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孙子兵法》文化现象与开发
吴九龙
在当今社会中，《孙子兵法》和孙武事迹似乎已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孙子兵法》虽是古代军事著作，但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在政治、历史、哲学、企业管理、医学、体育等领域经常被运用。可以说上至中外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下及个体商贩、田间百姓，著书立说，街谈巷议，都能引用《孙子兵法》的警句以申己意。在古代兵书广为流传，人们还不断探索它的现实意义的时候，一些讲权术、阴谋的书也杂陈书肆。一时间所谓谋略文化渐渐兴起，良莠难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竞争与斗争中，从武力相搏，进而运用智慧，即斗力、斗勇进而斗智，实在也是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带来的进步。如果再仿效古人的权谋来处理今人今事，一定会遗患多多，这是一种倾向。凡国家、家事到琐事，事事皆能联系到《孙子兵法》，空泛地和立竿见影地语录似地引用，同样是无助于对《孙子兵法》内容的理解，以及对现实影响的进一步探讨，这是又一种倾向。这两种倾向的存在，正说明我们对《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古代军事思想，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了解《孙子兵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研究孙武的思维方式也十分重要，在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时期，为什么孙武阐发了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军事思想？深入研究《孙子兵法》乃至齐兵学，对其现实应用是很有意义的。孙子名武，是我国春秋时代伟大的军事家。战国时代的韩非、尉缭，西汉的司马迁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载过孙武的事迹，十分推崇他的军事才能和著作。韩非在他的书中谈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他是早期记录孙武有兵书传世的人之一，也表明在当时孙吴兵书已广为流传了。司马迁著《史记》曰：“世俗称师旅者，皆曰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所多有，故不论。”同时，司马迁还在《孙子吴起列传》中，生动地描述了孙武进见吴王的情形。吴王也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司马迁指出孙武兵法是孙子十三篇。这与30多年前山东临沂银雀山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出土的西汉简简文是一致的，所以，孙子十三篇是孙武最基本的军事著作，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巅峰，是其他古代兵书难以企及的，是我国最优秀、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孙子兵法》是我们研究和开发的中心。
孙武著《孙子兵法》，并非纸上谈兵。他的军事实践也是成功的，战功卓著，战绩辉煌。司马迁的《史记》曰：“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孙武挥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所向披靡，辅佐吴王成就霸业。《尉缭子》一书评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有兵法传世，在他看来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战国时杰出的军事家吴起，较之孙武相去甚远。《孙子兵法》的思想是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又用于指导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孙武是旷古军事奇才，在军事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成功的典范。可是《左传》上没有他的名字，其他史书关于他的身世的记载也是很少的，就连他的生卒年月都不确知，只能相对推断。孙武大约生活在孔子与吴起生活的时期之间。孔子生年两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或二十二年，仅一年之差。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吴王夫差元年（公元前195年）孔子已是56岁的老年人了，孙武当时值壮年，自然略晚于孔子。吴起生于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被楚国贵族杀害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吴起生卒年月晚于孙武，功业也略逊一筹，所以，古代典籍中屡称“孙吴”，即是一个证据。孙武生活的年代十分重要，正处于春秋晚期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变革自然引起军事思想的变化，新旧军事思想的斗争日趋激烈。《孙子兵法》顺应时代潮流，勇于变革，突破夏商周三代的旧传统军事思想，突破《司马法》所代表的“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旧战争观念。班圃对这一历史现象早有感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仁义”、“仁义之兵”是当时已经过时的战争观念。《司马法》一书中还保存了古老的战争观念和时代烙印。而《孙子兵法》中的“诡道”思想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展所引出的新的战争观念。
《司马法》保存有西周的军礼、军法的内容，它主张“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是说以“仁”为根本，以“义”去治理才是正道。正道行不通就要采取权变的方式，即使避免不了使用武力，仍要以行仁义为前提条件。商周时代产生这样的战争观念是有其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当时我国正处在奴隶制时代，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和土地国有制度。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土地和臣民都是属于周王的。“周王把奴隶和土地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也把奴隶和土地赐给卿、大夫，叫做‘立家’”。但是，诸侯和臣下只能享用，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不能赠送和买卖，即“田里不鬻”。青铜器铭文中还记载，周王甚至可以把已经赐给贵族甲的土地，转赐给贵族乙，甲也只好听命。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上，周王室尚强大的情况下，诸侯、卿大夫不可能以战争的方式夺取爵位和封地。“仁”和“义”的运用只是为了调节奴隶主贵族们的内部关系，况且奴隶主贵族之间宗族、姻亲关系千丝万缕，当时的战争多以显示力量，或使对方屈服为目的。所以，才可能出现战争中“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和“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这些历史现象。如果时代改变了，就十分难以理解。还要食古不化，就会出现宋襄公指挥战争那样的笑话，但这毕竟是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形态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具体表现在周王室衰微，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和土地国有制渐渐崩溃。诸侯、卿大夫的势力不断膨胀，侵夺公室利益和权力，强占土地，招诱亡人，自取封号，直至称王称霸。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拥兵自保，相互攻伐。战争连年不断，规模越来越大。从周顷王元年（公元前618年）到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100年间，见于记载的较大的战争约160多次。“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正是这一时期的写照。
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化，战争的理论和指挥艺术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诡道”、“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则应是孙武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适应战争的需要，突破旧的“仁人之兵”的战争观念的一个飞跃。《孙子兵法》体现了战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诡道”就是用兵方式变化莫测，灵活机动，权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决定战事。在新的战争观念的影响和指导下，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战争规模都出现了新的突破。相反无视社会的变革、军事理论的进步、战略战术的演进，那么，在战争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如果将划时代的军事思想的演进，理解为奸诈小人的阴谋诡计，损人利己，也是大错特错了。
《孙子兵法》揭示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从战略高度论述战争问题。“是一部站在时代前列指导战争，揭示军事运动规律的战略学著作。”《孙子兵法》内涵丰富，所论述的军事思想具有进步性、合理性，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其原因在于孙武具有正确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孙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不信天命，认为“天老，阴阳、寒暑、时制也”，天不过是自然现象，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他还不信鬼神主张“禁祥去疑”等。他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虚实”、“奇正”、“主客”、“攻守”、“饥饱”等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也深知利与害、饥与饱等诸多矛盾的转化。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造就了孙武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使《孙子兵法》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可以说《孙子兵法》“是整个人类思维理性进化过程作用于军事文化领域的产物，是古代思想发展长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变革的社会和自身的才具造就了孙武和《孙子兵法》，而《孙子兵法》又推动、加速了社会的变革，并且其思想影响至今而不绝。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学不朽的著作，是我国兵学文化的主流，其思想的合理内核至今闪烁着光芒。我们十分珍惜这份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研究和运用中避免庸俗化和形式化的倾向，发扬孙武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中非凡的勇气、洞察力和创新精神。这对开发《孙子兵法》文化，以及涉及的相关文化领域都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孙子兵法》中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思维方法，曾经影响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如今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它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光照千秋，惠及世界。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顾问、国家文物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