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利则动 不利则止
——孙武的战争与经济关系论
张德勇
孙武认为，研究战争，必须考察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在《孙子兵法》第一篇里明确地把战争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死生之地”，主要指的是经济；“存亡之道”，主要指的是政治。这段话意在告诫人们，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指导战争，对于敌我双方的经济、政治情况，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在经济对国家安全变得日益重要的当今时代，从军事哲学的视角探讨一下《孙子兵法》中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仍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孙武认为，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
孙武生活的春秋时代，那些取得霸主地位的国家，无不有相对强大经济的支撑。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孙子兵法》，已经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利益。
一切战争，从根本上说，都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经济利益是战争追求的最终目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除《形》篇之外，有十二篇都出现了“利”字。特别是在《作战》篇中还出现了“国利”这样一个概念，表明孙武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考虑战争的。可以说，《孙子兵法》是以“利”贯之的，是围绕着“利”字展开的。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为以后的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孙武作为称霸战争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的军事理论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统一中国的政治要求，其中所讲的“利”，当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利”，是应该肯定的“利”。也就是说，孙武所讲的“利”，首先和主要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利益。
在孙武看来，既然世界上不存在脱离以“利”为目的战争，那么无论是决定进行或不进行某一战争，还是在战争进程中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一行动，都必须贯彻这样一个军事哲学原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武认为，只有这一条才是“安国全军之道”。为了贯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原理，孙武提出了以下方法论原则：第一，对待战争，必须持慎重态度。孙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强调不能感情用事、轻率地发动战争。这是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但“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国家都灭亡了，不复存在了，自己的经济制度、经济利益还从何谈起！因此，孙武强调，一定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做到没有“利”就不要兴师动众，不能得胜就不要盲目用兵，不遇危迫就不要进行战争。第二，计划战争，必须从“利”字出发。为此，就应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分析比较敌我双方天、地、道、将、法谁优谁劣，真正制定出一个对我有利的战争计划，然后才付诸实施。孙武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往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里的“计利”，讲的就是战争计划一定要突出“利”字，体现“利”字。这里的“因利而制权”，讲的就是要造成有利于我的战略态势。第三，实施战争，要力求不战而胜。孙武认为，“必以全争于天下”，在争夺天下时追求全胜，才是战争的理想境界。何谓全胜？就是个敌国举国来服，令敌军举军来降。如何全胜？谋攻。怎么去以谋攻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为什么要力主谋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兵不顿而利可全”，不用钝兵血刃而得到国富强兵之利。
综上可见，孙武认为的经济利益是战争的根源。孙武的军事实践，也贯彻了他的“战为利”的思想。
二、孙武认为，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
从孙武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战争对经济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必要的经济基础是进行战争的先决条件，二是战争严重地消耗乃至破坏国家经济力量，会造成可怕的政治后果。
孙武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这话虽然是就后勤保障而言的，强调的是军队必须有可靠的后勤保障。但是，后勤保障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力量，国家的经济力量又与国家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所以，孙武此言，也间接地说明了战争对国家经济的依赖性。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才有条件进行战争，才不至于造成军队物质条件的匮乏，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另一方面，孙武也非常强调战争会严重消耗国力的一面。如果不考虑国家的经济力量而无限度地进行战争，那就会使军队“钝兵挫锐”，令国家“屈力殚货”。正因为战争严重地消耗国家的经济力量，所以战争指导者对此就一定要心中有数。所谓“多算胜”，其中就包括着战争对国家经济力量消耗的计算。
孙武根据春秋及其以前冷兵器战争对物资消耗的情况，建立了这样一个战争消耗的数学模型：“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甲车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有了这样一个基数，出兵多于或少于十万，每天的物资消耗便可很容易地推导出来。一定兵力每天的物资消耗知道了，一个月、一年的消耗便易于计算出来。战争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消耗，必然会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对此，孙武也进行了量化。“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说是出动十万军队到千里之外作战，就会有七十万家老百姓因服务于战争，而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一面是战争消耗，一面是因战争打乱了社会生产秩序而造成的粮食总产量的减少，国家经济力量的降低就可想可知了。
孙武强调，他之所以重点地突出地论述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原因在于“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害与利是对立的统一，是相互联系着的。用兵是为了争霸，战胜对发展社会经济有利；但是不了解、不控制战争对经济消耗的度，就会事与愿违，得到相反的后果。“军争为利，军事为危”，利与危必须都要看到，不能见利忘害，也不能见害忘利。孙武透过对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考察，提出应该建立“智者”型的“必杂于利害”的思维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孙武说：“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认为只有有了“必杂于利害”的思维方式，预想之利方可得到，出现之患方可解除。“必杂于利害”，不仅是思考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应该具有的思维方式，而且是思考所有军事问题时都应该采取的思维方式。
三、孙武认为，经济制约战争，战争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孙武之所以主张实行速战速决战略，并把它看作是当时最佳的战略选择，主要是从经济的原因考虑的。孙武考察了历史的现实的战争，总结了战争经验，说：“兵闻拙速，本睹巧之久也。”他甚至断言：“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春秋时代，只有速决战，才能减少战争对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做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保持国家的人财物力，使民众能够生活下去。而战争时间的持久，势必会大量消耗国家的经济力量，使国家力屈财殚，绝民生路，以致引发不可收拾的社会政治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会有什么利益可言呢？因此，孙武得出以下结论：“兵贵胜，不贵久。”
应该指出：孙武主张速战速决，但并不一概排斥持久，就像他力主“谋攻”但并不拒绝力攻一样。他只是强调，速决和持久比较起来，前者比后者更为有利。应该“贵”速胜而不要去“贵”持久。“贵”者，更为重视之意也。“不贵久”不是拒绝持久，而是不要像重视速决那样去重视持久。何以见得？在《用间》中，孙武有这样的话：“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就含有持久战的意思。这里的“相守”绝不是和平时期，因为“守”（防御）是攻守这两种基本作战类型中的一种；“数年”显然也不是短时期的速战速决，怎么说也算持久战了。吴军多年在楚国的东境骚扰，消耗疲惫楚军，最后一举攻入楚都，就是“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的例证。
战争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战争的胜负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紧密的关系，当然首先为军事家们所感知。于是，孙武面对“军无粮食则亡”这种极为严酷的现实问题，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考察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成为必然。孙武在思考这两者关系时，发现一切战争都是为“利”（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因此必须坚持“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的原则。在具体的战争行动中，也应该对此原则一以贯之。战争消耗巨大，对此必须心中有数，并在战争中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军队后勤保障。同时，还需预防消耗过度。否则，将会引起社会政治危机，违背战为利的本意。
“战胜而益强”，孙武认为这是处理战争与经济关系应该达到的最佳境界。孙武的这些见解，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思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