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中国兵学
谢祥皓
孙武，作为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中国兵学的圣人，对中国兵学的理论贡献与深刻影响，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然而，孙子对中国兵学的影响，究竟有多么深刻、宽广，人们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概念，更难有“量化”的具体分析。
明代兵家茅元仪于《武备志●兵诀评》中写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茅元仪所讲，是指《孙子》与《吴起兵法》及《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这五种兵书的关系。“遗”者，弃也，言其抛在一边，不闻不问。由于《孙子》体大而虑周，故五家皆紧连于《孙子》，且只能为其疏解而已。纵观中国历史，茅氏这一论断，不但适用于“先秦六家”，而且适用于全部中国兵学。即:出现于孙子之前者，《孙子》已尽取其精华；而出现于孙子之后者，或为《孙子》的注疏、说解，或为《孙子》的深入应用与发展，无一部可脱离《孙子》。
此乃就兵学撰著而言。若放眼于历代之战争实践，唐代兵家杜牧于《注孙子序》中写道:“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扰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又曰:“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抖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杜牧所言，是指历代兵家战将的战争实践:其胜之所以胜，其败之所以败，都与孙武的论断一一模合。具体战场的得失胜败虽不可尽知，然而它们决不可能出于孙武之“盘”。那么，茅元仪之言，杜牧之论，是否“言过其实”?是否确凿可靠?对此，全部中国兵学与战争实践，可以作证。
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
兵学理论来自于战争实践。中华大地所独具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人文历史，使它自然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系统。中国古代的战争实践，曾经经历了人类战争史中十分完备的各种表现形态，因此，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中国的兵学理论，也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完备、最为典型的理论形态。班固《汉书●艺文志》于兵家篇序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刘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矜战国，出奇设伏，变作之兵并作……”
班固所叙，大致表明了中国古代战争的三大阶段:
其一，以“弧矢之利”为基本战争手段的上古部族战争；
其二，以“仁义”“礼让”为基本特征的三代战争；
其三，以“权谋”“变诈”为主要特征的春秋战国之战争。
孙武生当春秋末期，三种形态的战争实践都已存在。有相当完备的战争史实为基础，有相对完备的战争经验为依托，才使孙武有可能形成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孙子》十三篇，正是这一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的具体体现。
那么，孙武究竟向前人继承了什么?
孙武之前，最基本的战争经验是道义，即班固所称“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立足于“以仁为本”，立足于“安人”“爱民”，立足于“止战”，是战争的道义基础，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政治、民心。《六韬》亦言:“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立足于仁德、道义，是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也是当时兵学理论的精华所在。
作为此类战争的典型战例，莫过于商汤征葛。由于葛伯“放而不祀”(不祭祀先祖、神灵)，商汤先“遗之牛羊”，又赠之黍稻，复率民为之耕种，“老弱馈食”，可谓仁至义尽。然而葛伯竟视恩为仇，夺酒食，杀童子。商汤为童子复仇，起而征伐，故深得天下民心，以至于人们对商汤的盼望，“若大旱之望雨也”。“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争盼商汤来伐。由于“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由此，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对于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孙子心领神会，不但没有抛弃，而且把它放到了自己的兵学理论体系的制高点，是高于并制约其他诸多战争因素的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孙子》开篇居于“五事”“七计”之首的“道”。
五事:“道、天、地、将、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民，百姓；上，君主；百姓能与君主同心同德、生死相依，这显然是最大的道义，是最大的民心。其势正如战国大儒荀卿所叙:“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矜君也，下之矜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
能有如此之兵，将何往而不胜!可见，孙子首论“五事”，且以“道”居首，正抓住了上古、三代战争的基本经验。时至后世，“道义”即所谓“师出有名”，已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兴办一切重大事业的先决条件了。
二、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孙武之后，中国的兵学撰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专门为孙子之书作注释、解说或例证的著作，如曹操《孙子略解》，以及李荃、杜牧、王哲、张预、刘寅、赵本学、邓廷罗等人的著作，它的宗旨就是解说《孙子》，显然不可能将孙子书弃置一旁。其二，是独立冠名并自成体系的兵学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唐李问对》等。其书对《孙子》的辅翼与弘扬，前人早有细论，如明代李贽的《孙子参同》，就专门论证了《武经七书》中其他六书如何辅翼《孙子》，皆为《孙子》“参考异同”而已。
《武经七书》之外的其他撰著，亦皆明朗地以《孙子》为经典、为准则，从而自觉地为之细化与发展。且举几例:
(1)李签《太白阴经》。
该书百篇十卷，自言“十载修成”，其书实杂取诸家。该书卷首纵论战略大局的《人谋》上、下二卷，或明或暗，抄引《孙子》者即达10余处。如“先知”说，“庙算”说，“地利”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说，“地形”说，“任势”说，“爱兵”说，等等，均原文移抄《孙子》。而该书的精华部分，尽在《人谋》。
(2)杜佑《通典●兵典》。
该书明确以《孙子》为纲。其《兵序》即言:“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裙披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此乃明确以孙武之论为纲，举列战例以证之。
(3)许洞《虎钤经》。
序言即称:“《孙子》之法奥而精……今上采孙子、李荃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亦明确以《孙子》为纲。
(4)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
该书以指导实战为主，《前集》尽讲制度、地形等具体因素，《后集》十五卷《故事》中战例之引述，则全然围绕《孙子》之论。
另如，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均为练兵的实际教材，实际训练科目。而继光亦言，“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在兵学理论上已不可能越出孙武之纲，自己只是做些“详细节目”的实施而已。
可见，后孙子者，也绝不可能抛弃《孙子》。茅元仪之言确为不刊之论。
三、关于孙武之“盘”
前引杜牧之言，乃以《孙子》为一个无形的大盘，而历代兵家战将的战场厮杀，就像在此盘中自由滚动的圆丸。丸的滚动“横斜圆直”，取决于当时当地的诸多临时性因素，战场厮杀的胜负得失，亦皆取决于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然而，“丸”所滚动的大限是不能越出盘的边界；与之相应，兵家战将在战场上的胜负得失，亦皆不能越出《孙子》关于战争之基本规律的论断，这就是孙子之“盘”。
毛泽东于《论持久战》中曾写道:“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其实，《孙子》书中一系列战略性论断，都具有这一性质。如《计》篇讲“五事”首论道义，此乃古今战争经验所凝练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特别对于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全局性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如，商汤征葛，武王伐封，秦之败亡，刘邦胜项羽，刘秀灭王莽，李世民之继承皇位，朱元璋之扫灭群雄，以及努尔哈赤对明朝宣战的“七大恨告天”……无不以“民心”为其根本性制约因素。就是汉末曹操之起兵，也是高举“道义”之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这个“义士”，就是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可谓独出一格；后来挟持汉献帝在手，也是要抓住“道义”的大旗(当时汉献帝就是一面旗帜)。曹操终不称帝，而只做“周文王”，都明朗地表现了他的“道义”意识。
至于孙子关于“诡道”“权谋”及诸多战术论断，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亦各有实例多多应验。如: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白登之围”，冒顿藏匿精壮，尽现老弱，即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楚汉战争中，陈平以重金离间项羽、范曾，即为“亲而离之”；
韩信于井陉口“背水为阵”，即“置之死地而后生”；
韩信用李左车之计，“驰咫尺之书”，不战而下燕城，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汉武帝征匈奴，让李陵率五千步卒去征讨十万匈奴骑兵，李陵兵败被擒，此乃“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曹操“轻兵兼道”，千里征乌桓，乃“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
曹氏“锦囊妙计”战合肥，使张辽、李典、乐进各尽其才，以对付孙权，可谓典型的“知彼知己”也；
吕蒙“白衣渡江”，陆逊致信迎奉关羽，乃“卑而骄之”也；
刘备伐吴，被“火烧连营”七百里，乃“主不可怒而兴师”也；
西晋十六国时期，石勒灭王浚，先以“牛羊塞巷”，乃“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也；
肥水之战，乘秦军退让之际，朱序大喊“秦军败了!”亦为“乱而取之”也。
举凡中国战争史上的典型战例，其所以胜，所以败，无不一一验合《孙子》。杜牧所称“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决非过誉之言。
可见，《孙子》对中国古代兵学规律的概括，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当之无愧的经典。既存的全部中国兵学著作，都是孙子兵学的辅翼与解说，深化与发展，都是孙子兵学对各个时期战争实践之指导的具体化；古代战争之一切重大战略决策，无一不受《孙子》的制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孙子兵学就是中国兵学，中国兵学就是孙子兵学。
显然，《孙子》中许多具体的战术性论断，特别是诸多关于地形、信息的论断，在当今高科技已充分发展，信息技术已大大超越前人的历史时代，已经失去了它所固有的指导意义。如，“鸟起者，伏也；兽来者，覆也；”似乎都已无用武之地。然而，孙子的一系列伟大战略观点，依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今人仍不可违逆。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原副会长、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