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 灵活应变
——《孙子兵法》的思维特点
李殿仁
《孙子兵法》作为一本兵家奇书，之所以传承千年而思想之树常青，其鲜明的思维特点是其具有跨越时空神奇力量的关键。
一、宏观——整体把握战争属性
美国当代战略学家柯林斯曾经称赞说：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兵法》堪称世界史上的第一部战略学著作。柯林斯可谓一语道出了《孙子兵法》最主要的特点。
战略是谋划战争全局的方略。《孙子兵法》产生春秋争霸战争末期，孙武撰写这部兵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天下争霸大势，帮助吴王制定争霸战略，指导争霸战争。所以，孙武总是从战略层面思考战争问题，其思维特点体现出鲜明的宏观性、整体性。
孙武研究军事问题不是就军事论军事，而是从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自然条件的广泛联系中对军事问题进行宏观的考察和整体的把握。例如，《计篇》要求国君将领制定战略决策之前务必分析比较双方的综合实力，把握战略力量对比和客观战略态势。其基本思路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要求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交战双方的优劣，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角度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从而为确定战略决心提供客观而准确的依据。《作战篇》以大量篇幅论述用兵作战通常所需的经费和物资，从而透辟地揭示出战争与经济的密切关系。《谋攻篇》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求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手段，而且把攻城之类的战争手段作为最后的不得已的选择。《九变篇》中提出“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认为要使诸侯国屈服，就要用他最害怕的事情去伤害他；要使各国诸侯忙于应付，就要用他不得不做的事去驱使他；要使各国诸侯疲于奔命，就要用小利去引诱他。屈以害，役以业，趋以利，显然都不是纯粹的军事手段，实施过程中必然涉及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显而易见，孙武思考这些问题时不是从单纯军事观点着眼，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地思维，表现出一种宏观分析的思想方法。
春秋时期，战争已不是一次性冲击式的简单活动，而是系统性很强的复杂运动。因而，孙武十分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战争的全过程。孙武在《九地篇》提出：“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其中既蕴含有军队整体作战、各个部队灵活配合的思想，又强调了战争谋略要通观全局，各种计谋互相呼应。
其实，这种统观全局、灵活应变的率然之势，不仅是对用兵的要求，孙武自身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也有抓住重点、兼顾全局的思维特点。通观十三篇，我们不难看出，每篇各有立论，独自成章，却又篇篇相连，脉络一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一方面，从《计篇》到《用间篇》先后论述了战争筹划、作战指挥、战场机变、军事地理、特殊战法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战争的各主要阶段和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从《计篇》开始通过强调“庙算”而讲先知而后行，中间各篇从不同角度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到最后的《用间篇》更是通过强调“用间”以专讲先知而后行。整个十三篇始终贯穿着“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这么一条主线。全书的思想观点既迭进有序，又首尾呼应，表现出整体思维的明显特点。
二、唯物——客观审视战争现象
殷周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运动的认识能力较低，尚不能理性地解释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因而唯心主义的鬼神、天命观念大行其道。
孙武出生于兵学世家，饱读兵书，而且长期耳濡目染和亲身经历战争的腥风血雨。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战争的认识超越了前人，上升到理性层次。他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活动，是人命关天、军命关天、国命关天的大事，如果战争决策建立在阴阳杂占之类迷信做法的基础上，则很难逃脱亡国败军、身死家残的败局。因此，他把研究战争的基点放在客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赢得战争胜利主要靠人们根据战争规律办事，靠发挥将士的主观能动性，靠雄厚的物质基础。
例如，孙武提出“庙算”的观点，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所谓“庙算”，就是指在国君将帅在祖庙内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比较。“算”即6寸长的小竹棍，代表作战的有利条件，或者实力，有利条件加一算，不利条件减一算，根据得算的多少，判断战略态势的凶吉和实力对比的强弱。“庙算”是一种古老的形式，春秋末期已经不再沿用。显然，孙武的意图在于借用“庙算”一词强调战略判断和战略决心不能凭主观想象和激情冲动，更不能依赖巫师占卜，只能建立在对客观物质基础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方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又如，他在《用间篇》中强调“先知”，预先或抢先了解敌情和地形。这是一旦采取作战行动就能够战胜敌人，而且取得超越众人战果的前提条件。然而，要做到“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也就是说，一切分析判断不能依据烧香拜佛、巫师占卜、简单类比之类的唯心主义做法，只能依靠来源于打入敌人内部或深入战场前线掌握第一手情况的间谍。再如，他思考作战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日费千金，认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资准备，一切作战行动都无法进行，更不可能赢得胜利，纵使巫师神汉的占卜兆示吉祥，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孙武思考战争问题，完全摆脱了神学论和天命观的窠臼，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有关战争预测、战争筹划、战争决策、战争准备、谋略运用等问题上无不注重客观物质基础和客观现实条件，强调量力而行，顺时而动，充分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三、辩证——多方辨析战争矛盾
在立足于朴素唯物主义基石的同时，孙武十分注重对事物进行辩证思维。中国古代的战争活动进展到春秋末期已经充分显示出其复杂性和残酷性，孙武从波谲云诡的战争风云中逐渐发现战争活动的矛盾运动规律。他注意到战争活动中充满着矛盾：
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有矛就有盾；表现在兵员数量上，有众就有寡；表现在综合实力上，有强就有弱；表现在作战方法上，有攻就有防；表现在兵力运用上，有分就有合；表现在战场态势上，有虚就有实；表现在谋略变化上，有正就有奇；表现在作战条件上，有利就有害；表现在行军途径上，有迂就有直；表现在战场地形上，有险就有易……
孙武不仅注意到战争活动中矛盾的普遍性，而且注意到这些矛盾之中往往蕴藏着对立统一的关键，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向对立面转化。作为战争的指挥员必须认识这些矛盾及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规律，才有可能巧妙地利用矛盾和解决矛盾，兵法的奥妙往往就隐藏在这些矛盾的运动过程之中。所以，他十分注重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入手分析战争现象，先后提出攻守、全破、进退、速久、主客、虚实、奇正、形势、迂直、阴阳、险易等80多对矛盾范畴，并加以辩证地分析和阐说。如对于“利害”这对矛盾范畴，他主张“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所谓“杂”，即兼顾、混合、辩证之意。“杂于利害”，就是要求人们善于害中见利，利中思害，趋利避害。事实上，孙武不仅是杂于利害，而且运用这种思维方法杂于攻守、杂于全破、杂于虚实、杂于奇正、杂于速久，对一切矛盾范畴都杂而思之，辩证思考矛盾的两个方面，从而把握战争中矛盾斗争的两个方面和相互转化关系，以利于在一定条件下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灵活变化战略战术，使敌难测真假，无以应对。无怪乎，冯友兰曾经感慨地评价说：“孙武的《吴孙子》比较科学地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战争的一般规律，富有丰富的唯物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四、悟理——深入探寻战争规律
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奉行一种思维方法，那就是由渐悟到顿悟。他们往往在饱读各类经典、剖析无数事例的过程中，头脑中反复进行逻辑分析，逐步探索复杂现象中隐藏的思想实质，随着日月推移、认识深入，忽然某一瞬间悟出其中深奥的哲理。人们通常把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称作“渐悟”和“顿悟”。孙武作为伟大的军事哲学家，也对渐悟和顿悟方法情有独钟。毫无疑问，他是非常熟悉战争战例的，而且有着亲身的战争经历，这些都构成了他研究战争问题的基本素材，是他长期“悟理”的沃土与温床。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关键在于孙武所悟之理正确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学说，如果揭示的是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它就会在实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显示科学价值，不断被人们作出新的理解、赋予新的内涵，不断地被人们运用和发展，这样它就会具有长久不衰的无限生命力。《孙子兵法》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规律是有层次的，有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特殊规律往往与特殊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历史条件变化了，它的作用就受到限制了。而普遍规律能够超越时空，持久地发挥作用。《孙子兵法》揭示的就是人类战争的普遍规律，只要战争活动存在，《孙子兵法》就不会过时。尽管战争形态由冷兵器战争，经过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演进到了信息化战争，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孙武所揭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反映战争普遍规律的思想，仍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制胜法则。孙武那个年代，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今天信息时代，知彼知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按照这一规律办事，就容易取得胜利，违背这一规律，则必败无疑。
孙武不仅善于“悟理”，而且善于“言理”。与西方思想家不同，孙武揭示战争哲理之时，没有用论据、论证分析说明论点的过程，往往直接阐明观点。人们称之为“舍事而言理”。即舍去具体战争战例，而专注于探寻战争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理。所以有人评价《孙子兵法》具有“一句一理”的特点。《孙子兵法》中以“孙武曰”、“战道”、“用兵之法”之类词语引出的思想观点，多是对战争规律问题、治军规律问题的深刻提炼和高度概括。比如《谋攻篇》中，“孙武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寥寥数字便清楚地道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一军事谋略的最佳境界；“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连续六个并列句便指明了攻防作战的几条基本原则。再如《火攻篇》：“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三个排比句，共16个字，便干脆利落地揭示了战争决策的三条准则。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与宋神宗谈及韩信历史功绩时，王安石感叹道：“信但用孙武一二言，即能成功名。”言下之意，韩信仅采用了孙武的一两句话便成就了盖世之功。清代兵学家邓罗廷也曾对孙武善于悟理、言理的特点推崇备至，赞叹说：“孙武十三篇，无篇不可为法，无句不可为训。”
五、求变——灵活把握战争脉搏
战争中的一切总是处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规律是灵活应变，变中求胜。所以，孙武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基于这种思想，孙武总是以锐利的目光去探索战争中变化着的现象和变化着的规律，把握战争的脉搏，以精辟的语言揭示“因敌而变化”、“因敌而措胜”的谋略艺术，指点变中求胜的奥妙，在军事领域开创了突破常规、打破僵化、灵机应变的先河。可以说，《孙子兵法》的活力，主要来自于孙武求变的思维特点。重变、求变、善变，堪称《孙子兵法》活的灵魂。这种思想灵魂渗透在方方面面，蕴含在各种奇谋妙计之中。
孙武重视变化，强调突破常规。所以，他主张“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提醒国君将帅，每次打仗都不要重复前人套路，而要根据具体敌情、地形灵活变化战术，甚至变化无穷。他强调“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告诫国君将帅密切注意把握敌方动向，敌变我变，一切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决定战略战术的运用。
孙武研究变化，强调打破僵化。他十分注重透过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战争现象，从军事哲学高度把握攻守、全破、虚实、奇正、刚柔、阴阳、众寡、迂直等矛盾双方的运动规律，提炼出变中求胜的谋略智慧，指导人们灵活地驾驭战争。诸如“以正合，以奇胜”、“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等经典名言，既道出了战术变化的原理，又点出了战术变化的奥妙。
孙武精于变化，强调灵机应变。他注意到战争中矛盾着的对立方面，并非固定不变。双方不仅相互联系，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且又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因此，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灵活应变，主动利用变化的战术促成矛盾因素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他还注意到战争对自然环境和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提出：“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并在《军争》、《九变》、《行军》、《九地》等篇中大量论述“因形而变”的思想，提醒人们根据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灵活变化。甚至可以“君命有所不受”，一切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纵观古今，读《孙子兵法》词句易，得《孙子兵法》神韵难。难就难在难于把握其中所蕴含的崇尚变化、变中求胜的思想奥妙。
总之，宏观、唯物、辩证、悟理、求变是孙武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也是孙武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建构一座智慧宝库的重要原因。当代信息化战争与春秋时期的冷兵器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战场上的各种先进军事技术和神奇武器装备远远超过孙武的想象。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孙子兵法》过时了，反而说明当代战争斗智的色彩空前浓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借鉴孙武的智谋。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中那些正确揭示战争基本规律和主要原则的思想观点，以驾驭当代战场的各种物质力量；更要注重继承和发展孙武的战略思维特点，以探索和创新信息化战争理论，指导我军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