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
陈 涴 撰稿
努尔哈赤（1559——1626），爱新觉罗氏，在女真人争取民族进步和独立的战争中征战一生，身不离鞍鞒、手不离弓矢，武艺高强，足智多谋，最终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一统王朝——清朝创下最初的基业，被他的后继者尊为太祖，有“马背皇帝”之称，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满族军事家和政治家，无论是实战经验，还是军事理论，他都有卓越的成就，很值得总结和研究。
一、战火中成长
努尔哈赤出身女真族（满族前身）贵族家庭，他的祖父觉昌安（也称叫场）和父亲塔克世（也称塔失）都是建州左卫女真苏克素护河部酋长，任左卫指挥之职。他们和当时建州女真人著名的大酋长王杲关系密切，两家互为姻亲，努尔哈赤的母亲额穆齐是王杲之子阿台的女儿，同时，阿台又是努尔哈赤的大伯父礼敦的女婿，也就是努尔哈赤的亲姑父。有这样的姻亲关系，两家自然常相往来。努尔哈赤10岁那年，他的生母去世，继母纳喇氏待他不好，所以，外祖家必然成为他一个温暖的去处。
他的外曾祖父王杲为人强悍，桀骜不驯，嘉靖三十八、九年（1559－1560）间，也就是从努尔哈赤出生时候起，王杲就开始越过辽东边墙进入汉族居住区抢劫，觉昌安也是同伙，他们杀害副总兵以下、把总以上官军将领几十人。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著名大将李成梁任辽东总兵，策反了觉昌安父子。此后，他们父子俩便为官军所用，多次作为官军的向导图谋王杲父子。
万历二年（1574）七月，王杲的部属来力红因追索逃人与守边官军发生冲突，将官军守备裴成祖等人杀害。朝廷令王杲交出凶手，不听。辽东巡抚张学颜便奏请朝廷，停止其贡市，这对女真人来说，是很重的打击，王杲因此“部众坐困”，物资缺乏，生活陷入困顿之中，王杲便联合蒙古土默特、泰宁等部落，阴谋大举劫掠辽沈地区。李成梁侦察到其动向，出兵在五味子冲大败其兵，随即攻破其山寨，杀人上千。王杲侥幸逃脱，逃亡过程中，觉昌安父子曾奉朝廷之命侦察其踪迹。第二年，他们和海西女真首领王台一同将王杲绑缚交官，押送京城处以桀刑。王杲作为先期崛起的建州女真势力，被李成梁消灭了。而王杲兵败城破之时，努尔哈赤正在城中，那一年他已经16岁，这次惨祸，必然对他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明一朝，北方蒙古族和东北女真族的不时侵扰使国家安全和边境地区的稳定始终处于威胁之中。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也称扈伦）和东海（也称野人），各部又包括若干小部。建州部包括建州和长白山两个部分，建州本部包括苏克素护河部（在今辽宁苏子河流域），它的北面是哲陈部，西面是浑河部，东面是完颜部（也称王甲部），东南面是栋鄂部。长白山部包括朱舍里、讷殷、和鸭绿江三小部；海西部在建州之西北，包括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和辉发部；再往北黑龙江流域是东海部。无论大部、小部，彼此都不相统属，正处在互相征伐，称王争长的英雄时代，明朝廷对他们的统治政策是“分而治之”，分别封其各部长千户、万户、指挥使、都督等职衔，防止其统一，形成难以控驭的强大势力。如某部势力强大，而不听朝廷约束，为防止其并吞其他部落，官军即出兵征剿，以削弱之。所以，称雄于建州女真各部、又不遵朝廷约束的王杲就被官军剿灭了，建州女真势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那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努尔哈赤从小就经历着各种争斗和战争的洗礼，这对养成他的斗争精神和机敏性格有很大影响。女真人不甘屈服、谋求统一与独立的民族意识潜移默化着他的精神，审时度势、顺势而动的应变智慧导引着他的行动，李成梁太师的威武、尊贵又为他树立了人生的榜样，16岁那年，在王杲寨中，外曾祖父败亡之际，面对官军的凶杀，他没有惊惶逃避，而是扑倒在太师马前，抱住马足哀哀求死，使李成梁也不由对这个少年动了怜惜之心，将他收留在自己帐下作随从。
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服务了一个时期，但不是太久，最多不过二、三年时间。尽管这样，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进入了汉人的生活圈子，直接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史书记载他“好看三国、水浒二传”，可见他精通汉文，一定和他这一段经历有关。史书还记载说，李成梁进京觐见、办事时，都带他随行，这对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当然都是很好的机会。
19岁，努尔哈赤刚刚长成青年，他的父亲就在他继母的挑唆下，要他分家另过，而且，分给他的财产很少，他开始领略独立谋生的不易，到山里挖人参、采蘑菇、榛子等山货背到抚顺集市上去卖，生活的辛劳磨练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能力。
万历十年（1582），他到叶赫部首领杨吉砮家里做客时，杨吉砮见他“相貌非常”，要将小女儿孟古姐姐许配给他，当时小女孩才8岁，努尔哈赤请求将长女许配于他，杨吉奴说：“我非惜长女不与，恐不可君意。小女容貌奇异，或者称佳偶耳。”这样，直到万历十六年（1588），孟古姐姐13岁了，才与努尔哈赤完婚，这是后话。当时杨吉奴还赠予马匹、甲胄，派兵将努尔哈赤送建州。
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克素护河部嘉木湖寨有一个纽古禄氏的青年，名叫额亦都，与努尔哈赤相识，两人十分投契，额亦都很佩服努尔哈赤，认为他必定大有作为，便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离家出走，跟随努尔哈赤，成为亲信，后来，这个有勇有谋之士官至五大臣。
还有瑚济寨人完布禄也投向努尔哈赤，有人引诱他背叛，他不为所动，那人便劫持了他的孙子来威胁他，但也没能使他屈从，他始终对努尔哈赤忠心耿耿。他的儿子安费扬古英勇善战，从努尔哈赤起兵之始，就效力疆场，后来也成为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五大臣之一。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在纷争的战乱烽火中成长起来的努尔哈赤，早早地就显露出了不同凡响的志向和才干，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聚集到他的身边。
二、起兵复仇 勇猛无敌
王杲败亡时，其子阿台也侥幸逃脱，时刻不忘为父报仇，与蒙古及其他建州女真部落联合，不断入边杀掠。李成梁决定给以一次毁灭性打击，根除后患。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李成梁出动大军向阿台所在的古勒寨（在苏克素护河南，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古楼村）发起进攻，但是，古勒寨地势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环绕，守御牢固，官军损兵折将，久攻不下。
李成梁这次出兵和苏克素护河部的一个小头领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鼓动有关，并以他为向导，李成梁攻城不顺利，就责怪尼堪外兰，要将他捆起来问罪，尼堪外兰慌忙表示愿往城下招降。到了城下，他编了套谎话，高喊：“天朝大兵即来，岂有释汝班师之理？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太师有令，若能杀阿台者，即令为此城之主！”城中人信以为真，就杀了阿台，投降了。李成梁却对降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据程开祜所著《筹辽硕画》一书中《东夷奴儿哈赤考》篇记载，在这次战役之前，阿台将觉昌安招至寨中，要他一同造反，觉昌安不从，阿台就把他拘禁在寨中。官军围攻古勒寨，塔克世急忙入寨救父，结果觉昌安被烧死寨中，塔克世也被官军误杀。
父、祖同时遇难的消息传来，努尔哈赤质问守边的官员：“祖、父无罪，何故杀之？”鉴于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都曾为官军效力，李成梁安抚努尔哈赤说：他的父、祖“实是误杀”，并且，下令将塔克世尸身查明交给他的部属伯插领回，还将从阿台寨中搜得的敕书30道、马30匹给予他，并让他承袭了塔克世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职衔，以示补偿。努尔哈赤便把复仇的矛头指向导引官军进攻古勒寨的尼堪外兰。五月间，他便进攻图伦城。
最初的斗争是非常艰难、十分凶险的，他的家底仅仅是父、祖遗留下的13副甲，而官军支持尼堪外兰，扬言要帮他修筑甲版城，扶植他为建州中酋长，建州部内人心惶惶，纷纷去投奔他，连努尔哈赤的族人都与努尔哈赤作对。努尔哈赤族人不少，觉昌安兄弟六人，清朝人称为“六祖”。这时，长祖、次祖、三祖和六祖的子孙聚集在家庙里宣誓，要谋杀努尔哈赤而去投奔尼堪外兰。六月间，夜袭努尔哈赤的城寨，见努尔哈赤身背弓矢，手持大刀，毫无惧色，他们不战而退。面对如此凶险的局面，努尔哈赤镇定、机智地应对着。
九月的一个阴晦之夜，又有数人偷袭，努尔哈赤被狗吠声惊醒，赶紧将二子一女藏于柜下，举刀大呼：“何处贼，敢来相犯！汝不入，我即出，毋得退缩！”故意用刀敲击窗框出声，假装从窗户跳出，其实仍从门冲出，其凶猛之势将偷袭之人一下就吓跑了。
浑河部招佳城城主李岱曾在六祖之子康嘉等人唆使下劫掠努尔哈赤的胡吉寨，第二年（1584）正月，努尔哈赤出兵进攻兆佳城，行进至刚哈岭，山路险峻，又值天下大雪，努尔哈赤不顾艰险，坚持进军。而三祖之子龙敦已事先向李岱透露了消息，李岱聚兵城中，做好了迎敌的准备。有部下建议努尔哈赤回兵，努尔哈赤说：“我明智其有备，必无还理！”挥军攻城，一举而下。努尔哈赤并没有杀李岱，而是带回建州“养之”。
加木河寨主噶哈善支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将妹妹嫁给了他，龙敦竟唆使努尔哈赤继母的弟弟萨木占杀害了噶哈善。努尔哈赤闻讯，立刻召集族人要去寻回噶哈善的尸身，可兄弟们竟都与龙敦同谋，不跟他同去。他奋不顾身，只带了几个人，就要走。这时，他的族叔棱登阻止他说：“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人害。”努尔哈赤大怒，独自盘马弯弓，跃上城南横冈，回城大呼道：“有杀吾者，可速出！”族人都惧不敢出。努尔哈赤寻回噶哈善尸体，脱下自己身上衣服鞋帽，厚葬了他。
形势再不利，再凶险，努尔哈赤都坚定不移，以夺人的气势勇往直前，无人敢与匹敌。同时，他又讲究策略，善于机智应变。
四月的一个雨夜，努尔哈赤听见窗外有脚步声，立刻警惕地把孩子掩藏起来，然后让妻子开门往外走，自己带好刀箭躲在妻子身后，来到房山，隐蔽在烟囱侧后，借闪电光亮发现有一个人已逼近，他用刀背将那人砍倒。侍从洛汉上前将那人捆住，就要杀他。努尔哈赤想，要是杀了他，他的主人一定以为借口来攻打我，我现在兵少，难以抵敌。于是对洛汉说：“尔必来偷牛！”那人赶紧应声说：“偷牛是实，并无他意。”洛汉不相信，说：“此贼实害我主，诈言偷牛，可杀之，以戒后人！”努尔哈赤并不介意他的话，再次肯定地说：“此贼实系偷牛，谅无别意！”就将那人放了。
一个月后的一个黑夜，又有一个叫义苏的人偷偷进入努尔哈赤家院内，被发觉以后，努尔哈赤发箭射中了他的脚，家里人都要杀他，这时，努尔哈赤说了一段话：“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粮石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又恐别部议我杀人启衅，不如释之为便。”便把义苏释放了。
这年九月，在攻取翁科洛城的战斗中，努尔哈赤更表现出惊人的英勇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当时，城中人闭门死守，他登上屋脊，向城内发箭。城中一个叫鄂尔果尼的人一箭射中了他，箭簇穿透战甲，深入体内有一指深。他咬牙一把拔出箭簇，鲜血直流到脚，他不顾伤痛，将手中刚拔出的箭反射城下，一人应弦而倒。他继续战斗，城中又有一个叫洛科的一箭射来，再次穿透战甲，正中努尔哈赤的颈项。这是一支带有倒钩的箭，努尔哈赤拔出时，带出两块肉，登时血流如注。士卒见他伤重，要扶他下房，他阻止道：“尔等勿得近前，恐敌知觉，待我从容自下。”他坚持着从房上下来以后，因为失血，几次昏迷，才不得不撤兵。伤好之后，再次攻城，俘掳了鄂尔果尼和洛科，将领们都要杀他俩，但努尔哈赤爱惜人才，说：“此等之人，死于锋镝之下尤当惜之，何忍因伤我而杀之！”并让两人当了牛录长。
在最初起兵的艰难时刻，努尔哈赤就是这样用恩威并施的两手，逆者以兵临，顺者以德服，积聚力量，逐渐壮大。
尼堪外兰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不敢抵敌，弃图伦城而逃往嘉班，又逃到鹅尔浑城，努尔哈赤穷追不舍，最后尼堪外兰逃到边关，寻求官军的保护。然而，这时，官军已不再支持他，在努尔哈赤的强烈要求下，将他交出。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算是报了仇，出了一口气，也争得了面子。官军的支持使他有了炫耀的资本，万历十九年（1591），当叶赫部纳林布禄派人以发兵征伐相威胁的时候，他骄傲地怒斥道：“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努尔哈赤终于消灭了本部内最后一个反对者，掌握了苏克素护河部。
三、远交近攻，统一女真
努尔哈赤以复仇为名起兵，但复仇并不是他的终极目的，万历十四年（1586），他杀了尼堪外兰，他所在的苏克素护河部再无人敢与他抗衡。然而，这时的他就已“阴怀并吞诸部之志”，就在统一苏克素护河部的过程中，他同时也已开始向周围部落扩张。他针对自己兵少力微，而面对的敌人却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大部，又往往得到明朝的支持的不利形势，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的战略方针。一开始，为了能专注于女真族内部的征服行动，他努力把来自明朝政府、蒙古和朝鲜三方面的干扰因素变为借助力量。通过一系列所谓“忠顺看边”的行动向朝廷表示忠诚，主动取得明朝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借朝廷封号在女真各部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从经济上取得朝廷的支持，以加强实力；他又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各酋长联姻、结盟，建立友好关系，往来不绝；对朝鲜，他也表示要世世友好，基本上维持睦邻关系。这样就把来自这三方面的威胁降到最小程度，使本来不利于他进行统一的外部条件变为有利因素，从而得以专意于内部的统一。
在统一女真族内部的部署上，开始他就按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原则一个个地解决问题。先征服周围紧邻的哲陈、栋鄂等建州女真诸小部，对较远的叶赫、乌拉等海西四大部尽量避免冲突，并积极与之联络。他起兵不久，就到当时最强大的叶赫部争取支持，博得叶赫部长杨吉奴的赏识，将女儿许给他为妻。对狡猾而又强大的乌拉部长布占太，他先后以两个女儿和一个侄女相许配，结成姻亲，暂行笼络。他也曾在必要的时候和哈达、辉发部长约订婚姻。他还曾以战胜者的地位接受四部的请求，与之盟誓修好。他以这种联姻、结盟的手段暂时缓和彼此间的矛盾冲突，赢得时间，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具备了与海西诸部抗衡的力量。然后，他便不断派兵远征较为落后的东海女真各部的一个个城寨，逐渐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都取得了对海西四部的绝对优势，顺利地将他们先后吞并。在基本完成五女真各部的统一，实力较为强盛之后，他才开始实施军事扩张的第二步：公开对明宣战。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583——1589年，首先完成了建州五部的统一， 在诸大部之间站稳了脚跟，初步形成一个较稳固的集团力量。
1586年，杀了仇人尼堪外兰，苏克素护河部完全归一。在用兵本部的同时，他已开始找准时机，一城一地地攻取周边部落。1587年，征服哲陈部。1588年，栋鄂部完全归附。九月，又征服完颜部。1589年，取招佳城，浑河部最终全部被征服。于是，建州本部就归于一统了。但这时，努尔哈赤的势力还不足以称雄于整个建州诸部之间。
第二阶段，1590——1593年，在统一建州本部的基础上，努尔哈赤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仅用三年时间就统一了长白山三部。1591年，征服鸭绿江部。1593年，在取得抗击九部联兵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收服了朱舍里部和讷殷部。
至此，建州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奠定了足以与海西各大部争衡的基础。
第三阶段，1594——1618年。这时的形势是：北面强大的海西女真四部虽已受到沉重打击，但努尔哈赤仍无力一举消灭之；东北面的东海诸部除少数自愿归附外，多数未服。努尔哈赤这一时期主要为统一扈伦四部而斗争，同时，连续派兵远征东海诸部，不断充实自己的军事实力。1599年，征服哈达部。1607年，乘辉发部内乱之机，将其吞并。并在豆满江(今图们江)右岸的乌碣岩地方大败乌拉兵。1613年，最终灭亡乌拉部。
1598年开始，派兵征东海女真，特别是乌碣岩大战之后，打开了进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的通路，努尔哈赤便不断派大将和子弟远征，东海女真的窝集、瓦尔喀、虎尔哈许多部落相继降服，努尔哈赤的军威远及东海之滨和黑龙江两岸。这时，海西女真只剩下叶赫部依仗明朝的支持独存一隅了，东海女真也大部归附，后金政权已经建立，努尔哈赤有了相当强的实力，为了反抗明朝的压迫和实现进一步扩充势力的野心，他已准备公开叛明，发动对明的进攻。
第四阶段，1618——1626年。这一时期，努尔哈赤主要力量用以对明作战，同时，继续为女真各部的完全统一而努力。
1619年，对明作战取得萨尔浒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终于征服了最后一个劲敌--海西女真叶赫部。至此，“诸部始合为一”。
努尔哈赤一面继续征服东海部之未服部落，一面开始了对蒙古诸部用兵。1625年曾两次派兵征瓦尔喀部，两次征虎尔哈部，还远征东海北边的卦尔察部，为后来皇太极时期征服索伦诸部和西部蒙古各部，统一整个东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经过43年的征战，不仅使长期分散、经常互相攻伐的女真各部并而为一，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整体，而且，蒙古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也曾臣服，终其世，满族势力已北极黑龙江流域，南抵朝鲜，东达大海，西南则进入了辽沈，接管了明代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
四、韬光养晦 “忠顺看边”
明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对忠于朝廷、维护地方安定者是嘉许的，绝不容许发展个人势力、威胁边疆稳定局势，这一点，努尔哈赤有切身体验，他深深懂得要称雄女真各部，必须取得朝廷的信任，自己的行动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从起兵一开始，他就小心谨慎地努力表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他起兵本来是为报父、祖被官军所杀之仇，但他最初却把罪责推到尼堪外兰身上，把他作为复仇的对象，而不与官军对立，使明镇辽官员李成梁等人对他的举动毫不疑忌，反而为“误杀”而对他心存歉疚，给他马匹、敕书，授为都指挥使作为补偿，进行安抚。起兵以后，他一反以往建州女真屡屡抢掠犯边那种短视的作法，而向朝廷表示自己“忠于大明，心若金石”，表现十分恭顺。
表现之一是不止一次将被女真人所掳掠的汉人和牲畜送还。
表现之二是“看边效力”。木扎河部头目克五十纠众袭扰柴河堡，与追击他们的官军交战，杀了官军指挥刘斧。朝廷谕令努尔哈赤斩杀克五十。努尔哈赤即遵命将其斩首，向官军献上首级。
努尔哈赤如此表现得到朝廷的嘉许，认为他“忠顺学好，看边效力”，于万历十七年（1589）晋封他为都督佥事。
表现之三是积极进行与明朝的贡市贸易。在边关开放互市贸易是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的一种方式，对建州女真人的互市原在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万历十五年（1587），在努尔哈赤的请求下，又增开了清河（今属辽宁本溪）、宽甸（今属辽宁丹东）、叆阳（今属辽宁凤城）等处。这不仅对发展女真贸易有利，也说明当时朝廷对努尔哈赤的信任。
朝贡是明朝对境内少数民族和周边属国实行的另一种制度，要求各少数民族和属国定期到北京进贡，献上土特产等贡物，朝廷给予他们奖赏，一般都是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这是一种友好往来，一旦双方关系恶化，这种往来就会中止。努尔哈赤受封都督佥事后，当然很高兴，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朝廷的往来，第二年起，他便开始进京朝贡。当时，他是以明朝官属的身份为荣的。那时候，在女真人中，能够得到朝廷封赏是荣誉和地位的标志，努尔哈赤并不以都督佥事为满足，他还有更高的目标。万历二十年（1592），他奏请龙虎将军之封，三年后，他夙愿得偿，荣获龙虎将军职衔。这是女真人所得的最高封赏为正二品官，此前只有忠于朝廷的哈达部酋长王台得到过这一封号。查《明实录》的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前，他实力尚不够强大之时，曾多次亲自赴京朝贡，积极主动。积极进行贡市活动，说明他谨遵明朝臣民之责，使朝廷对他信任不疑。
表现之四是谨慎地屈从朝廷约束，避免强硬对立。尽管努尔哈赤努力对明朝进行效力，但他同时丝毫没有放慢征伐女真各部的步伐，朝廷虽然信任他，希冀将他培养成王台那样忠于朝廷又能号令各部的女真首领（王台已于万历十年死去），但不能容许他吞并其他部落。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出兵吞并了哈达部，杀其酋长孟格布禄，朝廷派使臣前往责问，努尔哈赤便作出认错改过的姿态，把本来已嫁给孟格布禄的女儿莽古济又嫁给孟格布禄之子武尔古岱为妻。但这只是敷衍一下而已，所以，很快他就又把武尔古岱囚禁起来了。过了一年多，朝廷又出面干涉，要求努尔哈赤恢复哈达部，将武尔古岱送回，努尔哈赤也不得不听命，让武尔古岱回哈达。但这时的哈达部已残存不堪，发生了大饥荒，易人而食。努尔哈赤趁机再次吞并了哈达。直到1614年，他还将手下在叆阳盗马的人处死，“以示恭顺”。
努尔哈赤的这些表现，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取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能够悄悄地积聚力量，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不受干扰，这是他从统一大业出发而行的韬晦之计。应该说，他的目的达到了，朝廷的守辽官员李成梁等人相信他，一再为他向朝廷请功，他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封赏，一直升到最高职位，朝廷还每年赏给他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建立后金政权，公然闹独立之前，当时的蓟辽督抚还向朝廷奏称他“惟命是从”。努尔哈赤就是这样以韬晦之计成功掩饰了他反明独立的野心，不断扩张势力，终至于使明朝“合四海之力”而不能遏制。
五、创建八旗 所向披靡
打仗必须有一支强劲的军队，在实战中拚杀出来的努尔哈赤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当然有深切的体会，何况他起兵前在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中服务过一个时期，当时正是李成梁率领的李家军“师出必捷，威振绝域”的时候，大帅李成梁和他的军队建设应当为努尔哈赤提供了榜样，于是，从统一女真各部开始，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散漫无序到法纪严明，组建起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旗军。
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各部并没有形成具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的正规军队，每逢出战，也和平时打猎一样，自然结成队伍，“照依族寨而行”，既无将帅统领，除了舆论之外，也没有任何强制手段。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有目的、有计划的长远的统一战争的需要，所以，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就开始了军队的组织建设。当然，严格说来，他最初所率十三甲士的队伍还不能称之为军队，不过是家长奴隶制下一种习惯的集合，和打猎时的自然结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很快，在初征尼堪外兰之后，队伍就有了近100人，30副甲。不久，在第二年，又发展到500人。这时，他已经开始设立最初的军队建制——牛录，将原来部落围猎时临时所设“十人长”变成了固定的军官——牛录额真，他以部落行猎组织形式--牛录制为基础，创建了初期的军队。
初时，每一牛录所属兵数不多，“或五、七名，或十数名，或三、四十名各不等”。人数略增之后，努尔哈赤按兵种分为4支：环刀军、铁缒军、串赤军、能射军。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式建立牛录制，一牛录辖300人，设一牛录额真管领，从此有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建制。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海西4部除叶赫之外都已被吞并，东海一些部落也都已归附，建州人口大增，据魏源《圣武记》记载，建州此时已有10余万户居民，努尔哈赤便进一步建立起一套军政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将全体居民分为八个部分，满语称“固山”，分别以黄、白、蓝、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面旗帜为标志，即八旗。规定基层单位为牛录，设一名牛录额真管领；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设一名甲喇额真管领；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设一名固山额真管领，其左右各一名梅勒额真为副将。形成了完备的逐级管辖的建制形式，牛录额真不再直接听命于努尔哈赤本人，而成为下级军官。至此，八旗制度确立。
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的，既是社会行政组织形式，也是军事组织形式。八固山的基本单位牛录和女真社会的基层单位穆昆、嘎山是合一的，牛录额真往往由穆昆达（族长）、嘎山达（乡长）担任，平时管理户口、负责本牛录的土地分配等等行政事务，战时则带兵作战。在这种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下，部众平时经常性的狩猎活动即是有效的军事训练，练兵和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很好发挥女真人“剽悍善骑射”的民族特长，又不存在军队给养问题。这是“寓兵于农”的我国古代兵制的又一次实践，是一种很适合当时部众不多、尚处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的女真民族社会状况的军事组织形式。组织起来的部众都听命于努尔哈赤一人，各种命令逐级下达，迅速贯彻执行。
从八旗军制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完全从女真民族社会的实际出发，创建了一支具有民族特色的军队。他本来对明朝兵制是了解和熟悉的，但没有效法，却参照金、元兵制，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从简单到完善，创建了“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八旗制。
这与辽乣军制、金猛安谋克制、元探马赤军制相比较，即可看出它们不仅都具有兵民合一的共同特点，而且一牛录属300人，一谋克则属300户，编制方式也都是五或十进位制。特别是乣军制，乣的原意是青黑色，乣军就是以青黑旗为标志的军队，也用以指其旗下之人。所以，乣军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组织，又是生产组织。八旗军制的缘起、性质几乎与之完全相同。这正是努尔哈赤考虑到辽、金、元兵制的一些特点比明兵制更适应于本民族“地窄人稀、贡赋极少”的社会实际，因而不效明制，而仿辽、金、元之制的结果。所以说，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制正符合马克思的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因如此，八旗军才能够就本民族之长，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为了建设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劲旅，仅仅进行组织建设当然是不行的。在最初阶段，虽然军队建制已具雏形，但努尔哈赤却不能有效指挥他的军队。在战斗中，士兵们不遵禁约，只顾抢掠财物，情况危险时则畏缩不前。万历十七年（1589）攻赵家城时，兵士们四出抢掠牲畜财物，喧哗争夺，努尔哈赤两次派将领拿着他的战甲传令禁止，都无效，连派出将领也随众掳掠。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努尔哈赤继承我国古代军事家们以法治军的思想，制定法规制度来严格约束八旗军。
首先，他整肃部伍。八旗军平时训练对服从命令者赏酒，违令者就杀头。行军作战，部伍、行阵都有定制，出征时，军士不得擅离牛录，违者即杀。进攻时，不许抢功轻进，违反者即使受伤也不行赏，身死不算立功。“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当兵刄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每队有押队一人，佩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无论将领、士卒，都不得擅离牛录，自由行动，发现有擅离职守，贻误战机者，查明情况，各自予以应得处罚。
其次，严格要求各级将领忠于职守，遵纪守法。努尔哈赤知人善任，唯才是用，根据各人的不同才能委以不同的职务。他还明令部下如果自己觉得能胜任就接受，不能胜任就不要接受职务，不要勉强任职。他也曾对大臣和归附的蒙古酋长们三令五申：如有“紊乱纲纪，法所不容”；如能“恪守乃职，夙夜匪懈，尽心为国者，吾视之如子。”同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致使八旗军风纪严谨，上下行动一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实行赏功罚罪，执法有信，从而保证了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努尔哈赤说：“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立威，”“有功者，虽微贱至仇，立为升赏，登时富贵；有罪者，虽贵重至亲，必加诛戮，抄家夺产。”“克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比如：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明将毛文龙带兵突然袭击官屯，刚要越墙而入，被三个妇女发现，三人在墙内竖起车辕，首先登墙截杀敌兵，敌人惊惶退走。努尔哈赤得到报告以后，召见这三个妇女，分别授与备御和千总之职，并给以重赏。而他最亲信的大臣额亦都在沈阳城外一次战斗中，没有很好配合贝勒莽古尔泰追击明兵，被定为死罪，他虽然念其少年相从，屡建大功而免其死，但也还是籍产削功，予以重罚。再如万历三十七年（1607），其胞弟舒尔哈奇奉命带兵出征，归途遇到乌拉部兵的截击，同去的褚英和代善等人率兵力战，舒尔哈奇所率兵落在后面，停进未战，此后，努尔哈赤再不许他带兵作战，终至兄弟失和，努尔哈赤将其囚禁，最后处死。当然，舒尔哈奇的死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但努尔哈赤以其违抗军令而给以处分，这确是做到了“至亲不贳”，也达到了“以罚立威”的目的。
这些森严的纪律、赏功罚罪的法规使将士们牢牢地树立起必须遵纪守法、英勇杀敌才能建功立业观念，于是，“各欲建功，一闻征战，无不欣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八旗军比其他女真部落的队伍、比明朝军队战斗力都要强得多，这不能不归于努尔哈赤以法建军之功。
努尔哈赤如此从社会实际出发、从本民族的特点出发创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劲旅，虽然也继承前人的经验，但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创造中求得发展和强大，这是一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建军思想。
六、建立后金，叛明独立
努尔哈赤虽然以复仇为理由起兵，但他的目的是要称王称帝，求得女真民族的独立，脱离明王朝的统治。所以，在他进行一步步军事扩张的过程中，同时也进行着内部政治建设。这是军事扩张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之必然。
首先就是前面所述建立八旗制度，将原来“一任自意行止”的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到八旗组织之中，逐级管理，努尔哈赤建立了“人心号令皆出于一”的阶级统治。
其次是建立起行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构。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将苏克素护河部都收入自己麾下、并开始攻占邻近部落的一些城寨，站稳了脚跟之后，在烟筒山下的硕里口（今辽宁新宾旧老城）“筑城三层，启建楼台”，这就是费阿拉城。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在这里第一次庄严地宣布法令，“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从此“称王”。这是女真社会内最初的政权雏形的出现。
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在费阿拉城西北8里的赫图阿拉建造了一座新城，并迁居这里。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在这里正式称汗，建立了大金国，建元天命，历史上称之为后金。在此前一年，他已设官建制，建立了一套尚较简单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制度，包括设置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下设十名都堂，规定五天设朝一次，按程序处理政务和民事。从此，女真社会有了政府、法庭，也有了不成文的法令规定。与之相适应，也就有了刑罚和监狱，被判有罪的人被处以用骲头箭射、贯耳鼻、斩头、籍没家产、罚为阿哈（奴隶）等刑罚或监禁，等等。
后金政权的建立是努尔哈赤争取民族独立极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他已不再遵奉明王朝的统治，而与之分庭抗礼了，主要军事目标已由统一女真各部转向明朝。他用两年多时间进行对明作战的粮草、马匹、盔甲、兵器等物资的充分准备，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亲率10万大军出发，发动了对明朝的战争。军队出发之前，在玉帝庙举行告天仪式，发布“七大恨”告天文书。
“七大恨”之第一恨是控诉明军“无故生事”，杀其父、祖；第二恨指责明朝违背双方早已签订的盟约，派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是汉人每年出边“侵夺”，被其所杀，明朝诬其“擅杀”，拘禁其使者，逼其交出10人抵命；第四恨是怨明朝支持叶赫，致使叶赫将原来许配努尔哈赤的女子转嫁与蒙古；第五恨指责明朝出兵将女真人赶出柴河（今属辽宁铁岭）、三岔(今辽宁铁岭东南三岔子)和抚安（今属辽宁铁岭）三堡，不许他们收获已种的庄稼；第六恨是指责明朝为袒护叶赫斥责建州；第七恨是说他在征服哈达、叶赫等部落时，明朝妄断是非，无理干涉。总之，控诉明朝对女真“凌辱至极，实难容忍”。
这“七大恨”是努尔哈赤的反明檄文，桩桩件件，历数明朝对他个人及整个建州女真的欺侮、压迫（当然，也非言尽有理，如第四恨即不免牵强），反映了女真民族反抗明王朝民族压迫的强烈要求，很能激起女真人仇明情绪的高涨。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自万历中期以后，明朝政治极端腐朽黑暗，对国内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更突出。辽东边关将吏常借贡市之机对女真人横加刁难、肆行勒索，进貂必要“纯黑”，市马必要“剽壮”，不断激起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边将又借平乱之名随意滥杀，甚至杀良冒功，使女真人民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扯起反明的旗帜，是符合女真人民的民族利益的，争取本民族自身的利益正是这样一种推动整个女真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是努尔哈赤这个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不管努尔哈赤人具有怎样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扩张野心，他的势力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明清（后金）战争的大幕就此拉开。原本就尚武敢斗、长于骑射的女真人个个义愤填膺，怀着强烈的仇汉情绪和抢劫欲如猛虎下山，勇往直前。
七、萨尔浒大捷 战术致胜
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第一个目标是抚顺所城（今辽宁抚顺），这里是明朝防范建州女真的前哨，也是重要的马市贸易场所，努尔哈赤曾多次到这里进行贸易，熟悉这里的山川、城守情形，城守游击李永芳也是他所熟识之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兴兵兼并叶赫部，叶赫贝勒金台石和布扬古向明朝告急，明朝派使臣诫谕努尔哈赤，不许再进攻叶赫，并派游击马时南等带领一千名炮手往叶赫，加强守御。努尔哈赤便修了一封回书，申诉进攻叶赫的缘由，表明自己绝无进攻明朝的意图。九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亲自把回书送往抚顺所。李永芳出城三里，把努尔哈赤接入教场，并与交谈，收下回书。
努尔哈赤用兵尚智巧谋略，尽量避免力战，这次他两手兼用。四月十五日清晨，大批女真人来到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南关口)外，请求入市贸易，赚开关门之后，跟在后面的后金精兵“乘隙突入”，包围了抚顺城。努尔哈赤派一个俘虏的明兵给李永芳送去一封招降书，一方面以许婚、升官和保全城中居民为条件相劝诱，一方面又以大兵压城相威胁。李永芳见信后，着官服登上城南墙，开始时口头上表示请降，实际上仍布置军士准备守城。努尔哈赤便挥军竖云梯攻城，很快攻上了城墙。李永芳被迫率守城兵590人出降。
李永芳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将。努尔哈赤极力笼络，授与他三等副将，统辖抚顺降民，并将贝勒阿巴泰之女嫁给他为妻，称他为抚西额驸。从此李永芳竭尽忠诚报效后金，努力建功。
袭击抚顺城的同时，努尔哈赤分兵一路攻取了东州、马根丹。接着，又全歼仓促赶来追击的1万明兵。几天内，一路杀掠，攻占小堡、庄屯500多处，掳获人畜30万，全部带回建州。
首战告捷，后金威风大长，几个月内，又出兵攻陷了抚安堡、花豹冲、三岔等11处台堡和清河城(今辽宁本溪清河城)。取得这些一往无前的胜利之后，努尔哈赤以十分骄矜的口气向明朝下了战书：
若以我为逆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搦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了此事。
努尔哈赤兴兵叛乱，攻城掠地的边报到京，明举朝震惊，急忙商量对策，决定调集大军将后金一举剿灭，形象地说，就是“犁庭扫穴”，可见决心之大。于是，一场决定后金生死存亡的大战展开了。
明朝从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各处调集兵马驰援辽东，加上辽东驻军，合计约有10万人，分四路包抄赫图阿拉：
西路：主将是山海关总兵杜松，兵力约3万人，路线是出抚顺关，由西面直捣赫图阿拉。是主力军。
北路：主将是总兵马林，兵力也是约3万人，其中包括1万(另一说为2000人)叶赫兵。路线是出靖安堡，趋开原、铁岭，从北面取赫图阿拉。
南路：主将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兵力2万多人，路线是由清河出鸦鹘关，由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主将是总兵刘綎，兵力不足3万人，其中包括13000名朝鲜军人。路线是出晾马佃，会合朝鲜兵从东面攻赫图阿拉。
经略杨镐任各路总指挥，坐镇沈阳，督责各路从速发兵。
后金方面则早已多方搜集情报，洞悉了明军的兵力部署、进军路线等各方面情况，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努尔哈赤接受李永芳的建议，制定了总的战略方针：“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分路破敌。这是兵法中一条铁定的制胜原则，对兵法很有研究的努尔哈赤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条，从容镇定地取得神话般的全面胜利。
战斗在三月初一打响。西路明军在杜松率领下，一路连夜急行军，三月初一赶到了萨尔浒，得知后金有15000多兵丁在铁背山上抢修界凡城，他便留下2万人在萨尔浒山上立营，自己亲率一万人马跨过浑河，进抵界凡城下吉林崖。
明军的行踪早有哨探报知努尔哈赤，他分析形势，断定西路军是明军主力，东路险阻难行，进军不会快。于是集中八旗兵悉数西进，先迎击西路明军。当他来到界凡山(今铁背山)下，见明军正对吉林崖上的筑城民夫发起攻击，对岸萨尔浒山上就是明军大营。立刻调动右翼一个旗与左翼四旗兵一起，共五个旗至少37000多人往攻萨尔浒山上明军大营，而以右翼其余三旗兵对付吉林崖这边，相机行动。
萨尔浒山上的明军以战车环列，密布火器，外挖壕堑，树栅为障，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可八旗马队风驰电掣一般，冒死猛往上冲，破栅越壕，突破了车阵，明兵溃散。努尔哈赤随即挥军反身支援吉林崖。进攻吉林崖的明军见萨尔浒大营已破，军心动摇，在绝对优势的八旗军的凶猛冲击下，拚死也抵敌不住，全军覆没。杜松等将领都战死。
也就在三月初一这天晚上，马林率领的北路明军行进到富勒哈山的尚问崖，就得知了杜松兵败的消息，军士大哗。马林摆了一个“牛头阵”准备对敌，兵分三处立营，形成犄角之势，以便相互支援。
努尔哈赤消灭了西路明军之后，不顾天色已晚，挥军北上迎敌。第二天(初二)早晨，便直奔斡浑鄂漠，一到就亲自率领1000精骑闪电般直冲敌营，打开一个缺口，八旗兵洪水般涌上，冲突、砍杀，将这支明军一举消灭，先砍掉了牛头阵一只角。
然后，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向尚间崖明军主力大营急进。两军短兵相接，正在酣战之际，怯懦的马林竟带着亲兵，落荒而逃。副将麻岩战死，于是，军士溃散，“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
努尔哈赤紧接着挥军消灭了牛头阵的另一只犄角，于是北路明军也全军覆没。
两天的战斗结束，后金军胜利回师途中，得知东路明军已行进到阿布达里岗，距离赫图阿拉只有50里了，南路明军也己进抵虎栏，形势危急。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军连续作战。
刘綎所率东路明军出师最早，但由于道路险阻，进军缓慢，三月初二，才接近赫图阿拉，对于西路明军大败的消息丝毫不知。
努尔哈赤派降服的汉人装扮成杜松的军士，拿着缴获的杜松令箭，诈称杜松约刘綎合击。刘綎因其没有按规定放炮为号，不信其言。军士回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即用刚缴获的杜松的大炮燃放号炮。刘綎隐隐听到东北方传来三声炮响，信以为真，急令部队火速前进。前锋部队到达阿布达里岗，还没来得及布阵，后金大军就己赶到，右翼四旗、左翼四旗和先到的伏兵三面夹击，使刘綎军首尾不能相顾，被杀得七零八落。一支后金兵还打着杜松的旗帜，假扮杜松的队伍直取刘綎，刘綎没有防备，将他们放入阵中。后金兵里应外合，杀得明军大乱。刘綎拚死抵敌，双臂中箭，还鏖战不已。从上午九点一直坚持到傍晚六点，已经是人自为战了。刘綎又面中一刀，被削去半个面颊，还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手刃数十敌人而死。他的养子刘招孙上前援救，也被杀。
东路明军还有一支部队没有赶到阿布达里岗，在相距还有十里路的富察安营。阿布达里岗的战斗解决之后，数万八旗骑兵立刻就杀了过去，明军没来得及抵挡，瞬间败没。
李如柏率领的南路军“逗留不进”，接到杨镐的退军命令，立即撤退了。
四天的战斗后金大获全胜。明朝惨败，损失极重。据统计，大小将官死亡310多人，军卒死亡45870多人，损失马、骡、驼共28600多匹。
努尔哈赤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明与后金对敌的战局态势，双方的战略地位转换了，明朝由攻势转为守势，而后金相反由守势转为攻势。这次胜利是怎么取得的呢？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最根本一点，就是努尔哈赤战略战术的正确，这次战役的发生本来是明朝主动进攻，后金被动防御，但是，努尔哈赤的用兵布局完全扭转了被动防守的局面，后金军打得主动，打得灵活，充分发挥八旗骑兵长于野战冲击的优势，使明军的战车阵反而陷于被动接战的防守境地。努尔哈赤战略战术的正确主要表现在：
1. 知己知彼，掌握主动。
情报工作做得很好，“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资抄往。”了解情报及时、准确，因此，能采取正确的对策。像事先了解明军分路合击的战略部署，根据各路的兵力、道路远近和险阻情况做出正确判断。三月初一早晨，努尔哈赤本是同时得到报告，东路、西路都发现了敌军，但他分析东路兵是疑兵，“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不足患矣。”所以只派500人前往监视，而挥大军向西迎击杜松军。如此对敌情的分析真可谓料事如神，一开始就为取胜打下了基础。再如：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弱点，所以能制订正确的战略战术。骑兵有极强的冲击力，利于攻击，利于野外速战；而车兵列阵，坚固难攻，利于防守，但不利于机动灵活地出击，在速度上处于劣势，所以在战术上主要靠八旗骑兵的勇猛冲杀打开明军营盘的缺口，打乱明军的部署，不给明军以还手之机。
由此可见，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是后金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战术灵活，多用计谋。
努尔哈赤深通兵法，这次战役中，他就用了三十六计中的好几计，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逸待劳，以长击短；伏兵突袭，出其不意；诱敌深入，设伏用间等。使后金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所以，连连取胜。
战争是力量与智慧的综合较量，在一定程度上，智慧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
八、计取开铁 进占辽沈
萨尔浒战后，明朝廷惊惧、急恼非常，却商量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来势汹汹的女真人，以扭转颓势，而努尔哈赤却可放手谋划下一步行动了。两国交兵，当然是以彻底摧毁敌方为目的。他对明朝统治集团上层腐败无能、昏庸无道有深刻的认识，明军的不堪一击更使他信心百倍，他要以“伐大树，必渐使之微细”的战略，步步蚕食明朝的疆土，下一步就是向辽沈地区进军。抚顺已经摧毁，再进一步的目标就应该是开原卫城（今属辽宁）了，它突出在辽沈地区的北边，三面与蒙古和女真地域相接，是明朝防止蒙古和女真侵扰辽东地区的重要阵地，所以，向辽沈进军必须先打破这个堡垒。
努尔哈赤事先派遣奸细到开原，把城守防务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六月初十，萨尔浒大战之后才三个月，他亲率4万八旗兵向开原城进发。十六日围城，八旗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南、西、北三面推战车、搭云梯向城上猛攻，另一部分冲击东门。城内明军防备不力，仓猝应战，抵挡不住，被后金兵登上城墙杀散。同时，努尔哈赤事先派进城的奸细打开东门，这部分后金兵不战而胜，顺利进城。努尔哈赤又一次以计谋与力攻相配合，占领了开原城，纵兵大掠3日，夺得无数金银财宝、粮食牲畜等物资，运回界凡，车推畜驮，三天三夜不尽。
努尔哈赤并不满足于一城一地财物的获得，他要的是伐倒明朝这棵大树，为此，他提出了步步推进的计划，吩咐将士们不再返回赫图阿拉，而是在界凡建立新城，作为新的都城。这样，兵马避免了奔波劳顿，利于继续进军。于是，稍事休整之后，紧接着于七月二十五日率兵围攻铁岭卫城（今辽宁铁岭），守城明军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努尔哈赤事先也派了奸细打入城内，他们开门迎敌，城终于失守。
努尔哈赤正因接连的胜利志得意满，准备继续前进，攻取辽沈之时，不想形势发生了变化，明廷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来到沈阳，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使辽东守备大固。努尔哈赤谨慎地暂时停止了进军辽沈的大举行动，改而进攻叶赫部，于八月二十二日攻陷叶赫部东、西两城，女真内部最后一个劲敌灭亡了。与此同时，他也和漠南蒙古、东海各部联络、交涉，争取他们归附，并派小股部队进辽沈地区骚扰。
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零三个月，尽管功绩卓著，还是受到一些党同伐异者的攻击和排挤被免职，而由根本不懂军事的袁应泰接替为经略。努尔哈赤对于明朝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这一年多，他也丝毫没有放松夺取辽、沈的准备，厉兵秣马，只待时机到来。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分八路出兵，开始了攻取辽、沈的行动，但他谨慎地先在辽、沈外围游动作战，既是试探辽、沈的防备实力，也是遵循他“伐大树必先使之渐至微细”的一贯战略。
在摸清了敌情，辽沈外围的奉集堡、虎皮驿等处的守军都溃散之后，努尔哈赤挥军由浑河顺流而下，水陆并进，直取沈阳。沈阳城防坚固，城外挖有壕沟，还设有陷阱，用土虚掩，井底倒插木桩，城上埋伏有火炮，易守难攻。可惜守城的总兵贺世贤轻敌，仅率千余家丁出城迎战，结果中了努尔哈赤的诱敌深入之计，兵败而亡。致使城内军心动摇，先期假作投降的成了后金兵的内应，砍断城楼吊桥绳索，攻城后金军乘机杀入城内。接着，后金军又在城外截杀从辽阳来援救沈阳的明军，明军虽殊死拚杀，终于还是陷入重围而败。
后金军略事休整，五天后，乘胜长驱，直取辽阳。辽阳城防更加坚固，放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河，闸门闭塞，沿壕排列火器，城上四面都有重炮，军士排列，守御很严。袁应泰亲督五位总兵率军出城五里迎战。后金兵到城下，见明军城坚兵盛，便有些退缩不前，努尔哈赤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说完，独自策马向前，全军才紧跟上去，奋力冲杀，明军败退，后金军乘胜追击60里才收兵。
第二天，后金军分左右两翼，城东门和小西门同时发起进攻。努尔哈赤指挥右翼兵堵塞城东入水口，待左翼兵挖开城西护城河水闸，排干河水，即推楯车向城下发起强攻，明军退入城内固守。与此同时，进攻小西门的左翼后金军打得十分顽强，不顾城上火力杀伤，战到傍晚，竖云梯登上城墙，双方展开攻守肉搏，明军挑灯夜战，直至天明。
第三天，努尔哈赤将八旗军左右翼合在一起，发起总攻。又打了一天，到傍晚，城中奸细纵火，小西门内火药爆炸，明军慌乱溃败。有奸细内应，后金军夺门而入，于是，辽阳失陷。
从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血战三天，明朝经营的200多年的东北地区统治中心辽阳重镇终于被努尔哈赤攻占，充分显示了八旗军强大的战斗力，不过，整个过程也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军事才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做好情报工作，摸清敌情之后再行动。其次，善用智谋，诱敌出城，以自己善于野战之长先消灭明军的有生力量，尽力避免攻坚的损失。再次，善于用间，力攻与计取相配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努尔哈赤深明此道。复次，坚定果敢，身先士卒。集团行动，领导者的行动是最有力的号召。没有努尔哈赤如此的才能和素质，辽阳和沈阳这样的坚城是很难攻克的。
攻占辽阳之后，努尔哈赤一口气攻下辽河以东70余城。
辽阳是辽东都司所在地，是整个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而沈阳是辽阳的护卫重镇，辽、沈之失，意味着明朝在东北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而朝廷内部党争严重，忠臣良将无法发挥作用，努尔哈赤更有了继续进取的信心。
九、宁远兵败 含恨病逝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向辽河以西进发，兵锋指向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努尔哈赤采取一贯的战术，先清扫外围势力，攻下西平堡（今辽宁盘山县古城子）、镇武（今辽宁盘山县东北）、闾阳（今属辽宁北鎮）等处之后，静观广宁城中动静。而广宁巡抚王化贞的亲信孙得功早已通敌为内奸，他完全控制了局面，等待努尔哈赤进城，王化贞在一片混乱中糊里糊涂弃城而逃。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之后，又接连占领辽西40余座城堡，然后，驱赶着14多万居民，带着抢得的大量牲畜、粮食和财宝，浩浩荡荡回到辽阳。
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以来，4年之间，兵锋凌厉，势如破竹，后金占领了山海关外辽东地区的大片土地，它的都城也随着进军的步伐迅速向前迁徙，先从赫图阿拉迁到界凡，但很快又迁往萨尔浒，攻占辽阳后，即在那里建东京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他又放弃东京城，而迁都沈阳，在这个新占领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是他迫切要做的事。同时，明朝方面，在广宁失陷后，大学士孙承宗主持辽事，他修复城堡、选将练兵、打造器械，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力图恢复辽东。因此，努尔哈赤从广宁回兵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权内部建设上。这样，过了4年，孙承宗在阉党排挤下去职，努尔哈赤决定出兵，向山海关推进。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往每次战役一样，谨慎地进行充分的战前准备。
辽东经略已换了怯懦无能的高第，他废弃了孙承宗苦心经营几年的所有防御设施，将刚刚恢复起来的守辽兵马全部撤进山海关，关外只有宁前道袁崇焕一人坚决不撤退，誓与宁远（今辽宁兴城）孤城共存亡。努尔哈赤这次进军山海关，必须战胜袁崇焕，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数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宁远而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不过，他怎么也没料到，在这里竟会打一次起兵以来从没有遇到的大败仗。
袁崇焕做好了死守孤城、拒敌决胜的准备。他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将宁远城外驻军、西洋大炮及中左所（今辽宁葫芦岛市东北塔山）、右屯等处兵马全部撤入宁远城中，共集结了1万多人，11门大炮分布在城墙四面架设妥当。又对全城军民做了周密的守城部署，指派大将分守四面，饮食供给、物资采办、防察奸细等各项都由专人负责，一切井井有条。他还做了十分感人的战前动员，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将士们慷慨激昂，挥泪同呼“愿与将军共生死”。百姓们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军士们送给养，连书生都走上街巷，协助防御。宁远城外则实行坚壁清野，将百姓也都迁入城中，房舍、积蓄都予以焚毁，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生活物资。袁崇焕还严明纪律：有任意乱为者杀；有擅自下城者杀；临阵脱逃者杀。全城军民形成铜墙铁壁，只等痛击敌人。后来事实证明，在激烈的交战中，宁远没有出现象广宁那样的投敌叛国者，没有奸细内应。
眼见宁远独挡数倍于己之强敌的围攻，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重兵龟缩在山海关上，坐视不救。
二十四日一早，后金军发起总攻。将士们冒死冲锋，在楯车坚实的挡板掩护下，城墙竟有三、四处被凿出二丈多宽的大洞。袁崇焕亲临一线，和将士们一起用车推土石堵塞洞口，身上几处受伤，仍坚持不退，在他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鼓舞下，将士个个义愤填膺，奋勇争先，终于把城墙修复了。
后金兵前赴后继，一步不退。城上明军往城下投掷火药，后金兵不及躲避，伤亡无数。后金的进攻终于被打退。转攻城南角，在明军的火攻下，后金的楯车、云梯都被点着，士兵伤亡惨重，城下尸体成堆。
一直打到夜里二更时分，努尔哈赤才下令收兵。虽然苦战了一天，袁崇焕丝毫不敢懈怠，立刻派出50名勇士，带着棉花、火药等易燃物缒城而下，将后金兵未及运走的楯车等攻城器具烧毁。
第二天，后金再次攻城，双方又鏖战了一天，一直打到天黑，后金兵没能接近城下。无论将领们如何督战，都是徒劳，兵士们胆寒了，不敢前进。虽然还坚持打了一夜，却毫无取胜的希望，努尔哈赤只好收兵，把战死者的尸体抢运到西门外瓦窑焚化，后撤到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第三天再战，在西洋大炮强大的杀伤力之下，后金兵无法接近城池一步，努尔哈赤只得撤围退兵。袁崇焕指挥将士乘胜追击30余里，杀敌万余人。
三天的苦战，后金所受的打击十分沉重，不仅仅是损兵折将，特别是士气大挫，直到几年后都惧怕攻城。其实，这次失败应该不是意外之事，兵法云：骄兵必败。八旗军连年取胜，特别是辽、沈坚城一战即破，而这次战前又已侦知宁远不过一座孤城，使他们难免有轻敌思想，正如《满文老档》所记刘学成所说，这次失败是“因为汗轻视宁远”；后金军又几年没有打大仗了，兵骄将惰，缺乏高昂的斗志，且武器也已不精良，相对于大炮，更不占优势。相反，宁远方面，却是万众一心抱定必胜的决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胜负不言自明。
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1583）兴兵以来，40几年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次竟惨败于名不见经传的袁崇焕之手，损兵折将，损失空前，所以，他所受打击非常大，退回沈阳以后，身心俱疲，自觉“倦惰”，这位68岁的老人奋斗一生，创下偌大的一个基业，当此暮年力不从心之时，国事、家事，多少事都放不下，思绪万千，七月间，就病倒了，到清河温泉疗养。八月初七，病危，乘船返沈，行到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毒疽发作而亡。
十、军事理论 值得总结
努尔哈赤戎马一生，身经何止百战，深通兵法，《实录》记载，他撰有兵书一部，可惜已经失传，他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且，也不乏军事理论方面的经典言论，足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可贵，下面简略总结几点：
第一，“伐大木”必使之“渐至微细”的战略思想。他在一次伐乌拉部的战斗中，教导儿子莽古尔泰和皇太极说：“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这是他整个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是他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巨大胜利的理论基础，是这一理论决定了他能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取得胜利。这种思想是从他对付强敌的斗争实际出发的。他初起兵时，仅13副甲，连自己家族内部至亲都“对神立誓”要杀他而去投奔尼堪外兰，可见他力量之孤弱、处境之险恶。他击杀尼堪外兰，站稳脚跟以后，又与原比自己强大的各部争雄。及至建立政权，仍处于“四境逼处”的危险之中，又和无论财力、人力、疆土都大大强于自己的明朝抗衡。由于总是居于劣势，所以，他懂得要发展自己、要战胜对手，只有造成局部的优势，争取全局的主动权，就像用斧子伐大木一样，将敌对者逐渐削弱，一点点地吃掉。
从这种伐大木必使之“渐至微细”的思想出发，在战略上，努尔哈赤制定“远交近攻”、联大灭小的决策，在一定时期内，把敌对势力缩到最小范围，以局部的优势来改变敌强我弱的总形势。
前面说过，在完成扩张的第一步--统一女真族内部的时候，他对蒙古和朝鲜都表示友好，基本上维持睦邻关系，和明朝也通过一系列活动努力表现自己忠心不二，主动取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努力把来自三方面的干扰因素变为可借助力量，使本来不利于他进行统一的外部条件变为有利因素，从而得以专意于内部的统一。
在统一女真族内部的部署上，他也是从苏克素护河部开始，及邻近的建州五部，再及建州部内较远的长白山三部，这时候，他成了建州各部的首领，有了与海西四部抗衡的力量，于是再向外，开始一个个吞并海西四部。东海各部较分散，力量都较弱，他在以建州内部与海西四部为主要征服对象的过程中，派出部分兵力一个个地收服东海部落。最后，在基本完成五女真各部的统一，实力较为强盛之后，他才开始了扩张的第二步：公开对明宣战，向女真族外部发展势力。如此联大灭小、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完全是他“伐大木”必使之“渐至微细”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第二，用兵重以智取胜。他说：“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认为只有“擅智巧谋略”者才配为三军之主帅，不然，虽然取胜又有何益?因此，他作战善于用计，总是出其不意攻敌不备。每临战阵，又都区别情况，审时度势，决定进退，巧妙取胜。在他颁发的兵书中，对各种不同情况下如何采取不同的战术有明确记载：野战时，倘使我众敌寡，就伏兵诱敌，“若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如果敌众我寡，则忌轻战。攻城时，“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
在实战中，以智取胜的例子就更突出了。比如：1585年的太兰冈之役，他仅以“甲士二十五、步兵五十”抵挡五倍于己的敌兵的追击，马疲不能驰，眼看不得脱身，他仅率七个人隐蔽起来，只露头盔，做出有伏兵的样子，把敌兵吓退了，得以从容撤兵，毫无损失。
再如1607年灭辉发部之战，辉发部为防备努尔哈赤吞并自己，以假意求亲为缓兵之计，争得时间加固了城防，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假装不明真相，暗中派数十骑精兵，扮作商人，带着货物，混进辉发城中做生意。这样一批一批总共去了百余人，在城中打探情报，作为内应。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先去的那些假商人打开城门，迎接努尔哈赤的军队长驱而入，于是城中大乱失守。
至于有名的萨尔浒之战，则更是他用兵思想的典型体现。当时，在交战双方兵力基本对等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本是处在被动防御地位的，但他不是消极地固守城堡，而是针对明军四路出动、分兵包抄的战术，采取“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兵于一路，不等四路明军合围，就主动出击，以局部绝对优势的兵力连续击溃三路明军，势如破竹，大获全胜。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此类实例不胜枚举，以至后来攻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和广宁等多处都无不用计，他起兵以后，所以能那么强势，不可阻挡，从僻处一隅的赫图阿拉以风卷残云之势一直打到山海关外，应该说和他多用计、善用计有很大关系。当然，这从来都是军事家的一个重要的致胜法宝，只是努尔哈赤深明其中奥妙，运用得出神入化。
第三，主张义战的战争观。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努尔哈赤不仅是军事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很懂得政治指导战争的重要意义，因此，他接过我国古代军事家们主张“义战”的旗帜，认为进行战争应当“以大义举之”。他所说的“义”是以“天意”的名义提出的，他说：“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所谓“天意”，是指是非标准，即是正义，这在他阐述“七大恨”时，有明确解释。他说：“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扈伦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这就是说，明朝颠倒是非是违背天意，也就是非正义的，而他进行的统一战争“合天意”，是正义的。因此，他强调要进行义战，在征讨女真各部、在争取蒙古各部和朝鲜的活动中，他都反复申明要“合天意”；在对明作战问题上，他更明确提出“以大义举之”，反对单纯为抢劫财物而发动进攻。有一次，他的部下主张抢掠明人的牛驴，用以犒劳萨尔浒筑城夫役，他说：“不知征大明当以大义举之，如为犒筑城之夫而掠之最不可也。”终于没有同意部下的提议，为抢几头牛驴而发动一次进攻。他以这样的战争观指导了统一女真民族内部和反抗明王朝的战争。我们由他这两段话可以看到他进行的战争一定的正义性，又可具体看到他的军事思想的可贵的进步意义。
努尔哈赤虽是以为父、祖报仇的名义起兵，但其实是为了称雄于女真各部，尽管这一主观意图来自个人野心和奴隶主阶级的掠夺本性，但在当时，却与女真社会在长期仇杀兼并过程中逐渐趋向统一的客观形势相一致。统一的完成，结束了女真各部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加强了女真族人民的内部交往，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再受到阻碍，对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统一过程中，大量人口迁往建州地区，那里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努尔哈赤也在东海女真地区实行屯田，使原来比较落后、以渔猎为生的东海女真人也有了农业。他所实行的善养降人的政策受到女真各部人民的拥护，不少人主动投奔他。所以说，努尔哈赤前期的统一事业符合女真民族要求统一和进步的愿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正义的。
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朝的战争，也应当肯定其一定的正义性。
首先，明政府为控制女真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分散的女真各部并立，互不相属，以防止形成尾大不掉的民族对立势力，这在客观上妨碍了女真民族社会进步的步伐。这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不利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女真民族起而反抗义所当然。
其次，努尔哈赤兴起之际，女真人民和汉族人民融合的趋势在发展中。1606年，辽东总兵李成梁放弃宽甸等六堡的防守，逼迁当地汉族居民返回内地，许多人不堪“失业”流离之苦，纷纷逃往女真部落；同时，女真人民进垦这一带地方，进一步向内地靠拢。日益腐朽的明政府不能对此采取积极措施，因势利导，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辖，促进两族人民之间的自然融合，却不顾女真人民的生计，立逼他们放弃耕垦多年的柴河、三岔和抚安三路之地，连当年庄稼都不许收获。这就破坏了两族人民和平融合的趋势，也严重妨碍了女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这必然激化民族矛盾。
再次，腐败的明朝将吏欺压百姓，刁难、勒索，激起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扯旗造反，符合女真人民的民族利益，表达了女真民族反抗明王朝民族压迫的强烈要求，女真人民要统一、要进步的历史潮流，这就是努尔哈赤所说的“义战”。
最后，从努尔哈赤为首的这次女真民族反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来看，它起到了沉重打击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加速其灭亡的作用，成为全国性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风暴的先声，为我国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又一次大融合和一个版图相当大的新王朝的诞生安放了第一块基石。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在主张“义战”的战争观指导下所进行的战争有其正义性，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因此，他的这种战争观无论在主观上有怎样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客观作用是进步的、积极的。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性，这里肯定的进步性主要从其起兵而论。
总之，努尔哈赤颇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在史册上闪现着耀眼的光辉。明代军事学家刘寅在《武经七书直解》一书中指出：将权诈之兵、节制之兵和仁义之兵“三者心融意会，方可为将”。就是说，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军队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战争的正义性质三者的统一，是一个军事家所必须掌握的，努尔哈赤恰恰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有所建树，其军事思想为我国军事学宝库提供了一份不可忽视的遗产，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