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李兴斌 撰稿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汉末琅琊阳都人（今临沂沂南），三国时期以至于整个封建时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之一。自接受刘备三顾之请出山，他信守承诺，忠贞不二，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以“兴复汉室”为理想，不惧强敌，不畏艰险，南征北伐，辛劳备尝，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壮志未酬而令人叹息，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与文化遗产，以至于千百年来让人无限追思和怀念。
一、生于乱世绍继祖风
（一）时代背景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时值东汉走向衰败没落的末年时期。
东汉自中期开始，外戚与宦官即相互倾轧，交替专权，并且愈演愈烈。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宦官单超等人与桓帝密谋捕杀外戚梁冀全家，并查抄其财产，清除其党羽。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时人称之为“五侯”。自此以后直至东汉皇朝灭亡的三十多年里，朝廷大政始终为宦官集团所牢牢控制。
与外戚相比，宦官的贪婪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口含天宪，随意刑赏，结党营私，广纳贿赂，甚至公然掳掠抢劫，侵害百姓，从而致使纲纪大乱，朝政日坏。宦官如此贪墨专权，遂很自然地与士大夫阶层产生矛盾。士大夫中一部分人颇为崇尚气节，正直敢言。他们勇于揭露宦官的罪恶，并不屈不挠地与之斗争。而这种斗争，最后终于导致著名的“党锢之祸”发生。
所谓“党锢之祸”，是指桓、灵时期因宦官集团诬告而导致的朝廷对士大夫中“清流派”士人及其门生的大规模迫害。“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了三次，分别在桓帝延熹八年（166年）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熹平二年（173年），先后株连党人及其门生故吏与父兄子弟达一二千人，从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从根本上伤及皇朝的统治基础，并最终导致黄巾军大起义（184年）的爆发。
黄巾起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被镇压下去，不久宦官集团也被诛灭净尽，然而天下从此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境地。
（二）地域影响
诸葛亮的出生地阳都旧属齐国，而齐是姜太公的封国。当年太公至国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史公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司马迁亦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
与齐国相邻的鲁国，则为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因需“留佐武王”，武王卒后又需代成王摄政当国，故由其子伯禽代为受封。伯禽至鲁，“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治国方略与齐完全不同，其日后虽然趋向衰弱，但却保存了周王室大量的典章制度，以至于后世有所谓“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并且在那里形成了以孔子、孟轲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
齐、鲁当时均为大国，自其开国以至于两汉时期，出现了大批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齐宣王时，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学派荟萃，名流纷至，不仅为此地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内容，而且也奠定了整个华夏文化的基础。
（三）家世门风
据考证，诸葛亮的远祖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部将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葛婴。西汉初年，汉文帝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此后葛氏一族遂在“葛”字前加一“诸”字，以为姓氏。但裴松之在诸葛瑾本传中注引《吴书》却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笔者认为，二说应以前说为是。诸为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诸城西南，属琅琊郡，这是诸葛氏家族以琅琊为郡望的缘由。
自葛婴之孙受封诸县侯之后，诸葛氏在琅琊子孙繁衍，并逐渐成为当地颇有名望的家族，从两汉到三国，接连出现了几位有名望的人物。
第一位是诸葛丰。丰字少季，生卒年不详，《汉书》有传，元帝（前48～前33年）时其曾任司隶校尉。在职期间，他不畏权贵，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以刚直廉洁、敢于执法闻名，所以京师权贵和官吏都很忌惮他。他虽一度得到过元帝嘉奖，并获赐符节以助行法，但终因得罪元帝宠臣许章而被降为城门校尉。被降职后，诸葛丰依然刚直不阿，最终被昏庸的汉元帝“免为庶人”，且于此后不久即病殁家中。
第二位是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诸葛珪字君贡，曾任泰山郡（治今山东泰安附近）郡丞。
第三位是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诸葛玄曾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太守，后往依荆州刺史刘表。诸葛珪去世时，诸葛亮年仅8岁，遂依叔父南下荆州。
诸葛亮兄弟三人：兄名诸葛瑾（173～241年），字子瑜，长诸葛亮8岁，后为避乱而赴江东依孙权（182～252年）为宾客。孙权称帝，拜他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先后封宣城侯、宛陵侯，年68卒。诸葛瑾学识渊博，忠信孝悌，“有容貌思度”，时人均“服其弘雅”。亮弟名诸葛均，后随亮入蜀，曾任长水校尉。
此外，诸葛亮还有一族弟，名诸葛诞（？～258年），字公休，仕魏至征东大将军，封高平侯，亦颇有建树。诸葛诞为官清廉，忠于曹魏，颇有其远祖诸葛丰的遗风，后因反对司马氏专权被杀。诸葛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时人认为，诸葛氏三兄弟，“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诸葛亮最终能够成长为一位文武兼资、多才多能而又胸襟磊落、品格高尚的通才式人物，与其家族良好的门风和齐鲁大地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他德行高洁、志向远大、忠诚可靠、仁心素著、聪明智慧、博学多才，实系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非常少见的贤能之士。
二、隐居隆中心怀天下
（一）避乱南迁
诸葛亮的故乡琅邪郡，东汉时改为封国，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属徐州（治今山东郯城）。那里东濒大海，位置偏僻，长期以来相对比较安定。黄巾大起义时，徐州虽有人聚众响应，但很快即被刺史陶谦扑灭，故战火并未波及。据《三国志●魏书》本传记载，陶谦在任，注意保境安民，所以当董卓祸乱洛阳与长安时，徐州却“百姓殷盛，谷米丰赡”，以致“流民多归之”，甚至连曹操（155～220年）的父亲曹嵩也到此地避难。此地后来所以遭到毁灭性破坏，是缘于曹操的两次屠杀性征伐。
曹操控制兖州后，曾派人迎接其父前来相聚，时为徐州牧的陶谦派部将张闿率兵护送。张闿见曹家一行财货多达一百多车，竟杀人劫财，逃往淮南。曹操闻讯大为愤怒，便不分青红皂白，以为父报仇之名，于初平四年（193年）秋和兴平元年（194）夏先后两次讨伐徐州，与陶谦大战，“所过多残戮”。谦退保郯城，操久攻不下，又迁怒于当地百姓，“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面对曹操残酷暴虐的杀掠，徐州百姓只好纷纷与别地前来避难的流民一起，扶老携幼，逃往他乡。大约在兴平元年或二年，诸葛亮也随叔父诸葛玄迁往南方的豫章郡。这时，他只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
（二）躬耕陇亩
诸葛玄所以要南下避难，是因为恰巧这个时候扬州刺史袁术派人前来请他去担任豫章太守。这个袁术，与盘踞河北的袁绍是同父异母兄弟，出身“四世居三公位”的世家大族。但可能是因为袁术的任命没有得到朝廷批准的缘故，诸葛玄到任不久，朝廷又派朱皓前来取代他。这样，诸葛玄只好携一家老小辗转而南，去投依他的老朋友荆州牧刘表。
刘表（142～208年），字景升，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系汉朝皇室的远支后裔。其治下的荆州（治今湖北襄阳），大致包括今湖北南部、江西西部以及湖南大部。刘表虽无雄心大略，但却颇能保境安民，所以当中原扰攘之际，“荆州独全”，而至“刘表为牧，民又丰乐”。刘表对前来荆州的“学士归者”，均“安慰赈赡”，使之“皆得资全”。这样，荆州便吸引了许多硕学鸿儒前来避乱。
诸葛玄来到荆州后何时去世，不得而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诸葛亮的两个姐姐是在这里出嫁的：他的大姐嫁给了这里的望族蒯祺为妻，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为妻。至于诸葛亮自己，则与弟弟诸葛均隐居于襄阳城外的隆中，一方面“躬耕陇亩”以免衣食之忧；一方面博览群书努力学习以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
在此期间，诸葛亮很注意结识和交往当地的俊杰名士，以随时相互切磋砥砺和前往拜谒请益。当时，诸葛亮的同学好友主要有徐庶、庞统、孟建、石韬等，他们均曾向大名士、因有知人之明而号称“水镜”的司马徽求教过。司马徽（字德操）对诸葛亮非常器重，曾说：“以君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这说明，当时诸葛亮的学问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诸葛亮“躬耕陇亩”时，好为《梁父吟》，且自比于管仲、乐毅，而时人均不以为然，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等“谓为信然”。
（三）刘备其人
在诸葛亮叔侄南下避乱之后大约六七年，也就是建安六年（201年），三国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刘备，也率众来荆州投依刘表。
刘备（161～223年），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后代，但到刘备时家道已经败落。刘备的父亲刘弘，亦曾在州郡任职，但早逝，所以刘备“少孤”，与母亲贩履织席为业”。
刘备少有大志，寡言语，善处人下，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故很有人缘。他早年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被任命为安喜（今河北定州东南）县尉，从而步入仕途。此后，他曾先后成为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等人的座上客，代理过徐州刺史，担任过豫州牧、左将军等职，且曾参与献帝岳父董承等人诛灭曹操的密谋，但事情泄露前已离开朝廷，故得免于被杀。在曹操的打击下，他初归袁绍，终依刘表。
刘表与刘备系同宗。他自知才能、威望均不如刘备，所以虽对刘备敬礼有加却并不十分信任他，只是给他增加了些兵马，让他驻守新野（今河南新野），去防御北方的曹操。而这时的他已迈入不惑之年，虽百折不挠屡仆屡起而事业终究未能成就，所以难免苦闷彷徨。
（四）隆中对策
屯驻新野期间，荆州豪杰归附刘备者一天比一天多，徐庶也前来投奔他。一日，徐庶对他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期间，司马徽也向刘备推荐过诸葛亮，并且同样称之为“卧龙”。于是，刘备便主动前去登门造访诸葛亮。他前后去了三次，才得以相见。
二人相见后，先主让随从退下，说道：“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答道：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番话，实属孙子所说之“庙算”良策，可谓高屋建瓴，廓开大计，条分缕析，切中要害，极富预见性，为刘备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政治、军事与外交选择，不仅深刻影响了刘备集团的命运，而且左右了今后历史发展的走向。所以，刘备听后如醍醐灌顶，不由得连连称“善”。
回到新野后，刘备与诸葛亮的感情日益深厚，甚至使得情同手足的关羽和张飞等深为不快。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三、临危受命联吴抗曹
（一）荆州沦陷
刘表长子刘琦，也非常器重诸葛亮。刘表因听信后妻蔡氏谗言，宠爱幼子刘琮，所以不喜欢刘琦。刘琦总想向诸葛亮谋求自保的办法，诸葛亮则总是予以搪塞。一天，刘琦陪诸葛亮游览他的后花园，并一起上了一座高楼，宴饮间，刘琦命人撤掉楼梯，然后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顿时醒悟，便暗地里谋划外出之策。不久恰巧江夏（今湖北新洲西）太守黄祖被杀，刘琦遂谋得江夏太守一职，得以脱离危险之地。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举南下。此时刘表已死，其少子刘琮被蔡瑁等人拥立为荆州之主，并经蒯越等人撺掇，在一未通知刘琦、二未通知刘备的情况下，不战而归降曹操。刘备时屯樊城（今湖北樊城），尚被蒙在鼓里，待刘琮派人通知他时，曹军已抵达宛县（今河南南阳）。刘备急忙与诸葛亮等人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曹军势大难当，形势紧迫，不如南撤江陵。江陵是荆州重要的军事基地，军需物资非常充实，又紧傍长江北岸，如能据有，可以凭借长江天险进行抵抗。于是，刘备便知会刘琦，各率所属，弃樊城而逶迤南走。
途经襄阳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刘备，十余众随刘备退往江陵。
（二）临危受命
其实，曹操也知道江陵储备有大批军用物资，他怕刘备抢先占据，便撇下辎重，率轻兵直驱襄阳。到襄阳后，听说刘备已过境而去，便亲自率精锐骑兵五千火速追赶，终于在当阳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一带追上刘备。刘备不得已只好丢下妻子儿女，与诸葛亮等数十骑一同逃走，大量的人马物资都被曹操俘获。徐庶因老母被曹操所获而辞别刘备，去了曹操那里。刘备一行抄近路直奔汉津（汉水渡口，今湖北荆门东南），恰与关羽会合，因而得以渡过沔水（湖北境内汉水之一段），又遇刘琦率所部到来，大家遂一起前往夏口（今湖北汉口）。
抵达夏口之后，诸葛亮对刘备说：“情况已非常紧急，请奉您的命令去向孙权将军求救。”刘备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时，孙权正率军驻扎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坐观成败。诸葛亮到达柴桑后，立即前去晋见孙权并对他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说：“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说：“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听罢，不仅勃然大怒，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说：“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孙权听后虽然非常高兴，当即答应与刘备联合，齐心协力抗击曹操，但抗敌决心其实仍不够坚定。其手下文臣武将也分成两派互相争论：抵抗派的代表人是鲁肃和周瑜，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昭。鲁肃，字子敬，有奇节远略，家极富而性好施与。周瑜，字公瑾，不仅敏于军事，而且精通音乐、一表人才，实为三国第一帅哥，所以吴人呼之为“周郎”。
两派争论不下，孙权一直犹豫不决，后经鲁肃和周瑜进一步指陈利弊得失，才终于下定抵抗的决心。所以，孙、刘联合抗曹一事，实属诸葛亮肇其端绪，鲁肃、周瑜成其后功。
（三）赤壁破曹
决心下定，孙权遂调兵遣将，任命周瑜为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同时联络刘备、诸葛亮，积极准备与曹操决战。
双方初一交战，曹军即吃了个败仗，只好退回江北。曹操见大江之上，波涛汹涌，舰船颠簸，将士们因不惯乘船而站立不稳，甚至晕船呕吐，便下令用铁索把大小船只连在一起。这时，周瑜部将黄盖献上了“火攻”、“诈降”之计。周瑜当即采纳，让黄盖抓紧实施。曹操本是一个心机极深的权谋家，不想这时竟鬼迷心窍，相信了黄盖的谎言。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周瑜遂命黄盖与曹操约期“投降”。
到了这一天，黄盖用大型战舰几十只，装满柴草、灌上膏油、裹上帷幕、插上旗帜，又准备轻便快船系在大船后面，然后按顺序一起向曹军水寨驶去。曹军官兵毫无准备，都伸长脖子观看黄盖来降。眼见快到曹军大寨，黄盖命放出船只，同时点火，然后自乘小船跟进。当时东南风很猛，火船飞速向曹营驶去，大火不仅烧着了曹军的船只，而且一直烧到了岸上的营寨，顷刻之间，“烟炎张天”。曹军人马被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部队大败溃散，不得已只好退守南郡。刘备方面则与周瑜等水陆并进，乘胜追击。曹操无法，只好留下曹仁等人守江陵，自己则直接回北方去了。
赤壁大胜之后，刘备命关羽等南征四郡，武陵（故城址在今湖南常德西）太守金旋、长沙（今湖南长沙）太守韩玄、桂阳（今湖南郴州）太守赵范、零陵（今湖南零陵）太守刘度皆降。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刘备上表汉献帝，任命刘琦为荆州刺史。建安十四年（209年），刘琦病死，诸葛亮等一致拥戴刘备为荆州牧。刘备立营于油江口（今湖北公安东北），改名公安，作为荆州的治所。自此，刘备集团开始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踏上历史的舞台，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开始逐步形成。
四、坐镇成都足食足兵
（一）图取益州
刘备谋得荆州四郡后，以关羽为襄阳太守，驻江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治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以赵云领桂阳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租赋，以充军实。这时，原刘表部将黄忠、魏延也先后前来归附，于是刘备势力渐盛，就连孙权也开始对他感到畏惧，故而将妹妹嫁给他以巩固盟好。
夺取荆州，只是刘备集团“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里的谋划，下一步还要继续夺取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此时庞统向刘备进言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其实刘备并非不想谋取益州，只是在等待有利机会。不久，这机会还真来了：原来，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已定汉中”，便派人向他致敬，曹操遂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刘璋又派别驾张松前去拜谢，但曹操因当时已定荆州，赶走刘备，便不再重视张松，连一官半职也没给他。张松大为不满，回成都后，遂挟对曹操的怨恨，说服刘璋派自己的好友法正去迎请刘备前来讨伐张鲁，以夺取汉中之地，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样，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便留诸葛亮、关羽守荆州，自己与庞统等率兵入川。
刘璋与刘备也系同宗，但他们其时各怀心思，所以在刘备入川后，很快即生嫌隙。
建安十七年（212年）庞统建议刘备陈乘机规取益州。刘备纳其中计，不再攻打汉中，却挥兵掉头攻打刘璋。进围雒县（今四川广汉北）时，庞统中箭身亡，刘备只好让关羽独自守荆州，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前来助攻。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进围成都”，并迫使刘璋投降。
夺得益州后，刘备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等为部将，许靖、麋竺等为宾友，原刘璋部属、姻亲及其所排挤的人董和、彭羕等，甚至刘备自己平时所忌恨的刘巴等，“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于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益州气象为之一新。
（二）坐镇成都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派人讨要荆州不得，便派大将吕蒙袭夺长沙等三郡，刘备则率兵五万下公安，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这时，刘备得知曹操已平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眼见前后受敌，只好再次与孙权“连和”，以湘水为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自己连忙率兵回成都。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对刘备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刘备深以为然，遂于次年留诸葛亮镇守成都，率法正等进兵汉中。自此，“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春，黄忠在汉中定军山大破曹操守将夏侯渊，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待到曹操率救兵赶到，刘备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曹操见汉中积月不拔而亡者日多，此地已成“鸡肋”，便于当年夏天引军东还，汉中遂为刘备所有。
刘备北争汉中期间曾“急书发兵”，诸葛亮以此征求杨洪的意见，杨洪回答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于是，诸葛亮便上表请求让杨洪代理蜀郡太守。杨洪果然不负所望，上任后将郡内事务一概办得妥妥帖帖。
据有汉中，对刘备集团来说等于关上了北大门，故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后，吴、蜀双方在地域、人众、财力、兵力等方面虽仍弱于曹操，但吴据大江之险，蜀凭关山之固，双方再借联盟之势，已足以与北方抗衡。
（三）荣登相位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蜀群臣推举刘备为汉中王，并于沔阳举行仪式，“御王冠于先主”。刘备拔魏延为都督，镇守汉中，自己则回到成都。法正被任命为尚书令、护军将军，但不久即去世，年仅45岁，刘备为之连日哭泣流涕。
次年春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并于同年十月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又次年（221年），益州传闻献帝遇害，于是群臣劝进，刘备一时不肯答应。诸葛亮说：
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刘秀）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yοng yοng,比喻众人景仰归附的样子），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继）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听罢这一番劝说，刘备才答应了群臣的请求。
即位后，刘备“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并“置百官，立宗庙”。诸葛亮以丞相之职总领尚书事务、假节，张飞死后又代理司隶校尉。在庞统、法正等先后亡故情况下，他从此独自承担起了辅佐刘备、治理蜀汉并图“兴复汉室”的重任。
五、永安托孤千古佳话
（一）关羽毁败
刘备进位汉中王的同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在荆州发动了攻打樊城和襄阳的战役。战役的初期阶段，蜀军进展顺利，关羽借助秋天大雨、汉水泛滥的有利时机，降于禁，杀庞德，大败曹军，一时“威震华夏”，曹操甚至要迁都以避其锋。这时，司马懿、蒋济向曹操提出了将江南封给孙权、让孙权抄关羽后路的借刀杀人之计，曹操当即采纳。
其实，孙权集团本来也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取蜀之荆州。于是，他们便与曹操联合起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麻痹关羽，如公开换帅——以尚无知名度但心机极深的青年将领陆逊取代宿将吕蒙；装孙子——陆逊上任后亲自写信给关羽，一方面恭维关羽，一方面谦下自托；发动偷袭——待关羽将兵力全部调往前线之后，让吕蒙率军扮成商人奇袭关羽后方基地（即所谓的白衣渡江）等等。关羽本来就心高气傲，一直既不理解诸葛亮联吴方针的重要性，也没把孙权放在眼里，不断地做出一些破坏双方关系的事情，并且还不善抚众，搞得内部很不团结。所以，在吴军的袭击下，荆州军立即全线崩溃，土地全部丢失，关羽也被擒杀。
荆州之败极为迅速、彻底，让刘备根本来不及反应，同时也让他大为恼火。因为双方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刚刚达成中分荆州的协议，不承想对方竟乘人之危，在自己后背上狠狠捅了一刀。所以，刘备痛心疾首，即位后不久即不顾群臣劝谏，怒而兴师伐吴。
然而，史籍中没有诸葛亮是否就此劝谏过刘备的记载，因此我们只能据他事后所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一语，判断他应该是反对的：可能他虽然说了，但刘备不听，也就没有强谏；或由于谨慎的原因，见说也无益，就干脆没说。
（二）秭归蹉跌
《孙子●火攻》认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因为“怒而兴师”“愠而致战”鲜有不覆败者。不幸的是，刘备恰恰忘记了这一点。
章武元年（蜀汉年号，即221年）七月，刘备以诸葛亮镇守成都、赵云守江州（今重庆），亲自率众伐吴，吴王孙权则以大将陆逊率军抵御。次年（222年）二月，刘备由秭归（今湖北秭归）进兵，“缘山截岭”，直抵猇（xiao）亭（在今湖北宜都北长江北岸）扎营，首尾达七百里。他派侍中马良（马谡之兄）前往抚慰五溪（湖南沅水五条支流）蛮夷，五溪蛮夷相率响应；又命镇北将军黄权督率江北诸军，水陆两路，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
同年六、七月间，陆逊以火攻之计大破蜀军，蜀军死伤殆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不得已只好收合离散之兵，丢弃船舰，狼狈地逃回鱼复，并将鱼复改称永安（今四川奉节），暂驻那里。孙权听说刘备驻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深知这时也不宜逼迫刘备太过，便遣使求和。刘备自知已根本无力再战，只好借坡下驴，答应了孙权的请求。
刘备为陆逊所败，惭恨交加，忧愤成疾，竟至一病不起。
（三）永安受托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重，遂宣召诸葛亮自成都前来嘱托后事。他对谓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泣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命后主刘禅说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在托孤于诸葛亮时，刘备还以尚书令李严为诸葛亮的副手，让他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在漫长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帝王托孤并非个别现象。仅以东汉末年至三国吴灭亡（200～280年）短短的80年间而论，就达六次之多。但考查历史上所有帝王托孤个案，可谓成功者少而失败者多，没有一个像永安托孤这样：托者一片诚心、如见肺腑、明达恳切，受者则一诺千金、矢志不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而使其成为流传千古的历史佳话。所以，陈寿本传中高度评价说：“先主……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宋元之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也称赞说：“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
然而，对此也有观点完全相反者。晋人孙盛说，“备之命亮，乱孰甚焉”，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清代康熙帝在《御批通鉴辑览》中也说：“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今人张作耀先生则认为：“刘备的托国之辞，阴怀诡诈，其意甚明。”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窃认为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历史问题，不宜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轻易地厚诬先贤。
我认为，要说明这个问题，应从心理学角度作些分析，以了解彼时说话人的话语背景和心理状态。那么，刘备当时的话语背景是什么呢？心理状态又如何呢？其话语背景应是因皇帝当了没几天（221～223年），之前之后却大祸接踵而至，自己则一病不起，心情极为沮丧；至于其心理状态，则应是惭恨、后悔、内疚。所以，此时他对诸葛亮应当是心有愧疚感的。而刘禅之庸，人所共知（有人将刘禅吹上天，称其智慧过人，甚至将其高抬为中国五千年少有的大气政治家，实在是哗众取宠，让人匪夷所思），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在上述这样一种话语背景和心理状态下，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受情感驱使，刘备托孤时所说的那番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卢弼驳斥孙盛说：“昭烈睹嗣子之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先主于孔明投分，何如临终反欲以诈牢笼之乎？且岂不度孔明之为人与？……盖实有所感于中，不觉言之如是。”
六、总理朝政安邦治国
（一）总理朝政
章武三年（223年）五月，诸葛亮率蜀汉百官奉刘备的灵柩从永安回到成都安葬，谥“昭烈皇帝”。同月，年仅17岁的太子刘禅（207～271年）登基，然后大赦天下，改元建兴。
刘备病逝后，蜀汉举国重任全部落在了诸葛亮的肩上。当时，国家新遭大败，元气受损，主少众疑，叛乱时发，民生凋敝。作为顾命大臣，诸葛亮可说是再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一方面要料理刘备的丧事，一方面要拥立后主即位，一方面还要协调内部关系，同时更要关注魏、吴两国的动向，可谓“事无巨细”，均需过问，不得不殚精竭虑，宵旰忧劳。不过，好在刘禅能够恪遵父训，事亮“如父”，既不自专，也不掣肘，从而使诸葛亮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国才能。
建兴元年（223年），刘禅封诸葛亮为丞相，并让他开府治事，总理朝政。次年，又让其领益州牧。于是，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修法制，开诚心，布公道”，开始励精图治，建设蜀汉。
（二）安定内部
为使蜀汉能够迅速恢复战争创伤，恢复国力，走向强盛，诸葛亮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休养生息，以蓄民力。具体做法是：第一，“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为此，他曾命李严移民两万充实汉中，使汉中得到开发，以至于使那里出现了“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繁荣景象。第二，兴修水利。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工灌溉工程，诸葛亮不仅设官管理，还征一千多人专司维护。第三，平抑物价，稳定货币，加强物流，发展商贸。第四，开源节流，尚俭止奢。
二是选拔人才，充实政府机构。诸葛亮认为，“忠益者莫大于进人”，所以开府后当即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作为他的助手和属员。他拜陈震为尚书，后来又任命为尚书令；辟蒋琬为东曹掾，费祎、董允为黄门伺郎，任命王连为屯骑校尉兼领丞相长史；重新启用因谏阻刘备称帝、伐吴而获罪的费诗等人，并授以要职。此外，为平衡、协调各方关系，抚慰蜀地本土人士，他还不厌其烦地与清高自许却对现政权有抵触情绪而装聋作哑的梓潼郡（治今四川梓潼）人杜微笔谈，使之接受了谏议大夫的职位。
三是“循名责实”，重视法治。诸葛亮崇尚实事求是，反对浮华虚伪，凡事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执法严厉而公平，重臣李严、廖立、马谡等或被免、或被废、或被戮，即是显例，真正做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四是集思广益，率先垂范。为提高行政效率，少犯错误，诸葛亮虚心向部下求教，鼓励大家随时匡正，“勤攻己阙”，以达集思广益和减少过错之目的。为此，他发“教”说：“夫参
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复，旷阙损矣。违复而得中，犹弃弊蹻而得珠玉。”他表彰董和等人说：“……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昔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为率先垂范，他还以极强的责任心，事必躬亲，甚至因自校薄书而汗流终日。
五是申明大义，严斥说降。刘备病逝后，魏臣司徒华歆、司空王朗等，以为蜀汉地狭兵弱，可以通过言辞说服其归附，于是纷纷写信给诸葛亮，“陈人事天命”，希望蜀汉举国称藩。这是事关政治舆论的大问题，自然不可等闲视之。所以，诸葛亮特地作《正议》一篇宣示内外，通过对上述诸人的驳斥，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同时也借以鼓舞蜀汉官吏和百姓的士气。
六是东和孙权，重结盟好。联吴抗曹是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早就确定的外交方针，但刘备、关羽生前对于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十分理解，再加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始终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结果最终兵戎相见。但事实证明，对于蜀汉来说，与吴联合则事业兴旺，相斗则事业毁败。所以诸葛亮总理朝政之后，很快就派邓芝前去与重寻盟好。与吴结盟不仅保证了蜀汉和平发展时期的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北伐免除了东顾之忧。
（三）讨平南中
所谓“南中”，指当时牂牁、益州、越雟、永昌四郡，地方大致相当于今之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西南部一带。
建兴元年，因刘备兵败夷陵，南中诸郡一些部族首领与当地汉族豪强相互勾结，发动叛乱。越雟郡的“叟帅”高定、益州郡的大姓雍闿等公然杀害或挟持守将，雍闿还与益州郡另一大姓孟获欺骗当地百姓，煽动他们反抗蜀汉政府。牂牁太守朱褒，这时也叛应雍闿。诸葛亮因国中新遭大丧，后主刚刚即位，不便用兵，就命都护李严接连写六封信进行劝阻，但雍闿仅复一函，并且言辞狂傲。
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见蜀汉元气已逐渐恢复，遂决定乘曹丕伐吴之机，亲自率兵平定南中。他以丞相长史向朗“留统后事”，镇守成都；以杨仪“为参军署府事”，随军行动。参军马谡为他送行，一连送了数十里，分手之际建议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深为赞赏，遂采纳马谡之策，作《南征教》颁赐三军，以为此次作战的指导方针。
蜀汉大军约10万人，在诸葛亮率领下，分三路向南中进发，并克期至滇池会师。叛军在汉军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出现矛盾，雍闿被高定袭杀；高定则降而复叛，最后被汉军临阵斩杀。雍闿死后，孟获收集残部，退回益州。诸葛亮乘胜追击，于同年五月率军渡过金沙江（即所谓“五月渡泸”）。据《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六年”记载，在经过几次擒纵之后，孟获终于心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不久之后，三路大军齐至滇池会师，南中悉平。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重新划定行政区、选派得力官吏任职、消弱地方豪强的势力、选拔当地人才到各级政府做官等，以落实其在《隆中对》中早就确定的“南抚夷越”的政策。与此同时，他还征调那里的赋税和兵员，以支持北伐曹魏的战争。然后“治戎讲武，以俟大举”北伐。
七、北伐中原鞠躬尽瘁
（一）抗表北伐
建兴四年（226年），魏文帝曹丕病亡，其子曹叡即位。次年（227年），诸葛亮以魏主少国疑，北伐准备业已就绪，遂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出兵之前，他上表后主说：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困乏），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官吏）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卑贱），猥（错误地）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早晚）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期望）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询求）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便是载于《三国志》《资治通鉴》《文选》《古文观止》等史籍或古文读本的历史名篇《出师表》。表中，诸葛亮既有对后主“丁宁周至”的劝谏，又有对自己心迹的坦诚剖白，发自肺腑，情真意切，凝练而深刻，自然而平易，理饱含情，情见乎辞，可谓文采斐然，字字珠玑，所以读来感人至深而名垂后世。宋人赵与时在他的《退宾录》中甚至曾说：“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也。”
（二）五出祁山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首先以后主的名义发布了一篇《伐魏诏》，布告天下，以为政治攻势，然后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今陕西郿县东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勉县褒城北十五里），自己则率诸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蜀军“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治在今甘肃陇西东南渭水东岸）等三郡叛而响应，“关中响震”。魏明帝亲自西镇长安，命大将张郃拒之。诸葛亮命马谡督率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马谡违背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破”。诸葛亮只好拔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千余家，携此役刚刚收降的魏青年将领姜维，回到汉中，上书自求处分，然后“戮谡以谢众”。
同年冬，诸葛亮再次出兵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为川陕交通咽喉），围攻陈仓（今陕西宝鸡东），粮尽而退。魏将王双追击，被诸葛亮斩杀。
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派陈式进攻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击，诸葛亮进兵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以威胁郭淮的侧翼。郭淮退走，二郡遂平。后主特地下诏，恢复武侯的丞相职位。
建兴八年（230年），魏命司马懿、张郃、曹真等分三路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今陕西城固东）、赤坂（即今陕西洋县东龙亭山），魏军因大雨退兵；同年，魏延西入羌中，与魏将费瑶、郭淮等战于阳溪（具体地点不详），大获全胜。
建兴九年（231年），武侯又一次出兵祁山，用木牛运粮，“粮尽退军”。其间，蜀军曾大败司马懿，“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武侯退兵，司马懿命大将张郃追击。至木门（在今甘肃天水西南），诸葛亮乘高布伏，弓弩乱发，张郃被乱箭射杀。
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由斜谷出兵，占据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南)附近的五丈原(今陕西歧山南斜谷口西侧)，与司马懿对峙。北伐多年，诸葛亮总是因粮草不继而使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所以这次特地分出部分兵力在当地屯田，准备与敌军持久作战。
（三）将星陨落
经过交手，司马懿见蜀军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武侯又深通兵法，调度、指挥有方，便不敢再战，而采取以不变应万变、深沟高垒守而不战的策略，以疲老蜀师。对此，诸葛亮深为忧虑，就派人送了一套“巾帼妇人之服”给司马懿，企图激怒他。但司马懿并不以为意，却用“上表请战”之计，来稳定魏军将士的情绪。
长期的戎马征战和为政生涯，事繁劳巨，责重忧深，再加“兴复汉室”的大志难酬，诸葛亮终于心力交瘁，颓然病倒，并且病势日见沉重。他自知病体难以再起，遂密表后主，推荐才干出类拔萃的蒋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着手安排大军撤回汉中。
北伐期间，魏延动辄请求率兵万人，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一如当年韩信故事，但诸葛亮认为是“危计”，故皆“制而不许”，致使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又“善养士卒，勇猛过人”，而性“矜高”，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群僚“皆避下之”，唯独杨仪不买他的帐，所以二人有如水火。杨仪时为丞相长史、绥军将军，因常随武侯出征，熟悉军事，又有才干，“规划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从而为武侯所倚重。所以，武侯便作出如下安排：由杨仪统领全军，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这时，尚书仆射李福受后主委派，前来探视，诸葛亮便将身后之事进一步作了安排：他一是希望后主亲贤远佞、励精图治，以继承和完成先帝遗业；二是要求群僚各尽忠贞，努力兴复汉室；三是建议自己身后以蒋琬（字公琰）继任，蒋琬之后由费祎（字文伟）继任……待李福再问其次，诸葛亮已溘然长逝——时在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终年54岁。后主下诏赠诸葛亮武乡侯印绶，谥忠武侯，后世遂往往尊称之为“武侯”。
后主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263年），也就是诸葛亮亡后仅29年，魏将邓艾伐蜀，由阴平小道潜入成都平原。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兵抵挡，在绵竹（今四川绵竹西北）临阵战死，是年37岁；诸葛亮之孙诸葛尚，与父一时俱没。同年，后主投降，蜀汉灭亡。诸葛瞻次子诸葛京、诸葛攀之子诸葛显等，与次年移居河东（今山西）。
诸葛亮亡后，魏延果然不听调度，擅自南归，据南谷口，遣兵逆击杨仪等。但魏延部下士众均知曲在延，不肯用命，四散而走。魏延独与其子数人逃奔汉中，结果为杨仪所遣部将马岱（马超弟）所追杀
八、文韬武略天下奇才
（一）长于理民
陈寿认为，武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里，武侯之将略如何，先存而不论，其“理民之干”，的确鲜有其匹。范文澜先生曾称赞说：“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考查武侯的理民才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为政以安民为本。古人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有远见的政治家莫不以此为鉴，武侯也不例外。在隆中对策时，他就建议刘备占有荆、益之后，应“内修政理”；夺取益州后，则又主张以“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见解是深相契合的。故其行政时，能够革除前代弊政，抑制、打击豪强，安乐百姓。
二是重视发展经济。武侯之重视发展经济，主要反映在其为政期间“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注重兴修水利和平抑物价、稳定货币、加强物流、发展商贸等方面，因前已述及（见《总理朝政治国安邦》之《安定内部》部分），故此处不赘。
三是强调依法治国。武侯重视法制，强调依法治国，人所共知。入蜀后，有人“以刑法峻急”讽之，武侯认为：自刘焉以来，蜀地“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而“蜀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所以必须“威之以法”“限之以爵”，以使“荣恩并济，上下有节”。考武侯之以法治蜀，大抵是从以下几点入手的：一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三曰赏罚必信，不徇私情。由于做到了这样几点，蜀汉的治理才达到了“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程度。
四是行政以举贤为要。毛泽东建国之初曾说，“治国就是治吏”。因为再好的治国思想和法令政策，也必须靠一支得力的官吏队伍去贯彻执行。武侯也深明此理，所以在行政期间，他特别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从而让“西土咸服”其“能尽时人之器用”。无奈蜀地偏狭，人才寡弱，或才有余而德不足，或德有余而才一般，再加多有早逝者，从而使武侯壮志难酬。
五是善于团结境内各民族。“西和诸戎”是武侯的既定方针，所以他在平定南中时能够欣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的策略，但求“服其心而已”。南中“诸戎”既定，武侯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传授他们百工技艺，从而达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目的。在将近两千年之前，能有如此良好的民族政策，则充分表现了武侯在政治上的高明、远见与成熟。
（二）将略亦优
关于武侯的将略，陈寿评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我认为，陈寿的评价是可以商榷的。其实，武侯的将略并不逊色于他的“理民之干”，“奇谋”也并非短于“治戎”。考武侯之将略，大致有如下基本特点：
其一，有战略远见。关于这一点，武侯在《隆中对》中的分析、见解和以“攻心”之策平定南中的事实，即足以证明。所以，晋人王叡曾评价说：“孔明创蜀，决沈（深）计二三册，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其二，长于治军。北伐初出兵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以至于使魏三郡叛而呼应、“关中响震”；五次北伐期间，司马懿来不敢战，去不敢追，以至于遭“畏蜀如虎”之讥；武侯病殁蜀军退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竟至于由衷地称之为“天下奇才”——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三，指挥有方而善于应变。据史籍，武侯亲自率军征伐有三：一是自荆入川，二是平定南中，三是五次北伐。这期间，除了首次北伐错用马谡而致败，他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用奇谋则用奇谋，并无任何差池。从二次北伐起，武侯一战则馘斩王双，再战则逼退郭淮、夺得二郡之地，三战则大败司马懿、“获甲首三千级”玄铠角弩近万并杀名将张郃，四战因病逝退兵则能“死诸葛走生仲达”。以此而论，我们还能赞成陈寿的“奇谋为短”和“将略”不如“理民之干”的说法吗？
其实，陈寿所以对武侯的军事才能作如此评价，自有其不可言说的苦衷——他由蜀入晋，身为晋臣而为魏臣晋祖司马懿当初的敌手作传，不可能毫无忌惮，而后人或囿于陈寿的观点，或堕入以成败论英雄的泥沼，故对武侯的“将略”多有贬损。
我认为，武侯所以“连年动众”而“未能成功”，绝非其因为“将略”欠优和能力不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
第一，双方“众寡不侔”，实力悬殊。当时，蜀汉辟居一隅，仅仅控有益州一州之地，并且之前连遭“关羽毁败”“秭归蹉跌”两次重大挫折，元气大损。而魏则控有司、并、冀、幽、兖、青、徐、豫、扬、雍、凉、荆（部分）十二州之地，外加西域长史府，仅从地域面积说就是蜀汉的近十倍，更不要说其所拥有的人口与开发程度了。《孙子●军形》有所谓“度、量、数、称、胜”之说，以此而论，蜀汉与曹魏之间的实力真可以说是“以铢称镒”。
第二，北伐有后顾之忧。后主即位之后，武侯及时与孙吴政权恢复了联盟关系，但武侯深知这个盟友是完全靠不住的，所以他不可能倾全力专心北伐。有学者考证，武侯北伐时，在江州（今重庆）和永安（今四川奉节）一线竟配备了多达七万以上的兵力，可见其对东方盟友之不敢放心和对东线防务是多么重视。
第三，己无得力助手而“所与对敌”确属“人杰”。蜀汉人才寡弱前已论及，而这就使得武侯大厦虽危却须独木支撑。至于他的对手司马懿，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且善忍难忍之事，确属“鹰视狼顾”极难对付的一类人物。他自知不是武侯的对手，便始终缩头不战。武侯既属以至弱攻至强，又有后顾之忧，当然也就无能为力了。要而言之，武侯在军事上缺少的是必要的良好平台，正如航母需要大海歼击机需要跑道一样，否则再优秀的“将略”也是无法展其骥足的。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天下大势如此不利于蜀汉，北伐又无必胜希望，武侯为何还要“连年动众”“用兵不戢”而“屡耀其武”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从以下三方面认识：第一，武侯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理想并且有着为实现抱负和理想终生奋斗直至奉献一切的伟大精神的人；第二，武侯还是一个重然诺、守信用有伟大君子人格的人；第三，武侯与先主之间不仅是绝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且还是有着极深契合度的挚友关系，尽管其间先主常因过于自用而多有对不住武侯的地方，但却并未妨碍武侯对他的感情。第四，古人有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武侯初则受聘于先主寄人篱下之时，后则受命于先主危难之间，终则接受托于先主将亡之际，他的抱负、理想、人格、情怀和阅历，都会让他至死不渝地去践行自己的诺言，同时也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总而言之，武侯在军事上的造诣是很高的，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即使与和他同时代的曹操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而且还留下了相当可观的理论著述。在战略谋划、临战应变、选将任将、练兵治军、装备革新、后勤保障等许多方面，他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其军事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继承，切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以小疵掩大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三）博学巧思
武侯不仅深谙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制等方面的事务，有自己的思想和建树，而且精于哲理、明于教育、善于治学、长于为文，甚至对人情世故也有极深的了解，称得上是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对此，只要认真读一下有关文献，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有关武侯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法制方面的思想和建树，文中已多处论及，故不再赘言，这里只就他在哲学、教育、治学等方面的成就略为申述。
哲学。首先，武侯具有重“人谋”而轻“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从他的《隆中对》即不难看出。其次，武侯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而这从他的《论诸子》一文可以看出。他在文中指出，诸子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等等，故而为学宜各取其长。
教育。武侯是非常重视教育与教化的。例如，他的《出师表》即可看做是一篇对后主丁宁周至言辞谆谆的教诲之文，他的《正议》则无疑是对蜀汉群臣僚吏以至于将士百姓进行教育的政治论文，他的《答法正书》《与刘巴论张飞书》等又是其就某一问题而针对部属敞开心扉特别撰写的诲启之文，他的《诫子书》《诫外生书》则可以说是其满怀深情与期望而所作对晚辈进行教育的家书。他的这些家书，因短小精萃、立意高远且议论精彩而早已成为传世名篇，其中的名言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以及“志当存高远”，甚至被人们当做人生座右铭。
治学。武侯不仅非常重视治学，而且也非常讲究治学方法。例如，他隐居隆中求学之时，好友石韬等均“务于精熟”，而他却“独观其大略”。这里的“独观其大略”，绝非马马虎虎不求甚解，而是准确理解并把握精义。世上的知识无所不有，而传世的经典如汗牛充栋，若“务于精熟”，则怎能学得完读得完？怎能成为通才与高才？当然，这也只有如武侯这样具有极好资质与禀赋的人才可仿效，至于儒生俗士，能“务于精熟”而明于一理通于一经，也就相当不错了。
至于说到武侯所宗，则是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我认为，其实武侯是没有什么所宗的，他可以说是杂取各家而熔于一炉，以成自己的学问。所以，在他身上既有儒者气象，也有法家特点，更有兵家之学，还有道家思想，同时也具墨家、纵横家的影子。所以，我们根本无法以某一家或某几家之学来诠释、衡定武侯的修习和学养。
武侯的“巧思”也是令人津津乐道的：
其一是“损益连弩”。弩由弓发展而来，发射的箭矢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强，所以杀伤力也大。连弩则是可以连续发射箭矢的弩。经武侯改进的连弩“谓之元戎”，可以“一弩十矢俱发”，所以其杀伤力更大，杀伤效果更好。
二是创制“木牛流马”。“木牛流马”是武侯为解决北伐粮运问题而研制的。《诸葛亮集》载有关于“木牛流马”的具体制造方法和运力。据说“木牛”“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一日）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载一岁粮，……而人不大劳”，但至今尚无人能将其复原出来。
三是“作八阵图”。古代作战讲究排兵布阵，所以出现了许多阵法阵图，八阵是其中之一。八阵起源很早，《孙膑兵法●八阵》扼要地介绍了它的使用方法，东汉窦宪曾以这一阵法大破匈奴。本传记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武侯自己也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而号称“人杰”精于用兵的司马懿在“按其营垒处所”后竟称武侯为“天下奇才”。可见，经武侯“推演”改进和创新之后，八阵更能适应行军、宿营和战斗的需要。
九、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武侯大德
作为一位生活在近两千年之前的古代先贤，武侯的高风亮节和大德懿操，可谓跨越时空、垂范百代而旷世罕匹。
一曰忠诚信义。武侯之忠诚信义，主要表现在他对待理想、事业、国家和知交上。武侯的理想和事业是什么？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曰“攘除奸凶”，统一天下。为了这一目标，他可谓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效忠贞之节”而“继之以死”。应当指出的是，武侯与先主之间，实属了解很深且相互视为“知己”的师友关系，而绝非普通的君臣之谊，所以武侯在《答李严书》中才会有所谓“知己未答”的说法。只是刘备在世时过于自用，对武侯的思想并不是很理解，且一度倚重也不够，至托孤时始有悔悟。然而武侯却不改初衷，对刘备依然忠诚如故。刘备去世后，他面对种种危局乱象，夙兴夜寐，恪尽职守，一心为国，直至病逝于五丈原。他重诺守信，忠贞不二，全始全终，一朝受聘出山和受托孤之重则终生不改其节、临敌将战军需轮休则以“大信为本”而命“去者束装”、与李严相交则罚其罪任其子而寄并盼其悔改……试问：古往今来，如此终于理想、事业、国家和知交者能有几人？
二曰公正廉洁。武侯曾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这表明武侯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不挟私心、不徇私情，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事业为准。他任丞相期间，“开诚心，布公道”“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以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侵弱，风化肃然”。而他本人，也得到了部属和百姓的衷心爱戴。属下张裔称赞他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武侯之廉洁，也是古今少有的。他曾上表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后，果然“如其所言”。他的廉洁，甚至到了“蓄财无余，妾无副服”的程度。
三曰谦虚谨慎。武侯是一位文武兼资博学多识的旷世奇才，而且长期身处高位，但他谦虚谨慎，从不自傲。为使政事无阙，他经常向自己的属下求教，甚至“劝将士勤攻己阙”。南征时，他虚心向马谡请教，并采纳其“攻心为上”的建议，作为教令，下发部队。他发教令给参军掾属说：“任重才轻，故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益，……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街亭之败后，他要求属下说：“……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功可跷足而待矣。”同僚与属下凡有才德者，武侯从不吝赞美之词。如他荐刘巴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称赞庞统、廖立：“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王业者也。”称赞蒋琬：“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又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称董厥：“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言之，思慎宜适。”说到谨慎，可能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应是武侯的缺点，民间一直也有“诸葛一生唯谨慎”的说法。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武侯之谨慎，一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二是实属不得已而为。蜀汉自从连遭两次大挫折之后，实无一点可以用来冒险的本钱了，故武侯不得不谨慎从事。试想，当“天下汹汹”时，武侯既不北依曹操，也不东投孙权，却甘于供兵微将寡寄人篱下的刘先主驱使，这是平生谨小慎微的人能做出来的吗？
四曰择妇以才。武侯大德，平生以广学修身为要，以“兴复汉室”为念，所以既不爱财，亦不重色，娶妻但以才德为先。本传注引《襄阳记》载，沔南名士黄承彦，“高爽开列”，听说武侯欲娶妻，对武侯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武侯听罢，当即许婚。于是，这位黄老先生便将女儿送到武侯家里，让他们完婚。后世传说，其实黄氏之女并不丑，这不过是黄承彦借以考察武侯的为人和德行罢了。在笔者看来，黄氏之女是丑是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的确反映出武侯平生的高风亮节和基本价值取向。
（二）葛曹比较
与武侯同时代的曹操，也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才能、功业、贡献和影响，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长期以来，史学界很多人都认为，以才能、功业、贡献和影响而论，曹操应为三国时期第一人。但是，笔者认为，若从文化视角看，对此应作重新评价：
首先，曹操功业大于诸葛亮，但才能、贡献、影响未必大于诸葛亮。因为一个人功业大小，不仅要靠才能，而且还要靠机遇。很显然，在得机遇方面，曹操要比诸葛亮幸运得多。
其次，在人格上，曹操根本无法与诸葛亮相比：曹操为人奸诈残暴，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作为人生信条，对历史好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忠信为本，仁心素著，对历史和社会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所以，若论对历史和民族的贡献，曹操实远不如诸葛亮：一是曹操的贡献多为有形的和一时的，而诸葛亮的贡献却多是无形的和长久的。二是曹操且多负面、消极的影响，而诸葛亮全为正面、积极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则正是诸葛亮所以于生前死后备受景仰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曹操却不能的根本原因。
其实，不少学者在对诸葛亮的评价问题上，也已经有了同样的认识，他们都看到了诸葛亮巨大的人格魅力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如孟祥才、黄朴民两位先生即分别撰文指出：诸葛亮所以“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而持久”的“敬慕和爱戴”，甚至“超凡入圣”“名播天下，誉满古今”，成为社会“理想人格的象征”，并最终演化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
总之，武侯的一生，公德私德都是无可挑剔的，再加其大才临世，勋业巍然，学识博洽，卓荦不群，故深为世人所赞叹、佩服和景仰。史载，武侯病卒之后，“黎庶追思，以为口实”，巷祭、野祀屡见于坊间，而“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至晋代“言犹在耳”。这一现象，“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而今我亦欲仿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之辞作歌一阕，以表达自己对诸葛亮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德先贤的景仰之情：
蒙山苍苍，沂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三）当下谬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界刮起了一股“颠覆”之风。一些早有定论的问题，竟被一些有着“专家”“教授”身份的人翻出来彻底“颠覆”，而诸葛亮研究，便是被“颠覆”最烈的领域之一。这些人，因一不必担心因言获罪，二不必担心古人从地下出来和他们算账，便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或捕风捉影、攻其一点，或深文周纳、罗致引申，或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可着劲地戏说、曲说甚至胡说，把一盆盆脏水泼向诸葛武侯这位“大名垂宇宙”的中华先贤，实已远远超出了研究的范畴。现笔者粗略梳理了一下，仅其中一人加给武侯“罪名”就有近十种，不妨撮要胪列如下，以供读者赏鉴：
一是说诸葛亮心机极深，未出山时即为自己谋划好了一条“丞相之路”。其所以“笑”而不答石韬等人相问，是因为“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其所以择刘备而事，是因为“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因为“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他就受不到特殊“重用”。先主称帝时，关羽等皆亡，先主“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封武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又领司隶校尉。至此，“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二是说武侯并非忠贞之臣，不仅有很大的政治野心，而且如司马懿一样奸诈。他的最终目的，是取代后主而“登上帝位”。所以，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其所以全力北伐，目的也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以达到“自取”的目的。至于武侯所说“虽十命可受”一番话，乃是其“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到那时他要废掉刘禅就有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三是说武侯为通往权力的巅峰，打击同僚，消极北伐，不用“奇谋”。他为“独揽大权”，借法正随先主北争汉中之机，以杨洪取代其蜀郡太守的职位，从而“削弱其权势”；他“打击、排斥李严”“不遗余力”，直至将其“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此外，他还黜廖立、罢来敏、抑魏延。在接班人问题上，他“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当其临终时，刘禅甚至“不敢擅作主张”，需派李福千里迢迢从成都赶赴五丈原军中聆听“相父”指示。而由于他的“专权”和“跋扈”，“绝大多数官员”都对他“俯首帖耳，不敢违抗”，后主则在其死后以不设相位和不为立庙作为报复。由于“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故其用兵“谨慎持重”，“期望值并不太高”（其实这里与前述已自相矛盾），所以绝不使用“奇谋”，以免使“身败名裂”，让“称帝”“无从谈起”。
四是说关羽实质上是诸葛亮以借刀杀人之计假手吴之人除掉的。其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关羽“骄横跋扈”，难以驾驭，成为其“攫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关羽骄狂，要与刚刚降蜀的马超比武，而武侯曲意逢迎，正是其“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关羽“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所以其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漠视其溃败与殒命。可笑的是，这位先生还把王夫之、章太炎等拉出来支持自己，殊不知其所引太炎先生的观点，早已为太炎先生自己所修改、否定。对此，笔者已撰《襄樊之战诸问题考论》予以驳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五是说武侯从政不走正途，而是靠拉关系、找靠山，甚至连娶妻都有政治目的。这位先生称：武侯“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不可能娶一个“丑女”为妻，所谓其“重才不重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场婚姻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因为，黄承彦之妻是荆州出身望族的蔡讽之女，而蔡家在荆州势力相当大。至于黄承彦所以选择武侯做女婿，则除了武侯本人的相貌、才学外，看重的也是诸葛氏在荆州的政治力量。而武侯“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因在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介书生，他要出人头地，他要走上政治舞台，必然要依靠家族的背景，婚姻的背景”。所以，“与荆州大族联姻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让人不解的是：武侯既然“梦寐以求”的“政治婚姻”最终得以实现，为什么他竟然始终没有利用呢？
此外，还有人不顾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道德底线，竟然在公开场合恶口大开，称武侯不过是刘备的一条狗，其口无遮拦与狂言无忌，除让人大感吃惊外，就是让人感觉恶心！
如今，上述种种观点经过充分发酵，终于如“粪土”一般臭味四散，产生了极大影响：有关“妙文”连篇累牍发表，有关“大作”接二连三面世，甚至香港的凤凰卫视还为此搞了个甚么现场“辩论”——呜呼！诸葛亮这位曾以光风霁月的磊落胸怀、淡薄宁静的人格修养、忠诚廉洁的思想品质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职业精神受到后人无比崇敬的千古贤相，竟被诬为狡猾诡诈的“奸相”、心胸狭隘的“小人”甚至“杀人无数的走狗”……真让人不知这究竟应当是谁的悲哀！
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产生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邦；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道尊敬、拥戴和纪念的民族，则是一个没了希望的堕落之邦。但我相信，几个寡廉鲜耻的所谓专家、教授，其实是代表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因为你从网上绝大多数网友的评论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鲁迅先生在《商贾的批评》中引法国诗人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诗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先生接着又说：“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是些什么！”所以，那些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恶评武侯的人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在充分展示自己那并不美丽的羽毛时，其实也露出了自己本不想露出的地方。
行笔至此，笔者想起了著名历史学家、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武侯之功业与德操、人格与精神，实如泰岱之雄峙、日月之辉耀，誉无以增之，毁无以蔽之。二三子虽摇唇鼓舌，唾沫横飞，欲行诋毁，实属蚍蜉撼树，不过徒增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