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之圣 百世兵家之师--孙 武（2）
吴如嵩 撰稿
三、西破强楚，北威齐晋
孙子刚刚走马上任就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次对他战略智慧的考验。
这一年，楚国的一群颟顸无仁的执政者利用楚昭王年幼(11岁)无知，以他的名义大大地封赏掩余和烛庸。
掩余和烛庸何许人也?他俩是王僚的亲兄弟，阖庐的堂兄弟，又是两员战将。阖庐刺杀王僚夺取王位之后，这两个公子就成了通缉要犯。他俩辗转逃到楚国后，“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左传，昭公三十年》)，给予优厚的封赏，让他哥俩在楚国定居下来，拿了绿卡，其目的是“将以害吴也”(同上)。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吴子怒”(同上)，阖庐十分恼火，楚国这不是干涉内政吗?是可忍，孰不可忍。阖庐决意亲率大军大举伐楚，同行的还有伍子胥、伯嚭以及前敌总指挥将军孙子。
如果说吴宫教战对孙子只是操场上的考验，那么舒城之战就是对孙子的一次战场上的考验。作为专职将军的孙子能不能指挥好这次作战，能否干净利落地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吴国君臣拭目以待。
吴军旗开得胜，舒城战役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活捉了二公子。今安徽舒城当时叫“舒”，据《史记》记载：“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吴太伯世家》)，“拔舒，遂擒故吴反二将军”(《伍子胥列传》)。
舒城战役是城邑攻防战，对于吴军来说攻城作战是一场硬仗。司马迁两处都记为“拔舒”，“拔”就是攻占。
《孙子兵法●谋攻》说：“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何况公子烛庸又是战将，他对舒城的坚守和抵抗必然是十分顽强的。
孙子认为“攻城为下”(《谋攻》)，强攻坚城是笨办法，“为不得已”。孙子之所以强攻坚城，不仅因为捉拿二公子事关吴国国威，更因为舒城战略地位重要，攻占舒城，吴国便有了攻楚基地。
在孙子的指挥下，舒城打下来了，二公子也被活捉了，吴军自然是士气大振。吴王阉庐与群臣更是弹冠相庆，沉浸在喜悦之中。
（一）大智慧的战略抉择
自古以来，作为一个统帅，作为一名主将，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骄傲，不能正确地评估敌我，从而过高地估计自己，失去自知之明。
《史记》写道：“光(阖庐)谋欲入郢(楚都，今湖北江陵境)，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伍子胥列传》)
这两则史料说明这么几个问题：一、伍子胥打算乘胜入郢灭楚，阖庐也打算乘胜入郢灭楚；二、孙子不同意，理由是“民劳”；三、最后都同意孙子的意见，“乃归”，除控制前沿要点外，将主力撤回到今苏州一带。
从原来的“入郢灭楚”战略一下子改变为“待机灭楚”战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孙子所说的两个字：“民劳”，或者说，就是孙子所说的六个字：“民劳，未可，待之”。两个字也好，六个字也好，有这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吗?这可是一件扭转乾坤的大事，新上任的孙将军一人就能说服大家尤其是吴王吗?他一票能定天下吗?更何况，军国大计都是吴王阖庐一个人拍板。当然，事情本身可能没这么简单，也许经过多次商议，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对此，历史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领略到孙子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
“民劳”二字词意明显，就是民众疲惫。古时军民不分，也可释为军民都很疲惫。军队疲惫是因为长期的作战，特别是强攻舒城，伤亡惨重，所以“民劳”；民众疲惫是因为从今苏州一带越境千里进至今安徽凤阳、凤台到今舒城、巢县、霍山、六安一带，服劳役，供军需，负担沉重，正如《用间》篇所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军民安得不疲惫?
或许有人会质疑，《孙子兵法》制定战略不是主张要进行“道、天、地、将、法”多方面的对比分析才能预知胜负，定下决心吗?现在仅因“民劳”二字就改变一切，未免不符孙子之意。
战略指导问题不能有书呆子气，大凡具有战略智慧的人，着眼的都是核心问题，就像九方堙识别千里马一样，他不在意是公马还是母马，是黄马还是黑马，正如伯乐所说的：“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淮南子●道应训》)一个战略家的眼光也是这样，“所观者，天机也”。
西汉刘邦的谋士薛公根据淮南王英布出身刑徒，进而判断他只知谋私利，不知为百姓，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点微利，目光短浅，不识时务，于是断定英布起兵反汉必然实行下策的谋略，不堪一击。事情果如薛公所料，英布叛军迅速失败。薛公真是“得其精”、“得其内”，高人一筹。
战略判断贵在客观，只有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他的观察才能得其天机。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母和蔺相如对赵括其人的分析及其对战争胜负的判断也称得上是“天机之论”。蔺相如评价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认为他死读兵书，没有战争实践，不懂得根据战场情况正确地使用兵力、灵活地变换战术，因而反对任命赵括为主帅去接替廉颇。
蔺相如的话入木三分，相当深刻。赵母的视角也很特殊，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郑重其事地上书言于赵王：“括不可使将。”她用赵括与其父赵奢做了一个对比：“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知子者莫如母，赵母根据赵括贪财好利，摆排场、耍威风的小人得志之象就断定其不能担任主将。但是赵王不听，赵母此时明确表示：大王既然任他为将，今后若有不称职之事，我该不会连坐吧?赵王答应了。结果长平一战，赵军全军覆没，赵括也做了刀下鬼。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薛公、蔺相如、赵母并没有大谈什么类似“道天地将法”的敌我对比，然而他(她)们的预测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其实，“道天地将法”尽在其中矣!现在，孙子的“天机”之论，终于得到吴王阖庐君臣的认可，停止实施大举伐楚的战略，回到原来的起始状态。
事实证明，孙子提出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此后，吴国经过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准备，与民休息，整军经武，最终于公元前506年西破强楚，实现了破楚入郢的战略目的。后来楚国大夫在总结教训时也说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左传●哀公元年》)也是看到了惜民、爱民、重民的民本问题是判断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
（二）三出奇计
孙子献“民劳，未可”之计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对楚吴力量的判断。
敌强我弱，时机未到，所以转而实行惜民、爱民，休养生息，整军经武，积极备战的政策。这是一个总的方针，总的战略。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战略呢?或者说如何实现强弱易势呢?从策略上讲，有两个方面的事要做：一个方面是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一个方面是改变敌利我害的战场态势。
孙子在这一战略转变的过程中都有些什么具体的功绩已经很难详考了。一方面因为有关孙子的史料本来就不多，另一方面又因为他的事迹常常被与伍子胥混在一起叙述，甚至很有可能本来应该是孙子的奇谋妙计也都记到伍子胥的头上去了。但是，我们毕竟要看到一点，孙子既然是转变战略的提出者，那么他就必然有一套实现战略转变的方案措施。他既能看到这一战略问题，提出这一战略思想，他又是被特地物色来的可以“折冲销敌”的将军，那么，他在经国治军与作战指挥上就必然也有高出他人的智慧与才能。
虽然《左传》没有孙武之名，但不少文献都是肯定孙子战功的。如《尉缭子●制谈》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武子，就是孙武子。再如，《吴越春秋》在排名顺序上曾多次把孙子列在首位，如说“楚闻吴使孙子、伍子胥、白喜为将，楚国苦之”，“阖庐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吴越春秋●阖庐内传》)又如王充在《论衡●量知篇》指出：“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总之，有鉴于以上情况，我把吴楚大战前的三条奇计记在孙子身上(至少孙子也是重要的参与者、谋划者)，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第一计：我逸彼劳、疲敌误敌的车轮战法
综合国力的增强靠的是吴国君臣共同奋斗，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左传●哀公元年》有这样一段关于吴王阖庐爱民的记载：“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历，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疲劳，死知不旷。”不难看出，吴王阖庐在爱民恤民问题上能够如此率先垂范，孙子“民劳未可”之论在吴国该是何等深入人心，吴国上下为了富国强兵该是一种何等热烈的奋斗景象!
按照孙子的思想，“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削弱敌人就是增强自己。据《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楚战争中，吴国采用了一个著名的疲敌误敌的车轮战法，但是这一奇计，《左传》却记的是伍子胥所献：“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由于实行了这一车轮战法，“楚于是乎始病”(同前)，几年之间楚国的民心士气和军事实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疲楚误楚，孙子有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计：改变战场态势的“必得唐蔡”之计
孙子提出的“民劳，未可，待之”的六字战略之中，在“民劳”问题解决之后，“待之”二字就成了战略谋划的关键问题。“待之”就是待机，等待、捕捉和创造战机。特别是战争行动，战略时机的把握尤为重要，如果失误，轻则战而无功，重则前功尽弃。
公元前506年，也就是阖庐九年，阖庐提出攻楚问题，并与孙子、伍子胥进行了商议。《史记●吴太伯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
这番对话文字不多，但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却给了我们多方面的信息。阖庐急于伐楚，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据《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记载：“六年……吴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于是围楚师于豫章，大破之。”这就是说，至少在公元前509年吴楚第一次豫章战役之后，阖庐就想结束“待之”阶段，乘胜破楚入郢。
豫章大体在今汉水以东，长江以北，约当今武汉一带。所以阖庐有乘机破楚的想法，但是没有实行，于是又等待了三年。前前后后的战争准备达六年之久。
六年是漫长的，阖庐已是迫不及待了。孙子在回答时用了两个“必”字，一是说“王必欲大伐”，大王你如果一定要现在就大举伐楚的话；一是说“必得唐蔡乃可”，大举攻楚必须联合唐国和蔡国才可以大动干戈。
从孙子的回答看，他不认为战机已经到来，只是由于阖庐按捺不住，才只好同意。
唐国和蔡国是两个小国，长期受楚国欺凌。例如，楚相囊瓦为了勒索蔡昭侯的一件裘皮大衣，为了敲诈唐成公的一匹宝马，竟把这两国国君软禁在楚国。由此可见，楚国是何等霸道!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06年秋天，楚国出兵围困蔡国的都城下蔡(今安徽凤台)，即州来。蔡昭侯看到“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吴国对楚已成咄咄逼人之势，于是便倒向吴国，把他的儿子乾和他的大夫的儿子“为质于吴”，与吴国结盟，共同伐楚。蔡国的这一求救行动无疑为阖庐大举伐楚找到了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因而也就促使阖庐再一次提出伐楚问题。
为什么孙子提出“必得唐蔡乃可”呢?利用蔡国求救固然是一个伐楚的有利因素，但孙子的着眼点更在军事本身。蔡国居淮河上游，是吴军由淮攻楚的通道。唐国在今湖北随州西北的唐县镇，居于楚国的侧背，为后来吴军的进攻起到了很好的战略掩护作用。
在战略时机并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吴要攻楚必须实行战略奇袭的方针，隐蔽企图，速战速决，一举达成突然袭击的目的。由此可见，孙子的“必得唐蔡乃可”的意见是他早就筹之有数的战略思考，不能小视他这又一个六字方针。
为了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吴国于公元前510年“始用师于越”(《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防止未来吴楚战争时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是谁的主张，但这一伐越行动是符合孙子军事思想的。
第三计：离间得手，三军所恃
破楚入郢战争中，有一个战前行动不大为人们注意，其实，它对战争的最终取胜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这就是离间计。
《韩非子●内储说下》：“吴攻荆(楚)，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
《吴越春秋●阖庐内传》也有相同的记载：“阉庐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为将，吾即得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闻之，因用子常，退子期。”
子期乃是楚平王之子，即公子结，曾任大司马，战争经验丰富。子常即囊瓦，曾任楚国令尹，不懂军事。现在吴国派出间谍散布谣言，诱使楚王任命不懂军事的囊瓦统军，这就注定了楚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间而离之”(《计篇》)是孙子重要的军事思想，要想干扰楚昭王对子期与子常在军国大事上的任用，不是散布一下谣言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一般间谍所能完成的。毫无疑义，这应当是孙子在《用间篇》中所说的“上智为间”，即能实现“三军所恃而动”(《用间》)的战略间谍才能担当的使命。而这一离间之计，作为主将的孙子即使不是主谋也必然是参与策划者。
总之，以上这三条奇计，为破楚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大战前的谋划和准备基本上是周全的，充分的。当然这种周全和充分，这种战胜攻取与孙子所企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有很大差距的，甚至与他所提出的“胜于易胜，胜已败者”的战略思想也并不吻合。但是，责任不在孙子，因为他不是战争的决策者，决策者是阖庐。
（三）柏举决战
吴楚柏举之战是我国战争史上的一个著名战例，并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战役样式。因此，全面深入地分析这个战例是非常有意义的。
或许是因为在孙子研究上对孙子其人的研究不如对孙子其书的研究深入、细致和广泛，因而我以为就柏举之战而言，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误读、误解和误判。
一是不存在吴国有两个战略方向选择的问题。吴国伐楚不存在淮河与长江两个主攻方向任选其一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在长江流域进行水上交战的技术装备和驾驭能力，因此也就不存在从长江下游的今南京、芜湖溯江而上进攻今湖北江陵的战略方向。在长江水面最早的一场大战是东汉末年曹操同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
吴国攻楚，当时只有一个战略方向，就是从今江苏苏州一带北上淮河，沿今安徽蚌埠一带沿淮河西进，由今河南信阳一带折而南行，进至今武汉一带后再西入楚都今湖北江陵。从实际情况看，战前吴楚两军的战场态势是，吴军已推进并控制了淮河中下游，夺占了今安徽境内的凤阳(钟离)、凤台(州来)、舒城(舒)、霍山(潜)、六安(六)等要地。
二是不存在战略迂回与深远的战略奔袭问题。当时，吴军的战略前沿已进至今豫皖边界，那么双方交战于今湖北麻城(柏举)也就既不是长驱千里攻楚，也不是什么战略迂回了。
三是不存在以今安徽霍县西面大别山作战略掩护的问题。《左传●定公四年》所说“自小别至于大别”是指吴楚两军“自豫章与楚夹汉(汉水)”(同上)对峙之后，已不是吴军从今安徽境内淮河流域开进时为了达成突然性需要战略掩护的情况。《吴越春秋●阖庐内传》的记载与之相同，作“子常遂汉而阵，自小别山至于大别山”。那么，《左传》所说的大别山又是指的哪里呢?对此，张觉先生的《吴越春秋校注》辨之甚明，兹抄录如下：
徐天祜说：“杜预曰：‘二别在江夏界。’《元和郡县志》：‘小别山在汉阳县。’《禹贡》：‘至于大别。’今汉阳县北有大别山。《地志》、《水经》云‘在安丰’者非。”觉按：《汉书●地理志》注所谓安丰，在今安徽霍邱县西南，今犹有大别山。杨伯峻注《左传●定公四年》“自小别至大别”时，仍从洪亮吉之说而认为此文之大别山即今安徽霍邱县西南之大别山，并认为小别山在今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冈县之间，与徐天祜之说不同。据上文“自豫章与楚夹汉水为阵，子常遂济汉而阵”来看，则小别山、大别山自当在汉水附近，徐说是。《书●禹贡》“内方至于大别”孔传及孔疏、《左传●定公四年》孔疏、《史记●夏本纪》“内方至于大别”正义等与徐天祜说同，可参见。此大别山，古又名鲁山、翼际山，在今武汉市西南鹦鹉洲之北。此小别山，古又名甑山，在今湖北省汉川县南。参见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九。
我之所以详细转引张觉先生的这一段考证文字，是因为小别山、大别山真正地望究竟指何处，不仅关系到对吴楚战争的正确描述，也关系到对吴军战略指导的正确评价。从现在某些战史论著上看，事实上已经由于对“二别”的张冠李戴，出现了一些臆测之论，这是应当纠正的。
四是柏举决战不存在战略冒险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吴军进驻柏举(今湖北麻城市东)是投之于险，如果楚军采取左司马沈尹戌的意见，主力东渡汉水击破吴军，偏师绕道今义阳三关，“还塞大隧(今九里关)、直辕(今武胜关)、冥扼(今平靖关)”(《左传●定公四年》)，东西两面夹击，“足操胜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语见第1543页注文)。这一“足操胜算”的战略之所以没有实现是由于主帅囊瓦无能，听信了部将史皇的教唆，未等沈尹戌阻断吴军归路就率先渡过汉水出战，所以败北。
其实不然。当时，楚军虽已渡过汉水却立足未稳，于是，吴军乘机对其发起攻击，三战三胜。尔后，实施退却，陈师柏举。
描述这一次吴楚战争，应该将其划分为四个战役阶段，即：“二别”初战、柏举决战、雍澨追击战、五战入郢。
第一阶段：所谓“二别”初战即楚军渡过汉水，主动出击吴军，在小别山(今湖北汉川县南)到大别山(今武汉市西南鹦鹉州之北)一带连续打了三仗，“三不利”(《吴越春秋》)，没有得手。楚军主将囊瓦“自知不可进，欲奔亡”(同上)。这是吴楚两军的一场初战，吴军显示了实力，重挫了楚军的气势。
第二阶段：“二别”初战之后，紧接着是柏举决战。研究柏举决战，有一个问题需要廓清，柏举(今湖北麻城市东)在“二别”的东北，吴军从东向西进攻，为什么在三战取胜之后反而退向柏举，“二师阵于柏举”(《左传●定公四年》)呢?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要解除这个迷惑，关键在于弄清两个问题：一个是柏举的地望考证对不对?另一个是吴军在作战指导上是不是实行后退诱敌?
我所看到的论著，都认为柏举在今麻城东。我也同意这观点。如果这一考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吴军在“二别”三战得手之后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主动后撤，诱敌就范。而且楚军也果然推进至柏举。
也许有人会认为，初战得手之后就应当乘胜进攻，为什么会反而后退呢，这似乎在军事上于理难通。
不。吴军此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正确的。退是为了进，为了蓄势，为了诱敌，所谓“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资治通鉴外纪》卷二)。退避三舍的晋楚城濮之战不就是初战胜利之后再后退诱敌吗?又如，东汉末年著名的袁曹官渡之战，曹操在白马(今河南)袭杀袁军颜良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主动南撤，袁绍派文丑追击，又被曹操设伏击杀，回军官渡。
由此可证，当时吴楚战争中，吴军在初战胜利之后后退诱敌是符合孙子“利而诱之”(《计篇》)的示形动敌思想的，是孙子“因敌制胜”、料敌察机思想的生动体现。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一个军事上的门外汉囊瓦，是一个没有主见、贪功好利的昏庸之徒囊瓦。总之，由于吴军“知敌之情”(《用间》)，因此，才敢于实施这一后退诱敌之计，也料定囊瓦必然中计。
关于柏举决战的过程，《左传》、《吴越春秋》等史书的记述基本一致，如《左传》写道：阖庐之弟夫概王提出：“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夫概王的这一作战思想非常高明，他看到了发起总攻的战机，这战机就是楚军没有斗志；他发现了进攻的突破口，看准了囊瓦所部是外强中干的弱敌，易于得手；他提出了具体打法，率先击破敌阵，然后投入主力，乘胜掩杀。开始，阖庐不同意夫概王的意见，但是夫概王不顾阖庐的反对，断然率领亲兵五千冲向敌阵，“先击子常(囊瓦)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楚军不堪一击，发生混乱，于是吴军主力乘势进攻，大败楚军。取得了“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的重大胜利。
柏举决战在指挥上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孙子兵法》中的奇正问题。所谓“奇正”就是作战指挥上的正确使用兵力与灵活变换战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曾经详细讨论过孙子的奇正思想，并且李世民还用自己亲自指挥的霍邑之战来论证奇正问题。李世民所说的霍邑之战与柏举之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柏举之战的奇正运用没有霍邑之战那样详细的历史记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夫概王所部是奇兵，吴军主力是正兵，此战的奇正运用即《孙子兵法》讲的“以正合，以奇胜”(《势篇》)。
值得注意的是，阖庐先是不同意夫概王的意见，但当夫概王打乱敌军阵脚之后，吴军主力就不失时机地投入战斗，大败楚军。我们不难揣测，阖庐改变主意，必定有前敌总指挥孙子的意见。战场上这种眼观风色、察机在目、灵活机动的指挥也只有孙子这种既懂学术又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才能把握，才能作出果断的决策，才能化夫概王的率然进攻为适时发起总攻，才能借势、因势，一举破敌。
第三阶段：雍澨追击战，《左传》的记述颇为详细：“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日：‘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
这是一次罕见的、漂亮的运动追击战。清发水即今涢水，吴军采取的半渡击的战术可能是中国战史上的首例。在《孙子兵法》中也曾明确写道：“令半济而击之”(《行军》)。吴军取胜之后又能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打得楚军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做好的饭却被吴军饱食。吴军以饱待饥，聚歼楚军于雍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这一连串的“乱而击之”、不怕疲劳的连续作战真如《孙子兵法》所说的：“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
第四阶段：五战入郢。雍澨战役后是怎样的五战，无从详考。据《左传》记载，柏举对阵是十一月庚午(十九日)，吴军攻进郢都(今湖北江陵)是十一月庚辰(廿九日)，从柏举到郢都大约七八百里，前后十一天，经过一系列作战，可以说是速战速决。无论是从战略指导上还是从作战指挥上看，吴国西破强楚的战争确实有着不少可圈可点的成功之处。
一方是楚军兵败如山倒，主帅囊瓦逃到郑国去了，群龙无首，乱成了一锅粥，这就正是《孙子兵法》所描述的败兵之象：“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九地》)那么另一方呢，则是吴军乘胜追击。吴国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战斗力很强。据《吕氏春秋●简选》记载，吴国有一支特种部队：“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楚)战。”不难想象，这一支部队挟大胜的虎威追杀溃败的楚军真是如同虎入羊群一般。总之，吴国破楚之战中孙子的战功至伟至大是不可否认的。
（四）北威齐晋，脱然高隐
公元前506年冬，吴国军队攻占郢都，楚昭王出逃，战争取得了胜利。吴王阖庐达到了破楚入郢的目的，伍子胥实现了“覆楚”(《史记●伍子胥列传》)报仇的愿望，吴国君臣为这次胜利所陶醉，以至于到了疯狂的地步。最为疯狂的是伍子胥，《吴越春秋●阖庐内传》写道：“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毂梁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唯有《左传》简略，只写了四个字“以班处宫”。
吴国君臣这一系列掘墓鞭尸、奸淫掳掠的暴行，史称“吴人乱宫”，令人发指。当时即有《穷劫之曲》痛斥吴军暴行：“三战破郢王奔发，留兵纵骑虏荆阙。楚荆骸骨遭发掘，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严(庄)王何罪国几绝。卿士凄怆民恻捩，吴军虽去怖不歇。“(《吴越春秋●阖庐内传》)
对于吴军的倒行逆施，当时即有智能之士指出，吴军必败。如《左传●定公五年》写道，“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日：‘吴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果然，待到第二年即公元前505年夏，秦国出兵救楚，秦楚联军在这年秋天连续击败吴军，迫使阖庐败退回国。
对于吴军的暴行，孙子怎么看?他是否也参与了“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的丑行呢?
说孙子参与乱宫只有《吴越春秋》这一个孤证，我认为这是很不可靠的，很有必要为孙子辨一辩诬。
首先，《吴越春秋》不是严肃的信史，例如，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云：《吴越春秋》书中日月杂占“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唐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二》评论道：“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不是正史是什么呢?是杂史。张觉先生说得好：“在具体的记载中却往往有年代错乱的情况，有些事迹也明显有违史实。我们虽然基本上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但它毕竟是一部杂史，如果毫无鉴别地采用其中的记述来研究当时的历史，那显然也是不适当的。这是我们在利用其中的史料时应加注意的。”(《吴越春秋校注●前言》)
其实，从《吴越春秋》中的另一则记述看，孙子对鞭尸乱宫之事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对伍子胥说：“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意思是说，墓也挖了，尸也戮了，你伍子胥还要怎么的?话语中明显有告诫伍子胥不要做得太过分的含义。
其次，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旁证，从中可以看出孙子的态度和立场。《孙子兵法●火攻篇》写道：“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孙子这一“费留”之论，很像是对吴人乱宫事件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和抨击。诚然《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初见吴王阖庐时的作品，但是，不能排除孙子在此后又对原著有所增删。如果此语确是对吴人乱宫事件的总结，那么，孙子对此事该是何等的悲愤!
特别要看到，有一种可能，孙子在此战之后不久就毅然决然地急流勇退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战争观念同现实的情况发生了严重矛盾，是继续与他们同流合污还是高然归隐，孙子选择了隐居，选择了出世。不过，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却说：吴国“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吴国“北威齐”，即公元前四八四年吴军大败齐军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所谓“北威晋”，即公元前四八二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孙武是不是亲身参加了“北威齐晋”，史无记载。也许司马迁所说的“孙子与有力焉”，乃是说孙武曾为吴国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北威齐晋即使孙武没有亲自参加，但也有一分不可磨灭的功劳。
四、兵学鼻祖 百代留芳
两千多年来，孙武之所以名垂千古，主要的并不是他在吴国的战功，而是他著有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经”、“兵学鼻祖”。它比色诺芬(前403年——前355年或前354年)的号称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的《长征记》，比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公元35年——约103年)的《谋略例说》，比韦格蒂乌斯(四世纪末)的《军事简述》，不仅问世时间早，而且学术价值也高。
（一）孙子最理想的战略追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但是它的最高追求却不是战争，不是追求战争的胜利，它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那么，什么才是它最理想的战略追求呢?它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也”。
通观《孙子兵法》，我们看到，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主要讲了两个字(词)：一个是“全”，一个是“破”。“全”是不战而胜，“破”是交战而胜。“全胜”为上，“破胜”次之。
实现“全胜”的方法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实现“破胜”的方法是“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谋”就是“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也就是说，在敌人的战略企图还没有付诸实施之前就揭露它、破坏它，使之夭折，使之破产。这是一种最省力、最省事、最高明的斗争方法。
在孙子所处的那个春秋时代，这种“伐谋”的方法是确能实现的。说明这一策略最典型的例证无过于与孙子同时代的墨子救宋的故事。
楚国的公输般发明并制作了攻城用的云梯，准备用来作为楚军进攻宋国的利器。楚国强大，宋国弱小。墨子是“非攻”的倡导者，一贯反对非正义战争。当听说楚国要侵宋，急忙来到楚国，劝阻楚王和公输般侵宋，但楚王和公输般仗恃拥有新式攻城器具云梯，不为墨子的游说所动。墨子于是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以衣带作城池，以木片作攻守城邑武器，表演了一番楚攻宋守的“作战模拟”。结果“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御有余”(《墨子●公输》)，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的计划。
“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斗争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虽然也是不战而胜，但是较之于“伐谋”要欠缺一些，因为外交活动比较费力、费事。春秋战国时代，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战国的合纵连横极大的影响国家的安危。
（二）孙子善战思想的核心是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
孙子的胜负观，除了“全胜”之外，就是“破胜”。“全”是政治解决问题，“破”是战争解决问题。“全”是不流血的战争，“破”是流血的政治。孙子虽然以“全胜”为其最理想的战略追求，但是他的十三篇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是论述的“破胜”之法。用兵打仗，毕竟是《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
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是孙子对交战而胜的追求。孙子关于用兵打仗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追求一个“善”字。“全胜”是追求“善之善”，“破胜”是追求“战之善”，即他所一再强调的“善战”。
孙子的“善战”思想其实质仍然是“全胜”思想在作战过程中的延续。他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善战者打了胜仗却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绩呢?
因为在孙子看来，真正的善战者他所打的胜仗，决不是那种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浴血苦战，拼死激战，而是“胜于易胜”——打的是好打易打之敌，“胜已败者”——打的是已经处于失败地位之敌。
军队要想打胜仗，取决于国君要英明，将帅要贤能，士兵要勇武，装备要精良，民众要拥护，保障要充足，联络要通畅，诸如此类，孙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精辟论述。这里，我只想就孙子战术思想的三大支柱略加阐述。
从作战指挥的角度看，《孙子兵法》也是一部深富创意的兵法，从中可以发现，孙子其人想像很特殊，思维很超常，善于化平常为神奇，以四两拨千斤。他在军事学上，首创了一系列概念范畴，其中“形势”、“虚实”、“奇正”三个范畴构成了孙子战术思想的三大支柱。
我们知道，“形势”是讲军事力量的积聚，“奇正”是讲军事力量的使用，“虚实”是讲军事力量选择的打击目标。这三者是相辅相成、彼此联系的。
一支军队由军队士气和兵力兵器构成了一种军事力量，这就是“形势”；正确地指挥这支军队并灵活地使其变换战术，这就是“奇正”；根据敌情我情，巧妙地选择这支军队的最佳作战方向，这就是虚实。
其实，古往今来，中西方的战略指导者们，无论是中国的孙子，还是西方的克劳塞维茨都懂得谋略，懂得力量，差异只是表现在对力量的认识和使用上有所不同而已。
孙子以水来比喻“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种水势是一种冲击力，而不是爆发力。爆发力就像火力，猛打猛冲，胜负立见。冲击力就像水力，连续攻击，使敌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还手的时间，没有变更战术的余地。
在力的使用上，孙子十分重视奇正，重视作战方式，主张“巧能成事”，用巧劲而不是使蛮力。孙子之所以论述“十围五攻”的不同战法就是讲究策略的选择，力争上策，准备中策，避免下策。掌握了事物运动规律的办法就是上策，庖丁解牛，迎刃而解，就是上策。庖丁用的是巧劲，费力少而收功多。打蛇要打七寸，不要对蛇全身乱打，这是孙子的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就要求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很有些像太极拳的原理，尚柔、尚智、尚谋。
孙子讲“以正合、以奇胜”。从字面上看，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其实它还有一层意思，正合是用常法布局，用奇法胜敌。用常法排兵布阵，这是一般规律。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没有这一条，打仗就成了机器人对垒。正因为有这一条，才有人的因素，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从作战角度看，“形势”、“奇正”、“虚实”这三者，最吃劲、最较劲的是“虚实”。因为“虚实”问题是要最终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无备是虚，敌人不意也是虚。无备和不意都是指敌人的关节点而言。
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成功地体现了这些原则。
庞涓率魏军从都城大梁(今开封)北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按照通常的思维，救赵的齐军正好利用魏军顿兵坚城，兵疲意沮之机，与赵军联手内外夹击魏军于邯郸城下。但是孙膑否定了这种惯常思维，认为这种方法就像劝解斗殴，自己也参与殴打一样，是笨办法。他主张进攻防务空虚的大梁，迫使庞涓撤围邯郸，回兵自救，然后乘机伏击魏军于归途，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战役的过程完全如孙膑所料，赢得了胜利。
孙膑这一“围魏救赵”的打法就是活用孙子“攻其必救”的原则，孙膑形象地称之为“批吭捣虚”，“吭”是咽喉，“批吭”就是打击敌人的咽喉，打击敌人既是要害又很虚弱之处。对于孙膑指导的齐魏桂陵之战，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曾写下这样的批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
（三）“令文齐武”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主线
如果说“全”与“破”是贯穿孙子作战思想的一条主线，那么，“文”与“武”就是贯穿孙子治军思想的一条主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提出的又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文武两手包含恩威并用、信赏明罚、爱卒善俘、严格要求等诸多以法治军之义。
指挥作战的主体是将帅，管理军队的主体也是将帅，而《孙子兵法》详细论述了在治军作战中将帅的地位、作用和要求。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又是一部将帅学或统御学的著作。
春秋末期，将军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刚刚萌芽，孙子敏锐地看到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将帅的地位和作用，选拔和任用，品德和修养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极富指导意义。
孙子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帅要有“进不求名，避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政治品格，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为将标准，练就“静以幽，正以治”的德才修养，深怀“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爱兵情怀。孙子关于将帅诸如此类的要求不仅对于战争形态发生重大改变的春秋时代是至理名言，对于后世治军也是科学的真理。
（四）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灵魂
《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是与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密不可分的。孙子研究战争问题十分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矛盾及其矛盾运动，做到“知彼知己”，从实际出发，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方法。
《孙子兵法》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既看到了争取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又看到了人的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中的“形”论述的就是运动的物质，“势”论述的就是物质的运动。在孙子那里，战争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度、量、数、称、胜”、“五事”、“七计”、“十围五攻”、“逸劳饱饥”等等都是战争的物质力量，通过它们表现出强弱攻守，它们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客观基础。孙子看到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能动地促进其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总之，只要知彼知己，战术正确，“胜可为也”，弱军可以打败强军，少兵可以打败多兵。他举例说，如果敌人十倍于我，克敌制胜的办法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意思是说，通过战术欺骗和兵力佯动诱使敌人分散兵力而我则集中兵力。这样，虽然在全局来看，也就是在战略上我是以一击十，但是在局部、在战术上我是以十击一，是以多胜少，是以强击弱，是以优胜劣。每战如此，便可每战必胜，然后再及其余，各个击破，最后赢得全局的胜利。
诱敌、误敌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打敌要害，避实击虚，也是以少胜多的克敌之法。《九地》写道：“敌众整而将来，待之如何?”孙子说：“先其所爱则听矣。”意思是说，敌人气势汹汹，大军压境，怎么对付呢?孙子认为只要率先攻击其要害部位就能反被动为主动。
研究《孙子兵法》哲学的义蕴除了它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之外，还要探讨它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兵学区别于西方军事学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西方军事学的理论基础是逻辑思维，西方的军事术语是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与中国传统兵学相比，西方军事思想具有偏重微观的思维特征，强调具体的操作，缺乏长远而宏观的战略意识，这是其明显的缺陷。中国传统兵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其弱点，然而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注重对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与形式逻辑相比，它更适于从主体的角度来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反映和驾驭现实矛盾运动，具有深谋远虑的全局意识和远观意识。这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灵魂所在，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长处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给我们所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好评如潮。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北宋时，确立了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为中国兵学的经典，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直至明清，没有动摇。
（五）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近代转型
《孙子兵法》真正受到考验和挑战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近代军事技术和近代战争样式的冲击面前，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同西方兵学发生了严重碰撞。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切体会到了“技不如人”的现实，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揭示出一个技不如人的简洁的逻辑，而进一步的逻辑则是中国人必须接受近代的军事学体系。传统兵学的时代价值，由此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兵学家陈龙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谈兵无虑百数，惟《孙子》十三篇、戚氏《纪效新书》至今通行，称为切实。但孙子论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领会；戚书出自前明，虽曾文正公尝为推许，其可采者，要不过操练遗意，此外欲求所谓折衷戎行，会通今昔守御之要而机宜悉当者，殆不多见。”徐建寅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事实，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开始了它的近代转型，大量引进西方军事理论著作。《战略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等反映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思想的著作，基本取代了《武经七书》的地位。
成功的转型需要的是“化西”，而不是“西化”，而成功的“化西”，一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二要立足于批判继承本国的兵学，否则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兵学家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巨大潜在价值。
著名的兵学家蒋百里开始从现代军事学的视角，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的工作，并开启了传统兵学研究的“新注释之风”。进人民国之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的价值进一步为国人所认识，民国兵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兵学是“以应用为主，指示若干原则或方法以教示其应用的极致”；西方兵学是“以探究兵学乃至兵术的学理为主，其应用是适用于一般学理的理解”。中国传统兵学是“以直观立刻把握住事实的本体”，“求应用之妙，而不拘形式的推理”；西方兵学是“以论理的推理以达到条理的结论”。中国传统兵学受儒学的影响，其所论的范围不仅是关于战略战术，同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的“国政”方面，“都很明白的指示着在平战两时的准绳”。这是中国的兵书之所以永垂千古而不朽的原因。与西方“只有作兵典的价值”的军事著作相比，中国的兵书“自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的价值”。中国的民族性是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兵学，也“处处流露着和平的思想”。这和“列强以侵略主义出发的兵学”是极为不同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兵学“所以大放异彩的要因”。中国传统兵学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王道主义的兵学；而西方兵学以“直接歼灭敌人”的歼灭主义为用兵的最高原则，是霸道主义的兵学。中国传统兵学讲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西方兵学停留在“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层次，是不健全的。
这些认识，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及其价值。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兵学的优秀遗产，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在中西方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中，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兵学体系，也就成了兵学家们的共识。
不过，民国兵学家们建立中国独立的新兵学体系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理论的设想这个层次上。从阶级属性上来说，民国兵学家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严重依附，在军事理论上同样也是如此。由此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兵学家们是无力建立这个新的、独立的兵学体系的。建立新兵学体系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体系，既是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批判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新的体系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
（六）《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全胜”思想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之后，将西方军事思想的缺陷暴露无遗。以西方人对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理论进行反思为契机，中国传统兵学的价值，又一次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对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确信，“在战争中发生无益的大规模屠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指导者固执于错误的军事教条，即克劳塞维茨式的对拿破仑战争的解释”。一战结束不久，利德尔●哈特即发表文章，呼吁对“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加以重新审查”。正是在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清算过程中，利德尔●哈特发现了《孙子兵法》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并由此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
利德尔●哈特是第一个对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进行反思的人，但并非最后一个。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连陷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西方军事理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触动。越南战争，美国人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然而在这场历时11年的战争中，美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不但使美军的战场指挥官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连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也不得不反思，这场怎么说似乎也该赢的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更多的西方人将眼光投向了《孙子兵法》，希望能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得到启示。结果是不少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失败，正是因为违背了孙子的教训。美军入越作战部队司令威斯特摩兰在《一个军人的报告》中回顾越南战争时，引用了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名言，说“进入越南是我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也说：“正如2500年前中国战略学家孙子所说的那样：‘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美国在越南中的失败正应了孙子的话。”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孙子说：‘上兵伐谋’。……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
70年代末，当西方战略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崩溃性危机”的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孙子，并受孙子的“全胜”战略的启示而制定出了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美军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以至于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展望21世纪的军事理论发展时这样预言：“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
与近代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军事理论不同，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却是主动地来引进中国传统兵学的。如果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个传统的兵学体系的解体，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的军事理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兵学的西渐，并没有形成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全面冲击，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军事理论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吸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兵学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七）《孙子兵法》慎战备战、倡导和平的人文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值得大力张扬
中国传统兵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和创造了不朽的作战通则，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孙子兵法》开章明义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其后，它又不断强调，对于敌国的威胁，要常备不懈，“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告诫君主和将帅，对待战争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兵凶战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晏子春秋》的论述是有代表性的：“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内篇问上第三》之第五)
在战争观上，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
中国传统兵学强调的是战争必须服从社会道义的法则，而不能仅仅是为了伸张一己之利。军事暴力的运用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约束，而不能变得没有限制。军事学并不应该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相反，军事学必须有深沉的人道情怀，只有这样，军事学才能给人类的军事行为指出正确的方向，军事学才能成为一门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富于理性的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尤其值得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