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新 揭示规律
——孙武的革新进步思想与当代军事变革
于泽民
孙武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以其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源源不断地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与无尽的教益，而且，在这些兵法原则的背后所隐含着的革新进步精神，更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孙武面对春秋末期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顺应时势，冷静观察，深入思索，梳理旧典，吸收新知，以勇于创新的精神把中国古代兵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创新性、进步性是《孙子兵法》的内在品质，因此，它是一个开放的军事理论系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特别是在重大军事变革关头，更显示出它的这一优势。
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到本世纪初已经进入新的质变阶段，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军事领域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一场革命。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加强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研究，把握趋势，揭示规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借鉴孙武的革新进步精神定能从中获得许多启迪和教益。
一、借鉴孙武“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的“重势”“任势”思想，认清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准确把握其特点和规律，自觉投入军事变革实践
孙武认为战略指导是借助于客观形势的能动行为，而不是纯粹的主观意志。他把这个道理形象地比喻为木石的滚动，“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只有顺势而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势比人强，所以他把谋势、任势看成是军队建设、战争指导的首要追求。谋势就是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形势，任势就是正确利用客观形势。这里所说的“势”就是军事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只有认清了这个总趋势，才能顺应时局，掌握主动，驾驭战争驶向胜利的彼岸。
以孙武“重势”观点看现实的军事变革，我们可以清楚以下两点：
一是只有把握大势，才能明确改革方向，自觉投入改革大潮。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关起门来发展经济不行，封闭起来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也不行。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超前的战略意识，在国际大背景中去思考和筹划。要紧紧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密切注视世界军事发展趋势，顺应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制定和实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计划。
二是面对现实的军事变革，只有把握大势，才能找准我军现在的历史方位和妥善的应对方式。从世界军事发展进程看，正在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迈进，而发达国家已经捷足先登。正如江泽民所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面对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的新失衡，发展中国家只能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优势，努力缩小“时代差”，争取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从我们的国情和军情出发，正确处理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我军目前正处于机械化尚未完成，又需要努力实现信息化的特殊阶段，面临着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就必须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式发展。总之，就是要以建设信息化军队为战略目标，实现军队建设的整体转型，使我们的军事理论、武器装备、组织结构、军事训练、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按照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努力锻造我军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二、借鉴孙武“以道为首”“以人为本”的战争理念，正确认识战争主体，在推进军事变革中要始终把“固本”作为首要任务
孙武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是“道、天、地、将、法”，而其中处于首位、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道”。在判断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时，就要对敌我双方的基本要素加以对比，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而在条件对比中，主要是作为战争主体的君主、将帅和士卒素质的对比。这就是说，军事活动的主体是人，是有“道”的政治决策者、有“能”的军事指挥者和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战斗者的集合体。他们是一切军事行为的主体，居于支配地位，而天、地、法等则是在主体支配下的客体，是辅助条件，可见，孙武对战争诸因素的认识是主次分明、本末有序的。这一宝贵认识无疑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改革的思路，即改革的事情千头万绪，其中必有轻重缓急、本末主从，只有抓住根本，摆正关系，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军事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推动军事变革的原动力是人，特别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人。无论是古代冷、热兵器战争，还是现代机械化战争，抑或是未来信息化战争，人都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借助于武器装备，结合自身的意志、智谋同敌人进行暴力对抗的人。这种“人”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表现为正确的政治理念、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并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还要具有主动意识和创新意识，善于创造、改进和完善军事系统，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只要有这样的军事主体存在，就能适应军事发展潮流，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一点是不能怀疑和动摇的，特别是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发生阶段性变化、战争发生某种转型的时期，切不可陷入“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决胜论”的迷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不断强化着人们这样一个认识：即技术因素对于战争的胜利更加重要，填补技术上的“时代差”，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关键所在。人们的认识一时间能取得这样高度的共识，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说明高技术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战争的转型。但是应该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高科技可以使战争“转型”，但不能使战争“转性”，即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的主导作用。技术可以使战争打得准、打得狠，但是不能决定打得对；可以一时打胜战争，但不能保证“修其功”，即巩固胜利。战争既要追求军事效益，更要追求政治效益；既要着眼战役胜利，更要着眼战略胜利。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才能稳操战争的政治舵轮，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任何军事变革中，都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必须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战争主体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真正使理论进入思想、进入工作，推动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
三、借鉴“兵家之胜，不可先传”的革新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确立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相适应的新思维、新观念
孙武认为军事活动的奥妙在于顺势应时，因情就便，不能守成，不能媚俗。所以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在当时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比如，在战争观上，他不与当时引为时尚的“去兵、去战”论相附和，而是高扬“兵者，国之大事”的“重兵”论；不是片面地宣扬“兵凶战危”，只讲战争的负面作用，而是提出“兵者，利也，非好也”（汉简《孙子兵法佚文》），既承认它的负面作用也看到它的正面作用。在战争目的性上，不以虚伪的仁义道德作粉饰，而是大胆地提出“兵以利动”。在战争指导上，主张通权达变，要求因敌、因地、因时、因势而战，根据兵力“有余”、“不足”的具体情况选择攻守作战形式，反对片面强调进攻或防御。在作战手段上，他同“成列而鼓”的迂腐观念针锋相对，大胆提出“兵以诈立”、以“诡道”制敌的用兵原则。诸如此类的观点不胜枚举，其中有的是孙武首倡，有的是前人只做不说而孙武直言不讳，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是在孙武这里得到历史性突破。总而言之，在孙武看来，一切军事理论和作战原则都不是先验的规定，不是凝固的板块，而是像水一样因地而制流、随器而圆方的流体。所以他谆谆告诫人们不仅要知道“所以胜之形”，更要知道“所以制胜之形”。这一见解对于那些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战争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家来说，不啻是一剂清醒剂。
进入21世纪，战争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达国家的军事变革正在由理论探索和部分实验转向全面实践、整体转型，一系列崭新军事理论在最新军事技术和连续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推动下崭露头角，越来越明显地引导着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诸如“非接触作战”“非对称作战”“平行作战”“信息作战”“网络中心战”“行为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等，都纷纷登上战争舞台。有鉴于此，我们必须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关注和研究信息化战争，创新和发展信息化战争理论。就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适时调整思路，转变观念，推陈出新，闯出新路。坚持科学态度，历史地、现实地、发展地看待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冲破旧的、习惯性的思维定势，创立与信息条件下局部战争相适应的军事理论体系。
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必须转变军事思维方式，树立新的思维观念。一是要变机械化军事思维为信息化军事思维。这是最为深刻的军事思想革命。它要求摒弃长期形成的机械化战争的思维模式，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维观念，把建设信息化军队、打信息化战争、掌握制信息权作为主攻方向。二是要变“要素型”军事思维为“体系型”军事思维。从各军兵种相互独立发展、武器装备自成体系、指挥控制互不相联、作战各显其能的状态，转换为系统高度集成的“体系对抗”。这是贯穿新军事变革的一条主线。目的是建立基于陆、海、空、天、电五位一体的各系统、各作战单元之间的无缝链接，创造最大的作战效能。三是要变经验型军事思维为创新型军事思维。要利用高度仿真技术，进行未来战争的“虚拟实践”，模拟战场环境，演练应对未来局部战争的各种战法和作战预案，提高实战能力。
四、借鉴“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的开拓精神，积极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理论牵引和支持
孙武认为，军事斗争本来就是一种“无常势”“无常形”的对抗活动，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算真正认识了用兵的真谛。以往的成功经验及其理论成果有其真理性因素和合理的内核，但是它们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这就像“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一样。因此，军事理论的取向和军事行为的选择都必须“悬权而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也是军队进步的灵魂，一支没有创新能力的军队，难以立于不败之地。当今世界，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现有的指挥能力、武器装备、情报侦察、通信联络、指挥控制、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等基本方面都有与形势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都有变革的任务，而首要的是军事理论创新。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新的军事变革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军事理论的突破是军事变革的核心内容。冷战结束以来，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研究先进的军事理论，以理论创新牵引实践创新，以理论先行谋求未来竞争优势，已成为世界军事发展的一个趋势。世界军事领域的竞争首先表现为理论创新能力的竞争，谁具备卓越的军事理论创新能力，谁就能掌握军事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当代世界军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都与军事理论的重大变革密不可分。一个崭新军事理论的胜出对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必将起到巨大的指导和牵引作用。
当今，战争形态、军队编成和战场面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武器装备信息化、智能化、隐形化的特征日趋明显。传统的理论不断被突破，关于战争、战场、作战和武装力量建设的新观点、新学说层出不穷。部队规模、体制编制、组织指挥等都出现整体推进、全方位转变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开阔视野，与时俱进，科学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深刻把握国家和军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理论上突破前人，突破常规，突破“禁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革。比如，过去我们被视为法宝的人民战争、积极防御、后发制人、以劣胜优、近战、夜战、游击战、运动战等理论原则，都需要根据当代战争新变化、新特点及时不断地转换新形式、充实新内容、做出新阐释。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法宝注入新的内涵、新的活力，又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大胆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战法，那么，我们必将陷入剑不如人，剑法亦不如人的困境。
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实现我军跨越式发展的灵魂和先导。但先进的军事理论并不是无本之木，它往往是建立在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基础之上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闪击战”理论提出，是以航空兵迅速发展和坦克集群突击能力提高为基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威慑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各军事大国核武器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今美国提出的全维作战理论，更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种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应用为前提的。现实的军事理论创新，就是要求我们依靠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去探索与信息化军队、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军事理论，抢占世界军事理论的前沿和制高点。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崭新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把握时机，使理论创新与科技创新形成互动机制，以前瞻性思维研究信息化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军事理论，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理论牵引和支持。
五、借鉴“率然一体”、“吴越同舟”的整体观念，正确认识战争活动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确立战略谋划在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孙武认为军事活动是一个有中心、有重点的体系运作，并把它形象地比喻为“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这就是说，军事运作是围绕一个中心的整体协作，其反应之灵活就像一个有机体。运作没有中心不行，有中心而各个局部互不协调也不行。多元一体、整体运作是用兵的基本原则。孙武这个朴素的认识也正是当今战争形态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冷战后几场局部战争的发展体现了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化的基本趋势。从这些战争的主要特点和规律来看，战争活动的一体化是其发展的根本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战场对抗发展成为体系对抗。传感器系统、指挥自动化系统与精确打击系统的不断完善，使美军在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作战体系。作战行动无论大小，都要依靠整个系统的协调运转，发挥一体化的作战优势。
第二，作战样式的运用趋于系统化。伊拉克战争中，信息战、空袭作战、特种作战和制敌机动等相互配合，构成了美军的作战样式体系。其一体化运用的特点是：以心理战、情报战、电子战、网络战为内容的信息战率先展开，并贯穿战争全过程；陆战、海战、空战、天战融为一体，对敌战略要害进行猛烈打击，实施快速决战；特种作战与空袭作战相结合，对敌作战体系的关键部位实施精确打击等。
第三，战略、战役、战术三级行动融为一体。从这几场战争看，战役战场已与战略战场重叠，战争进程大幅缩短，战役或战略阶段的明显划分逐渐消失。美国等在这几场战争中的军事目的基本由一次战略性打击或一次战略性战役直接达成。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首次真正实现了昼夜24小时的持续联合作战，20多天的主要作战行动基本一气呵成。另外，“斩首行动”等战术作战则具有了战略作战的性质。
第四，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走向联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除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为发动战争创造条件外，还注重综合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行作战。美国国务院、能源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等要害部门都选派人员直接参与作战支援。
从上述这些战争活动一体化的表现可以看出，信息化战争的一体化趋势，客观上要求确立整体谋划在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因为战争活动的一体化使战争战略目的的实现途径更加简约，一般不需要通过多个战役战斗阶段来实现，更多地显示出“毕其功于一役”的特点，战幕一拉开就直指战略目标。为此，改革反映机械化战争特点的以战役谋划为重点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战争谋略体系，建立以战略为核心的战略战役战术一体化的战争谋略体系，是新军事变革的重大课题。从战略谋划出发选择和融合战役战术手段的基本思路是战争谋略教育训练的大势所趋。
孙武“率然一体”的用兵观点还启示我们，在军队建设上如何处理好全局与重点的关系问题。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善于把握全局，抓住重点，解决主要矛盾。这也是推动当代军事变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军建设的全局性问题是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装备建设要着眼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坚持有所赶有所不赶，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发展克敌制胜的“杀手锏”；军队现代化建设，总的原则是“整体谋求适度发展，局部争取大幅跃升”。这些都是我军要把握和解决的全局性问题。在把握全局、抓住重点的同时，还要善于以重点带动和影响全局。如我军提出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军事斗争准备要突出主要战略方向，兼顾其他方向，以主要方向带动其他战略方向的军事建设；以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指挥人才为重点，实施人才战略工程，造就适应未来战争要求的人才队伍，等等。这些重要论断就蕴涵着古今军事思想的融合与沟通。
古老的孙武思想始终迸发着青春的活力，仍然是人们汲取军事智慧的不竭之源，对于解决当代军事变革中的基本问题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想把孙武的军事思想变为当代战争中的制胜智慧，就要紧密结合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实际，将其灵活运用于军事斗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