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学妙兵机--孙 膑
杨玲 撰稿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使千年悬案顿时冰释，把孙膑和《孙膑兵法》又重新推上历史的舞台。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汉书》等古籍记载的正确性，孙武、孙膑确有其人，并且各有兵书。
孙膑是继孙武之后，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军事家。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其生卒年月不详，活动时间大约在齐威、宣王时期（前380年——前302年左右），与商鞅、孟轲同时代。因被害受膑刑（割去膝盖骨），后人称其为孙膑。他一生坎坷，刑余忍辱，身残志坚，发奋自强，成为战国中期叱咤风云的杰出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其优秀的军事理论和光辉的军事实践，为中国历史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汉书●刑法志》所称誉：“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
一、擒敌立胜
孙膑少年时代，正值战国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刚刚确立的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在各主要诸侯国取得了统治地位，纷纷变法革新，富国强兵，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诸雄争霸兼并战争十分频繁。少年孙膑目睹了战争的灾难，心灵受到强烈的震颤。所以，他立志继承祖业，学习兵法，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一）膑脚特立
战国时期，尚武成风。有些地主阶级的子弟和“庶民”中的有志青年，纷纷外出游学，学习兵法。在家世、尚武之风影响下，孙膑告别了故乡的亲人，开始了外出游学的生涯。传说，他离家前往齐地境内与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孙膑好学，鬼谷子将孙武的《孙子兵法》13篇传授予孙膑。
庞涓是魏国人，为人奸诈，表面与孙膑交好，相约一旦得志要相互提携。庞涓急于求取功名富贵，提前下山到魏国。由于魏文侯、武侯用李悝、吴起进行变法，到魏惠王时仍然国力强大，但遭到秦的威胁。庞涓至魏正是魏惠王用人之际，经过几场战斗显露出斗狠之勇，于是被任命为将军。庞涓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又想利用孙膑为他服务，于是就以同学的名义，请孙膑下山，共同辅佐魏惠王。
孙膑学业有成，也想建功立业，就答应了庞涓的邀请来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庞涓并未向魏惠王推荐孙膑，只是将他留在将军府作自己的幕僚。后来，魏惠王知道孙膑来魏国的消息，召见了他。孙膑对魏惠王所提问题对答如流，受到称赞。魏惠王又要孙膑与庞涓对阵，庞涓摆的几个阵都被识破了；而孙膑摆的阵，庞涓不能识别，这使庞涓十分难看。魏惠王想任孙膑为将军，他谦逊地推辞了。此后，庞涓担心孙膑受到魏惠王赏识对自己构成威胁，就想出了一条毒计。
大约半年后，庞涓以搜出孙膑给在齐国家人的书信为借口，向魏惠王进谗，说他私通齐国，泄露了军机。魏惠王听信了庞涓的谗言，对孙膑很失望，随之让人对他处以“膑刑”，割掉了他双腿的膝盖骨，并在脸上刺字，使其成为“刑余之人”，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初出茅庐的孙膑遭此大祸，曾一度万念俱灰，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庞涓对孙膑又装出一副十分关心的样子，让孙膑受了害还十分感激。庞涓便趁机让他把《孙子兵法》13篇默写下来；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知遇之恩，每天都强忍身心的伤痛，在竹简上书写兵书。后来，孙膑终于知道了真相，才恍然大悟。心地善良的孙膑满腹才华，只因为好友对他嫉妒成恨，使他遭受如此惨祸。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想象不到的陷阱，更令他想不通的是好朋友竟会对他下此毒手。但是，当他明白了真相，理解了社会险恶、人心叵测以后，要干一番事业的远大志向和复仇心理，反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
孙膑为了摆脱庞涓的魔爪，便装起疯来，面对庞涓的试探，他将计就计，让庞涓完全相信了他是真的疯了，便放松了对他的监视。后来，齐国使者淳于髡来魏国访问，孙膑以刑徒身份求见了他，诉说自己的遭遇，陈述主张和见解，提出离魏返齐报效祖国的要求。淳于髡听后十分惊异，觉得象孙膑这样的人才，对于齐国是一定会大有用处的。于是，就偷偷用车把孙膑载回了齐国。
孙膑回到齐国时，齐威王（前378年-前320年）刚即位（前356年）不久。为富国强兵，他任用邹忌为相 ，田忌为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军田忌同情孙膑的遭遇，赏识他的才华，把他留在府中。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计，商讨用兵之道。田忌深为孙膑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见解所折服，对他尊之如宾，给予很高的礼遇。
当时，齐威王热衷于赛马，经常“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比赛时押重金以赌输赢。将军田忌也喜欢赛马，但与威王比赛却常常失利。有一次，孙膑仔细观看了田忌与威王的比赛，发现其马的足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孙膑第一次展露才华，是帮助田忌赢了赛马。孙膑对田忌说：“将军尽管下大赌注，我保证您赢！”田忌深信不疑，便和齐威王贵族子弟下了重金赌注。临场比赛时，孙膑告诉田忌：“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田忌照孙膑说的办法出赛，结果一负两胜，赢得了齐威王的千金赌注，孙膑也以此一鸣惊人。齐威王非常惊奇，问田忌取胜的办法，田忌趁机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
从《孙膑兵法●见威王》等篇可见，孙膑拜见齐威王时，阐述了“战胜而强立”、富国强兵等主张，引起了一心要图强争霸的齐威王的共鸣，受到了赏识。齐威王欲拜孙膑为将，他谦虚地说：“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便被拜为军师。就这样，年轻的孙膑在魏国被膑脚黥面后，又特立于齐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此后，在战国的政治大舞台上，孙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导演了一系列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为改变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大显身手；妒忌陷害他的庞涓，终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二） 桂陵之战
战国初期，魏惠王继承了文侯、武侯改革争霸的事业，为了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张，于公元前364年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样就直接威胁到了齐、楚等一些大国的利益，特别是齐、魏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魏国面对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崛起于东方的齐国。
周显王十五年（前３５4年）赵成侯伐卫，取漆和富丘（今河南长恒境内），次年又攻占刚平，这实际是点燃了桂陵之战的导火线。卫本是魏的属国，被迫附属于赵国后，魏当然不肯罢休，于是桂陵之战的序幕就拉开了。
魏国为了维护霸主尊严，制服赵国，借口保护卫国，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魏惠王派将军庞涓率领八万大军攻赵，其战略目标是包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一举亡赵。但由于卫国倒向赵国，魏军攻赵途中，首先到了卫都濮阳附近的茬丘，讨伐卫国。然后北上攻入赵境，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国与齐国早就订有军事盟约，一国被侵另一国必须相救。因而当邯郸陷入重围又无力自救时，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赵成侯向齐威王求救。
赵国位于魏、齐两国之间，一旦被魏国所灭，齐国就等于失去了一道抵御魏国的屏障。另外，齐国如果不履行盟约，对赵国坐视不救，也会在其他诸侯国中失去信誉，在政治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考虑到这些因素，齐威王召集群臣计议是否救赵事宜，大臣们意见各异。根据大臣们的建议，齐威王最后答应了赵国的请求，同意救赵。但慑于魏军的威势没有贸然大举进军，而是在边境上派出一少部分兵力，联合宋、卫两个小国的军队，包围了魏国东边的襄陵，做出与赵国的抗魏遥相呼应之势，以坚定赵国抗魏的决心。
公元前353年秋天，被围困了一年的赵都邯郸岌岌可危，魏军也被拖得筋疲力竭；秦、楚两国也已经从西、南两个方向向魏国发动了一定的进攻。这时，齐威王认为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大举出兵。齐威王令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率领八万齐军准备救赵。
田忌、孙膑受命之后，就作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田忌主张齐军直趋赵都，以解邯郸之围。孙膑不同意这种硬碰硬的打法，提出了一个“批亢捣虚”、“疾走大梁”、“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看到孙膑的建议：“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他主张以一部分兵力攻击魏都大梁，引诱庞涓回救，而将齐军主力集结在魏军归途中的桂陵（今山东菏泽市北），邀击魏军。
孙膑的真知灼见使田忌心悦诚服，采纳了其建议。从《孙膑兵法●擒庞涓》中可以看到：孙膑又建议第一步先进攻平陵，用假象迷惑敌人，派出齐城、高唐两都邑的大夫率兵南攻平陵。两大夫不懂用兵之道，必败无疑。齐军攻平陵，是一次战略佯动，向敌人“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目的是要掩盖齐军“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真实战略意图。可使齐军不过早地暴露实力，使庞涓产生轻敌思想，消除了对齐军的后顾之忧，全力攻打邯郸。经过苦战，魏军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于攻赵的第二年（前353年）十月，终于攻下了邯郸。此时，孙膑认为与魏军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请田忌派出轻兵锐卒直逼大梁城郊，作出攻取魏都大梁的姿态。此举又是一次佯动：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安危关系到魏国的生死存亡。威胁大梁，“以怒其气”，轻车锐卒，以“示之寡”，目的是引诱庞涓回救。在齐军的猛烈攻击下，魏惠王不得不急令庞涓回师自救。
庞涓正在为攻下邯郸得意忘形，忽闻大梁被齐军包围，只好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辛攻下的邯郸，弃其辎重，亲率主力部队，气急败坏地往回救大梁。魏军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上长途跋涉，轻装星夜兼程，当刚渡过黄河来到桂陵，就进入了齐军的预定战场。此时，魏军已是人困马乏，给养不足，疲惫不堪；而齐军则是“先处战地”休整良好，以逸待劳，士气正旺。一通鼓罢，齐军从四面杀出，很快使魏军陷入“进则缚于前，退则绝于后，左右陷于阻”被动挨打的合围之中。魏军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庞涓被擒仅以身免。
桂陵之战是自战国初以来，强大的魏国所遭受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孙膑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策划指挥的桂陵之战，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其谋略思想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诵、脍炙人口的妇孺皆知的美谈！
（三）马陵之战
魏惠王于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以天子的派头邀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宫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会盟，自称为王，同去朝见周天子，希望以此号令诸侯。“逢泽之会”遭到韩国的抵制，齐、楚两大国也反对，令骄横一时的魏惠王觉得丢了面子。同时，魏惠王正要实施制服韩、赵挟持他们与齐国争雄的既定方针。齐国并不示弱，先是从楚国手中吞并了莒国，后来又夺取了东南的郯、邳、徐等地。同时，各国都加紧了兼并战争的进程。
马陵之战的导火线是“南梁之难”。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魏国派在桂陵之战中被俘，后被释放回国的大将庞涓率兵进攻韩国。韩国力量不支，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议兵，救还是不救？早救还是晚救？朝堂上争论激烈。孙膑建议：“深结韩之亲而晚乘魏之弊”，最后可以名利双收。齐威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对韩表示援救之意，坚定其抵抗的决心。但并不马上出兵，以避魏锋锐。韩以为有齐援助必能取胜，遂与魏展开激战，结果“五战不胜”，韩都郑告急，韩国再次求救。齐国见韩军已精疲力尽，魏军也受到重创，于齐威王十四年（前341年），遂派田忌、田玢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伐魏救韩，再次直趋大梁。齐军锋芒直逼大梁，不是为了桂陵之战的故事重演，而是迫使魏军迅速回撤，以解除其对韩都郑的包围。
魏国眼见得齐国疆域不断扩大，自己强国的优势不再，国都又受到了威胁，决定复仇伐齐。于是，“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当时魏国有人对魏惠王的部署有异议，指出：“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玢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擒。”魏惠王不听，一意出兵伐齐。
齐军直逼大梁后，已达到了调动魏军的目的，于是主动引兵向东撤退。当魏军在太子申、庞涓的率领下追击齐军经过宋国的外黄（今河南民权县）时，外黄的徐子曾对太子申说：“我有百战百胜之术。”他劝太子申道：“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太子申在部下的纵恿下，也凭着年轻气盛，率兵继续往东北方向追击齐军。齐军选择的这一撤退路线，饶过了齐国的西部防线，而齐国南部又是其防御的薄弱环节，这使伺机报复的魏军感到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于是作出了追击齐军的错误决策。
孙膑认真分析了敌我情况，就对田忌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他建议利用“退兵减灶”之计诱敌，后发制人。田忌依计而行，步步后退示以齐军“畏怯”之极，借以刺激魏军的“悍勇轻齐”之气，诱其倍道兼程，“百里趣利”。庞涓领兵一路追赶，看到齐军用灶锐减，大喜道：“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他错误地判断齐军胆怯，士兵已经逃亡大半了。于是便决定丢下辎重和步兵，率少数轻骑锐卒部队，日夜兼程，急行穷追齐军。
孙膑计算庞涓的行军速度，当在某日天黑前到达马陵（今山东郯城县东）。孙膑熟知马陵一带地形险隘，树多林密，道路复杂，两旁又多天然屏障，是设置埋伏，消灭敌人的理想战场。于是，令士兵继续设疑惑敌，运用“饵敌”“钓战”“昧战”“眩疑”等计谋，步步诱敌深入。孙膑还令士兵，将马陵深处谷底道旁一棵大树剥去一段皮，在白木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然后，又命万名弓弩手埋伏于道路两旁，约定以火把为号。庞涓一路追赶齐军，被孙膑设下的计谋钓的胃口大开，一心想捉住孙膑雪耻，没想到却已进入齐军的埋伏圈。
残阳如血，斜罩着马陵道，在这样一个血色的黄昏，疲惫不堪的魏军，正循着齐军不时丢弃的盔甲兵器，在萧瑟的秋风中疾行前进。夜幕降临，一场“履军杀将”的歼灭战就要开始了。庞涓已带轻锐部队进入了马陵隘口，却忽然不见齐军，正在纳闷之际，隐约发现路旁大树上好象有字，就命士兵点起火把照亮来看。不料，齐军万弩齐发，伏兵四起，杀声震天。魏军立刻大乱，往前进，箭石如雨；往回撤，山口已被齐军用蒺藜、战车、盾牌、拒马等器具给堵死了。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可看出孙膑根据“马陵之战”伏击魏军“取庞涓而擒太子申”时的经验，说明在时间仓促、来不及构筑壁垒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既有装备、器材。以蒺藜当沟池，以战车当壁垒，灵活配备和使用兵力、兵器，变无垒为有垒，因地制宜，以战胜敌人的具体安排。
马陵地形十分复杂，有泥泞难行的“天沼”，树木茂密的“天罗”，两旁狭隘的“天涧”，三面是山的“天宛”、四周高中间低的“天井”，是进去出不来的“隘塞死地”。魏军遇此突然袭击，溃不成军。此时，庞涓方知已中孙膑之计，且又中箭负重伤，自知无力挽回败局，智穷力竭，拔剑自刎。临死之前还满怀嫉恨地说：“终于让孙膑这个小子成名了！”接着，齐军乘胜攻击，歼灭魏军主力，俘虏了魏军上将太子申，大获全胜。正如庞涓所言，孙膑名扬天下，这也使他一跃而名列中国最卓越的军事家之一。
马陵之战使战国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形势上彻底改变了魏强齐弱的局面。魏国遭此重创，元气大伤，魏惠王只得“抱质执璧”，亲赴齐国谢罪。齐国则由此声威大阵，更加强盛。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下魏国一蹶不振。“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齐国威服诸侯，取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这一战也为秦国势力东进创造了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此役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
二、垂著篇籍
孙膑以刑残之躯，协助齐威王和田忌打了许多胜仗，帮助齐国强大起来，其晚年史书并无详载。据《战国策●齐策》载，田忌未采纳孙膑马陵之后“起兵讨伐邹忌，辅佐齐王”的建议，被国相邹忌先下手为强，没等田忌回到都城临淄即被解除了兵权，孙膑有可能与田忌被迫流亡楚国。
另一种可能，马陵之战后孙膑并不贪图名利地位，谢绝了齐威王的封赏，辞官隐居，带领一批弟子，专心研究兵法，认真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继承并超越前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与其弟子一起“垂著篇籍”，写出了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孙膑兵法》便不见于历代著录，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两编各15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编当属原著，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编内容虽与上编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下编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
（一）时代特色
《孙膑兵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成书的时间，应该是在战国后期齐泯王时期。从“擒庞涓”“威王问”“见威王”“陈忌问垒”“强兵”等篇所记载的人，如齐威王、田忌、孙膑；魏惠王、太子申、庞涓等，以及所记载的相关的战争，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齐所以大败燕”、“大败楚人”、“大败赵”、“于齿桑而擒汜（范）皋”、“擒唐□”、“擒□”等。根据《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虽然在时间的记载上有一定的出入，但都是战国中期的历史人物和在那一时期所发生的战争。从书中“孙子出而弟子问”看，孙膑有弟子。“故曰，孙子之所为者尽矣。“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这样高度赞扬孙膑的话，从语气上看应该是他的弟子说的。《孙膑兵法》一部分应是他的原著，最后可能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而成。
孙膑生活的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发展的一个重要而辉煌的阶段。各诸侯国伴随着政治的改革，其经济实力都有较大的发展。现实的政治要求与既存的物质条件，促使新兴的统治者们各怀雄心，力争充当统一中国的霸主。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声势浩大，战略战术奇正相合，不惜兵力攻城陷阵，就成为战国时期的重要历史特点。《孙膑兵法》中“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的统一战争思想；“必攻不守”、“阵、势、变、权”的战略战术原则；步、车、骑联合作战的战争形态；攻、战、守、御的作战形式等等，无不带有战国的时代特点。
战争的进程，推动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孙膑的军事论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孙膑兵法》是时代的产物，其战争思想，战略战术，变诈谋略及其战争中的光辉实践，均带有显明的时代特色。
(二)军事思想
《孙膑兵法》虽是残简，却也反映出弥足珍贵的军事思想。从战争的认识、地位和作用等战争观，到用兵的战略思想，进而到兵阵战法、攻防战术、将领、士卒的选用及对其修养和素质要求，直至战略的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都有深刻精辟的论述，确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对于如何认识战争的形势，掌握好战争的主动权，在强强争霸中取胜，这是《孙膑兵法》中所形成的精彩的军事思想体系。
1.指导思想
在对战争的认识问题上，孙膑认为战争“举兵绳之”是不可避免的，是除暴乱、“禁争夺”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并深刻地阐述了战争对巩固政权和实现统一的重要作用。在“见威王”篇中明确提出了“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军事指导思想，这是其战争观的核心思想，集中表现了先秦兵家以兵争天下的军事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中，孙膑既继承了前人的有关战争思想，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为在当时诸侯争霸，七强并立的形势下，对于战争的性质、重要性和最终目的等，都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孙膑“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说明了军事斗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把战争的胜负提高到关系“削地而危社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他对一心想当霸主的齐威王发出规劝，对于战争要持小心慎重的态度，一定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孙膑认为战争不仅是关系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而且在不可避免的的情况下，战争是实现与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他列举了先王大量历史传说和事实，说明自古以来，就是通过战争而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持国家和平的，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例外，充分地肯定了兼并统一战争的历史进步性。他提出“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以“禁争夺”的军事指导思想，就是以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国家统一达到“天下服”的政治目的。
孙膑的军事指导思想并不能说明他具有好战的动机与野心，也不是主张强权政治；而是认为战争不是可以永远仗恃的手段。他主张“慎战”“备战”，反复指出战争不是好玩的，并一再发出“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的警告。他把战争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强调进行统一战争要“事备而后动”，作到“有委”、“有义”。他认为经济是进行战争的基础，因而提出“富国”“强兵”的重要理论。认为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强化军事、强化国防的基础，是实现“强立”和“天下服”的基本保证；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才能保证“战胜而强立”，实现天下的统一。
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坚持了以兵争天下的思想，依靠“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手段，取得了封建统一的巨大胜利，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是孙膑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军事指导思想，包容了备战、慎战、重战、政战的战争思维。以战胜取得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的政治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在战国时代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2.哲学思想
《孙膑兵法》的军事思想是以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为了实现“战胜而强立”，孙膑坚持唯物论，注意探索战争的规律。他非常重视“知道”，这是他在实践中看到了战争活动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并把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叫做“道”。以“道”制胜，是《孙膑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膑认为，正确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道”，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很重要。在《孙膑兵法》中，有关“道”的论述出现多处，孙膑对“道”的解释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把“道”看作是战争的规律。《陈忌问垒》中概是后人评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膑和孙武都很重视“道”。在《孙膑兵法》中，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用“道”来加以解释和说明。如“威王问”篇，齐威王一连提出九个问题，田忌提出七个问题，孙膑都从“道”的高度作出了具体回答，其中关于“必攻不守”的问题，最后孙膑还是用“道”说服了田忌。当问答结束后，“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这些论述表明，“达于道”是孙膑用兵的最高要求。解决一切问题都必须用“道”，孙膑关于战争规律的这些见解，反映了他尊重客观实际，慎重对待战争，注重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关于“道”的作用，《孙膑兵法》反复指出：“求其道，国固长久。”“知道，胜。”“不知道，不胜。”“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就是说，人们指导战争的实践，必须合乎“道”的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因为，有些战争本身固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孙膑主张依据客观规律的“道”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全面掌握天文、地理、民心、敌情、阵法这些与战争胜负直接相关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以“道”制胜的观点，是《孙膑兵法》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能否正确掌握和运用“道”，是关系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的重大因素。
怎样正确地认识、掌握和运用“道”呢？《孙膑兵法》从多方面作出了回答。例如，“八阵”篇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特别强调“料敌计险，必察远近”。这是知“道”和用“道”的根本目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孙膑兵法》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对客观与主观问题的认识上，他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打仗也是如此，“十战而十胜”是将领善于指挥，英勇作战的结果。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自然存在，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夺取战争的胜利。但他也认为战争的胜负与日、月、星辰之德有关系。“地葆”篇“五壤之胜”等，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五行星相等唯心思想。但孙膑主张的无“道”不能制胜，“道”即孙膑的军事哲学思想，也是兵法哲学中极具价值的思想。
3.战略思想
“必攻不守”是孙膑“战胜而强立”军事指导思想中的战略思想之一。《孙膑兵法●威王问》篇，记载了齐将田忌与孙膑讨论“兵之急者”的问题，孙膑否定了田忌把赏、罚、权、势、谋、诈视为“兵之急者”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有助于取得作战的胜利，但不是用兵作战最要紧的问题。战略上保持进攻的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孙膑军事思想中是居重要地位的。所谓“必攻”，就是坚决地攻击，或者说一定要打击；所谓“不守”，不是说己方不要设防，而是指敌人不设防守、无法防守或防守虚弱之处；同时也是敌人的要害之处，一经打击便会出现全局性的变化。进攻者以有备攻无备，保持战略的主动权和制胜权，速战速决，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必攻不守”运用在战略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其一，它反映了战争形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春秋以前的战争，大都是在一个战场，一次决战中决定胜负，所以战略战术，往往和而为一，难以划分。战国以来，情况大不相同，战争投入兵员多，使用兵器先进，机动战规模日趋扩大，持续时间长，空间、范围都扩大了。著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都不仅一个战场，因而在战争指导上，就产生了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的区别。孙膑把“必攻不守”看作是关照各个战场、各个阶段，带有全局性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而且把它与权、势、谋、诈等结合起来，贯彻到战术思想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军事发展规律的。
其二，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式，军队的机动性较差。战国以来，步兵逐渐取代了车兵的主要地位，骑兵也开始兴起，军队的机动性、进攻速度等大为提高。把“必攻不守”作为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正是大规模机动作战逐渐成为战争主要形式的真实反映。
“必攻不守”这不仅给大规模机动作战提供了战略理论，同时也指明了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战略理论，既给优势一方提供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迅速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劣势一方提供了通过战略机动而避实击虚、调动敌人、争取主动权、改变不利局面，争取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从而把战争指导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其三，“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更加深刻体现了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主要方面；即把消灭敌人放在了第一位，作为指导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核心，正是在消灭敌人的这一点上，在孙膑亲自谋划指挥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发挥的奇妙无比，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这一积极地进攻性的战略指导原则，既符合于军事斗争的规律，又出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也表明它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军事上，要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必然要强调战略进攻，就要求“必攻不守”；政治上，争做统一中国的霸主，也必然强调战略进攻，也要求“必攻不守”；经济上，要“富国强兵”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当时各大国的经济发展，又已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敢于“必攻不守”。
“必攻不守”的战略指导思想，对其后的统一战争具有非常积极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这既是孙膑对孙武“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全争于天下”等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又形成了自己战略思维的思想核心，是战国时代下的产物。
4.指挥思想
《孙膑兵法》总结了大量战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巧妙造势、灵活用兵的军事指挥思想和原则。在军事指挥方面，孙膑特别重视“阵”“势”“变”“权”这四个思想环节。
第一，孙膑在用兵指挥上讲究阵法，“八阵”篇讲“用八阵之宜。”说明他通晓古代战法，善于运用阵法来部署兵力指挥作战。在“势备”篇用剑来比喻阵，剑必须“旦暮服之”，阵必须朝夕演练，作到常备不懈。孙膑认为：“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用兵之至也。”因而指挥军队作战一定要有勇敢善战的前锋。“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者。”他坚持“用阵三分”的原则，把三分之一兵力用作前锋，其余兵力作机动，保证军队有坚强的后备力量。“有锋有后”，用阵就有整体效应，可以保持持久的战斗力。这也是古代用兵的一条重要指挥原则。
第二，《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此话，道出了杰出军事家孙膑能够客观的认识到从来没有不变的形势。在军事上，只有善于任势，驾驭形势的变化，才能取得战胜。
《孙膑兵法》多次讲到“势”，说明了孙膑用兵的特点在于注重力量的发挥和使用，强调在一定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能动地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夺取作战的主动权，孙膑把这当做改变力量的重要手段。他用弓弩来比喻战势，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和利用有利作战的态势。他要求势的险峻要象用弓弩射箭一样，给敌人以无所措手足的突然猛烈的打击。
孙膑认为，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各种利弊因素，既是客观的，又是可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孙膑贵势”更贵与人，鲜明地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人本观点。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了战争既是实际力量的争胜，也是人的主观能力上的争胜。孙膑在军事指挥上的用“势”，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孙膑认为指挥作战应该有灵活的机动性，善于适应客观情况，随机应变，因敌制胜。
孙膑用舟车来比喻“变”，意为战术变化要象舟能行水，车能行路那样，灵活变化机动手段和战术方法。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在“两军相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先“以轻卒尝之”，佯败诱敌，然后两侧设伏，“并卒而击之”。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要善于“赞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善于“让威”，或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或“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周旋持久，先疲后打等等。
根据不同的地形，要善于“料敌计险”，“居生击死”。在多兵种参战时，“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长击短。根据不同的天候，要随机应变地采取行动。
根据不同的敌情，“冲坚毁锐”时要用“锥行”阵，攻击敌人的侧翼时要用“雁行”阵等等，足以看出其战术多变性。
第四，孙膑认为在作战指挥上，应积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用长兵来比喻权，强调军队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意谓掌握军队的主动权，要象手持长柄兵器那样，可以上下、左右、前后自由地击刺。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主权，是军队的命脉，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战争的指导者应善于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不失时机的夺取制胜的主动权。
孙膑认为，掌握好“阵”“势”“变”“权”这四个关键环节，就可以“破强敌，取猛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实践就充分证明孙膑很好地发挥了“阵”“势”“变”“权”的战略战术指挥原则，擒庞涓、太子申，大破魏军，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5.人才思想
天时、地利、人和是兴师作战克敌制胜三个重要条件。《孙膑兵法●八阵》篇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理论。他认为，在制胜的三个条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这种以人为贵的人本思想，是根据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的数量大大增加，对军队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的特点提出来的。
对将帅的要求，其核心思想是能掌握和驾驭战争的规律。要选用“忠王”“知道”“善战”“素信”的将领，能够正确地指导战争，确保克敌制胜。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得主专制”“知道”“得众”“左右和”“量敌计险”，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成为“王者之将”保持常胜不败。
对士兵的要求，以“篡贤取良”为核心，主张从民众中招募选拔精悍勇敢的士卒，建立其骨干队伍。他还主张依据军功大小“明赏罚”，通过奖赏，激励士卒，令其勇敢作战；通过惩罚，严肃军纪。这种赏罚严明的主张，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贵的治军思想。
《孙膑兵法》不仅对将帅和士兵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甚至对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国君也提出了要求。他用矢来比喻士兵，用弓来比喻将领，用“发者”来比喻国君，认为这三方面都必须合乎要求，作到三位一体，协调一致，“上下同欲”才能打胜仗。
对人的主观行动与客观实际的关系，在天、地、人之间，把人放在第一位。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十战而十胜’是将领善战的结果。孙膑的这些主张和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兵家依法治军和以人为贵的思想，对保证新兴地主阶级掌握兵权，加强军队建设，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和保证作战的胜利，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当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后，广招人才，选贤取良，严格治军，使齐军日益强大，在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之后，使“诸侯东面朝齐”。
《孙膑兵法》残简基本上反映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对战争的认识、态度和军事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如兵员、兵种、兵器、阵法、战略战术多样化和战争规模扩大等。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对孙武就是思想的继承和某些方面的发展。
三、继承发展
历史上孙武、孙膑都被称为“孙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把孙武与孙膑并称为“孙子”，分别冠以“吴”与“齐”字，是为了有所区别。吴孙子是指孙武，仕于吴国；齐孙子是指孙膑，仕于齐国。在先秦史书《战国策》、《史记》等都有关于称孙膑为“孙子”的记载，《孙膑兵法》多次出现“孙子曰”，而未有一次称孙膑，其弟子总结说：“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人们一直将两孙子的思想言论，合为一家之言，可见孙膑与孙武在军事思想理论体系上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从《孙膑兵法》现有的残文来看，其军事思想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战争观念
对战争的认识上，《孙子兵法●计》篇开宗明义的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主张慎战、重战、备战。《孙膑兵法●见威王》篇阐述了同样的道理：“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在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从正反两面论证战争的后果，其出发点都在于强调慎战、重战，反对穷兵黩武。期望战争应在政治上得民心，顺民意，确应达到“安国全军”，获取最终全胜的目的。
孙膑对待战争，主张“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除暴乱”“禁争夺”“举兵绳之”，以此为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春秋大国争霸，孙武只能强调战争的“利”，而不能确定战争的“义”。孙膑继承了孙武的战争观，对战争的性质有着明显的区分，他提出了“有义”与“无义”的问题。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战争的性质，他指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义”就是指战争的“正义”性。
孙武并无涉及“义”战的问题，而以“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主孰有道”“安国全军之道”“趋利避害”等。“五事七计”以“道”为首，孙膑主张“有义”，“天下服”，应是对孙武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全胜”的上策；孙膑以“十战而十胜”的完美，来看将士们的综合素质。总之，战争的“利”与“害”，有“道”与无“道”，“有义”与“无义”的掌握和区分在于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人，既不可轻易致战，也不可穷兵默武。孙武和孙膑都主张“慎战”，可见他们的战争观也是一脉相承的。孙膑积极主张进步的统一战争，揭示其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又较孙武的战争观进了一步。
（二）战争经济
《孙子兵法》针对当时国小力薄、经济实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提出在战略上要以速战的办法减少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在具体作战上要作好物资准备的要求。如“用间”、“谋攻”篇列举了战争耗费及攻城所应准备的器具物资等。解决战争与经济的矛盾，孙武认为要经济的选择后勤补给方式。一是要“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二是要“速胜”。宁要“拙速”，也不要“巧久”。他提出了“上兵伐谋”，“其下攻城”，尽量减少战争的伤亡和消耗，目的在于避免“用兵之害”，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境界。总之，在孙武看来强盛的国民经济，是优势军事实力的后盾。
孙膑对战争与经济的依赖关系也认识的非常清楚。《孙膑兵●见威王》篇指出，进行战争要“有委”“事备而后动”。“强兵”篇中，他在否定了“政教”“散粮”“静”等所谓“强兵”的观点后，果断地指出了“强兵之急”在于“富国”。提出这一见解的根据，在于孙膑认识到当时兼并战争向统一战争转变的特点，孙膑主张战争要“有委”，有充足的物质准备。这是他对孙武“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战争经济思想的继承。“富国”与“强兵”揭示了战争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只有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实现“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的最终目的。孙武、孙膑都以军事家的战略思维，把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认识到经济是进行战争的基础，是使军队强大的前题，也是保证战胜的基本条件。“富国强兵”较“因粮于敌”又有发展，避免了过于依赖敌国资源，速战速决战争的局限性。
(三)战略战术
在战略指导上，孙武、孙膑都主张以“道”制胜，《孙子兵法●计》篇以“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指出战争应该得到民众的支持。“谋攻”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胜是最高的战略。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积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术上则更注重于“诡道”，将“诡道”十二法写入兵法中，打破了“不鼓不成列”的战法和传统礼教的束缚。其伐谋伐交，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兵以诈立，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等，主要是针对春秋实力薄弱一方对抗实力强大一方，以“诡道”的战争艺术，闪烁出兵家智慧的光芒。而孙武之“道”是指政治规律而言，其“诡道”是指不同的克敌之战术。宋张预《十一家注孙子》注：“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拽柴扬尘，栾枝之诡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可见孙武的“诡道”就是战术上的“变”、“出奇制胜”，对后世的军事战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孙膑讲“道”是指军事规律、客观的规律性。“用兵之道”“兵之道”“用兵移民之道”“富国”“强兵”之道，虽多处用“道”，却没有讲到一个“诡”字。不讲“诡道”，并不等于不用谋诈之法。孙膑在战略指导上主张“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主张“必攻不守”、以“道”制胜，也是针对战国时期大规模的野战、机动战、攻城战而言。战术上则以“锥行”“雁行”“剽风”等阵法，也善于运用“钓战”、“昧战”、“乖战”等诡诈之法。由于先进武器弩机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对远距离敌人的杀伤力。还因为骑兵的参战，包围、奇袭、迂回、伏击等为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创造了条件。
《孙膑兵法●擒庞涓》就是以谋诈、佯动、示弱等惑敌术取得桂陵之战胜利的，每一环节都显现出孙武“诡道”的计谋，并将其活学活用。这岂止是继承，更重要地是开创了“必攻不守”“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在马陵之战中创造的“退兵减灶”，步步诱敌深入，“猝窘处隘塞死地”，擒庞涓、取魏太子申的辉煌战绩，怎能不令其弟子们赞叹，孙膑所用计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如此善于谋略用术的军师，再加英勇善战的将士，锐意改革的君主，“诸侯东面朝齐”，孙膑名扬天下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
(四)客观环境
《孙子兵法●行军》篇关于“处军”“相敌”都与地形、气侯条件密切关联。提出军队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扎寨宿营，都必须借助有利的地形，针对山地、江河、斥泽、平原四种地形，提出了不同的处军方法，但总的原则是“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对于“天涧、天井、天罗、天陷、天隙”危害极大的五种地形是不能靠近的，应该引诱敌人进入。孙子用“地形、九变、九地”等大量的篇幅论述地形，可见地形对军事的影响之大，因而形成了军事地形学，对后世军事家是有很重要影响的。
《孙膑兵法》对孙武军事地形学的继承，主要是充分地利用地之助，如《陈忌问垒》篇，阐发了在山地作战要充分利用地形的有利态势。马陵之战就是利用了马陵道谷口狭隘，两侧险峻的地势,将魏军“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取得歼灭魏军的胜利。“地葆”篇提出了“阳”“阴”“直”“术”四种地形条件，论述了“五地之杀”“五地之胜”“五草之胜”“五地之败”等，集中反映了孙膑军事地形学的理论。其中，“天井”“天隙”与孙子同。“天离”即孙子“天罗”，离、罗古音近，得通用，五种地形是继承孙武军事地形学的理论。孙武、孙膑都认识到在战争中，应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主要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战胜。他们的观点大部分充满着朴素的唯物主义，但也有唯心主义的客观反映，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
(五)军队建设
《孙子兵法》高度重视对将帅道德品行的培养，在“计”篇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战”“谋攻”篇都对将帅有要求。“地形”篇要求将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还要求将帅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善于治军，要善待士卒如“爱子”，不可使其为“骄子”；要赏罚有信，使其在困苦中共患难，在作战中同生死。激励他们英勇善战，拼死杀敌，奋力效国。
《孙膑兵法》多篇文章都论述了关于在军队建设中，如何治军的问题。如“八阵”篇提出“王者之将”的综合素质，“篡卒”篇中提出的“治军八项原则”，比较全面的论述了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政素质，以及战争、经济与民众的各种关系。还系统的提出了军队教育训练理论的“五教法”，非常注重兵员的素质，要求精选士卒，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用兵作战要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孙子兵法●军争》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膑兵法●延气》在孙武关于根据军队的士气变化规律，掌握士气，捕捉战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军聚众”，在于“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全面地鼓舞士气的原则，是确保军队作战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旺盛的战斗力，以保证战胜。
军事思想的继承性，是来自于战争条件的一致性和战争规律的共同性。孙膑还继承了孙武“将能而君不御”“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国君对军队的重大责任。孙膑所阐述的军事理论，以及他直接谋划指挥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显明地体现了对孙武军事理论和思想的明用、暗用、阐发及实践中的直接运用。《孙膑兵法》“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阵、势、变、权”的指挥原则，“用阵三分”，灵活多变的阵法战术，“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本主义思想，“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的军事指导思想，都较孙武生活的春秋时代所产生的军事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孙子兵法》对《孙膑兵法》的影响，《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师承，不是一般的、个别的，而是全面、具体、深刻的，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祖述和再现。”
四、创新贡献
《孙膑兵法》一方面继承了孙武为代表的春秋以前的军事思想，另一方面又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实践经验，对前代的军事科学，有所丰富，有所发展。其主要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持久战
《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孙膑在回答田忌所问如何战胜“众且武”敌人的问题时，提出了打持久战的观点。他说：“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这就需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乘敌人不注意时，向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实施突然的反击，以期一举歼敌。这种用时间转变形势的战法，应视为持久战思想的萌芽。孙膑持久战思想，也是在战争的实践中产生的。
在桂陵之战中，魏国虽然大败，但并未放弃围攻邯郸。《吕氏春秋●不屈》篇载：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弗能收”，可见魏赵两国在当时进行的是持久战。孙膑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所产生的持久战思想，虽然还很肤浅，但在此之前，军事理论都是强调速战速决的。如《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九地”篇强调“兵之情主速”。孙膑持久战思想较之孙武速战速决思想，是一种创新，也是他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发展的贡献。其后的秦赵长平之战，两国相持两年之久；秦灭六国用了20年之久，持久战思想既实用，又影响深远。
（二）预备队
《孙膑兵法●八阵》篇提出了“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在“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左，一在于右，一在于后”的作战原则。“势备”篇中用宝剑作比喻，形象而深刻地说明宝剑“旦暮服之，未必用也。故曰，阵而不战，剑之为阵。”这实际上就是军队部署中的预备队思想。
为保证军队在战斗中有较大的韧性，较持久的战斗力，以加强进攻的连续性和防御的稳定性，必须把兵力合理的部署，留出预备队作为机动。预备队是古代用兵布阵讲求整体效应的一条重要原则，孙膑把它作为军事理论提出，应是对战争实践经验总结的又一创新。
（三）机动战
孙膑以军事家的观察和思维，战略上提出了“必攻不守”的原则，为大规模机动作战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识到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骑战的若干原则。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
《武经总要》载：“孙膑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地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必将习之，乃可从事焉。”孙膑把骑兵作为快速机动部队，突出了其正面突击、邀敌、奇袭、侧翼包抄、长途追击、敌后骚扰等作战任务。《孙膑兵法●八阵》篇有“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危则多其弩。”在步骑车弩兵联合作战的战场上，骑兵的机动性突出在执行险要任务。
《孙膑兵法》世无完书，其作战指导思想除了银雀山竹简书所反映的内容外，《通典》、《武经总要》等古籍所载孙膑的言论，也是不可忽视的。孙膑对骑战原则的总结，所表现出的对快速机动战的重视，其学术价值和对战争指导的作用不可低估。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用骑兵的机动性强的特点，袭击赵营，并与步兵协同作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秦统一后，骑兵摆脱了以往辅助兵种的角色，成为了和重步兵、轻步兵、弩兵等一样可以左右战争的角色。
（四）歼灭战
《孙膑兵法●月战》篇所付残简中，保存有孙膑对战争胜利看法的一段文字，他认为胜有不胜，不是全胜。只有“履军杀将”将敌人全部歼灭才是全胜，这应是他歼灭战思想的萌芽。
孙膑参与指挥的桂陵之战，曾先后四次用计谋，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取得了野战设伏，聚歼敌人的胜利。马陵之战，正是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明确，奇谋战术运用得当，既能因势利导，发挥主观积极性，减灶诱敌，调动、消耗敌人；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客观地理条件在马陵伏击；所以，才能取庞涓而擒太子申，歼灭魏军十万之众，创造“履军杀将”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马陵之战，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
马陵之战所创造的歼灭战的范例，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战争的形式多是击溃战。如孙武等率军五战入郢皆为击溃战，以把敌人打跑、打败为战果。而马陵之战后的战争形式，则多以“履军杀将”歼灭敌人，以封建兼并统一争做霸主为目的。如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军运用正确的战争谋略，合理的部署兵力，包围歼灭赵军45万。这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杰作，是对孙膑“履军杀将”歼灭战思想最好的解释。
五、影响深远
孙膑以刑残之躯，特立于战国的历史舞台上，其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其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反映出他不但是一位战绩辉煌的军事谋略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孙膑在桂陵、马陵之战中，战前步步调动和高妙的运筹，使庞涓步步落入了逆境和劣势，最后形成两军相遇，齐军必胜魏军必败的不可扭转之势。两战之胜，尽在人谋，而不仅是兵力相角。这就集中体现了孙武的“先胜”思想，不待兵交就已经有了八成胜算，真可谓“上将伐谋，其次伐兵”。孙膑继承和弘扬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实践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充分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围魏救赵”的谋略，“减灶诱敌”的诈术，为后是军事家创造了效仿的典范。因此，我们对孙膑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孙膑兵法》的《擒庞涓》《陈忌问垒》等篇，还弥补了《史记》《战国策》等书记载的不足，为我们研究战国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由于战国时代的局限，《孙膑兵法》也反映出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军事理论著作。可与《孙子兵法》并称为“孙氏之道”，可与吴起、商鞅等被赞为“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的典范。孙膑的一些军事思想影响深远，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现代战争与军事科学的发展，仍不失启迪、指导、借鉴的宝贵作用。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已经40周年了，《孙膑兵法》重现光华。这一考古学上的盛事，曾被列为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新中国50年最有影响的考古成就之一；2001年又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年）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