发展中国家才可以联合起来，在确保自我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最终完成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四、总结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人类现代化理论陷入停滞的当代，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是一个极为迫切的时代课题。期望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思考。
（责任编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