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服众 武能威敌--司马穰苴
杨善群 撰稿
一、研究兵学，人才辈出
春秋战国时代，位于今山东北部的齐国，研究兵学的气氛特别浓厚。西周初年，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就曾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立过奇功。《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其“多兵权与奇计”，后世言兵者“皆宗太公为本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所撰的“《谋》八十一篇”和“《兵》八十五篇”。春秋前期，又有管仲在齐国进行军制和政治的改革。《国语•齐语》称，在管仲的统帅指挥下，齐国曾“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论语•宪问》记孔子的赞颂：“（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可知管仲也是一位深于谋略的军事家、政治家。到春秋晚期和战国中期，齐国更出现了《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和《孙膑兵法》作者孙膑，这样既有兵学理论又擅长指挥作战的大军事家。司马穰苴就出生和成长在有如此丰厚兵学传统的齐国，时当春秋后期。
与司马穰苴差不多同时，齐国还有称“子晚子”者。《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著录有“《子晚子》三十五篇”。班固自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知他与司马穰苴相仿，对军事理论特别有兴趣，并情有独钟于古代《司马法》的研究。可惜这三十五篇《子晚子》已经亡佚，无法知道其详细内容。但也可见当时齐国研究军事气氛的热烈。从齐国研究军事的传统来看，司马穰苴应该是上承姜太公、管仲，下启孙武、孙膑，而同时又与子晚子相辉映的重要人物。
关于司马穰苴活动的时代，还有另一种记载。《战国策•齐六》云：“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以故燕举兵，使昌国君将而击之。”这里所谓“昌国君”即乐毅，燕将乐毅攻齐在齐湏王时。从《战国策》这段记载来看，司马穰苴应该是在战国后期被齐湣王所杀的。故宋人苏轼说：“太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司马穰苴》）主张司马穰苴是战国后期齐湣王时人。但《史记》不仅有《司马穰苴列传》，详细记叙司马穰苴在春秋后期齐景公时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记叙战国初期魏国人李克的话：“（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可知在战国初年，司马穰苴的用兵艺术已为人所传颂。此外，《说苑•正谏》《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均有春秋时齐景公与司马穰苴交往、对话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司马穰苴是春秋时齐景公的将军，有着极高的用兵艺术；而《战国策》所记被齐王所杀的司马穰苴，是“为政者”，可能名字雷同，但其事迹极少，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评述的军事家，因此可置而不论。
很多人怀疑司马穰苴活动于春秋时代，一个重要理由是，其事迹不见于《春秋左氏传》。如宋人叶适因为其“左氏无传”而断言：“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但《左传》没有记载的事实在很多，除司马穰苴和孙武，《左传》只字未提外，上引《国语•齐语》记齐桓公任用管仲“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其事也不见于《左传》。再说司马迁作《史记》时，曾游历名山大川，搜访遗闻轶事，而山东齐鲁之邦，正是他逗留较久、深入考察的地方。司马迁看到的文字资料亦极其丰富，《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他曾“（缀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可知他除了《左传》之外，又参考了其他许多史书、杂记。因此，司马迁所作的《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必然别有所据，是参照可靠的史书、传闻进行记述的。近年出版的许多中国军事学史著作，都把司马穰苴作为春秋后期的杰出军事家载入史册，是完全符合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事实的。
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记述，司马穰苴本姓“田”，是“田完之苗裔”，即田完的后代。田完就是陈国厉公的长子完，因陈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祸乱而不得立，且有杀身之危险，乃举家出奔至齐国。那时正是齐桓公十四年（前672年）。由于陈公子完本是应该继位的诸侯，且其为人品德高尚，当时齐桓公就欲命他为“卿”级的高官。但陈完自知是羁旅之臣，不能贪图高位，便推辞卿职，而当了管理百工的基层官吏工正。陈完全家在齐国积极活动，至四世孙陈无宇（桓子）时，已官为“上大夫”。
由于姓“陈”会使人想起陈家原来是从陈国逃亡过来的，对陈家造成不良的影响，为了在齐国卿大夫的夺权斗争中处于有利的态势，陈完一家后来就改姓“田”。《史记》所称“田完”，是以改姓后的称呼来追记田氏的前辈。从陈完奔齐到田穰苴活动的齐景公时代（齐景公元年为公元前547年），中间经过有一百二三十年。以20至30年为一代计，从陈完到穰苴应该传了四五代。可惜这四五代世系的名字及其事迹，已无法查考。齐景公时，田氏的宗子是田乞。《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田僖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由此可知，穰苴应该是田氏宗族的支庶。
在景公初年，田穰苴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或者担任过基层的小官；他又曾应征入伍，仅当一名普通的士兵，或者担任过下层的军官。但他长期受到田氏宗族的熏陶，养成了机智勇敢的品格；他又喜爱钻研兵学，胸中自有相当的军事谋略。田穰苴蓄势待发，希望在齐国建树一番事业。
二、临危受命，当仁不让
齐景公是一个昏庸、贪婪的国君。在他的统治下，齐国赋税苛重，刑罚残酷，人民不堪负担。春秋战国间，一般开明的国家，都行“十一之税”，即农民十分收获缴一分为税。《汉书•食货志》记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计算农民的收入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农民除食用外，尚有余粮可换取其他用品，生活勉强过得去。但齐景公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身为齐相的晏婴评论其人民的生活说：“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可知当时齐国的人民劳动所得，三分之二都要缴公，自己只能得三分之一用于衣食。其税率高达十分之六七，使人民实在无法忍受。当时公家的财物因聚敛太多，都腐朽生蛀虫，而百姓中的年老者，因被搜刮殆尽，只好挨饿受冻。齐景公还好施断足的酷刑，不少断足者只得装上假肢助行，于是市场上出现“屦（鞋）贱踊（假足）贵”的现象，装上假肢的人们随处可见。对于景公的残暴统治，人民深恶痛绝。
政治如此腐败，人民生活痛苦，齐国的军队士气不振，遭致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齐国的西面临近晋国，晋国在春秋时期国力强盛，曾与南方的楚国长期争霸；齐国的西北面与燕国（时称北燕）接壤，燕国在春秋后期也开始强大，与中原诸国频繁交往。由于齐景公的暴虐无道，一意孤行，在外交上不能与邻国和睦相处，特别是与西面的晋国和西北面的燕国关系紧张，不时发生冲突。大约在齐景公二十年（公元前528年）左右，齐国遭到了晋、燕两国的联合攻击。晋国攻到了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甄（今山东鄄城）一带，而燕国入侵到河上（当时的河水即黄河南岸，今河北沧州市和山东德州市以南地区）。齐国的军队在晋、燕两国的夹击之下，无法抵挡，节节败退。眼看晋、燕两国就要攻到齐国的心脏地区，形势危急，齐景公十分忧虑。
其时作为齐相的晏婴，当然也寝食不安。他与田穰苴早就相识，对田穰苴的为人和他的军事才能时有所闻。晏婴深知，在这国难临头的危急时刻，只有田穰苴出来才能解救危机，挽回败局，使齐国摆脱灾难。然而，穰苴是田氏宗族的人，当时田氏正用给人民施舍小恩小惠的办法来笼络民心，使其不断壮大。晏婴曾感叹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即田）氏”，当时的百姓对于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他担心齐国的姜氏政权将来要为陈氏（即田氏）所篡夺了。如果再让田穰苴出来担任大官，掌握军权，则田氏的势力将会更大，岂不又危及姜氏的齐国君主？经过再三考虑，晏婴认为现在大敌当前，应该先把入侵者赶走，宗族壮大可能会发生篡权的事可暂且不论。经过权衡利弊，他毅然向景公荐举穰苴出来任职，带兵驱敌。晏婴说：“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在晏婴看来，穰苴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人物。他的文才智谋，可以团结民众，形成强大的力量；他的武艺刚勇，可以威慑敌人，使其闻风丧胆。这样的人才，在当下是最为有用的。
听了晏婴的介绍，景公立刻召穰苴入宫，与他谈论带兵作战的事。穰苴对于当前的局势，如何在紧急的状态下解救危机，把侵略者驱逐出境，素有研究，充满信心。他讲得头头是道，使景公听了十分高兴。景公立刻任命田穰苴为将军，率领军队开往前线，去抗击燕、晋的入侵。田穰苴因为有晏婴的推荐，得以入见齐景公；他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景公的信任，当了齐国的将军，这是武职中最高级别的官衔。从晏婴介绍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成熟程度，以及景公与语大悦，立刻命他为将军，让其带兵出征的情况来看，那时的田穰苴大约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期。田穰苴这时刚毅沉着，意志坚定，他将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为齐国解救危难，一展他的才华和风采。
三、严格执法，威震三军
原来是一个普通平民和下层士兵的田穰苴，突然提拔为将军，成为掌握国家重要军事权力的高官，要统帅一支相当大的军队，去抗击外敌的入侵。穰苴自知这样的提升和任命缺乏一定的基础，一个人难以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完成驱逐外敌、振兴齐国的历史使命。他希望有一个监军来做帮手，与他合作并相互监督。穰苴向景公恳求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景公听说穰苴要求派一个监军，正中自己的下怀。因为没有监军，恐怕穰苴一人独断专行，滥用兵权，做出对国家和君主不利的事。现在，穰苴既然自己要求，景公便派了一个自己平时最爱的宠臣庄贾，作为监军，与穰苴一同前往军营，以便监督穰苴的行事。
庄贾这个齐景公的宠臣，没有一点学识和教养，仅是依靠花言巧语、逢迎拍马，博得齐景公的喜爱和欢笑，获取了高官厚禄。他平时一向养尊处优，自由散漫。穰苴深知庄贾的为人、品质，觉得他不适合担任监军之职。但景公既然已经任命，穰苴也不便提出异议，以免节外生枝，惹出麻烦，只好勉强承受这个监军，与他合作共处。但穰苴的心中已经萌生了一套对付庄贾这种人的方法。
辞别景公后，穰苴便与庄贾相约：“明日日中时分，在军门会面。”第二天，穰苴早早地先驰至军营。他预料庄贾不会准确按照约定的时间赴会，便在军门处立木为表，以视日影，又装上漏壶，以漏水刻度观察时间，等待庄贾的到来。庄贾做惯了达官贵人，以为自己是监军，去得迟些别人对他无可奈何，故心中不急。那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为了奉承他，都来为他送行。庄贾便留在那里饮酒作乐。到日中时分，还不见庄贾踪影，穰苴就放倒木表，撤掉漏壶，进入军营，集合军队，开始整训，并向全军申明纪律，强调对于违反军纪者要严惩不贷。在军队经过整训和宣布纪律之后，到傍晚时分，庄贾才慢悠悠地出现在军营门口。
看到庄贾如此姗姗来迟，穰苴怒不可遏。他责问庄贾：“为何约期而后至？”庄贾便嘻皮笑脸地回答：“敝人因有大夫亲戚相送，便留在那里告别，故迟。”穰苴见其轻描淡写、满不在乎的样子，更义正词严地训斥道：“将军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整队则忘其亲，操桴击鼓时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困守于边境，亟待救援。国君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危，都掌握在你我手中，如何还能因亲友相送而耽误时日！”接着，穰苴召来负责执行军法的官吏军正，问道：“军法，约期而后至者，如何处置？”军正严肃地回答：“当斩！”庄贾一听此言，大为恐惧，急派人驰报景公，请求救援。为严肃军纪，穰苴乘驰报景公的使者还没有返回的时候，就来一个先斩后奏，把庄贾斩首示众，并宣告三军。三军士卒见此情景，个个战栗肃穆，深感军纪威严，受到极大震动。
不久，景公派来的使者驰入军中，他拿着国君的符节来赦免庄贾。穰苴对此毫不理会，并宣告：“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他又问在一旁的军正道：“松懈三军之法，罪当如何？”军正曰：“当斩！”景公的使者听后大惧，他想不到穰苴对国君的使者也敢于冒犯。穰苴经过思考，决定换一个变通的办法，说：“国君之使，不可杀之。”接着，便斩杀使者的驾车人，同时砍去马车左边的立木，杀掉拉车的马中最左的一匹，以示对景公使者的惩戒，并把这个处罚决定又宣告于三军。为了对国君有个交代，穰苴随即派使者把这次事件的处罚决定还报齐景公，然后集合军队，踏上抗御外敌、保家卫国的征途。
穰苴对国君的宠臣依法处决，毫不妥协徇情；对国君姑息养奸的赦令，也无所畏惧地加以拒绝，并对国君的使者进行严厉的惩戒。这些事情，历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如近代的崔适认为：“穰苴斩君之宠臣，与孙武杀王之爱姬，如此矫激之风，春秋时所未有。盖亦寓言，非事实也。”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春秋后期，齐国的田氏欲篡夺姜氏国君的政权，晋国的六卿正分割姬氏国君的土地，鲁国的三桓可任意摆布国君，以下犯上、弑君逐君之事频频发生，怎能说“矫激之风，春秋时所未有”？况且，将军带兵作战，军纪的严格对于夺取战争胜利至关重要。穰苴、孙武等军事家，正是以斩杀国君之宠臣、爱姬为手段，严肃全军的纪律，提高将军的威望，从而使全军官兵受到极大震惊，对他们进行一次活生生的军纪教育。这样做，就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以后的战争中击败来犯之敌，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善待士卒，激发巨大力量
在率领军队向边境进发的路上，穰苴来回奔走于部队中间，亲自关心士卒住宿的条件，饮食的方便和卫生的状况，士卒的疾病和医疗措施，对于士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丝毫没有将军的架子。特别是他把将军应得的全部俸禄与食品，拿出来与士卒共同享受。他与士卒平分粮食，自己所得与最羸弱者差不多。对于有病的士卒，他尤其关怀备至，让他们多休息，用最好的药物给予治疗。经过三天的行军，穰苴与士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是，他再一次整顿军队，了解士卒中有什么困难，哪些人不能出战。在穰苴关怀士卒的精神感召下，部队士气高昂，一些有病的士卒争奋而出，纷纷要求上战场，为打击侵略者杀敌立功，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听说齐国新任将军田穰苴率领大军前来抗击，其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个个奋勇争先，气宇轩昂，晋国的入侵之师自知不能抵挡，便主动罢兵归去；燕国入侵之师，闻知穰苴亲率大军奔赴西北边境而来，其士卒争奋要求出战杀敌的消息，也感到难以对付，乃主动向后撤退，渡过黄河而其兵自解。穰苴观察到这种情景，决定率军乘胜追击，直至夺回齐国失去的全部土地，到达齐燕、齐晋原来的疆界，才引兵而归。穰苴以他严格执行军纪和关心爱护士兵的治军方法，激发了士兵奋勇赴战杀敌的满腔热情，从而使入侵来犯之敌闻风畏怯，以致齐国很快驱逐入侵者，收复了失地，取得景公时代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
毕竟出自田氏这个齐国著名的大宗族，穰苴平时就注意学习学习军事知识，懂得兵法谋略，知道如何带兵能使军纪严明，激发士兵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正如孙子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上下同欲者胜。”上述这些将军带兵作战的道理，在当时已为许多军事家所知晓，并在带兵实践中加以运用。战国初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就有着与田穰苴相仿的带兵经历。司马迁阐述说：“（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吴）起为吮（用嘴吸而治）之。”正是由于吴起如此关心爱护士卒，与士卒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因而他“尽能得士心”，“甚有声名”。他所统率的军队战斗力强，攻守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些都是春秋战国间著名军事家擅长用兵的佳话。
齐国在春秋景公时这次击退晋燕入侵之师的事，仅见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而在《左传》中却只字未提。因而历来不少学者，也怀疑它的真实性。这里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左传》的漏记。因为晋燕之师入侵齐国，时间较短，很快就被穰苴率领的军队赶跑，没有酿成大的战争，故《左传》疏略了。二是司马迁别有所据。前已阐述，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曾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参阅大量的史书杂记。再说，田穰苴深通军事，他被齐景公提拔重用，总要经过一些战争的考验，而率军击退晋燕的进犯，正是他指挥的重大战役。由此推断，《史记》本传记述的，田穰苴以严肃军纪和善待士卒的兵法谋略，率军勇敢驱逐晋燕的入侵之师，，应该是历史上确切存在过的事实。
五、因功升迁，导致晚年悲剧
在引兵而归、到达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郊外时，穰苴命令士兵解去盔甲等武装，把兵器全部收藏起来，并举行效忠国家和君主的宣誓仪式，然后再进入都城。听说穰苴率领的军队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对三军将士的敬重和这次胜利的庆贺，齐景公与政府的重要官员，都到临淄郊外来隆重迎接。他们向三军将士表示慰问，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然后，让士兵返回原来的宿营地。景公特地安排了与穰苴的会见，对穰苴击退晋燕入侵、挽救危急局面的功劳，大加赞许；并决定尊穰苴为“大司马”，让他掌管全国的军事，以嘉奖他在这次事件中的特殊功勋。
“大司马”这个官职齐国是否设立过，历来也有学者表示怀疑。梁玉绳《史记志疑》就在“穰苴尊为大司马”一句下注云：“案：此语不可信，齐亦恐无大司马之官。”这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乱说。其实，在春秋时期，一些国家的官制，往往在“司徒”“司马”“司空”等职官前加一“大”字，以表示其职位的重要和尊贵。如宋国就有“大司马”“大司徒”“大司寇”等职称。楚国也有“大司马”。《左传•襄公十五年》记：“（楚）蒍子冯为大司马。”《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载：“晋士蒍为大司空。”可知晋国又有“大司空”一职。齐国官职，史书记载甚少。《史记》所叙穰苴因功勋卓著而破格“尊为大司马”，当亦有所依据，是符合春秋时期各国官制的习惯的。
田穰苴被尊为“大司马”后，因为这件事影响巨大，世人就以其官职来称呼他为“司马穰苴”。司马迁作《史记》，特别撰写《司马穰苴列传》，他的名声就更大了。穰苴是晏婴所推举的，他出任“大司马”后，两人仍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自此，晏婴管理文事，而司马穰苴负责武事，成为景公中期两位职权最高的文武大臣。景公对晏婴和司马穰苴一度相当信任，曾对人说：“微（无）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可知在齐景公中期，曾有一段由晏婴和司马穰苴二人当政，国家治理得甚有成效的太平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穰苴本姓田，属于田氏，他尊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后，田氏宗族在齐国的势力更加壮大。当时齐国的卿大夫中，有高氏、国氏、鲍氏和田氏这四个大的宗族，他们相互倾轧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高氏和国氏历史悠久，是老的大宗族；鲍氏和田氏是后来兴起的，其势力也在不断增长。田氏中的穰苴出任大司马，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这件事不仅使一向与田氏对立的高氏、国氏，憎恶妒忌，不能容忍；而且使原来与田氏取联合态度的鲍氏，也感到其势力的威胁。于是，为了抑制和排挤田氏的势力，高氏、国氏和鲍氏三个宗族联合起来，一同到齐景公那里，去讲穰苴的坏话，对穰苴造谣、中伤，污辱他的人格，诋毁他的品德，甚至说他要谋反，篡夺景公的政权。
在高氏、国氏和鲍氏一片陷害穰苴的攻击声中，昏庸的景公没有自己的主见，糊里糊涂地罢了穰苴的官，把穰苴赶出宫廷，退回到平民百姓中去。
自幼胸怀大志的田穰苴，在被晏婴荐举当了齐国的将军，又以击退晋燕入侵之战功而升任为大司马后，原想兢兢业业，改革齐国的军事、政治，为齐国的强盛而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但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他不幸被卷入到卿大夫各宗族之间的斗争中去，被其他宗族官吏的谮言所陷害，落得一个罢官免职、被逐出宫廷的结局。此后，他只得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到著书立说中去。他根据自己平时的研究心得，结合多年来的军事实践，埋头撰写，努力去完成他的兵法著作。
由于遭到突然的排斥革职，自己的名声被无端的陷害，满腹经纶无法去实施，加上对国家局势和前途的忧虑，使穰苴万分的难过悲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终于得了不治之症，在一片哀怨声中离开了人世。其时大约在齐景公三十年（前518年）左右，穰苴可能年仅40多岁，不足50岁。
一个才华出众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在齐国横遭陷害而英年早逝，这使同样源自田氏宗族而有远大抱负的孙武受到极大震动。就在此后不久，孙武毅然离开齐国，向南方新兴的吴国投奔而去。
自穰苴被陷害致死，田氏宗族更加怨恨高氏、国氏。齐晏孺子元年（前489年），田乞与鲍牧及诸大夫联合，大败国夏、高张之军。齐简公四年（前481年），田氏之徒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到齐平公五年（前476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至此，齐国卿大夫之间的倾轧斗争，以田氏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可惜司马穰苴，他无意参加卿大夫各宗族间的斗争，却做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六、撰著整理兵法，流传千古
综观司马穰苴的一生，除了出任齐国的将军、率军击退晋燕之师的进犯、因功而升任大司马之外，对于兵法的研究，他大概做了这样两件工作：一是整理《司马法》，并对它进行阐述、解释、引申、发挥；二是关于如何用兵打仗，他写过一些零星的片断文字，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大著作。关于这两方面司马穰苴所撰写的文字，现都残存于今传《司马法》一书中。
《司马法》一书，在春秋以前早就出现。原来，司马是古代掌管军队和军赋的高官，西周初年已经设置。《尚书•牧誓》载周武王在牧野告诫全体伐纣的官兵说：“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由此可见，三司（司徒、司马、司空）在“御事”的政府官员中地位极高。既然“司马”是西周掌管军事的高官，于是习惯上，就把有关军事的法制称为“司马法”。《周礼•地官司徒•县师》记：“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周礼•夏官•司兵》又记：“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周礼》一书虽然编纂的时代较晚，但其中所记的许多制度，都是参照西周春秋的原貌撰写的。从上述引文可知，当时有关军事方面的行动，诸如军旅、会同、田役、授兵、还兵等，都要“受法于司马”“从司马之法以颁之”。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一套固定的军法、军礼制度。把这套制度记载下来，就成为《司马法》一书。它的作者不会是一人，很可能是历朝的司马官或其他官吏陆续编成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汉书•艺文志》又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礼，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从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迁和班固看来，《司马法》之书在“汤、武受命”或者“太公”以前早就有了，这未免失之太早。《司马法》形成为书，当在西周时期。故宋人陈师道说：“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王应麟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他们都认为，《司马法》是西周以来形成的“政典”，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由此可知，司马穰苴对《司马法》这部自西周以来有关军法、军礼制度的书有过深入的研究，撰写过对其申论和诠释的文字。
同时，司马穰苴作为一个有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军事家，生前肯定也撰写过一些自己的军事论著。不过，由于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郁郁不得志，又是发疾匆匆去世，因此他的军事论著可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但即使是少量的片断札记，也已经为当时人所折服。他们把穰苴的军事理论，运用到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去，立刻产生明显的效果，使齐国在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中屡获大胜。《史记》本传云：“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仿）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可见司马穰苴所论述的一些用兵方法流传到战国，齐威王曾运用过它而使军威大振，各诸侯国都来朝服。
齐威王不仅运用穰苴的兵法理论，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而且又组织人力，对古代的《司马兵法》重新进行编集。《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叙述此事说：“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从这段叙述可知，“古者《司马兵法》”（当即《司马法》）这部书，到齐威王当政的战国中期，已经散乱或亡佚，故齐威王只得使稷下学宫的“大夫”进行“追论”。所谓“追论”，应该是追忆往事，重新论述。在追论过程中，也必然会加以补充修订，使之更加完善。至于为什么要“附穰苴于其中”呢？它的原因不外乎这样两点：一是穰苴对古《司马兵法》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有“申明”《司马法》的文字，这些文字附于追论的《司马兵法》中，当然能加深对这部古兵法典籍的了解。二是穰苴有一些兵法著述流传下来，它见解精辟，对战争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它与古《司马兵法》有继承关系，对其中一些过时的战法作了发展。又因为它零星、片断，容易散失，把它附在追论的古《司马兵法》中，既可以对《司马兵法》有所补充、发明，又可以使穰苴的兵法得以一起流传。由于齐威王时所编的这部书，是把“追论”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的“申明”文字及其本人的兵法著述，三者合纂在一起，故其名称也就叫作《司马穰苴兵法》。
这部齐威王召集稷下学宫的大夫编纂的《司马穰苴兵法》，在汉代甚为流行。《史记•司马穰苴传》赞曰：“余读《司马兵法》（即《司马穰苴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可见这本书内容庞杂，编进了许多征伐以外的事。《汉书•艺文志》在“礼”类中，著录有“《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又在“兵权谋”类下自注曰：“出《司马法》入礼也。”原来在刘歆《七略》中，《司马法》是列于“兵书略”的，但班固认为《司马法》中大多是关于军礼的内容，因而他改变了刘歆的归属类别，把《司马法》出兵而“入礼”，又在《司马法》前加“军礼”二字。
至唐代，《司马法》已佚失较多，从“百五十五篇”减少至“数十篇”。《李卫公问对》卷上载李靖曰：“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兵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可知唐代流行的《司马法》，时人又称它为《司马穰苴书》，其中当然包括穰苴的著述。
进入宋代，《司马法》的散佚更加严重。北宋元丰年间，定《司马法》为“武经七书”之一，已只有今存的五篇了。南宋以来，学术界出现了疑古思潮。至清代，许多学者指斥今传的《司马法》是“伪书”。如清人姚际恒在所著《古今伪书考》中说：“当时百五十五篇，《隋志》作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当时怀疑《司马法》的，还有姚鼐、龚自珍等人。康有为更认为：《司马法》“亦（刘）歆之伪书”（《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可见清代大多数学者都不信今传《司马法》是齐威王时编辑的旧书。
近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考证，已确认今传《司马法》是先秦古籍的残存本。其理由是：
第一，汉时所引《司马法》的不少文字，见于今传本。如武帝时主父偃上书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此句见于今传本《仁本》篇。
第二，今本《司马法》阐述的作战方法，符合春秋以前的战争状况。如《仁本》篇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定爵》篇曰：“凡阵，行惟疏，战惟密。”这些基本上都是西周和春秋前期的战术要领。
第三，今本《司马法》的主导思想，证明它应是先秦时期的残存品。如其《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天子之义》篇又说：“古者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此与《汉书•艺文志》论述《司马法》“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精神相合。同时，今本《司马法》文词简古，语句精短，也很象战国时追述春秋前事的语气。
然而，今本《司马法》中，也有一些讲究变诈之术的内容。如《严位》篇说：“凡战：击其微静（因微弱而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闲暇挑逗）；击其大惧，避其小惧（小心谨慎）。”《用众》篇又说：“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袭其规（整齐）。”上述战术，应该是齐威王用兵行威时所仿效的“穰苴之法”，附于古《司马兵法》中的《穰苴兵法》。
由上分析可知，今本《司马法》中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齐威王召集“大夫”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一部分是附于其中的《穰苴兵法》。这两部分内容，要给以确切的区分，已相当困难。自宋明以来，不断有人认为，今存《司马法》的五篇中，前两篇辞简意正，当为古者《司马兵法》；后三篇辞涩意诡，当为《穰苴兵法》。如明人杨慎分析今本《司马法》说：“按前二章所述，颇合王者征伐之法，已后皆涉诡谲权谋。”李贽在《七书参同•司马法》中又说：“《司马法》本成周时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之后，有以《定爵》三章远诡，指为《穰苴兵法》，”这样把前二篇定为古《司马法》，而把后三篇看作《穰苴兵法》的论断，看似有理，但也未必绝对正确。如第四篇《严位》述：“定行列，正纵横，……誓徐行之”，分明属于古战法；而首篇《仁本》有云：“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主张在战争中可以灵活机动地进行“权”变，当属穰苴的兵法策略。
总之，今存《司马法》中所包含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司马穰苴曾“申明”过的古者《司马兵法》，一是他自己著述的《穰苴兵法》，都是司马穰苴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极其珍贵的。
七、光辉军事思想，承前启后
司马穰苴在今存《司马法》中所总结的战争规律和军事理论，虽然大多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它已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的地方还相当精彩，值得我们细心领会和研讨。
（一）将官统率军队的要领
将官如何统率军队，司马穰苴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经验。这套经验是从历史和当代的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约有如下四个要点：
第一，将帅应具的五种品质。司马穰苴认为，将帅带兵作战，应该具有仁、义、智、勇、信这样五种品质。他说：“仁见亲，义见说（悦），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仁本》）其意为：将官仁爱，士兵就亲近他；将官讲道义，士兵就喜欢他；将官有智谋，士兵就依赖他；将官勇敢，士兵就向往他；将官讲信用，士兵就相信他。倘若如此，将帅得到士兵的衷心拥护，就能形成巨大的战斗力量。司马穰苴关于将帅应具有仁义智勇信五种品质的阐解，是古代军事理论中关于将帅应具哪些品质的滥觞。它启迪了孙武“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7）和孙膑关于将帅应具“义”“仁”“德”“信”“智”等五种品质的议论。
第二，将官对军队应指挥自如。司马穰苴把全军比作一个人，阐述说：“将军，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定爵》）这里的“卒”，是百人的队伍，泛指军队的中层组织；“伍”是五人的小队，泛指军队的基层组织。《周礼•小司徒》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将军对“卒”，要象身体使四肢；对“伍”，要象肢体使指头一样。他又指出：“凡胜，三军一人胜。”（《严位》）这就是说，全军组织得象一个人，就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司马穰苴告诫说：“不服、不信、不和……，是谓战患。”（《定爵》）显然，军队中官兵不和，闹矛盾，肯定要吃败仗。
第三，将官对士兵的表率作用。司马穰苴强调：“凡战，敬则慊，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严位》）这就是说，将官恭敬谨慎，则战事常能顺心如意；将官正身率下，则士兵就能心悦诚服；将官烦恼急躁，则兵势轻弱；将官闲暇冷静，则兵势坚重。他还告诫道：“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这就是说，战胜则与下级士兵分享成果，战不胜则引咎自责；复战则带头发誓，并居于军队前列，但不要再采用先前的失败之术，而必须总结经验，另谋新策。将帅这样谦虚谨慎，身先士卒，就能在军队中形成良好的风气，使广大官兵心情舒畅，奋力作战。司马穰苴这一套重视将官表率作用的理论，在率兵击退晋燕之师的过程中，亲自实践，取得出色战果。
第四，将官应严格执行赏罚制度。司马穰苴指出：“若将复战，则重赏罚。”（《严位》）“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天子之义》）显然，从重从快的赏罚，能鼓舞士气，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消除不守纪律的歪风邪气。司马穰苴还认为，军中执法，必须一视同仁，不能专断滥施。他强调：“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定爵》）其意是说，将军从一己之私出发，只对下级用法惩治，这只能叫做“专”制；将军与下级共同畏法，违反军法者都要制裁，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将军带兵要严格执法，司马穰苴也身体力行。他率军出征时，处决不守纪律的监军庄贾，就是实践这一理论的明证。
（二）战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司马穰苴认为，战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准备工作，大致有如下几项：
第一，明确各级军官职责，加强对部下的思想教育。《司马法•定爵》指出：“凡战，定爵位，著功罪，……申教令。”所谓“定爵位”，是明确各级军官的高低和职责，使军队统辖有序，在战争中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著功罪”，是表彰军队各部过去的功劳和警戒过去的罪过，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申教令”，是对部下加强教育，使其听从命令。司马穰苴进一步强调：“凡战之道，教，约人轻死；道（导），约人死正。”（《严位》）这就是说，战前的教育进行得好，可以使士兵勇敢杀敌，视死如归；战前的引导工作进行得好，可以使士兵为正义而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第二，完善天、财、众、地、兵等五种条件。司马穰苴申述：“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为五虑。”（《定爵》）他进一步解释说：“顺天”，就是要“奉时”，即选择最合适的天时出击；“阜财”，最便捷的方法是“因敌”，即夺取敌人的财富变为自己的财富，这与孙武“因粮于敌”的主张相近；“怿众”的办法可以“勉若”，即勉励大家顺从命令，使众心悦服；“利地”的最佳选择，是“守隘险阻”，即守住狭隘、险阻之地；“右兵”，就是要重视兵器的配备和坚利。他论述道：“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同上）司马穰苴所讲战前的“五虑”，内容丰富，方法精密，值得细致推究和思考。
第三，预先进行阵地上的演习。司马穰苴阐述：
“凡战：……人习阵利，极物以预，是谓有善。人勉及任，是谓乐人。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应卒（猝），是谓行预。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阵。因是进退，是谓多力。上暇人教，是谓烦阵。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定爵》）
这里展现的，是战前军队在阵地上进行繁忙演习的场面：人人学习战阵之利，预先考虑各种物质条件充分地运用它，大家勉力乐于担任战争中的差使。“轻车轻徒、弓矢固御”的大军，摆成坚固的阵势，“密静多内力”，并能按照一定的顺序进退。将军在上，闲暇从容，人人得到教习，于是摆开烦多的阵势。各个阵位上的人因物质条件而有其职责，并能辨别各物的性质而检查掌握它，这样见到事物猝然的变化（如敌人的进攻）就能应付自如。上述这些措施，司马穰苴称之为“行预”，即预先进行的演习活动。它的效果是十分清楚的。
第四，了解周围敌我双方的情况。这是战前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它可以使我军不盲目行动，作出自己正确的战略部署。《司马法•定爵》强调：“凡战，间远，观迩。”所谓“间远”，就是使用间谍去侦察远处的敌情；“观迩”，则是观察近处周围的所有情况。在获得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自然条件等各种情报后，就可以“因时、因财”，做出各种军事行动的决定；也可以“称众、因地、因敌令阵”，即根据兵力众寡、地理条件、敌人动态来命令我军布什么战阵。司马穰苴对战前“间远观迩”重要性的论述，开启了孙武对“用间”的研究，并得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科学论断。
（三）战争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根据历史和当时的战争经验，司马穰苴对于在战争过程中应如何行动，也总结了许多必须遵守的原则。兹择其重要者略述于下：
第一，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司马穰苴认为，将军在前线指挥，随着战争和军队中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要灵活处置，排除一切其他的外来干扰，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军队去打击敌人。而国君在后方，不了解军队新近发生的情况，他的命令往往不切合前线的要求，有碍军队去夺取胜利。因此，当穰苴要斩杀违犯军纪的监军庄贾，而景公遣使者持节下令赦免时，穰苴毅然拒绝道：“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史记》本传）穰苴这一原则的提出，直接启发了孙武在吴宫教战时所说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应该说，司马穰苴是这一原则的创导者，而孙武则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
第二，位欲严，政欲栗。司马穰苴强调：“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关于位严，他指出：“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位逮徒甲，筹以轻重。”（《严位》）这里，他制定了“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措施，并特别指明，要筹划轻重的配置，把徒卒和甲士的位置都固定好。关于政栗，他主张：“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同上）其意为，对不听命令、违犯纪律，“顾噪以先之”的士卒要“执戮”。但士卒“若畏太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则勿戮杀”，给他一条生路，要他按照规矩，反省自己的职守。必须指出，上述“位欲严、政欲栗”的原则，是针对春秋中期以前战车和徒卒排列整齐的对阵战而制订的。它对后来日益发展的运动战，就不适合了。
第三，谨进止，慎指挥。在战争中，进或止都必须十分谨慎。司马穰苴指出：“战谨进止。”并解释道：“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凡尽危。”（《严位》）其意是，军队既然已经强固，就勿持重不进；用重兵发动进攻，要有一定适度，勿攻到尽头。大凡攻到尽头，逼人太甚，导致敌人拼死反抗，或者误入敌人设置的陷阱，就会有危险。在战争中，指挥军队用的鼓特别重要。司马穰苴又说：“凡鼓，鼓旌旗，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同上）从旌旗的移动，车马的进退，徒卒的行止，兵器的使用，以至“首”和“足”的动作，都要用鼓来指挥。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鼓的指挥需要多么严密和慎重。
第四，沉着冷静，多谋善断。在战争中特别需要冷静，对于突发的紧急情况要从容不迫，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解救危难时要多考虑一些途径，一旦作出决定就不要再犹豫。司马穰苴指出：战时“气欲闲，心欲一”（《严位》）；其具体方法是：“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定爵》）所谓“心欲一”“见敌静”，就是要求思想集中，冷静观察；所谓“气欲闲”、“见乱暇”，就是要求心平气和，遇到军中惊乱，也不慌不忙，若闲暇以镇定之。他又说：“虑多成，则人服。”“虑既定，心乃强。进退无疑，见敌无谋。”（同上）这里他强调，计谋多能成功，则人心佩服；计谋应该先定，胸有成竹，不要等到临上战场见敌后才想办法。总之，只有沉着冷静，多谋善断，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四）几种击敌的战术
总结历史的和当时的经验，司马穰苴还提出许多击敌的战术。这里摘录六条进行分析，以见其战术之进步。
第一，观其变，击其疑。司马穰苴认为，在战争中必须密切观察敌人的动静，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即趁敌人疑惑不定时发起攻击。他论述道：“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慑。”（《用众》）这种战术，在公元前496年的吴越槜李之战中成功运用。这一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出兵抵御，两军相遇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市西南）。勾践使罪人三行，按剑于颈，讲了一通“不敢逃刑”的话，一个个自刭于阵前。吴师看傻了眼，正在疑惑不解之际，越军乘机击杀，因而“大败之”。越王勾践对吴作战，“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取得了大胜。
第二，避强静，击劳倦。战争，不能莽撞蛮干去打硬仗，而应该灵活机动，有所回避，有所选择。司马穰苴阐述说：“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劳倦，避其闲窕（挑）；击其大惧，避其小惧。”（《严位》）所谓“微静”，是因微弱而安静；“强静”是实力强大，正在静候时机出击。所谓“闲窕”，是闲暇而在进行挑逗，可见其养精蓄锐，正要寻找机会发动攻击。这样的敌人也是应当回避的。所谓“大惧”，是惊恐万状，已经失去战斗力；而“小惧”，正是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故对两种“惧”的状态，也应一击一避，不同对待之。《孙子兵法》中有许多“避”什么“击”什么的言论，如“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些战术，很可能是受了司马穰苴的启发和影响。
第三，以众击寡，围而阙之。司马穰苴着重研究了用众、用寡和众寡相击的战术。他说：“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远裹而阙之。”（《用众》）这里他认为：寡兵宜固阵，众兵宜整治；寡者利烦多变化，众者利正面攻击；用众要进止整齐，用寡要进退疾速。对于以众击寡，他特别强调，不能直接去打，这样敌人容易逃而避之；也不能四面包围，这样敌人会拼死反抗；而只有从远处慢慢围裹而阙其一角，这样就可以在敌人逃跑中把它歼灭。《孙子兵法》论用兵之道有“围师遗阙”一条，其战术也很可能是受了司马穰苴的启发。
第四，追逐逃敌之法。关于追逐逃敌该如何行动，司马穰苴指出：“凡从奔勿息，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用众》）他认为，追逐逃奔之敌，不要休息，应该穷追猛打，不给敌喘息之机；但如果敌人突然在路上停下来，就要考虑其是否会反扑。这里所说的“从奔勿息”，与其他地方谈到的“古者逐奔不过百步”“古者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是矛盾的。《司马法》中论列的两种追逐逃敌的方法，可能一种属于古者《司马兵法》，一种是附在其中的《穰苴兵法》。所谓“从奔勿息”，与《孙子兵法》的“穷寇勿迫”，又有出入。这只能说在追逐逃敌的方法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五，选精兵，作前锋。司马穰苴论述：“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用众》）此种战术，要求选拔良材，充当前锋，并依次排列好各种击敌的兵种，这样就能增益吾人之强，给敌以沉重的打击。孙武主张要“选锋”，认为“兵无选锋曰北”。他所指挥的伐楚战争，“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锋”。孙膑更强调“兵之胜在于篡（选）卒”，他在马陵之战时命令蒺藜、车、发（大盾）在前，然后“长兵次之”“鏦（小矛）次之”“短兵次之”“弩次之”。这些都是“选良次兵”战术的发展。
第六，弃任节食，拼死一战。司马穰苴在论到这种战术时说：“弃任节食，是谓开人之意。”（《用众》）所谓“弃任”，即抛弃随身所带的负任之物，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之类；所谓“节食”，是节制食物，把剩余的粮食全部处理。《太平御览》卷二七0引此句时有注曰：“节余粮，战之日，不余食，示必死战也。”司马穰苴强调：“弃任节食”，是为了开导吾人之意，使其奋力搏击，拼死战斗。这种以断绝士兵的物资供应来激励士兵死战的办法，后来为许多军事家所采用。孙武提倡，为激励士兵在对敌作战中勇往直前，可以“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孙膑强调，在与敌人决战时，“令军人人为三日粮，……[所以]断气也。”古时用冷兵器作战，士兵的意向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弃任节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术。
由上述可见，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已相当丰富。尽管它的表达方式，还是一些零星的学习札记和经验总结，陈述比较简单，但其中包含着不少闪光的东西。如他论述的将官对士兵的表率作用，预先进行阵地上的演习，沉着冷静、多谋善断，避强静、击劳倦等等，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是孙武、孙膑军事谋略的先导，它孕育了齐国在春秋末年及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军事家。战国中期，“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史记》本传），应该就是把《司马法》中的上述军事理论，付之战争实践，产生了异常积极的效果。司马穰苴不愧是中国军事史上，既有军事思想理论，又有战争实践经验，在春秋战国间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杰出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