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道济
谢祥浩 撰稿
一位几乎被历史淹没的大军事家，今日将重放异彩，将重新展现他固有的光辉与超绝群伦的军事谋略。他之所以几乎被历史淹没：一是他所建功立业的政权，是一个心胸狭窄、胸怀嫉妒的短命政权；二是他的精心杰作长期被冠以“无名氏”而流传，致使学术界、军政界长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就是本篇传主——南朝刘宋大将、《三十六计》作者檀道济。
一、战功辉煌的军旅生涯
（一）西晋灭亡，檀氏南迁
公元３１７年，西晋愍帝在尽受屈辱之后被刘聪杀害，已即位晋王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闻讯，当即称帝改元，自此西晋灭亡，东晋开始。此后，中国黄淮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始进入了“十六国时代”。史称“十六国”，是由于北魏崔鸿撰写了一部《十六国春秋》，记录了这一时段北方各国的历史。若细考其实，自公元３０４年匈奴族刘渊称王，至公元４３９年北魏统一北方，这１３５年间，北方地区约总共存在过十九个政权。单说这一时期的山东地区，就先后存在过后赵（３１９―３５１，羯族，石勒），前燕（３３７―３７０，鲜卑族，慕容皝），前秦（３５０―３９４，氐族，苻洪），后燕（３８４―４０７，鲜卑族，慕容垂），南燕（３９８―４１０，鲜卑族，慕容德）等五六个政权。东晋义熙六年（公元４１０年），大将刘裕攻克南燕，由此，山东境内就成了东晋与北魏对峙的前沿地带。
频繁的政权更迭，相伴随的是连年无休止的战争动乱。人民生活无所依附，世家大族更是随其主体政权流徙，两晋之际，如临沂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檀氏等，均纷纷流迁江南。其时，高平金乡郗鉴，为东晋重臣，曾先后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率众为东晋政权镇守邹山（今山东省邹城市南峄山）。后，为后赵石虎紧逼，于晋元帝永昌元年（３２２年）奉命率部南迁，退至合肥。此间，檀氏家族与郗氏家族既为金乡之同乡，又同为大族，故多相依附，郗氏家族和檀氏家族的大部分非战斗人员，亦纷纷随迁到广陵，京口一带，并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二）少年从军，参与首谋
檀氏家族祖籍为高平金乡（今山东省金乡县卜集乡檀庄），而檀道济则是在京口出生的。其时约在东晋太元十年（３８５年）。
檀道济兄姊五人，长兄檀韶，次为姊，三兄檀祗，四兄檀隆，就在道济出生后不久，父母双亡，道济兄姊五人，全依附于族叔檀凭之生存。檀氏一族家教甚优，凭之抚育韶兄弟五人，如同自己的亲生子女，而年龄稍长的长兄与姊姊，对少弟道济的关爱，更显兄姊亲情。道檀亦深知礼义，虽“少孤”，然能“居丧备礼，奉兄姊以和谨称”。
时至东晋后期，京口檀氏家族的头面人物首先是檀凭之，道济进入刘裕的军营，就是檀凭之引入的。凭之“初为会稽王骠骑行参军，转桓修长流参军，领东莞太守，加宁远将军”，因“与刘裕有州闾之旧，又数同东讨，情好甚密。”刘裕是汉高祖刘邦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为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铜山）人，檀凭之为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既州闾毗连，又同寄江南，故很有“大老乡”的味道，又多次共同东讨孙恩、卢循等，使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
晋安帝元兴二年（４０３年）桓玄称楚王，预谋盗篡晋室，先派人密探刘裕的口风。刘裕闻言，乃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桓玄闻言，果於当年十二月废晋安帝，自己称帝建号，国号楚。
刘裕本是刘牢之的部将，当桓玄叛篡之时，刘牢之缺乏准确的判断，先是迎合，及桓玄入京杀司马元显（晋室讨伐桓玄的主帅），牢之又欲反玄，然此时其军士气已散，刘牢之只好自杀了事。而刘裕则不同，当桓玄军至时，先与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劝牢之击之，然力谏不从，刘裕只好自返京口，并认定桓玄若篡逆成功，为图大局，仍将要依靠刘裕：“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果然不出所料，当桓玄篡取帝位，在京城见到刘裕时，曾私下叹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每游集见面，常殷勤引接，予以厚赠，极力拉拢刘裕。有人提醒他要提防刘裕时，桓玄则曰：“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以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就在桓玄幻想将来利用刘裕之力时，刘裕已在默默策划起兵反玄。
初，刘裕在征卢循至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时，随行的何无忌就劝其在会稽（今绍兴）举义，刘裕以会稽遥远，难制京师，且当时桓玄尚未据“极位”，当时就预定，后当“徐於京口图之”。其后，又与刘道规（刘裕弟），刘毅、孟昶、魏咏之、檀凭之等，多次谋议。
晋安帝元兴三年（４０４年）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名，与何无忌等“收集义徒”：“凡同谋：何无忌，魏咏之，咏之弟欣之、顺之，檀凭之，凭之从子韶，韶弟祗、隆、道济，道济从兄范之……等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余人。”次日晨，便开城斩杀桓修、桓弘等桓玄亲信，这就是著名的京口起义。在刘裕举义首谋的二十七人中，檀氏家族就有六人：檀凭之，檀韶，檀祗，檀隆，檀道济，檀范之。道济年纪轻轻，仅十八、九岁的年龄，便进入举义首谋之行列，由此迈入刘裕麾下，成为刘裕最得力的将领。
（三）洛阳释俘，胸怀高远
京口举义后，道济兄弟均随刘裕入京城，俱参刘裕建武将军事。此时京口义旗虽建，并杀桓修、桓弘等桓玄亲信，然桓玄仍拥重兵於京城。或劝桓玄即刻攻伐刘裕，而桓玄疑虑，认为刘裕等京口新起，锐气正盛，欲其“空行二百里，无所得”，待其“锐气已挫”再击之，乃屯兵于建康城北覆舟山以待其弊。（覆舟山即今南京市钟山之西麓）此时，檀氏一族皆紧随刘裕，刘裕乃移檄讨玄，以孟昶为长史，“总摄后事”，以檀凭之为司马，率众入京。进至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刘裕力斩桓玄大将吴甫之；进至罗落桥，（今江苏省江宁县东北），檀凭之与刘裕各帅一队迎战桓玄将皇甫敷，檀凭之先战败见杀，后刘裕力挺，俄而援军至，射杀皇甫敷。后，刘裕乃以檀凭之所领兵由檀祗率领，时桓玄已西逃，檀祗、檀道济等一并随裕西征。
檀凭之战死，檀氏兄弟则更加成熟，檀道济以智勇双全，进展更快，在讨平鲁山之役中，道济以“禽桓振，除辅国将军，南阳太守；以建义勋，封吴兴县五等侯。”其时战乱频仍，道济先后参与了讨平卢循、桓谦、徐道覆等人的战争。由于檀道济能“率厉文武，身先士卒”，故能“所向摧破”，战功居多。曾先后为扬武将军、天门太守，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太尉参军，中书侍郎、宁朔将军等，以前后功封作唐县男。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年）刘裕北伐，以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为前锋，各将步军自淮、淝北向许、洛。王、檀二将既入秦（后秦）境，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丘漆降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诸屯守皆望风款服”。及晋军进至成皋，秦征南将军姚洸镇洛阳，秦虽多方调集力量救助，然“司马姚禹与檀道济通，主簿阎恢、杨虔，皆禹之党也”，故檀道济得以长驱而进。及逼近洛阳，姚禹逾城奔道济，姚洸只好开城出降，道济俘获秦人四千余人。
对这四千人如何处理？有人提议一概杀戮以为“京观”。什么叫“京观”？就是将杀戮后的尸体堆积起来，再覆盖上黄土，如同大坟，一则用以警示敌方人员，“为敌者”只能如此“下场”，二则用以彰显己方的“武功”。道济闻言，以为甚不可取。乃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乃一律释放遣归。由是秦人感悦，一时中原归附者甚众。
道济这一举措，鲜明地表现了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广阔胸怀与高远眼光。
（四）道济西征，刘裕称帝
此次刘裕“北伐”，也是“西征”，檀道济等至洛阳后，黄河北岸就是魏军。而刘裕的目标是西边的后秦，是长安的姚泓，刘裕此次征伐，以檀道济、王镇恶、沈林子等为前锋。
晋义熙十三年（４１７年）刘裕帅水军由汴入河（黄河），逆河西进，北魏兵则沿黄河北岸跟踪前进，时相骚扰，晋兵亦随时还击。三月，檀道济、王镇恶、沈林子等攻潼关，以军粮不济，难于进展。及刘裕入洛，王镇恶乃乘舟自河浮渭，此时晋扶风太守沈田子亦大破姚泓于蓝田，随之王镇恶攻克长安，生擒姚泓。九月，刘裕至长安，王镇恶虽多方贪掠，刘裕以其功大，未加过问，遂将秦之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等收送建康，金玉、绢帛等分别赠将士。既有西方的乱局，又虑北魏断其后路，士卒思归，刘裕也要谋晋之大位，乃以其子桂阳公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与王修、王镇恶、沈田子等镇守长安，自己则由洛入河，又开汴渠南归建康。本来，沈田子与王镇恶早就不睦，久欲相图，刘裕前脚一走，沈田子便以“议事”为名，诱杀王镇恶。随之，王修杀沈田子，后，王修又被杀，而刘义真才十二岁，复纵兵劫掠，致使关中一片混乱。此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也已死去，刘裕所可倚侍的力量已所剩无几，刘裕的领军檀祗亦卒，时任中军司马的檀道济，便成为刘裕的中领军，掌控近侍部队。
刘裕既已掌控晋室，晋安帝对其好话说尽，百般市恩：进授相国，封宋公，以徐州、豫州之十郡“益宋国”，诏称“相国宋公，天纵睿圣，命世应期，诚贯三灵，大节宏发”；“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然其自身亦难免一死。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年）刘裕使人勒杀晋安帝，立晋安帝之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
晋恭帝即位，又进“宋公”为“宋王”，复以十郡“增宋国”。“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旈，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恭帝想由此讨刘裕之欢心。次年，刘裕又使人传话让恭帝“禅位”，恭帝也乐于接受，并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桓玄时代晋室已亡，此又将近二十年全是“刘公”给的，所以恭帝“甘心”禅位。刘裕表面虽多方“推辞”，实乃更进一步，晋恭帝亦很知趣，已先“逊琅邪王第”，晋室及宋臣再次上表，太史令又奉“天文符瑞”，刘裕才表示接受，设坛祭天，登上大位。后“封晋帝为零陵王”。零陵王想安度余年，生活万般小心，吃饭都由其前“皇后”亲自伺候，断绝一切“外人”之入，但终被刘裕设计杀害。
（五）知彼知己，不战而胜
刘裕称帝后，以其弟司空刘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弟刘道规为临川王；尚书仆射徐羡之加镇军将军，右卫将军谢晦为中领军，宋国领军檀道济为护军将军……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等，都进入了核心领域。后，太子詹事傅亮亦进入中心层。道济复以佐命之功，“改封永修县公，位丹阳尹”。后，刘裕“不豫”，似对道济阴有所惧，乃“给班剑二十人，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
宋永初三年（４２２年）五月，宋武帝刘裕死，太子刘义符立，是为少帝，“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少帝刘义符虽已十七岁，然游戏无度，不思政事，“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居帝王之位，好皁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徐羡之、傅亮欲废立，讽言使王弘、檀道济入朝。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二月，先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后迎宜都王刘义隆“入奉皇统”，是为文帝。
本来，废立之事的主谋就是徐羡之与谢晦，檀道济曾力陈“不可”。《南史●檀道济传》写道：
徐羡之等谋废立，讽道济入朝，告以将废庐陵王义真（实即废少帝），道济屡陈不可，竟不纳。将废帝夜，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济寝便睡熟，晦以此服之。
“讽”者，委婉相告也。徐羡之初告檀道济，说是国家将有丧事，及道济入朝，才告知要废少帝。当夜，檀道济就住在谢晦府中。谢晦是主谋之一，竟吓的一夜未眠；檀道济胸怀坦荡，先极力反对，但未被采纳，只好顺而行之，故能“寝便睡熟”。当时同被召入朝廷的，还有江州刺史王弘，二人颇为相知。及宋文帝即位，“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
宋文帝稳定政局后，对徐羡之等废杀少帝及庐陵王之事，总是念念不忘，感到不能容忍，废则废之，何至于杀之！将来是否也能这样对付自己？元嘉三年（４２６年）文帝决定诛杀其谋事者。下诏宣布徐羡之、傅亮、谢晦谋杀营阳王（少帝）、庐陵王之罪，命有司诛之。徐、傅二人就在京城，即日伏诛，谢晦已据荆州，远在上流，如何诛讨？文帝先遣亲信到彦之诛伐，然而不顺利，乃决定起用檀道济出征。文帝亦明知废立之事檀非主谋，且杀少帝之事，更与之无涉，若“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于是便就如何讨伐，问策于道济。道济对曰：
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讨，必未陈而擒。
此时，到彦之讨伐谢晦之军，已败退隐圻（今湖南临湘境）。及檀道济军至，谢晦立刻乱了阵脚。本来，谢晦以为檀道济参与了废立之事，认为宋文帝对檀可能一并诛戮，未曾想道济不但未被杀戮，反而用其出征，谢晦又一向知道济之勇，遂不战自溃，败亡伏诛。事平，是年五月，以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
（六）“唱筹量沙”，全军而返
早在刘裕北伐时，北魏就虎视眈眈，时相骚扰。后，晋将关中大乱，京城废立迭出，都被北魏视为可乘之机，黄、淮间，今山东、河南一带成为刘宋与北魏拉锯争夺的地区。宋元嘉七年（４３０年），文帝命亲信到彦之率军攻魏，求建军功，到彦之由淮入泗，一度平定河南，部属或有喜色，有经验者则知，此乃北魏聚敛力量，必伺机再来。果然，不久魏军复渡黄河，攻下洛阳、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等，宋文帝只好再命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北上拒魏。此时，晋太守朱修之尚坚守滑台（今河南滑县）。檀道济自清水（今安徽境涡河支流）北上，欲救滑台，魏叔孙建拒之。道济经寿张（今山东东平境）等地，转战北上，经二十余日，前后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所克捷。当时军资转运多有困难，道济军至历城（济南市区南半部）叔孙建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粮草，道济军乏粮，遂不能进。魏军乃调集兵力攻滑台，晋太守朱修之虽坚守数月，最后亦因无粮而被破。道济既乏粮，亦欲引军还。其军士中有降魏者，具以乏粮之事告魏，魏人欲追道济，道济兵众甚惧。道济遂乘夜“唱筹量沙”，即以斗量沙，一斗一斗唱数，将河沙堆积如小山，最后以所剩少量米覆盖其上。次日一早，魏军远远望见，道济资粮有余，遂以晋军之降魏者所言不实，怒而斩之。当时道济兵少且弱，魏军气势甚盛，“骑士四合”，道济遂令军士皆被甲，自已则“白服乘舆，引兵徐出”。魏人以为有伏兵，不敢逼，并稍稍引退。道济乃“全军而返”。
此次道济北征，虽未能克定河南，却能在危机当头之际，全军而返，由是“雄名大振”。
（七）关怀陶渊明，袒护谢灵运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代的两位大诗人，一个是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一个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随着历史时代的推移，古代文学的影响力日渐膨胀，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则似乎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而明朗地呈现出“萎缩”的态势，所以，时至今日，陶、谢二人几乎成为晋宋时代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然而，若反观其生存年代，二人又几乎处于十分窘困与危险的境遇之中。
先说陶渊明。
陶潜，字渊明，一曰字深明或元亮，东晋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晋大司马陶侃之曾孙也。
渊明自少情趣高逸，博学善文，自称“五柳先生”，并撰《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此人性情固然飘逸洒脱，然应世能力与生活自给能力却甚差，“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以“亲老家贫”，无以自养，官府或“起为州祭酒”，即州里文化或飨宴活动的首席人物（东汉时为博士之长）。然渊明“不堪吏职”，干了没几天就自己回家了。后，州召为“主簿”，即主持州府文书簿籍的官员，渊明不就，遂躬耕自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於前，妻锄于后”。然夫妻耕种能力也甚差，纵然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却依然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诗《归田园居》）如此耕种，怎能填饱肚子！——无可奈何，只好出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陶渊明诗《乞食》）出门讨饭，也不知到何处去讨，敲开了人家的门，又不知说什么好！连讨饭的本领也没有。后来，又有人荐为“彭泽令”，赴任，适巧有郡督邮至县，依规矩，县令“应束带见之”，即穿上礼服正式迎接。堂堂大诗人怎能如此屈身下架，乃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即“解印绶去职”。著名的“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即缘此而起。由此，渊明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归去来辞》。
陶渊明诗文名声与日俱增，慕名前来拜访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江州，即今江西省九江市，正是柴桑县的主管单位。先是江州刺史王弘求见，王弘怕渊明不见，便想方设法先赠以酒食。又有颜彦之，也资助过陶渊明；宋元嘉三年（４２６年）檀道济为江州刺史，在察访民情时，也专程拜访了渊明：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檀道济前往拜访时，渊明已经卧床几日没有饭吃了。檀道济的这次接济，并未能使渊明的景况改善多少，第二年（元嘉四年，４２７年），渊明即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再说谢灵运。
唐人刘禹锡有《乌衣巷》诗写道：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在江苏省江宁县（今南京市）东南，东晋时代，王导、谢安等世家大族均居住于此。到唐人刘禹锡时代，这里早已变成了普通平民居住的宅屋，然而往日的飞燕，依旧来此筑巢，世事变迁，颇令人感慨。在谢灵运时代，乌衣巷依然是谢氏家族居处游乐的地方。谢灵运有诗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
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祖父谢玄，为谢安之侄，晋车骑将军，以胜利指挥著名的淝水之战而名载史册。玄子瑍不才无名，而瑍子灵运，则以“文藻艳逸”而见称于时。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及，以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曾任刘裕的太尉参军、秘书丞。及刘裕代晋，康乐降公为侯，食邑五百户。
谢灵运的悲剧在于，本以文才见知，却“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时庐陵王刘义真，以爱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及少帝即位，谢灵运便借势“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自然十分不满，将谢灵运贬出京城，为永嘉太守。永嘉山水特美，灵运便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又常以诗咏颂之，似乎是“歪打正着”，由此乃成就了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的鼻祖地位。灵运之诗，每传入京师，莫不竟相传写。灵运诗、书兼长，诗成，自书之，传至宋文帝，文帝竟称之为“二宝”（诗一宝，书一宝）。然宋文帝於灵运，只称颂才智，不任实事，“每侍上宴，谈赏而已”。谢灵运看到才智名位素不及己者纷纷见任，越发不平，便任性而为。后竟因会稽湖田之事，使他走上了“谋反”之路。其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灵运终以“兴兵叛逸”，於元嘉十年（４３３年），见杀于广州。临死前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诗中所称龚胜、李业等究竟何许人也，《宋书》作者著名学者沈约也未予细考，只言“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关于谢灵运的叙说暂到此为止。
那么，他与檀道济有什么关系？谢灵运元嘉十年（４３３年）被杀，檀道济元嘉十三年（４３６年）被杀。就在宋室刘义康等所列檀道济的罪状中，有这样几句：
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
谢灵运被杀时，檀道济尚在当权之时，对谢灵运的“丑辞”，檀道济显然多有知晓，却能“每相容隐”。其袒护关照之情，已在光天化日。若要细考，则无文字载记。
陶渊明，谢灵运，檀道济，可谓晋宋时代才智之士的三大杰出代表。“惺惺相惜二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辞。”（秋瑾诗）当檀道济手中尚有权力之时，对陶、谢二人予以关照，既是情意之牵引，更是事理之必然。
（八）“坏汝万里长城”
刘宋政权对檀道济的信任，在刘裕时代还是可以的。刘裕临终曾召太子告诫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檀韶）有难御之气也。”在刘裕看来，道济虽有高远的军事才略，但无图谋皇位的志向，并不像其兄檀韶难以驾驭。纵观檀道济的行踪，确是如此。宋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徐羡之、傅亮、谢晦谋废立，召檀道济进京，道济力陈“不可”，然未能阻止，只能随之。及宋文帝立，诛徐羡之、傅亮，召檀道济讨谢晦，道济欣然领命，无丝毫芥蒂，心地坦然。文帝北伐，以旧部到彦之领命，道济无怨无非，及到彦之难以成命，复召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方率众北讨。道济力战近月，虽未能克定河南，却以唱筹量沙之计，“全军而返”，由是雄名大振，可谓虽败犹荣。宋文帝亦给道济“进位司空”，原先所加“持节、常侍、都督、刺史并如故。还镇寻阳。”（今江西九江）。
道济似乎可以安度晚年了，事实并非如此。俗云“功高震主”，功劳太大，竟成了自身安全的一大威胁。《宋书●檀道济传》写道：“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时人看到檀道济，或私议曰：“安知非司马仲达也？”司马仲达，即司马懿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像司马氏取代曹魏一样呢？檀氏是否可能取代刘宋？
就在朝野疑虑之际，宋文帝卧病连年。外有北魏虎视眈眈，内则重臣争权。司徒刘义康专秉朝权，领军刘湛贪执朝政，而义康尚幼时，曾被刘裕留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由于“义康尚幼”，刘裕乃以宋王之“相国参军南阳刘湛为长史，决府、州事”。刘湛本是刘义康旧部。此时刘义康既欲专权，刘湛更欲投为腹心，先排挤仆射殷景仁，然而文帝对殷愈加信任。二刘更忌惮檀道济，以文帝“久疾不愈”，刘湛乃进言刘义康：“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一旦文帝不在，谁还能控制檀道济？
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冬，宋文帝疾情加重，刘义康遂请文帝召道济入朝。临行，道济妻向氏曰：“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既至，留住累月。后，文帝病情稍缓，乃遣道济还镇江州。道济之船已下秦淮渚，尚未发，文帝之疾突有所动，刘义康乃“矫诏召道济入祖道，因执之。”“祖道”者，出行前祭祀路神，并为之饮宴饯行。义康乃乘“祖道”之机，收而执之。既收，未几，乃“下诏”列罪：“道济潜散金货，招诱剽猾，因朕寝疾，规肆祸心。”遂付廷尉，并诛杀其子等十一人。唯留其孙辈尚为孩童的幼儿。又杀道济腹心薛彤、高进之。——欲加之罪，岂无辞乎！
道济见收，愤怒，目光如炬。倾刻间饮酒一斛，一把扯掉头巾，怒投于地，厉声斥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国之万里长城让你们自己给毁掉了！由檀道济此语，后人始称军队为国之“万里长城”。
道济无故见杀，世人亦为之悲鸣，时人歌曰：“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又载：“道济死日建邺地震，白毛生。”
道济既死，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大有“饮马长江”之志。宋文帝似亦有所悟，问仆射殷景仁：“谁可继道济？”答曰：“以道济之战功与威名，无人可继！”元嘉二十七年（公元４５０年），魏人军至瓜州（今江苏省扬州市长江北岸之瓜州镇），宋文帝登石头城（今江苏江宁县西北石头山）望，甚有忧色。叹曰：“若道济在，岂能至此！”——然而，历史怎能回头！
二、千古奇书《三十六计》
（一）今存本《三十六计》的来龙去脉
在当今时代，每年数以万计的出版物如同排山倒海一样涌向社会，一部书要想引起人们的关注，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说万分困难。然而，一部“不知撰人”的“秘本兵法”――《三十六计》，却像空气和水一样，几乎是无孔不入，称之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为过也。酒席间，游乐场，政治角力，经济角力，广播电视，插科打诨，茶余饭后，几乎随处可以听到“三十六计”的声音，一次竟有人在公共汽车里大讲“三十六计”。如果在下层民间考校其“普及率”，就连千古流传的文化精品《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大致也要步其后尘。――对于这样一部流传如此深广的小书，它究竟从何而来？究竟谁人所作？又有着怎样的流变过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均不甚了了。
“三十六计”这一概念的最初出现，是在《南齐书●王敬则传》中。《王敬则传》写道：
是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上”指齐明帝，“东昏侯”即太子宝卷。王敬则为南齐重臣，时任会稽太守，南齐地盘本不算太大，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既地处南齐腹地，敬则又握有兵众，所以，当齐明帝病重之际，王敬则即刻见疑，而王敬则又不甘“束手就擒”，便先发制人，发兵朝廷。“病笃”者，病势沉重也。齐明帝既“病笃”，太子东昏侯自深感忧虑，使人登屋一看，不远处的征虏亭已经起火，以为王敬则兵至，便急急收拾行装欲逃。有人将这一情况告知王敬则，敬则乃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齐明帝父子只有急忙逃走，才是上策。王敬则所说的“檀公三十六策”，就是檀道济的《三十六计》，其中第三十六计“走为上”，正是元嘉八年（４３１年）檀道济在历城（今济南市）“唱筹量沙”脱开魏军重围的经验总结。
王敬则起兵反齐，时在齐明帝建武五年（４９８年），此时上距檀道济被杀（４３６年）不过６２年，所以，王敬则所言“檀公三十六策”是檀道济的《三十六计》，本来就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对于王敬则的这一段话，唐初李延寿撰写《南史》之《王敬则传》时，全文照录，末了又加一句：“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此语更明确了“檀公”就是“檀道济”，又肯定了“走是上计”正是檀道济“唱筹量沙”的理论升华。至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这段话也是原文照录。可见，檀道济撰《三十六计》本来就是正史明载、众口一词的。
历史如此明朗的记录，为什么后人会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呢？原因就在于，历代正史、杂史的“经籍志”“艺文志”未见一语之著录，更无檀道济本人“署名”的“抄本”或“印本”传世，自檀道济死，其后１５００余年未见《三十六计》的任何踪迹。
时至近代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４１年，有人在甘肃邠州（今陕西彬县）的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手抄本“秘本兵法”，此书正是《三十六计》。从此，《三十六计》方重新面世，并迅速得到广泛流传。
这个“秘本兵法”《三十六计》究竟有哪些内容？每计大致可分三个板块：
第一板块：序号与计名。如：
第一计：瞒天过海。
第二计：围魏救赵。……
第二板块：解语。即对该计内涵原理的说明。如：第一计“瞒天过海”的解语：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如：第二计“围魏救赵”的解语：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第三板块：“按”语。是后人对该计“内涵原理”的进一步解说，并举列史籍之实例。
如第一计《瞒天过海》的“按”语：
【按】阴谋作为，不能于背时秘处行之。夜半行窃，僻巷杀人，愚俗之行，非谋士之所为也。昔孔融被围，太史慈将突围求救，乃带鞬摄弓，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出，围内外观者并骇。慈竟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射之。射毕，还。明日复然，围下人或起或卧。如是者再，乃无复起者。慈遂严行蓐食，鞭马直突其围，比贼觉，则驰去数里许矣。
“按”语细讲了“阴谋”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并举列东汉末年，太史慈为解救孔融之被围，出城求救兵，先以“射的”为幌子每日出城，既多日出城，围城的黄巾军乃麻痹松懈，太史慈遂乘机突围而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实现了他出城求救兵的“阴谋”。这就是“瞒天过海”。
各计“按”语，类皆如此，不再举列。
就在“按”语所举之史例中，出现了若干唐宋之后的战例，如唐之李渊（第三十计），张巡（第十八计），宋之曹玮（第十计），薛长儒（第十九计），狄青（第二十七计），毕再遇（第三十五计、三十六计）等。如毕再遇之“悬羊击鼓”，已是南宋时代宋金对峙之战例。若《三十六计》确为檀道济所作，六朝人怎能知晓唐宋之后的人和事？——这就是世人怀疑或否定檀道济为《三十六计》作者的主要依据。然而，这一“怀疑或否定”之立论的要害之处，就在于把当今传世本《三十六计》的上述“三大部分”，完全死死地捆在一起，视之为铁板一快，视之为一人之创作，完全没有想到今传本《三十六计》有一个确凿存在的发展演变历程。
（二）隋玉简册《三十六计》的发现及其价值所在
２００３年７月，山东省济宁市的郭克义先生，在一个古玩摊上发现一堆杂乱无章的玉片。初看约有二三十片，由于污垢斑驳陆离，玉片又多有腐蚀，便未太在意，只是见到玉片上有些篆字，才使他多有挂怀。一个月后，郭先生又到该市场，玉片似有增多，经仔细翻看，发现了有“开皇”年号的落款，这才促使他决心买下这些玉片。回家后，经过细心清洗、辩认、排比，这些玉片竟是一套完整的《三十六计》。玉片两端均有钻孔，显然是可以编连起来的一套玉简册，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穿联的绳线早已朽烂，仅有玉简尚存。整理后，基本情况是：玉简共６６片，单片长２４厘米，宽２厘米，厚０.５厘米，平铺长达１３２厘米，总重量为４.６千克。
玉简文字为阴刻小篆体字，共９１９字。首片有“三十六计”四字，尾片题“开皇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何震刻”，６６片的整体内容，就是一套完整无缺的《三十六计》。与当今传世的《三十六计》相对比，它每计只有序号、计名与“解语”，即此计的原理说明，仅有前节所分析的当前流行本《三十六计》的前两部分，而流行本中的“按”语部分，只字未见。这一差异显然表明：玉简所刻，是《三十六计》的原初面貌，而流行本的“按”语部分，显然是后人增益。依“按”语中所举战例最晚至南宋判断，“按”语显然是宋元之后，明清时代的兵学高人所为。或者说，玉简所刻是“原著”，流行本的“按”语，是注释、疏解。
能如此清晰地区分开来，其作者与成书时代便迎刃而解：“开皇”是隋文帝年号，开皇十六年，即公元５９６年，此时上距王敬则言“檀公三十六策”，不足百年，距檀道济死，也仅仅一百六十年。就是说，玉简完全可以确证，《三十六计》原著作者，就是檀道济，绝不可能有他人染指其间。再结合《三十六计》的具体内容，特别是第三十六计《走为上》，完全可以判定：其产生年代大致就在檀道济生存的最后五年，即从元嘉八年（公元４３１年）檀道济“唱筹量沙”“全军而返”，至元嘉十三年（公元４３６年）檀道济被杀。元嘉八年之后，写入《走为上》当更顺理成章，元嘉十三年道济被杀之前，《三十六计》定然已经完成。而“按”语的作者，显然当是明清时人，战例最晚至南宋就是铁证。人们以“按”语中所含兵学与《易》理结合的特色推断，以为增益者当为明代兵学大家赵本学所为，这样推断显然是很有道理的。也就是说，隋玉简册《三十六计》的发现，为《三十六计》之作者与产生年代的疑虑，已经作出了“终审判决”，这个“千古之谜”已经破解。（参见郭克义《隋玉简册三十六计初探》）后附：隋玉简册彩照及拓片复印件。
关于隋玉简册之考古学的年代鉴定与判断，已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等三位国家级专家郑重做出，并出具《鉴定证书》，本文就不宜多叙了。
（三）以《易》学阴阳燮变原理指导战争对垒的独特思路
儒学经典《周易》构成的基本元素是阴阳，在中国古代，阴阳之变就是贯通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既可调和，又可转换，正是在阴阳的调和与转换中，成就了亿万年世代延续的万千事物。
《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36）用兵对垒的基本手段是奇正，奇就是阴，正就是阳。《三十六计》正是运用“阴阳合变”这一宇宙万物通用的根本规律，自觉地指导战场中瞬息万变的对垒斗争，从而将战争引向胜利。流行本《三十六计》前有一“总说”，写道：
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数者，一、十、百、千、万也，言事物的量。术，原本写作“術”，本指邑中之路，故从“行”字。路则可行，故凡通行之道，皆可称“术”。做任何事物，必先有数，有数则有术，术中必有数。燮者，和也。阴阳之调和，就在术数的转换之中。机，通几，几者，动之微也，即事物的征兆或苗头。《易》曰：“知几其神乎？”又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37）一旦时机出现，就要立刻抓住，切不可失。俗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阴阳之调和，是在数术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不可以“预设”，只可捕捉。冠于《三十六计》卷首的这个“总说”，就是“三十六计”总体设计与运行的基本原理，《三十六计》之每计的“解语”，可以说都是由此而衍生的，其着力点，更在于阴阳的转换与调和。且看几例。
例一，第一计，瞒天过海。解语曰：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备周”，即周密的防备，这是公开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故表现为“阳”。“意怠”，即意识的松懈，是随着“备周”而产生的潜意识，它隐形于当事者的观念之中，故表现为“阴”。而且愈是“备周”，则愈易于“意怠”。同样，“常见”为“阳”，“不疑”为“阴”，愈是“常见”，则愈加“不疑”。这正是“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或者说“阴”隐于“阳”，“阳”笼罩“阴”，而且愈是“太阳”，则愈易隐“太阴”，在最耀眼的光环之中，往往正隐蔽着最深刻、最毒恶的阴谋。“按”语中所举太史慈为解孔融之围“突围求救”的例子，就是以“常见”掩护“不疑”，从而实现其在光天化日之下突出重围的阴谋。如果稍假思索便会发现，现实社会中“瞒天过海”之术比比皆是。当年斯大林在世时，对其吹捧最响的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死后，对其攻击最凶的，也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之篡权成功，正是运用了“瞒天过海”之术。在中国，最先高举“红宝书”、高喊“最高统帅”的林彪，也正是以其最华美的言辞掩盖其最恶毒的阴谋。阴阳之共生，乃事理之常态也。
例二，第二计，围魏救赵。解语曰：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此计源于战国孙膑“围魏救赵”的实际战例。魏伐赵，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派田忌、孙膑解赵之围。田忌欲进兵邯郸，正面与魏军对阵厮杀，孙膑则让其直接进军魏都大梁，大梁既是魏国国君之所在，其时又是兵少城空之时，因魏军精锐尽在邯郸围城也。齐兵若径赴邯郸，是“共敌”，是“敌阳”，是正面与魏之主力对抗，必然会难度大，损伤大。若直逼大梁而围魏都，既是“分敌”，分散正在围赵都邯郸的魏军主力；又是“敌阴”，此时大梁已是兵寡势弱，正是“阴虚”之势也。正如孙膑所言：“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38）亢为咽喉，“批亢”者，批打要害之处也；“捣虚”者，捣击虚弱之处也。孙膑正是以“分敌”“敌阴”之术，才创造了这一典型、完美的战役。
例三，第三十二计，空城计。解语曰：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虚实，刚柔，亦为阴阳也。虚为阴，实为阳；刚为阳，柔为阴。就在“刚柔之际”，“阴阳燮理”存焉。此计之特点在于，阴阳之变的不可穷尽。
一般来说，以实为虚，或以虚为实，使敌方摸不清我方虚实之所在，可视之为阴阳的第一次变换。而此计所行，则是“虚者虚之”，如同辩证法之“否定之否定”，它一反“以实为虚”或“以虚为实”的一般形态，反其道而行之，由此，方能产生“疑中生疑”“奇而复奇”的效果。虚虚实实，兵无常势，虚而示虚；虚而示实；实而示实；实而示虚；各有其妙，亦各有其例。唐太宗对李靖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39）
《三十六计》对《易》学“阴阳燮理”的运用，穿贯全书，随处可见。它既是《三十六计》之最基本的理论原理，也是《三十六计》最突出的理论特色。有兴趣者可细细研读，本文之分析即到此为止。
（四）自觉完善以《孙子兵法》为轴心的中国兵学理论体系
在当今流行的《三十六计》传本中，除序号、计名、解语及“按”语外，还有两项内容：
其一，是冠于卷首的“总说”，即前引“六六三十六”数语。此“总说”之下亦加有“按”语，显然，“总说”并非写“按”语的作者所撰，而是《三十六计》原有的“总说”。
在“总说”之下的“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或曰：三十六计中，每六计成为一套。第一套为胜战计；第二套为敌战计；第三套为攻战计；第四套为混战计；第五套为并战计；第六套为败战计。”“或”者，有人说也。就是说，“六套”分类之说，有人认为有，有的则未必分。如现今流行本，即分为六套，而隋玉简册《三十六计》，则未分列六套。也许是玉简为节省字数而将“六套”之分放弃了。
其二，是卷末附有“原跋”。“跋”前既加一“原”字，大约也是在《三十六计》最初形成时所写。所以，“总说”与“原跋”，都当是檀道济《三十六计》固有的文字，而非他人续加也。在“原跋”中，檀道济清晰地说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其文曰：
夫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规，有陈例可循。而其中变化万端、诙诡奇谲、光怪陆离、不可捉摸者，厥为对战之策。三十六计者，对战之策也，诚大将之要略也。闲尝论之。胜战、攻战、并战之计，优势之计也；敌战、混战、败战之计，劣势之计也。而每套之中，皆有首尾次第。六套次序，亦可演以阴……（下残缺）
中国的兵学理论十分发达，早在春秋孙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后，经战国、秦汉，众多兵家战将精心实践，并在多种不同条件下予以发展、弘扬，“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的“一切施为”，都已形成了“一定之规”，都有既存的战例可供借鉴。唯有当敌对垒的“对战之策”，“诙诡奇谲，光怪陆离”。“诙诡奇谲”，言其千奇百怪；“光怪陆离”，亦言其光采奇异，各式各样。怎样对这“变化万端”“不可捉摸”的“对战之策”条理出一个理论系统，这就是檀道济编撰《三十六计》的目标所在。
在《孙子兵法》中，曾提出“诡道十二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又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等对战之策，但并未能就如何“对战”作为“专题”进行分析，总结其中的固有规律。檀道济所作，就是自觉地在这一局部领域予以深入拓展，所谓“优势之计”“劣势之计”，以及“胜战”“攻战”“并战”“敌战”（双方力量对等）“混战“败战”等类型划分，就是其“对战之策”的理论总结。如第三十六计“走为上”，当自己的一方处于绝对劣势之时，能够“全师避敌”就是胜利。其解语曰：“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左次”者，退避也，退居安全之地乃“无咎”也。能够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未失常态，就是胜利。此计正是檀道济“唱筹量沙”一事的经验提升。
约刘宋元嘉八年（４３１年）之后，道济未再参与重大战事。在此后的闲暇时间，道济精心研究兵法，这就是今日流传的《三十六计》。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学理论系统，可以说是系统全面总结中国兵学经验的理论宝库；而檀道济《三十六计》，则以《孙子兵法》理论系统中最切近实战又变化万端的“对战之策”为核心，建立了一个精致完美的小的理论系统，从而使最不可捉摸的“对战之策”，也略有规则可循。因此，《三十六计》必将以其特有的光辉，为中国兵学之伟大理论宝库增添异彩。
檀道济上距孙武约千年，如此遥相呼应，共铸辉煌，我们不禁想起了柳宗元与屈原：千年之前有屈原，以多重不解质问苍天而撰《天问》；而千年之后的柳宗元，则对屈原郑重回应以撰《天对》。中华文化的一脉传承何其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