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孙子兵法》研究
田海林 黄延敏
延安时期，毛泽东、郭化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孙子兵法》所包含的兵学及哲学智慧，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精滤了《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充实与发展了它。”
一、高度重视《孙子兵法》研究和利用
1.延安时期毛泽东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虽然学术界对毛泽东何时研究过《孙子兵法》意见不一，但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却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从毛泽东的书信看，1936年9、10月间，毛泽东先后两次致信叶剑英、刘鼎购买军事书籍，其中都包括《孙子兵法》。1936年9月26日致电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1936年10月22日致信叶剑英、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其次，从毛泽东的回忆看，他在不同场合回忆了延安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1959年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1960年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后来到了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直到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研究了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学，也包括《孙子兵法》。1962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又谈到了在遵义会议之前，他本人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但是，毛泽东说:“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之)类的著作。”
再次，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军事和哲学著作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有3处直接引用《孙子兵法》。
2.郭化若、刘伯承、彭德怀等也高度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利用
在毛泽东的影响、鼓励和督促下，郭化若也开始对古代兵法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我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
1936年8月初，红军初到甘南，刘伯承对汪荣华说:“读书，开卷有益嘛!我们是红军，要打胜仗，要讲究谋略，讲战略、战术，就得多读书，多研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史记》《汉书》，我们要读，要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作战，墙上挂着地图，书桌上摊着《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兵书，还有一些作战资料和笔记本。1943年11月，陈毅自淮南黄花塘赴延安，出发前向肖望东要《孙子兵法》。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渡黄河，在渡船上，刘伯承说:“难道这不符合我们传统战法吗?‘临晋设疑，夏阳渡军’嘛!”“政治主张越公开越好，军事行动越秘密越好。孙子不仅说过‘兵不厌诈’，而且还说‘兵以诈立’”。
二、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利用
延安时期，毛泽东除在其军事著作中直接引用《孙子兵法》语录以外，更多地是吸收其合理的思想内核，追求神似，从而使其军事理论著作在字里行间都闪烁着古代军事思想的光辉。
（一）对《孙子兵法》战争观的认识及利用
在战争认识方面，孙子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的胜负成败，认为战争有规律可循，并且是可知的，并由此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重要命题。
1.郭化若对《孙子兵法》战争论的认识。首先，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在基本上已是唯物辩证战争论”。他认为孙子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中包含了孙子“反对迷信，反对主观的忖度敌情”的唯物主义态度。同时，郭化若发掘出了孙子对战争的一些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战争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把握的”。孙子谓“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由此，郭化若认为“孙子不像一般唯心论者把军事脱离经济来看，他对战争依赖于经济这一点，看得很重要”；“分析各种地形的利害，但并没有机械地估计地理的条件”；“孙子强调了将帅的作用，但他对战争终局胜败决定的条件，却不仅看到了将帅一项，而且看到政治、法令、军队以及天时地利等条件。”由上可见，孙子在考察战争规律时，“不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不把战争中一切事物看成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把战争中一切事情与自然界一样看成变动的”；“不把战争中一切对立的范畴看成分离的无关的，而把它看成是相互渗透的相互推移的”；“不为复杂迷乱的现象所蒙蔽，而能从现象深处发掘出本质来”。这些都充分说明孙子的战争论从总体上说是唯物辩证法的。
其次，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的战争观又是“朴素的，并带有某些观念论与机械论的观点”。他认为孙子对于战争的解释，“用‘兵者国之大事’的空话来掩盖着当时统治阶级进行的不义战之阶级政策的本质”。孙子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对此，郭化若指出:“实则将强未必能使国强，恰恰相反，国强却必然要产生常胜的将军。”除了上述对于战争认识的观念论之外，郭化若还指出了孙子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机械的观点。抹杀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别；孙子的变动观点带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没有谈到攻防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再次，对民心向背与发动民众不足。郭化若认为孙子的“故兵以诈立，以利动”，“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是“无视了战地人民的向背”。由于掩盖了政治的阶级性，所以孙子战略思想中对本军兵卒的办法只有“愚民政策”，“利诱与镇压，而没有(当时也不能有)发动民众，提高兵卒政治觉悟的思想。”郭化若指出: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抗战，则全不适合”。
2.毛泽东重视对《孙子兵法》主要观点的运用。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作为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提高到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认识。在谈到军事规律时，毛泽东指出:“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其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高度评价这个重要命题，他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这样，毛泽东通过科学阐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进而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古老的命题奠定了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还把这个用来认识战争规律的命题发展为认识一般问题的方法。孙子认为，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全面了解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必须“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毛泽东在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时，特意引用孙子的话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
（二）对《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研究
1.运动战思想。郭化若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中分析了运动战产生的背景，他认为:“当时的生产方法还不进步，生产工具，也还才有金属的‘白兵’。防御方面，则已有了城寨之设备，及甲胄和盾的武器，而攻城的武器，却只有‘钩援’(有钩的梯子)、‘临车’、‘卫车’与‘云车’，这些攻城器具，都还没有克服城寨防御的足够能力。因此，产生了孙子运动战的思想，而把攻城看成下策。”他认为:“孙子所说的“乘人之所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若则能避之。”“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这些思想是“孙子运动战思想的精华”。“孙子的运动战思想，不但包括进攻，也包括防御与退却。并且孙子对于‘攻’‘防’这两个战争运动的基本形态，是通常联系并提的。”在分析了当时吴国的特点及战争的性质后，郭化若认为，“孙子的运动战思想，主要的也是进攻的运动战。”根据孙子所说:“久则钝兵挫锐”、“久暴师而国用不足”等思想，郭化若认为“孙子的运动战思想，不单是进攻的，而且是速决的。”
《孙子兵法》的运动战思想包含歼灭战的成分。孙子在战斗战役上主张“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因而他认为“孙子的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也有点‘歼灭战’的意味”。
2.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阐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时，联系改变敌我强弱态势问题进一步发挥说，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捡弱的打”。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的敌军面前，要改变强弱对比，可等到敌军深入根据地，吃尽苦楚，这时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在谈到战略退却时，毛泽东指出:“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郭化若认为，“孙子的战略思想，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丰富的部分，是关于战略指导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问题。”郭化若认为孙子战略思想中的主动性，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正确判断情况；(二)消灭自己弱点；(三)造成敌人弱点。”关于灵活性，郭化若认为“灵活与主动都是战略以致战术指导的重要因素。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重要性在运动战中，在带有现代所谓‘游击战’的古代初期性的战争中更为重大。”通过研究，他认为《孙子兵法》谈到灵活性时主要包括“(一)迷敌；(二)击虚；(三)出奇拭四)机变”四方面内容。
三、《孙子兵法》研究的评价
（一）研究特点
1.古为今用。延安时期《孙子兵法》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破坏统一战线。部分民众也在思想上单纯依赖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党的内部的一些同志也反对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针对国民党在战场上连打败仗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能不打败仗吗?”因而他对郭化若说:“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的思想。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由上可见，毛泽东让郭化若研究古代兵法思想，宣传《孙子兵法》的直接目的是:帮助国民党认识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以及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同时也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古为今用”的一种特殊需要。郭化若自己也指出:“我们把《孙子兵法》作个初步的研究，虽然收获不多，却希望我国军事界，因此引起更多更深的研究，更热望着正在抗战中的将军们，能从我们民族的遗产——《孙子兵法》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武器，来帮助我们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实践证明，郭化若在延安的整个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也都贯彻了这一思想。
2.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郭化若在《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文中指出:“八路军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思想，基本上是受中国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受新哲学思想的影响，而适应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但这种理论这种思想，还有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首先它不仅接受了中国历代军事界的历史遗产，而且接受了外国特别是苏联军事界的历史遗产；它不是简单地承受这些遗产，而是批判地接受他们”。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中郭化若也指出:“我们对于《孙子兵法》的态度应该是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来评价它。足够的估计到他的伟大与高价，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陷。要看到那时战争与今天战争的共同性，才能提滤出《孙子兵法》中的精华，同时也要看到那时战争与今天我们抗战的差异性，才能根据今天的具体情况，以唯物辩证法来改造与充实它，或灵活的应用它。”
3.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分析问题。由郭化若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研究古代战役还是研究古代兵法，郭化若都能够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背景、思想状况、经济状况、阶级属性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这样分析问题既可信又科学。
（二）研究意义
1.现实意义。郭化若关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及战例的研究都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种杂志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对国民党的将领特别是中下级将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的给编辑部写信，说读了郭化若的文章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这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理论意义。延安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发掘了中国优秀的军事思想遗产，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为丰富我党我军的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养料。此外，毛泽东还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哲学营养，这对其哲学理论创造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3.学术意义。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在中国《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一，郭化若是中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孙子兵法》的开创者。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还只是注重在校勘、注释上做文章，虽有人涉及《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作者的考辨以及孙子的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应用，但对孙子产生的时代背景、战略思想的精华与地位及局限性进行综合考察的却近乎阙如。郭化若对孙子诸多问题进行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可谓前无古人，给后来研究者以莫大的启迪。其二，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9年间，国内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共出版16部，其中郭化若为2部。由此可看出郭化若在《孙子兵法》研究中的地位。其三，郭化若在延安的古代军事思想特别是《孙子兵法》研究，奠定了其后《论孙子兵法》、《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孙子今译》等专著的基础。
（田海林 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黄延敏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