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诸葛亮成才之路
王汝涛
一、家学——齐鲁交会郑玄贯通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气。
陈寿《进诸葛亮集》表
汉代从武帝时立官学，设五经博士。想求学(为官的阶梯)的人，就得入学跟从博士学习，而且终生以老师的学说为标准，叫做“守家法”。到了东汉后期，由于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古文经学)……虽为今文所阮，未免大昌，然片语单词已为学士大夫所崇”（刘师培语)。这些“巨儒”便在家中讲学，盛时去听讲的学生多至数千人。后来官学渐衰；“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私家讲学盛行起来。当时没有印刷术，讲学出自巨儒之口，入于学生之耳，记录或有疏漏舛错，众弟又记述人人不同，于是学术又渐渐演变成祖、父、子、孙世代相传之学,人称这种家族为“传经家”，传下来的学术便称之为“家学”。
诸葛亮便生在这么个时代。他虽然“少有逸群之才”，但如果没有“学术”以辅之，也不能发挥其才能，成就较大的功业。幸而他生在一个传经世家中。他远祖诸葛丰，初“以明经为郡文学”，后来仕至司隶校尉。全家由今诸城迁至今沂南(即东汉的阳都县)。这事据张崇琛教授考定一住就是200余年，至诸葛亮、瑾才分别迁往荆、扬二州。阳都诸葛氏可以称作源远流长的世家了。诸葛亮幼年从学情况，《三国志●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但他13岁(或说14岁)才离开家乡，至少有6至7年受到家教的影响。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初定型的时期，亮的家教一直影响了他一生。但是史传中并无记载，他秉受的家教到底有哪些具体内容呢？通过两个研究渠道，可以大致勾画出一个轮廓来。
(一)他的父亲诸葛硅，在汉灵帝时，先任梁父(属泰山郡)令，后为泰山郡丞。汉代取士，行察举、征辟制，即由地方举孝廉、茂才等，朝廷除授以官职，或由郡守等地方官辟以为功曹、幕僚等。诸葛硅先任县令，该是举孝廉、茂才等出身，但当时的泰山郡守似为应劭，就是那个著《风俗通义》、会通百家之学的人，也不排除他知道诸葛硅的学识，隔郡征辟至泰山郡为官的可能。硅被提为郡守副手的郡丞，可见二人关系很好。硅治学可能与应劭一样以古文经学为主，会通百家。其次，当董卓专权之前，诸葛瑾曾在洛阳游学，“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证明他是治古文经学的人。这应该是他的“家学瑾如此，亮亦不能例外。证据便是《三国志》亮本传裴注引《魏略》所说的“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不了解那时学术流派的人，大约以为诸葛亮的“独观其大略”等同于陶潜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是读书不认真的一种表现吧。东汉盛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特点之一是烦琐，不论治哪一种经书，着重在章句的训诂上下工夫，“一经的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于治国安邦毫无用处。而古文经学呢，一个特点是“举文义”(抓住学说的要点)，也就是诸葛亮的“独观其大略”。他的家学渊源，可以由此窥知一二。
（二)他的家乡琅邪郡，邻近古齐、鲁两国地。古文经学又受这两种学风的影响。范文澜认为鲁学主合古(遵守古代的典章制度)，齐学主合时(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改革)。诸葛亮的学说兼齐鲁两家之长而扬其短、较多的却是受齐学影响。齐滨海，思想趋向于开放，观管仲重工重商主张“衣食足而知礼义，仓廪实而知荣辱”，把民富国强放在鲁学所主张的仁义之前，可知它较为进步。诸葛亮尊崇管仲，治蜀时讲求军事工艺，发展盐井火井和蜀锦，修治都江堰确保农业丰收。又信赏必罚，力行法治，都是学习管仲治齐的方法而得其精髓。但是，他以刘备继汉为正统，力求儒家的大一统(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从而六次北伐，死而后已，又是继承了鲁学，特别是春秋的要旨。这种思想应该是幼年时形成的。这也有一个证据，当时的大儒郑康成(玄)“所学必兼百家”。《后汉书●郑玄传》记此事：“(袁)绍客多豪俊……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有问必答)，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会通百家，这又是汉末思想的一个进步。郑玄当诸葛亮幼年时，曾由青州去徐州，路过诸葛亮家乡，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是袁家(袁术)的朋友，又是琅邪郡名士，倘若与郑玄有所交往，以后该会影响诸葛亮。《华阳国志》有一段文字，记载诸葛亮当国时不下赦诏，有人不满意。诸葛亮说：先帝曾经和郑康成交往谈论，治乱之道谈得很多了，却从来不谈大赦。显然，亮与刘备谈论过郑康成。亮紧紧记住郑康成的主张；被人称为“惜赦”，可见他对郑康成的尊重。郑康成是会通齐学鲁学的大学者。当时还有一个会通百家的人，便是应劭。诸葛亮是否通过父亲受到应劭的影响，史传没有记载。但是他的思想中兼有儒、法、道、名、纵横(联吴抗曹)和兵家的成分，可见他是会通百家的继承人(在当时，会通百家是最进步的思想)了。
诸葛亮的思想，奠基于幼年时代，略如上述，是得力于家学和地域优势的。以后，他交游渐广，与中原及荆州的名士切磋学问，取精用宏，使他的思想更加趋于博大精深，但是幼年奠下的基础却没有改变。
二、反思——王符仲长统论政的影响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亮《出师表》
中国古代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有这种人，才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时，“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也没有使这种人断了种。汉文帝时的贾谊就写了《过秦论》，追询秦朝盛时“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始皇死了没几年，便“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孺子婴)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原因。这是对一个王朝暴兴暴灭的理性反思。在汉朝，这一类知识分子，有著作传世的，还有晁错、贾山、贡禹、王充(他的反思侧重学术思想方面)、左雄、崔蹇、王符、仲长统等人。其中王符的《潜夫论》和仲长统的《昌言》，是对东汉末桓帝、灵帝时君昏政浊的反思，这与刘备、诸葛亮对话中“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的反思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探讨一下王符、仲长统的思想是否影响到诸葛亮。
王符，生于和帝、安帝之际，卒于桓帝、灵帝之世。这个时代是汉代农民暴动的第二个高潮时期，自和、安时的许圣、张伯路到桓、灵时的黄巾大起义，已使汉家天下危在旦夕。针对这样的时局，《潜夫论》从天道天命观、道德法律到政治，都有针对当时经过反思后的批判文字。这里只着重探讨它在政治方面的反思。
王符痛快地斥责高官们爵禄的取得是罪恶，等于盗贼：“观之衰世，举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耳。”他称汉末的皇帝为“盗天”的大贼。他认为当时没有贤能的标准，欺罔百姓，其结果是“常好其所乱，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自取灭亡)”。他所处的时代呢，和古代亡国之君，“虽相去百世……限隔九州……然其已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书合节”，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大胆地说，东汉末年“汉土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难怪刘备、诸葛亮得出“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结论。
仲长统生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亦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他著的《昌言》凡34篇，不但比《潜夫论》丰富，批判时局也更大胆、深刻。仲长统有较系统的思想体系，这里我们也着重探讨他的政治思想。
首先，他认为王朝的兴亡，不在于天道的保佑或扬弃，而在于是否尽人事(好好治国)。他说：“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对于皇帝(他称为王者)，他说：“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宗，勤恤政事……政和民安，向得其所……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良，以喜怒为赏罚……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形式上政事按部就班)……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这一段话，很适合于魏明帝及吴大帝孙权的晚年，那时朝政看起来还井井有条，其实明帝朝内有一个大隐患司马懿，身边最信任的“巧佞”孙资、刘放是司马懿的内应，亲属中最信任的是无能的曹爽，因此表面上的升平之世埋伏下了魏朝灭亡的种子。孙权晚年变得昏庸，信任校事(监视百官的特务)，弄得元老和功臣离心离德，丞相顾雍揭露校事吕壹，受到孙权的“谴让”，诸葛瑾、步骘、朱据受到吕壹的诬告，噤口不敢言。武将潘溶甚至要和吕壹在百官大会上动刀子，同归于尽。大将陆逊和太子孙登，一个不敢揭发吕壹，一个向孙权密告了好几回，全不管用。孙权死前一直没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研究诸葛亮成才的过程，不能忽视当时学者的反思和为巩固新政权而作的反思对他的影响。
三、成才——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司马德操
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东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
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到了豫章，约在公元194年。汉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当时李催与郭汜在长安掌权，关东根本不听他们的命令。很可能是奉命持节慰抚东方的马日殚矫诏任命的，也可能是袁绍和曹操矫诏任命的，因为他们二人正共攻袁术，任命朱皓守豫章，意在赶走诸葛玄以削弱袁术的势力。诸葛玄不与朱皓计较，带了诸葛亮姐弟四人去襄阳投奔刘表，时间约为公元195年。后来诸葛玄死去，亮躬耕于隆中，读书游学于襄阳，时为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始出山。自公元195年至公元207年(诸葛亮从15岁至27岁)12年中是诸葛居襄阳时期。这12年对诸葛亮特别重要。他终于成为逸群之才，便由于不懈的躬耕、读书与交游。成才的标志是被称为“卧(伏)龙”和拿出了千秋一对的《隆中对》。
前面说过，诸葛亮13岁，由于家学渊源及受齐鲁学风的熏染，已奠定了成才的基础。但有了好基础未必一定将来就能成为才能之士。古代学人成才与否，关键时期多在15岁～25岁的10年之间。诸葛亮在这12年中，是通过什么渠道成才的；史志记载阙如，但是我们勾稽散见于各处的史料，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下面不依时间顺序，分几点说明。
(一)立志
《本传》一开始就记此事：“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这大约是诸葛亮躬耕陇亩后不久便立下的志向。20岁左右的人，自比管仲、乐毅，时人(世俗之人)不同意，倒也难怪，就诸葛亮说，大约此志蓄之胸中久矣。前面说过，齐鲁之学中，影响他较大的是齐学。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业谁人不晓，何况又留下了一部《管子》。乐毅虽然不是齐国人，但是为燕昭王合五国兵攻齐，大胜，得七十余城，’这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汉高祖得天下后，过赵国，还专门封乐毅的后人为华成君。这二人，正是出将入相的榜样。
诸葛亮居荆州时，东汉已分崩离析，有如春秋战国时代。诸葛亮《戒外甥书》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他自己不打算做一个二千石的郡守，要做更大的事业，才自比管乐。裴松之注于此事下，引《魏略》的一段记事：“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间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裴松之加了一段按语，大意是说，诸葛亮如果投到曹操手下施展才能，陈群、司马懿等人，远远比不上他，不患道之不行和功业不成。其所以不北去投奔曹操，乃是汉朝气数已尽，自己打算辅佐一个豪杰，以兴弱国、继绝世为己任这个缘故。松之是在事后评论的，所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那时刘备尚未投奔荆州，诸葛亮也预料不到“三顾”之事，怎么谈得上“翊赞宗杰……兴微继绝”呢?但是裴松之看出了诸葛亮之志向比陈群、司马懿争一日之长、追求个人名位要高大得多，见解倒是极为卓越的。
前面引的《魏略》，称亮与崔州平等三人俱游学荆州。可证诸葛亮在荆州并非一味地埋头种田，他的主要精力应该是从师交友、继续学习。后来他在《诫子书》中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将才、学、志、性的交互影响以及他对学习的紧迫性的看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验之事实，这个看法，他在荆州时就形成了。
（二）游学
指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或有名师巨儒之地去求学。当时的荆州便是最理想的游学地区。刘表为荆州牧，镇守襄阳。“初，荆州人情好扰……盗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蔡邕特别重视的王粲，也曾避乱于襄阳，他也说：“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些人当中，有名的学者，除王粲之外，还有司马徽、宋忠、綦毋闿、颍容、邯郸淳、隗禧等。同是到荆州游学的，崔州平、徐庶是颍川人，孟公威是汝南人。颍川、汝南，东汉时都是学者集中之地，如今到襄阳游学，可见学术中心已经转移到了襄阳。
诸葛亮等人向什么人学习呢?有三人曾在学官或讲堂讲学。《刘表传》裴注引(英雄记)：“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又《尹默传》：“梓潼涪人也。益部多祟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忠)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又载尹默后以《左氏传》授后主。又《向朗传》裴注引《英雄记》：“朗少师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看来，诸葛亮是与徐庶、庞统从司马徽学古文经学的。这正好与他家世代相传之学相衔接。他的学习方法与徐庶不同，徐务为精熟，他却观其大略。唯其如此，才能活学活用。例如，他为刘琦划策：“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这是《左传》记晋献公两个儿子受猜忌，导致申生自杀，重耳(晋文公)出亡的一段事。在内而危，在外而安，是诸葛亮总结出来的，《左传》无此暗示。但是却救了刘琦一命。大约因此，司马徽在众多学生中特别看重他与庞统。亮本传裴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指他的大部分学生)，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当然这是比较而言的，也并非说其他学生都是草包。“识时务”的表现为隆中一对。这时，可以说诸葛亮已经成才了。
(三)博览与慎思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排比一下，葛亮堪称是博览群书与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先说一下他读了哪些书。
1.首先是《左氏春秋》(《左传》)。这是古文经学起家之书。除上引“申生在内而危”外，刘备永安托孤时，他说的“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是从《左传》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的话变化而来的。荀息的原话是：“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济之。”又《与诸葛瑾书》：“殷德嗣秀才，今之侨、肝者也。”侨、肝，春秋时郑大夫子产(侨)和叔向(羊舌肝)，名字都见于《左传》。又《自贬疏》：“《春秋》责帅，臣职是当。”所说的《春秋》，也指《左传》。又，《论斩马谡》：“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此事亦见于《左传》，还有例子，不列举了。
《左传》这部书，内容丰富，记载战争的部分，如鄢陵之战、邲之战、搴之战，简直可以作为兵法战例来看。清朝初人关，以《三国演义》作为兵法教大将，指挥战争，常收奇效。诸葛亮是否也从《左传》中学习战争了呢？《左传》中各国交聘，很讲究辞令。如果真有所谓舌战群儒的话，也该是受益于读《左传》。又，《隆中对》中的“西和诸戎”，也该是受了“魏绛和戎”的影响。
2.史书与兵书。诸葛亮的表章檄文和书信中，多引史事。如游说孙权，引田横不屈事，见于《史记》。其余见于《史记》的有《论刘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刘子初远矣。”略改刘邦的语气为自己的语气。多次谈到项羽的失败，是简括《项羽本纪》的内容。《答法正》“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是简括《始皇本纪》的内容等等。在劝刘备顺应部下请求自立为帝时，诸葛亮详细引了耿纯劝汉光武称帝的话。三国时，《后汉书》还没有撰写，他大约读了《东观汉纪》的载。而这部书当时不是大行于世的。他的联吴抗曹，显然受了《战国策》的影响。
他曾引过《孙子兵法》的“必蹶上将军”。《孙子兵法》，后世很容易看到了，当时却是罕见的书。曹操是头一个为《孙子兵法》作注的人，以至于有人怀疑曹操的《孟德新书》是从《孙子兵法》中窃取的（《孙子兵法》原为80余篇，今传本为13篇)。诸葛亮引用孙子兵法，可见他读书之广，也证明他不想做一个纯粹的“文官”。
3.法家、名家著作。诸葛亮亲自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给后主，当他率张飞、赵云入蜀之后至刘备征吴失败这段时间之中。可他初读法家著作，很可能是在10年游学间。他在《答法正》中论用法宽严时说：“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土，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并济，上下有节。”可见他也重视“德政”，其所以用法严，只是针对刘氏父子的“威刑不肃”。可贵的是，他扬弃了《韩子》《商君》的“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所以陈寿赞美他：“至今梁益之民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名家之书，未见诸葛亮引用过，但陈寿评论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正是名家书中的义他付诸实践了。
4.其他。亮虽以儒学起家，但除了《左氏春秋》之外，引儒家典籍不多。所见到的《隆中对》中的“箪食壶浆以迎将军”，引《孟子》语稍作变化；《追尊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表》，《礼记》的“立爱自亲始”，引《诗》的：“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正议》“奉进獾兜滔天之辞”，活用了《尚书》的记载。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诸葛亮家教、从师，都治古文经学，但在《追尊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表》一文中，引了《春秋公羊传》中“母以子贵”一句话。《公羊传》是今文经学家最重视的典籍。在这件事上，也许是郑玄、应劭的学风在诸葛亮身上的体现吧。
学以致用，前面引《中庸》的几句话，后面三句慎思、明辨是由学(博学)转化到用(笃行)的过程，其中的慎思可以理解为独立思考，也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就诸葛亮来说，《隆中对》乃是他学术融会贯通的最好例证，为几乎处于穷途末路的刘备指出了一条出路，而且是最好的出路，任何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实际上是择主而事，否则他何必自比管、乐？他通过与刘表的世交加亲戚的关系，通过与襄阳七大豪族庞、黄、蔡、蒯、马、习、杨的戚友关系，通过岳父大名士黄承彦的关系，通过共同游学的崔州平(崔为太尉崔烈之子)、石广元等人的关系，对于正在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时局有了全面的信息。于是对于当时的四大割据的势力——曹操、孙权、刘表、刘璋，甚至还有寄人篱下的英雄刘备，通过睿智的思考、分析，作出了判断，最后决定了择刘备而事，并准备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兵伐曹的整个方案。关于这些，后人研究评价的文字多了，不复赘言。但还是要说一句：《隆中对》是诸葛亮业已成才的标志。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