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的军事才能
李兴斌
关于曹操的军事才能，《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其能“该韩白之奇策”。应当说，这一评价是很高的。然而，还有比这更高的——王沈在《魏书》中干脆将曹操与著名的大军事家孙子和吴起相提并论。至于后人，则大多因袭了陈、王二人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并不符合实际。曹操的军事才能，虽有其长，但更有其短，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即：长于战术，短于战略；长于任将，短于治军；长于陆争，短于水战；长于政治，短于军事。现试分述如下：
一、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只要稍微仔细地阅读一下《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便不难发现，曹操在指挥才能方面，明显地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其一生的军事实践表明，他在战役指挥和战术行动上，正确、成功的多而错误、失败的少；但在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上，则是错误、失败的多而正确、成功的少。
(一)有关战役指挥和战术运用：笔者根据《武帝纪》作了一个粗略统计，曹操一生亲自指挥的战役战斗行动的大约有30次左右，其中胜者占绝大多数，而败者十中不足一二，且其失败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例如，讨董卓时败给徐荣，一是兵力太少，二是操系初次从事军事指挥活动，缺乏经验；建安二年败于张绣，实际上是由于麻痹，与指挥能力高低无关。相反，那些获胜的战例，不仅所占比例极高，而且有不少赢得十分漂亮。如建安三年之大败张绣的追兵，建安五年之利诱、击败袁绍军，建安十一年之不战而取袁氏兄弟的首级，等等，即都是如此。
(二)有关战略谋划和战略指导：事实表明，曹操在关系全局的战略谋划和战略指导方面，既乏远见，亦少办法。
1.官渡之战，曹操在战略上始终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战前，他虽深知自己无法与袁绍匹敌，而此战意义极为重大，但就是拿不出具体办法来。为此，他焦虑不安，“出入动静变于常”，后经荀彧分析，指出己方之必胜原因，始觉心中踏实。但是，当官渡之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曹操的信心再次动摇。他写信给留守许昌的荀彧，说打算退兵还许，荀彧回信再次为他分析当时的形势与利害，他才打消了退兵的念头，最后取得了此战的彻底胜利。所以，官渡之战曹操所以能获胜，战略上主要得益于荀彧，曹操本人并无值得称道之处。《武帝纪》记他对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少，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易，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云云，应是在吃了荀彧的“定心丸”之后才可能有的见识。
2.赤壁之战不知彼己，盲目用兵，终致大败。实事求是地说，曹操夺得荆州，既是意料中事，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问题是，曹操在夺取荆州之后，应当见好就收，而不宜继续冒进。因为此时的形势，表面上看对曹操极为有利，实际上并非如此。概括地说，当时之不利于曹操的因素，至少有这样几点：(1)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靠武力和诈谋经营天下，在政治上远未赢得天下人之心。(2)操之后方不稳固，既有内忧，又有外患。(3)军事上舍长就短，以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卒，南下与乘船如骑马的水乡将士争衡，而且是长途奔袭，部队极为疲敝。(4)孙、刘双方虽兵力少于曹操，但精兵也不下五六万人，而且主明、士智、将勇、卒练，面对强敌，内部团结。对这些，周瑜和诸葛亮都有深刻的认识，而曹操却无丝毫觉察。作为一个军事家，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前，如此昧于知彼和知己，是不应该的。
3.没有及时夺取关西、汉中和两川，丧失了统一中国的大好时机。荆州江南地区位于孙氏政权的上流，若为刘备所占，就会成为其心腹之患，所以他们绝不可能在此地归属未定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而刘备当时尚无立足之地，只有夺取此地最为近捷和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无强敌威胁，他们只可能鹬蚌相争，不可能联合对外。而关西、汉中与两川地区，除了马超还是个对手外，张鲁和刘璋都是庸劣无能之人，曹操若能以强兵临之，夺取这些地方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然而，在夺取荆州江北之地后，曹操却放着这些意义重大且相对容易对付的敌人不打，偏偏去进攻自己的两个最为强大的对手，迫使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他，实是战略决策上的一大失误。
赤壁之战后6年(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有益州，曹操平定陇右。次年，孙、刘瓜分荆州江南之地，曹操夺占汉中。此时，他的重要谋士刘晔和司马懿都劝他乘势取蜀，且指出刘备系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服，且其正与吴人远争江陵，实属机不宜失。然而，曹操均不采纳。不仅如此，他还在明知夏侯渊“但知任勇”、轻燥乏谋的情况下，依然让他守汉中，自己则率大军返回邺城。结果，仅仅过了三年，夏侯渊就被刘备部将黄忠所杀，汉中终为刘备所得。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曹操在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方面缺乏远见的特点。
一个军事家在实践上的特点，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理论著述上去。分析曹操现存唯一的军事理论著述《孙子注》，其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的特点同样十分显著。对此，古棣与周英二位先生已著专文(见《长于战术●短于战略——评曹操〈孙子注〉》，载《孙子学刊》1993年第3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恕不赘述。
二、长于任将，短于治军
(一)关于任将：《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应当说，此话大抵是符合实际的。考察曹操的军事生涯，其在使用将领方面，主要有如下特点：
1.善于发现人才。遍阅《三国志●魏书》，可知曹操部下有许多将领，本不知名或不甚知名，是经曹操之慧眼识拔后，才逐渐建立功名?而为人所知的。如田豫、陈矫、满宠等，即属此种情况。
2.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建安十五年，曹操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实践证明，曹操任将，的确是坚持了上述方针。被他重用的将帅，出身颇杂，亲疏都有：(1)曹操自己的族人、亲属甚至儿子，如夏侯敦、曹仁、曹彰等。(2)出身细微，与己非亲非故者，如许褚、典韦、胡质等。(3)拔于行伍战阵之间者，如于禁、乐进、李典等。(4)取于败军亡虏之内者，如张辽、徐景、张郃等。这些，都是当时被列为名将写入史传者，至于那些中才以下不为史传所录者，当不知凡几。
3.各任器使，用其所长。除以上特点，曹操还能够根据将领们的特点，充分发挥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志节任侠，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就割青、徐二州托付于霸，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文聘本刘表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就聘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等等。
建安二十年，曹操亲征张鲁，而以张辽、乐进、李典守合肥，留给护军薛悌一函，署曰“贼至乃发”。不久，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张、乐、李、薛乃共同启函，见内有一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而张辽、李典知其意。原来，一者张辽、李典、乐进素不和睦，操恐其不相统属，故预为处分；二者强敌远来，守军无救为恃，必须乘其兵势未合之际逆击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
当然，曹操任将也有其失误之时，如任夏侯渊而夏侯渊覆亡，任于禁而于禁败降，但这不过是百密中之一疏，尚不足以掩其总体上的成功。
(二)关于治军：现存史料中并无有关曹操治军的正面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史料，作出如下判断：
1.曹操对于军队的治理与管理，既不如诸葛亮，也不如孙氏兄弟。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曾说，诸葛亮之才，“于治戎为长”。据本传载，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军伐蜀，“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建兴九年，诸葛亮再次北伐，屯田渭南，“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些，都是诸葛亮治军有方的明证。所以，后人评论他的军队为“桓文节制之师”。据本传记载，孙策为袁术部将时，骑士有罪，藏入袁术营中，孙策依然派人前往斩之，“由是军中益惮畏之”。后来，他率部还定江东，“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反观曹操用兵，则从无此类记载。
2.曹军作战，胜则动辄“屠城”、“残戮”，败则散乱奔逃、溃不成军。据记载，兴平元年夏，曹操东征陶谦，“所过多所残戮”；初平四年，操征(陶)谦，“多杀人民”，“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曹操杀袁绍士卒七万余人；建安二十年，操征张鲁，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操“攻屠之”。另据《于禁传》记载，曹操在宛城败于张绣之时，几乎溃不成军，而青州兵因操平日“宽之”，此时竟然劫掠同类。以上所述，都反映了曹操御兵乏术、短于治军的特点。
三、长于陆争，短于水战
曹操平生所直接或间接指挥的战事，基本上全是以马步军为主的陆上之争，其中虽然难免败挫，但终究是胜多败少，这反映了他善于指挥陆上作战的特点。
曹操一生中只指挥了一次水战，即赤壁之战，结果是大败而归。据《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曾在邺城作玄武池以操练水军，并于同年七月即南征刘表，此后不久又乘新胜之威南追刘备，欲定江南。在池中操练水军，时间又是如此之短，岂能有理想的效果？这反映了他对水战认识的肤浅和幼稚。据《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瑜部将黄盖献策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瑜纳其计，于是盖欺操以诈降，果然以火攻大破曹军。水战以舰船为主要工具，大江之上，战船首尾相接，不备火攻，而又轻信诈降，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曹操对水战常识的无知。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曾有数次交锋，互有胜负，而曹操以不惯水战，终难获利。据《吴主传》及裴注引《吴历》记载，建按十八年，曹操率军进攻濡须口，曹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遂退军。可见，在水战问题上，曹操始终是不得要领，难有作为。
四、长于政治，短于军事
实事求是地说，曹操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他的政治才能卓越和突出。曹操在政治上的过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善察时势。据《武帝纪》及王沈《魏书》载，光和末，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等联结豪杰，谋废灵帝，曹操拒绝参与，后芬等果然事败。当董卓当政之时，曹操不仅不与其合作，而且率先起而讨之，表明了他对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建安元年，曹操果断地迎献帝至许，这是其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政治举措。取代汉帝虽说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即使是在功业盖世之后，也仍能保持头脑清醒。襄樊之战后，孙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曹操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充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老练。
2.善用人才。曹操不仅善于使用军事人才，其实也善于网罗和使用政治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所以，当时曹操身边人物之盛，是孙权、刘备根本无法相比的。
3.较能容人。曹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出于种种原因，的确杀了几位不能与他在各方面始终保持一致的才智之士，如荀彧、孔融、杨修、崔琰等，这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时代，是不足为怪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曹操还是比较能够容人的。如他不仅不杀逃亡的毕谌、叛变的魏种、翻覆无常的张绣等人，反委以重任，即是明证。
4.从谏如流。善于团结、网罗人才而不善于听取他们的忠言良策，或者虽然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却不辨糟粕，不识精华，不能择善而从，则与不善于团结、网罗人才没有什么区别。应当说，在这两个方面，曹操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他基本上能够做到从谏如流，择善而行。他的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都是在充分听取他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曹操的政治才能确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他基本上都具备；相反，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却并不怎么优秀和突出——他在战略上缺乏远见卓识，在战场上果于杀戮，治军也不严谨，而且自始至终不懂水战，等等。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更不是一个杰出的大军事家。
那么，千百年来，曹操何以会被看做是一位杰出的大军事家呢？我想，这大概与以下原因有关：(1)囿于前人(主要指陈寿和裴松之)的观点。(2)关注结果，忽略过程，片面地以成败论英雄。(3)认识上移花接木，将他人的成就和才能记到曹操头上。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学术委员、齐鲁书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