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之圣 百世兵家之师--孙 武（1）
吴如嵩 撰稿
一 、 东方大国 军事世家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正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当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于是，商、周以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被打乱了，王室衰微，上下相克，大国争霸，天下大乱。
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中原的是东方的齐国。齐国位于今山东东北部，濒临渤海，有渔盐之利，幅员辽阔，物产富饶。齐国君主齐桓公任用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从而成为诸侯列国中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盛的国家。世界军事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就诞生在这个国度里。
孙武，字长卿，是陈国公子陈完的后裔。因为避祸，陈完逃奔齐国，齐桓公任命他为管理手工业奴隶的工正。古代陈、田同音，这样他又改称田完。田氏家族在齐国逐渐发展成新兴势力的重要支柱。田完的四世孙田无宇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田常(即田恒)，后来弑齐简公专齐政；一个是田书，字子占，在齐国做了大夫。公元前541年或前523年田书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封他食采邑于乐安(今山东北部)。这样，田书又称孙书。孙书之子孙冯，孙冯之子便是孙武。
孙武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大致与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时。孙武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便是在这一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度和有着军事传统的家族中度过的，这无疑为孙武学习前人的军事典籍和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然而，齐国在景公执政时已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内乱迭起，发生了田、鲍、栾、高四姓大族争权夺利的斗争。孙武及其家人为了避乱，离开齐国，去到南方新兴的吴国。当时的吴国占据着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孙武大约就在都城姑苏（今苏州）近郊过着一种半自耕农式的隐居生活。
二、吴宫教战 经国治军
当时的吴国正处于从落后的蛮夷之邦向军事强国转变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楚国的亡臣伍子胥、伯嚭以及来自齐国的孙武相继入吴。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指使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
吴国要北上“兴霸成王”，主要的敌人是西面的世仇——强大的楚国，其次是南面的越国。越国的危害在于它使吴国北上争霸有后顾之忧，并且在连年的吴楚战争中，越国常常策应楚军、箝制吴军的行动。至于北面的齐、鲁，当时与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中国的另一大国晋国，更是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大力扶持吴国，以达其共同制楚的目的。
吴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都具备了伐楚的条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达成击败楚国的战略目的，没有一位精通韬略的将才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这样的历史机遇，孙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说到孙子的生平事变，实在是遗憾得很，就是专门记述春秋历史的《左传》也竟连孙武的姓名都没有提到，以至于后世一些中外学者竟然质疑孙武其人的真实性，质疑《孙子兵法》作者的真实性。这场笔墨官司从宋朝打到明朝，从明朝打到现代，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才终于有个了断，澄清了这桩千古悬案。
尽管关于孙子的事迹记载不多，但是司马迁的一段话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他在阐述为什么要为孙子立传时说：“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太史公自序》)。孙子的信、仁，孙子的廉、勇，孙子著兵书论兵法都达到了“与道同符”的出神入化的境界，都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地步。原来，孙老夫子道德文章是如此的神圣!此后的《吴越春秋》、《新唐书》以及各种孙氏谱牒也填补了不少相关事迹。但是历史留下的资料毕竟少得可怜，以至于孙子生于何时、死于何地都“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
不过，自两汉以来，相关史料不断涌现，因此，孙子的形象也逐渐鲜活起来。东汉赵晔在描述孙子吴宫教战时写道，孙子三令五申而宫女们嬉笑如故，于是，“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这倒很有些山东大汉的味道。1989年王辉强先生在《孙子形象的探索》中写道：“高高的个子，健壮的体魄；长方形的脸上略显消瘦并带几丝的皱纹，浓眉下一双大眼略陷于眼窝内，炯炯有神，那对明显的眉头，是智慧的痕迹；宽厚的嘴唇上长有神气的八字胡，颌下的山羊胡体现了丰富的阅历；满头的黑发束成了一个乌亮的发髻。”(《孙子探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这是典型的山东人的体貌特征。
孙子是不是这样一种形象呢?也许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自己心目中的孙子形象。按照我的理解，孙子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神龙不见首尾的传奇人物，是一个似道非道、似法非法、似儒非儒、似墨非墨、以道为种、诸子为表的兵学大师。如果要绘画或雕塑一尊孙子像，那么我更主张用一种大写意的手法去描绘它。
（一）乘时入世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孙子是齐国人；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孙子是因为齐国发生四姓之乱而离开自己的祖国到了新兴的吴国。至于四姓之乱与他有何关系，他是何年何月何日离开齐国，又是何年何月何日到达吴国，同行者有谁，走的哪条线路，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缺乏记载，难以详考。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齐国当时已经衰落了，早已失去当年霸主的风采。齐景公统治时期，厚赋重刑，民心动荡，社会危机四伏，这就迫使属于“士”这个阶层的孙子勇敢地去寻找新的天地。
当时南方的吴国和越国生机盎然，相对于死气沉沉的中原大国，它更可以为智能之士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广阔舞台。
比如，范蠡和文仲由楚国奔赴越国，就是看到了也抓住了展示自己抱负的机遇。有一则史料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注《越王勾践世家》时提到的。他写道：“天地历纪，千岁一至；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现)于地户。”“地户”指地的出入口，据《升庵外集》：“《河图括地象》曰：‘东南为地户’。注云：地不满东南是地户。”范蠡和文仲认为这种千载难逢的霸王之气已从中原转移到地户吴越一带，于是来到越国，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吴与越都是地户，所谓“吴越之邦，同风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范蠡、文仲到达越国时，伍子胥、伯嚭、孙子早已到了吴国。
地户之说也好，霸王之气之说也好，无非是古人对天下大势的预测和判断以及对国际形势的把握和应对。自春秋以来，中原大国齐楚晋秦兼弱攻昧，战争连年不断。到了孙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大战沉寂下来了，要求停战的弭兵(消灭战争)运动自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提了出来，停战协议签署了一个又一个。
与中原形势不同，南方的吴越则是另一番景象。首先是吴国很快强大起来，在晋国的支持下，联合制楚，早在吴王寿梦二年(前583年)吴国开始伐楚(《史记●吴太伯世家》)，此后多次同楚国发生战争；其后越国在楚国的扶植下把矛头指向吴国，吴王阖庐五年(前510年)，吴始伐越，吴越战争成了春秋末期争霸战争的尾声。正是在这尾声中，孙子、伍员、范蠡、文仲一大批智能之士活跃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剧。
孙子选择吴国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舞台，虽然没有范蠡的“地户”之类的有趣记载，但实际上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吴越的霸王气象。
孙子奔吴的出发地应当是齐国都城临淄。从临淄去吴国，最便捷的路线自然是经今山东临沂、郯城一路南下，到达苏州。这固然是一种推测，末见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是，自从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我推测孙子未必是走的这条直奔吴国的路线，而很可能是西出山东，先对今天河北、山西、河南一带的晋国进行考察，然后再转而南下楚国，最后到达吴国，“辟隐深居”(《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这个推测要说依据的话，就是汉墓竹简《吴问》。《吴问》记述的是吴王对孙子的提问，问的是晋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孙子不仅作了准确而详细的回答，并且还作出了正确睿智的预测。不难设想，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并且对晋国政情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孙子是讲不出这一番高论的。如果孙子没有对晋国做过深入的考察，吴王也不会向他发问请教。吴王应该比一般臣僚更加掌握国内外大势，因为那些分析国际形势的研究报告，他比谁都看得多，不管是机密还是绝密的上报材料，他都会首先看到，又何须倾听那些空腹高心之人的平庸之论呢?正是因为孙子对晋国有特殊的了解和研究，所以他的回答才出人意表，吴王才会兴致勃勃地不断提问，最后以“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大大夸赞和肯定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我认为孙子奔吴之前去过晋国是有可能的。从吴王寿梦时代开始，晋与吴就是战略伙伴：晋联吴制楚，吴藉晋西扩，夺取江淮，北进中原。孙子要想在吴国建功立业，自然有必要对晋国考察一番。
孙子来到吴国的具体年月没有记载，大体上是吴王余昧和吴王僚当政之时，即公元前530年至前515年，再往上推也早不过吴王余祭执政后期。显然，这几位君主执政时期他都没有选择入仕，选择的是吴王阖庐。
阖庐当政时，重用了三个外国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伯嚭，一个就是孙武。这三个外国人也是吴国的三杰，伍子胥与伯嚭来自楚国，孙子来自齐国。楚国和齐国都是先进的中原大国，是“第一世界”水平的超级大国。
伍子胥最早来到“地户”打拼，开始吃了不少苦头，直到阖庐即位才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当了吴国的国务卿——行人。他这个行人权限很大，政治、军事、经济他都参与指挥。伯嚭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当了大臣，于是想借助伍子胥的力量谋个一官半职。阖庐接纳了伯嚭，“以为大夫，与谋国事”(《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伍子胥与伯嚭二人都是楚国的叛臣，也都是同楚平王冤大仇深而欲报仇雪恨之人。
伍子胥的父兄伍奢、伍尚被楚平王冤杀，伯嚭的祖父伯州犁也是被楚平王冤杀的。伍奢是楚国太子太傅，伯州犁是楚国左尹，也就是说伍子胥与伯嚭受过良好的教育，文韬武略非同一般。
孙子从齐国来到吴国没有伍子胥、伯嚭那种借助吴国公报私仇的目的，他完全是为了寻找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以天下为己任，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抱负。为了达此目的，他首先就要观察形势，寻找明主。
春秋末年，士人阶层已经崛起，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经国治军的才能，常常受到诸侯各国的重用，布衣卿相也屡见不鲜。
早于孙子一百七十多年的鲁国武士曹刿就显露出士人阶层的自负和卓识，他敢于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为了国家和百姓，他挺身而出，参加作战，并提出“一鼓作气”的指挥要则，打败了入侵的齐国军队，为国家、为人民赢得了尊严。
曹刿的言行，正如孔子后来表示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论语●泰伯》)。有了明主，不入仕，是耻辱的：不是明主，却去贪图富贵，也是耻辱的。
所以，孙子必须观察吴王阖庐是不是明主，以便择主而仕。据《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说，阖庐即位之初，“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国语●楚语》说他“闻一善者惊，得一士者赏。”还有一个旁证，楚国公子子西曾对楚昭王说：“吴光(阖庐)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可见闻庐是一个革新进步的君主，他唯恐自己的贤人政治得不到诸侯各国的信从，“乃举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同上)。自从他重用伍子胥之后，就制定了“安君治民，兴霸成王”的八字方针，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同上)。
经过观察，孙子认定阖庐是他要选择的明主，再加之吴国的开放性和崛起的优势，于是决定出山，晋见吴王，登上政治舞台。
（二）吴宫教王
孙子要择主而仕，阖庐要量才录用；鱼要水活，水要鱼鲜。这么一个双向选择，便有了矛盾，也有了统一。孙子出山，献兵书、见吴王，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
孙子未见吴王之前，他的引荐人伍子胥就吃了闭门羹。大家知道，萧何举荐韩信，三次遭到刘邦的拒绝；而伍子胥举荐孙子却翻了一番，七次遭到拒绝。
刘邦不用韩信是因为他出身贫贱，有过前科；阖庐不接见孙子，其原因却要复杂得多。我看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阖庐担心伍子胥“托言进士，欲以自纳”(《吴越春秋●阉庐内传》)，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在有名有姓的人中，专诸是伍子胥推荐的，要离是伍子胥推荐的，伯嚭也是伍子胥推荐的，现在他又来竭力推荐孙子，阖庐不能不怀疑伍子胥的动机。
还要看到，伍子胥逃奔吴国是吴王僚五年(前522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阖庐)客之”(《史记‘吴伯世家》)。也就是说十年前他两人就打过交道。当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怂恿吴王僚伐楚，“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仍以伐楚之利”(同上)，被公子光阻止了，伍子胥也因此知道公子光别有异志。所以阖庐对伍子胥早就有一点戒备之心。
第二，阖庐担心孙子不是他所期盼的人选。伍子胥推荐孙子与萧何推荐韩信一样，是要他担当起西破强楚的重任。当时，阖庐企图兴兵伐楚，但是他一块心病放不下来，使他常常“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吴越春秋●阖庐内传》)，他为了什么事长吁短叹呢?“明于鉴辩”(同上)的伍子胥看出来了，知道阖庐是为物色不到一位在伐楚战争中能够“折冲销敌”(同上)的前敌总指挥而忧心忡仲。
阖庐求将与刘邦求韩信一样，都是为了寻求一位智勇双全的战略上的谋士、战场上的战将。那么，现在伍子胥推荐的孙子是不是最佳人选就不仅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为了说服阖庐，打动阖庐，看来伍子胥把孙子的兵法十三篇先期送给阖庐看过。深通韬略的伍子胥清楚地知道，《孙子兵法》十三篇足以成为说服阖庐的敲门砖。或许正是被孙子的兵法十三篇所震撼，阖庐最终同意接见孙子。
孙子献兵书，见吴王，斩美姬，历史上称之为“吴宫教战”。我之所以称之为“吴宫教王”是就其实质而说的。吴王接见孙子的全过程是先抑后扬、先冷后热的。接见开始，吴王就摆出君王的做派，直截了当地对孙子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这说明十三篇他先已看过，现在要面试一番。
也许有人会说阖庐并没有预先看过十三篇，依据是《吴越春秋》。《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是这样记述的：吴王“而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孙子是自己拿着十三篇一篇一篇地呈上，吴王也是临时一篇一篇地看着听着。看不明，听不懂就问，弄明白之后连声叫绝，异常高兴。
这显然不合情理，孙子不是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的，而是阖庐求贤，伍子胥推荐，孙子无须这么低三下四像招聘面试一样听凭阖庐喝着茶，跷着二郎腿东盘西问。孙子是士，被褐怀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况临时看这十三篇竹简那要费多少时间?更何况紧接着下面还有重头戏——训练女兵。
合情合理而又记述详尽的是银雀山汉简《见吴王》。
吴王谦称“不毂”，尽管谦称，但一开始火药味就不小，君臣二人在演练女兵之前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学术探讨，讨论的是战争观上的重大问题。吴王在战争问题上抱的是“好战”与“戏战”的态度；孙子则认为战争与和平应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转移，并且认为战争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军事行动，兵犹火也，兵不可玩，兵不可戏。他明确回答阖庐：“兵，利也，非好也。兵，[火也]，非戏也。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
孙子的这一观点，与他在《孙子兵法》中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他最精辟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圭臬。
孙子关于战争的这一番高言妙道无疑是得益于先进的齐文化的熏陶，对于阖庐来说真是闻所未闻，他明确承认“不毂未闻道也”。《吴越春秋》说：“王不知，口之称善”，也是一条佐证。吴王承认从没听说过，所以才一个劲儿地赞扬孙子讲得好，写得妙。
第一个回合之后，阖庐就想试试孙子是否有真本事。据汉简《见吴王》记载，当时孙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唯君王之所欲，以贵者可也，贱者可也，妇人可也。”既然贵贱男女都可教练，于是吴王提出：“不毂愿以妇人。”这与《史记》的记载是一致的。而《吴越春秋》则记为孙子主动提出以宫女训练，作：(吴王)问曰：兵法宁可小试耶?孙子日：可，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王日：诺。三者比较，谁更可信呢?
我认为汉简《见吴王》与《史记》可信，特别是汉简明确记述了孙子对于用妇女进行军事训练表现出一种明确的人道主义关怀，说“妇人多所不忍，臣请代……有何悔乎?”因为孙子预见到，操场如战场，军中无戏言，一旦宫女们视军令如儿戏，难免要掉脑袋的。然而，或许阖庐那“戏战”的思想根深蒂固，表示决无悔意，坚持要孙子用妇人练兵，孙子只好同意了。
不难设想，孙子可能考虑到：对于“好战”、“戏战”的阉庐仅仅讲讲道理是不足以教训他的，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于是孙子把演兵场选在“国左后玺囿之中”，即是国都左后方的玺囿(君主行猎的园林)之中。吴王则从高台(观礼台)上观看。据《吴县志》、《香山小志》记载，在今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香山里的教场山、二妃墓遗址尚存，或许教场山正是《见吴王》所述的玺囿。
女人当兵虽然古已有之，但那是要经过选拔的。现在选些娇滴滴的宫女演练兵阵，分明是给孙子出难题，对孙子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应战吧，孙子清楚，不用重锤敲不响大鼓，不用重刑酷法练不好这些宫女。他实在不忍心因为阖庐的一句戏言让这些无辜的妇女受到皮肉之苦甚至杀身之祸。不应战也不行，那就意味着你孙武是个滥竽式的人物，真正到关键时候你就退缩了。
吴王是要“练为戏”，拿这些宫女练兵开心娱目。如果孙子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取悦阖庐，那就不仅教战教不成，而且想要教训教训这位新登基的君王的目的也无法实现了。
待人处事时，对于某些暗藏杀机的事，高明的人看破而不说破，愚蠢的人才会看破又说破。睿智的孙子当然一眼就看破了吴王的心计，但嘴上不说。这就好像诸葛亮看破了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但不说破。他心里清楚，周瑜打黄盖固然主要是欺骗曹操，但也有一石二鸟之意，顺便除掉诸葛亮。因此诸葛亮不仅不能说破，哪怕是站出来假装为黄盖求情，都很可能被周瑜以干预军令为借口而借刀杀人。
面对阖庐的“练为戏”，孙子则应之以“练为战”，假戏真做，一丝不苟。
孙子这次教战，职责明，分工细，完全按当时的训练条令——古《司马法》．郑重其事地进行。当时，懂得古《司马法》的人不多，在吴国就更无人知晓。所以，司马迁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由来已久)，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真正能承传并有所发展古《司马法》的只有姜太公、孙子、吴子(吴起)、王子(王子成甫)这几个人。
《孙子兵法●计篇》讲：“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军队的训练与管理要有严密的制度。汉简《见吴王》写道，“孙子以共御为[司马]，参乘为舆司空”，还写道“至日子请令”。从残简的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看到，为了搞好这次演练，孙子迅即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训练制度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并狠抓组织落实。可以想见，当时的演兵场上一定呈现出一派肃杀的气氛。
教战开始了，好戏开始上演。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日：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吴越春秋》的记载也大体相同：“孙子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队长，各将一队。令三百人皆披甲兜鍪，操剑盾而立。告以军法，随鼓进退，左右回旋，使知其禁。”
一个停止间转法的初级训练科目，孙子为什么像教幼儿一样，让她们分清楚前后左右，而且三令五申，不厌其烦呢?因为孙子那“不忍”之心，人道主义的情怀在心中激荡。因为他清楚这一百八十个宫女压根儿就没把这次演练当回事，更何况这么一个大的分队要做到“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决不是讲讲要领就能做到的。但是，孙子那“人情之理”(《孙子兵法●九变篇》)的主张又使他不能不尽量避免因为执行军法而祸及这些无辜。
事实上，孙子所预料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最后闹到把两个王妃斩首才收场。
教战的过程，史书的记载大同小异：
《史记》这样写道：“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知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
《吴越春秋》又稍有不同：“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孙子顾视诸女连笑不止。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顾谓执法曰：取鈇锧。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以约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过也。军法如何。执法曰：斩。武乃令斩队长二人，即吴王之宠姬也。吴王登台观望，正见斩二爱姬，驰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孙子复挥鼓之，当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
吴王阖庐的玩笑开大了，只好服软，反过来向孙子求情说：我知道你孙武子能用兵，请你千万不要斩这两个美姬。没有她俩，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孙子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了阖庐的请求，立斩二姬。
阖庐大丢面子，很不高兴，说：演练我不看了，你老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去吧。
孙子毫不客气地回答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史记》)据汉简《见吴王》记载，斩姬之后，孙子对阖庐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治军主张，使阖庐又一次受到了触及灵魂的教育。
他告诉阖庐，其所以要立斩二妃，目的是“立威”。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将]莫贵于威。威行于众，严行于吏，三军信其将威者，乘其敌。”
孙子在这里强调了威信的重要性。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组织，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孙子兵法●军争篇》强调，战争中，“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其目的就在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心齐，泰山移。这样，既可防止急躁冒进，又可防止保守右倾。而要达此目的，孙子认为只有立威，“威行于众严行于吏”。将帅要有威信才能带好兵，而威信的树立必须赏罚分明。
《见吴王》中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记述：“兵法曰：赏善始贱，罚[贵始大]。”从春秋到战国，法兵家们无不重视这一思想武器，并且加以继承和发展。《六韬。龙韬●将威》就强调“杀贵大，赏贵小”。因为严惩那违法的大官，就能“杀一人而三军震”；重赏一个有功的小兵，就能“赏一人而万人悦”(同上)。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所以孙子便拿二妃开刀。
孙子还告诉阉庐，一支军队要有良好的战斗作风和素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应贯彻“素教”之道。《见吴王》写道：“[贵贱少]长远近习此教也，以为恒命。此素教也，将之道也。”这个“素教”思想在《孙子兵法●行军》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平时的训练和养成才是真正的带兵之法。
孙子这一番宏论对于阖庐来说也是闻所未闻，思想上自然有不小的触动。这时，作为推荐人的伍子胥不失时机地讲了一通在情在理的话，缓和了气氛，说服了阖庐。他说：“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故为兵者，诛伐不行，兵道不明(战阵之法不能公开训练)。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孙子兵法●地形》为立身准则的孙子，由于不给阖庐面子，斩了两个王妃，阖庐一时也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掘《见吴王》载：“阖庐六日不自……”，或许是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才终于把情绪调整过来，于是下达文件，宣布命令，设坛拜将，任命孙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军”。
考证孙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军，见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他在《吴太伯世家》中指出：将军之名“实起于此，自是之后，遂以为官名。”他引梁玉绳的话说，在孙子之前的“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虽有将军之文，未定将军之官”。自从孙子任将军之后，晋国、楚国、秦国、齐国、卫国、郑国、鲁国等诸侯列国才有专职的将军出现。
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位将军诞生了，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位伟大兵学家出现了。从此，孙子走出茅棚坞，登上经国治军的历史舞台，一颗辉耀世界历史的巨星从东方升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