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
孟祥才 撰稿
一、生平事迹
（一）志向宏远的少年
郑成功（1624——1662年）福建南安县石井人。他的父亲郑芝龙，“长躯伟貌，倜傥善权变”。青年时期随大商人李习从事对日本的贸易，被收为义子，并为其娶日本长崎王族女为妻。李习死后，所遗巨额财产为郑芝龙所得。当时在福建、浙江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多与日本海盗有染，自己也不时以海盗行径劫掠财物。“芝龙既习游海岛，因募壮士攻剽海中，积赀无算”，发了大财。在日本横滨置业居住，成为当地显赫的华人富商。后来躲过日本人洗劫华人财富的“洗街”，“乘夜约亲党载妻子脱归。愈招徕群盗，有船数十，众数千”，成为福建、浙江沿海一带举足轻重的海盗商人。郑成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出生在日本的千里滨，初名森，其母是日本士人的女儿田川氏。郑成功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于崇祯三年（1630年）被其父以战舰数十艘迎归故里。郑成功“读书颖敏，不治章句”，“宏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之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他的叔父郑鸿逵为庚戌年（1610年）进士，对这个侄子特别器重，“每摩其顶曰：此吾家千里驹也”。郑成功“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章句特余事耳”。11岁时，老师出题《洒扫应对》让学生作文，他的作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汤武之征伐，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可见他从小就非池中物，喜爱历史，熟读兵书，苦练武艺，志向宏远，以江山社稷为己任。
郑芝龙的海盗活动严重影响了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秩序，于是使出剿抚两手逼迫他就范。郑芝龙也以降叛两手应对官军的剿抚，“屡抚屡叛，纵横海上”，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投诚巡抚熊文灿，被授游击，算是成了朝廷命官。崇祯十三年（1640年）晋升总兵，进入明朝高级武官的行列。这一时期，也正是郑成功由一个好学少年成长为有志青年的岁月。
郑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个被王夫之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一方面，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已经在日甚一日的腐败中，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重拳捶击之下，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之路，一方面是在东北崛起的满族爱新觉罗一系正带着无限野性和昂扬生机，指挥着八旗劲旅扑向中原的肥田沃野。历史给郑成功选定了一条虽然充满艰难险巇，但同时也能够建树辉煌功业的风狂雨骤的人生之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东坡的老槐树上。紧接着，对明政权虎视眈眈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借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投降之机，迅速挥师入关，在将起义军逐出北京后，爱新觉罗●福临堂而皇之地在太和殿登基，宣布他成为全中国的皇帝。再后，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八旗兵分多路向黄河、长江流域推进，开始了以武力扫平明朝残余势力和起义军余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为了对抗清军的南进，江南的明朝贵族相继建立了弘光、鲁王、唐王和永历几个政权，并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的残部相结合，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
年仅20岁的郑成功在面临人生抉择时选择了抗清复明的艰险之路，他也因这一抉择使自己成为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二）拒父降清，矢志抗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和朱由检的自杀身亡，特别是清兵入关南下，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汉族人民又一次面临少数民族统治的局面，于是抗清的烈焰到处燃起，明朝的嫡系宗室贵族因而成为抗清的旗帜。在此背景下，在南京建立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以弘光为年号的抗清政权，在台州建立了以鲁王朱以海为监国的浙东抗清政权，在福州建立了以唐王朱聿键为首的以隆武为年号的福建抗清政权，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以桂王朱由榔为首的以永历为年号的两广云贵抗清政权。
弘光政权建立后，郑芝龙和他的弟弟芝虎、鸿逵、芝豹等皆是拥戴者，一一荣封伯爵。鸿逵以总兵奉命守瓜州（今江苏扬州滨江之地）。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鸿逵兵败，随即奉唐王朱聿键入福建，与郑芝龙共同拥立他即帝位，建立福州为根据地的抗清政权，郑芝龙因功被进爵为平国公，鸿逵进爵为定国公。他们手下的武装力量成为这个政权的支柱。然而，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却是一个唯个人私利是视的人物，面对强大的八旗兵，他断定唐王政权难以长久，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从事海盗与商贸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他决心卖身投靠清政权。当清军进入福建，唐王命他们兄弟分道出师抵御的时候，他们却“迁延不即行”，失去有利战机。此时，已经降清并任招抚大学士的洪承畴，以郑芝龙同县之人的身份致书劝降，他由是更坚定了降清的决心。顺治三年（1646年），当贝勒博洛率军由浙江进攻福建的时候，郑芝龙竟然自动弃守福建的重要门户、军事要隘仙霞关，致使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即占领福建大部分地区，造成唐王政权的迅速失败。“博洛师次泉州，书招芝龙，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据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五记载，当博洛的劝降书送至郑芝龙军营时，他们父子在降清问题上有一番激烈的辩论：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以儿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意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拒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失利，一旦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勿多谈。”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郑成功见父亲不听劝，就秘密率领自己一支人马避之金门岛。郑鸿逵亦劝郑芝龙不要降清，特别提醒他投诚不见得能维护自家的利益，但郑芝龙已经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要投诚，同时差人赴金门，命令儿子与他同行，但儿子坚不从命，回书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父子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据黄宗羲《郑成功传》记载，郑成功晋见唐王，倍受器重，“赐姓朱，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不久，唐王觉察了郑芝龙的异动：
一日，成功见隆武愁坐，悲来填膺，跪奏曰：“陛下郁郁不乐，得毋以臣父有异志耶？臣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臣以死捍陛下矣。
其父芝龙怀逆谋，赐姓屡谏以尊朝廷，恢复中原，遭父之怒骂。后芝龙、鸿逵皆提兵出关，思文诏赐姓谋，赐姓劝思文出关，斯文曰：“芝龙、鸿逵，朕将依谁？”赐姓曰：“臣父、叔皆怀不测，陛下宜自为计。”与帝相持大哭。帝曰：“汝能从我行乎？” 赐姓曰：“臣从陛下行，亦何能为？臣愿捐躯别图，以报陛下。此头此血，总之，已许陛下矣。”
这一掷地有声的誓言，确立了郑成功三十九年的人生走向。其父降清，自以为得计，但不久即被押至北京软禁起来。这时，他虽有悔意，但只能一条黑道走到底，将诱降郑成功投诚作为自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由于郑芝龙一意叛降，唐王的隆武政权在顺治三年以朱聿键汀州被俘而宣告灭亡。此后，郑成功联合原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张煌言，支持了东南半壁的抗清斗争。
（三）加强抗清根据地的军、政和经济建设
隆武政权灭亡后，清军的势力几乎控制了浙江、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坚持抗清的张名振、张煌言和郑成功还占据着舟山、金门一些沿海岛屿，硬撑苦斗。
郑成功为了使自己坚持的抗清大业能够持续和发展下去，陆续采取了多项明智而有力的措施。第一，是建立一个进退有据的根据地。郑成功的目标瞄向了郑彩、郑联兄弟占据的厦门。“厦门四面环海，对于善于骑射的清朝兵将极为不利，而对于郑成功的善长水战的部队来说，则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郑成功若能占领该地，可为抗清事业提供一个相当可靠的根据地”。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郑成功接受叔父郑芝鹏和部将施琅的建议，于中秋之夜奇袭厦门，一举成功，从此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抗清的战略后方。第二，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争取江南百姓的拥护；同时联络各地反清武装，互相支持和声援，使清军首尾难顾，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军事态势。顺治三年（1646年），当得知隆武帝遇难的凶信后，郑成功“设位令军民挂孝，望北祭。……择日起兵誓师。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冀诸英杰，共伸大义之句”，正气凛然，使对明朝怀有故国之思的汉族人民，尤其是夷夏观念强烈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共鸣。顺治五年（1648年）五月，在得知永历帝即位的消息后，立即“设香案望南而拜，尊其朔号”，并派人前去称贺。十月，永历派使臣前来，封郑成功为威远侯，后又晋封他为延平王。此后，郑成功就一直奉永历正朔，即使永历政权灭亡，他和后世子也不改初衷，在台湾仍然使用永历纪年。以舟山为根据地的鲁王政权失利后，郑成功善待这位失势的藩王，供给衣食器用，同时将张名振、张煌言统领的鲁王残部收拢麾下，并肩战斗，共同擎起东南沿海抗清的大旗。特别是，他始终保持同永历政权的联系，在军事上互为猗角。第三，加强厦门根据地的防御力量，在金门、厦门要隘处修筑炮台，“拔劲旅守之”。又整顿船只，设局制造军器、虅牌、战被、火箭、火筒、火罐等，这些精良的兵器战具成为郑成功一军取胜的重要条件。第四，加强军事、政治和经济建设。在军事方面，建置陆军72镇，“自勇卫以下至左右提督，每镇分中、前、后、左、右五协，又有总理、骁翊、领旗、领兵四协，由镇帅主之。自左右先锋以下，每镇分中、前、后、左、右五协，各以副将主之。协或称营。”水师20镇，“分楼船前后中左右、水师前后中左右、水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镇”（13）。在其上，设置前后中左右五军统帅，分领数目不同的水、陆各镇，各自或互相协同参加战斗。这种严密的军事编制，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与此同时，郑成功十分重视军队的操练，在澳仔等地建操场和演武亭，创五梅花阵法对将士进行严格操练。这一措施大大增强了士卒的军事素养和单兵格斗的能力以及团体协作的水平，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尤其重要的是，郑成功严明军纪，“郑氏兴兵以来，纪律严肃，禁绝淫掠，军行，孺子妇人至与争道”。赏罚分明，立功者重奖，犯罪渎职者严惩，如督饷官皇恺，“任意科尅，沿海受其凌剥，百姓急迫，相率匍控成功，功抚慰之。立收恺，杀以示众”。他的族叔郑芝莞由于在厦门攻防战中贻误战机，也被毫不客气地送上断头台：
（顺治八年四月）初十日，成功大会文武，议厦门功罪。赏施琅银二百两，陈壎、郑文星各一百两。(郑)芝莞以失机论罪当斩。莞辩，而成功已冠带请旨，出隆武所赐尚方剑，斩莞示众，诸将悚然。顷献首阶下，功令悬之街三日，方许收葬。并有本藩铁面无情，尔诸勋臣镇将，各宜努力，苟不前进怯敌，本藩自有国法在，虽期服之亲，亦难宥之。
由于实行了这些措施，郑成功的军队被锻造成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劲旅，从而在抗清战场上迭获胜利，创造了不少辉煌的战绩。
在政治建设方面，主要是仿照明朝中央政府六部设立六官以及司务、察言、承宣、审理等官，在各地方设立府州县衙门，全面管理占领区的行政、监察、司法、财税等各种事务，建立储贤馆，开科取士，吸纳知识分子。建立育胄馆，收留教育牺牲将士的子弟。还将中左所（厦门）改为思明州，使将士与臣民百姓时刻不忘复兴故国的使命。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占领区正常的行政运转、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特别是保证了军需的供应，为抗清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经济方面，郑成功一军的财政支持很大程度上靠海外贸易的赢利，所以他采取措施肃清海盗和抵御清军的破坏，千方百计保证海运的安全，大力发展与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的贸易，从中得到不少粮食、铅铜，使占领区军民的粮饷供应、货币铸造都能得到较充分的保证，从而支持了较长期的战争。
这一切表明，郑成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且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具有不凡的眼光和出众的才能。
（四）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
在稳步推进各项军事、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同时，郑成功指挥他麾下的将士，不断同清军进行英勇顽强的搏战。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郑军同清朝漳州总兵王邦俊指挥的数千马步军在海澄（今福建龙海）大战，面对从大路涌来的敌军，郑军将士毫不畏惧地拼死冲杀，“虏则溃败不敌”，被“杀伤遍野，获其马匹辎重而回”。王邦俊不甘失败，又于当年九月，同陈尚智率领的数千兵马在钱山与郑军对战，结果是“虏狼奔逃窜”，“尸横遍野”，将卒数百人投诚，王邦俊和陈尚智仅以身免。十一月，清军福建提督杨名高为挽救王邦俊和陈尚智的失败，督率泉州等地的清军进剿郑军。郑军埋伏在小盈岭，给清军一个出其不意的伏击，打得清军狼狈逃回泉州。义军乘胜追击，连续克复漳浦、诏安、海澄等县，第二年正月，又攻取长泰县城，进围漳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被围困的漳州清军守将刘国轩献城归降，漳州城内的清朝总镇张世耀、协将魏标、朴世用、知府房星烨、理刑王元衡、知县邢虞建等文武官员全都乖乖地投诚。郑军接着又分别攻取漳州所属的同安、南安、惠安等县城，泉州所属的安溪、永春、德化等县也望风归降。这样，郑军就占领了漳、泉两州的大部分地区，同时筹到大批军饷。这时，不甘失败的清军，在郑亲王世子济度指挥下，大举入闽，企图一举消灭郑军。郑成功权衡敌我形势，认为清军来势汹汹，义军匆忙与之对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下令全军，在平毁了漳州府城和几个县城后，带着大宗征来的饷银和其他胜利品安然撤回金门和厦门的根据地。之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伺机再向清军发动进攻。
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四月，清军水师猛攻厦门和金门，郑军奋力反击。也是天公作美，忽然狂风骤起，暴雨如注，“断碇坏（舟 宗）之声震落魂魄”，本来不精水战的清军水师只得在损兵折将后狼狈逃回泉州港。七月，郑成功趁清贝勒济度和闽浙总督率清军主力在漳州、而省城福州空虚之际，命令全军自金、厦沿海北进，至闽江口，沿江溯流而上，很快攻克闽安（今福州东），包围福州，“日夜攻打，轰声震天”。八月，眼看城破在即，但被周围赶来的清军偷袭，损失巨大，只得撤出战斗，退回闽安。九月，清福建提督马得功渡海进攻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北端），被郑军打败，损失惨重。十二月，郑成功挥师北攻罗源和宁德，在护国岭险要处设伏，一举歼灭梅勒章京阿格商等统帅的数千清军，连阿格商也做了郑军的刀下鬼。
郑成功在直接指挥义军在福建作战的同时，又令原鲁王部下名将张名振率一军在浙江进击清军。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春天，张名振带着自己原来的兵马和郑成功拨给他指挥的2万将士，自舟山渡海北上，攻取崇明后，以此为根据地，然后溯长江西进，破京口，截断长江，在镇江金山寺设醮三日，遥祭明孝陵，写下一首流传遐迩的悲壮诗篇：
十年横澥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
张名振同时派兵船前往山东登、莱登地和天津，掠焚毁敌船数以百计，使清朝统治中心大为震惊。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张名振统帅军二十四镇，再次进入长江，回军攻克舟山，“威声振江南”。但他不幸于十一月病逝台州，余众由张煌言统帅。第二年八月，清军攻陷舟山，平毁城邑，使郑军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
郑成功一军主力在福建、浙江和长江一线奋力抗清的同时，也在粤东投入相当兵力，配合永历政权李定国指挥的部队与清军鏖战。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亲自督师进入潮州，次第扫平该地众多割据武装，扩军筹饷。十二月，在揭阳会见李定国，共商抗清大计。直至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多次在粤东作战，打击了广东的清军，较稳定地占据了以潮州为中心的粤东地盘，使这里较长期成为郑军的粮饷基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李定国、何腾蛟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不过，由于郑成功过分在意自己集团的利益，对李定国联兵抗清的战略计划配合不力，致使李定国的反清复国大计最终胎死腹中。
郑成功起兵抗清十多年间，尽管聚合十万之师，在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也打了不少胜仗，但结果却是战场上屡胜屡败，地盘屡得屡失，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使郑成功和他的高层将领不得不认真考量他们的战略谋划是否正确。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们经过一番研讨，终于统一认识：只有出兵北伐，直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占领东南半壁，耸动远近视听，如同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为，才能完成复兴明朝的千秋大业。计策已定，郑成功立即上表永历帝，报告出师大举，要求李定国、孙可望各军密切配合。同时郑军开始了紧张的北伐准备工作，郑成功坐镇厦门，检查军备，储备粮食，督造战船，操练铁军，绥靖后方。出征前夕，公布北伐禁条十项，主要内容是严禁奸淫、焚毁、掳掠和宰杀耕牛等。不久，桂王晋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全权主持北伐军事。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郑成功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率舟师十万（一说十七万，号八十万），陆海并进，浩浩荡荡杀奔金陵。魏源《圣武记》卷八《国初东南靖海记》记载，郑军有“戈船之士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以五万习骑射，以五万习步击，以万人来往策应。又有铁人万，披铁甲，绘朱碧彪文，峙阵前，专砍马足，矢铳不能入”。北伐军进入浙江，攻克黄岩、台州等地后，又南下夺取平阳、瑞安，接着围攻温州，因遇大风撤兵。此时，郑成功入驻舟山，指挥将士至温州、台州征收军粮。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亲率大军攻上崇明岛，因清军总兵梁化凤坚守崇明县城，一时难以攻克，郑成功决定先取镇江瓜州镇，使崇明小城孤悬小岛，可以不战而下。果然，郑军顺利攻克瓜州，接着夺取镇江。此次战役，关键的一仗是银山之战。银山位于镇江之侧，是镇江城外的制高点，也是清军重兵防守的阵地，夺取银山，镇江即无险可守。郑成功精心部署了对付银山清军的策略，结果是顺利打垮了清军的五路进攻，是役郑军“奋勇直冲其镇，斩杀不计其数。……乘胜直追十余里”，最后“大发伙兵搜山，杀其马步亦不知其数，生捉马匹、骆驼并盔甲、弓箭、鸟铳、行营炮等器械亦不计其数”。接着，郑军沿长江继续西进，很快将金陵团团包围。七月一日，郑成功拜谒明孝陵，“既拜而哭，军士人人愤激”。与此同时，张煌言统帅的另一支劲旅已经越过金陵附近的长江水面，迅速向安徽地面进军，连下浦口、六合、太平、芜湖、当涂、繁昌、宁国、滁州、和州、池州以及江苏的不少地方，安徽、江苏两省沿江的州县基本上都归顺到延平王的旗帜下。一时间，长江中来往行驶的是郑军的战舰，两岸驰骋的是郑军的战马，各城镇都涌动着欢迎郑军的百姓，抗清形势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
然而，这时的郑成功已经被轻而易举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他的军队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清军主力大部分用于对西南地区永历政权和农民军余部的作战，东南沿海的苏、皖、闽、浙兵力空虚，才使郑军乘虚而入，迭获胜利。此时的郑军，应该利用自己旺盛的士气和金陵清军量少力弱的有利时机，加大攻城的力度，一鼓作气，拿下这个龙盘虎踞的江南重镇，同时利用江南民心思明的有利条件，迅速扩大战果，巩固地占领更多的城镇和乡村。可是，郑成功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他对金陵围而不攻，静等守军自动归诚；他不再对清军主力进行歼灭之战，任由他们进退集结；最可叹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总督管效忠调动军马而无动于衷；最后，竟然没有识破敌军缓兵之计的假投降阴谋，放任清军从容准备反击的各项措施。待清军总兵梁化凤在七月二十一日夜率兵突袭郑军的薄弱环节得手，郑军的失败已经不可挽回了。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二《张煌言》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郑成功、张煌言两支军队进击长江沿线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和二人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
己亥，成功全师犯江宁，煌言以所部数千人并发。谓成功曰：公不如西安取崇明，崇明江海门户，悬洲可守，脱有疏虞，进退有据。不听。以煌言为前军，陷瓜州城，议师所向，成功欲先江宁，煌言欲先镇江。成功曰：我顿兵镇江，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部。成功然之，即请煌言往。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成功已下镇江，水师毕至。七月朔，小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煌言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成功虞江楚之援师且至也，控扼芜湖，足以制上游。七日，煌言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州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围采石，一军入宁国以偪徽州。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送款；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煌言考察黜陟长吏，如州牧行部事。江楚鲁卫人士，多至军门受约束归，许起兵相应。无何而江宁之败闻，煌言方受徽州降，乃返芜湖。
初，煌言语成功曰：师老易生变，宜遣诸师分徇郡邑，金陵出救，我则首尾邀击，如其自守，我则坚壁以待，倘四面克复，收兵鳞集，金陵如在掌中矣。成功不听。自以为旦夕且下，士卒释戈而嬉，纵饮奏乐。官兵谍知之，以轻骑袭破前屯，。成功仓猝移帐，质明，军灶未就，官兵倾城出战，兵无斗志，大败。成功亦乘流出海，并撤镇江之师而去。于是横江之艘皆属官兵。煌言归路已梗，乃引舟归鄱阳。八月七日，与楚师遇而兵溃，焚舟登陆，士卒尚数百人，而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师奄至，士皆窜，止一僮一卒从。
郑成功精心策划的这次长江之战，其胜也速，其败也骤，根本原因是郑成功的骄傲轻敌铸成大错。清军乘胜追击，郑军在福建、浙江、江苏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化为乌有，在清军的步步进逼下，他们已经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了。
（五）收复和经营台湾
郑成功败退金陵城下，使北伐大业功亏一篑。他率领残余的战舰向海口撤退，至崇明岛时，又对崇明县城发起最后一次攻击，希图肃清整个崇明的清军，巩固这个抗清的前沿阵地。然而，此时的郑军已今非昔比。一个月前士气正旺时尚且不能攻克此城，现在连强弩之末都算不上了，攻城自然难以奏效。至此，郑成功只能退保金、厦，重整军马水师，艰难抵抗日益加大进攻力度的清军，尽管也略有小胜，暂时巩固了对金、厦的占据，但复明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了。这是因为，从全局看，清朝基本上稳定了在全国的统治，全民抗清的氛围已经渐行渐远；从几支抗清武装的情况看，都是每况愈下。永历政权在西南的地盘日益缩小，桂王遁入缅甸，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处于云、贵、川边境的深山密林中，苟延残喘。而郑成功与永历政权的联系也被彻底切断。金、厦基地虽然有大海作凭仗，但地域狭小，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军资粮秣的供应更是难乎为继。“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长期局促金、厦，不要说发展，能否生存都是问题。面对困局，郑成功将目光转向隔海相望的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千百年来，众多的大陆移民与土著的高山族人民一道，将这一美丽的宝岛开发成富饶丰足的家园。元、明时期，中国政府已经在这里设立行政机构，派军队驻守，有效地实施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明朝末年，因为国力衰弱，政府对台湾的管理日渐弱化，正在此时，西方殖民者的触角伸向东方。西班牙、荷兰殖民者先后入侵，强占土地，屠杀人民，至1653年，在镇压了台湾人民的一次起义之后，荷兰殖民者巩固了对台湾的占领和统治。郑成功决定进军台湾之后，做了充分的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准备。遂于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二月一日誓师，初三日夜自辽罗（湾）出发，初四日占领澎湖，初八即抵达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中心赤嵌（今台南）的洋面。《清史稿●郑成功传》简单记载了这次军事行动和郑成功对台湾的经营：
成功自江南败退，知进取不易，桂王遁缅甸，声援绝，势日蹙，乃规取台湾。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荷兰筑城二：曰赤嵌，曰王城，其海口曰鹿耳门。荷兰人恃鹿耳门水浅不可渡，不为备。成功师至，水骤长丈余，舟大小衔尾径进，红毛人弃赤嵌走保王城。成功使谓之曰：“土地我固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围七阅月，红毛存之仅百数十，城下，皆遣归国。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
郑成功父子为首的武装集团光复台湾以后，全力从事对台湾的经营。政治上，宣布尊奉永历正朔，定赤嵌为明朝的东都，将初起时设立的六官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设御史总制为行政首脑，以吏、户、礼、刑、工、兵六官和六科都事、察言、承宣、宾客等司协理各项行政、民政、财政、司法、军事等事务，设一府二县实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今台湾嘉义县佳里兴）和万年县（今台湾高雄兴隆里）。康熙三年（永历十八年，1664年），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两县升格为州，下设坊、乡等基层政权组织。下一年，接受御史总制陈永华的建议，建圣庙，立学校，“以永华为学院，叶亨为国子助教教之育之，台人自是始奋学”（26）。经济上，将官兵眷属迁至台湾，给予土地和房屋，从事屯垦，同时帮助高山族人民提高生产技术，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特别是以优惠条件大力招徕东南沿海，主要是漳、泉、惠、潮等州“不愿为满洲臣妾”的百姓来台湾垦荒种田，使数以十万计的大陆百姓络绎不绝地来到台湾，披荆斩棘，精心耕耘，使这里的农业生产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郑成功还大力推进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制糖、制盐、采金等手工业，不仅满足了台湾军民的需要，更为对外贸易提供了货源。郑成功家族本以商贸致富，来台后，进一步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努力发展与大陆、日本、南洋等各地的贸易，其巨额的利润成为维持台湾行政运转和军事开支的重要经费来源。“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郑成功因感风寒不治，病逝于台湾。江日升《台湾外纪》如此描述他逝世的情景：
五月朔日，成功感风寒，但日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初八日，又登台观望，回书室，冠带请太祖祖训出，礼毕，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折阅三帙，辄饮一杯，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以两手攀其面而逝。
夏琳《闽海纪要》如此描述他逝世的情景：
五月朔，成功感冒风寒，文武官入谒，尚坐胡床谈论，人莫知其病，及疾革，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投之于地，叹曰：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顿足抚膺，大呼而殂。时年三十九岁，为五月八日也。
尽管两个记载略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郑成功是带着对反清复明事业未竟的终生遗憾离开人世的。
郑成功去世后，获得当代和后世的崇高评价。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誉其为“人杰”：
以只身而摔故朔，海岛群雄，拱手听其约束，五省移徙，避其锋锐，且当败喘息，又能镇定强战，继而开辟海外乾坤，……屈指统众，共计一十六载，以忠义自誓，严治军旅推心置腹，临事身先，计策已定，赏罚无私，仇亲兼用。噫！亦可谓人杰哉！
夏琳在《闽海纪要》中誉其为“从古未有”之忠臣：
初，成功倡义时，无兵将，又无粮饷，徒以忠贞自矢，众遂日附。治军严整，临阵身先士卒，赏罚必信，北将或归，推心置腹，故一时知勇咸效死，乐为之用。虽位极人臣，犹以未能恢复境土为恨，终其世不敢称王，将卒之年，遥传明主遇害，有劝其改年者，答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忍改年？终身奉尊正朔。以两岛抗天下全力，威振海内，从古未有也。
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赞扬他是“以一隅系天下之望”的“天锡忠贞”之臣：
成功果毅忠谅，感隆武一言之知，宁违父志，不肯負国，树牙穷岛，招致遗民，迹其十余年间，喋血海疆，鲸波为赤，未始不为圣世之蠹，然而人犹谅之者，以惓惓故国之思，虽名号已绝，奉朔勿替，父老望之，俨然十洲三岛，以为此中大有人焉。因之擅两岛，开台湾，岂非天锡忠贞，令以一隅系天下之望哉！……当其驾风帆，统戈船，乘潮直上，破瓜州，逼采石，谒孝陵，传檄吴楚，天下震动，事虽不成，故老犹艳而称之。
沈云在《台湾郑氏始末》中，将他推尊为与项羽相伯仲的英雄：
（芝龙）援立唐藩，拥兵骄恣，首鼠两端，王师甫临，反颜归命，为臣不忠，终被诛戮，固其宜也。成功……翊戴明室，至死不贰，《易》所谓“干父之蛊”者，岂其人乎！瓜州之役，响使胜国有人，出洞庭，下江南，首尾相应，岂易扑灭，即不然，而坐据淮扬，分兵略地，南北之势，忽焉中断，犹未可知也。……旋师海外，肇启东土，……劝学屯田，规模宏远，未诸史册，几难数觏。昔项羽以盖世雄才，战无不胜，垓下一战，遂至灰灭，以成功方之，殆未知孰为优劣矣。
刘献廷《广阳杂记》将他赞誉为同诸葛亮、郭子仪、岳飞并肩媲美的伟人：
杨子两为余言：台湾赐姓公之贤，以为诸葛忠武（亮）、郭汾阳（子仪）、岳武穆（飞）后之一人也。……余曰：赐姓提一旅之师，伸大义于天下，取台湾，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将四十年，事虽不成，近古以来，未曾有也，贤于文天祥远矣。（
就是与郑成功敌对、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清朝统治者，也被他的忠义所感动，康熙皇帝在收复台湾十七年之后的康熙三十九年（1770年），颁下圣旨，遣官护送郑成功同他儿子的灵柩由台湾归葬他的家乡福建南安，并比照田横故事，为之置守冢户，建祠祭祀。
显然，郑成功得到后世的肯定评价是实至名归。他以自己二十多年的抗清行动践履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信条，又以驱逐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建设台湾的不朽业绩赢得了民族英雄的光辉花环。
二、军事思想
郑成功智慧超群，少年时代即喜读《春秋》等历史著作和孙吴兵书，舞剑驰射，具备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民族观念和较高的军事素养，后来在抗清的战争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提升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战术水平。
郑成功从参加抗清战争那天起，就意识到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事只有为正确的政治目的服务才能成功。而成功政治的前提是赢得民心。当时，面对清军“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暴行，江南民心集中体现在“反清复明”。郑成功对这一点的认识深入骨髓。正是基于此，他违背父命，至死拒绝清朝的招抚，一生将自己的抗清斗争置于南明小朝廷的名义下，即使知道永历政权已经覆灭，他仍然尊奉其正朔，将“反清复明”的旗帜高高举起。这一正确的政治决策，不仅得到了江南百姓的拥护，而且有利于瓦解敌军，招降纳叛。你看，在郑成功策划的许多军事行动中，有多少降清的汉官献城归正，又有多少绿营兵的将领自愿举起降幡？显然，郑成功抓住“反清复明”的旗帜不放，正是他在政治上棋高一着的表现，也是他在军事上取得一连串胜利的根本条件。
郑成功的军事生涯表明，作为一位执掌方面的抗清武装的统帅，他的胸中始终装着敌我对抗形势的全局，所以他的重大军事行动大都从战略全局考量、规划和实施。如他曾全力夺取以潮州为中心的粤东地区并长期加以控制，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一地区在抗清战略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郑军与永历政权的结合部，能够起互相支援的作用，一方面它是郑军的主要粮饷基地，可以保证自己的军资和其他后勤供应。是支持郑军长期坚持抗清斗争的重要保证。再如他谋划和指挥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北伐，更是一次放眼全局的战略决策：
当其时，清军主力正在西南地区作战，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兵力空虚，是清军的薄弱环节；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又是“反清复明”的民气最昂扬的地方；最关键的是，如果能够夺取并牢固地掌握这一地区，就能获得如同当年明太祖北伐所具有的民气、军力和物资的支持。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郑成功的战略谋划是正确的，前期也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但由于他的骄傲轻敌、贻误战机，最后导致这次北伐的失败。北伐的失败使郑成功遭遇了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加上永历政权和其他抗清武装此时也都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这使他意识到“反清复明”的前景短期内不容乐观。为了得到一个具有永久价值的反清复国的基地，他毅然决策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取台湾，这一战略决策的成功实施，就使永历正朔又延续了二十二年之久。
郑成功十分重视军队政治素质的培育和军事素养的锻炼与提升。他毅然回绝父命，拒不降清，始终高扬“反清复明”的旗帜，努力培育将士的忠义精神和民族正气。他用严格的纪律约束将领和士卒，要求爱护百姓，严禁劫掠和扰民，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使郑军所到之处几乎都出现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情景。他强调将士服从命令听指挥，赏罚分明，“成功立法尚严，虽在亲族，有罪不少贷有功必赏，金帛珍宝，颁赉无吝容。伤亡将士，抚恤尤至，故人皆畏而怀之，咸乐为用”。郑成功特别重视锻炼与提升将士的军事技能，尤其是士卒的单兵技能和战术动作。由于他的部队以海岛为基地，经常在江河湖海进行战斗，所以一贯重视和强化舰船之间的战术协同和单兵格斗技术的训练。郁永河《伪郑逸事》记载：
成功特别重操练，舳舻陈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掷上下，矫捷如飞。将帅谒见，甲胄仅蔽身首，下体赤脚，不裈。有以靴履见者，必遭骂斥，并抑其赏。凡海岸多淤泥陷沙，惟赤脚得免粘滞，往来便捷，故与王师鏖战屡胜，其与胜势，固已占却一筹矣。
郑成功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懂得杨长避短，充分发挥己军之长以击敌军之短。他深知清军八旗兵的威力，知其所长在旷野平畴的骑兵格斗，而自己部队的所长在以舟船为依托的水战。因而将与清军的战斗尽量放在江河湖海，许多取胜的辉煌战绩基本上都是在水战中创造的。郑成功清楚，当时抗清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总体格局长期存在，所以自己面临的军事斗争是在以弱胜强中创造奇迹。同时，郑成功更清楚，要想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又必须在每一次战役中使自己的力量超过敌军，即把战略上的敌强我弱变成战场上的敌弱我强。他指挥的那些胜利的战役，如夺取泉州、漳州、潮州、黄岩、台州、瓜州、镇江等地的战斗，基本上都是以局部压倒敌军的力量创造的。最后攻取台湾，战胜荷兰殖民者，更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完成的。抗清战场上的郑成功，犹如一位高明的变戏法的大师，总是能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格局中通过调动敌我双方的力量，变成我强敌弱的战役格局，从而保证了战场上的胜利。
郑成功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还表现在他对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战术原则的出神入化的运用。如从郑联、郑彩手中夺取厦门之役：
成功于中秋夜，舟到鼓浪屿，联芳（方）宴客于高石岩，作彻夜饮。次早，成功登岸拜谒，联尚宿酒未醒，迨起梳栉毕，出会。成功曰：师屡败绩，赧颜相见，倘吾兄见怜，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栖身，终不敢忘大德。联曰：吾弟何出此言？军旅相助，分所当然。随留小酌，快谈雄剧，终日无倦。成功辞出，见联不为备，密令诸船陆续进港，与联舰比，且约部署，听炮为号，争先过船。成功设酒于虎坑岩还礼，联即赴席。是日，投壶角胜，酣畅倍常。至戌刻，方掌灯回，途次半山塘，杜煇等伏起刺死，取联之首级匿之，飞报成功。功于岩顶放炮，即勒兵入城，……市井无惊。其诸将船，业为施琅、洪政、甘煇、杜煇等所困，知联死，陈俸、蓝衍、吴豪等咸归焉。继而彩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率全队舟师来降。
厦门之役是郑成功从其同宗兄弟手中夺取地盘，看起来不那么光明正大，但为了得到这一抗清基地，他也只能出此下策了。郑联、郑彩兄弟既无大志亦无雄才，厦门在他们手里，只不过是一个海盗的水寨，而到郑成功手里，则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抗清基地。郑成功对厦门的占夺完全是一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智取。再如击毙清军统帅阿格商的攻取罗源、宁德之役：
（永历十年）十二月，藩督师进取罗源、宁德等邑。舟师至梅溪登岸，繇飞鸾白鹤岭逾至罗源。虏探知赴援，遣梅勒章京阿格商、巴都、柯如良等带真满马步数千尾后牵制。藩随统帅直薄宁德县，阿格商等又踵后继逐。藩与诸将议，授中提督甘煇、左先锋周全斌、援剿后陈魁等机宜，令其断后，节节示弱诱敌，待至险要，伏兵齐出歼之。诸将受计断后。二十九日，藩督师先行，阿格商果直追而来，见我师佯走，放心追赶，殆至护国岭险要处，中提督即令左先锋伏左边，援剿后伏右边，中提督自引迎敌。……继而左右伏兵齐出，虏遂少却，……我兵齐力追杀，……将格商杀死。
此役，郑成功利用敌人急于取胜、轻兵冒进的弱点，三面设伏，示弱诱敌至护国岭险要处，以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制敌于死命，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最后如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光复台湾之役，更是乘敌人对鹿耳门的疏于防范，利用涨潮之机，指挥舟师突袭赤嵌城，使敌人狼狈退保王城作困兽之斗，之后在郑军的围困下，乖乖地离开台湾。而郑成功之所以能够灵活运用一系列战术原则并取得胜利，最关键的前提是他遵循了知已知彼这一最根本的军事原则，对敌我双方的优长和缺失了若指掌，从而充分发挥了已之长，也充分利用了敌之短，才能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谱写了许多胜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