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靖
吴如嵩
一、壮士豪言 刀下获释
李靖是我国唐朝著名的军事家和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祖父李崇义是后魏的殷州刺史，父亲李诠是隋朝赵郡太守。这样的家庭，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他对兵书战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而年少时就颇有文武才略。他的舅舅隋朝名将韩擒虎，发现李靖对《孙子》《吴子》等古代兵法有着透辟的理解，称赞他说：“能够与我探讨孙吴兵法要义的，除了你还有谁呢？”
李靖入仕之后，先后当过长安县功曹、驾部员外郎。当他升任为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时，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至十四年（618年），河南翟让、李密，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辅公祏这三支农民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腐朽的统治。与此同时，各地的一些地方豪族和官吏也纷纷乘机起兵反隋。
据唐杜光庭《虬髯客传》记载，李靖还有一段风流韵事，即民间广为流传的红拂女慧眼识英雄。传说有一天李靖去晋见留守西京的司空杨素，正当李靖高谈阔论时，站在一旁的杨素的美妓张姑娘手拿红拂，用深情、倾慕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李靖。当夜五更天时，这位“红拂女”张姑娘乔装打扮，肩负行囊来叩李靖下榻旅舍的房门。待红拂女卸去乔装，李靖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位“肌肤、仪状、言词、气语”都如同天仙一般的美人。红拂女对李靖说：“我在杨素家已有许多日子，各种身分的人也见得多了，但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的。因见您谈吐不凡，才华过人，我决意离开杨素那种如行尸走肉的庸人，星夜来奔，愿如丝萝攀附乔木，永结百年之好。”李靖无意中得此有胆有识、才貌双全的美女，喜不自胜，当天便双双结为伉俪，并远走太原。这个故事只是传说，因为从《虬髯客传》内容上看，多有与正史不合之处。此处提及这一传说，以增广见闻。
当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行幸江都（今江苏扬州）之后，李靖发现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抚尉大使李渊怀有异志。李靖与李渊原有私怨，因而他准备向炀帝告密。为了防止暴露企图，李靖扮成囚徒，准备悄悄到江都直接向炀帝揭露李渊父子拥众谋反的活动。
当时全国形势变化的急剧程度是李靖所不能预料的。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李靖扮作囚徒离开马邑。二月，马邑便发生兵变，校尉刘武周杀马邑太守王仕恭，自称天子，三月，进占隋的离京汾源宫。五月，李渊在太原公开起兵反隋。
正是由于形势变化如此急剧，李靖从马邑到达长安之后便一直因“道塞不通”，不能在继续前进。不久，李渊攻占长安，逮捕了李靖，准备将他处死。这时李靖已经已是四十七岁的中年人，胸中有满腹经纶，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非但不能有所作为，反而要被处死，心中是何等的悲愤。于是，他对着李渊大声说道：“您举起义旗，拥众起兵，原是为的除暴靖乱，安定天下，今天您为着一点私怨要杀死我这样的壮士，难道您不顾成功立业的大事了吗？”李渊很欣赏李靖这一番话；李世民也爱幕李靖的才气和胆识，再三请求李渊赦免李靖。这样，李靖不仅获释，还被李世民召入幕府，担任掌管宫中及京城巡逻的三卫之职。
公元618年的阴历五月，李渊称帝，年号武德，建立唐朝。李世民封为秦王。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靖跟随秦王李世民攻打在东都洛阳称帝的王世充，有功，授开府，成为卫军府将领。攻打王世充的战事刚刚拉开帷幕，李靖便被调到四川方向去帮助赵郡王李孝恭消灭江南的割据势力萧铣。
二、东出夔门 击灭萧铣
萧铣原是隋朝罗川县（今湖南湘阴县东北）的县令，南朝梁室后裔。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起兵反隋，拥戴萧铣为王。次年，萧铣称梁帝，以江陵（今湖北江陵）为都城，占有东至今江西九江，西抵今湖北宜昌，北至汉水，南到岭南的广大地区，拥有兵众四十余万。
萧铣称帝之后，亟欲扩张势力。当他向西伸出触角，企图溯长江而上进取巴蜀（今四川）时，遭到李渊的峡州刺史许绍的抵抗。萧铣无奈，只好改取守势，退保安蜀（今湖北宜昌西北）及荆门（今湖北宜昌东南），以屏障江陵。
萧铣的梁军主力屯驻的宜昌地区，即当时的峡州，是有名的重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梁军控制着峡州的险塞，李靖无法施展才能，唐军被萧铣阻于峡州，难以推进。为此，李渊认为李靖逗留不前，秘密诏令许绍处死李靖。许绍爱其才，奏李渊收回成命，李靖才免于被杀。
不久，李靖因消灭开州冉肇则部战绩辉煌，从而改变了李渊对李靖的看法，消除了成见，李渊特地亲笔致书李靖说：“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
武德四年（621年）初，李靖看到萧铣冤杀功臣，内部不稳，将士离心，因而向孝恭、李渊提出了进图萧铣的十条计策，李渊采纳了李靖的意见，并任命李靖为行军长史，类似于近代的参谋长。二月，李渊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今四川奉节）总管，修造战舰，准备沿江东下，进取江陵。为了统一指挥，名义上李孝恭是总管，实际上，由李靖负责统筹全局，具体实施作战计划。
九月，唐军开始战略展开，其部署是：以庐江王瑗出襄州（今湖北襄阳），为北路；以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为南路；以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汉口），为东路；李孝恭、李靖亲率十二总管自夔州东下，为西路。唐军四路大军，分进合击，直指江陵。
时值秋初，江水上涨，三峡水险，萧铣认为唐军不会出兵，不仅放松了戒备，甚至连唐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也一无所知。
由于江水猛涨，唐军将士中也多有主张放弃立即进攻计划的。李靖认为，现在四路军队都已按计划展开，用兵贵在抓住战机，速战速决。现在应趁我军已秘密展开，敌人尚未察觉之机，利用水涨之势，突然袭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迫降萧铣。李孝恭采纳了李靖的建议，仍按原计划行动。唐军乘两千余艘战舰东下，首先夺取峡州东南的要点荆门（今湖北荆门）和今宜都西北的夷道城，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
唐军顺利解决了顺江出峡的问题，萧铣十分惊恐，慌忙派文士弘率精兵数万进屯清江（今清江入长江口处，在今湖北长阳），企图夺回荆门，并阻止唐军东进。
李孝恭打算出战，歼灭文士弘军。李靖不同意，认为：文士弘是萧铣的骁将，士卒勇悍，不可轻视。况且他们又是救败之师，求战心切，难与争锋。但是，其势不能持久，只要避其锐气，暂勿交战，文士弘必然要变更部署，留下精锐抗击我军，抽调老弱回防老巢。因此，目前稳妥的办法还是现将驻军南岸，立于不败之地。等到梁军兵力分散，有隙可乘，再寻机出击。李孝恭没有采纳李靖的意见，执意出兵。十月初九，李孝恭留下李靖分兵一部分守营，自率主力进击文士弘。两军在清江口水面展开激战，李孝恭果然受挫，败退南岸。梁军获胜之后，文士弘纵兵抢掠，混乱不堪。李靖见机，及时挥兵出击，大破梁军，歼敌近万人，缴获船只四百余艘。为了扩张战果，李靖适时发起追击，一直追到百里洲（今湖北枝江县东南）地区。这时，文士弘收拢部队发起反扑，但被唐军击败。李靖乘胜亲率五千先锋直逼江陵城下。李孝恭继率大军跟进，包围了江陵。
萧铣兵困江陵，势孤力弱，只得坚守危城，等待援兵到来。唐军乘机攻城，很快夺占了江陵外郭，接着又拔敌水城，俘敌四千余人，缴获战舰若干。这时，李靖向孝恭提出，把缴获的船只散弃江中，任其向下游飘去。将领们都不解其故，李靖解释说：“萧铣所占地区广大，兵力雄厚。现在我军发展迅速，深入腹地，一旦不能速拔江陵，敌人援军四集，我们就将处于进退两难的不利境地。现在把敌人战船弃于江中，下游的援兵看到一定认为江陵陷落，不敢轻易驰援。只要迟滞敌人援兵十天半月，我军就可攻下江陵城了。”不出李靖所料，萧铣援兵看到漂流的战舰，以为江陵陷落，果然畏缩不前。
萧铣久盼援军不至，见大势已去，便于二十一日开城向唐军投降了。唐军进占江陵后，有的将领提出，要惩治梁军降将并抄没其家，用以奖赏唐军将士。李靖坚决反对这一意见，认为正义的军队，目的在于吊民伐罪，救焚拯溺。主张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对梁军降兵降将及其家属一律实行宽大政策，给予保护。
李孝恭接受了李靖的意见。这一宽俘政策实行后，南方州县都纷纷望风归附。连前来增援江陵的十余万兵，行至巴陵时，听到江陵失守和唐军的宽大政策，也都放下武器向唐军投降。
李靖消灭了江南的最大割据势力萧铣，战功卓著，李渊晋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赏赐许多金银财物。与此同时，李渊又命李靖安抚岭南（今广东、广西及其以南地区）。十一月，李靖到桂州（今广西桂林）主持招抚事宜。由于李靖实行了正确的招抚政策，到次年（622年）六月，仅八个月的时间，就招抚了南方九十六州，达六十余万户的地区。他又因功授岭南道抚慰大使，桂州总管。
三、当涂决战 平定江淮
隋朝末年，由杜伏威和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当时三大农民起义军之一。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被李渊诱至长安未还，继由辅公祏统领其军。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辅公祏继续抗唐，在丹阳（今江苏南京）自称宋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春，唐高祖李渊为了平定江淮，遂命襄州道行台仆射李孝恭率水军由江陵向江州（今江西九江）进发，岭南道大使李靖率交、泉、广、桂之军向宣州（今安徽）进发，齐州（今山东济南）总管李世勋率军渡淮南下，形成南、北、东三面分进合击辅公祏的有利态势，各路唐军均归李孝恭节制。
辅公祏闻唐军大举进攻，就调兵遣将，作好了迎战唐军的准备。他派冯惠亮、陈当世二将以舟师三万屯驻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将步骑三万屯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东南），自梁山（今安徽和县南70里长江两岸西梁山）连铁锁以断长江通道。筑却月城（在长江东岸，与梁山相望），延袤十余里，成犄角之势。
针对辅公祏的战略部署，李孝恭和李靖率舟师驻扎舒州（今安徽潜山）。李世勋率步卒一万渡过淮河，攻下寿阳，暂驻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冯惠亮军等坚壁不战，李孝恭派奇兵绝其粮道。冯惠亮等缺吃少喝，晚上派兵迫近李孝恭营地，企图速战李孝恭军。李孝恭坚守不动。李孝恭召集将帅商议军事，绝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指丹阳，不战而胜冯惠亮等。李靖识破了辅祏持重用兵，欲老唐师的用兵策略，为李孝恭定下了“出其不意，挑攻其城，必破，拔冯惠亮，擒辅公祏”的作战方针。唐军按计而行，一举击败冯惠亮军，其它多路辅军也皆无斗志，望风投降。
在李靖率轻兵进到丹阳之前，辅公祏早已安排了退路，他先派将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今浙江绍兴），一旦丹阳危急，就退守会稽。当唐军轻兵至丹阳时，辅公祏就率军数万欲与左游仙会合。李世勋尾追不舍时。辅公祏夜宿常州（今江苏常州市）时,其将吴骚等商议拘捕辅公祏邀功唐军。辅公祏察觉后，率几十个亲信逃至武康（今浙江北部）被俘，送至丹阳被唐军枭首。从此，江南的广大地区就完全成了唐朝的疆域。于是，唐朝置东南大道行台，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行台废置，李靖又任检校扬州大都督抚长史。
四、果断决策划 北击突厥
经过平定萧铣、镇压辅公祏，李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李渊也十分欣赏李靖的武功，称赞说：“靖乃公祏膏肓也，古韩（韩信）、白(白起)、卫（卫青）、霍（霍去病），何以加（岂能及）！”
唐太宗即位后，这位被誉为可与韩、白、卫、霍比美的李靖，更在反击东突厥的国内民族战争中大显身手，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突厥是我国古代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兄弟民族。隋开皇四年（584年），突厥分为东西两个汗国。占有阿尔泰山以西的称为西突厥；占有阿尔泰山以东的称为东突厥，并且是力量较强的汗国。隋末唐初，东突厥正值始毕可汗执政，兵力强大，不断劫掠隋朝北部地区。当时中原地区兵连祸结，战乱不休，无力抵抗东突厥的劫掠。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唐王朝建立后，突厥贵族一方面依恃其强大的兵力，横蛮地向唐廷索求金银玉帛，另一方面先后支持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称帝，同唐廷分庭抗礼，阻止全国的统一。待到武德七年（624年）唐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突厥贵族竟倾其全力，多次大举入侵。以后几年中，突厥贵族连续不断南扰，武德八年、九年，李靖先后在太原、豳州(今陕西彬县)阻遏了突厥军的兵锋。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帝位更替之机，率领精骑二十万长驱直入，进逼渭水便桥以北地区，企图袭击长安。突厥大兵压境，长安城中仅有数万人马，形势十分危急，唐太宗紧急召见李靖问计。李靖献策说：先用金银玉帛与突厥讲和，同时秘密派出精锐邀截突厥于归途。唐太宗欣然采纳，一方面加强战备，命令全军严阵以待，同时命李靖、长孙无忌伏兵豳州，拦击突厥于归路；一方面亲赴渭桥，义正辞严地谴责颉利可汗背负盟约。颉利见唐军威严难犯，不敢轻易交兵，便在获得大量玉帛之后，与唐太宗在渭水便桥结盟退兵。据《隋唐嘉话》记载，唐军伏击部队“据险邀之”，夺得马数万匹和所有玉帛。
三年之后，也就是贞观三年(629年)，突厥颉利可汗倒行逆施，众叛亲离，统治区内粮食缺乏。这就为唐朝政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机。同年八月，唐太宗作出了出兵突厥的战略决策，命令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副之，反击突厥。李靖经过一段紧张的战前准备，于同年十一月统率六路兵马十余万人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宽大正面上向北展开，其编成和部署是：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出金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并州都督李世勃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灵州大都督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出灵州；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营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出营州；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并节制各路大军。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亲率精骑三千，从马邑直奔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颉利可汗没有想到唐军会突然到来，一日数惊。他判断：李靖既然敢于孤军深入，必有大军殿后，于是慌忙向碛口(今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西北)方向撤退。李靖乘机夜袭定襄，破之，俘获寄生于东突厥的隋炀帝皇后肖氏及炀帝孙杨政道。
与此同时，李勣部自恒安镇(今山西大同东北)出兵至云中，在白道(今呼和浩特西北)截击向北逃遁的少数突厥部众。唐军乘胜追击，越过白道川，再败突厥于诺真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颉利可汗损失惨重，退驻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收容余众时，只剩下几万人了。颉利可汗为了等待明年再卷土重来，便遣使向唐太宗伪装求和，以为缓兵之计。
唐太宗将计就计，一面派鸿胪卿唐俭去抚慰颉利可汗，防其远遁漠北；一面又不下令阻止李靖所率唐军的追击。李靖与李勣在白道会师之后，揣摸到唐太宗遣使谈判的真实意图，便相与定谋，认为：颉利虽遭重创，但仍有一定实力，如果逃往漠北依附薛延陀，千里荒漠，难以追及。现在唐俭将与突厥谈判，颉利必然以为中了他的缓兵之计，因而放松戒备。如果抓住这一良机，挑选精兵万骑，携带二十日干粮，突然袭击，可以不战而擒颉利。李靖与李勣基于以上判断，便悄悄尾随唐俭之后，秘密进军。
二月八日，李靖军行至阴山时，突然同突厥游军约千余帐遭遇，迅速将其全部俘获，并强令其随军行动，以防走漏消息。当唐俭与颉利相见时，李靖所派先锋苏定方已率锐卒二百骑进到距颉利牙帐七里左右的地方了。这时天已黎明，云消雾散，突厥士兵发现唐军，惊乱不已，苏定方挥军疾驰敌营，当即歼敌近百名。颉利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夺路狂逃。突厥官兵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这时李靖的主力赶到，一番掩杀，歼敌万余，俘获男女十多万人、牛羊十多万头。李勣部预先抢占要道，邀击欲向碛口北逃之敌，俘虏五万多人。在乱军之中，唐俭脱身返回长安。颉利可汗在逃奔吐谷浑的途中，被小可汗苏尼失抓获，送往长安。东突厥汗国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消灭东突厥的战争中，李靖功劳最大，唐太宗封其为代国公，并赞扬李靖说：“西汉李陵率五千步兵深入大漠，被匈奴打败，兵败投降，后来还记于史册。现在你以三千轻骑，深入突厥王庭，克复定襄，威震北狄，真是自古未有的勋绩。今天终于洗雪了渭水求和的耻辱了。”
唐朝反击东突厥贵族的战争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唐王朝从此除去了长期以来威胁北部边境和人民生命安全的一大祸患，举国欢腾，庆祝胜利。在凌烟阁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李渊亲自弹琵琶，李世民起舞，君臣们尽情地欢庆，直至深夜。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靖一举平定东突厥，立下了亘古未有的战功，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贞观四年(630年)五月，御史大夫萧瑀弹劾李靖平定东突厥时治军无方，纵兵掳掠，请求唐太宗治其罪。明辨是非的唐太宗闻奏之后，特地下诏免予劾查。待到李靖入朝拜见太宗时，太宗一方面严厉地批评李靖对部下约束不严，一方面又明确表示，对李靖赦其罪，记其功，授予左光禄大夫。
李靖遭到谗者的攻讦也不只这一次，都是唐太宗主持公道，保护了李靖。例如，李靖奉太宗之命教兵部尚书侯君集学习兵法。不久，侯君集诬告李靖谋反，理由是李靖没有把最关键的秘诀教给他。唐太宗问李靖是否确有此事，李靖回答说：现在天下太平，我教给他的一些兵法足够用，而他竟要全部掌握我的用兵之术，这不正是他自己要谋反吗？后来，果如李靖所言，侯君集正是因为与承乾太子谋反而被杀。
五、统率六路军 合击吐谷浑
战争过后激流勇退或脱然高引，是自范蠡、张良以来的一些有识之士所走的道路，李靖也不例外。打完东突厥，李靖已年近花甲。四年之后，即贞观八年(634年)，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辞官，唐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是，就在这一年，占据今青海省和甘肃东南一带的吐谷浑可汗伏允率兵进犯唐王朝的廓州(州治在今青海化隆县西)和兰州（治金城，即今甘肃兰州)。这年六月唐太宗派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军迎击，受挫。吐谷浑追逼唐军于鄯州(今青海乐都)城下，旋即又转兵攻掠凉州(今甘肃武威)，气焰十分嚣张。
吐谷浑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唐朝初年，占据着连接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要道，臣服于西突厥汗国。唐王朝要扩大与西域各地方政权的联系，发展经济、交流文化，就必须排除西突厥的干扰。而解决西突厥问题，首先必须打击威胁河西走廊交通安全的吐谷浑。在唐王朝的战略计划中，吐谷浑本来就是其远交近攻政策的首先打击目标。现在，吐谷浑竟敢悍然出兵，恶化河西走廊的形势，唐太宗决定大张挞伐，一举解决吐谷浑问题。但是，以谁为主帅呢?唐太宗本想让李靖挂帅，但是他已批准李靖致仕，不便开口。正当唐太宗踌躇之际，老将李靖获悉太宗的意图，不顾六十四岁的高龄，主动向太宗请战。太宗大喜过望，当即发出诏令，命李靖为西海(今青海湖)道行军大总管，统辖下列各军出击吐谷浑：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出积石镇(今青海兴海县东南)；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出赤水(今青海兴海县东)，与侯君集合势；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出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出鄯善(今新疆若羌)；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出且末(今新疆且末)，此外还有原东突厥的契苾何力的劲骑助攻。
贞观九年（635年)三月，唐军进入鄯州，闰四月八日，库山(今青海湖东南)一战，唐军击溃吐谷浑据险而守的精锐部队，伏允可汗向广漠地区撤退。
唐军获得库山战役胜利之后，李道宗等将领认为，现在伏允不知逃向何处，唐军马瘦粮少，难以实施深远的追击，因而主张回师鄯州，等待秋高马肥之时再图进取。侯君集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李靖采纳了侯君集的意见，决定兵分南北两路，以吐谷浑都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五十里)为目标，追歼伏允残部。
李靖亲率薛万彻、薛万均、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由北道迂回伏俟城，命侯君集、李道宗由南路追击南逃之敌。五月，南路唐军穿过两千里的荒漠，这里地势险恶，气候变化无常，有的峡谷无水，人马只得饮用长年不化的冰雪。但唐军不畏险阻和恶劣气候，长途远袭，于乌海(今青海苦海)追上伏允，大破其军，俘其名王。北路唐军在李靖率领下，先后在西海沿岸的曼头山、牛心堆、赤水源等地打败吐谷浑军，进至伏俟城。
最后，南北两路唐军在星宿川(今青海星宿海)胜利会师。部将契苾何力获悉伏允在且末之西，企图逃奔于阗，毅然率领精骑千余袭破伏允牙帐，斩获数千人，牛羊二十多万头。伏允在绝境中自缢而死，其子大宁王慕容顺斩天柱王率众降唐。唐王朝为了控制吐谷浑地区，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并派李大亮协助防守。这样，唐朝不仅把西突厥的势力驱赶出吐谷浑地区，而且占有了尔后进攻西突厥的进军出发基地。
两年后；唐太宗封李靖为卫国公。李靖功勋更为显著，也就更加引起一些人的猜忌。利州刺史高甑生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虽然惩治了诬陷者，但李靖也从此深居自守，不见宾客。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李靖病重期间，太宗多次亲临病榻慰问。《册府元龟》记载，太宗眼含热泪深切地说：“公是朕平生旧交，又于国有大功；忽闻疾病，深以为忧。”李靖死后，太宗赐予陪葬皇陵的荣誉。太宗命其墓葬作三山形，藉以象征李靖生前的战功。
六、兵家术法 灿然毕举
李靖一生戎马，指挥过许多成功的战役战斗，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他曾著有七部兵书：《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六军镜》《兵钤新书》《弓诀》。别的史籍还记载李靖著有《玉帐经》《彭门玉帐》《六壬用兵太一心机要诀》《兵家心术》《明将秘要》《集太公兵法》《李仆射马前诀》《李卫公武略》《李卫公元戎必胜录》《李卫公四门经历》《李卫公兵机》等。但是，十分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了。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李靖著作，一是《李卫公兵法》，一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卫公兵法》是清朝人汪宗沂从《通典》《太平御览》等古籍中辑录而成，并非一部完整的兵学著作。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李靖的一些精彩的论述。例如，他对于后发制人作了这样的表述：“兵之情虽主速，然敌将多谋，戎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就是说，用兵打仗一般都主张速战速决，打敌措手不及。但是，如果敌军将领足智多谋，军队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装备精良，斗志旺盛而又阵容严整，实力雄厚而又锐猛，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隐蔽真象，不露声息，养精蓄锐，等待敌人疲蔽，避开敌人锋芒，与之进行持久作战。李靖这一番话，对于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阐述得多么完整而深刻。它难道不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上积极防御原则的最好表述吗?
李靖的传世之作，真正值得引起充分重视的还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部书又称《李卫公问对》，为了简略起见，本文就称《问对》。
《问对》虽然列于武经，但是关于它的成书问题，却遭到了后世一些文人的非难。他们的非难，关系着对这部兵学典籍的历史价值的评定，是不能不予讨论的。
有一种意见是易于辨识的。明朝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以《问对》文辞浅近便认为它是一部无足轻重的伪书。他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武人不知书，悦其俚近，故多读之。”从辨伪学上说，胡氏这番话根据不足，纯属臆测之言，显然不能成立；从军事学上说，胡氏之言失之偏颇，同样不能成立。因为自宋朝以来的有识学者都给予《问对》以很高的评价。明朝郑瑗《井观琐言》引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之语说：《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这既是褒扬之词，也是公允之论。
关于《问对》真伪的公案，要害的证据是北宋陈师道和何薳交相提出的阮逸伪托说。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说：“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按指苏洵)，而子瞻(按指苏轼)言之。”其后，何薳在《春渚纪闻》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证实。他说：“先君(按指何去非)为武学博士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陈师道)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即《问对》），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苏洵)也。”
陈师道与何薳的披露在细节上虽各有不同，但都说明是苏洵见过阮逸的伪作草稿，而由苏轼把这一情况透露给陈师道的。为了查清这一公案，我们查阅了朱服、阮逸，苏洵、何去非、苏轼等人的有关资料和著作，均没有发现证明伪作的文字记载。然而只要考察一下《武经七书》的颁布过程，就可看出《问对》是阮逸伪托的说法不过是以传言为据的不实之说，不足为训。
我们发现，在关于《问对》的辨伪诸书中，有的把“卫公兵法”(或称“李靖兵法”)当作了一部如同《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一样的独立的兵书。例如清朝汪宗沂是以辑佚名世，又是专门研究李靖兵法的学者之一。他在对“卫公兵法”的理解上有扑朔迷离之嫌。他在《卫公兵法辑本自序》中说：“有宋之初纂《御览》也，其援引书目即有《卫公兵法》矣。……《卫公兵法》单行之本宋初尚有存者，然初未刊行，故至元丰间已不传也。”由于把“卫公兵法”与《问对》当作两部独立的兵书，于是就在辨伪时陷入了迷途，自难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清朝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把‘李靖兵法’”与《问对》混为一书了。
因为，宋神宗发布了两个诏令，一个是校正李靖兵法，这一任务赋予了属于军队系统的枢密院；一个是校正《七书》，这—任务则赋予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关于校正李靖兵法，神宗在熙宁八年(1075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曾向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下诏令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宋史●兵九》卷195)这道诏令中所说的“李靖兵法”，乃是泛指李靖所著的几部兵法。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李靖的兵法就有七部之多：
《阴符机》一卷
《韬钤秘术》一卷
《韬钤总要》三卷
《卫国公手记》一卷
《六军镜》三卷
《兵钤新书》一卷
《弓诀》一卷
这些兵书，不仅今天大都看不到了，而且早在神宗时就已经“世无完书”。
“李靖兵法”不是特指李靖的某一部兵法，还可从宋朝张预的称引中得到证明。他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曾以大量的《问对》之文解说《孙子》。如：“故卫公兵法云：‘兵散则以合为奇，兵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焉。’”
校正《武经七书》，则是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的另一道诏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神宗颁布《武经七书》的目的是为了军事教育，所谓“既命立武学、校《七书》以训武举之士”(《宋史●兵志九》卷195)。创办武学，据《宋史●神宗本纪》说是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乙亥(二十七日)，“置武学”。这就是说，从创立武学到校刊《七书》，大约相距八年之久。从时间上看是符合情理的。
那么所谓阮逸伪托说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春渚纪闻》明确说：是何去非接任陈师道的徐州教授时。何去非正史无传略可考，但陈师道为徐州教授则在元祐(1086—1094年)初年。《宋史●陈师道传》载：“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又用梁焘荐，为太学博士。”陈师道调国子监任太学博士，何去非由国子监武学博士对调为徐州教授。显而易见，阮逸伪托说的提出，已晚于《武经七书》的正式颁布近十年左右的时间。
从以上对《武经七书》的颁布过程的叙述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被赞誉为“留心武备”的宋神宗，颁发《武经七书》，目的在于作为考选、训练、指导军官的武学经典，是军队建设上的一个创举，宋朝政府是严肃对待、认真施行、隆重颁布的。谁能相信，在宋朝君臣悉心探究兵法，组织专人校定《武经》、汇编《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曾公亮主编，北宋官修的兵学巨著)、创办“武学”(军事学校)的情况下，竟会把当朝人阮逸、(阮逸，宋史无传。我们只知道他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年)时进土，皇祐(1049—1053年)以后还做过屯田员外郎。假定他是三十岁于天圣末年中进士，那么，神宗诏定七书时，他不过古稀之年)伪托的赝品堂而皇之地列为武经，公开作为全国武学的教科书?
第二，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朱服等人都是饱学名儒。阮逸即使伪托，可能骗得后世，岂能骗过这些鸿儒的慧眼?
从当时政治形势看，校定七书正是王安石实行新政在军事领域中的表现。后来王安石去职，宋神宗病逝，苏轼及其门人何去非这些守旧势力抬头，攻击神宗的新政，而指《问对》为伪托，难道不可以与这一政治气候联系起来思考吗?
至于苏洵即使真的见到阮逸伪托的草稿，但也不能由此证明官颁的《问对》就是阮逸的伪托。清朝姚际恒看出了这个破绽。指出：“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元朝马端临早就认为：“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逸之假托也。”
总之，阮逸伪托说是不能成立的。
《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余字，是用传统的问答体形式写成的兵书。《问对》被列入《武经七书》是与它的学术价值完全相称的，不是偶然的。
《问对》刊布于世之后，许多有识之土交口称赞。宋朝戴少望指出：“《问对》之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又如清朝朱墉说，《问对》“辨析精微，考据典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问对》“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下面，我们就《问对》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卓越成就作几点粗浅的介绍。
（一)“分别奇正”，完备而透辟
“奇正”是我国古代军事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孙子兵法》说，指挥作战都是“以正合，以奇胜”。又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自从孙武对奇正作了详细地阐发之后，后世的兵学家都很重视奇正的探索和研究，认为它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李靖在《问对》中也充分肯定了奇正的重要意义：“奇正皆得，国之辅也。”认为懂得奇正运用的将帅，对于国家如同辅车相依一般，具有重要的支柱作用。
那么，究竟怎样分别奇正呢？《孙膑兵法》有《奇正》篇，孙膑说“以异为奇”。战国时代的《尉缭子》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三国时曹操注《孙子兵法》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诸如此类的说法，各不相同。《问对》终于把奇正这个问题作了完备而透彻的解说。
它告诉我们，从源流上说，奇正乃是指方阵中位于实地的正兵和正兵向虚地机动而为奇兵。古代的五军阵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中央是主将的指挥位置，并控制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所谓“余奇之兵”)。东、南、西、北就是裨将所率战斗部队的位置，这四个地区便称为“实地”(又称阵地)。实地与实地的间隙地带，也就是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地区，就称为“虚地”(又称闲地)。位于实地的部队就是“正兵”，“正兵”向虚地实施机动，比如东军、北军向东北这个间隙地带机动，就变为“奇兵”了。
《问对》着重阐述的奇正是就兵力使用方面而言。无论战略指挥或战役、战斗指挥，都存在奇正问题。
从战略范围说，李靖在《问对》中开宗明义就说，唐军要进攻高丽，由于“兵少地遥”，必须用“正兵”。这里所说的正兵乃是指应当公开出兵，不能采取奇袭突厥那样的打法。因为“兵少地遥”，千里出兵，至少保密问题就保证不了，如果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方针必然不能达到目的。
在战略指挥上，奇正还包括将帅执行战略任务是“正”，而机断行动是“奇”。所以，李靖明确指出“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
从战役、战斗范围说，一般地讲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兵，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兵。李靖解释曹操的《孙子注》时说，如果兵力五倍于敌，那么用三成兵力作正兵，两成兵力为奇兵。重要的是他又强调，奇正的区分不是刻板规定的，要“变而能通”，根据战场情况慧心独用，这也就是《孙膑兵法》讲的“以异为奇”的思想。于是李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比《孙子兵法》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前进了一步，更全面、更辩证、更深刻了。
更为可贵的是，李靖论述奇正不是孤立地就奇正谈奇正，而是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联系起来阐述的。
战争是敌对两军力量的斗争，也是智慧的斗争。战争的指导者们为了争取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于是创造了避实击虚这一作战原则。李靖说：“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因为兵锋所向正是敌人虚弱而又要害之处，就能实现出奇制胜的目的。
如何才能察明敌人虚实，同时又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呢?这就要依靠“示形”——伪装和佯动。李靖把利用“示形”达到机动兵力、欺骗敌人的方法称之为“奇正相变”。他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意思是说，给敌以假象，是用奇兵迷惑它，而不是我的正兵；战胜敌人的是我的正兵，而不是我的奇兵。
奇正与“分合”的关系，李靖认为，军队行动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二)“变易主客”，全面而辩证
“主客”同“奇正”一样，也是我国古代军事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主”或“主人”乃是指防御一方，“客”是指进攻一方。《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是论述主客的专篇，其中谈到“主人”时说：“[主人者，先)定者也；客者，后定者也。主人安地抚势以胥。”意思是说，防御者是预先部署好的，进攻者是临时部署的。防御之军可以安然驻守阵地，凭借有利的地理形势从容待敌。它又说：“客倍主人半，然可敌也。”即使进攻之军两倍于防御之军，防御之军也是可以同它交战的。由此说明一个问题，古代的兵学家把防御看作是一种有利的作战形式，这就是兵书上所说的“兵贵为主，不贵为客”。鉴于这种考虑，客军在进攻作战中便力求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钝兵挫锐。
对于这种主客关系，李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他说：“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方法就是：用“因粮于敌”来变客为主；用“饱能饥之，逸能劳之”来变主为客。李靖以春秋末期的吴越笠泽之战为例证，具体地阐述了变客为主的方法。这个战例的作战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公元前478年三月，越王勾践率军同吴王夫差所率吴军隔笠泽对阵。笠泽是一条西自太湖东入大海的河流，越军在河南，吴军在河北。勾践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在中军主力的两翼派出左右两支迂回部队(史称左、右勾卒)。然后利用夜暗命令左、右勾卒鸣鼓呐喊，进行佯攻，调动吴军。夫差不察虚实，分兵两路迎战。勾践发现吴军兵力分散，亲率中军主力偃旗息鼓，潜渡笠泽，出其不意地实施中央突破。越军得手后，发起追击，扩张战果，再战于没(今苏州南)，三战于郊(今苏州郊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战例说明，越军虽然处于“客”军地位，但是由于调动了吴军，取得了有利态势，所以是一次变客为主的成功战例。
主客问题实质上是攻守问题。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认为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是进攻的手段，两者都是为了争取胜利，不可分割。这就把进攻和防御的对立统一关系朴素地揭示出来了。
(三)教育训练，爱抚而严格
恩威并施，赏罚并用是封建军队的一条治军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李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但是他明确地指出，爱抚与刑罚的关系应当是：“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只有将帅与士卒“心一”——意愿相同，士卒亲附，然后才能立威，才能明罚。所以，李靖说；“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当然，在封建军队中，官兵之间是不可能真正做到“心一”的，也不会有真正的爱兵。但是，李靖把爱抚放在刑罚之先加以强调，较之于那些对士卒一味滥施酷刑峻法的将领无疑要高明得多。
李靖在《问对》中着重论述的是训练。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要求将帅必须深晓训练方法。他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那么，什么是“教得其道”呢？就是由单兵到多兵，由小部队到大部队，由分练到合练(包括演习)，根据不同对象而采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李靖谈到自己对缺乏实战经验的官兵进行训练的方法。“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按照五人为伍的基本作战单位进行训练的方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
李靖还注意到，训练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扬长避短。他针对蕃兵长于骑射，汉兵长于弩战的特点，提出“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
在李靖看来，通过以上教育和训练的军队就称得上是“节制之军”——令行禁止，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部队。对于李靖教育训练部队的原则和方法，唐太宗十分赞赏，评价很高，说；“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
(四)考辨八阵，得其本旨；兵学探源，独辟蹊径
李靖与唐太宗探讨了八阵问题。李靖的观点是，八阵是一个阵法的名称，“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不是八个阵法的名称。八阵是由五军阵推演而成的，所谓“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即是说，当五军阵中四方实地之兵向虚地实施机动时就形成了八阵，大将仍然居中指挥，位置不变。他还指出，八阵在队形变换时，其基本形态只有方、圆、曲、直、锐五种。
八阵问题，史书确有记载，如《孙子八阵图》，《孙膑兵法》的《八阵篇》，《三国志》也记载诸葛亮推演八阵图。李靖对八阵的解说，对我国古代战术史的研究是一个贡献。但是，唐、李二人所能见到的关于八阵的论述，只有传为黄帝臣风后所著的《握奇文》。《握奇文》只剩下一句话，“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所以李靖说“《握奇文》盖得其粗也”。风后其人、其书，幽渺难稽，不过《汉书●艺文志》确有《风后》十三篇图二卷的记载。不知是起于汉以后的哪个朝代，又有《握奇经》一书问世，除经文外，它还包括姜太公的衍文，汉公孙弘的解说，无名氏的《握奇经续图》，晋马隆的总述等五个部分。不管《握奇经》成书于李靖之前或李靖之后，李靖对经文的解说完全没有受到它的影响，而是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李靖对于我国古代的兵学源流也作过深刻的研究，十分值得我们重视。他至少认为古代军事学有两大流派：“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即司马穰苴)、孙武是也。”
对于军事学的分类，我们只知道西汉步兵校尉任宏把兵书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这一分类法后来便反映在《汉书》的《兵书略》上。李靖认为，古代军事学“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他所说的四种就是任宏的分类。那么什么是“三门”呢？他说：“《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姜太公的这237篇兵法早已失传，后世学者已不能了解“三门”的具体内容。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中，已发现记为太公兵法的断简残篇，待其整理发表后，或许能窥测到一点“三门”的浮光掠影吧。
李靖在《问对》中还谈到了他创制的著名的“六花阵”，谈到了古代军制，谈到车战之法，等等，内容是甚为广泛的。在我国古代数以千计的名将中，象李靖这样出将入相，才兼文武，学贯古今，既有赫赫战功又有军事著述的人是屈指可数的。纵观李靖的一生，他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