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鼻祖 谋略化身--吕 尚（姜太公）2
张富祥 撰稿
三、《六韬》与太公的军事思想
先秦齐国的学术，以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复兴时为最盛。学宫高门大屋，济济多士，不治而议论，孕育百家之学。其时姜齐政权虽已为田齐所取代，而齐学祖述桓公称霸的业绩，传习管子的思想，又上承太公的事迹和思想为蓝本，这一传统没有变化。
传世托名于太公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的兵家类不见著录，而在道家类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另在儒家类录有《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注以为“即今之《六韬》”。《隋书●经籍志》录有《太公六韬》五卷，《太公阴谋》一卷，《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太公金匮》二卷，《太公兵法》二卷、又六卷，《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太公三宫兵法》一卷，《太公书禁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有《太公阴谋》三卷，《太公金匮》二卷，《太公六韬》六卷，《太公阴谋三十六用》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又多出《黄帝太公三宫法要诀》一卷，《当敌》一卷，《周书阴符》九卷，《周吕书》一卷。《通志●艺文略》所录不超出两《唐书》。《太平御览》的引用书目中又别有《太公履车轼法》、《太公对敌权变逆顺法》。以上名目繁杂，有十几种。《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出于西汉刘歆的《七略》，然其道家类所录《太公》《谋》《言》《兵》书的内容体制已不可详考，班固自注以为或是传太公术者所增加。后世所传太公之书，则大抵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四种，其余不过辗转抄辑，或各据其术数撮取杂书成编而已。《太公兵法》《太公金匮》已失传，而在类书中还存有一些佚文；《阴符经》旧题为黄帝所撰，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六家注，非是托名于太公一人的著作；现存者唯《六韬》一书最完整，过去也称《太公兵法》《素书》，被视为启蒙性的兵学经典，宋代列入《武经七书》，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今本《六韬》6卷，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卷题，卷下列目，目为一篇，共60篇，近二万字。其篇目如下：
卷1《文韬》，计有《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12篇，主要论述治国用人及战备等问题。
卷2《武韬》，计有《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5篇，主要论述夺取天下之道及对敌斗争的策略。
卷3《龙韬》，计有《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13篇，主要论述军事组织、将领的选任及用兵之道、富国强兵之道等。
卷4《虎韬》，计有《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12篇，主要论述战争环境、兵种配置、攻守器具及引兵深入诸侯之地的战术问题。
卷5《豹韬》，计有《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8篇，内容承接上卷，主要论述各种特殊地形中作战的战术问题。
卷6《犬韬》，计有《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10篇，主要论述军队的指挥训练及各兵种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
《六韬》是以太公答“文王问”和“武王问”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其中卷1和卷2只有各自的末篇为“武王问”，其余皆为“文王问”；后4卷各篇则皆为“武王问”。也就是说，今本全书答文王问者共15篇，答武王问者共45篇。各篇字数多少不等，多者千余字，少者不足百字，大多只有一段话，“篇”亦可说是“条”。
此书虽旧题周吕望撰，但决非太公所作无疑。过去学者多疑其出于秦汉以后人伪托，然《庄子●徐无鬼》篇已有《六弢》之名；《战国策●秦策一》还明确谈到纵横家苏秦“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尤可见托名太公之书不始于秦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六韬》残简50余枚，次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中又出土《六韬》残简144枚，证明此书在汉初已流行，其撰作当不晚于战国中后期。八角廊残简中有些篇题，如《藻启》《治国之道》《乱之要》《以礼义为国》《□大失》《国有八禁》等，与今本不同。这种情况在《六韬》的敦煌唐写本残卷中也存在，如写本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篇题，亦不见于今本，而有的与八角廊残简相合。可见《六韬》在流传过程中是不断有删移改窜的，故各种传本的内容往往互相出入。今本属于北宋官定的《武经七书》系统，或者当时整理亦有删削。古人著书非常讲究数字化的编撰型式，按古人的神秘数字观念，也许《六韬》在汉以前原有6卷、72篇的古本，后人或补或减，体制不定，以致最后成为现在的模样。这些都与不同时代的应用观念和编纂方式有关系。如今见于汉简、敦煌写本及《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的佚文，大约还有40篇、段左右。
先秦诸子的著作，大率为学派所编，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六韬》应该也是这样，为传习太公兵术者集体的创作，而非个体的私著。就其托名而言，此书的原创者最有可能属于稷下兵家学派。齐学既追本于太公，故《六韬》的全部内容亦设为太公与文王、武王的对话；而春秋战国间的兵学，齐国近乎一枝独秀，《管子》一书也不厌其详地谈军事。在这一意义上，说《六韬》为稷下作品大概也不离谱。《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一风气应该是始于齐、终于齐的，纵然《六韬》不就是太公的口述，而与《司马法》及《管子》《荀子》的兵学一样，不妨从中窥见太公兵术的史影，作为讨论太公军事思想的一种学术背景。
《六韬》内容较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有些词句也与其他兵书相同或相近。这里但抽出几点略为概括。
（一）军政一体的军事观
《六韬》中几乎没有直接谈及战争观的文字，但谈军事不离政治。特别是太公答“文王问”的部分，主要关乎国家治道，用意不在具体的兵术。其中当然不可能体现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之类的近代观念，然骨子里头还是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治国与治军一体而不可分。这在古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先秦兵书无不如此。事实上，上古寓兵于农，农亦兵，兵亦农，有战事即集农为兵，战事毕则散兵为农，还无所谓常备军。在这样的体制下，治民即治军，治军依赖治民，国家治则军事亦治，国家不治则军事亦不治。《孙子兵法●军形》篇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道”即修明政治，“保法”指法令畅通，无政治保证的军事是无胜败可言的。《六韬●农器》篇谓农器即兵器，“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必使农民“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道出了兵农不分的基本体制。
《六韬》的治道观念不主一路。《文师》开篇即录有文王得太公于鱼钓的故事，谓“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而宗旨归于德治：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些话所反映的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其《盈虚》篇表彰“贤君之德”，《国务》篇讲“爱民之道”，《六守》篇谓仁、义、忠、信、勇、谋为君主之“六守”，《守土》《守国》篇强调仁道，《上贤》《举贤》篇解释“举贤之道”，《发启》《文启》《顺启》篇讲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等等，都是发挥儒术的。其中也掺杂不少道家的观念，如《大礼》篇要求君主“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守土》篇谓君主“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文启》篇谓“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发启》篇谓“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等等，都用《老子》的观点和语言。这也由于兵家的辩证法多合于道家的辩证法。法家和阴阳家的观念，在《六韬》中也不乏见（参见下文）。从总体上看，《六韬》的治道观接近于战国后期到西汉初年流行的黄老之学，是综合各家的，只是片段的文辞不成体系。其《兵道》篇说：
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这是谈兵，也是谈政治，合于黄老之学。道家所谓“一”，其实就是“道”的代名词。
（二）注重韬略的权谋论
《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的小序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六韬》全书都是讲韬略的，然有内外之别。如《上贤》篇讲人主的“六贼七害”云：
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髙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陵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谨勿使为将；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谨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食，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谨勿近；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辨辞，虚论髙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谨勿宠；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贪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王者谨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七曰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
这些话与《韩非子》的言论极相像，展示的是后期法家的观点，属于人主驭臣民之方。
《文伐》篇所说则完全是另一种韬略：
凡文伐,有十二节。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八曰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危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这是说对敌国采取“文攻”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最终是要达到用武攻灭其国的目的。用《三疑》篇的话来说，这就叫作“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亦即对强国要因其自大而益尊之以使之自折，因其亲族的贪欲之人而离间其亲族，因其部众的争斗而解散其部众。古时在敌国之间，这样的手段是常被使用的。
当然，《六韬》主要还是谈军事韬略的，后面所述各点便都包含着作者的韬略思想。其中比较符合周人灭商以前的韬略思想的，是《兵道》篇的一段话：
太公曰：“……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当周人准备灭商的时候，大概即是此种情况：表面上西伯之政似乱，内部实已严整；看上去西部地区还在闹饥荒（《竹书纪年》记载文王去世前“周大饥”），部内经济状况实已改善。内有精兵，而常对商示弱，兵力时聚时散，阴谋密计，麻痹对方，声东击西，不断蚕食商人的领地，积小胜为大胜，终至灭商。在太公的计谋中，这些与所谓“文伐”都是并行的。
（三）军命所系的将材说
《六韬》极重将材的选任。其《王翼》篇说：“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论将》篇说：“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立将》篇说：“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奇正》篇说：“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类似的观念在各种兵书中都常见，而《六韬》又有非常具体的论说。
其《论将》篇讨论将材的素质问题，特别提出提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是指勇、智、仁、信、忠，认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则指为人格局上的某些缺陷，并认为有这些缺陷者为将会被敌人利用而出问题，包括：“勇而轻死者”易被激怒陵暴，“急而心速者”易被持久拖垮，“贪而好利者”易受贿赂变计，“仁而不忍人者”易受袭扰疲顿，“智而心怯者”易被胁迫受窘，“信而喜信人者”易被诓骗轻信，“廉洁而不爱人者”易被欺侮凌辱，“智而心缓者”易被突然袭击，“刚毅而自用者”易被阿谀奉承，“懦而喜任人者”易受蒙蔽上当。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分析。《奇兵》篇强调“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与“五材十过”说一致。
其《选将》篇还谈到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符者往往十之有五：“有贤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诚者，有好谋而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静悫者，有势虚形劣而出外无所不至、无使不遂者。”进而提出选将要留意“八徵”：“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类兵家言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虽不无名家言论的色彩，或有反面的东西，而大体上不悖于传统的用人原则。
《六韬》还格外重视将帅的自主权问题。其《立将》篇说：
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士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即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古今用兵的一大原则。
将帅必须是有威信的，否则便不能令行禁止。《六韬●将威》篇说：
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古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一般性的法则，治军却要“杀大赏小”，以杀位高者为震慑，以赏位卑者为激励。这样的观点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中都提到过，《尉缭子●武议》篇也有类似的话，可见在先秦兵家中是流行的。
（四）军事组织的新观念
军制问题，历代有同有异。有人认为，周朝的军制就是太公望所定的，凡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见《周礼●地官●小司徒》及《夏官●司马》）；齐桓公时管仲作内政，寄军令，定制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师，每师一万人（见《管子●小匡》），较周制稍有变通。
《六韬》首次提出今所谓参谋本部问题。其《王翼》篇说：“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72人包括：腹心1人，总揽计谋，应付突然事变，并观测天象，消除祸患；谋士5人，虑事于未萌，品评将士德才，参议赏罚措施、授官事宜，决嫌疑，定可否；天文3人，占测星历、风候、气象、时日，考验吉凶；地利3人，主管三军行止、地形利害、道路远近及险阻、水情等事宜；兵法9人，探讨敌我形势异同，分析作战胜负因素，主持兵器的配备和教练事宜，检举非法行为；通粮4人，筹措军粮和物资供应，保证运输畅通，使三军不困乏；奋威4人，主管有材力勇士的选拔，并讨论应配发的兵器，组织突击部队；伏鼓旗3人，主管军中旗鼓，统一视听信号，并制造神出鬼没的假符节、信号以迷惑敌人；股肱4人，规划军事重地和要害工程的保卫防护，修筑沟堑壁垒；通材2人，主管拾遗补阙，应对宾客，讨论问题，解决纠纷；权士3人，专主设奇谋，行诡诈，筹划敌人意想不到的权变；耳目7人，在与敌人的往来接触中察言观色，了解四方形势，推测敌情；爪牙5人，宣扬军威，激励三军，使冒险攻锐，无所疑虑；羽翼4人，宣扬将士功名，震慑远方，动摇邻境，以削弱敌军斗志；游士8人，刺探奸细，侦伺变乱，揣摩人情，观察敌方意图，进行间谍活动；术士2人，假托鬼神行谲诈，以瓦解敌军斗志；方士3人，主管各种药物，治疗创伤和各种疾病；法算2人，负责会计工作，掌握三军营垒的粮食财物等收支情况。此种模式化的参谋部组织法，定编72人，也带有神秘数字观念，但反映出先秦军事组织的状况。其内容不见于他书，被认为是《六韬》的一大发明。
书中《军用》篇详列“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的科品，认为“此兵之大威”，也涉及军事组织法。按所列，“凡用兵之大数，将甲士万人”，其武器装备与攻守器材的种类和数量标准如下：
攻战器具 武冲大扶胥（一种相传为太公望所创制的大战车）36辆，以材士强弩、矛、戟为护翼，每车由24人推行，轮高8尺，车上设旗鼓。武翼大橹矛戟扶胥72具，亦以材士强弩、矛、戟为护翼，轮高5尺，附有绞车连弩。提翼小橹扶胥140具，亦附有绞车连弩，为独轮车。大黄参连弩大扶胥36辆，亦以材士强弩、矛、戟为护翼，附有称为“飞凫”、“电影”的两种旗帜。大扶胥冲车36辆，由螳螂武士共乘载，可以纵列冲击敌人的横阵，战败敌人的帷盖辎车和骑兵，又名电车。矛戟扶胥轻车160辆，每车乘螳螂武士3人。以上均用以陷坚阵、败强敌、败步骑。
方首铁棓（棒）1200枚，一名天棓，重12斤。大柯斧1200枚，一名天钺，重8斤。方首铁槌1200枚，一名天槌，重8斤。以上均用以败敌步骑，或用以镇压群寇。
飞钩1200枚，钩长8寸，钩芒长4寸，柄长6尺以上，用以投击和钩击敌人。
防守器具 木螳螂剑刃扶胥120具，一名行马，宽2丈，用以在平地上阻止敌人的车骑。木蒺藜120具，布置时高于地面2尺5寸。轴旋短冲矛戟扶胥120具。铁蒺藜1200具，布于狭路小径；又铁蒺藜两簇，12000具，野战时布于旷野草丛中。方胸鋋矛1200具，布置时高出地面1尺5寸。铁械锁链120具，布置于狭路小径或低洼地。以上均用以阻止敌人的步骑，或遮击败退的敌人，阻拦其逃走。
垒门拒守，矛戟小橹12具，附有绞车连弩。三军拒守，天罗虎落锁链120具，虎落剑刃扶胥520具，均宽1丈5尺，高8尺。
转关辘轳8具，用于以铁环、绳索在沟堑上架飞桥。天浮铁螳螂32具，用于在江河上架浮桥，又称天潢、天舡。
驻扎山林，结虎落营地，长2丈以上的环利铁锁链1200枚，长4丈以上的环利大通索600枚、中通索200枚，长2丈以上的小徽缧12000枚。辎重车下雨时盖顶板、篷布，每车一具，用铁桩固定。伐木大斧300枚，棨钁300枚，筑固铜件300枚，鹰爪方胸铁耙300枚，方胸两枝铁叉300枚，芟草木大镰300枚，大橹刀300枚，委环铁桩300枚，椓桩大鎚120枚。
三军甲士万人，强弩6000副，戟楯2000副，矛楯2000副。有兵器制造良工300人。
这个清单，自然不可移用于周初，例如周初有没有骑兵的兵种，有没有铁兵器，就都还是问题，这两样东西大约是到战国时代才出现的。另外，大规模的野战、壁垒战，也是战国时代的战争特点。所列看上去巨细无遗，实际也不是战国时兵器军械的全部，如《军略》篇提到的攻城器具轒辒、临冲、云梯、飞楼等，这里便都没有列出。《六韬》仍特重于车战，故罗列战车为详，且举用兵规模，亦以“甲士万人”为限，这是春秋以前的战争特点，尚有一些存古的意味。与指挥组织的进步联系起来看，可以考见古时战争形态的变化。
（五）战术思想的系列化
《六韬》的大部分篇幅是谈战略战术的，主要是战术。其间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曰“机”，二曰“势”。二者在应用上是相关而不相分的。其《兵道》篇说，凡兵之道“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又说：“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两军对峙，战机转瞬即逝，只有善于捕捉战机，又能“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才能造成胜势。“势”是多层面的，其《上贤》篇说“兵势不行，敌国乃强”，这是说的相因于“国势”的“兵势”，不是指具体的作战态势；然一切兵势最终要落实于战场上的胜势，不打胜仗就永远不能成势。
兵势的造成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不以力战为先。《六韬●军势》篇说：
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也。倏而往，倏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治）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大于不意，谋莫大于不识。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
这些话有多重涵义，而主于谈“势”。大意是说，作战形势是随着敌人的行动而变化的，临机应变是最精微机要的事体，是用兵者可以独断专行而不受制约的权力。精微机要之事不能泄露，用兵策略不可外传。凡用兵意图传闻于外即会引起议论，见于形迹便会为敌人所图，计划为敌人所了解就将陷于困境，一切都被敌人知道得清清楚楚那就危险了。所以善于作战者不是仅在战场上消灭敌人，善于除祸者治其事于萌芽状态之中，善于胜敌者取胜于无形的计谋之中。最圆满的胜利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仅靠白刃格斗争胜的将领不算是好的将领，在经历失败之后才完备设防的人不是上等聪明的人。战事最重要的是攻克，用兵最重要的是保守机密，行动最重要的是出敌不意，计谋最重要的是不被识破。凡是未战而已知其必胜的用兵者，都是先示弱于敌而后进战，所以有事半功倍之效。这里的“上战无与战”、“胜于无形”等语，都与《孙子兵法》的有关论说相合。
《军势》篇又说：
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为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夫将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见，而视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无横敌，对无立国。
这些话都颇为精辟。所谓“形”实指必胜的条件和情势，包括我情、敌情，犹言知己知彼。所以善战者待机时安定如山，不受干扰，胜机一到则毫不犹豫，立即行动，如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这也便是作者所说的“神明之道”，犹言用兵如神。《兵徵》篇说：“胜负之徵，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效在人。”《奇兵》篇说：“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发启》篇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以为此乃兵法之“大要”。所述虽称“鬼神”而言之，但“其效在人”，实无关乎神灵。《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与此意同。
《六韬》论战术，甚重奇正关系，而偏重于奇变。其《奇兵》篇说：
夫两阵之间出甲陈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蘙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险阻者，所以止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疾如流矢、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设奇、远张诳诱者，所以破军擒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一击十也；因其劳倦暮舍者，所以十击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兵者，所以逾水战也；长关远候、暴疾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道也；谬号令、与敌同服者，所以备走北也。
这里所列举的种种情况都是战场上实有的，而总归于一个“变”字，故谓“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分移”即离合转移，战事瞬息万变，指挥者若不能随机应变而改变战斗人员的部署和作战任务、方式，也就谈不上奇变之用。其《分合》篇也说“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而《武锋》篇还有“审察敌人十四变”而可击的议论，包括“敌人新集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可击，不暇可击，阻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可击”。
书中对各种战法有系列的论说。如《疾战》《必出》篇谈突围的战术，《邻境》篇谈边境攻守的战术，《动静》《金鼓》《绝道》诸篇谈深入敌境与敌军相持的战术，《略地》篇谈围攻敌城的战术，《火战》篇谈应付敌人火攻的战术，《林战》篇谈密林中的战术，《突战》篇谈反击敌人突袭的战术，《敌强》《少众》篇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术，《敌武》篇谈遭遇战的战术，《鸟云山兵》《鸟云泽兵》篇谈山地战、沼泽战的战术，《分险》篇谈脱离险地的战术，等等，皆要言不繁，可为用兵的参考。《太平御览》卷335引《太公兵法》还谈到“张军处将，必避七舍七殃”，即不要驻扎“天社”（地高而仰者）、“地社”（地卑而下者）、“虚器”（因战争废弃的邑落）、“宿死”（冢墓坟丘间）、“枯泉”（枯泽无水处）、“吞害”（人所聚五谷处）、“蜚锋”（地斥卤而不生草木者），凡七种致败的处所。
《六韬》对步、车、骑三兵种都有专论，并论及三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其《战车》篇谓车战“死地有十”，“胜地有八”，“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旁驰，万战必胜”。《战骑》篇谓骑兵有“十胜九败”，亦一一列举了骑兵的优势与劣势。《均兵》篇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强敌、遮走北（败）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文中对在平坦地形作战和险阻地形作战的条件下，步、车、骑的组织和配置方法有具体的叙述。《战步》篇还谈及以步兵敌车兵、骑兵的战术问题：“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如果无丘陵险阻可据，则对付敌人车、骑的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置牛马队伍为四武冲阵，望敌车骑将来，均置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这些大体是针对战国时的战争特点而言的。
（六）军事训练的组织法
军队建设首先要重视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同时要强化训练。《六韬●练士》篇说：
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拔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为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这里强调的是“练士之道”，都是指有勇力或特殊技能的敢死之士而言的，如牧野之战时周人的虎贲。对这些类型的人，自然要分别选拔，组织为若干兵队，因材施教和使用。《武车士》《武骑士》二篇，专言车士、骑士的选拔标准，皆谓要给以优遇。
其《教战》篇是对普通士卒而言的，着眼于常规性教练的组织方法。篇中说：
凡领三军，必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
这是说士卒的教练要从单兵做起，单兵的教练完成后，再组织十人的合练，循序进至百人、千人、万人的合练，以至三军的大规模演练。如此，则大规模的演练成功，然后合之百万之众，便可横行天下无敌。此种方法从理论上说是成立的，是一种模式化的总结。
（七）兵家律学的遗文
《六韬》有《五音》篇，设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由此引出“太公曰”，而有如下一段议论：
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虚无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徵，成败之机。……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敌人惊动则听之，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徵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音者，声色之符也。
这些话如果用现代白话翻译下来，可以这样表述：大王您的问题深奥啊！律管有十二个，律学的要点是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这五个音阶是有固定音高的正音，是万世不变的，是五行的神妙转化形式、自然之道恒常性质的体现，可借以了解敌情。金、木、水、火、土五行，各以其优势的一面循环相克。上古三皇之世，人们以无形的习惯法抑制刚强，没有成文的制度，皆按五行的道理行事。五行之道是天地自然之道，天干地支相配的六十甲子秩序就是自然之道的微妙变化。以律管了解敌情的办法是：在天气晴朗没有阴云风雨的夜半时分，派遣轻骑前往敌人的营垒，在距敌营九百步的地方，拿律管贴到耳朵旁边，大声疾呼以惊动敌人。敌营的动静会有声音传来与律管共鸣，这共鸣之音非常细微。与律管共鸣的如果是角音，那它就是从敌营西面传来的（按：二十八宿的白虎指西方，下玄武、朱雀、勾陈、青龙分指北、南、中、东方）；如果是徵音，它就是从敌营北面传来的；如果是商音，它就是从敌营南面传来的；若果是羽音，它就是从敌营中间传来的；如果五音的律管都不共鸣，这是宫音的特质，相应于敌营的东面。这些都是五行的应验，是辅助制胜的征兆，成败的关键。……微妙的音理，都有外在的征候。……敌人惊动的时候就用这方法去听，听到角音共鸣就知是擂鼓的声音，听到徵音共鸣就知是看得见火光的声音，听到商音共鸣就知是金铁矛戟等兵器的声音，听到羽音共鸣就知是敌人呼啸的声音，如果是宫音就表明敌营寂静无声。这五音就是敌人声色动静的应验。
如果纯粹按之音律学，此篇所说有不尽合理之处，如十二律管中也有宫管，说“五管声尽不应者”为宫音就不好理解。不过古代兵家很重视这一套，过去研究者往往以为是迷信的东西而忽视之，则在兵学史的叙述上不免有所欠缺。《易经●师卦》的爻辞也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其象辞解释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可见此种兵家律学起源甚早。《周礼●春官●大（太）师》谓王者大起军师时，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引《兵书》云：“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同书《春官●大（太）史》亦有太史“抱天时，与太师同车”的记载，清代《钦定周官义疏》卷26云：“案大（太）师听军声，必与大（太）史同车者，同律之声，必合时日以为占。”《史记●律书》更明确谈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的故事，大概是附会《国语●周语下》所记载的春秋末周景王时乐官伶州鸠语而来的。原文说：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阵），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之，当辰，辰在戊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大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厎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
这段话实是用武乐来表现武王伐商史实的描述。据笔者考证，其中“王以黄钟之下宫”至“厉六师也”句当置前，在“王以二月”上。按黄钟宫调式，“黄钟之下宫”即十二律中的林钟律，此律相当于徵音，为凄厉之音，故谓之“厉”，以体现牧野之战前周人激励奋发的景象。接下武王以“夷则之上宫”布阵毕，指的是夹钟律，此律相当于羽音，为慷慨之音，以体现周人临战昂扬赴死的景象。又接下以“大簇之下宫”布令于商，似有误，疑当作“大吕之下宫”，即夷则律，相当于商音，为和缓之音，以体现牧野之战胜利后的景象。最后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指的是中吕律，此律相当于清角之音，为大合乐之音，“嬴乱”即指乐之卒章，以体现战后各部族的和乐景象。或者相传的周乐《大武》即指此类内容。
看《周礼》的记载，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原是指用律管听己方之“军声”的，郑玄注引《兵书》所说五音之效亦指己方。上引伶州鸠语，如果以乐律合时日言之，亦不指敌方。《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楚师应晋国之请攻郑，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这是又一实例，也是预测我方之军情的。或者宽泛一点说，这些做法就是通过“吹律听声”，由声律所反映的天时、物候、气势等以推测征战的吉凶。而到《六韬●五音》篇中，“吹律听声”变成侦察敌情的手段，并追溯其滥觞到武王伐纣时，也就是以为其法为太公所发明。这后一类“吹律听声”故事的流行，大约不早于战国，应属兵家的创造，而以《六韬●五音》篇的记录最为具体，也是别一种收获。古人出征和作战，要举行一系列仪式，占卜和祭祀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作战时还要伴随许多巫术活动。“吹律听声”既不是巫术，也不能以其等同于一般的术数，而是与天象的观测、气候的变化、战事活动的规律、敌情的侦察、兵器的性质等等都有关系，故谓之“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其中有科学的成分。研究兵学史，对这方面的内容（包括许多泛滥的迷信内容）也不能忽视。
《六韬》有《阴符》、《阴书》二篇，分指传达命令的兵符和密码式的书信，《四库提要》以为“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阴符”本为术数家用语，以指后世所称的奇门遁甲之类，而兵家遂演为兵符、兵书之义，或者也反映出《六韬》的托撰者并不欲采取迷信的东西。传世《阴符经》有太公注，托撰甚晚，与《六韬》不能相提并论。
以上从几个方面略述《六韬》的军事思想，虽然这些思想并不就是太公的思想，而从源流上说，也可看成是稷下所传太公兵学的思想。后人用《六韬》甚多，皆推本于太公，这在学理上是允许的，与古书的真伪不完全是一码事。俗间推崇太公，又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兵学尊祖敬宗的精神和特点，未可纯用考证的方法掩盖这一传统。《封神演义》有《姜元帅赞》，语虽浅俗，而可体现这一传统：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