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鼻祖 谋略化身--吕 尚（姜太公）1
张富祥 撰稿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季，天下安澜的局面突然被打破，晴天霹雳般的安史之乱在幽蓟爆发。未几，叛军长驱南下西进，攻克唐东京洛阳；继又突破潼关，直逼西京长安，玄宗仓皇西走。白居易《长恨歌》用“渔阳鞞鼔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的诗句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形容，也是写实。虽历时七年余，叛乱终被平定，而如日中天的唐王朝从此走上下坡路，裂土自雄的藩镇割据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催生了一个伟大的封号——武成王。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四月，正当反叛势力依然嚣张之时，朝廷为激励重整河山的武功，于是追封西周太公望爲武成王，下令依仿先圣孔子的文宣王庙之例，设置武成王庙，春秋两季以同样的规格定期祭奠。自此以后，太公望即以武圣的名义登上中国世俗祭祀的顶层，与文圣孔子比肩，并列成为历代帝王宗师与全天下膜拜的历史人物，世称“武教主”。
一、出身爵里与传说行迹
西周建国前后的人物，除周文王、武王父子外，即以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为最著，可称是周初政治上的“三驾马车”。周、召皆为王室宗人，太公则为异姓开国功臣。然周人夺取天下的谋略，多出于太公望。
西周原始文献，现存者极少，后世所知太公的姓族出身、名爵字里、生平行迹等，率多传说。《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鱼钓奸（干）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
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何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返）国。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这些记载，差不多把有关太公的生平出处和他在周人灭商以前的各种传说事迹都概括进去了，但所说不尽可靠。特别是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的说法，难以依据。所说“吾太公”实指周西伯（即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然史载周人习称古公亶父为太王，并不称为太公；且据今本《竹书纪年》，此时太王早已去世数十年，其生前未必及知有太公望；而此说又类似赐名，反而淹没太公望的本名，也无确实的证据可考。大概俗间只是由载籍习称的“太公望”顾名思义，而又误将“太公”的名义移植到古公亶父的头上，才有此种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综合各种传说和上古风俗推考，大致可以确定：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号尚父。因为他在西周建国前后曾为军师、太师（“太师”的职名在现在所知西周前期的铜器铭文中尚未见到），故周人尊称为师尚父；又因为他是西周齐国的始封之祖，故齐人尊称为太公，兼指其在朝廷亦具有上公的身份。先秦载籍多称之为太公望，后世又习称为姜太公，亦称吕望、吕尚等。
上古姜姓部族的源流十分复杂。这一部族源出古羌族，本居西土，与姬姓的周部族世代通婚，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极为密切。《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以姜嫄为周人女性始祖，是姬、姜通婚传统的最直接证据。有传说表明，姜姓部族的一些部落还在史前“五帝”时代，已向中原地区迁徙移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见的豢龙氏即是其中的一支。其传说的代表人物，夏代末年有关龙逢（关龙即豢龙），后来又分化出被称为逢氏的一支（逢即逄）。因逢氏东移后初居“三鬷”之地（今山东定陶至河南开封一带），逐渐融入东夷族，故被称为“鬷夷氏”。夏商之际，逢氏助商汤灭夏有功，被分封到齐地为诸侯，即历史上所称的逢国。《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晏子春秋》均记载“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又）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这个逢伯陵即是商代逢国的开国君主。《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则是指商代末年继位的逢国君主。逢国之名在甲骨文中已屡次出现，多写作“夆”或“夅”；周初□方鼎铭文所记周公东征时灭亡的“丰伯”亦指逢国，“丰”与“夆”、“逢”均通用。前些年在山东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葬中出土带“夆”字的铜器10件，新近在高青县陈庄遗址又发现带“丰”字的铜器，“夆”、“丰”均用作氏名、人名，盖均为商代逢氏后裔；陈庄铜器铭文且出现“齐公”的称呼，盖亦指商代逢国君主，非是指西周齐国君主。郭沫若解释卜辞带“齐”字的地名曾说：“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此说以考古证之，确不可移。这“旧国”即是逢国，并且在商代已以齐国为名，现在称之为逢国只是一种用其氏名的称呼。
《国语●周语中》记载姜姓古国有齐、许、申、吕。此四国，史籍皆号称为“四岳”或“太岳”之胤，盖犹言今华山周围古部族的后裔。司马迁说其族“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又说“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实则齐、许、申、吕可能都出于夏、商之际的豢龙氏，亦即后来所称的逢氏，“姜”和“逢”只是不同的称呼。也就是说，其族以姓称之为姜，以氏称之则为逢，逢为姜姓主支，亦为本姓族母体。所以，齐、许、申、吕既可称为诸姜，也可称为诸逢，商末其主要代表是逢齐，至西周时也还是姜齐。四国之称都是就后世以地名国、名族的风俗而言的，而在初诸逢在族称上未必有明确的划分。由此推及太公望的身世，他极有可能本为商代逢氏的后裔，决非是出身草莱的卑微之士。由于逢氏久居东方，早已夷化，加上太公初事殷纣王，后避居滨海之地，因此《吕氏春秋●首时》篇明确称之为“东夷之士”。太公姜姓，承逢氏族姓；氏族称吕，因其祖上封地（即由逢氏分化出来的吕氏）；名望，字尚，则皆与“逢”字音通，太公望实可称为太公逢。过去研究齐文化和齐国史的学者隐约推测，齐地还在西周姜齐政权建立之前，已存在一个强大的姜姓集团。现在看来，这个姜姓集团非逢氏莫属，而姜太公的身世亦可由此解秘。
齐、许、申、吕诸国的旧地，齐在大东地区，商、周皆同；申在今河南南阳，许即今河南许昌，亦略无异议；唯吕地有三说，分别在今河南南阳、新蔡、汲县。上古部族流动频繁，吕氏三地自西逐东，都有可能曾是其封邑所在，也许可以反映出上古逢氏及吕氏的迁徙路线。其中汲县距传说的逢氏故地（开封至定陶一带）最近，但西周时新封的吕国可能在南阳，而不在汲县。汲县为商代朝歌之地，旧时这里有《齐太公望碑》（晋初立）和《齐太公望表》（北魏时立），都说汲为太公故居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似较其他诸说更为可信。
《后汉书●郡国志三》“琅邪国●西海”下，刘昭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其地在今山东日照市区西，莒县东。《齐乘》卷4“海曲城”下亦云：“莒州东百六十里，地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这似乎与《孟子●离娄上》所说的“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相合，然古人所称的东海係泛指，不限于一地；《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说的“东海上人”，若以“上”为地名，亦难确指。或说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县之名即由吕望所居而来，亦属附会，甲骨文、金文的莒国之名并不写作莒，且两周时的莒国公室为己姓或曹姓，亦不属姜姓。
太公望在商末的传说事迹，《史记》记有三种说法：一说他隐居鱼钓，周西伯访之而拜为师；一说他游说诸侯无所遇，卒归周西伯；一说西伯为殷纣王所囚，太公与散宜生等以美女奇物贿赂纣王，使西伯脱险返国，遂得以被重用。这些说法都不无传说来历，但无法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坐实。鱼钓之说是最盛的，宋人罗泌的《路史》卷33《太公舟人说》曾驳之云：
夫太公于文王，孟子之说最为近之。始其来也，盖以钓道说尔。陈以钓道，岂世俗所谓渔哉？迹文王畋于渭之阳也，太公钩饵手竿而蹲于茅。王问焉，曰：“子乐渔邪？”对曰：“君子乐其志，小人乐其事。吾渔，非乐之也。”“然则奚其饵？”对曰：“鱼求于饵，乃牵其缗；人食于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揭；以禄取人，人可杀（献身）。以小钓钓川，而禽（擒）其鱼；中钓钓国，则禽（擒）其万国诸侯。”是以公之为钓，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负鼎俎，盖亦以滋味说，岂庖人哉？滋味之说，盐梅之说也，具之《吕览●本味》之篇。由此语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则《庄子》谓汤以庖人笼伊尹，而范雎以太公为渔父，厥有由也。《鬼谷子》云尚三就于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后归之而不疑，岂苟合邪？辞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兴矣。知其兴而来，以求合其道，则其所以钓，钓文王者，岂在鱼乎？
这类辩词亦仅据后世情理推之，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史料。总之是商末社会动乱，大厦将倾，太公始而避乱隐居，继而知周人将崛起，遂归依为辅臣，这是基本的大背景，不会有错。
《说苑●尊贤》篇还有个概括：“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其《杂言》篇又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这是说太公老年落魄，被老妇逐出，无所归依，只好去都市作屠夫，到棘津寄人篱下，最后投奔了周文王。这类传闻也出现很早，《楚辞》中即有“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离骚》）、“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九辩》）的诗句。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也说：“吕望为臧棘津，守监门棘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兴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是知战国时已传闻如此。然所传也未必可信，很可能只是层层附会的以讹传讹。譬如说，假如太公早年本为贵族，身份亦曾显赫，则其“鼓刀”、“卖食”可能与主持祭祀大礼的割牲、赐胙有关，“迎客”亦是外交礼仪；而“为臧（奴仆）”、“守监门”之说，亦可与《周礼●地官●司门》所记“祭祀之牛牲系焉，监门养之”的职事对看。传说的形容总是“每况愈下”，有天下奇谋之人又总是“大隐隐于朝市”，所以太公最终也被说成是以布衣取卿相的典型，成了类似战国纵横家的人物。
关于太公的年龄，传说亦不一，但说他年老始通达是一致的。载籍群言周文王继其父为周人首领共在位五十年，去世时近百岁（多说为九十七岁），而其卒年距武王克商尚有十多年。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公归周在帝辛（殷纣王）三十一年，约当文王继位之四十二年，是年距文王去世仅八年，距武王克商约二十年。假定太公此时已在七十岁左右，而文王为八十九岁，那么他比文王的年龄低约二十岁，到西周建国时也已有九十岁左右。《荀子●君道》篇谓文王“举太公于州人”，“行年七十有二”；上引郭店楚简谓之“行年七十”遇文王，《说苑●尊贤》篇谓之“年七十而相周（犹言归周为辅佐），九十而封齐（西周建国初）”；后人或又谓古本《淮南子》称“吕望年七十始学兵，九十佐武王伐纣”。这类传说大体一致。古本《竹书纪年》又载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约前1002），《齐太公望碑》据此云：“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一百一十余岁。”所谓“一百一十余岁”，可能是由太公封齐时七十岁，又加上《世经》（见《汉书●律历志》）误计的周初四十余年而推算的。据《竹书纪年》的今本推考古本原载的西周年代，由武王元年至康王六年实际只有26年，若以太公封齐时九十岁为准，则其去世时便有一百一十六岁。《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意指其享寿在百岁以上。这些当然都只是据传说所作的估计，若太公归周时只在五十岁左右，灭商时约七十岁，则其终生之享年便只有九十六岁左右。依此而言，相传文王十五岁时生武王，则太公的年龄比武王还小几岁。当然，还可估计太公归周时只有四十多岁，那样的话，他去世时就还不到九十岁。
二、辅佐周王灭商建国及治齐的业绩
太公归周以后的业绩，可分三段来看：一是协助周文王为翦灭商王朝做准备；二是协助周武王完成灭商大业，建立周王朝，并助周公稳定局势；三是封齐后治齐，开创独具特色的齐文化新传统。
（一）辅佐文王的贡献
周文王姬姓，名昌，商末继其父王季（即季历）为西部地区诸侯，时称西伯，“文王”是后来周人所加的尊称（也有说他生前已称王的）。据《史记●周本纪》所说，他继位后能够遵承祖先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亶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笃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土，在今渭水流域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治理部族和侯国事务日不暇给。因为他虚心礼贤，所以许多外部落的人才及商王朝臣属的贤人，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都来投奔他。另外有材料说，文王在治岐期间，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九一而助”的政策，亦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劳役地租，并照顾鳏寡孤独等；治内开放商旅往来，不收关税；刑政宽和，有人犯罪，妻子也不连坐；他自己则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节俭，衣着朴素，还亲自到田间劳动，为人表率。由此使得周部族的势力日益增强，也引起商王朝的不安。
传说多称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史记●殷本纪》载：“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但《周本纪》只说崇侯虎（崇国首领）向殷纣王进言，谓西伯积善行德，笼络人心，树立己威，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于是纣王拘禁之。不过二本纪都说西伯被囚后，他的臣下极力营救，以美女、名马和奇物贿赂纣王，使他得以被释放。《周本纪》还说他被释放时，纣王赐以弓矢斧钺，表示他有讨伐不听命诸侯的权力，可以专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谓“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又为传闻异辞。又传文王愿意献出洛西之地，以换取纣王废止极其残酷的炮烙之刑，纣王也应允了。太公望与文王的遇合，大概在这前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西伯治兵于毕（在今陕西咸阳西北），得吕尚以为师”，系其事在西伯自羑里被释回周以后。
史载文王晚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是所谓“断虞、芮之讼”，即调解虞（今山西平陆）、芮（今山西芮城）两个诸侯国的土地纠纷。《诗经●大雅●绵》篇的旧注说：
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老人）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闲）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虞、芮名义上都是臣属商王朝的，有争讼不请于商王，而找文王裁断，服其“仁人”之风。这故事可能晚出，有夸饰，但当周族势力壮大时，一些原臣属于商的小方国转而依附于周，应是实情。
第二是出兵伐犬戎，灭了一些西戎（亦称西夷）小国，扩大了周人本土。
第三是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竹书纪年》记载“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在今陕西咸阳东）”。《诗经●大雅●皇矣》也说：“密人不恭，敢距（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以为密人不附周，又侵凌周围小国，故文王为周人福祉及天下人心而伐之，实际是要解除北边和西边的后顾之忧。
第四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即攻而平定黎国。这是周人对抗商王朝的重要一步。黎为商人西边重要护卫方国，周人骤然攻之，曾惊动商王朝。《尚书》有《西伯戡黎》的专篇言其事，其小序以为商人对周人大存戒心自此始。
第五是伐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大约较戡黎稍后，已渐深入商人本土，构成对商王朝的直接威胁。
第六是伐崇（在今河南嵩县北）。崇侯虎依附殷纣王，谮文王而使之被囚，故为周人敌国。文王灭之，益见周人向中原地区扩张之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谓“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杜预注以为“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反映出文王伐崇可能不止一次。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所谓“武功”，是指伐密、戡黎、伐邘、伐崇而言的。伐崇之后，文王便将都城由程邑迁往丰邑（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西岸），可见其时周人的立国规模已越来越大，故有迁都之举。同时文王也已开始经营镐京（在今陕西长安韦曲西北），后来丰、镐二京长期为西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王是为周人灭商奠定基础的人。《论语●泰伯》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话，不免有所夸大，但商末周族势力逐渐膨胀起来，实际控制区已延伸到中原腹地，夺取天下之心昭然若揭，却是事实。朱熹曾说：“西伯戡黎，便是这个事难判断。观戡黎，大故逼近纣都，岂有诸侯而敢称兵于天子之都乎？看来文王只是不伐纣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类。”朝代更替是无法用君臣名分来判断的，后世对文王“至德”的称颂也不过是周人的宣传。
周文王晚年的一系列战略性举动，是和太公望的谋略分不开的。具体细节不知，但如《史记》所说，“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这话已足可表明太公在文王时期所起的作用。其谋略大要在以治民为本，重农强兵，先扩大本土，巩固西北边，笼络近邻诸侯，收买人心，对商王朝则采取韬晦之计，最后大力东向扩张。这一战略，出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古代文化东西冲突与融汇的大趋势。后来秦人统一中国，从秦穆公到秦始皇，仍先霸西戎，然后远交近攻，也几乎完全采取了与周人相同的战略模式。
（二）牧野之战的功勋
商代晚期，部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王朝统治趋向衰落。其间影响全局的大事件，莫过于东夷势力的反叛。商部族本出于东夷，在商王朝统治时期，东夷地区一直是商人依靠的大后方；但到商末帝乙、帝辛（即纣王）父子在位时，东夷诸部纷起反叛，逐渐从山东半岛中东部进逼泰山与淮海以西地区，导致天下局势发生动荡。商王朝为此不得不调整用兵的大方向，从惯常的对西北用兵转向东方。甲骨文记载商人连年发动对东夷的战争，而且愈后规模愈大，时间愈长，最引人瞩目的商王一次亲征竟长达二百六十余日，所到之地远至山东半岛东部，如今尚可据商王的行踪排出详细的时间表。这一轮持续的长时间的战争，既沉重打击了东夷势力，也大大消耗了商王朝的国力，成为商王朝走向灭亡的直接动因。古籍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又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纣克东夷而殒其身”，都与甲骨文的记录相合。
当商人疲于镇压东夷的叛乱时，西方的周人乘机崛起。文王晚年之所以敢于戡黎、伐邘、灭崇，逼近商人的王畿地区，正是看准了商人的重要军事力量大部东移，王畿地区已显得空虚。武王嗣位后，据《史记●周本纪》所说，“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东进灭商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相传武王甫即位，即受丹书于太公望，因有“安乐必敬”、“安不忘危”等戒语。此后武王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大会诸侯于盟津（今河南孟津）。《周本纪》记载：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
此所记“九年”，古本《竹书纪年》及《尚书●泰誓》小序作“十一年”，大概以作“十一年”为是。今本《泰誓》录有武王的号令说：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人是万物之灵，现在商王纣不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于酒色，肆行暴虐，所以我受命于文王，替天行道，要出兵伐纣，肃清四海。史载武王在中军的战车中载以木质的文王神主，即表示伐商为文王遗命；而“泰誓”即大誓师之意，师尚父还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赏罚功罪措施。这实际上是一次“东观兵”的大动员、大演习，主要是看诸侯是否听从号令。虽说是时“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不一定是实数，而参加会盟的小国和部落一定很多，并且都说“纣可伐”，演习的目的是达到了。盟津距商纣王的陪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境）只有三百里地左右，周人伐纣之举至此万事俱备，已只是行动的时机问题。
朝歌本为商人的牧邑，地处平川，其原野习称牧野。在盟津之会的次年秋天，周人会集兵力于鲜原（在岐山之阳），开始伐殷。到这年冬天十二月，周军衔枚疾进至商郊牧野，大战一触即发。参加征伐的不仅有周人的主力军，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少数民族的人，统称为“西土之人”。战前，周人举行了著名的誓师大会，史称“牧誓”。《尚书●牧誓》篇说，周人军队是甲子这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到达牧野的，武王左手持金黄色的青铜大斧，右手持牦牛尾装饰的军旗指挥着，全体将士和参战之人都举起戈矛，排起盾牌，一起宣誓。武王发表演说称：古语有云母鸡不打鸣报晓，母鸡报晓就会家财散尽。现在商王纣只听妇人的话，抛弃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连同祖的兄弟都不加任用，信任和使用的都是逃亡四方的犯罪分子，让他们为大夫卿士，在商邑犯法作乱，暴虐百姓，所以我们要恭行天罚。武王还提到进攻时的阵法：前进不超过六步或七步（周制一步相当于八尺），就停下来整齐一下；击刺不超过四五个回合或六七个回合，就停下来整顿一下。勉励参战者人人都做大丈夫，尽全力作战，威武如熊如虎，如罴如貅，快速推进到商都郊外。又称作战不尽力，要受军纪处分；同时号令不得虐杀商军投降的人，以便让他们为西土服务。
相传武王将出征，占卜不吉，风雨暴至，群公皆惧，唯太公望力劝武王成行。至是，将士激奋，意气高涨。关于周人投入牧野之战的兵力，载籍所见有异。《尚书●牧誓》篇的小序说“武王戎车三百两（辆），虎贲三百人，与受（纣）战于牧野”；《孟子●尽心下》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辆），虎贲三千人”；《吕氏春秋●贵因》篇也说“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擒）”；《史记●周本纪》又说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并谓“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逸周书●克殷解》则别载“周车三百五十乘”。大抵不计诸侯之兵，当时周人兵力约有战车三百余辆，士卒数万人。商周之际盛行车战，车兵是作战的先锋和主力。相传殷纣王闻周人来，发兵70万迎敌，但史家以为当时商军主力大都在东方，70万或是17万或7万之误；或者只是周人的夸大，以悬殊的兵力对照显示战役的神奇和武王的伟大。《尚书●泰誓中》说“受（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实指商王朝统治区的人民之众；而《尉缭子●天官》篇说武王“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其《武议》篇更说“纣之陈（阵）亿万”，皆用以指牧野之战的商人兵力，尤为夸张。大概当时商人守卫京畿地区的兵力不足，也是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牧野之战的情景，《诗经●大雅●大明》描述说：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阵）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汝），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佐助）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是说周武王面对会集如林的殷商军队，宣称周得天命将兴，勉励部众戮力作战，不要有二心。周人气势广大，车马强壮，师尚父如雄鹰翱翔，搏击长空，助武王灭商，克期求胜。此时太公望已到耄耋之年，仍然蹈厉奋发如“鹰扬”，活现出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和统帅的非凡气质与风貌。《逸周书●克殷解》对当时战况还有稍为细致的解说：
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
周人是夜间到达牧野的，当他们的战车已摆好阵势，殷纣王才从而被动应战。周人的战术是先使师尚父与百夫长等挑战，随即以虎贲、戎车直冲商军，商军顷刻大溃。《史记●周本纪》说：“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叛）纣。”商兵的临阵倒戈，成为周人速胜的关键。纣王兵败如山倒，见大势已去，遂逃回城内，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由此灭亡。武王手持太白旗指挥诸侯，百姓亦集于城郊，皆拜服于周，称周受天命。武王入城，先至纣王的居处，三射然后用轻吕剑击之，又以黄色青铜钺斩其首，悬挂于太白旗上；复至已经缢死的纣王二宠妃的居处，也三射然后用轻吕剑击之，又以黑色的斧钺斩其首，悬挂于小白旗上。事毕，出而整顿周军。《逸周书●世俘解》又谓“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则此役之结束可能在当天黄昏时候。
古文献所记的种种迹象表明，周人灭商虽策划已久，但牧野之战却采取的是长途奔袭与突然闪击的战术。汉人曾据当世历法，以编排武王克商的日期（见《世经》），不可靠。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周初铜器利簋，其铭文谓“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是现存有关此役最早的记录。学者对此铭文的解释甚多分歧，我们以为“岁鼎”当读作“岁正”，犹言“岁朝”、“岁旦”，指夏历的正月初一；“克闻”则当读作“克殷”，“殷”之名是由周人称商人为“夷”而音变来的。如是，则铭文可译为：武王征伐商国，于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人，一大早就占领了商城（15）。大约是年秋天，周人已开始集兵于岐山下，至十二月秘密开至盟津，然后渡过黄河，乘商人过大年之机，发动突然袭击。《荀子●儒效》篇说周人“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进诛纣”，也反映出此战周人奔袭的特点。商人无备，城内空虚，仓促迎敌，斗志松懈，故一触即溃，当天即灭国。
牧野之战的整个战略、战术，无疑都出于太公望之谋。他既是战役的总指挥，同时也是临阵挑战的前线指挥。《逸周书●世俘解》还谈到，在牧野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周人分兵多路扩大战果，太公望追击殷将方来，吕他伐越戏方，侯来伐靡集于陈，百（伯）弇以虎贲伐卫，又有其他将领平定南国诸侯。不久，各路军兵都凯旋归来，举行献俘礼。据说当时“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此数字虽未必可信，而周人在灭商后，短时间内就控制了范围广泛的原商殷统治区，还是可以想见的。这些都使太公望成为西周建国的第一功臣。
（三）封齐与治齐的业绩
周武王在高龄之年完成灭商大业，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建国、分封的措施，过度的操劳使他在天子之位不到两年即去世。当时天下局势尚不稳定，原商王朝的社会基础和同盟力量远未消除，所以年少的成王即位后，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其时被武王安置到邶地（朝歌以北地方）继承商王室祭祀并统领王室遗民的殷纣王之子武庚（号禄父），趁机联合远在今山东曲阜的奄国、淮海地区的徐国和山东半岛东北部的逢齐、薄姑（也作蒲姑）国等夷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复国战争，并于成王即位之次年集合族众于邶地，揭出了反叛的旗帜；同时受封于商殷故地以监视殷遗民的周公诸兄弟管叔（名鲜）、蔡叔（名度）和霍叔（名处），即史书上所称的“三监”，也因怀疑周公阴谋篡夺王位，遂附和武庚而一起作乱。一时刚刚建立的周王朝岌岌可危，周公被迫亲率大军东征。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周王朝先是灭邶殷、杀武庚，继又灭逢齐、薄姑、商奄诸国，并击溃北进的南淮夷，又杀管叔、蔡叔，放霍叔，才使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于是迁殷遗民于洛邑，经营成周（今河南洛阳），以为新的统治中心。
周公东征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各个击破。《韩非子●喻老》篇载：
周公旦已胜殷（指武庚），将攻商盖（即商奄），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
看来当时奄国的势力还是强大的，并未真正服从于周。奄国本为商代侯国，商后期盘庚迁殷以前，曾有三王建都于奄地四十余年，故其遗民反周亦最力，是武庚复国的主要依靠力量。史载周公在镇压武庚的势力后，即挥军直趋山东半岛，攻灭了逢齐、蒲姑等众多的夷人方国（即所谓“九夷”），然后又回师南向，灭掉商奄，并迁奄国宗室于蒲姑国旧地（在今山东博兴县境）。这一策略，虽传说出于辛公甲（商末奔周的商王室宗室人物），但很可能实出于太公望。《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
同书《周本纪》亦载：
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周公东征是“三驾马车”的共同决策，则其策略亦当出于太公的建议，只是现存有关周公东征的具体材料中几乎不及于太公，有些金文材料也还难以作出确切的解释。载籍记录最多的还是他封齐、治齐的业绩。
史称武王灭商后即大规模分封，并以太公望为“首封”，即不论同姓、异姓，他都是受封的第一人；其次便是周公的分封。太公封齐，周公封鲁，为西周统治东方的两大重镇，地位高于其他诸侯。不过武王时各地形势未靖，这种分封大抵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各自建国都还有待时日。周公虽封鲁，因其主持朝政，并未实际莅国，代其莅国的是其子伯禽。太公望是否曾亲自莅国，也还不无疑问，而与鲁侯伯禽并称的是其子齐侯伋（又称丁公，丁为其日名）。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八年正月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这可能是齐、鲁两国正式受封之始，“命”即分封之意；“迁庶殷于鲁”则指将东方的“殷民六族”迁徙到鲁国周围，以使之服事于周人。这些都是在周王朝平定东方之后，为加强控制所采取的后续举措，而二国在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也还都担负着绥靖与开拓的使命。如前所言，太公望若确与商代逢齐同族，则其分封于齐也就诚可说是“顺风人情”，齐国之名也是承旧称而来的，仍是姜姓之国。
《史记●齐太公世家》是记载太公初受封即已莅国的，并录有传奇性的故事云：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这种类似普通官吏“走马上任”的故事当出于后人的造作，但莱侯曾与姜齐争营丘的背景应是真实的。古莱国起源很早，商末为诸侯，据地今胶东半岛，商周之际曾乘战乱西进至潍淄流域以西，故与齐人争营丘。营丘的地望，过去争议甚多，现在据考古推测，新近发掘的高青县陈庄西周城址很可能即是最早的营丘故址。其城规模中等，而出土文物级别颇高，大概商末曾为逢齐的都邑，故周初姜齐初封亦建都于此。城内发现大型的九层圆形祭坛，当即古人所称祭天的圜丘，营丘之名疑即由此而来，后世又称之为营陵、缘陵、缘丘。西周时齐都曾东迁至今昌邑县境，仍名营丘，当与姜齐的东扩和莱夷的退缩有关；后来又回迁至今博兴境内的薄姑故城，至齐献公时始于临淄建新都，从此再未有变化。
相传太公治齐，采取的是“尊贤尚功”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吕氏春秋●长见》篇记载：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仅）存，三十四世而亡。
《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下》都有内容相同的记载，而《史记●鲁周公世家》又有情节不同的叙述：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这类夹杂着传闻和预言的故事，亦出于后人的托撰，但反映出今人所称齐、鲁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路线。鲁文化是典型的有肥田沃土的平原型文化，保存着深厚的农耕文化传统，以“亲亲尚恩”的宗法礼治为本，特色是守常道、求安定、尚法古、反功利、礼不厌烦、不轻易变化、倾向理想主义的，体现在学术上即以孔子为代表；齐文化属于三面环海的海原型文化，经济上以农林牧副工商渔并举，尊贤使能，思想开放，特色是尚变道、重革新、讲权宜、求简易、不拘于礼法、强调现实需求、倾向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体现在学术上即追溯于建国始祖太公望。这两条文化路线有对立，也有联系，不是截然分成两橛的。如西周鲁故城的发掘表明，城内周人和土著居民有不同的居住区和墓地，长期保存着不同的风俗，可见鲁文化也不全是“变其俗，革其礼”的；而齐文化到春秋战国时代也已受到“周礼”的大面积侵润，故号称齐国稷下学宫论文集的《管子》开篇即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又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地域文化的发展而言，太公的事迹对于齐文化传统的更新和转型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因其俗，简其礼”是个精要的概括，为后来齐国的强大奠定了基本的思维基础。
太公是兵家，他的思想与后世所称的道家和法家都有联系，也是战国时齐人的道法思想（以慎到为代表）与因简理论的源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有一个故事：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这故事明显反映出战国时后期法家的观点，即崇尚法治，反对礼治，士人若不事耕战、不为君主所用则诛之。然自太公以来，齐国亦有重视法治的传统，《管子》等书中所反映的齐国法治也是很严厉的，《荀子》一书尤其以“隆法”为重大的理论侧面。不过齐法家以礼、法并重，与三晋及秦法家的一味主张严刑酷法有很大差异。
太公治齐的业绩，《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其《货殖列传》又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盐铁论●轻重》篇也说：“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工商）之道，极女红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齐人念念不忘大国、强国的风范奠基于太公，举世之人亦有此共识。《史记●周本纪》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逹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在上古以农立国的时代，齐国的土地条件和自然环境原是大不如鲁国的，只是后来随着两国地位一盛一衰的转换，才使人误认为齐国的地理位置要优于鲁国。《吕氏春秋●长利》篇载：
辛宽见鲁缪公，曰：“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智）也。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减少）。”辛宽出，南宫括入见，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小人哉，宽也！……固妄诽訾，岂不悲哉！”
辛宽是周公后人，眼见齐强鲁弱，于是以为当初周公封鲁不如太公封齐的选择有智慧。这真是“数典忘祖”了，其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是一种浅陋的看法。南宫括是有识之人，自然不会同意这种片面的见解。自古治世不一道，而“有道”与“无道”是截然两分的，并非一切都取决于地理环境。周公和太公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后来齐国的强盛和鲁国的衰弱皆由内部的治理举措和客观的历史形势造成，又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