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长城与齐鲁商战
王铁军
对于像齐长城这样较大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和理解,往往会失之偏颇。造成偏颇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儒家思想观念对后世所造成的思维惯性。西周初,武王分封诸侯以藩屏王室。因此,分封诸侯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齐鲁两国也是这样,它们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衍生出伦理的和军事的因素,形成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思想观念的主要的文化氛围。反映在史学中,以《春秋》《左传》以及《战国策》为标志,我们看到的大都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及伦理道德演化史。但是客观的历史比一两部历史经典著作所反映内容更为全面。为了贴近历史,我们应该更多探寻相关内容。著名经典著作《管子》一书反映的内容是《春秋》等经典著作所涵盖不了的。例如《管子》所反映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璀璨的经济成就,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管子》不是正统的儒家经典,后世史家往往更重视《春秋》而疏远《管子》,继而忽视书中所记载的运用经济谋略战胜对手的内容。在儒家“重本抑末”思想影响下,更忽视了先秦经济领域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在春秋战国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春秋》《左传》和《管子》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经济上的胜利；修建齐长城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更是经济竞争的需要；齐长城不仅可以作为军事屏障,更是齐国从事商战的有力武器。
一、从《管子》等典籍窥见修筑齐长城的最初动机和客观价值
探讨齐长城与齐鲁商战,首先必须涉及当时修建齐长城的主观动机和客观价值,这是展开齐长城研究的立论基础。修建齐长城的最初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结合修筑长城的具体时代加以考察。据《史记●赵世家》:赵成侯七年(前368)赵“侵齐,至长城”。又据《竹书纪年》:周显王十八年(前351)“齐筑防以为长城”。又据《史记集解》引《齐记》:“齐宣王(前319-前306)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这里“备楚”明确地说出了齐长城在战国时代的军事价值。以上说的都是战国齐长城的情况。而据《管子●轻重丁》记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因此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说:“(齐长城)春秋时已有之矣。”这样,我们就把齐长城提前到春秋时代来考察了。
有观点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齐长城始于春秋之说不足信。倘若以此类推,《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那么司马迁撰写的先秦史也就不足信了?其实先秦的著述成书过程与今人不同,那时各家学术师徒相传,世代相续,其中个别名词术语可能发生变化,看上去有时代与名词术语不相符合之感。《管子》成书于战国,但此书的编写过程却应当是早于战国时期的。正如颜昌峣先生《管子校释●叙》所说:“顾其书(即《管子》一书),多窜乱,又不出于一人之手,盖为其学者先后辑录,若《论语》杂出于七十子之徒所纂集。”这是很有见解的评价。例如“长城”这个称谓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黄河流域,而春秋时期在习惯上称齐长城为“防”,因此在历史文献中曾一度出现过“防”与“长城”两两并称的现象。《竹书纪年》有“齐筑防以为长城”的说法,又据《战国策●燕策》的记载:“‘吾闻之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有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打消济、浊河,何足以为固?民力穷弊,虽有长城钜防,何足以为塞?’”这里的“长城钜防”是“长城”和“钜防”的同义互指,虽然带有春秋时代的用词习惯,但长城一词已经开始流行了。春秋时代称长城为“防”,最早见于《左传》:“(齐灵公二十七年即前555年)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所谓“堑防门”就是在“防”的门外挖壕沟,以增强防门的防御功能。
齐长城最初称为“防”，这是由于齐长城运用了修筑堤坝技术。据《周礼●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可见“防”原本是指农业生产活动中用来“止水”的水坝。又据《周礼●考工记》:“防必因地孰。……凡为防,广与崇方,其閷（按郑玄注:薄其上也)参分去一。”就是说,筑防要顺应地势,其横断面呈等腰梯形,上底为下底的2/3。这是筑防的蓝图要求,实际操作往往是大体如此,以济南长清摩天岭保存较好者测之,其横断面大致为等腰梯形,基宽6米,残高5米。以筑坝技术修筑长城,在那时人们的眼里,看上去就像是一道堤坝,所以人们就称之为防。还可能是因为其规模巨大而又一望无际,所以又称“钜防”。但是《管子》却径直称“防”(或钜防)为“长城”,反映了管仲的门徒对《管子》一书世代相续、先后辑录的痕迹。在战国人看来,如果把管仲所说过的话写成“防之阳鲁也,防之阴齐也”,就不如直说“长城”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了。随着时代的不同,遣词用语亦有所改变,这是先秦典籍的一大特点,我们不能据《管子》有“长城”等战国时期开始流行的词汇就断然宣称该书内容不足信。
为深入探讨修筑齐长城的最初动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管仲在《管子●轻重丁》中的这段记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三败杀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所谓“三败”,是说齐桓公即位初期齐鲁之间发生的三次军事战争,最后以鲁胜齐败而告终。在此期间齐国迫使鲁国杀掉公子纠、召忽,此即“杀君二重臣”(鲁虽系被迫,但此时管仲为齐桓臣,故如此措辞)。据《左传》:鲁庄公九年鲁伐齐,公子纠返齐,使管仲射杀小白,小白诈死而先入于齐。鲁师及齐师战于乾时,齐胜。次年(齐桓公二年)春,齐鲁战于长勺,齐败。夏六月,齐国联合宋国次于郎,鲁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没敢接战即败返齐国。这三次战役,鲁与齐的正负比分为二比一,所以说“以鲁胜齐败而告终”。然而,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发生了齐国强盛鲁衰弱的变化:鲁桓公五年,齐人灭遂而戍之(或如《史记》言鲁庄公献遂邑以平,曹沫挟持齐桓公返鲁侵地),不论具体情节如何,此后凡桓公之世(在位43年),齐鲁不战,鲁国始终听命于齐。个中原委,诚如管仲所言:“三败杀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谓险要)之地封者也。”据《小广雅》:“封,界也。”这里用如动词,意即设疆立界,其设疆立界的具体方式就是筑防(筑长城)。如此看来,管仲在齐桓公即位之初就开始在“孤突之地”设封筑防,以“定社稷”,并在齐桓公即位之初就开始发挥“定社稷”的重要作用了。这里所说的“定社稷”,应当视为修筑齐长城的最初动机,或者说,修筑齐长城是管仲为齐桓公“定社稷”的重要举措之一。齐长城具有定国安邦的重要意义,但文中所强调的只是齐长城在军事战争上的防卫价值。
除了军事上的被动防御之外,那时齐国还利用雄居“关塞要地”的齐长城积极开展商战。据《管子●轻重戊》记载:“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千谷也(按千谷,一本作“子谷”,当从。子谷乃蔑词,谓谷不成者,详见颜昌山尧《管子校释》),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ti,厚缯也),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予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灸不相见,绁纟乔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此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鲁梁”之说。齐国盛产食盐,以济水流域划分,齐国向中原出口食盐有一条重要商道,以鲁国为起点,“修河济之流,南输(自济水下游溯流向中原,水路略偏南,故称南输)梁、赵(嬴姓)、宋、卫、濮阳”(见《管子●地数》)。鲁、梁、赵、宋、卫、濮阳,是齐国食盐的重要销售市场。据《管子●轻重甲》:管仲请以粜盐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国也,无盐则肿,守圉之国(内陆不靠海的诸侯国),用盐独甚。”齐桓公听说有利可图,就答应了这件事。关于“梁”的解释比较多,也比较杂,几乎动摇了《管子》记述历史话语的可信性。梁是周时诸侯国,在今陕西。据《国语●晋语二》记载:“夷吾逃于梁。”韦昭注:“梁,嬴姓之国,伯爵也。”鲁梁两国大致位于齐国通向中原盐道的东西两端,齐国重视盐业经济,从《管子》的《地数》、《轻重甲》、《轻重戊》诸篇的记述进行综合判断,鲁梁两国趁齐国扩大食盐出口之际,彼此联手、相互勾结,控制了食盐的买方市场,使齐国在中原的盐业利润大打折扣,所以齐桓公才说:“鲁梁之于齐也,千谷(当为子谷,见前说)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表现了齐桓公既愤恨又无奈的心态。据《管子》的记载,梁与齐仅在盐的问题上发生联系,因此齐桓公之所以恨梁,必为盐事所由生。有观点认为春秋梁国近秦,鲁梁两国地不相接,因此梁国是指西汉梁孝王故国,而非春秋时期的梁国。张友直《管子货币思想考释》引马元才《管子轻重篇新诠》谓刘武于汉文帝十二年徙梁,为梁孝王,其地北界泰山。因此《管子》之作,至早不得在汉文帝十二年以前。这个结论的得出,在于鲁梁“民俗为绨”和齐桓公的“为服泰山之阳”。按照马元才的解释,“民俗为绨”则鲁梁必得相邻,既相邻,则《管子》成书于西汉。其实,自夏商以还,经过西周数百年的交融连通,黄河中下游各部落的独立个性逐渐淡化而呈趋同之势,尤其是像纺织这样的手工业,并不像各国水土不同而其特产方物也不同那样,历史悠久的纺织手工业更容易彼此模仿。梁国“民俗为绨”,鲁国也是“民俗为绨”,这并不奇怪,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趋同性。至于齐桓公“为服泰山之阳”,只是造一下声势而已,并不能看做是北界泰山的梁国与鲁国相邻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不必把西汉时期的梁国生硬地拉到春秋时期的鲁国边界上来。
二是关于“三年,鲁梁之君请服”的历史事件。据《左传》的记载,齐桓公即位后,鲁国主动找齐国言和的时间是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冬。如前所述,齐鲁三战于齐桓公二年夏以鲁胜齐败而告终。而管仲早在齐桓公二年春就开始实施商战谋略,前后花了大约4年的时间,也即在齐桓公五年的冬天促使“鲁梁之君请服”,其事件与《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三年即齐桓公五年)冬,(齐鲁)盟于柯,始及齐平(讲和)也”大致相合。《左传》与《管子》在内容上彼此互补,进一步揭示了齐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如果仅靠《左传》的记载,所看到的只是一次会盟,而无法弄清齐国是如何反败为胜的。
《管子●轻重戊》关于齐鲁商战的这段记载很精彩。当初,齐桓公即位伊始,国力并不强大,军事上打不过鲁国,又在卖盐中原的过程中受到鲁梁两国的欺负,于是就采用了管仲的商战计策,要在经济上打垮鲁梁。管仲针对鲁梁百姓善于织绨的特点,让齐桓公穿着用绨做的衣服,到处炫耀。齐国人看见齐桓公身穿绨衣,就竞相效仿,市面上的绨成了抢手货,而齐国又下令不准本国百姓织绨,必须从鲁梁进口。齐国不断从鲁梁花高价买绨,鲁梁百姓见到织绨可以挣大钱,就纷纷织绨卖向齐国。就这样过了一年多,齐国突然下令禁止购进鲁梁的绨,禁穿绨衣,与鲁梁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关闭齐长城的各个关口。这一下鲁梁的国君可傻了眼,百姓们织了一年的绨,同时也撂荒了一年的地。于是鲁梁开始闹粮荒,兵也不强,马也不壮了。这时齐国开始向鲁梁出口粮食,每担千钱,而齐国本土才每担十钱。于是鲁梁百姓纷纷迁到齐国来生活,仅两年时间就使鲁梁丧失了大量劳动力。第三年,终于迫使鲁庄公领着梁国之君主动找齐桓公结盟言和。从此鲁国听命于齐国。鲁庄公倘非迫于无奈,又岂肯对齐桓公俯首帖耳?齐国赢得了商战的胜利,同时也奠定了齐桓公称霸中原的基础。考虑到梁国距齐国较远,这场商战主要是针对鲁国展开的,因此称齐鲁织绨之战。这场商战采用了高度的集权经济手段,齐长城在购绨、禁绨、卖粮诸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从齐长城的客观价值看《管子》的经济思想
齐长城在军事上的应用,通常是来势也迅猛,而结事也迅速。因此齐长城在攻防战争中的实际使用时间很短。而利用齐长城进行商战就不同了,商战比军事攻防战争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商战旨在破坏敌国的经济命脉,可以从根本上瓦解和削弱敌国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进而使本国在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齐鲁织绨之战充分利用齐长城控制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为齐桓公称雄争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还有一种商战,就是发挥本国经济特色以谋取更大利益,这种商战利用齐长城的时间,比在三五年内搞垮敌国的商战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因此带有战略商战性质。这也就是说,齐长城具有短期的军事战争价值、中期的商战价值、长期的战略商战价值。
齐鲁织绨之战就是因齐国的战略商战受阻而起的。据《史记》:“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这是管仲为促进齐国发展所做出的战略抉择。其中“设轻重鱼盐之利”是核心部分。管仲作为齐相,从维护齐桓公的利益出发,采用高度集权的经济手段谋求齐国的富强。与此种经济手段相适应,需要有一道关隘屏障相配套,以杜绝或放开私家贩运,随心所欲地调度人流、物流、资金流。春秋齐国最主要的外向型经营特色就是盐。据《管子●地数》记载,管仲提出了对内由国家垄断盐业生产、提高食盐价格策略,“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对外则扩大食盐出口、以期攫取更大利润:“煮泲水(谓煮盐卤而成盐。盐卤产青州北海淤积平原的地下,山东南部的黄海岸多岩石或沙滩海岸少盐卤)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济水及其南岸是齐国向中原出口食盐的天然通道,公私商旅往返频繁。为加强国家对食盐的控制,所以齐国就从东往西修筑长城。早在织绨之战爆发之前,鲁梁两国趁齐桓公即位未稳,彼此狼狈为奸,破坏齐国具有战略意义的盐业经营。鲁国向齐俯首称臣之后,齐国继续食盐出口,长期称富天下,国力强盛,而齐国版图也开始逐渐扩大。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越过以齐长城为标志的疆界,向外扩张,但是齐长城还是照样发挥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的作用,有效地防止私盐贩运,使齐国成为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
《管子》的经济思想带有强烈的集权调控色彩,在其轻重理论的指导下灵活多变地控制商品供求和调节货币流通,因此《管子》更侧重于对经济的人为干预。据《管子●国蓄》记载:“聚则重,散则轻。”广义上说,就是用聚与散、藏与发、疾与徐、供与求、行与阻等相反相成的方法,配合运用奇谋诡略,使之对我有利。集权调控需要以长城为工具,以实现国家的趋利避害。有了齐长城,就能很好地控制商品经济的运行态势,因此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取得更大利益。例如织绨之战,为了使鲁梁放弃农耕,齐国造成“农轻绨重”的经济态势,而当鲁梁彻底放弃粮食生产时,齐国又迅速造成“绨轻粮重”的经济态势,轻重的把握全靠齐长城各关口的严格把关、令行禁止。如果没有齐长城,齐国将难以彻底战胜鲁国,而齐桓公要成为天下霸主,还将会走更长的路。
秦始皇统一六国,诸侯争霸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齐长城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使命随着秦朝的建立而告终。齐长城既是物化的历史,又是文化的长城,更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系统相配套的重要部分。
（作者为济南社会科学院文史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