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
——纪念杭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周亨祥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它是正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为政治代表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复杂的环境中，“以万物之胜胜万物”的胜利!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在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世界发生了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进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成立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爆发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十分贫弱的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的基本战略方针而使这个革命斗争形势复杂化；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吞中国，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和世界政治军事斗争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以华夏民族的大智慧，“以万物之胜胜万物”，从政治上导演了这场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捍卫了中华民族的主权，保卫了世界和平。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他占主导地位的对外战略思想是积极防御，华夏民族形成之际就修建了万里长城这一浩大的军事工程，这一工程就是这种战略思想的标志。
华夏民族的军事思想认为，战争必须本于道义，本于民心，是为了禁暴除乱，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制止和消除战争。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不义的、掠夺的战争；但决不害怕战争，决不害怕强敌，有不畏强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也有战胜强敌的精辟的思想武器。孙武认为，对于气势汹汹杀来的强敌，要注意“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要采取“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使敌形分势散，“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通过巧用虚实、奇正，“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各个击破，歼灭敌人。孙膑则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任何敌人都是可以被打败的，关键是要找到打败这种敌人的办法。他说:“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这就是说，凡有形制的事物(军队)都是可以命名的，凡有名称的事物(军队)都是可以战胜的，任何军队都是可以被打败的，如果暂时没有打败它，是因为没有找到打败它的办法。为什么“形莫不可以胜”呢?因为“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以自己的优长战胜对手的，而世界上的事物又都是辨证的，“有胜有不胜”，“有所有余”，则“有所不足”。因此，按五行哲学思想，“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所以制胜一也，所以胜，不可一也”。以上所举，偏重兵家，实际上这是春秋战国时华夏民族共同的哲学思想，因为五行“相克相生”，所以世界上任何一物都是可克的，要从万物中选取可克者克之，则其胜利无穷。所以“形莫不可以胜”，“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传承的大智慧，它既表现华夏民族具有藐视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又表明华夏民族有战胜一切敌人的思想武器和方法!
抗日战争是历史上空前复杂、空前残酷的战争，是战斗力强弱对比悬殊的战争，中华民族要创造各种条件、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寇侵略决非易事。但中华民族做到了，这个“以万物之胜胜万物”的圣人，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政治代表的力主抗战的民族精神，是团结御侮、英勇不屈的民族灵魂!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便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并且一直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力强，军事工业发达，军事训练有素，其右翼势力更是向日本民族灌输武士道精神，奉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其侵略军武器装备好，军队战斗力强，有强大的经济力作后盾，但其国土面积小，人力资源有限，补给线较长，侵略之战线又长，如果不能从侵略之处获得物资人员，则其持续能力差。
中国自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窒息，非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而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受尽欺凌、掠夺和瓜分之苦，国力贫弱，民不聊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旗，由于革命党组织涣散，思想不一，更由于没有一支革命党所直接掌控的革命的军队，辛亥革命的果实反而被封建军阀争来抢去，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所兴起的生机勃发、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显示了空前的威力，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决心与共产党携手，请共产党帮助其整顿国民党和组建革命军队，出现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北伐红火的胜利进军。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视共产党为敌，排斥和镇压共产党，悍然发动无休止的内战。当时的中国，是从贫弱屈辱中奋起的中国，也是一个内战严重的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困难，军队装备和战斗水平与日寇不能相提并论。但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民众中蕴涵着极为强烈的抗日御侮激情，保国保家保种，决不当亡国奴的愿望强烈。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创造战胜日寇的条件，针对日寇的弱点，剥夺其优势，从而打败日寇，是中华民族“圣人”的根本任务。这“圣人”必须是以祖国、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己任，而绝不囿于一党一派一己之私的人，是能集民族的大智慧，并运用这一大智慧去争取胜利的人。古人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正是这样一个不计一己功名而致力于全民族最高利益的人。
化解国内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昭然若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全力内战，必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思想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的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毅然以民族大义为重，决心主动化解国内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的抗战。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主张，通称为“八一宣言”。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向党内提出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说明只有统一战线的政策才是马列主义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是可以和工人阶级一起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1936年5月5日红军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电文放弃反蒋口号，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并主动表示不与国民党军对抗。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国民党书，表示愿与国民党一起集中力量抗日救亡，但蒋介石一直没有反应。直至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于西安发动兵谏，囚禁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抗日大局出发，与有关各方一道，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这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了更好地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2月10日，中共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作出了包括苏区易名和红军改称等在内的四项承诺。卢沟桥事变后，以国共两党为轴心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建立。
中华民族只有不分阶级、党派、团结一致，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方能有效地集中一切力量，方能形成和创造许多优势，造成战胜日寇的根本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促成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对全民族起到了政治的领导作用。
坚持持久战，以战役战术上的进攻和胜利，削弱和拖垮敌人，造成敌我战略态势的转变
日本是强国，武器装备好，战斗技术水平高，但国小、资源、兵力有限，利在速决；中国贫弱，武器装备差，军队训练水平低，但中国幅员广大，战斗回旋余地大，人力资源丰富，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利于持久。所以，以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反对敌人的速决战，是发扬自身优势，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剥夺敌人有利因素，战胜敌人的有效办法。以战略上的持久战粉碎敌人战略上的速决战，是一切力主抗战人士的共同认识，以《论持久战》为代表的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文献作了精辟的论述，并以之指导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蒋介石也强调要以战略上的持久战，阻滞、削弱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最后夺取全胜。战略上是持久战，防御战，但战役战斗、战术上必须是速决战、歼灭战，或歼灭性的战斗。非如此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非如此不能改变战略态势，如果战略防御不能转化为战略反攻，就不能赶走日寇，彻底战胜敌人。持久战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反攻态势的到来，必须依赖战役战斗战术上的进攻战、歼灭战和歼灭性的战斗来达到。所以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必须是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而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要提高到战略上来加以认识和运用。游击战与正规战有机配合，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在有利的时间，局部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多打歼灭战和歼灭性的战斗，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防御战。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首奏对日作战的胜利凯歌；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严重顿挫和抑制了敌寇的嚣张气焰。游击战、运动战与正规战两相配合，使敌左支右细，首尾狼狈，敌人逐步失去大规模前进和进攻的能力。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是依靠了这些战略战术上的法宝，才得以战胜日寇。
坚持人民战争，使敌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观。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这是共识，但国民党的全民族抗战却仅限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发动和组织全民族人民的抗战，要开展人民战争，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方能有效地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人民战争，尤其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敌人真正如泥牛葬身于汪洋大海，处于四面楚歌、“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境地。这是中华民族胜敌的又一优长法宝。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法宝的创造者、使用者。
争取国际援助，建立国际抗日同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人民反对德意日瓜分世界的战争，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资本主义的美英法，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最终都站到了同一条战线，这个斗争是相互支援的，中华民族，共产党，国民党，在这个方面携手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国际矛盾斗争复杂多变，但中华民族取得了重要成果，既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又争取了国际援助，建立了国际抗日同盟。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配合盟军赶走了日军；白求恩、柯棣华、斯诺、史迪威……是国际支持和援助的象征。美英苏对日宣战，尤其是苏联对日宣战，歼灭日本关东军。这些因素，极大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迫使日本马上投降，使抗战全面胜利早日到来。
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捍卫主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之所在。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缅怀为民族尊严、民族独立而血洒疆场的民族英烈!景仰他们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发扬他们的英雄气概和无畏精神!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发扬光大以祖国、民族最高利益为己任的气魄与情怀，“以万物之胜胜万物”的华夏智慧，开创中华民族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呼吁世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遏制不义战争，使人类遵循着和平发展的轨道前进。抗日战争抗击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抗击的是侵略行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等被侵略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的正义之士同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广大人民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反对者，都是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的。聂荣臻将军收养日本孤儿就是中日人民深厚感情的生动例证。我们强调以史为鉴，绝不是什么纠缠历史的旧账，而是要呼吁后代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而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放眼未来，多做交流沟通，发展正常贸易，相互尊重主权，遏制不义战争，让世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发展。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委员、原济南陆军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