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
杨荫楼 撰稿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是名垂青史的杰出历史人物。他长于乱世，在群雄逐鹿、英雄竞起的时代，以武功起局，以文德治世，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历
一、宏伟的功业
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599年1月23日），李世民“生于武功之别馆”。武功座落在渭河平原上，它西临渭水，东连隋都长安。李世民的祖先是关陇贵族。其八世祖李暠，在十六国时为凉武昭王。六世祖重耳，北魏时任弘农（今河南陕县）太守。曾祖父李虎任北魏左仆射，被封陇西郡公，并因参与了以宇文泰为首的开创西魏政权的活动，被封为八柱国之一，李氏家族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祖父李功，“为政清简，甚获当时之誉”。父亲李渊，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生于长安，七岁时承袭唐国公。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氏家族同杨氏家族的嫡亲关系，也有利于李渊在政治上的发展。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出身于鲜卑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外祖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公主。窦氏共生四子一女，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和平阳昭公主。
世民约在大业九年（613年），与长孙氏结婚。长孙氏是河南洛阳人。祖父长孙兕，曾任北周左将军。其父长孙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在隋任右骁卫将军。可见，长孙家族也是军事贵族。长孙氏的母亲是隋扬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儿。高氏是渤海著名的衣冠右姓。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其兄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这就给崇武相尚的长孙家族吹进了一股儒学之风。由上述事实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李氏家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中原和关中地区，而统治这一地区的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又都为鲜卑族所建，因而李氏家族同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接触十分频繁，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社会风俗，有着深入地了解并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这一历史时期，也是天下扰攘、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战争频繁，加之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贵族中尚武之风盛行。李氏家族中多出武将，家庭的传统教育就是习读兵书、演习弓马、骑射征战。所以，李世民“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少年时代的李世民是个性格刚烈、意志坚强、骁勇果敢的英武少年，这种性格，是他能在战乱年代的戎马生涯中取得卓越战功的重要因素。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崇尚武功，不精学业，但这并不等于他不学儒家经典。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为太原留守时，便将当时名儒张后胤“引居宾馆，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
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次年，升太原留守。李渊看到隋朝政权已岌岌可危，于是准备夺取政权。他命长子李建成“于河东（今山西永济）潜结英俊”，次子李世民“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密招豪友”，实际上是在联络一些官僚地主和地方豪猾，扩大势力。李世民又结好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和晋阳令刘文静，共谋起兵。李世民同意刘文静关于暂和突厥妥协，避免腹背受敌的建议，并提出占领河东以后夺取关中，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突厥的作战方针。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父子率甲士三万人于晋阳起兵。在进军长安的战争中，李渊多次采纳了李世民正确的战略策略和军事布署，首先攻克了河西四郡，继而又夺取了霍邑，打开了通往关中的第一道大门，终于在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占领了长安。
义宁二年（618年）五月，唐朝建立。李渊即皇帝位，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长安。不久，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李世民参与了晋阳密谋和起兵。起兵后他身先士卒，也初步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唐朝建立后，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巩固关中，然后逐步消灭其他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在这一过程中，每次大的战役，李世民都亲帅大军作战，战功显赫。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开始，李世民指挥了对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父子用兵。将近一年的时间，取得了西征薛秦的胜利。这次战争的胜利，解除了陇右的威胁，巩固了新生的唐政权在关中的地位。之后又转而北征。在对刘武周的战争中，李世民采取坚壁不战、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消灭了刘武周，扫除了唐侧翼的威胁，使秦、晋连成一片。李渊已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进攻东方了。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再次挂帅，进攻洛阳。在著名的虎牢之役，窦建德兵败，迫使王世充降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秦王李世民凯旋还抵长安。因功被加封为天策将军。
唐朝决战中原的同时，派兵经略江南。先后消灭了萧铣和辅公祏的势力。这样，唐朝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李世民在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不断提高。他又具有恢宏的气度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也企望登上权力的顶峰。这对太子李建成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建成联合齐王元吉共同对抗李世民。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元吉，这一事变史称“玄武门之变”。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骨肉之亲的温情面纱被撕得粉碎。八月，李渊让出帝位，李世民即皇帝位于显德殿，即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玄武门之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但李世民是一位雄心勃发、积极向上、开明有为的人物，他夺得皇位，在客观上为唐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贞观之治”的时代便开始了。
李世民亲身见证了隋王朝被推翻的事实，因而，他做皇帝后，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以亡隋为戒。他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治国理念。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察纳谏言，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推行王道政治，即采取德化教育，施仁政于民。
李世民识人善任，早在戎马生涯中便“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他们均为儒学之士，各有所长，都是可以作为栋梁的英杰人物，在政治、军事上成为李世民的智囊。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以政治家的胸怀和胆识，选拔和破格任用了大批人才。在中央先后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李勣、马周、禇遂良等为核心的中枢班子。他所营造的中枢班子，能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各个阶层，从而也就扩大了统治基础。李世民被历代史家称作“英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够虚心求谏。贞观时期，太宗虚心纳谏，臣下则敢于直谏，贞观一代谏诤蔚然成风，成为我国封建政治史上最光彩的一页。敢于直谏的大臣中，魏征是佼佼者。他辅佐唐太宗17年，是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主要策划和决策者之一。贞观初年，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之后敢于直谏的又有马周、禇遂良等人。这些人对当时政治的兴革献替，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初武德年间，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因而当时实行的许多基本政策和制度，多在唐太宗时确立。科举制就是在贞观年间得到完善与发展。《唐摭言》对唐太宗推行科举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唐太宗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对于人才的选拔与使用，对唐初的政治起到积极作用。这一制度扩大了唐朝统治基础，使得上层统治集团得到更新，同时也为唐初政权培养了大批优秀官吏。太宗曾在端门看到新进士，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代学校的大兴是在唐太宗时期。他还是秦王时便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即位后益崇儒术，在门下省设弘文馆，以培养官僚子弟。在国子监下设立六学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太宗数幸国学、太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正是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重视，“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对中央的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制进行变革：任用一些品位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这些人地位低，势力弱，易于驾驭和控制。增加参政决策的人数，使宰相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制约，避免权臣专权，有利于加强皇权。精减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省减官员，以防止官员冗滥。其次，唐太宗对府兵制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是：府兵“寓之于农”，兵士既是均田制下的农民，又是府兵制下的士兵，做到兵农合一；设置在关内的府兵最多，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局面，收到了“居重驭轻”的效果；遇有战事，统兵将领由皇帝临时任命，战事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从而使军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第三，健全法制。唐太宗统治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治世”，也是法制最健全的历史时期。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修订《武德律》，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勒成一典，这就是《贞观律》。《贞观律》是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司法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兴盛时期的必然产物。法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定符合实际情况和严密的法律，还在于严格遵守法律。唐太宗强调官吏要守法不移，执法不阿。同时，利用法律严惩官吏的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等行为，对豪强势力也进行限制和打击。第四，太宗采取具体措施，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他大力推行均田制，对占夺土地，阻碍均田的势力给予打击。实行租庸调法，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释放奴婢，增殖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贞观经济得到稳定增长。
随着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以及政治统治逐步走上正轨，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唐太宗还十分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氏族志》的修订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贞观四年（632年），太宗诏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氏族志》，并提出修订原则：“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氏族志》的编定，无疑是重新编织了封建等级，打击了没落的世族，保护了当朝权贵，从而也加强了皇权。
贞观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较好的时代。唐初，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发动叛乱，侵扰唐的边境和中原地区，对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融合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武力平定了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和西突厥的叛乱，统一了西北边疆。太宗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统率于阗、疏勒、碎叶、龟兹，谓之“安西四镇”。安西四镇的设置意义重大，它保证了西域地区和内地交通的畅通无阻，中亚地区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吐蕃采取和亲政策，以文成公主许嫁给松赞干布，密切了唐与吐蕃的关系。唐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成就巨大，他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如采取和亲、设羁縻州等，符合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也相当开明。他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无论是对少数民族抑或是汉人都能“爱之如一”的思想基础之上，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融合，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贞观四年，四夷君长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成为建立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唐太宗一生事业，以武拨乱反正，以武完成和巩固统一。然后又偃武修文，以文德治天下。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的文治就包括以儒家的仁政治理天下。为此，他弘扬儒学，尊崇儒术，统一经学，制礼作乐。他对于佛、道二教则是采取抑制与利用相结合的政策。唐太宗曾下达过度僧尼的诏令。贞观十九年（645年）春，潜出国境去西域学佛的玄奘载誉而归，唐太宗在长安接见他，并组织了盛大的队伍欢迎，倾城轰动。玄奘在唐太宗的直接关怀之下，设立讲坛译场。这无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对于道教唐太宗继承了李渊的思想，尊老子为唐皇室的先祖，并且置道教的地位于佛教之上，达到神化皇权的政治目的。但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所关心的是唐代政治，至于佛道二教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已。他曾说：“至于佛教，非意可所尊”。
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仅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在外交上也实行了颇具特色的政策，使得贞观时期成为一个开放的历史时代。当时，唐朝已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它的强大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对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加之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国内交通的发达，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者、商人、僧侣、学者、留学生等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相望于道。唐太宗也曾派使者出访。唐都长安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关中平原上。当时的长安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经济、文化、商业贸易中心。长安是人才荟萃之地，也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在这里不仅培养了中国的学生，而且也培养了大批外国留学生，他们居住长安，学习儒家典籍，渐染唐风，将唐朝的文化带回各国。大批外国人云集长安，也给这座古老的都市带来了异彩纷呈的异域文化，而唐太宗则气势恢宏，对各种思想文化都比较宽容，而很少禁忌，敞开大门，接纳异域文化。长安城蕴涵着一种勃发向上的精神。
唐代贞观时期的文化给予世界文化以巨大影响，而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则更全面和深远。日本的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回国后在文化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贞观年间所创立的官制、教育制度、法制、礼制、田制等也被日本所效法。中印关系也十分密切，不仅佛教僧侣往来不绝，而且官方使者也不断。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玄奘有杰出的贡献，被传为佳话。玄奘根据唐太宗的旨意，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这部巨著成为流传到今天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各国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唐太宗李世民在青壮年时期英气勃勃，他开创了贞观盛世。他所指挥的战争，每战必胜。然而，贞观十九年的辽东之役却没有取得成功，这出乎他的意料，使他在感情上受到一次打击。加之征辽的长途跋涉，辛苦劳累，使他染病在身，之后身体状况便日渐不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病逝，享年52岁。八月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一代英主溘然长逝了！唐太宗的逝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时代——“贞观之治”历史时代的结束。
二、显赫的战功
青年时期的李世民风华正茂。从晋阳起兵进军长安到唐朝建立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他披坚执锐，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意气风发，建立了不朽的军功。
（一）进军长安
李渊、李世民父子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在晋阳起兵反隋。由此开始，李世民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晋阳起兵后，下步的行动决策非常明确，那就是要乘虚入关，直取长安，以便控制关中、陇右以争天下。但也遭到了隋朝地方势力的抗拒。李渊要挥师南进，必经西河，为了扫清道路，必须首先攻下该地。这也是起兵后的第一个战役，其成败影响甚远。于是，在这年六月，命建成、世民率众取之。建成、世民同义兵“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往返九日，就取得了西河首捷。
七月，大军进兵霍邑。霍邑“西北抗汾水，东拒霍太山，守险之冲，是为襟带”。当时已有隋骁将宋老生率精兵2万拒守。隋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兵数万据河东，与宋老生相影响。加之当时秋霖不止，道路泥泞，粮远不济。并且又有流言：突厥欲与刘武周南入，掩袭太原。当时裴寂等人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联兵据险，未易卒下。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都在那里，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渊同意这一判断。李世民则反对此议。他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兵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他提出：“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这是李世民与李渊在用兵策略上发生的第一次分歧。不过，李渊能够及时听取正确意见而修正了错误。为了防止宋老生“怯而不战，闭门城守”，以致旷日持久，贻误战机。李建成、世民则提出引诱宋老生出城歼灭的建议。于是，李渊亲率数轻骑，先到霍邑城东严阵以待。同时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临城视察地形，且做出安营攻城的样子。老生看到军队逼城，乃从南门、东门引兵而出，背城而阵。李渊又以佯败，引诱宋老生离城里许而阵。这时世民自南原引兵驰下，堵死了宋老生的退路，使其腹背受敌。这次大战，鼓未及动，锋刃已交。宋老生战败被斩。于是霍邑遂平。霍邑是由太原沿汾河通往关中的第一道坚固防线，霍邑被克，便打开了通往关中的第一道大门。
攻克霍邑之后，李渊率诸军围攻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河东是战略要地，关中之门户。是围攻河东还是西入长安，李渊集团内部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第二次分歧。裴寂主张先解决河东，屈突通败，长安必破。李世民则认为兵贵神速，借累胜之兵威，鼓行而进，取长安若振槁叶。不过裴寂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因河东守敌尙有一定的力量，不可以低估，若长安不克，那时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李世民的用兵更具谋略和胆识。第一，他看到关中空虚，若乘其不备，可一举攻克。第二，他主张用兵神速，可陷敌于被动。李渊综合了两种意见，取长补短，决定留偏师围河东，牵制屈突通的兵力，主力西进关中。九月十八日，李渊派遣建成、刘文静率军驻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之兵。世民率军徇渭北。这样以此二路大军对长安形成战略包围，长安成为一座孤城。十一月九日遂克长安。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其亲信司马德勘和宇文化及所杀。这就标志着隋朝的彻底崩溃。五月，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
（二）统一战争
在唐王朝建立之后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李世民肩负重担，亲自指挥了对薛举、薛仁杲的战争；对刘武周的战争；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不仅为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而且也为统一全国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与唐相邻的割据势力，西有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北有据朔方的梁师都和以马邑为中心的刘武周；东方则有占据洛阳的王世充以及河北义军窦建德。因洛阳居于全国的中心地带，唐要夺取天下，应先取东都。东都攻下，则统一全国的大业基本已定。因此，李渊入关不久，义宁二年（618年）正月，便以建成为左元帅，世民为右元帅，挥师东上。但王世充以及当时的瓦岗军势力强劲，夺取东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对此，李世民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指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于是很快地便从东方战场脱离，重新调整了用兵方略，即先取陇右、代北地区，以解除关中背后和侧翼的威胁，然后再东向以争天下。李世民以卓越的军事家的智慧和才能为实施这一战略做出了杰出贡献。
西征薛举。陇山山脉，横亘于秦陇。陇山以西，古称陇西，又称之为陇右，盘踞在这里的是薛举、薛仁杲父子。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父子攻占长安。薛举亦谋东进以争夺关中。十二月，仁杲率劲卒围扶风。李渊命世民救扶风之围，于是世民击仁杲大破之，并追奔至陇坻而还。但薛举并不甘于失败，他企图联结梁师都共为声援，厚赂突厥，并力进逼长安。
陇山一带是“襟带秦凉，拥卫畿辅”的战略要地，要加强关中的防御，必须要加强固原至扶风一线。唐于是派兵据守扶风、泾州。薛举要想进占关中，也要突破陇山夺取扶风和泾州。因而，李世民和薛秦之间的战争便在扶风至泾州间展开。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发动进攻。一面派其将钟俱仇等攻取汉中，一面亲率大军向泾州挺进。李渊亦分兵两路。一面遣秦王世民为元帅，与刘文静等八总管之兵以拒举，一面以窦轨为秦州总管，进攻钟俱仇，尽降其众。同月，薛举进逼高墌，游兵至于豳、歧。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秦军悬军深入，利于速战。世民则采取以逸待劳、坚壁不战的办法。可是，世民突患疟疾，于是将军事委托与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并告诫说：“賊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且宜持久，待粮尽，然后可图。”可是，刘、殷二人缺乏对双方军事力量的了解，也未听世民的告诫，陈兵于高墌西南，并峙众不加设备。结果，薛举率轻骑突袭背后，两军大战于浅水源，八总管之兵皆败，薛举遂拔高墌。李世民只好率兵返回长安。自太原起兵以来，世民军屡战屡胜，因而军队中存在着骄傲情绪，故恃众轻敌，骄躁致败。
八月，薛举突然得病而死。薛仁杲屯兵于折墌城。仁杲立，与诸将帅多有矛盾，兵势日衰。高墌兵败之后，李渊仍命世民为元帅，再率刘文静、殷开山进击。仁杲使宗罗睺将兵拒之。罗睺数挑战，世民紧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说：“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賊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壘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克。”并下令说：“敢言战者斩！”于是与宗罗睺相持于豳州、宜禄间。两军相持六十余日。仁杲粮尽，将士离沮。于是世民发动攻击。命行军总管梁实设营于浅水源引诱敌军。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梁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数日不饮，仍顽强固守。世民度罗睺军已经疲乏，于是号令诸将说：“可以战矣！”并命令右武侯大将军庞玉陈兵于浅水源，罗睺集中全力进击。世民引大军出其不意出击于浅水源北。罗睺只好引兵奋击，呼声动地。罗睺士卒大溃。世民率二千余骑追击。窦轨扣马苦谏，以为罗睺虽破，仁杲犹据坚城，未可轻进。世民则说：“兵威已振，势如破竹，机不可失！”于是直追至折墌城下，扼守泾水南岸。傍晚，大军继至，遂围其城。仁杲计穷，乃于次日早晨开城门出降。于是俘获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这次战争胜利后，解除了陇右的威胁，进一步巩固了唐在关中的地位。这也使得李渊父子更有信心对付其他割据势力。
北征刘武周。唐在灭掉西秦后，便一面计取凉州，消灭李轨势力，一面积极准备东取洛阳。武德二年（619年）二月，突厥与梁师都、刘武周等突然联兵入寇，于是，唐便转而开始北征之战。三月，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南侵并州。四月，大将宋金刚劝说刘武周入围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刘武周令宋金刚侵并州，军于黄蛇岭，兵锋甚威，袭破榆次县。五月，刘武周攻陷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继而又陷平遥（今山西省平遥县），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六月初，武周使宋金刚将兵3万寇并州，自己亲率大军攻陷介州（今山西省介休县）。李渊诏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之，结果中伏大败，二将被擒。李渊以刘武周入寇为忧，遂以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九月，裴寂至介休，金刚纵兵袭击，寂军溃败。裴寂一日一夜逃至晋州。这次战役后，晋州以北城镇全部陷落，唯有西河独存。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元吉夜间带妻妾弃太原奔还长安，太原陷落。李渊十分恼怒地说：“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亡之基，一旦弃之！”并因此要杀掉两位辅佐元吉的大臣。十月，宋金刚攻陷浍州，军势甚锐。时王行本据蒲反，亦与刘武周相应，关中震骇。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李渊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他主张：“賊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仅守关西而已。”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乃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李世民再次统领大军，挂帅出征。
十一月，刘武周亲率大军至浩州（西河），秦王世民引军至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屯兵于柏壁（今山西省新绛县西南），与宋金刚对垒相持。当时河东州县为刘武周军掳掠无余，生产荒废，已无积谷，唐军无从征敛，军中乏食。于是世民发教谕民，恢复生产。唐军得以“军食以充”。在军事战略上，乃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令偏将乘间抄掠敌军，大军则坚壁不战。
十二月，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袭击刘武周骁将尉迟敬德、寻相于美良川，大破之。接着世民亲率步骑3000从小道夜袭安邑，又一次将尉迟敬德、寻相击败，“悉俘其众”。敬德、寻相败逃。世民采取坚壁不战、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又率军“复归柏壁”。由于李世民两次小胜，至此，屡败之唐军复振。于是，诸将请转取攻势进击。世民则认为，金刚悬军深入，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宜坚壁不战，等待时机，后发制人。
武德三年（620年）正月，唐克蒲州，战势益佳，时宋金刚仍围攻绛州未下，其军势因而越发被动。二月，刘武周分兵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攻陷长子、壶关，遂攻潞州，似欲打通与东都王世充联系的通道，结果被唐军击败。三月，刘武周又遣将攻取浩州，唐将李仲文坚守浩州，多次打退刘武周的进攻，切断了敌军的粮运通道。浩州是太原通向关中的门户，是战略要冲之地。唐坚守浩州，对整个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金刚自武德二年十一月至三年四月与秦王世民对峙于柏壁，两军相持近半年。宋金刚粮运不继，军中乏食，不得不后撤北去，秦王世民紧追不放。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由于连续进兵，士兵饥饿疲乏。至高壁岭（今山西省灵石县南），将军刘弘基执世民马辔劝世民说：“士卒饥疲，宜留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世民则说：“金刚计穷，众心离沮，必乘此势取之！”遂策马而进，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万人。世民率军又追至介休，金刚尚有兵2万，出西门，背城列阵，南北7里。世民派总管李世勣与之战，自己则率精骑出其阵后击之。金刚大败，轻骑逃走，世民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敌将尉迟敬德收余众守介休，但在大军压境面前也只好举介休及永安城降。
刘武周听说金刚大败，便弃并州亡奔突厥，金刚收其余众，想再战，但部下不肯依从，也只好率百余骑北走突厥。后二人均被突厥所斩。原为刘武周控制的州县，全部归唐所有。刘武周被消灭，扫除了唐侧翼的威胁，使秦、晋连成一片。李渊已无后顾之忧，便可全力进攻东方了。
东征王世充、窦建德。洛阳居天下之中，为隋东都，是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并且为关东漕运中心，因此东都仓禀最多，也最富足。李渊欲统一天下，非取洛阳不可。洛阳平定，唐朝统一天下的愿望也就基本实现了。
武德三年七月初一日，“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世民再次挂帅，督师约十余万人进攻东都。利用渭水、黄河水道，由鼎、芮、陕、函、虞、虢六州设水陆转运，以供给前线大军军粮物资等。
此时关东的形势与李渊攻取长安的时候相比，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原一带，只剩有王世充军事集团和窦建德所领导的河北义军。王世充的隋军和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曾进行过激烈争战。武德元年九月，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李密降唐。王世充取得胜利后，便据守洛阳，自立为帝，建国号为郑。
当王世充听说唐军举兵来攻时，便部署加强洛阳的防卫，从他所属的州镇征集骁勇至洛阳。置四镇将军，分守洛阳四城。这年七月，秦王世民大军至新安时，世充又加强其外方州镇的部署，自己亲率3万人准备迎击唐军。唐前军陕州总管罗士信率军进攻慈涧，世充将兵3万救之。七月二十九日，秦王亲率步骑5万进军慈涧。世充只好将慈涧军队撤回洛阳。于是，世民便展开了对洛阳围攻战。
王世充盘踞洛阳多年，与瓦岗军长期对垒，积累了一定的防守经验。其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其军队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加之洛阳城坚，一时难以攻下。因而，秦王采取了围困孤立、逐渐削弱其力量的措施，以达到最终消灭对方的目的。八月，唐军各路相继展开攻势。黄君汉军以舟师袭迥洛城，克之，断河阳（今河南省孟县）南桥，降其堡聚二十余处。世充使其太子玄应反攻迥洛城，被击败。刘德威军袭怀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史万宝进军显仁宫。王君廓攻轘辕，拔之，并东徇至管城（今郑州市南）。迫于军事压力，王世充的州县官吏纷纷降唐。这样就切断了洛阳对外的联系，使洛阳完全变成一座孤城。九月，唐军相继控制了东部外围的大多数据点。王世充已作困兽，但仍然顽强固守抵抗。九月二十一日，世民率500骑视察地形，世充率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尉迟敬德保护世民突出重围。世民、敬德复又率骑兵还战，出入世充军阵，往返无人敢挡。行台尚书左仆射屈突通引大军继至，世充兵大败，只身逃跑。此时，王世充除保有徐、梁、亳、滑、随等州城外，仅能困守东都洛阳故城及偃师、巩县、虎牢各点。十二月，世充之亳、随二州又相继降唐。
武德四年（621年）二月，王世充太子玄应将兵数千人，自虎牢运粮入洛阳，秦王世民遣将邀击，大破之。世民移军青城宫，但当唐军壁垒未立之际，世充率众2万临谷水以相拒。世民以精骑列阵于北邙山，命屈突通率步卒5000渡水击之。并命令其：“兵交则纵烟。”烟发，世民即引骑南下，身先士卒，与通合势力战。世民欲知世充阵厚薄，率精骑数十冲之，直出其阵后，杀伤甚众。后与诸骑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跟从世民，为世充数骑追及，世民的战马中流矢。行恭回马射追者，追者不敢再前进。行恭下马让世民骑，行恭在马前徒步，突阵而出还于军中。世充终因不支而退兵。世民乘机纵兵追击，直抵洛阳城下，俘斩7000人，于是将洛阳城团团围困。
秦王世民自武德三年八月围攻洛阳以来，至此时已历八个月，洛阳“城中守卫甚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1]因而唐军将士皆疲惫思归。李渊亦密令世民班师，世民上表断言：洛阳必克。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悦密派使者到唐营请降。于是，左卫将军王君廓引兵夜袭虎牢，沈悦为内应，遂克虎牢，切断了洛阳通往东方的主要道路。
正当洛阳指日可下时，窦建德率河北义军10万，号称30万，突然出现在唐军面前。
武德二年八月，建德乃乘势率兵十余万，相继攻取唐之洺州、相州、黎阳等地。并攻占王世充的卫州、殷州及新乡等地。武德三年，建德乘破竹之势取孟海公之济州。一时之间便发展为可以与唐、郑相鼎立的势力。
秦王面对新的局势，乃于青城宫召集将佐议之。内部出现了两种相左的意见。以萧瑀、屈突通、封德彝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退保新安。而郭孝恪、薛收则主张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决可克也。李世民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使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亲率精锐3500人东赴虎牢。著名的虎牢大战便发生了。
世民军至虎牢，率骁骑500人，出虎牢之东二十余里，侦察敌情。并引诱敌兵进入伏击圈，大破之。武德四年四月，窦建德因唐兵于虎牢相拒，西进不得。留屯累月，且数战不利，军心涣散，将士思归。五月一日，世民渡河，察敌形势，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引诱窦军，入晚潜还虎牢。翌日，建德果以全军出击，自板渚出牛口设阵，北距大河，西临汜水，阵长20里，鼓引而进。自晨及午，士卒饥倦，已无斗志。世民把握战机，命宇文士及等300骑经建德阵前，驰而南上，并告诉他：建德军不动，引军而归；动则引兵东出，诱敌而击之。士及引军至建德阵前，阵果动。世民下令：“可以出击！”亲率轻骑先进，大军继至，东涉汜水，直逼其阵。唐兵猝至，建德窘迫，唐军所向披靡。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亲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见之，不战而溃。追奔30里，斩首级3000。建德中槊负伤，窜匿于牛口渚，被擒。
秦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阳城下，以示世充。王世充只好投降。一部分唐军先入洛阳，分守市肆，禁止侵掠。历时两个月的虎牢之战至此结束，唐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七月九日，秦王世民凯旋之师还抵长安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25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威武壮盛，在朝野上下轰动一时。
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的故将刘黑闼起兵反唐，袭漳南县而据之。十二月初，李渊乃命秦王世民、齐王元吉等讨伐刘黑闼。而刘黑闼又相继攻陷邢、赵、魏、华等州，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故境。武德五年（622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定都洺州。
三月，世民与罗艺营于洺水之南，并别遣奇兵绝其粮道，使刘黑闼失去了持久战的依据。唐军与黑闼相持六十余日，世民自率精骑击其骑兵，破之。洺水一战，唐军斩敌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黑闼等二百多人奔突厥，山东悉平。
（三）征伐辽东
辽东之地，汉魏时期皆为中国的郡县，自西晋末年以来，辽东之地尽失。唐建立后，因北方、西方边疆问题还未解决，加之国力尚未全部恢复，故一直没把攻取辽东之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认为是出兵辽东的最佳机会。第一，唐已立国27年，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第二，东突厥的问题早已解决，西方吐谷浑已被打败，高昌已被平定，唐已基本控制了西域。唐用兵辽东已无后顾之忧了。因此，太宗才下定决心，出兵辽东。
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作了东征的各项部署工作。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太宗以其当年曾随从炀帝征伐高丽，于是将他召至洛阳，亲自询问攻伐辽东的经验教训。元璹指出：“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乎守城，攻之不可猝下！”[1]这无疑是对炀帝进攻高丽失败的总结。但太宗自恃国家之大，甲兵之强，筹略之周，非隋可比。因而，并没有认真考虑元璹的意见。在征辽的问题上，唐太宗存在着明显的骄傲轻敌思想。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李世勣率主力趋辽东城。李道宗、张俭等分两路向新城、建安、盖牟城，以阻高丽赴援之师。当李世勣进军攻到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下时，太宗率军已至辽泽。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始得进。五月初八，高丽步骑4万赴救辽东城，道宗率4000骑逆击之。两军会战，高丽大败。太宗率数百骑至辽东城下。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达12天。高丽兵力战不敌，遂克其城。以其城为辽州。接着又进攻白岩城（今辽宁省辽阳东）。
六月，李世勣攻白岩城西南，太宗攻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心腹请降。六月二十日，太宗率大军至安市城（今辽宁省盖平东北），即列营攻之。高丽北部耨萨（如唐之都督）高延寿等率兵15万救安市。双方展开了首次大战。
太宗闻延寿等率军救安市，悉召诸将问计，江夏王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对这一出奇制胜的策略没有采纳。
太宗命李世勣率步骑15000布阵于西岭；命长孙无忌将精兵11000为奇兵，自山北出于峡谷以冲其后；太宗则亲率精骑4000，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并命诸军闻角齐出奋击。高丽兵大溃，延寿等率军请降。
七月初五日，太宗移营安市城东岭，开始围攻安市。安市人坚守城池，唐军久攻不下。高延寿等献策：“……乌骨城耨萨年老不能坚守，称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长孙无忌却认为：“……不可乘危徼幸。……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1]延寿等将领的意见同江夏王道宗奇袭平壤的意见一致，都具有出奇制胜的特点。太宗却采纳了长孙无忌的计策。可见太宗攻取辽东的用兵战略已趋于保守，失去了当年的魄力、勇决和果断。
唐军自七月初攻安市，至九月中旬不能下。此时辽东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草将尽。由于以上原因，太宗乃决定于九月十八日班师。此次征辽之役，拔玄菟、横山、盖牟、磨未、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俊黄十城。其中攻打辽东城、安市城为两大攻城战。太宗以此辽东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自贞观十九年九月班师，二十年三月回到长安。他对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李道宗坦率地指出了当时未能乘虚远袭平壤是失策。太宗后悔莫及！
三、军事思想及指挥艺术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从晋阳起兵到占领长安的过程中，便展露了他的军事才能。在统一战争中，他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平定西秦薛举父子、并州刘武周、洛阳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及刘黑阔四个大战役。在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军事着眼于政治和战争全局。李世民非常重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一切军事都为攻治服务，为全局服务。他有着敏锐的战略头脑和战争全局观念，因而他的战略决策便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如晋阳起兵之后，李渊挥军南下，但却受阻于霍邑。霍邑“西北抗汾水，东拒霍太山，守险之冲，是为襟带。”隋骁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于此拒守，又有大将屈突通率数万人据河东与宋老生相影响。当时，正逢“秋霖不止，道路泥深”，粮运不继，又有流言:突厥与刘武周欲乘虚南入，掩袭李渊的根据地太原。于此之时，是进是退?李渊召集诸将佐商讨对策，以裴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然攻下，“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从战略全局出发，反对此议。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之下“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但李渊不听，促令班师。之后，世民又哭谏李渊，指出:“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1]最终李渊接受了世民的建议。李世民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霍邑之战的进退，着眼于全局进行决策。在这一决策之下，不仅使霍邑之战取得胜利，并且使李渊军一鼓作气，直下长安。宋人叶适曾评论说:“霍邑之战，唐事几败而成，太宗由此始定霸业。”虽然夸大了世民的作用，但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又如，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刘武周率军进逼并州，留守太原的齐王元吉乘夜“携其妻妾弃州奔还长安”，太原陷落。李渊十分恼怒地说:“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且弃之。”并因此要杀掉两位辅佐元吉的大臣.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又进兵晋阳、绛州、龙门、浍州，皆陷之，军势甚锐，关中震骇。在这种形势面前，李渊下令:“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仅守关西而已。”李世民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他以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他愿率精兵三万，平定刘武周，克复汾晋。的确，若丢弃河东，关中地区便会受到刘武周的严重威胁，甚至会使刚刚建立的唐政权完全陷入被动的地位，更不利于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世民的决策又一次审视全局。柏壁一战，世民打败宋金刚，收复汾晋之地，巩固了唐朝的大后方，为唐朝的全面东进，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战略全局上轻视敌人，具体战役上重视敌人。秦王李世民在战略全局上轻视敌人，在强敌面前，分析形势，找出致胜之道，以主观的努力，化被动为主动，转弱为强。而在具体的战役上又非常重视敌人，一般采取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不打无把握之战，条件不具备，决不出击，时机一到，及时出击，锐不可挡。以兵法上的“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来形容世民的用兵之术，是非常恰当的。如刘武周率强兵，“南面以争天下”，“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锐”。度索原一战，唐军溃败，齐王元吉只得逃离太原，李唐发迹之地竟然一朝陷落。面对刘武周的汹汹之势，李世民提兵讨伐，有平定刘武周必胜信心。在具体战役上，又扎营于柏壁，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相持，坚持“坚壁不战”，当敌气势日衰，供给日蹙之时，发动进攻而取得胜利。又如在洛阳战场上，李世民率军围困王世充于东都，指日可下之时，却突然遇到窦建德率大军十万来救世充。如果两军相连，则会使唐军陷入危殆。李世民与其将士慎重地分析了战场的形势，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在具体战役上，世民派军抄袭粮道，并且按甲待机，败窦建德于虎牢，迫使王世充不战而降。
坚壁挫锐，捕捉战机。创造和扑捉战机，最能体现军事统帅的指挥艺术。当敌强我弱时，李世民善于采取坚壁对垒的措施，挫敌锐气，绝其粮道，竭力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创造战机。在拖和磨的过程中，把握战场上的发展变化趋势，捕捉战机，消灭敌人。如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在平定薛举的战斗中，开始，李世民深沟高垒不与薛举决战。因为薛举军队悬军深入，利于速战，世民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以逸待劳，坚壁不战的办法。可是世民突患虐疾，便将军事委于长史刘文静等，并告诫说:“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且宜持久，待粮尽，然后可图”。然而，刘文静等缺乏对双方军事形势的了解，未听从世民的劝告，轻举出兵，陈兵于高墌城西南，“恃众不设备”，结果遭到薛举的突袭，两军大战于浅水原，唐军大败。高墌兵败之后，李渊为挽救局势，以图强敌，于这年八月，仍命世民为元帅，再率刘文静等人进击。九月初，秦王世民率诸军向高墌，秦军十余万拒之。薛举军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锐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并且下令说:“敢言战者斩!”于是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初，薛仁杲军粮尽，将士离沮，于是世民遂捉住战机，发动攻击。浅水原一战，唐军表里奋击，获得大胜。李世民对宋金刚的柏壁之战也是如此。太原被刘武周占领后，世民再次率兵出征，并屯兵于柏壁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对峙。世民在战略上，仍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令偏将乘间抄掠敌军，大军则坚壁不战。世民对诸将分析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世民仍然采取了坚壁挫锐，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两军相持近半年，宋金刚粮运不继，军中乏食，不得不后撤北去。而世民则抓住战机乘胜追击，一举击败刘武周。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指出:“秦王之破刘武周、宋金刚，与破薛仁杲、宗罗睺方略一也。”[1]战机往往转瞬即失，创造和捕捉战机是凭指挥者的敏锐的头脑，冷静的观察分析和及时而果断的决断。在这方面，李世民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善于猛打穷追，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李世民具有连续作战的精神，不停顿地打击敌军，不给对方以喘息的机会，彻底歼敌，这也是李世民战略思想和战术运用的特点之一。柏壁之战是最典型的战例。李世民于柏壁同宋金刚相持，坚壁不战，迫使敌军因乏食撤军北去，世民率军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由于连续进兵，士兵饥饿疲乏。大将刘弘基执世民马辔劝说世民不宜穷追。世民则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遂策马而进。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将士都不再言饥，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夜，露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已不食两日，三日未曾解甲.最终将宋金刚击败。如果世民不乘破竹之势而取之，给敌人留下喘息的机会，收复汾晋的计划就可能被延误。
善于运用骑兵，出奇制胜。骑兵速度快，冲击力强，李世民用兵极其重视这一特点.并且善于运用这一特点而出奇制胜。如霍邑一战，宋老生引兵三万出战，李世民与段志玄率精骑“自南原驰下，冲老生阵，而出其后。”老生兵在李渊、世民两军的夹击之下大败。又如浅水原之战，唐将庞玉与敌将宗罗睺战于南原，既而，李世民率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回师相拒，世民“将骁骑数十入贼阵，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睺大溃”。又如，对宋金刚的介州之战，金刚有士二万于介州城西，背城列阵，南北七里。世民派李世勣等当其北，翟长孙等当其南，世民“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贼众大败，追奔数十里。”再如，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二月，围困洛阳时，世民移军于青城宫，王世充临谷水以相拒。世民便以精骑阵于北邙山，并命大将军屈突通率兵五干渡水击之，并让他兵交之后纵烟。烟发，世民即引骑兵南下，这次激战，最终以王世充军不能支持而退兵。世民遂移营城下，将洛阳城团团围困。这些战例都说明，李世民善于用骑兵，在关键时刻快速出击，以奇制胜。胡三省说:“太宗之定天下，多出奇取胜。”这种评价符合世民用兵的实际。
知己知彼，重视了解敌情。无论是在战略决策上或战役指挥上，李世民重视了解敌人的情况，能做到知己知彼。首先是利用各种方法掌握敌情。他派出侦察人员，深入敌后，探察情报;或亲自深入到敌营附近，对敌情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如李世民与宋金刚相持于柏壁时，“尝自帅轻骑觇敌”。又如围困王世充于东都洛阳时，“秦王将轻骑觇世充”。在虎牢之战中，他还以试阵的方式观察敌情。孙子说:“知己知彼，则百战不殆.”只有了解敌情，才能把握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从而用己之所长，攻敌之所短，可以在不利的情况之下，能以弱克强，乃至可以转败为胜。世民正是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之上，才能掌握战场上军事变化的规律，在军事上做出正确的判断，下断决心，应机而变，及时捕捉战机，制定灵活的战术原则，制敌取胜。诚如李世民自己所说:“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
善于选择主攻方向。李世民用兵不平均使用兵力，而是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上，而这个方向又恰恰是敌人的要害之处或力量薄弱的环节。一旦出击便可致敌于死命。如霍邑之战和浅水原之战，世民的主攻方向是敌之侧翼或其背后。虎牢之战，则采取了中心突破的战术方针。由于主攻方向准确，这些战役都取得了胜利。
身先士卒，鼓舞全军。李世民自幼就善骑射，每次战斗中，他不仅是指挥者，并能亲自参加战斗。在战斗中，他刚毅、沉着、果敢，骁勇善战，身先士卒。还能同将士们同甘共苦，不怕牺牲.他的行为对唐军是一种表率和鼓舞。如追击宋金刚时，一昼夜行军二百里，士卒饥疲。但世民不食二日，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不言苦。由于李世民作出了榜样，士卒虽饥，也仍坚持作战，直到胜利。又如在对王世充的慈涧之战时，世充将兵三万救慈涧。李世民亲率轻骑侦察世充军阵，结果与敌军猝然相遇，由于众寡不敌，道路又险阻，为世充所包围。在危急时刻，世民命左右先归，由自己殿后。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率数百骑夹道追击，长枪多次几乎刺中世民。世民尘埃覆面，唐守军已认不出自己的统帅，拒绝他进入军营，他只好免去胄甲，作自我介绍才得以入营。又如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世民身先士卒，率精骑数十人冲击敌阵，杀伤甚众，后与诸骑相失，只有将军丘行恭随从，王世充数骑紧追不放，世民的战马中箭而死，世民已有性命危险。然而世民与丘行恭靠着勇敢、突阵而出。世民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几乎在每次战役中都有体现。在他的带动下，他手下的大将，几乎个个能征善战，这就带动了全军，激发了他们的战斗力。李世民每战皆捷，这同李世民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