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张明友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与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八年赢得的伟大胜利,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让全体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不但要重温赢得胜利的光荣,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而且还要进一步思考、总结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
抗战胜利无疑是打出来的,是用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鲜血换来的,除此之外,中国人坚忍不拔的意志、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弱胜强的智慧,也是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什么样的抗战战略,走什么样的抗战道路,是必须及早解决的大问题。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当时确定的抗战战略主要是全民抗战、持久战和争取外援与合作,可以称为抗战三大战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抗战战略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国民党的响应,可以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步达成的共识。八年抗战,国共两党基本上坚持并贯彻了这三大战略,终于赢得了胜利。
战略谋划必须知彼知己。只有知彼知己,充分了解、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有效的战略方针。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会出现失误,铸成大错。毛泽东非常推崇孙子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告诫人们不要轻看这句话。正是由于做到了知彼知己,中国人民才制定出了正确的抗战战略。
一、全民抗战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全民动员,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路线。在当时,实行全民抗战的前提是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首先认识到了全民抗战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1936年5月、8月,两次向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却拒绝了共产党的主张,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才被迫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要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合作抗日,是全民抗战路线的核心。只有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才能深入发动群众,动员和号召社会各界投入到伟大的抗日爱国运动中去。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虽然此后蒋介石经常表露出片面抗战的倾向性,但总起来说,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维持了国共合作,直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持久战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差异,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竟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想,国内也流行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强敌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究竟能不能保家卫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抗战战略?毛泽东和国内一些有识之士都在进行思考,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
1937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参加的最高国防会议,讨论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明确指出: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后来,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简化为“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他解释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进一步完善了持久战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中日两国国情,论证了中国抗战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而必然是持久战。这是因为,敌强我弱,我不能速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是不义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失道寡助,而且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都有限,经不起持久战；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全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并且能够在国际上争取同情、支持和援助,因此,中国不会亡国,只要坚持持久抗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抗战必然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据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八年抗战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见。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前景,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抗战战略方针的确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白崇禧极为赞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白崇禧又向蒋介石作了介绍,并取得了蒋介石的认同。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坚持持久战,是国共两党在抗战战略上达成的共识。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始终坚持了持久战战略方针,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
三、争取外援与合作
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最初两年里,中国人民几乎是孤军奋战,独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国力弱,期待着外援与合作。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早在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有专论“国际援助”一节,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蒋介石也认为,中国抗战必须要有国际援助和国际合作,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可是,美、苏、英等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最初几年都没有向中国提供应有的援助。中国几乎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自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牵制着日军主力,使其不能北犯苏联,也不能集中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大大减缓了日本法西斯对美、苏、英等国的压力。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从战略上支援了美、苏、英等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立即致电美、英、苏三国首脑,建议合作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阵营的威胁。中国政府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美、英等国的积极响应。1941年1月,在华盛顿发表了由中、美、苏三国领衔、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各同盟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打击共同的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军队单独媾和。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接着,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缅战区盟军对敌作战。各同盟国之间进行了密切的联合与合作,美、英、苏三国加大了对华援助的规模和力度,大批战略物资被输送到中国,美国的飞虎航空队更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1943年11月,美、英两国首脑还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共同协商对德、日作战的计划,并发表了《开罗宣言》。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四大强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彻底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苏联出兵为中国抗战转入大反攻、夺取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可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联合与合作,以及美、苏、英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援助,也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他研读过《孙子兵法》,深谙《孙子兵法》的精髓,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但毛泽东绝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指挥战争,不照搬书本,不墨守成规,对《孙子兵法》不是“死用”,而是“活用”,处处可见《孙子兵法》的精神。蒋介石18岁就读过《孙子兵法》,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领袖,就抗战战略而论,全民抗战、持久战和争取外援与合作,是国共两党共同认可、坚持的三大战略。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制定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非常英明的战略路线。而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初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国际调停不奏效,寇深祸急,蒋介石虽然也有抵御的思想,却又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酿成了西安事变,被迫接受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民抗战战略。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