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 继 光
朱亚非 撰稿
一、生平事功
戚继光（1528-1588年）山东蓬莱人，嘉靖七年（1528年）一月出生在一个军官家庭，他的父亲戚景通时任漕运把总，时年已经56岁。中年以后才喜得贵子，其兴奋心情自是不言而喻。他给儿子取名继光，是希望这个孩子继承祖业，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父亲戚景通对继光要求十分严格，从小给他灌输军事知识，九岁那年，戚继光在学习之余，已能“融泥作基，剖竹为杆，裁色褚为旌旗，聚瓦砾为阵垒，陈列阶所，研究变合，部伍精明，俨如整旅”。这种良好的军事素质为乡人所惊异。戚景通还经常对年少的儿子进行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他把“忠孝廉节”四个字挂在墙上，让戚继光时刻铭记。当他发现十一岁的戚继光穿着外祖母送的一双考究的丝履时，就严厉批评他如果年少时就“綦履必锦衣，锦衣必肉食”，追求穿好吃好，那么将来如为官，势必贪得无厌，他让戚继光把那双丝履毁了。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对戚继光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16岁那年，因父亲病重，戚继光继承父业，投身军旅，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第一线。从军之初，戚继光担任登州卫管理屯务的下级军官，这是一个与钱粮打交道的职务。明朝军官俸禄很低，戚继光家庭也是生活清贫，但他对所经手的钱粮丝毫没有贪婪之心，账目笔笔清楚，其上司也对这位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青年军官赞赏不已。为防御蒙古鞑靼部入犯，明朝廷令河南、山东等省每年必须派遣卫所军官率领士兵轮番守边。从嘉靖二十七年（1 548年）开始，戚继光连续五年被推为中军指挥官，率山东卫所士兵远戍蓟门。在北上戍边中，年轻的戚继光发挥了很好的组织才能，将队伍训练得井然有序，获得了部众的信服。在戍边之余，他还非常重视研究边防情况。蓟门形势险要，与京城唇齿相依，威继光发现该地缺少精兵驻防，防御工事也不坚固，于是写出《备俺答策》，上奏朝廷，表现出了一位年轻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月，戚继光中武举后进京参加会试，恰遇俺答内犯，逼近北京城郊，戚继光积极要求参加京城防御战，被任命为总旗牌官，督防北京城门。他再次向朝廷提出御敌方策，兵部采纳了他的献策，并公布出来让将士学习参考．时戚继光年仅22岁。其才干已为朝廷官员所知，京师内外大臣纷纷上疏举荐，称他“勇略独冠群英，志节更超流俗”，可当国家“干城之寄”。
戚继光投身军旅后，在军事训练和戊边之暇余时间，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历史书籍和兵书，不仅军事知识，且在学问上也大有长进，在一本阅读的兵书上，他用诗歌写下了自己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楫客，挥尘坐谈兵。
云邦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成为后来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戚继光生活的那个年代在北部边防不断告急的同时，东南沿海也出现了日益加重的倭乱。明朝建国后．日本国内正值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南部的一些封建领主（大名）及所豢养的武士、浪人，组成海盗集团，开始不断骚扰朝鲜沿海和中国沿海，明初由于战乱初定，国力尚未恢复，朱元璋只好采用消极防御的方针，在沿海修筑防倭工事，他曾让汤和等将领自辽东沿海至福建沿海修筑了数千里防御工事，但仍难以阻挡倭寇入犯。明成祖即位后，由于三十多年的历经图治，国势开始强盛，采取积极反击外患的方针，在加强沿海卫所的同时，不时派出水军对入犯倭寇穷追猛打，比较有效地阻挡住倭寇入犯。嘉靖年间，由于朝政黑暗和海禁政策的严重失误，倭乱又起，日本一些封建领主积极鼓动和指挥部下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不满于明朝海禁政策，在沿海从事走私贸易的一些中国商人、苦于生计奔走海上的农民、长期在海上打家劫舍的海盗，以及在东南沿海活动的一些欧洲海盗、商人，也以不同形式加入到倭寇队伍中，使倭寇的组成更加复杂，倭乱严重升级。倭寇所到之处，大批人口被劫持，金银财货被抢夺，房屋庙宇被烧毁，先人坟墓被挖掘，广大沿海人民惨遭蹂躏，苦不堪言。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官场争斗激烈，防倭用人失当，再加上沿海卫所大都瓦解，士兵逃亡严重，沿海防御工事和水军战船更是形同虚设，这更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明朝官兵对倭寇陷入束手无策境地。面对倭寇入犯，沿海各阶层群众和明朝统治阶层内部的一些官员要求明朝尽快平定倭乱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于形势的危急，明朝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开始才下令调动内地军队包括南方少数民族部落士兵到东南沿海抗倭第一线，又急调胡宗宪、俞大猷、谭伦、戚继光等名臣名将到闽浙领导抗倭。自此明朝将士联合各阶层人民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二年以后，倭患日益严重，自辽东半岛至福建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戚继光被升任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走上了抗倭第一线。自此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驰骋东南沿海抗倭一线长达十四年，足迹遍及北起山东、南迄广东辽阔的抗倭战场上，与倭寇大小战八十余次，歼灭数万倭寇，表现出一位军事家的卓越才干，为东南沿海最终平定倭患做出了杰出贡献。
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戚继光在山东沿海备倭两年，因山东沿海倭乱较轻，戚继光重在整顿卫所，严肃军纪，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防御系统，由于他出色的指挥．山东海防设施得以巩固，成为当时沿海各省防倭最为成功的地区。
戚继光的军事才干受到了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器重，在胡宗宪的要求和推荐下，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调到倭乱最为严重的浙江，受命担任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广大地区。这一时期，倭寇频频入犯浙江沿海，杀人掠货，民无宁曰。戚继光指挥明军多次与倭寇展开激战。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率军自春至秋，与倭寇在岑港一带激战半年之久，双方经过水陆多次战斗，明军歼敌数千人，终于夺取了被倭寇占据数年的岑港，赢得了浙江战场抗倭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岑港之战前后，戚继光觉察到了明军存在的许多问题，一是兵员不足，二是军队缺少训练，三是军纪败坏，因此战斗力不强，临阵怯战或未战先退。戚继光深感率领这样一支军队，是无法战胜倭寇的。为此，他先后三次上奏朝廷，要求组织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在得到闽浙总督胡宗宪批准后，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八年在义乌矿工和农民中招募了一支四千人的军队，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戚家军”。戚继光首先对戚家军官兵宣讲保家卫国的道理，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敢杀敌的气概。继而戚继光对戚家军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首先是“严束伍”，即用严密的形式把队伍组织起来，以十二人为一队，他针对倭寇作战特点，创造出“鸳鸯阵法”，将长短武器相结合，发挥出了队伍的整体优势。其次是“教号令”，戚继光把军中各种号令向官兵作出详尽说明，让他们必须熟记和掌握，并要绝对服从，通过严明号令指挥和约束部队，无论驻营、行军、操练，出征，都能做到纪律严明，步调统一。再次是练武艺，戚继光根据鸳鸯阵的不同需要，按照士兵的年龄、身材、体质、性格不同情况，分别授以旗牌、狼筅，长枪、短刀等器械，加以精练，互相配合，让官兵们苦练杀敌本领。经过戚继光的言传身教，仅短短的几个月，戚家军就成为一支军纪严明、能征善战的部队，成为浙江前线抗倭主力军。
除步兵外，戚继光还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师。戚家军的水师舰船主要有福船、海舱、艟桥三种。三船各有特点：福船高大，威力猛，但只能在深海航行；海舱稍小，较灵活，但在外海威力不如福船；艟桥是用苍山船改制而成，船体小，灵活，适应江湖和浅水作战。戚继光将三种战船配合编营，并与陆军协同作战，使得浙江海防力量大大增强。
戚家军建成不久，就在台州大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三千余人分三路进犯台州，戚继光也率主力疾驰台州城下，使用鸳鸯阵对付倭寇“一字阵”，由于戚继光指挥正确，戚家军勇敢杀敌，倭寇很快败下阵来，明军乘胜追击四十里，消灭倭寇数百人，救出被掳民众五千人，而戚家军仅阵亡三人。五月初，倭寇二千余人从台州东北后撤，戚继光率军在上峰岭伏击，歼敌三百余人，解救被掳群众一千余人。几天后，另一股倭寇三千余人在台州东南登陆，企图偷袭城池，戚继光闻讯，率水陆军并进，突袭倭寇，此役入犯倭寇全部被歼，戚家军缴获兵器三干二百四十件，战船十一艘，救出被倭寇掳掠的百姓一千二百余人。经过一个月的台州战役，戚家军共杀死和俘虏倭寇五千余人。当戚家军凯旋台州时，台州城百姓夹道二十里相迎，欢声雷动。自此戚家军威名远扬，倭寇不敢与之交锋，逃离了浙江沿海。
嘉靖四十一年（1562），福建沿海倭乱又加重，胡宗宪令戚继光率军六千人入福建平倭，这年八月至十月，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转战千里，先后取得横屿，福清，牛田和林敦战役的胜利，四战四捷，戚家军共歼灭倭寇八千余人。倭寇闻戚家军而胆寒，称“戚虎兵又至此耶！”戚继光在倭寇中得了个“戚老虎”的绰号。
嘉靖四十一年冬，福建战役胜利后，戚继光班师回到浙江；但第二年倭寇又一次大举入犯福建，明朝急调戚继光再次率军入闽，戚继光又在义乌招募新兵一万余人，一边训练，一边开往福建。三月，戚继光联合明军俞大猷，刘显部合力围攻入犯平海卫的倭寇，歼敌二千五百四十一人，缴获武器近四千件，解救被掳群众三千多人，取得了二次进入福建以后一次重大胜利。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倭寇再次在福建发动大规模进攻，主力集中二万余人围攻仙游县，该县军民一面坚守城池，一面紧急求援。当时戚家军在沿海上千里布防，人员分散，一时难以集中．他急中生智，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派出数百人的小股部队开进仙游城，布下疑兵计，使倭寇摸不清城中虚实，不敢贸然攻城。继而他又调集一支部队堵住仙游通往泉州、漳州的通道，防备仙游城外倭寇突袭这两个城市，然后急调在各地的戚家军即刻到仙游对敌形成攻击。与敌周旋一月后，戚家军大部分已汇集仙游一带。戚继光利用漫天大雾，出其不意地对城下敌军进攻，他与仙游守军里应外合，先集中歼灭攻击南门的倭寇，继而一鼓作气，聚歼攻击仙游东门、北门和西门的倭寇，此战一举歼敌数千人，粉碎了倭寇对仙游的入犯，迫其余部逃窜海上。这是继平海卫战役以后抗倭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被明朝官员称之为“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如此之振，军功未有如此之奇者”。仙游之战结束后，戚继光率部进剿盘踞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倭寇，先后在同安、漳浦等地歼灭多股倭寇，围攻仙游的倭寇集团大部被歼，少部残余势力逃遁回国，不敢再入犯福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率军进入广东南澳等地，与俞大猷部明军配合，一举歼灭了长期与倭寇勾结，危害地方的吴平海盗集团，最终稳定了东南沿海的局势。至此，侵扰东南沿海十余年的倭患，经过沿海军民十几年的艰苦奋战，尤其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的英勇战斗，终于完全平息。为表彰戚继光在抗倭斗争中的杰出贡献，明朝廷于嘉靖四十四年在戚继光家乡登州城内为其修建“父子总督”和“母子节孝”两座功名牌坊。
东南沿海倭患平息以后，戚继光奉命调到北方蓟州。蓟州，作为京师北京的北方门户，自明初起，就屡屡受到蒙古鞑靼，瓦刺等部落的入犯，明英宗时，北征瓦刺失利，不仅自己被俘，而且让瓦刺军打到北京城下，所幸于谦率领京师军民坚守，才免使京师沦陷。明中期鞑靼部落势力强大，不断沿长城南下入犯，给明朝形成很大压力。所以在东南沿海倭乱平息后，朝廷立即将这位抗倭名将放到北部边防第一线，任总理蓟州、昌平、保定练兵事务．实际上负担起近两千里北部边防的防御重任。
自隆庆二年（1568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镇守北部边疆十六年，在这期间，由于高拱、张居正等人执政，对蒙古部落采取和抚政策，开展双边贸易，北部边疆紧张局势较嘉靖年间以前有所缓和，但戚继光仍坚持“安不忘危”的指导方针，提出守则需要有坚固的防御设施，战则需要练成一支能战之师，积极修建防御工事和训练军队。在防御工事的建设上，戚继光根据长城一线的地形，创造性地建立起一种称之为“空心敌台”的防御工事，该敌台台茎与城墙平，台共三层，中层是空的，四面设箭窗，上层建楼橹，四面是垛口，用以御敌。下层发火炮射敌，每台驻守十余名士兵，台中贮备必要的火器、弹药和军粮，根据地势，每隔一二百米建一台，台下另有驻守军队。士兵们平时屯田解决军粮问题，战时可与台中守军配合作战。从隆庆三年起，戚继光开始调动士兵和民夫筑空心台，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北京昌平县西）绵延两千里的防线上，共修建空心敌台一千三百三十七座，形成了北部边防一段强大的防御工事。
戚继光在蓟州一线修建完备工事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练兵，他向朝廷提出训练十万精锐之师的请求，并且得到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等官员的大力支持。当时在蓟州一线的军队组成十分复杂，除了招募的守军外，还有从南方调集的军队以及地方民兵等。戚继光用严格的军纪来训练和约束军队。无论是对军官还是士兵，都做到赏罚分明，对于分散各地的士兵，每月都进行“小操”，“分操”，以练武艺为主，每年则要集中较大规模的士兵进行“合教”、“合练”，使“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逐渐改变了蓟镇将士们原有的消极避战思想和松懈风气，提高了战斗力和对敌作战的信心。
戚继光还根据北部边防地理地形特点和鞑靼善于骑兵作战的特点，制订出车、步，骑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战法．车兵用于向敌人发起冲击，骑兵用于包抄，步兵用于近战，三者互相配合，并根据不同阵型，使用不同部队。戚继光将蓟镇防线的驻军分为三协十二路，将车骑兵分配到各协，每协由总兵指挥，全线由戚继光统帅，平时各路侦察敌情、修城、防守之事，由各路将领负责，遇警时互相声援，共保无虞。戚继光在蓟镇期间还吸取过去守军不重视后勤遭致失败的教训，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后勤系统—六个辎重营，每个辎重营共有官兵一千六百六十人，其运输能力可供一千人马三日之食，再加上出征时每个军人自带二三日粮草，这样驻守蓟镇的军队完全可以独立支撑一段时间的作战。
由于戚继光在蓟镇一带防御工事坚固，士兵训练有素，使鞑靼军队始终不敢大举入犯。万历三年（1575年）初，蒙古朵颜部曾一度入犯长城董家口，结果遭戚继光军伏击，被迫投降，与明朝议和。万历七年（1579），鞑靼小王子部入犯东北，辽东守将李成梁求援，戚继光率兵驰援，鞑靼军见戚继光军威雄壮，怯战自退，戚继光率军追击数千里，将鞑靼军逐到大漠。
戚继光镇守蓟镇十六年，边备整饬一新，边境安然无事，确保了北方边疆数十年安宁局面。明廷为表彰戚继光功勋，加封他为少保、太子太保、左都督。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殁，朝廷中反张派趁机诋毁张居正，因戚继光长期为张居正所倚重，也受到株连，被调离蓟镇，到广东担任镇守。调令到蓟州后，当地父老乡亲不愿其离去，纷纷联名请愿朝廷让戚继光留任，但未能奏效。戚继光临行时，蓟镇百姓夹道欢送，依依不舍。“谁能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无边”，出现了当地百姓依依惜别的感人场面。
戚继光到广东后，因广东久无战事．自己也无事可干，除了整饬自己身边不多的士兵外，只能整理自己过去写的书稿．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止止堂集》重新校订刊印。《纪效新书》完成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抗倭战场上，在重修中增补了《胆气篇》和《炼将篇》，并将18卷本改为14卷本，《练兵实纪》完成于万历初在蓟镇任上。《止止堂集》则是戚继光一生中的诗文汇集而成。
万历十三年（1585），因身体健康原因，戚继光主动辞去军中职务，隐退乡里，以教育子女和整理文稿为乐。万历十五年十二月（1588年1月）一代名将戚继光突发急病去世，终年六十岁。这位叱咤风云的名将一生无私报国，离去两袖清风。”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集书数干卷而已。”戚继光去世时虽官至武将一品，又是太子太保，但既没有按惯例被追授谥号，也没能荫及子孙。直到万历末，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难思良将，人们又想起了戚继光当年在抗倭和御倭中的功勋，礼部官员提出应由朝谥号，以让后人效仿。朝廷才追封谥号“武庄”。天启年间又谥号“武毅”。崇祯年间，在其家乡蓬莱建祠祭祀。
二、军事思想评价
戚继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一位勇于抵御外患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所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两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并勇于创新的军事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将理论与实战相结合，就军队的组成、训练，将领的选拔使用，各种武器的配合运用以及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应用性强，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以来的军事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练兵与练将
军队训练与将领选拔是戚继光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在登州卫担任指挥佥事起，再到浙江战场上建立戚家军，最后在蓟州任上训练军队，戚继光前后练兵达三十年之久，对于军队的训练使用和将领的选拔都有一整套极为丰富而理论。
（1）对士兵的选拔与训练
在军队的训练方面，戚继光采取选精兵，重编伍的方针。首先要重视士兵的选拔。戚继光选兵标准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注意士兵的成份，“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不可用奸巧之人……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人，可用乃惯战之人”其二是注重士兵素质，挑选那些身体健壮，武艺精湛，反应灵敏，负有胆气之人，戚继光讲的胆气，就是精神状态，勇敢和不怕牺牲。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义乌挑选了3000农民和壮丁应征及后起名为“戚家军”就是采用了这一标准。
军队人员选好后，戚继光将军队进行了严格的编制，他将12人为一队，4队为一哨，4哨为1官，4官为1总，设把总一人，统领全总官兵，这样便于统一节制，统一指挥，统一步伐，在蓟镇练兵期间，他将队伍编伍进行了进一步系统化，将队伍分为火器队和杀手队，每营2699人，让每个士兵都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戚继光在福建抗战时还组建了一套水师编制，他将较大的福船运航和稍小的“海沧”和最小的船“艟桥”有机结合起来，分别在远海和浅海作战。取得很好的效果。
戚继光还结合战场实际，创立了著名的鸳鸯阵，这种鸳鸯阵以12人为一队，首一人居前为队长，次二人持藤牌，次二人持狼筅，次4人持长枪；次2人持短兵器，最后一人为火兵。这种阵法将长短兵器灵活运用，战时进退有序，士兵能够彼此呼应。戚继光在战时重视火器的运用，以鸳鸯阵为基础，刀枪手、弓拏手，火箭手，火铳手等划分为九个大营，各营互相侧应，有分有合，可以灵活变化。
戚继光重视对军队的训练，他向属下全体官兵提出要“练伍法”练胆气”“练心”（思想要求）要求每一个军官既要爱兵，教育和感召士兵，让士兵们知道是为谁而战，调动士兵们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又要严肃军纪，赏罚分明，只要士兵们有战功，就要予以奖赏。“赏必须赏的让将士们有所喜，有所争，罚必须罚的让将士们有所恶，有所惧”，从而达到“威心发则完心消；畏心生则怨心止。让每个将士们都英勇作战，争赏避罚。
（2）对将领的培养与使用
戚继光不仅重视练兵，而且重视对军官的选拔与训练他深知“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军之死生系焉”要率领军队打胜仗，必须有一批忠贞报国、英勇善战，且足智多谋的军官，因此对将领的选拔、使用规定了严格标准，提出了“练将之道”，主要有：
第一，重视将领选拔中的德、才、识、艺。
戚继光提出选将标准要有将德、将才、将识、将艺四者兼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将德，一个将领的品德是“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思思念念在于忠君、卫国、敬人、强兵、爱军、恶敌。”要做到不为声色所动，不为贷利所诱，不妒贤忌能，不刚愎自用，不追求功名，能与士兵共患难等，要具备“思君、卫国、保民、爱军、恶敌”为核心的思想品质。
除了将将德之外，戚继光还尤其看重将领的才艺，提出一个优秀的将领，要掌握全面的军事知识，“包括指挥作战艺术、武器知识等，他提出，欲为全才之将，凡种种武艺，皆稍习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须专习一二种，务使精绝，庶有实用，庶可练兵。”即要在全面掌握军事知识的基础上，至少还要精通一、二门专业化知识，才能更好地用于战时作战。
第二，既重视理论，更重视实战。
戚继光提出，作为一个优秀将领，必须要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这种理论修养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道德品质修养，他要求部下军官平时读《论语》《孟子》《孝经》《百将传》等书，通过学习，让将领们在思想上做到“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不以生死和患难动摇其报国信念，在胸怀上要有大度量，使所指挥的士兵“各得其所，各无怨尤”，在言行上要谦虚谨慎，身先士卒，至诚待下，平日里要对部下“察其所好，实心爱之、忠义之辟，感召乎众……出征之日，同甘共苦，身先矢石。临战之际，均分义让”。二是要加强军事修养。戚继光要求部下学习历代兵法著作，在读历代兵家著作后，要做到“师其意不泥其迹”，真正融合贯通，运用自如，韬略在胸，同时也要对一些大的战役中的战术、阵法进行分析研究，吸取前人经验教训，三是要增广学识，戚继光提出，作为军官要通过读书拓宽历史知识，知晓历代兴衰变化之原因和前人成功的经验，以便把将领培养成“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对朝运廷有用的人才。
戚继光不仅在著作中对将领提出要求，而且亲自向官兵讲演。他还主张设立武学，选拔秀军官入校学习，让他们懂得用兵谋略，精通各种武艺。
戚继光重视对部下将领理论培养，而更看重他们实际带兵打仗的能力，他认为兵法掌握的再好，也需要通过实战来检验，通过实战，可以做到“识士伍之情，山川之形，侦敌动静”，然后运用兵法，才能做到“开阖变化，运用无穷”。通过实战检验，全面提高军官指挥军队的才能，让将领们在战场上增强智慧。同时也通过实战，也可以判断出每一个军官的实际能力，对将领们指挥作战的能力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对将领们要区分等级，量才使用。
戚继光认为做为军事统帅，对自己部下的能力必须全面掌握，要做到对每一个人心中有数，从而在使用上可以扬长避短。他提出：那些德、才、识等兼备者，可以委任为大将，让他独挡一面或独镇一方；那些德、才、尚可，而文学理论修养稍差者可任偏将；“才有余而智不足”，或“勇有余而智不足者”，只能担任小将；至于那些虽有一技之长，而为愚、为诈、为贪者，只能偶而使用，但不能任以要职。戚继光尤其重视选择那些有实战经历“屡经战阵，刀痕遍体”，英勇作战、战功显赫，且又有将德将才的将领委以重任，并加以提拔重用。
在戚继光精心培育下，其部下一大批将领脱颖而出，如胡守仁，李超既是抗倭英雄，又是守边名将；张臣、董一元、麻贵威镇北疆，均成为一代良将。梁梦龙更是晋升为兵部尚书。
戚继光练兵和练将思想及其等理论，是在研究和借鉴前代军事家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他在士兵的训练，将领的培养、战法技阵的提高及带兵、养兵、练兵、用兵等原则和方法上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多有创新，其观点之精僻，内容之丰富，为历代军事家所少见。是对中华民族军事理论的重要贡献。
（二）杰出的战略战术
戚继光在御倭战争中，还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并通过战场上的亲身实践，逐渐创立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中最为突出、最为成功的表现是：算定而后战；快速、灵活之用兵；各种武器配合使用；各兵种配合作战；大创尽歼、攻防有序、重视防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
1.算定而后战
戚继光在抗倭战场上，始终坚持算定战思想。所谓算定战就是在战场上做到知己知彼，谋划在前，“须是未战之前，件件算个全胜”，也是对孙子兵法中“庙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戚继光的算定战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战前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人数、素质、装备、士气等）进行比较准确和科学的估算，然后创造战胜敌人的条件。戚继光在阐述算定战作用时曾说：
兵家之事，短不接长，必须每事长他一分。如他有弓矢之得，我以何物胜其弓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胜其短刀；他有万马冲突，我以何物挡他的冲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于我，如此算定，出门临时慌忙还有错误，而况于安心故套，觊凭天幸耶！
就是通过掌握对手的全面状况，在部队的士气、数量以及武器等方面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制约敌人的长处、就是“必须每事长他一分”。只有在各方面都长于敌人，才能克敌制胜，达到理想的效果。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和北守蓟门期间，戚继光对倭寇和蒙古部落的战斗力、装备等方面都有详细的“算定”，因而能施展自己之所长，屡战屡胜。
二是每当战役之前，对敌人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作战模式要有准确的估计，从而制定出战胜敌人的整体作战方案，以免仓促迎敌，难以收全胜之功。戚继光把作战分为算定战、舍命战、糊涂战三种类型。他坚决反对后两种而坚持前一种。他认为在每战之前，摸清敌人作战计划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摸清敌方计划，就必须“多差广探”，要派出大量侦查人员到前线甚至敌营部侦察，取得情报，“凡贼分合、出入、多寡、向往、进兵路径，举皆洞然矣”。通过对敌人情况的了解和对敌人作战计划的洞悉，就能比较从容地布置自己的兵力。这样，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可以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战前制定多种方案，并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随时变化。戚继光认为在战前进行多种谋划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臣闻未战而庙算胜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贵矣。”在浙江、福建抗倭战场的几乎每次重大战役中，戚继光都要先了解倭寇的情况，有目的地制定出多种作战方案，并根据情况加以修正。如著名的台州战役，戚继光根据自古以来变化，将快速突袭、多路出击、佯装撤退、诱敌深入、杀回马枪等多种方式结合，使倭寇顾此失彼，此役戚家军五战五捷，大胜而归。
戚继光算定战思想不是静止不动的，即使预先了解了敌情，制定了作战方案，但战场情况瞬息多变，要赢得战争，就要适应战场的不断变化。因此戚继光在算定战中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掌握基本情况，又要掌握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兵事须求实际”，并始终按此法行事，所以，在沿海抗倭战场上就能适应情况变化来制定作战方案，屡战屡胜。
2.快速灵活用兵
戚继光战略战术上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用兵机智、快速、灵活，出敌不意而出奇制胜，他提出“军中机宜贵速”也就是在与敌接战中进退迅速，如风驰电掣，使对方迷离恍惚，难以捉摸。同时，能根据敌我双方具体状况及客观条件，灵活用兵。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就是戚继光这一用兵思想在战场上运用的典型战例。
这年四月，数千倭寇乘十余艘大船自宁海企图窜犯台州，此时戚家军主力北距宁海或南离台州均有百余里，如果北上宁海则恐倭寇乘机突袭台州，若回守台州，则又怕倭寇在宁海势力坐大。此为两难选择，戚继光权衡利弊，决定采取快速突袭之法。除留小部分部队回守台州外，主力奔袭宁海，先击败倭寇一部。大部倭寇发现戚家军北上，认为后方空虚，果然向台州扑来。戚继光算定倭寇阴谋，不与少部分倭寇在宁海纠缠，昼夜急行军先倭寇一步返回台州，当倭寇数千人自以为将戚家军调离能如愿攻入台州时，在距台州二里多的花街突然遭遇戚继光主力部队，仓促迎战，戚继光留在台州的一支奇兵又突然杀出，倭寇无力抵御，仓皇后撤。戚继光见此役未能达到聚歼倭寇的目的，又施下妙计，命令戚家军撤出台州，戚继光佯装再北返宁海。倭寇见戚家军撤离，认为有机可乘，再次袭击台州，戚继光突率戚家军再杀回马枪，不到半日就回到了台州。倭寇万没料到戚家军行动如此神速，惊慌失措，心理上受到打击，无心恋战，夺路而逃。戚家军乘胜全力追杀，五战五捷，歼敌万人，取得台州大捷。
戚继光机智、快速、灵活的作战方针还表现在这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战场上能够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歼敌。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倭寇3000余人进犯浙江海门，戚继光率部先进入新河域（今温岭县东北），见这一带河渠纵横，倭寇入犯只能乘船行动，于是在河道中钉木桩连船，塞敌退路。倭寇见出路被堵，只好泊船于城南牛桥，占山筑垒拒守。戚继光见难以进攻将其全歼，于是让一小支部队在城西游动，大部队则埋伏于城南倭寇下山乘船必经之路，倭寇见戚家军西去，急忙下山乘船欲走，岂料戚家军三路伏兵尽出，倭寇被杀死、溺死1000余人，战船32艘也被烧毁。剩下的倭寇向温州方面逃窜，逃窜途中他们先分兵五路占据沿海高山以阻挡戚家军。戚继光一方面分兵五路与倭寇正面对峙；另一方面让卢镗率一支部队从侧翼出击，而将另一支主力部队于入海口先隐藏起来。倭寇在两支戚家军夹击下已经不支，又见入海口没有戚家军，就向海口逃窜，企图从海上逃走，岂知正中戚继光之计，在入海口将倭寇包围起来，一举歼灭。在这场战役中，戚继光充分利用地形诱敌并歼战，表现出了他对战场上地理条件合理利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的福建横屿之战，也是戚继光充分利用地形而战的一个典型战例。横屿是倭寇在福建境内经营多年的老巢，位于宁德县城东北二十余里处，是海中的一个小岛，隔十里浅滩与大陆相望。这片浅滩，潮来成海，潮退泥洼。用步兵攻打难于涉渡，用水师攻打则船行即搁浅。倭寇凭此地理优势，有千余人驻扎于此，经常外出掠抢，给当地百姓带来很大灾难。这股倭寇并与福清、宁德境内倭寇万余人互相支援，成为明军难以攻克的一个疾瘤。戚继光率领部队进驻宁德后，仔细分析了横屿一带敌情，他先招抚当地百姓，包括一部分受倭寇利用者，分化了倭寇力量，短短几天内，在戚继光政策感召下，有数千被倭寇欺骗、胁裹与明军对抗者纷纷反戈一击，投降戚家军，此举使得横屿岛的倭寇孤立起来。他又针对横屿易守难攻的地形，让士兵们每人背上大捆柴草，趁夜晚退潮之时，列成鸳鸯阵匍匐前进。由于将柴草相继铺垫在烂泥中，士兵终于走过十里泥滩顺利到达岛上。清晨，戚家军发起突袭，倭寇被打个措手不及，戚家军终于一举攻克被倭寇占据三年之久的横屿岛。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戚继光充分利用了地形，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最终取得胜利。
3.各种武器配合使用，多兵种协调作战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配合与使用，将部队编成有利的队形，合理使用各种武器，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戚继光非常重视部队武器的装备及改善，认为在武器上优于敌人，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认为：“彼以何器，我必求长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举器先杀到他身上，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无用矣。”他精心设计出多种武器组合使用，并大力推广火器，引进佛郎机炮、火铳等以装备部队。
在戚继光抗倭的主要战场浙江和福建沿海，多为山岭沼泽地带，道路起伏不平，再加上倭寇善于集体冲击、短兵相接作战等特点，大兵力不易展开。戚继光精心创制了多种武器，如狼筅、共钯、长枪、钩枪、大棒等冷兵器，以及三习箭、虎蹲炮、连子铳等火器。对于这些武器，他重视配合使用，充分发挥出每件武器的长处。他在《练兵实纪●東伍篇》和《练兵纪杂集》卷五中均提到：
所用之器，必长短相杂，刺卫兼合。……长以救短，短以救长，长既易过而势老，短又难及而势危，故相资之用，此处自然之势，必然之理，至妙之术也。
在戚继光独具匠心设计的鸳鸯阵作战阵形中，就是长短兵器相结合的。戚继光创建的鸳鸯阵由兵士12人组成一小队，按1-2-2-4-2-1队形排列，最前1人是队长；队长后面2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主要使用是拦挡故人重矢和长枪，掩护后队前进，藤牌轻便，藤牌手带标枪、腰刀，与敌交锋时以牌为排斥，用刀、枪杀敌；其后2人手拿狼筅，照顾牌手，抵御敌人刀枪；再其后共4人，手持长枪，每2支长枪掩护前面的一牌一筅，这4个长枪很长，能够遇敌先发制人，迅速刺杀敌人；再后2人手持短兵器，如叉、钯、棍、腰刀等，和前面4支长枪互相配合，如前面长枪刺不中时，短兵即冲向前搏杀；最后还有1名火兵携带物品，保障全队的后勤供应。这种鸳鸯阵还可以随时变化，变成两队，称为“小三才阵”。在鸳鸯阵中，一方面是作战士兵互相保护，狼筅保护藤牌，长枪保护狼筅，镗钯保护长枪，两两相对，形似鸳鸯；另一方面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变化多端，充分发挥各种武器之长，作起战来更是得心应手，使倭寇闻风丧胆。除要求士兵熟练地掌握冷兵器外，戚继光还很重视火器的作用，在使用鸳鸯阵与敌方接战时，还配有火器队的协助。火器一般有队长1名，鸟铳手10名，火兵1名，充分发挥出火器远离的杀伤作用。再加上部队中配备的弓箭手、火箭手，戚家军战斗力非常强大，形成了一支在御倭战争中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戚继光不仅重视陆战中武器的作用与配合，而且重视水军的建设以及在作战中水陆两军的互相配合。在浙江、福建沿海平定倭寇的战争中，因为濒临大海，倭寇又多乘船而来，仅靠陆上作战，难以达到全歼倭寇的目的。于是他到浙江沿海后，亲自指挥造船，除了大型的福船以外，还为水军制造了较小的海沧和艟桥。福船是大型战船，船分4层，可载士兵近百人，主要用于深水作战。在福船上安装有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有大发贡1门、佛郎机火炮6座、碗口铳3门、鸟铳10杆、喷筒60个、烟罐100个、火箭300枚、火砖100块、火炮20门等，还有弓箭、刀、枪等冷兵器。大发贡射程远，威力大，相当于后来军舰上的主炮；佛郎机火炮置于船两侧轰击敌舰用；火铳主要作为击杀敌船时近距离拼杀。这些武器有机配合，形成极大的杀伤力。大船火力虽强，然只能在深水中作战，如在浅水中作战，则难以显示威力。针对这种状况，戚继光又建海沧和艟桥与福船相配合使用。海沧面积要小于福船，能乘士兵50余人，火力也不及福船，但吃水浅，风小也可行驶，适应在近海和湖泊中作战。艟桥船更是戚继光本人的独创，它比福船和海沧都小，只能乘30余人，火力虽不及以上二船强，但它更适应于汊港作战。在这些地方，大船无法行驶，艟桥则可追击敌船，自由、灵活地作战。这种大小战船相配合，战船上各种武器交相使用，对敌展开攻击，极大地提高了戚家军的水上作战能力。
多兵种协同作战思想，还具体表现在戚继光镇守蓟镇期间，针对北方军情、边情和地形，在原先步兵、骑兵的基础上，组建“车战营”，形成对付蒙古部落骑兵最为有效的车兵、步兵、骑兵的联合作战。
这种步、骑、车营组成战阵，每个车步骑有重车128辆，轻车216辆，步兵4000名火枪，骑兵3000名，战马216匹。每车有4个士兵操作，配备有火箭、佛郎机、火铳、火炮等轻重火器，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敌骑兵来时，先用火器轰击，敌近则让步兵持拒马器排列在前，用长枪、弓箭、狼筅阻击，敌退，就用骑兵追击。这种由车、骑、步兵组成的营阵，既能出击要，也便于防守，可以充分发挥车营的火力重创敌骑兵，也有利于步兵和骑兵出击，做到了“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马为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车骑步后后面是辎重部队，保证士兵和战马粮草供给，这种多兵配合作战，戚继光不仅提出了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4.攻守兼备，重视防御
强调攻守兼备，重视积极防御，这是戚继光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战略思想在东南沿海御倭战争中得以充分施展与表现。
戚继光认为要打胜一场战争，必须要战守结合，战中有守，守中有战，战守平衡，才能克敌制胜。他在《纪效新书●守哨篇》中提出：“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二事难以偏举。”
戚继光对战争中的防御研究得非常透彻，认为积极的防守是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这种重视防守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方面。他特别注意沿海海防设施的建设和沿海卫所的健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军屯遭到破坏，沿海卫所士兵逃亡严重，卫所制度在大多数地区已名存实亡，海防设施也屡遭破坏，无人问津，难以抵挡倭寇的入犯。针对这种状况，戚继光对卫所的整顿和海防设施的修建十分重视。他在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553-1555）担任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期间，就大张旗鼓地整顿卫所，撤换登州等卫一些不称职的官吏，调整补充了卫所的官吏。同时，在千余里的山东沿海自北至南每隔30里设一铺（驿站），每隔10里设一墩（烽火台），以便遇有敌情，各地可用最快速度互通消息。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沿海绵延千里的海岸，对每一个卫所的堡、台、墩等防倭设施仔细检查，发现损坏及时予以修复和扩建。在戚继光卓有成效地努力下，山东沿海海防成为当时沿海各省最为牢固的防线。到浙江沿海后，戚继光又在他所防守的台州、金华、海门等地积极整饬卫所，并加强了沿海防御工事，除了整修防倭设施外，还大力修造器械和建造战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浙江防务大为改观。
戚继光十分重视军队的物质保障。他认为防倭不仅要有防备设施，也需要有良好的物质保障，这种物质保障是战争得以胜利的前提，也是积极争取战争中主动权的一个方面。他对戚家军作战物资的准备要求十分严格，史称，每队“设火头、行锅，负之以行军；身带干粮赍裹，备之以炊具；兵有营壁、器具，立之以相持。”
二是在精神方面。戚继光要求士兵们平时有常备不懈的思想，保持高昂的士气。他经常教育士兵，抗倭是一场反击外患的战争，是为了保卫人民生财产免受外敌侵犯而战，激励士兵在战斗中的士气。同时他又告诫士兵在作战中要会保护自己，“轻其死而求其生”。他要求士兵们平时要保持“常盈之气”，不能因为作战胜利而骄傲，放松自己的战备状态，也不能因一时失利而失去斗志，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由于戚继光对部队不断进行思想教育，使部队士兵始终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战时能冲锋陷阵，平时能严加训练，常备不懈，形成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常胜之师。
戚继光还强调不打无指挥之仗，不盲目进攻，要求士兵们在战争中做到能攻能守，进退有序。特别是在退兵时，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戚继光严格规定各支部队在撤退时退兵的次序和办法。在退兵时各支部队能互相掩护，步步为营，并且要设立接应部队，以防不测，在积极防御时，仍可抓住战机，对进追之敌予以歼灭。
戚继光在攻守兼备的论断中，特别要求部队要时常处于戒备状态，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训练、守城、扎营期间，都能做到常备不懈、进攻勇猛、防守有序。因此戚家军在御倭战场上常常达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效果。
5.大创尽歼，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戚继光认为，对于入侵的倭寇“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对于北方内犯的鞑靼，一定要使其“一战而心寒胆裂”，才能收一劳永逸之功。
大创尽歼，就是集中兵力，打一场大的歼灭战。戚继光认为：为了达到“杜敌再至”之目的，必须对敌人进行大的歼灭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他在东南沿海指挥抗倭作战时卓有成效地实践了这一作战思想。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率军连续九战九捷，基本荡平了入侵浙江的倭寇。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横屿岛（今福建宁德县东）之战，他率兵歼敌2600余人，几乎全歼了这里的倭寇。嘉靖四十二年（1563）的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大捷，戚继光在福建巡抚、提督福建军务谭纶的统一指挥下，率中军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水陆并进，斩倭2200多余人，一举捣毁倭巢。嘉靖四十二年的仙游（今福建仙游）大战，戚继光采用各个击破之策，连续作战，将入侵的万余倭寇几乎歼尽。戚家军在戚继光“大创尽歼”的作战思想指导下，和其他抗倭将士并肩战斗，先后用10余年时间，荡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消除了近200年的倭患，其本上实现了“杜敌再至”的目的。
为了实现对敌“大创尽歼”，戚继光提出要“伐敌所长”，就是打击敌人的优势。这比打击弱敌和敌人薄弱之处要困难，但一旦战而胜之，则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打击，使之心寒胆裂。戚继光把“伐敌所长”当做一种快速而彻底战胜敌人的办法，这对古代军事思想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戚继光反对分兵，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说：“倭奴鸷悍技精，须用素练节制劲兵，当五当一，始为万全”。在整个抗倭战场上，戚继光在兵力使用上始终注意以绝对优势兵力对付倭寇。在实战中，他力求自己的兵力每战都超过敌人，以求得全胜。如他在任台州、金华防守将领时，平时把自己统率的4000多人分为两部，分驻松门、海门。但当倭寇多路入侵时，他不是分兵把守，四下堵截，而是集中兵力，统一使用。因此，在整个战场上，戚家军的兵力可能少于倭寇，但在局部地区或具体战场上，戚家军的兵力始终处于优势。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在花街之战中，戚家军以2000人对倭寇500人。同年的上峰岭战斗，就总兵力来讲，戚家军以1000人对倭寇2000人。但倭寇摆的是“一”字长蛇阵，逶迤20余里。戚家军集中兵力，攻其中部。因此具体战斗，戚家军仍是以多胜少。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的平海卫大捷，明军以2万人对付倭寇3000人，形成重兵合围之势，歼敌2200余人，一举收复了平海卫。
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戚继光从不贸然发起攻击。他主张创造条件，力求在局部地区或某一作战方向上形成优于敌人的兵力，以确保全歼敌军。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1万多人围攻仙游。当时戚继光身边的兵力不足6000人。为了消灭这股倭寇，戚继光以自己少量兵力增援仙游城防，确保城池；又调动其他部队阻止倭寇增援，拖住往援敌人；同时迅速从浙江调集援军。浙江援兵到后，戚家军增至1万多人。就总兵力而言，双方旗鼓相当，戚家军仍不占优势。但倭寇四面围攻仙游，每个城门只有2000余人。戚继光采取“集中兵力，先破南门倭巢，得手之后再攻东、西两巢，最后捣北巢”的作战方针。这样，在具体战场上戚家军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敌人，因而能迅速击败敌人，解除倭寇对仙游的围攻。福建巡抚谭纶评价此战时赞道：“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也。”
在北方，戚继光同样主张集中兵力进行防守。他认为，蓟镇所辖的边防线很长，如果每个地方都派兵，“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对敌人进攻分清轻重缓急，加以重点防守。因此，他一方面在边墙上重点设防；另一方面把边墙内的驻军分成三路，使兵力适当集中，既可以增援边墙防守，又可歼灭突入边墙之敌。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以上阐述的仅仅是主要部分。但仅从以上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戚继光在战略战术上能吸取前人之长，大胆创新，并能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军事理论，使其更加完善，在实际运用到战场上时则是大放异彩，这也是戚继光在御倭战争中和防御蒙古入犯时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