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兵如子 带兵之道

视兵如子 带兵之道

——孙武的爱兵思想对当代治军的启示

黄学禄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深透的治军带兵之道，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被人们尊奉为“兵经”。《孙子兵法》中虽然没有论述“治军”的专篇，但蕴涵其中的丰富而朴素的爱兵思想，彰显着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治军精义，成为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武的“爱兵”思想，我们今天加快军队转型，构建和谐军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秉承优秀带兵理念，推进部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纵观孙武爱兵思想，其核心要旨是“视卒如子”。孙武认为作为一个带兵者，一定要善对自己的士卒。孙武在《地形篇》中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奚谷；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武提出对待士卒要像对待婴儿与爱子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精心抚育，才能得到士兵“愿赴汤蹈火”、“共难同死”的拥护。作为善于率兵者，培养部属如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爱护士卒，待之如子女，士卒就会冒死作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牢，而见劳苦之明也。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难。”两军相争，谋在将帅，胜靠士兵。将军的伟大是以其英勇善战的士兵为条件的，融洽而良好的官兵关系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因此，古今良将无不把爱护士兵，以自己的行动点燃部下的感情之火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这与古代的《尉缭子》中“将不心制，卒不节动”，《史记》的战国吴起为将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故士卒很勇敢，《新书》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的“爱兵”思想具有一致性。孙武提出的“视卒为婴儿”和“视卒为爱子”朴素爱兵思想，就是要摆正将领和士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战场上，将领和士卒同甘共苦的重要性和应起到的作用，是为大“爱”，也是将军与士卒在战场上、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在共同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达到的上下同心同德，合力制胜。士兵是军队活力的源泉，是一切创造性的根本，是胜利之本。因此，爱兵必须要真情、真心、真挚，想士兵所想，急士兵所急，帮士兵所需，只有把士兵冷暖挂心上，对士兵以诚相待，做士兵的贴心人。唯此，才能带出官兵甘苦与共、英勇无畏的战斗集体。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这就告诉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用什么态度、观念和感情对待基层官兵，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确保官兵主体地位的前提。无论是古代的军事家还是现代的政治家，爱兵的思想几乎是如出一辙，可见其重要性所在。应该这样比喻，倘若优秀的、百战百胜的将者为“兵神”，那么千千万万的默默无闻的第一线的士兵应为“战魂”，“兵神”若想创造战争的神话，就必须真心实意地去关心、爱护“战魂”，他们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为系、利为民所谋”，深刻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对党员干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作为新时期的带兵人，肩负着我军历史使命的重任，身在高位者，应该心系基层，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把基层的冷暖疾苦常装在心中；身在基层者，更应该爱兵如子，与战士同甘共苦，率先垂范，始终做到与战士同呼吸、共进退。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上下一心、生死与共，出凝聚力、出战斗力。

爱兵的关键是要从严治军。我们理解孙武的爱兵思想不能断章取义，要从整体上把握。孙武在明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的同时还着重强调，真正的爱兵还要从严要求，“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厚而不能使，譬若骄子，不可用也”。从作战和制胜的观点出发，将帅对待士卒如果只知“厚养”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去教育，士卒行为必然乖张不羁；违法乱纪而不能约束惩治，过分溺爱士卒，不加管束，使士卒受溺爱、成为娇惯成性的骄子，这样的军队就会像娇生惯养的子女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孙武在这里深刻指出了“爱兵”的“爱”与“严”的辩证关系，即既要爱兵如己出，还要严加管理、严格训练，致使其行为合乎规范。所谓规范，就是齐勇若一，在战场上用起来得心应手。其实这也可谓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这一点上，孙武的爱兵思想与《子产论政宽猛》中国君对百姓治理的方法，《尉缭子》中有“将不心制，卒不节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爱兵”之道，古今一理。真正的“爱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包含着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培养人等丰富的内容。正如鲁迅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深怀爱兵之心，恪守将兵之责，多办利兵之事，把严格融成情、化作爱，让军法军纪走进士兵心灵，变为自觉行动，如此带兵才是“善之善者也”。当前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创建和谐军营的过程中，孙武的这句话，给人以很多启发。但我们千万不能对“和谐”产生误解，乃至曲解“以人为本”的涵义，放松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须知，爱而不溺方为上。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必须充分尊重广大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不分时间、场合而无限制地张扬每个人的个性，甚至把缺点当成特点，把不务正业当成个性发展。也不能错误地认为，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个人为本，甚至对个别同志的呼声和要求，不管正当与否都一味想方设法予以满足。更不能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只强调人性化、人情味，不讲党性原则和纪律，只讲面子不讲原则，只讲义气不讲法纪，上下一团和气，甚至降低管理标准，降低训练难度。这样只能导致牺牲部队的战斗力，正如孙武说的“譬若骄子，不可用也”。那么，从严治军和军事斗争准备也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练精兵、谋打赢了。正确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严中有爱，严中有情，在和谐的氛围中体现人文关怀，不但要胸怀爱兵心，着眼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更要爱而不溺，从严带兵治军。不能“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而是要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统一起来，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部队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有利于部队整体战斗力的提高，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

爱兵的根本途径是要以德服人，使军队上下同心，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有机整体。《孙子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用兵打仗，既要有智士的运筹帷幄，又要有贤将的英明指挥，更要靠义卒的拼死杀敌。只有上下齐心，团结一致，才能战无不胜。要做到这一点，核心是将帅要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才能激励士兵。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将帅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全军情感相融，精诚团结，乃是军队形成强大战斗力的心理基础，而官兵平等，领导身先士卒，则“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将帅“五德”论也是《孙子兵法》治军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将帅是军队的统领，是军队作战、训练和日常管理的直接领导者，一支军队性质如何，战斗力如何，作风纪律如何，关键在于军官队伍的状况。所以，自古兵家就有“治军先治官”的共识。孙武高度重视将帅的作用，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他将“将孰有能”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武提出了将帅应该具备的才能“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标准。包含了将帅的“文德”和“武德”。“智、信、仁”为文德，“勇、严”为武德。“将帅五德”的核心是“仁”。“仁”是军队宗旨“道”在治军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将帅五德”每一德都是“仁”德的体现或补充，是治军原则“修道”在治军各领域的细化和规范。他主张恩威并施，行之以信。这样，将帅才能树立人格威严，做到治军善严。“仁”、“勇”是以“仁”为核心的“道”与“德”在将帅精神品质方面的集中体现。孙武不仅强调对部下要“仁爱”，当具有“仁义”之心，胸怀宽广，体谅下属，理解其需求，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身为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对待战俘也强调要“卒善而养之”。“勇”则是要求将帅在战争中不怕艰险，勇敢作战，为士卒作出榜样。总的来说“仁”、“勇”是指将帅要关心和爱护士兵，身先士卒，处处做士兵的表率。这样带兵才能“与众相得”，使军队上下一心，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有机整体。孙武“将帅五德”以“仁”为本，本身就是“唯人是保”观念的体现。“信”是为将者必须具有诚信和人品，信者口令一也。在任何情况下，对待任何人和事都必须言行合一，讲求信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最后，要恩威并举，严格立法与执法，威严肃众；以身作则，“将若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所以，有智而无信就是欺诈之人；智勇双全而无仁就会失去人心；仁者无智就是愚笨；仁者无勇就是懦夫；仁而无严就会丧失权威；严而不仁就是苟暴；勇而无智就是鲁莽；勇而不仁就会四面楚歌；智有余而勇不足才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多处强调将帅的表率作用，提倡与士兵同甘苦、共安危，乃是其治军思想的精华，在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名将李广的“爱兵如子”，三国曹操的“割发代首”，晋代羊祜的“以仁治军”等等，无不打上了孙武将帅道德观的烙印。因此，作为带兵人必须以身作则，时时处处要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带好部队和出战斗力的问题。总政治部颁发施行的《军人道德规范》就基层带兵人而言，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把这些规范和要求贯彻到带兵当中，做到以德带兵。所谓以德带兵，主要是指德治范畴。在依法治军的进程中，德治不仅有法治所不可替代的功用，而且为法治的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伦理根基和思想文化氛围。回顾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功的带兵经验，条条渗透着以德治军的思想。随着部队兵员成分和官兵价值观念的变化，对新形势下如何维护官兵团结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着力研究解决。但有的带兵人“以德带兵”的思想树得不够牢，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与以德带兵相悖的做法。比如，有的不能做到诚实守信，对上级的规定、命令和指示，不是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而是说一套、做一套；对战士的疾苦，不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帮助解决，而是讲空话、讲套话、讲假话；对战士的现实思想问题，不是加以正确疏导，而是一味批评。有的带兵人对待战士态度粗暴生硬，管理方法简单，处理问题武断蛮横，对士兵动不动就大声训斥或变相体罚。有的带兵人，教育战士既不是耐心细致地讲清道理，而是以“哄”、“骗”、“吓”、“罚”代替经常性的思想教育。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危害却不可小视。因此，我们必须要提倡“以德带兵”，首先要求带兵人带头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政治素质。必须要把依法带兵与以德带兵结合起来，坚持按条令条例办事，在管理教育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可以说，带兵人自身的道德素质提高了，以德带兵的良好习惯逐步养成了，就能把兵带好，我们的部队就会越来越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总的来说，孙武的爱兵思想是深刻的，从尊重士卒、爱护士卒的角度出发，是为“大爱”。因为在古代的军队里，士卒来自最基层，他们是一种缺乏被关怀的弱势群体，除了冲锋陷阵之外，其他的一些物质及心理需求往往被漠视，久而久之，这样的建设的军队就有可能形成了畸形的战斗力。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了“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后来，我军在长期的建军和作战实践中，又逐步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一支穿着破衣烂衫，拿着长矛大刀，从山沟里钻出来的部队，为什么能够把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为什么同是一个人，昨天是白军，今天到红军就会变成自觉的革命战士。他们在这个部队里深切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和主人翁的地位，深切感受到官兵之间无论职务高低，没有贵贱之分。这就是和谐，这就是爱兵的体现，这种“大爱”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是军队战斗力的根基和源泉。

孙武的爱兵思想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也是很深刻的，是兵家杰出的典范，值得我们在贯彻“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带兵理念中认真学习和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