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操
张作耀 撰稿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创立者。一个对于结束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为中国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一大批人，特别是为曹操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对于曹操的功业及其为人，千百年来褒贬不一，但对他的军事才能，总体来说却是共认的。
一、倥偬军旅数十年
（一）从洛阳北部尉到典军校尉
曹操为了生存、出仕、谋业，必须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因而少即习武，并知文武之用，“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做了洛阳北部尉。他在这个维护地方治安的武职位置上，虽然为时不长，但却做得有声有色，竟然把皇帝最为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杀了，轰动了京师。曹操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宦官的气焰。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想出了以退为进的计策，说曹操有本事应该升官，从而把他赶出了洛阳，外放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县令。然后，不久朝廷便以其他理由把他免了官。
曹操三十岁时，被授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军。骑都尉是二千石的官。这是曹操仕途上的一次重要的晋升。据历史记载，皇甫嵩、朱儁讨颍川黄巾，出师不利，被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打败，包围在孤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之内。曹操率兵赶到，与皇甫嵩、朱儁合兵共战，大破颍川黄巾。
曹操参与镇压黄巾军，立了功，得到提拔，做了济南相。他在济南相任上，干了两件彪炳史册的事。第一件：奏免贪官污吏。济南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曹操“奏免其八”。第二件：禁断淫祀。他把六百余祠屋统统毁掉，禁止吏民祠祀。曹操对于做的这两件事，也有点后怕。他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他当时的心情说，“故在济南……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曹操不愿违道取容，称疾回到家乡。此期间，朝廷因其“能明古学”曾给了他一个“议郎”的称号。一年后，中平三年（186年），被任命为都尉，再次进京受职。中平五年（188年）八月，朝廷“置西园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典军校尉是真正的高级统兵将领，惜其未有建树，而董卓乱起。
董卓为把曹操拉在自己一边，推荐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既知董卓为人，又知天下即将大乱，董卓必败，更知天下大乱乃成大业之机。因此，没有接受，遂“变易姓名，间行东归”，逃出京城，自图发展。
（二）陈留起兵
曹操本想回到老家去，但到了陈留（今河南开封境）便停下来。史载，“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今河南宁陵西南），是岁中平六年也。”
曹操为什么在陈留首举义兵呢？从军事的角度说，不能不说这是他的军事智慧的一次体现。第一，曹操已经充分认识到天下即将大乱，时不我待，决心尽快首举义旗；第二，陈留地理适中，如谋大事，西取洛阳，以为天下倡，陈留要比老家谯(今安徽亳州)好得多；第三，陈留太守张邈是自己的朋友，当时亦在酝酿起兵，两人意气相投，既便安身，又便共同起事。
曹操陈留起兵，首为天下倡，合义兵以讨董卓，极大地鼓舞、支持了全国反董卓的势力，促进了全国性反董卓联合行动的形成。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众各数万，共推袁绍为盟主。袁绍主盟，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曹操虽然首举义旗，但没有相称的官职，也没有相应的地盘和足够的势力，所以不能以同等地位与盟。袁绍给了他一个“行奋武将军”的名号。
董卓得知义军并起，“恐惧不宁”，遂把洛阳烧了个净光，裹胁汉献帝和洛阳数百万人口移都长安。在董卓移都长安的时候，袁绍等人惧怕董卓兵强“莫敢先进”。曹操见此情形，很是着急。他对袁绍等人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这是我们见到的体现曹操军事思想的第一篇说辞。曹操没有说动袁绍，于是自己率兵追击董卓的军队。追途中，因为兵力相差悬殊，与战不利，死伤甚多，自己也被乱箭射中。战败后，他渡过汴水，回到自己的家乡。
曹操回到家乡立即把曹氏、夏侯氏各家动员起来。随后，又与曹洪、夏侯惇等到扬州募兵。不久，他带着新募的三千左右的人马进屯袁绍驻地河内。然后，他到酸枣（今河南延津东南），看到张邈等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对他们“持疑而不进”进行了指责，同时剖析形势，又一次献出很有针对性的用兵谋略。当时各路军名为结盟，实际上各有各的打算，谁也不愿把自己的兵马置于前阵。因此，曹操的据险、示势、疑敌、引而不发的战略思想，依然不为张邈等用。
不久，联军内便起了内讧。袁绍、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他们的借口是，“朝廷（献帝）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曹操断然“拒之”。曹操给袁绍如下答复：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所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即你们拥立刘虞（虞为幽州牧，在北），我则仍然拥护幼主刘协（献帝，时在长安，在西）。这表明了他与袁绍在政治态度上的根本分歧。次年（191年），袁绍迫使韩馥让出冀州，自领冀州牧，韩馥自杀。
（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壮大自己
人们常说，曹操是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话是对的。因为，曹操的确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壮大了自己，成了一方诸侯，从而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根基，并以收编的农民军为主力，打下了半壁江山。
1.破黑山，得官东郡太守
东汉中期以后，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其中，张飞燕“黑山军”差不多一百万人。初平二年（191年）秋，黑山军十余万众攻略魏郡（治邺，今河北磁县南）、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曹操击败黑山军白绕部后，袁绍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自此曹操算是有了自己的地盘。
初平三年（192年）春，曹操屯军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黑山军于毒等攻东武阳。曹操采用“救赵而攻魏”的策略解了武阳的围。然后，乘势用兵，大获全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虽然打败了黑山军，但并没有同黑山军形成严重的军事对立。所以，当曹操讨伐河北袁绍父子时，黑山军果断地站在曹操一边。
2.收黄巾，自领兖州刺史
中平末年（188－189年），随着大乱之机，各地黄巾军再次壮大起来。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三十万众攻入太山郡。初平三年四月，黄巾军以百余万之众攻入兖州，兖州牧刘岱战败被杀。刘岱既死，兖州无主。真可谓是黄巾军为曹操提供了大发展的机会。曹操部属陈宫、济北相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
曹操领兖州牧后，立即带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今山东东平境）。十二月，追黄巾到济北（今山东长清南）。黄巾被迫乞降，曹操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青州兵”。曹操收编黄巾三十余万众，切实奠定了以后大发展的根基。
曹操取敌以资己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成功了。他正是以收编来的这股兵力和自领州牧得到的地方兵为本钱，并不断扩大，最后取得逐鹿中原的成功。
（四）为巩固基地和扩大地盘而战
曹操自领兖州牧，收编青州兵，正在意气风发谋取更大发展的时候，初平三年，朝廷派金尚为兖州刺史。曹操即派轻兵迎头痛击金尚于途中。金尚投奔了袁术。
朝廷派人来做兖州牧，促使曹操加紧实现谋划中的两件大事，第一，必须得到朝廷的正式策命，进而西迎皇帝，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奉天子以令不臣；第二，以兖州为基地，武力平天下。
当时，各路诸侯均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曹操明白，形势所迫，只有积极参与到你争我夺的激流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也才能够有机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破袁术
曹操大破袁术，是他第一次参入到军阀大战之中。初平四年春，曹操军驻鄄城（山东今县）。袁术军入陈留，屯封丘（河南今县），侵犯了曹操的领地。曹操率兵迎击，首战于鄄城与封丘之间的匡亭（今河南长垣西南）。战争中，先是长驱近百公里，围歼袁术军前头部队于匡亭，继而又围袁术本部于封丘，追敌途中“决渠水灌城”，迫敌不能立足，然后以追穷寇之势追歼敌人。袁术兵败南去，自为扬州刺史，做起了皇帝梦。
2.征陶谦
初平四年（193）秋，曹操率兵击陶谦。曹操征陶谦，历史上通常强调的是为父报仇，这的确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曹操的父亲曹嵩被陶谦所杀之事，说法不一。但不外两类，其一，曹嵩过境，陶谦派人杀的；其二，陶谦派属下迎接曹嵩，属下贪其财物，杀其一家。不管那种说法，陶谦都难辞其咎。其实，曹操征陶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急于壮大自己，扩大地盘。兖州刺史的势力要发展，必须把青、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于是陶谦便成了继袁术之后的曹操第二个讨伐的对象。曹操率领大军击陶谦，势如破竹，连连攻拔十余城，很快便打到陶谦的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时，曹操被一种交织的夺地和复仇的心情激励着，已达到疯狂而不能自抑的程度。据记载，曹操“过拔取虑（今江苏睢宁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夏丘（今安徽泗县），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第二年，兴平元年（194年）夏，曹操第二次攻陶谦，又连拔五城，依然屠杀无辜，“所过多所残戮”。这次复仇与拓地之战把他诡诈、多疑、残忍、嗜杀之性完全暴露出来，从而大失民心，甚至一些朋友和亲信也心不自安而急于离开他，或铤而走险，或另谋发展。
3.战吕布
曹操征陶谦，不以杀人为意，很快得到报应。他的朋友张邈和亲信陈宫以及所属郡县大都心不自安而叛离了他，共迎吕布为兖州牧。曹操从讨陶谦的前线匆匆赶回东阿，见形势大变，头脑清醒了许多。吕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吕布屯濮阳，使曹操松了一口气，他对部属们说：“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山东今市），断亢父（治今山东济宁南）、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⑽[i] 兴平元年（194年）八月，曹操主动攻吕布，先袭濮阳西之吕布别屯，身自搏战，从早至晚，数十回合。曹操与吕布相持百余日。吕布、张邈败，吕布东奔刘备，张邈到袁术处求救，路上被自己的士兵杀死。张邈使其弟张超率领将家属屯驻雍丘（今河南杞县），操围城数月，破城后，灭老朋友张邈三族。曹操在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出奇制胜，大破吕布等军，再平兖州，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五）初试“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收编青州兵，继而以兖州为基地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之时，也正是长安大乱之时。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杀董卓。六月，李傕、郭汜攻长安，杀王允，击吕布，吏民死者万余人。不久，李傕、郭汜起了内讧，死者万数。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原皆董卓部曲）等护卫下，历经数月，挣脱李傕、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建安元年（196年）七月回到洛阳。
1.迎帝都许，把汉天子控制起来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当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劝袁绍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但袁绍听不进去。因为他想自己当皇帝。至于袁术，那就更是鬼迷心窍，看不到这一步。曹操认识到，一时间汉天子这面旗子仍不失为重要武器。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衡天下外，一直在考虑谋迎天子的问题。他的部属，治中从事毛玠对曹操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荀彧劝曹操说：“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曹操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立即派遣曹洪率兵西迎天子，但遭到卫将军董承的抗拒。不久，时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史载，大将军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操，操乃引兵进了洛阳，当机立断，趁其他兵众大多在外之机，赶走了韩暹，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天子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随后，曹操趁诸多外兵尚无察觉自己的意图的情况下，按照原来的谋划，迅即“移驾”（实是挟持）出洛阳，迁都于许。
许县完全在曹操的统制之下。献帝别无所依，为了收拢曹操，到许之后，亲自到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当时，封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耻为操下，上表不受。曹操权衡形势，甚知最重要的决策无过于稳住袁绍，因而即以大将军让绍，“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与此同时，他还做出了“行屯田以资军食”的决策。屯田的成就，解除了粮荒，极大地支援了战争。
当然，曹操在谋决诸多大事的时候，考虑更多的依然是军事。在他看来，一切都要服务于军事。所以，几件大事略定便即谋划逐鹿，以期完成更大的抱负。
2.南征张绣
曹操据许，拥有兖、豫二州的时候，群雄割据的军事局面已成定势：北面，袁绍据冀，并控青、并二州，公孙瓒据幽州，张杨据河内；东面，吕布据徐州，袁术据淮南；南面，刘表据荆州，张绣据南阳，孙策据江东；西面，韩遂、马腾据凉州，张鲁据汉中，刘璋据益州。这是一种自己居中的军事态势，如果策略运用得当，便于各个击破；反之，如果策略运用不当，则四面受敌，处敌包围之中，前后牵制，左右挚肘，将使自己处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之中。
曹操本拟先取吕布，但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张绣自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引兵向南，入据南阳，成了直接威胁曹操的最近之敌。张绣突然自西而来，在曹操看来，虽然增加了一股敌对势力，但也有点正中下怀，因为：第一，张绣的兵力是诸雄中最弱的一股；第二，张绣驻宛不久，根基不厚，立足未稳；第三，距离最近，便于进击；第四，这样一股相对软弱的敌人和屯兵态势正好为他提供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试兵机会。因此，曹操果断地调整战略——先征张绣。
曹操三次征张绣，有胜有败，有得有失。第一次，先胜后败。甚至把儿子曹昂的性命都搭上了。第二次，获得一定小胜。第三次，主动撤军，虽胜而挫。所以，严格说来，曹操征张绣虽然从战略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战术上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一年后，建安四年十一月张绣在贾诩的说服下投靠了曹操。曹操不计前嫌，接受张绣来投是其诸多成功决策之一例。不久即见大效。官渡之役，绣力战有功，迁升破羌将军。
3.东讨袁术
曹操南征张绣，初战失利，带来了特别不好的影响，二袁更加不把曹操放在眼里。老早就做皇帝梦的袁术，遂于建安二年春在寿春称帝。
袁术与吕布本相安扬、徐。袁术称帝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表面化了。于此同时，曹操离间袁术与吕布之间的关系和一个完整的征伐袁术的计划形成了。第一，封赏吕布，激化吕布、袁术之间的矛盾。第二，笼络孙策，让其联兵讨术。利用吕布、孙策以打击袁术的策略获得成功，袁术成了无援的孤立之敌。
建安二年九月，曹操率军东征袁术。袁术前为吕布所破，后被曹操所败，兵弱将死，众叛亲离，府库空虚，不能自立。穷途末路，呕血而死。
曹操讨灭袁术，用兵不巨，战斗不多，但取得了最为理想的结果，原因就在他的战略战术运用比较得当：第一，利用袁术刚刚僭号，人心不服，天下共愤之机，以汉天子之命讨伐不义；第二，利用诸敌之间的矛盾，以敌攻敌，取两伤之利；第三，赶敌南去，遏敌北走；第四，逼敌处于流动作战之中，使敌不仅无险可凭，而且无地可据。
3.长驱伐吕布
群雄并立，但时常萦回于曹操脑海中的最主要的是两大劲敌，一是北方袁绍，二是东方吕布。先战袁绍，抑或先讨吕布？这个问题，曹操一直在盘算。部属荀彧、郭嘉都主张先取吕布。建安三年九月，曹操开始正式讨伐吕布。十月，屠彭城。吕布虽然骁猛，但无谋而多疑，诸将各怀异心，形不成战斗力，所以每战多败。曹操水困下邳，围城三月，布众上下更加离心。十二月，其将侯成与宋宪、魏续等一起把陈宫、高顺捉起来，率众投降曹操。吕布途穷出降。曹操本不想杀他，在旁的刘备急说：“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吕布曾是丁原（字建阳）、董卓的部将，二人都是被吕布亲手杀死的。曹操明白了刘备的意思，点头表示理解，遂命人把吕布勒死。与吕布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宫、高顺等。
曹操攻灭吕布是其走向最后成功的重要一步，其最为重大影响是，解除了北向用兵的后顾之忧，不再两面对敌。
（六）平定袁绍父子和北征乌桓
1.官渡胜袁绍
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这次战争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曹操先把吕布、张绣、袁术等南面、东面之敌解决了，绝除后顾之忧，然后北战袁绍的战略是正确的。同时，西抚韩遂、马腾，东联孙策也获得了成功。刘表也表示了中立态度。这样，改变了原来的军事态势，便可放心北拒袁绍了。
曹、袁双方至少从建安二年即开始积极备战。建安四年，双方都完成了解除后顾之忧的征讨，一场关键性的战争便即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当时袁绍拥兵数十万，用于对操战争的兵力有“十余万”；而曹操调动到河北前线的兵力不过三万余人。但就双方兵众精神状况言，袁绍之众连年与公孙瓒作战，最后获得胜利，是疲兵，也是骄兵。包括袁绍本人，“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曹操之兵虽也征战历年，但却始终知道自己处于劣势，上下自戒，保持着较高的战斗警惕性；并且训练有素，正如曹操在后来发的《军策令》所言，“是时士卒精练”。
建安四年（199）八月，曹操率精兵二万，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对于袁绍、曹操的战略部署，论者多言袁绍之非而称曹操之得。其实，就当时袁绍的绝对优势兵力而言，出黎阳，战白马，经阳武，取官渡，直捣许昌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是迟于行而疏于备，给曹操以可乘之机。曹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完全掌握了袁绍的战略意向，针对袁绍的直线进攻方略，不在沿河构防御敌，而是后退一步，布防官渡，以逸待劳。
袁绍命陈琳作檄文，历数曹操之罪恶，把祖宗三代都骂了，同时遣其将郭图、淳于琼和颜良渡河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境）。建安五年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西向延津。袁绍闻操将渡河击其后，立即分兵西应；操乃东趋白马，使裨将军张辽、偏将军关羽（此前，正月曹操击溃刘备，擒关羽以归，拜偏将军）为先锋率先击敌，关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操解白马围，然后“徙其民，循河而西”。袁绍气极，渡河追操。袁绍军至延津南，操勒兵驻营白马山南阪下，立即酝酿成诱敌之计。时曹操骑兵不满六百，大破绍军五六千骑，斩其将文丑。
曹操斩颜良、诛文丑后，军还官渡，袁绍则屯延津，两军处在相持态势中。继而，袁绍自率大军由延津进驻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准备寻找机会同曹操决战。八月，袁绍连营向前推进，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官渡以北一线布兵，东西数十里。曹操分兵相应，并急调屯兵原武的于禁军回守官渡。当时，有袁绍运粮车千乘至官渡，曹操用荀攸言，即以偏将军徐晃和史涣击走袁绍护粮将韩猛，“烧其辎重”，取其粮食。十月，袁绍再次遣车运粮，使其将淳于琼等率兵万余人护送，在袁绍本营以北四十里之故市、乌巢宿营。史载，正在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曹操。许攸献策：“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曹操于是亲自率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夜从间道出，迅即包围了淳于琼的屯营，大放火，淳于琼营中大乱。因此大破敌军，斩淳于琼，尽烧其粮谷宝货。
这时，曹操又一次忘乎所以，暴露出他嗜杀残酷的一面。袁绍与袁谭等弃军去，仅与八百骑渡河，至黎阳北岸。绍余众降，操认为他们是被迫伪降，所以统统杀掉，“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
曹操为人的两面性常在同时同地表现出来，就在他大杀降俘的时候，清查袁绍文件，得许下及军中人给袁绍的信，即令全部烧掉，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表现出宽容大度的一面。
官渡之战操胜绍败。从曹操一方说，重要的原因略有以下几点：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其众虽少，却是王者师，出师有名，讨逆伐邪，正义在己。第二，长于从善。他采用了荀彧、荀攸、贾诩等谋臣和新投来附的许攸的建议，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将士精炼。第四，善于用奇。第五，亲临前敌，壮己志气，灭敌威风。
2.讨平袁氏兄弟
官渡之战，袁绍与其子袁谭等仅以八百骑渡河，失败之惨可想而知。曹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尽坑其降者。冀州诸郡大多举城降操。
建安六年（201年）四月，曹操再次北上，扬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大破之。七年五月，袁绍忧愤病死。死前未能确定继承人，诸子争立。最后少子袁尚取代绍位，为大将军、冀州牧。长子袁谭只好自称车骑将军，出镇黎阳。自九月至第二年三月，曹操大战袁谭、袁尚于黎阳，谭、尚败退还邺。谭、尚败退之后，郭嘉对操说，袁绍二子，回军之后必将分裂，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示以南征刘表的假象，以待其变。曹操最善示假，而且屡屡得手。他采纳了郭嘉的计谋。果如曹操、郭嘉所料，不久，袁氏兄弟反目，袁谭攻袁尚，谭败。袁谭遣辛毗向曹操求救。辛毗见操，转达袁谭求救之意，但他实际完全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指出“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劝操取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
曹操应袁谭之请发兵，十月至黎阳。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操渡过黄河，截断淇水，使其东北流，注入白沟（今卫河），以通粮道。三月，曹操进军至洹水（今安阳河），继而至邺。五月，引漳水灌城，“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七月，袁尚败，逃亡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击走袁尚，军屯邺城，遂以邺为大本营而着力经营。建安九年九月，自领冀州牧。
袁谭在曹操围邺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联合曹操是一大错误，试图叛离，径自掠取已为曹操占有的地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攻谭，从早到中午仍然攻不下来，“乃自执桴鼓，士卒咸奋，应时破陷”。城破，袁谭败走，操追杀之，并诛其妻子。同时斩杀袁氏父子的老臣郭图等及其妻子。与此同时，他人格的另一面也有表现。派人“宣传明教”，“告谕吏民，使各安故业，不得相侵，城中乃安”。同时曹操还下了一道《赦袁氏同恶令》，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诸此，都对稳定局势、安定民心起了积极作用。
建安十年（205）十月，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干迫于形势投降，曹操为了专力讨伐袁谭仍然任命他为并州刺史。但不久他又反了，曹操先遣乐进、李典击之。继而，次年（206）正月，亲征高干。高干听说曹操亲征，惧而逃走，在逃走的路上，被上洛（今陕西商县）都尉王琰捕杀。曹操征高干，正值寒冬，虽无大的战役，但相当艰苦。他在征途中有所感而作《苦寒行》，描述了行军的艰苦，抒发了自己的感慨。长诗写得既凄且壮，成为大家公认的描写古代战争的绝唱。
3.北征乌桓
建安十一年（206），北方大股军事势力均已平定。建安十二年（207）二月，大封功臣并免除战死者遗孤的赋役，为他下一步的行动，即出兵乌桓，作军事上和精神上的动员和准备。
先是，三郡（辽东、辽西、右北平）乌桓“承天下大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十余万户”，袁尚败，“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乌桓势力与袁氏兄弟相结，成为曹操北方的严重威胁。对曹操来说，乌桓与袁氏兄弟的残余势力，不除不足以安定幽、冀，更不能南下江、汉以击刘表、取孙权。
曹操用兵甚重粮草，欲击乌桓，但怕军粮难以运达。因此，未曾起兵即采用了董昭的建议，开凿平虏渠与泉州渠入海通运。在战术上：他听从郭嘉意见，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攻其不备。开山填谷五百里，出卢龙，直趋柳城。袁尚、袁熙与乌桓首领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乌延等率数万骑兵仓促迎战。曹操“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前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万余口。”乌桓辽东单于苏仆延等与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他们的人马仍有数千骑。曹操分析，公孙康一向惧怕袁尚等，如果急攻，他们就会联合抵抗，如果缓攻，他们因为各怀异心，必然互不相容。果如所料，不久公孙康怕袁氏兄弟对己不利，即斩袁尚、袁熙及苏仆延等，将其人头送到曹操面前。
曹操自柳城撤兵，不是由原路返回，而是走南路，向西南方面行进。归途中东临碣石山，以观沧海，写下了《观沧海》和《龟虽寿》名篇。
曹操出兵乌桓的主要目的是彻底摧垮袁氏势力，平定三郡乌桓实是他统一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步。不宜视为反对外来侵略，也勿需给曹操冠以“民族英雄”的帽子。曹操因要彻底消灭袁氏势力而发动的平定三郡乌桓的战争，客观上使北方获得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北方民族关系的融合、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并有效地支持了他的长期统一战争。
（七）兵败赤壁
曹操北破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满怀胜利的喜悦，于建安十三年（208）正月回到邺城，六月废三公官，自为丞相，七月不俟休整，立即开始了南向用兵的准备。当其得知孙权已破江夏，甚感时不我待。因此，采用“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策略，直趋宛、叶。
正当曹操疾趋宛、叶之时，八月间刘表死了。次子刘琮继为荆州牧。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知难抗敌，听从属下蒯越、傅巽、王粲等议，举州投降。
刘琮既降，荆州地盘之内刘备和刘琦就是主要敌人了。刘备率部急往南撤，曹操轻军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阪追上了刘备。刘备大败，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
曹操据有荆州，威声大震。当时，曹操本有两条可取之策，一是不要在江陵停下来，而是乘胜迅即东下，急破刘备于孙、刘联盟形成之前；二是索性缓攻刘备，先事休整然后再进。但曹操的决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在江陵耽误了一段既不长也不短的时间，给了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致使孙、刘联盟得以形成。
曹操率兵自江陵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甚惧。诸葛亮奉刘备之命随鲁肃见孙权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劝说孙权早下决心联合抗操。正在此时，曹操把恐吓书送到了孙权面前，孙权群臣“莫不向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明确主张投降。孙权听从鲁肃和周瑜建议，决定抵抗。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然后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顺水而下的曹军相遇。
据载，两军刚一接战，曹操即吃了败仗，不得不把军队“引次江北”，把战船靠在北岸乌林一侧。时值寒冬，北风紧吹，战船颠簸，曹军将士不习舟楫，眩晕不能自抑；又加军中疫病流行，战斗力大损。曹操为了固结水寨，解决战船颠簸、士兵晕船之苦，令将士们用铁链把战船连锁在一起；此时陆军亦陆续到达，亦令岸边驻扎。曹操、周瑜两军隔江相望，曹操连锁战船对方很快就知道了。黄盖向周瑜献诈降、火攻之策。
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南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以所备之满载薪草的船舰出发，曹军吏士毫无戒备，黄盖令众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柴”。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周瑜等率轻锐随后，雷鼓大进；同时刘备也自蜀山向乌林进发。曹军大溃。曹操知道不可久留，于是下令自焚余船，引军西走。操“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操军兼以疾疫，死者大半。
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那为什么失败了呢？从思想上说，曹操南征荆州，本承北伐乌桓获得大胜之后，骄傲情绪很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从战略上说，第一，他贻误了战机，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第二，他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而与敌之所长相较，使之在特定条件下，优势兵力转化为劣势。从战术上说，第一，曹操其人深知兵法之要，尤善水、火之攻，但他为了解决士兵晕船竟将战舰连锁起来，而未谋及易被火攻的危险。第二，曹操其人最善用诈，但他竟不识黄盖之诈，完全相信黄盖真降，而不做任何一点防范。如果稍存戒心，做些防患于未然的必要部署，至少陆营可保，不致大溃。当然还有些绝非人谋的原因，诸如第一，疫病流行。第二，寒冬刮东风、南风殊难料及。严格说来，冬天间有东风南风并非偶见，作为统帅亦应知天时之变。第三，迷失路途，致使败兵再次受创。
总之，曹操赤壁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根本原因在于曹操自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导致虑事不周，战术失当。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此论不无道理。
（八）西征马超与韩遂
赤壁战后，曹操甚知孙刘联盟已成气候，绝非一时可以瓦解，因而对其采取战略防御，屯田、戍边，加强边防，以期取得时间，排除异己，稳定地位，巩固权力，整肃、扩大、发展兵力，然后再谋用兵。
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发展和军事演练，曹操的预期目标达到了，兵力、军需粮秣都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又具备了征战的基本条件。
曹操决定西征马超、韩遂。原因有二：第一，马超、韩遂镇兵西北，一直是曹操的心腹大患；第二，赤壁战后，形势变化，孙权为了北面抗操而将西联韩、马。曹操如想南征孙、刘，西取巴蜀，就必须解除后顾之忧和前进中的障碍，所以，西征马超、韩遂便成了军事博奕中必走的一步棋。
曹操的征伐目标本是马超、韩遂，但他们都是朝廷加封的命官，且无反叛迹象，讨伐无名。司隶校尉钟繇帮他想到了“假道虞国以伐虢”之计，想到了先讨张鲁从而加速马超、韩遂造反的策略。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遣钟繇讨张鲁，并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关中诸将果然疑操伐己，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马超等反，便可名正言顺地发兵征讨了。秋七月，曹操以五十七岁之龄，不辞鞍马，再次驰骋疆场，率军出征。九月，大军全部渡过渭水。随后，曹操酝酿出了精彩的离间疑敌之计，使得韩、马联军内部互相猜忌。曹操抓住时机，在敌人内部尚未清醒的时候，约定日期会战。韩、马以及关中诸将，众虽多，但心不齐；韩、马既不相得，在实际上已无一个权威的统一指挥者，诸部联军无异于乌合。因此，关西联军虽众，但士气不高。会战之日，曹操先以轻兵挑战，待敌军斗志稍懈，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韩、马等败走凉州。
建安十七年（212）正月，曹操回邺。五月将马超的父亲、卫尉马腾，弟奉车都尉马休，弟骑都尉马铁杀了，夷腾三族；并杀韩遂质子。
曹操平定关中后，曾对诸将谈了这次用兵致胜的原因：第一，盛兵潼关，意在麻痹敌人，待机入河东而西渡河。第二，示弱骄敌，乘敌不备而击之。第三，敌方军无适主，法制不一。当然，离间成功，亦应是曹操取胜原因之一。
（九）再征孙权
赤壁战后，曹操、孙权均知双方必将再战，因而均在积极固边、备战，未曾稍懈。
1.军败叹赞孙仲谋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曹操亲率大军出征孙权。曹操在备战期间，曾让记室令史阮瑀先以曹操的名义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言说历史上凡抗王师者，都没有好下场。最后，给开设二条路，如能把张昭、刘备都杀掉，我给你高位重爵；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要把刘备擒杀也可以得到谅解。
这份富有文采的长信，是招降书，亦是宣战书。它明确告诉孙权，新的讨伐战争即将开始了。当然，孙权也从未对曹操抱有幻想，为了迎击曹操来犯，早在前一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便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市）。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操以号称步骑四十万之大军进军濡须口。第一仗打得还算好，攻破了孙权江西大营，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得知江西大营有失，亲率众七万御操。双方相持月余，曹操始终没有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控制到自己手里。连连遭到孙权的袭击。
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曹操历久不胜，难以为功，又值春雨，再次出现了不宜于北方将士作战的条件。孙权写信给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还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据说，曹操阅后，不仅不怒，反而很高兴地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撤军而还。
2.密教张辽破敌军
曹操自濡须口撤军，建安十八年（213）四月回到邺城。撤军原因固有出师不利、春水将至、胜负难卜、不宜继续暴师在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政治中心。
曹操撤军，非如乌林兵败而返。他从容作了一些御敌部署，一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今安徽潜山县），大开稻田。三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
曹操封公建国，大大震动了孙权、刘备等。建安十九年（214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曹操得知皖城失守，顿觉受辱，因而大怒。时值秋七月，大雨绵绵，曹操再次亲征孙权，却依然无功而还。
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同时，写了一道秘密教令，让护军薛悌带到合肥，封套的边上写着“贼至乃发”四字。孙权兵至，守将张辽、乐进、李典和薛悌等一起把教令打开，教令上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按令行事，奋勇抗敌。张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战斗很激烈，历史的记载也颇为精彩。
孙权围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撤军还。张辽追击孙权至逍遥津北，几乎把孙权捉到。晋人孙盛评论说：“魏武（指操）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
3.屡屡用兵无大功
孙权利用曹操西征张鲁之机，攻取合肥未能得逞。然后，双方相持经年，各自固边备战。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十月再次治兵，发兵征孙权。十一月，曹操军至谯；二十二年正月，军驻居巢（今安徽无为）；二月，进攻濡须口；三月，孙权“请降”。
其时，孙权、曹操都开始注目刘备，因而表现得都很冷静。孙权知其全力抗操实难获得大益，而赶走关羽夺回荆州倒是现实的；曹操亦知目前仍不具备彻底击溃孙权的条件，而刘备据有蜀汉，已成鼎足之势，构成威胁，因而亦在考虑联吴击刘之计。孙权派人请降，正得曹操之意。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报使修好，并且“誓重结婚”。
赤壁战后，曹操与孙权在合肥、濡须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军事接触，双方各有小胜，但都无大的进展。有时，曹操甚或以四十万之众攻孙权，孙权亦以七万或十万之众御操，规模不可谓不大，但终未形成大的战斗，到头来曹操只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罢。
总的看来，曹操赤壁战后对孙权的诸次用兵，虽无大胜，但绝非得不偿失。这是他统筹谋敌的组成部分，对巩固江东防线、西征张鲁和讨伐刘备、关羽等战略战术的确定，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应该肯定曹操的战略决策是成功的。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成功体现，绝不可以其功少而如赤壁之战视之。
（十）得陇不复望蜀
曹操自关中返邺后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内固权力，外击孙权方面。他把巩固、发展在朝权力同对外耀兵用武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交互作用。每次用兵回朝，总是威加一等，爵进一级，位高一重；反过来，位重爵高又影响和推动着军事势力的发展。在此期间，曹操始终关心着西北军事态势的发展。
1.遥制兵，夏侯渊建功西北
曹操回邺，留夏侯渊屯长安，主持西北军事；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夏侯渊则以行护军将军之职，都督朱灵、张郃等，追击马超，并先后击破马超、韩遂余众刘雄、梁兴等。
建安十八年（213），马超杀凉州刺史，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部属凉州参军杨阜与抚夷将军姜叙等起兵反马超，尽杀马超妻子。马超兵败，南投张鲁。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知张鲁难与共成大事，密书请降于刘备。韩遂在显亲（今甘肃秦安西北），亦为夏侯渊所破，奔逃西平（今青海西宁市）。
马、韩平后，西北大的强劲势力已不存在，但还有两股不大的势力使得善谋大局之势的曹操心中不安。一是盘据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的宋建。宋建乘汉末凉州战乱而起，割据地方三十余年，自号河首平汉王。二是河西诸羌。氐、羌都曾帮助马超、韩遂抵御曹军。夏侯渊统兵击灭宋建，同时，另遣大将张郃等“渡河入小湟中（今青海东部）”，河西诸羌尽降。
2.亲督将，张鲁畏服封侯
曹操用兵西北，平定马超、韩遂，无疑是其战棋中必走的一步。但这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是要在此开辟出进一步用兵的大环境，从而夺取汉中，窥视益州，在统一事业上走出更大的一步。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亲征张鲁。四月，曹操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出散关（陈仓西南）入河池（今陕西凤县西北之凤州）。七月，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张鲁见曹操大军来伐，欲举汉中全郡投降，但其弟张卫不肯。张鲁使弟张卫与将杨昂率数万人“据关坚守，横山筑城十余里”。地理形势太复杂，曹操感到没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准备撤兵。主簿刘晔督后，觉得张鲁“可克”，又考虑到“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全”，与其这样，还不如进攻。曹操接受了刘晔的意见，遂进兵，结果打了胜仗，“鲁奔走，汉中遂平”。
对于这次用兵得胜，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或谓张鲁军见曹操大军已退，守备遂懈，曹操乘机密遣将乘险夜袭。或谓曹操获胜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致。历史记载着两个戏剧性的故事：其一，前军夜行迷了路，误入张卫别营，张卫营中以为曹军夜间偷袭，顿时大乱、退散；其二，“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张鲁闻屏障之险阳平关失陷，准备归降。部下阎圃觉得时机不利，主张先抵抗一阵子，然后主动投降。张鲁接受了阎圃的意见，“乃奔南山，入巴中”。走前，部属想烧掉全部宝货仓库，张鲁对大家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于是“封藏而去”。曹操入驻南郑，见府库封藏完好，甚喜张鲁所为，又知张鲁本有归顺之意，遂派人前去“慰喻”。十一月，张鲁尽携全家及其余众出降。曹操知张鲁来降，亲自出迎，即以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同时封张鲁五个儿子及阎圃皆为列侯，并为自己的儿子彭祖娶鲁女为妻。
这是一次成功的用兵。曹操不及半年即有汉中，绝非偶然，既是实力的较量，更是谋略的胜利。
3.失掉“望蜀”的机会
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陷阳平，入南郑，军势大振。下一步怎么办？既然已经夺关，锁钥在握，是乘势入蜀，还是见好即收，留军据守而大军引还？惜哉，曹操随后便即陷入踌躇不前，铸下了又一次历史性错误。
两位丞相主簿司马懿和刘晔都主张乘胜入蜀。曹操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感慨地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曹操该不该乘胜入蜀，向有不同评论。注史者，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曹操失掉一次大好机会。另一注史者，元人胡三省则认为，曹操不入蜀的决策是正确的。后人论此，大约亦不外这两种意见。
其实，“内有忧逼”，当是曹操回兵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巩固和发展权力，逐步把汉献帝的名义权力也剥夺净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回兵了。
那么“既得陇，复望蜀”是不是可能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第一，从双方谋臣之见看。谋兵不亚于操、后迁大将军大都督而数败诸葛亮于祁山的司马懿认为“机不可失”；颇有军事才能、屡为曹操称许、在曹丕称帝后屡献大谋以应吴、蜀的刘晔亦认为，应该“因其倾而压之”，如果不取，“必有后忧”。刘备谋臣法正也认为，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身遽北还，不是“其智不逮而力不足”，而是“内有忧逼”的缘故。第二，从军事态势看。曹操克汉中，驻扎南郑，实将益州北门控制在手，形势极为有利；第三，从地理形势看，凡认为曹操的决策是正确的，大都强调蜀道之难。事实上，蜀道难固难矣，但并不是曹操之根本所虑。历史证明，张鲁投降后，张郃别督诸军进入巴东、巴西二郡，甚至一直打到宕渠。第四，后顾之忧虽有，但就当时的情势看，并不可怕，一是孙权新败，余悸未平，短时间内不可能组织大的进攻；二是孙、刘矛盾存在，不可能形成可靠的联盟；三是孙、刘两家当时均无进取中原之谋。另，羌人新败未必尽附，但一时尚不构成后方的威胁。
总之，曹操既取汉中而不入蜀是其一生中又一次历史性错误。果如司马懿所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此之后，刘备、诸葛亮自始至终都把汉中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紧紧地扼住了益州的出入门户；曹操则从此陷入被动局面，从外线主动进攻转为内线被动御敌，以至不仅再无谋蜀的机会，而且保留既得地盘也陷入困难，从而也为子孙谋取统一大业之举留下了难以逾越的沟坎。惜哉，“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司马懿语）。嗣后，我们看到的就完全是被动作战了。
（十一）联吴击关羽，军事决策上的新观念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弃汉中，引军还长安，刘备、诸葛亮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形势。刘备自称汉中王，表明了坚决抗操而进一步谋取大业的决心。
是年秋，关羽率主力攻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助仁，驻屯于樊北。八月，大霖雨十余日，汉水泛滥，平地水五六丈，“禁等七军皆没”。
历史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群盗”遥应羽，因而关羽“威震华夏”，竟使曹操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讨论了要不要“徙许都以避其锐”的问题。在此关键时刻，丞相军司马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献出了联吴的谋略。
司马懿和蒋济对曹操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一度低估了孙、刘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孙、刘联合所形成的合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只能按照两面作战的战略布兵。现在的形势，西北军事不利，刘备益张；荆宛关羽构难，吏民为乱；襄樊受困，许都临险。经司马懿、蒋济一点，于是他立即作出了其生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确的军事决策。
任何军事上的联盟，都是利益的联盟。当此之时，曹操要除关羽的威胁，孙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因为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就比较容易地暂释前嫌而联合起来了。孙权得到曹操“割江南以封权”的承诺，立即写信给曹操，“请以讨羽自效”。于是一种各存异心、互相利用的暂时联盟便告成立。
孙权视关羽为主要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安，既然与曹操达成谅解，便立即开始谋划攻取江陵的行动。曹操深知孙权“请以讨羽自效”的用意，所以打了一场有限的战争后，便拥兵不前而坐山观虎斗了。关羽势穷，西保麦城。士卒解散，孤城难保，不得已率十余骑逃出麦城，结果被孙权的伏兵、潘璋的司马马忠等截获。关羽及其养子关平均被斩首。
关羽被杀死，孙权既感除掉大患，又感问题严重。从战略上考虑，他不能不把曹操拉上。他要制造假象表明自己是奉操命而袭杀关羽的，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吴历》说：“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关羽授首之后，曹操对孙权加紧笼络，即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因知孙、刘之战势不可免，则主动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劝操做皇帝。魏吴联合抗击关羽的战争以关羽的失败被杀结束。蜀对吴的复仇战争也以刘备夷陵惨败告终。
联吴击关羽是曹操生前指挥的最后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在于最后把三国的历史地位、割据地理形势确定下来。对于曹魏来说，解除了关羽的威胁，巩固了南线，更加有效地控制了襄、樊，使之成为南拒孙吴、西扼蜀汉的重要据点。孙权也如愿以偿，夺回了被刘备控制的荆州诸郡。只有刘备是败家。刘备复仇不成再遭大挫，诸葛亮只好弃荆州而退保巴蜀。
二、一代军事思想家
（一）以军济政，加强权力
曹操甚知军政互济之用。以军济政、以政制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的重要军事思想。他认识到，欲谋大事，必须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建安元年进了洛阳，便即毫不犹豫地“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一下子就把朝廷大政和京都及其附近州郡的军政统在自己手里了。曹操迎帝还许后本想做大将军，因为迫于袁绍的压力，将大将军的空头衔让与袁绍。但他通过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的办法，名正言顺地接近天子，控制天子。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空＋车骑将军＝百官总已以听＝军政统制权。曹操把军权、政权相互为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本质就是权臣或方镇借政统军伐异，它的终极目的必将是以军助政，夺取最高权力。
曹操曾说，要想让我交出兵权是绝对不可以的，“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这是肺腑之言。不慕虚名，重实权，是他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建安十六年（211）西征马超、韩遂取得成功，十七年还邺即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十八年便建立起一个“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的相对独立的国家。是年十一月，曹操把魏国的“中央”机构建立起来，对汉室诸官进行了大调整，诸多丞相府要员及朝官、列侯由汉官转为魏官。汉室决策部门的要员抽走了，本已被丞相架空的皇帝更进一步架空了。政治中心自然也就在邺而不在许了。
魏建国后，事物的本质便在急遽变化。二十一年五月，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享受天子般的待遇。
（二）恃武者灭，恃文者亡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鞍马劳顿，倥偬一生，昼临战事，夜习兵法，自称看过许多“兵书战策”，尤觉“孙武所著深矣”。诸家兵法理论帮助他认识战争规律，得知了战略战术之要，从而游刃于战乱之机；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
曹操在《孙子序》一篇里，辩证地提出了“恃武者灭，恃文者亡”的甚具哲理的观点。他认为，只是依靠战争而不恤民、不讲仁义是要亡国的；反之，只是依靠讲仁义说道德，而不作战争的准备，也是要亡国的。他从历史和经典著作中撷取根据，说明战争实乃历史必然，自古就有；说明圣人不仅不反对战争，而且认为应该作好战争的准备，要“足兵”，备“师”，主张“整旅”讨伐不服；他用历史的事实肯定了战争的历史作用，认为古代圣王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他用吴王夫差和徐偃王亡国的事例说明二者必备而不恃一的道理。史载，吴王夫差恃武北向争霸，结果越王勾践乘虚而入，灭掉吴国。徐偃王地处汉东，以行仁义相标榜，楚文王恐其害己，举兵灭之。
曹操说明了战争的必然性及其历史作用，从而得出了必然的结论，这就是《司马法》中的两句话：“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意谓如果杀人（战争）有益社会，那就应该去杀人（战争）。
曹操在这篇序文中还特别提出：“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戢，说的是把兵器收藏起来，不是毁掉。曹操引用此意，当然不是主张“戢兵”，因为当时的曹操想的是打天下、坐天下，不可能有戢兵、息兵之想。曹操所说的“戢”，并非“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战争，而是储藏兵器，以备战争。这同《诗经》“载戢干戈”，立足点完全不同，一则重在息兵，一则重在备战。也就是说，曹操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自己的观点，即穷兵黩武不对，但必须作好战争的准备，如果不得已而用兵，不至失于无备；同时，隐喻曹操自己一生征战，皆如圣人意，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曹操屡屡用兵，东征吕布，北战袁绍，南御孙权，西讨马超，战前无不特意表现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绪。这种言论和情绪，固然有其本身的道理，但实际上也是策略上的需要。
（三）先计而后动
《孙子兵法》十三篇，以“计篇”为首。曹操由此受到很大启发。他为“计篇”作题注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这里所说的“计”，是预计、预谋、预先计谋之意；所说的“庙堂”，通常指朝廷或朝廷议事的地方，如太庙、明堂等。这里泛指一切议论军政大事的高级决策部门。行军用师，先计于庙堂，强调的是战争必须有计划，有预案分析，而不是盲目的。也就是“欲攻敌，必先谋”（《谋攻篇》注）。曹操这种预先全面谋划而后行动的见解，是对孙子思想的恰当阐述与发挥，既得孙子之意，又表现了他自己的军事思想。因而此论颇得历代兵家好评。至于先计些什麽，各家理解不一。《孙子》五事七计，实属用兵之要，是兵家主客观相统一的纲领性意见。曹操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第一个揭示了《孙子》五事七计、“而索其情”的实质乃是“求彼我之情”。
曹操没有拘泥于《孙子》七计，而提出以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六项为先计之要。这是因为此六项，已基本涵盖了主要内容，而且更切征战实际。
曹操所述六项源自《孙子》，但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的战争实践的总结与提炼。曹操三十余年的战争生活，始终都贯穿着先计而后动的精神。比如：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初迎天子不久，讨张绣失利，面对北有袁绍，南有吕布、袁术，西有马超、韩遂的形势，怎么办？曹操把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荀彧、郭嘉主张先取吕布，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袁绍）未易图也。”遂后又分析了西北敌情，决定了对马超、韩遂采取先安抚而后征讨的策略。实践证明，此次“计于庙堂”之议，完全正确。不三年，吕布授首，袁术愤郁结病，呕血而死，袁绍成为孤立之敌。
（四）将贤则国安
《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寥寥数语，道出了选将、用将的重要性。曹操在自己的战争实践中，从敌我友诸方将领的得或失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孙子“将贤则国安”的深切含义，把“选将”视为“计”之首项。
1.曹操很重视《孙子﹒谋攻》篇所说，“上下同欲者胜。”他强调“君臣同欲”，强调君主不宜干预将军；他继承并强调了孙子“将能而君不御”的思想，指出“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孙子�九变》注）。曹操讲“君臣同欲”，强调的是“君”同之于“臣”，而不是“臣”同之于“君”。这是由于他当时的地位所决定的。他要自主兵权，不能按照君命行事。
2.《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曹操注此，特意强调“将宜五德备”，意思是说，好的将军应该全面具此五德。智能机变发谋，识能变通；信能明赏罚；仁能附众得人心；勇能决胜乘势而不畏缩惧敌；严能立威。以后诸家注，皆本曹操“五德备”之意。曹操以五德要求将领而尤重智勇兼备和信、严同举之将。
3.曹操接受了《孙子》“将有五危”之说。何谓“五危”？曰：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曹操按照自己的思想理解并注解“五危”，指出：对付“必死”者，即“勇而无虑，必欲死斗”的将领，可以设奇用伏而杀之；对付“必生”者，即“见利畏怯”而不敢进者，可以想法俘虏他；对付“忿速”者，即“疾急之人”，可激其愤怒而致之；对付“廉洁”的人，可用侮辱的办法而致之；对付“爱民”者，则出其所必趋，引其倍道兼行以救，从而烦劳其师，乘机而取之。曹操在自己的军事行动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不仅战前事后常以此劝勉将领，而且交战之前总是同其部属以此分析敌方将帅的弱点所在。
4.《孙子》谈到兵败有六种情形“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地形篇》）这六种情形是走、弛、陷、崩、乱、北。曹操逐一作了注解，并发挥了自己的思想。第一，曹操认为各方面的条件差不多而以少击多，乃是“不料力”（《地形篇》注），即自不量力。因此主张，自己兵少，“高壁坚垒勿与战”，自己兵力不如对方，“引兵避之”，“小不能当大”（《谋攻篇》注）。第二，“吏不能统，故弛坏。”（《地形篇》注）他认为，一个部队的战斗力、军纪好坏都与将军及其各级属吏、长官有着直接关系，因而应该避免“卒强吏弱”的情况。第三，“吏强卒弱”也不行。他认为，将领有能力，士卒太弱，同样要打败仗。作为将领应该知道如何鼓士气，如何练兵。曹操很知这一点的重要，所以极为重视战前与战斗过程中鼓舞士气，甚至亲执金鼓以令进退。第四，曹操认为，用兵者应该头脑冷静而不感情用事，指出“大吏，小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压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则必崩坏。”曹操多次谈到“将忿”的害处。可见，他虽然也有忿而用兵之时，但就其思想来说，对此非常重视。第五，曹操在注释《孙子》“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时，深刻地指出，“为将若此，乱之道也。”这里讲的实是法度和军纪问题，威令不明，陈兵没有章法，士卒无节制，怎么会不乱呢？曹操把这一点用于实践，因而用兵特重军纪。第六，曹操在注解《孙子》“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时，指出“其势若此，必走之兵也。”重视料敌，不能以弱击强，都是曹操经常强调的。这里还提到“选锋”的问题。“选锋”即择选勇敢者作先锋。曹操甚知“先锋”的重要，所以他不仅指出没有好的先锋部队要败北，而且在实践中总是选用智勇兼备的将领为先锋。
（五）重赏明罚
曹操用众，赏罚必果。他说，“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孙子�九地篇》注）。这是把明赏罚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同能否指挥军队联系起来认识。
曹操第一个发《孙子》“取敌之利者，货也。”（《作战》）的内涵。从“货”想到“赏”，指出：“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此注既出，遂为历代兵家共识。
1.“赏善不逾日”。《孙子》说，“不修其功者，凶”（《火攻》）。曹操揭示了所谓“不修其功者”就是不及时行赏，因而肯定了“赏不以时”，“赏善不逾日”的观点。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能适时大封功臣，并频频为部属请封。而部属皆愿为其用。
2.功未必皆野战。曹操明赏思想具有许多特点，其中突出一点是“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从而强调了“功未必皆野战”的观点。这既是他的闻古之论，更是他战争实践的切实提炼。
3.恩隆后嗣。曹操封赏，恩隆后嗣，又当是他的特别用心之一。他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中突出地讲述了他“褒忠宠贤，未必当身，念功惟绩，恩隆后嗣”的观点。人已死了，为什么还要追赠加封呢？仅仅是为了“恩隆后嗣”吗？当然不是，曹操在其表文的最后点出了问题的本质：“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他所看重的是社会影响，而不仅是个人及其子女。
4.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曹操把褒功封赏视作使官御将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有功者，从不惜赏，并且主张封赏不逾日，恩及后嗣。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的原则性，决不给无功者以禄赏。曹操曾有针对性地阐述了“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思想。
5.败军抵罪，失利免官。建安八年（203年）五月，官渡战后，曹操还许，在其酝酿赏功的同时也想到了罚罪，因即发出了《败军抵罪令》，令称：“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此令既出，全军振肃，人人争战，而少有临阵而退者。
（六）“礼不可治兵”
曹操在注《孙子》“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谋攻篇》）时深刻地指出：“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治兵也。”治军的办法不能用于治国，治国的办法不能用于治军；兵贵权诈，靠礼难以治兵。这就是曹操的思想。因此他在注解《孙子》另一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时进一步强调“善用兵者，先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也。”（《形篇》注）“道”指的是什麽？曹操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在其《遗令》中概括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
所谓“持法”，其中最重要的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刑戮罪人，二是严肃军纪。为此，他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为了军中行刑无偏，建安十九年（214年）他特意下达了《选军中典狱令》要求“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为了加强军队纪律，他发出了许多严肃军纪的命令。有的定的很具体，诸如怎样拿武器，何时展旗、鸣鼓都作了严格规定。处罚相当严厉。在《步战令》中，一连用了十一个“斩”字、三个“杀”字和二个“同罪”。也就是说，有十六种情况属于杀头之罪。在《船战令》中规定：“雷鼓一通，吏士皆严（整装）。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处。违令者斩。”动辄斩杀，可见曹操军纪之严、军令之厉和军法之残酷。
（七）兵无常形，尚奇而贵诈
曹操注《孙子》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孙子�计篇》注）又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孙子�虚实篇》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孙子�计篇》注）可见，他深得《孙子》“兵者，诡道”之义。
事实证明，曹操用兵的确颇知而且善于临敌制宜。他主张“因敌而制胜”（《孙子�军事篇》注），倡导“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孙子�计篇》注），把“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以及“既参于利，亦计于害”（《孙子�九变篇》注）等诸多原则运用到战争实践中。曹操征战，处处表露着尚奇贵诈之道。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1.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是曹操最为常用的战术。曹操在注《孙子》时说到两种情况，一是“攻敌所必爱，出敌所必趋”。这是为了调动敌人“不得不相救”。二是“出敌所不趋，趋敌所不意”。这是“使敌不得相往而救之”。曹操攻黑山军于毒迫其弃武阳而还救本屯，官渡之战急军趋乌巢烧袁绍辎重，皆为“攻其必救”；北击乌桓密出乌龙塞、官渡战时轻兵兼行袭白马、以及与马超夹关而军而另暗遣步骑西渡蒲阪津、征张鲁遣将乘险夜袭，等等，则皆属“使敌不得相往而救”。
2.示形于敌。曹操用兵颇善示形、藏形、诱敌之用。他在作《孙子�形篇》题解时说：“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因此，他极重藏形，主张“自修理藏形，以待敌之虚懈。”他认为，藏形的好处可使敌疑，敌疑“则分离其众备我”。曹操用兵，诸多设伏用奇之计，大都具有“藏形”之义。同时，他又极重“示形”，主张“见成形”或“示弱”。曹操常常故意示形于此而实攻彼。诸如，官渡战中故意示形，好像要去抄袁绍的后路，以分袁绍的兵力；击马超，故意示形，“盛兵向潼关”，调动马超的全部兵力拒守，实则乘西河之备虚而渡。曹操用兵，甚至还表现在故意示拙。比如，攻邺时，先是为土山、地道，继而毁土山、地道；凿堑围城，故意挖得很浅，以麻痹对方。
3.诱而取之。曹操常用诱敌、饵敌之计，而且每每取得成效。曹操认为“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官渡之战时，曹操驻营白马山南阪下，将辎重放置于道，并令骑解鞍放马，诱斩文丑，以及战马超北渡河时，“放牛马以饵贼”，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八）用间重密，利用矛盾
曹操甚知对敌用间、于己重密，和有效地利用敌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性。他说“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人情实也。”（《孙子�用间篇》题注）怎样才能了解敌情呢？他认为，要了解敌方的情况，不可以用祈求鬼神的办法获得，也不能用类比的方法去推测，也不能靠天象星宿运行的度数去验证，只有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取得，即“因间人”。
曹操知用间、善用间，因而大凡用间大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他也有为间所害者，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信黄盖诈降致有赤壁大败。
曹操很善于利用敌人矛盾，通过离间的手段，以达到分化敌人、激化敌人之间的矛盾的目的。其中他自己得意，且为史家所称者有三次，一是离间吕布、袁术，待其两伤后而先后取之；一是利用袁氏兄弟内讧，助袁谭击袁尚，然后皆取之；一是谋使马超生疑韩遂，分化了关右联军。
曹操甚知用间的重要性，自然也知保护自己防止被人所间的重要性。他说，“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曹操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孙子�军事篇》注），“将周密，谋不泄”（《孙子�谋攻篇》注）。这都是慎间的意思。为了达到“情不泄”的目的，曹操主张：“谋定，则闭关以绝其符信，勿通其使。”（《孙子�九地篇》注）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曹操不仅重密，而且还善度敌之情，反其意而用之，故意泄密给对方，引敌上钩而收其利。典型事例，如故意把孙权“请以讨关羽自效”的消息透露给关羽，以使两敌相斗，从而达到坐待两敌俱伤的目的。
（九）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力避多方面作战
曹操注《孙子�谋攻篇》说，“欲攻敌，必先谋。”谋些什麽呢？曹操接受并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主张以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为上策，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城。曹操认为“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即不待敌人谋划完善，就发起进攻容易成功）；“敌国已收其外粮城守，攻之为下攻也”（即攻打已坚壁固垒城守的敌人最得不偿失）。他尤其反对义气用事，盲目攻城，指出“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杀伤士卒也。”这都是曹操从孙子那里吸收并发展了的用兵之道。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用兵方法呢？曹操在《谋攻篇》注中特别就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问题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孙子》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曹操反对死搬教条，指出“十则围之”云云是指双方将帅的能力和武器装备完全相等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双方强弱不一样，则就不能搬用教条。他用自己“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为例说明了问题。他认为，如果“以五敌一”，那么就应该“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即以五分之三的力量正面应敌，五分之二的力量从旁策应，出奇以制胜。如果“以二敌一”，那么就应该“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如果“己与敌人众等”，那么善者“尤当设伏奇以胜之”。
曹操的用兵实践表明，他极其重视集中力量打击一方敌人，而竭力避免多方面作战。曹操一生多征战，凡属重大的战争，他总是有计划、有目的而且有效地避免多方面作战。比如：南征张绣，东征袁术和吕布，北战袁绍，都是先解除了多方应敌之虑，然后用兵。
（十）重地势而不以险固为资
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的时候，两人谈起“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的问题，袁绍说他自己将“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而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当时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可见，以地利和人事相比，曹操更重人事。但是应该明白，曹操的所谓不以险固为资是从大的战略角度说的，如从战术、战役的决策上看，那就不同了。他不仅重视地利，而且相当重视。他既知地利之要，又颇善因地乘势而制兵。
曹操在注《孙子�形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时说：“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明显地表现出用兵者必须重视地利与天时的思想。这一见解深深影响着历代兵家。直到今天，军事研究者亦常受其影响
曹操重地形是其一贯的主张。理论上，他说：“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孙子�地形篇》注）又说：“不先知军所据及山川之形者，则不能行师也。”（《孙子�军事篇》注）还对《孙子》所谓“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的论说，深表赞同，指出“胜之半者，未可知也”。曹操甚得《孙子�地形篇》及诸多地利、天时论述之精，并在实践中予以运用。
1.“先据利地”。曹操制兵应敌，特别突出一个“先”字，亦即“时”字。曹操说，“夺其所恃之地，若先据利地，则我欲必得也。”（《孙子�九地篇》注）曹操认为，在“通形”（指敌我皆可以往来的地方）地域中作战必须先据有利地势，做到“宁致人，无致于人”。在“隘形”（两山间通谷之地为“隘”）和“险形”（ 山峻谷深、地势险要的地方为“险”）地势中作战，他更强调“先”的意义。特别指出，“地形险隘，尤不可致于人。”
2.军置死地而后生。《孙子》说，战之地有九，曰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散地”指战争发生在本土以内，曹操认为在“散地”作战，应该特别注意“士卒恋土，道近易散”；“轻地”指进入敌境不远之地，曹操认为“轻地”作战要注意“士卒皆轻返也”，即要防止士兵逃散、开小差；“争地”指谁得到就对谁有利的险要之地，曹操指出争得这样的险要之地，“可以少胜众，弱击强”，所以必全力以争。另外，曹操对敌我均可来往的“交地”、地处三方相交的“衢地”、深入敌境的“重地”、难于行进的“圮地”，以及进入的道路狭隘而又难以退出的“围地”都作了一般的解释。最后，他着重对“死地”以及“死地”制兵之道作出了甚能反映其思想的阐释。曹操认为，“前有高山，后有大水，进则不得，退则有碍”的地方是“死地”。从曹操的言论及其实践看出，他不仅不怕“死地”，而且颇知“死地”之用。他特别欣赏并经常使用孙子“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计策。他说：“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引文见《孙子�地形篇》、《九地篇》曹操注）。这是他对《孙子》的理解，也是他自己军事实践的结论。
3.自为地势之宜以制敌。曹操用兵，一是重视固有的自然环境，二是善于利用原有自然环境之宜自为地势，即有计划有目的地构筑工事，用以攻敌、御敌或自守。
另外，曹操用兵的时候还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戒饮山水令》、《明罚令》等，令军民“不得寒食”。
（十一）“因粮于敌”
曹操肯定《孙子》所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指出，“无此三者，亡之道也。”（《孙子�军事篇》注）事实证明，曹操不仅理论上重视，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重战备，重蓄积，重军食思想的一贯性。
曹操在为《作战篇》作题注时，特别强调了粮食问题，即“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曹操注解《孙子》“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时指出：战争必须因粮于敌，因为第一，远途运输导致老百姓贫困，“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孙子�作战篇》注）第二，转输军粮，消耗太大。指出长途运粮的结果往往是“费二十石得一石”，劳民伤财。所以，曹操特别强调因粮于敌。他甚至主张不仅仅是入敌境吃敌粮，而且还应裹粮而还，还兵入国，国人“不复以粮迎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记载分析，曹操师出，既入敌境，虽然也备数日之粮，但其着眼点立转为就地因粮。就地因粮，就是因粮于敌。因粮于敌的方式有夺敌蓄积，有强取于民，更有野取禾稼者。
曹操重视粮食在战争中的作用，还表现在“绝敌粮道”的战术运用上。他把“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视为三项“攻敌必救”的重要战术。他决然出奇兵烧袁绍粮秣，实际就是此种思想的体现。
以上所论仅是曹操军事思想的一些突出表现，不是他的全部。如果深入研究，当有更多的值得总结、借鉴或引以为戒的东西。诸如，用兵贵速、贵胜而不贵久；拔将于卒伍之间；限制地方武装的发展等。
曹操军事思想中最不可取者，莫过于杀俘、坑降。动辄“皆屠之”（征陶谦）、“尽坑降者”（征袁绍）。他曾有过“围而后降者不赦”、“城拔皆坑之”的法令。只是在碰了钉子和后期有所改变。其次是他发展了兵家的愚兵之道。《孙子》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曹操注此说，“愚，误也。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他在此重点强调了迷惑、欺诳的意思。“民可使乐成，不可与虑始”是法家的政治观，同儒家所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愚民主张。曹操注文，既简且明，可见他愚兵的主张是非常坚决、明确的。曹操“愚兵”，不仅在大的行动中士卒“不知所之”。而且还表现在一些小事上常施欺诳之计。他的“望梅止渴”之计，虽有安定军心、励军前行的作用，但其本质实属愚弄众军于掌上的欺诳之道。他以小斛发军粮，引起骚动，然后借主事者的人头以“厌众”，以及马踏麦田，“割发代刑”，虽有峻法之用，但亦有愚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