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李宏生 撰稿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清朝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塅（今金龙乡新光村）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成年以后，他曾参与镇压人民反清斗争，创办洋务事业，并在晚年率军收复了祖国的新疆等。综观左宗棠的一生表现，他堪称是清朝晚期和中国历史上一位功过兼具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与洋务首领。而他毅然收复新疆的壮举，则为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建立了巨大功勋，从而铸就了一座永垂青史的光辉丰碑。
一、经世致用学有专成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爆发。在此之前，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早已由“康乾盛世”转入“衰世”。整个大清帝国吏治腐败，贪贿成风，军备废弛，财政拮据，鸦片泛滥，民生困苦，人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连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制度，已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而这期间欧美资本主义正迅猛发展，号称“海上霸王”的英国殖民者，到处扩张殖民地，并用鸦片和坚船利炮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法国、美国等西方列强也不甘落后，力图追随英国，以求从中国捞到侵略利益；中国北方近邻沙皇俄国更是野心勃勃，时刻准备乘机攫取中国的大片领土。经过鸦片战争，战败的清王朝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尊严，第一次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步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民族危机日渐突出。这一切正是摆在青年求学之际左宗棠面前的时代特点。
鸦片战争爆发时，左宗棠正值28岁。这时，经世致用已经成为他治学处世的重要原则与目标。
经世致用是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知识界兴起的一种新学风、新思潮。这种学风和思潮的倡导者们，反对读书人空谈儒学义理，主张学以致用，即注重联系并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去消除社会弊病，改革现状，以图拯危济难，救国救民。经过鸦片战争，经世致用的重要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等人，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这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滥觞。
左宗棠幼年时跟随祖父、父亲在家乡读书。其父左观澜为县学廪生，多年以教书为业，收入微薄，全家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父亲去世后，为生活所迫，左宗棠不得不寄人篱下，入赘湘潭其妻周诒端家。艰苦生活的痛苦体验和时势每况愈下的刺激，促使青年左宗棠对具有务实革新精神的经世致用较早发生了兴趣。同时，林则徐、魏源（湖南邵阳人）以及名重一时的贺长龄、贺熙龄兄弟（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陶澍（湖南安化人）等，也都对左宗棠热衷经世致用发挥了直接影响，并成为他极为崇敬的楷模和效法的榜样。这些人有的多年教授左宗棠学业，有的曾与他亲切相见，倾心交谈，并给予他诸多指导、帮助、鼓励和赞许，这对于左宗棠坚定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向及人生追求，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道光九年（1829年），左宗棠购得明末清初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是记载中国历史、地理情形的笔记；《水道提纲》是专门记载中国河流状况的作品。这几部书都是记载和论述中国历史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前代政治、财经、军事、水文等国情的名著，内容丰富，其中不少是经作者亲身经历、考察后写成，极具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和借鉴意义，一向被人们看作是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范本。左宗棠得书后认真阅读与钻研，他“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对书中他认为可行于当世的珍贵内容，特加以专门抄录与编存。在研读过程中他又能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对《读史方舆纪要》，一面表示自己“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且“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一面又认为该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对于魏源评论该书所说“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他也予以批评说：“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此年，左宗棠又研读了由贺长龄、魏源共同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该书选辑清初以来至道光之前的官方文书、论著、奏疏、书札等而成。内容广泛，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部分，都属于经世致用的文章。左宗棠对该书全部熟读，并从头至尾遍加圈点。当有人讥笑他不务正业，说读此类书籍于科举仕进毫无用处时，他不为所动，仍埋头苦读，反复钻研思考，乐此不疲。
道光十年（1830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丁母忧回到故乡，左宗棠拜见了这位较他年长27岁的当世名人。二人一见如故，相互倾谈。贺对左十分赞赏，称其为“国士”，并将自己所藏所有“官私图史”，借其“恣览”，且每阅一书完毕，“必还叩所得，互相考订”。不久，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师从该院山长贺熙龄。贺熙龄为贺长龄之弟，嘉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浙江台州知府、御史等职。他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以致用”，并由此成为左宗棠受其影响最直接、关系最密切的人生导师。左宗棠后来曾评论贺熙龄的教学是：“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也如左宗棠之子左孝同所说：“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府君尤加器异。”（5）左宗棠跟随贺熙龄学习十年之久，他认为正是其师多年的指导，使自己走上了“正学阶梯，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
道光十二年（1832年），20岁的左宗棠应本省乡试考中举人。在一段时间里，左宗棠曾对科举仕进抱有希望。但此后六年间，他曾三次赴京会试，却均未考中进士，于是“遂决计不复会试”，而更加专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学习和研究。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曾一度应聘到醴陵渌江书院教书。这期间他遇到回乡路过此地的两江总督陶澍。这位左宗棠崇敬的大人物对他极为欣赏，并和他“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直到陶澍去世之前，左宗棠一直与其保持联系，并在其去世后，他还受托到陶澍老家教授其子陶桄（按：陶桄后来成为左宗棠的女婿）。在陶家教学八年之间，左宗棠有机会研读了陶家所藏大量书籍，以及有关当朝典章制度和西部边疆情况等方面的资料。此外，在会试最终失败前后，他还阅读并抄写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等。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又“为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同时认为“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他还依据自己新近掌握的有关资料，重新修订了多年前亲手绘制的中国疆域地图。
失意科场后，左宗棠曾想“长为农夫没世”，因此“于农书探讨颇勤”，“阅近儒著论之书万卷，以农家为生人要务，思为一书，以诏农圃”。他专门编著了《朴存阅农书》一部，可见其用功之深。他又用教学所得酬金，置买田地七十亩，种植了稻、茶、桑等农作物，以辅生计，且借此进行试验，以求从中掌握农学理论和耕作技术。这期间他颇为这种耕读生活而自得其乐，曾号称“湘上农人”。
然而，“心忧天下”的左宗棠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和时势的变化。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曾任湖广总督，任内在两湖地区严厉禁止鸦片，成效显著，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当他奉命奔赴广东前线后，又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并发动当地军民，严密防守，坚决抗击英国侵略军的骚扰与进犯。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举动和前线局势极为关注，对其采取的各项措施十分佩服。他还特意抓紧搜集海外各国有关资料，“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依据自己所学所知，左宗棠提出了一系列抗敌对策，希望能够得到当局采纳。他认为敌人“炮大船坚”是其长处，但他们远渡重洋，作战物资供应难于持续，又不熟悉中国沿海及内陆情形，因此我们应以持久和防守为抗敌基本方针。他向贺熙龄表示说：“彼族（按：指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富强之实，远甲诸藩”。抗击其侵略，“不能急旦夕之功，而亦不能求岁月之效。故今日情形之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当一省防剿之用，而后可以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一体叙功，数者实力行之，画疆为守，明定约束”等。又说：“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为此，除了调集军队严守海口要塞，并“偷伏近岸，遇夜更番轰击”外，“复选蜑户（居船为生的沿海下层民户。）及各水勇，乘坐小船，黑夜携带木枪，两面夹击，彻夜不休。如此数旬，贼必疲惫，火药日少一日，必成擒矣。”
针对前线形势及敌我双方特点，左宗棠不仅提出了与林则徐相似的抗敌方针和措施，显示了他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军事智慧，而且在政治上他坚决反对向侵略者妥协投降，提出了惩办误国者的正确主张。当林则徐因抗敌被罢黜及割地赔款的消息传来时，左宗棠极为愤慨，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痛斥其“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对此等祸国大臣，他要求清廷“宜驰使封剑，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并强调“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这些主张和意见，充分展现了左宗棠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他反对侵略者的远见卓识。
鸦片战争后，左宗棠一直关切林则徐的行踪。他为清廷对林则徐的错误处置深感不平，对林则徐谪戍新疆期间仍能开辟边防屯田事业，十分钦佩。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自云贵总督任上引疾回闽，路过长沙。他经人介绍，特邀左宗棠在湘江舟上见面。二人相见后，林对左“诧为绝世奇才”，与其“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十分契合。林则徐去世后，左宗棠对他深为怀念，并以其事业的后继者自许。直到晚年，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上，还上奏清廷，提议在南京为林则徐建立专祠，以供后人永远纪念。
从青年时代直到40岁出山谋事之前，通过勤奋学习与刻苦钻研，热衷于经世致用的左宗棠，已在舆地学、兵学、农学等诸多领域学有专成，并在对国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对社会现状以及国际情况的认识与了解上，积攒了广泛、深厚的学识，成为师友们公认的才华出众的饱学之士，这为他此后干事创业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二、立有军功屡获升迁
左宗棠由举人身份的一介书生，发达为地位越来越高的清朝封疆大吏，这与他一生多年驰骋沙场，率军镇压人民反清起义，并能够终获胜局有极大关系。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9世纪50至60年代），全国各地掀起了人民起义的巨大浪潮。在遍地燃烧的起义烈火中，以太平军、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军的规模、声势最为浩大，历时最为长久。这些起义军的反清斗争，成为清朝统治者一时难以消除的心头大患。面对人民起义的暴风骤雨，虽然左宗棠平时不满种种社会政治弊端，亦能关切民生疾苦，但他毕竟是一位以忠君报国为基本信条的封建卫道士，他绝不会容忍人民群众起而造反，破坏乃至推翻代表自身利益的大清王朝和封建主义的根本制度。
咸丰二年（1852年）夏，于去年在广西起义的太平军攻入湖南，围攻省城长沙。左宗棠放弃“湘上农人”的耕读生活，应聘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成为其中主要得力谋士。他全力协助张亮基对抗太平军，保卫长沙城，镇压当地人民反清斗争，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咸丰四年，他又进入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骆秉章对他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他更是大展雄才，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调度和政务管理能力。此次主持湘幕六年期间，左宗棠以“外援五省（广西、广东、江西、湖北、贵州。），内清四境”为指导方针，在给予相邻各省不少兵力和后勤支援的同时，协助骆秉章整饬吏治，斥退举办团练镇压起义不力的地方官员；为曾国藩所率湘军征募兵勇，接济粮饷，增造战船；又规定税收、军需限额，减少漕粮征收，禁止滥征滥用，以减轻民间负担；还积极参与创办湖南厘全局，以充实当地饷源。经过左宗棠多方治理、经营，湖南已成为湘军四出攻剿太平军和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重要基地。有人报告朝廷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左宗棠因功被清廷授任兵部郎中及赏加四品卿衔，并赏戴花翎。当时虽说官阶不高，但他已名噪一时。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左宗棠奉命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为了配合曾国藩所率湘军主力作战，使其能够沿长江东下，包围并剿灭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经左宗棠建议，在与曾国藩和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商定后，由左宗棠在湖南添募新勇，独立成军，并由左亲自率领，先行带赴江西景德镇一带对付太平军。左宗棠迅速在长沙金盆岭编练队伍。他以忠诚、勇敢、朴实为选募标准，招集湖南籍将弁，很快组建了一支由其直接指挥的部队。该部队成立时共有五千余人，号称“楚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到这年八月中旬，左宗棠带领该军进入江西景德镇、浮梁、德兴一带，与太平军进行搏杀，且支援驻扎安徽祁门的曾国藩大营，以确保其后路的安全。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占领婺源，意图由此进入江西扩展势力。左宗棠率军与其对抗，转战于皖南、江西交界地区，使李世贤难以实现由皖入赣的计划。此年三月，太平军攻克景德镇后继攻乐平，左宗棠率军极力抵抗。他命令部下在乐平城外挖筑战壕，凭坚据守，并引水塞堰，以阻挡太平军骑兵的攻击。然后利用狂风骤雨之机，他督兵分三路猛然冲出外壕，展开反击，致使太平军大败，损失惨重。于是，李世贤改变计划，全军撤出赣北，结束了在皖南、赣北的军事活动。左宗棠趁势扫清战场，率部回守景德镇，继而又自率部分军队移驻婺源，使一度在祁门绝望至极备下遗书的曾国藩转危为安。这时，左宗棠因功晋升为正三品太常寺卿。
此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太平军据守的战略重镇安庆陷落，曾国藩移驻于此城，指挥湘军沿江而下，直逼南京。但此前忠王李秀成等率军东征江苏、浙江，相继攻占常州、苏州、杭州等苏浙重镇，控制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宣布成立了太平天国的“苏福省”，使之成为支撑后期太平天国政权的重要依托。于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奏请由左宗棠率部进攻浙江。不久，左宗棠受命督办浙江军务，很快又任职浙江巡抚，由此正式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的行列。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上旬，左宗棠挥军攻占遂安（今淳安），然后南扑衢州、金华，并布署力量力保后路浙西重镇衢州不再失于敌手，以便步步向杭州方向推进，进而夺取整个浙江。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左宗棠一面奏调湘军将领蒋益澧任浙江布政使，并率军八千人前来助战，一面在清政府“借师助剿”的旗号下与洋人合作，邀约由法国退伍军官德克碑率领的“常捷军”等，自宁波由东向西夹攻太平军。同治二年春，绍兴、萧山被其攻陷。这年三月，左宗棠被清廷晋升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八月，邻近杭州的富阳，经过双方激烈博战，被左宗棠挥军克复。十月下旬，李鸿章率淮军攻取苏州。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31日），在“常捷军”新式大炮火力的协攻下，左宗棠终于克取了太平军重点据守的杭州。苏州、杭州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苏福省”根据地已经瓦解。此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号称“天京”的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宣告失败。为此，作为打败太平天国重要方面军统帅的左宗棠，被清廷授予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此后左宗棠马不停蹄，继续清除浙江境内太平军的残余势力，又率军前往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余部，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年底将其消灭。因此，他又被晋封一等“恪靖”伯爵，赏戴双眼花翎。
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清廷调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次年正月，他又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继又节制山西军政事务。清廷的这些任命，主要目的就是要他尽快剿灭所辖地方的捻军和回民起义军。
捻军是北方规模最大的反清武装。起义前又称捻党，曾长期活动于安徽、河南、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捻，是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意思。咸丰三年（1853年）时，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捻党活动的地区，他们纷纷乘势而起，进行反清斗争，号为捻军。咸丰五年，各地捻军首领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共推张洛行为盟主，并统一各军号令，共同战斗，这使捻军成为比较强大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此后张洛行率军配合太平军作战，还接受了洪秀全颁给的“沃王”封号。捻军兴盛时，曾经拥有几十万人马。同治二年（1863年）春，张洛行遭清军围捕杀害，捻军主力被击溃。至同治五年（1866年）冬，捻军分为东、西两大支。东捻军主要转战于河南、湖北、山东等地区。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由河南进入陕西，企图联合当地回民起义军，以壮声威。捻军以骑兵流动作战为主，善于突袭，使清军难以对付，常吃败仗。在华县城东、西安附近，西捻军曾大败陕西巡抚刘蓉所部清军，这成为当地官员和清廷欲剿不能的一大难题。
左宗棠奉命任职陕甘总督后，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底（1866年年初）到达武昌，并于汉口召集入陕各军，准备各项作战物资。同时，他制定了进军陕、甘的用兵方针，即：“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在战术上，针对捻军多以骑兵作战和善于突袭的特点，他提出：“讲求阵法，先制其冲突，而后放枪炮；先立定脚跟，而后讲击刺。”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准备，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底，左宗棠率军分三路进入陕西。他计划封锁渭河，卡住渡口，将西捻军围困于渭河以北，泾、洛两水以东，北山以南，黄河以西之间，然后将其消灭。但正当实施之际，西捻军却突然跳出包围圈，直趋陕北，接着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再由山西进入直隶，进逼保定。同治七年（1868年）年初，西捻军进至京西易州（今易县）附近，前锋抵达卢沟桥。清廷闻讯大为惊恐、震怒，对李鸿章、左宗棠等严厉责问，并将一些地方的巡抚、总督等革职惩办。
当时，西捻军由西而东，曾打算到山东一带寻找东捻军，为遭清军包围的东捻军解除困境。但在此之前，东捻军已在山东等地被清军剿灭。这使西捻军进入直隶、山东一带时，很快陷入了孤立难支、四面围击的严重困境。清廷调整布署，命李鸿章总统剿捻各军，命左宗棠率军专防直隶、运河，命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等分路堵截，终将西捻军主力压缩到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徒垓河之间，使其遭到重重围堵，接连战败。左宗棠一路追赶西捻军到达直隶、山东前线后，一边自率亲军五千人，自吴桥至沧州间围截捻军，配合其他清军拱卫京畿，一边献计献策，向清廷提出剿捻建议，同时又指挥所属部下各将领在前线厮杀。
同治七年六月十五日（1868年8月3日），西捻军最后溃败于山东西北徒骇河滨，张宗禹战至最后，赴水而逃，不知所终。不久，左宗棠因围剿捻军有功，晋封太子太保衔，并照一等军功议叙。他还获得皇帝召见，并赐他紫禁城骑马。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当地回民群众不甘忍受清政府压迫，纷纷起义响应，形成了十八大营，人数约有二十万左右。他们曾包围西安达三年之久，又包围潼关要隘，声势很大，震动清廷。与此同时，甘肃回民反清起义军也迅猛发展，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四个起义中心：占据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并以金积堡为根据地的马化龙部；占据河州（今临夏）、狄道州（今临洮）一带的马彦龙、马占鳌部；占据肃州（今酒泉）的马文禄部；占据西宁（时属甘肃管辖）的马桂源部。其中以马化龙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他在金积堡周围构筑了578座大小堡寨，并与陕西等地回民军相互沟通，经常出奇兵攻击清军，屡屡得胜。
左宗棠围剿捻军获胜后，于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中旬返回陕西。他召集各部队将领会议，重新部署，决定按照“先秦后陇”的方针，首先清除陕西的起义武装。次年春，左宗棠挥军分三路进剿，陆续攻占了陕西起义军盘踞的各重要据点，然后便进攻甘肃境内的各回民武装。在用兵部署上，他确定了首攻金积堡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以大局计之，欲平陕甘”，“非先攻金积堡不可；而攻金积堡，非宁夏、固原有劲军夹击不可。”又说：“此关一开，则威震全陇，乃收全功也。”一再强调：“西事枢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俱振。”于是，他以大将刘松山所部官兵为主力，集合多路人马，并将粮运和进军后路节节布置，对金积堡层层进逼。他又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分化瓦解追随马化龙的起义武装，逐步拔除金积堡周围堡寨，以孤立马化龙。在双方激烈战斗中，刘松山中炮而亡，其后由其侄刘锦棠率领主力，继续展开猛烈攻击。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871年元月5日），马化龙见大势已去，只身出金积堡乞降，这一关键战役宣告结束。左宗棠下令将马化龙父子等人处死，使数千回民群众生命得以保全，并被安置到平凉一带屯田谋生。接着，河州、西宁等地回民军的首领相继投降。同治十三年（1873年）夏，左宗棠集中兵力西攻甘肃回民军的最后据点肃州。围攻两月之久，城中粮绝，马文禄投降被杀。此城于九月十五日（11月4日）陷落，标志着西北回民大起义最终失败。左宗棠因此被清廷赏任协办大学士，又晋封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三、创办洋务 开拓先行
同治初年到光绪中期（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约三十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僚，如位居中央的总理衙门大臣奕、侍郎文祥等人，地方督抚大员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以“求强”、“求富”为口号，主持创办了不少制船造炮的新式军事工业和采矿、铁路、航运、电报等新式民用企业，还采用西法操练军队，开设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他们把这些活动自诩为“自强新政”。由于这些活动主要取法于外洋强国，且时间较久，规模影响巨大，所以史称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十分积极，贡献巨大，因此与曾国藩、李鸿章和后起的张之洞被推为封疆大员中的代表人物，又被称作洋务首领。而左宗棠洋务运动的主要成就，是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期间，于同治五年（1866年）创立的一座新式船舶制造厂，又简称为闽局或闽厂。
鸦片战争之际，先进的外国船舰便引起左宗棠的高度关注，从此他特别看重制造新式轮船对抗击外国侵略的重要作用。同治四年，他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炼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在此之前，当他率军攻克杭州后，曾聘用工匠仿造过一艘小轮船。该船轮机及形状均与外国轮船相似，但在西湖试船时，行驶速度缓慢，于是他请教“常捷军”领队德克碑及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考察原因，他们看后表示：“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够觅，乃臻捷便。”德克碑等人还以法国制船图册相展示，请求“代为监造”。当时，因军务繁重，左宗棠一时难以顾及办厂制造轮船。后德克碑返回法国，绘制了船式和船厂图册，并开列购觅轮机、招募洋匠等办厂事项清单，寄送给左宗棠。不久，德克碑特意前来中国，亲赴漳州行营谒见左宗棠，但左宗棠急于率军赴广东消灭太平军余部，又无暇定议办厂之事。直到太平军余部终被消灭，左宗棠返回福州，筹设船厂的事宜才正式开始。
同治五年五月间，左宗棠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向清廷递上《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说明他设局办厂制造新式轮船的目的和计划。他指出：“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预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于无也。”他认为购买机器，设立厂局，制造轮船，已刻不容缓。这不仅是保卫海疆、防范列强侵华的重要举措，而且还可借此发展沿海贸易和收回航运利权。他举例说：“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奏折中还详细列举了筹措造船经费的具体办法和所需费用数目，预计五年之内所需经费共约三百余万两。
筹设船厂制造轮船的计划被清廷批准后，左宗棠立刻函请已调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和在越南旅途的德克碑迅速前来定议。这年七月十日（8月19日），先行抵达福州的日意格与左宗棠同赴闽江出海口附近的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一带作为船厂厂址。其后，购买民田二百多亩作为厂基，又聘请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打算兴建船槽、船厂、铁厂等项工程，向国外订购机器、轮机、大铁船槽等设备，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以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驾驶人才。左宗棠又与日意格、德克碑立下“保约”，要求他们“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使学员“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使学员“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还专门制定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由此，福州船政局及所附设学堂的规章制度，基本得以确定下来。
《船政事宜十条》除了规定聘任日意格、德克碑为福州船政局正、副监督外，其主要内容还有：“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才”。对所招募的“生徒”要求“必学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注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为鼓励他们专心学习，早日成才，规定“厚给月廪”，且成才后“准授水师官职”，或“准保文职官阶”。还规定了船厂的生产目标，即五年内制造150匹马力的大轮船11只，并利用船厂间隙时间制造小轮船5只。对待船政局雇聘的洋人匠师，规定一律订立合同，“其中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
《艺局章程》主要规定了对船政学堂学生们的具体待遇和学习要求。其中有：除端午节、中秋节、年节给予一定假期外，平时不准请假。学生们除饭食及医药费由艺局供给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以赡其家，以昭体恤”。学习过程中，对学生每“三个月考试一次”。考列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退”。学习期限为五年，“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
《船政事宜十条》与《艺局章程》勾划出了福州船政局的基本轮廓，反映了左宗棠的建厂与办学思想。他所筹建的福州船政局，不仅是一座制造新式船舰的工厂，而且是一个培养海军人才的新式学校和重要基地。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该局正式宣布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式专业船舰制造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从此诞生。该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于同治八年（1869年）下水。从建厂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共造船36艘，造船技术也逐步提高，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制造和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尽管左宗棠于福州船政局成立之际前往陕甘赴任新职，难于对该局直接掌控，但此后他对该局的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特别是他对于成立该局的开创之功，更是不可磨灭的。
兰州机器织呢局是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创办的一个重要民用企业。左宗棠一向重视发展中国自己的民用工业。早在筹议创设福州船政局之时，他就提出：“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就任陕甘总督后，他决心将此主张付诸实行。
光绪三年（1877年）冬，收复新疆的战事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时，左宗棠属下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用自制的水轮机试制“洋绒”成功，并将“呢片”一段呈验，左宗棠看后大为称赞，遂派专人留意从国外采购织呢机器。第二年，讨伐阿古柏平定新疆的战役胜利结束，左宗棠便上奏清廷，正式提出在兰州设立织呢总局的请求。经批准后，从德国采购的机器和聘请的技师等，陆续到达兰州。经过两年的筹建工作，到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年9月16日），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当此年十二月左宗棠离任陕甘总督时，在他向清廷的奏报中说：“兰州织呢局结构宏厂，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在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并提出对该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由接任自己职务的地方大员，“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劝”。显示出左宗棠对该局今后的发展，十分关切和牵挂，并寄托着很大的期望。
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于戎马倥偬之间，于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后，又创办了兰州织呢局，使之成为我国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近代纺织厂。因此，他不愧是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起步中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
四、收复新疆 铸就丰碑
同治三年（1864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发生了回族、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反清斗争过程中，一些地方建立了由当地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领导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有的相互争斗，形成若干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南疆重镇喀什葛尔（今喀什市）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等，为在割据斗争中取胜，竞不惜背叛祖国，引狼入室，向中亚浩罕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乞援。次年，阿古柏悍然率军入侵中国新疆，攻占了大片领土，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洪福之王），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掠夺和残暴统治。
当阿古柏入侵占据新疆之际，早就阴谋鲸吞新疆的沙皇俄国，便利用新疆的混乱局势，以实现其侵略野心。同治五年（1866年），浩罕向沙俄臣服，成为附庸。俄国在塔什干设总督府，竟非法宣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此后，沙俄又与侵占新疆的阿古柏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并给予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力。同治十年（1871年）夏，沙俄借阿古柏侵占北疆之机，以帮助清政府“防乱”和“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悍然出兵强占我新疆伊犁地区，并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公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此后，俄国商货、军火不断输入南疆。
英国为对抗沙俄，阴谋侵占新疆，也采取支持阿古柏的手法。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与阿古柏订立条约，承认阿古柏所谓“哲德沙尔国”为“合法的独立王国”，由此换取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驻使等特权。此外，英国还送给阿古柏大批枪支弹药，以示支持。这样阿古柏非法政权已成为英、俄分裂和肢解中国新疆的傀儡。
清政府感到事态严重，命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方交涉新疆伊犁收回事宜。俄方百般推托，避而不谈交还伊犁问题，反而节外生枝，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当时，由于日本侵袭我国台湾，东南沿海形势顿形紧张，朝野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因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强调海防的重要性。但他却提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鉴于用兵饷费困难，主张“移西饷以助海防”，并放弃新疆。左宗棠不同意西饷东助，据理力争，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力主收复新疆。他反对李鸿章放弃新疆的意见，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中国西北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极力主张出兵平定乱局，收复新疆。清廷接受了左宗棠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决定先消除阿古柏，而后解决收回伊犁的问题。
左宗棠接到任命后，全力以赴，积极备战。经过整编和调整，他统帅下的西征军约有八万人左右，又多方设法筹措军饷，采购军粮、军火等作战物资。在详细调查分析新疆地理与气候环境、政治形势、敌情与民情等作战条件的基础上，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用兵方针。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份，坐镇肃州的左宗棠，命令总理行营营务的大将刘锦棠，率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很快打响了收复新疆的正义战争。
这年六月底，刘锦棠在各路人马的配合下，收复了敌人据守的“新疆关键”乌鲁木齐。南来行至达坂地方的阿古柏援军，闻讯退走，据守北疆其他据点的敌军也纷纷南逃。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西征军攻克玛纳斯南城，至此除为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西征军就收复了北疆。沙俄曾派出代表团到南疆和阿古柏进行谈判，企图割去新疆西南部的大片领土和重要军事据点。西征军的迅速挺进，粉碎了沙俄的图谋。光绪三年（1877年）春，西征军开始向南疆进军。到此年初夏，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各路大军连克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等城，摧毁了阿古柏精心布置的防线，歼灭了他的主力部队。阿古柏仓皇逃到库尔勒，“日夜忧泣”，“饮药自毙”（一说为部下所杀）。英、俄又扶植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汗，继续顽抗。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遵照左宗棠的全局布署和指令，在刘锦棠的具体调度和指挥下，西征大军继续发起攻击，并于光绪三年九月初至这月中旬，接连克复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库尔勒、库车三城，救出各族难民十万左右。接着，在城中维吾尔族人民的配合支持下，大军不战而下阿克苏。此后，刘锦棠分兵三路，直捣南疆重镇喀什噶尔。这年十一月十四日（1877年12月18日），沦落敌手十二年的喀什噶尔重回祖国怀抱，受英、俄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势力的巢穴被彻底摧毁。此前伯克胡里等放火烧城，裹胁中国居民五千多人向俄境逃窜。此后刘锦棠亲率步骑，连克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至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西征军光复和阗（今和田），处决了叛国分子金相印。至此，左宗棠率军讨伐阿古柏之战胜利结束，西征大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领土，英、俄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国、吞并新疆的阴谋宣告破产。这一胜利，为清政府与沙俄谈判收回伊犁，创造了有利条件。
沙俄强占伊犁后，谎称是为清政府“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阿古柏覆灭后，清政府多次与其交涉，要求收复伊犁。俄方提出种种借口，拒绝将伊犁交还中国。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与俄国政府交涉收回伊犁问题。昏庸的崇厚在俄方的胁迫愚弄下，竟于次年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虽然其中规定中国收回伊犁，但实际收回的却是险要尽失、三面受敌的伊犁九座孤城，并丧失了大量领土和许多政治、经济权益。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舆论大哗，要求惩办崇厚，改订条约。清政府在朝野压力下，将崇厚革职拿问，并照会沙俄政府，拒绝承认崇厚与俄方订立的条约，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兼驻俄公使，前往俄国谈判改订条约。
得知清政府派使改签条约的消息后，沙俄一面集结陆军数万，陈兵伊犁，以武力相威胁，一面调动军舰来中国海面挑衅，进行讹诈。于是，清政府再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筹南北战守”。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底，左宗棠率亲军离开肃州，道出嘉峪关，于五月初八（6月15日）抵达新疆哈密，临阵指挥属下各军积极奋战。从肃州出发时，体衰患病年近七旬的左宗棠，特命部下携一口棺材随军伴行，以示誓死收复伊犁的决心。他进入新疆率军积极备战和已在新疆取得的胜利战果，给予在俄国谈判的曾纪泽极大支持。谈判中虽然俄方不断提出无理要求，并以开战相威胁，但曾纪泽临难不惧，据理力争，尽量索回被崇厚出卖的大量权益。经过艰难的谈判，光绪七年五月（1881年2月），曾纪泽终于在彼得堡与俄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据此，尽管俄国仍划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南以北原属中国的不少领土，并获得赔款900万卢布（合白银500万两），以及在嘉峪关、吐鲁番派驻领事和俄商在新疆各地贸易暂不纳税等特权，但被沙俄强占十年之久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
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年11月17日），在左宗棠等有识之士的一再呼吁和建议下，清政府在新疆开置行省，设立州县，同时接受左宗棠的奏请，任命刘锦棠为新疆第一任巡抚。由此，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密切，边防的安全进一步得到巩固。
五、晓畅兵机 稳操胜算
左宗棠出山主持湘幕之前，早已在兵学上学有专成，并且有深厚造诣。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提出“固守持久”等抗击侵略者的高明建议，就显示出他在军事修养方面的过人才华和出色智慧。主持湘幕后的八年期间，他的才华和智慧得到进一步发挥，从而名噪一时。当时，胡林翼评价他是“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又说他“精熟方舆，晓畅兵略”。曾国藩极力向清廷保荐，让他担当重任，也说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此后，左宗棠得以独立统帅军队，南征北战，驰骋战场三十余年，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大显身手，屡获胜局，且“终身鲜有败事”。在险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由于左宗棠能够做到晓畅兵机，稳操胜算，因此他一生很少遭遇重大挫折，更未像曾国藩那样，使自己和所率湘军多次面临绝境，甚至几乎全军覆没。虽然作为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未见他撰有系统、专门的军事学著作留给后人，但他以晓畅兵机、稳操胜算为基本特征的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其中展现的丰富军事思想内容，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借鉴。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左宗棠军事思想中最富特色的部分内容，略予介绍和评说。
其一，在左宗棠参与的各次重要战役之前或战役之中，他总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用兵方针和致胜方略。如主持湘幕之际，为了镇压太平军等人民抗清斗争，他便提出了“外援五省，内清四境”的有效方略。此后，当他率领“楚军”进入景德镇一带之前，曾高瞻远瞩，向时在祁门大营的曾国藩建议：若消灭以南京为都城的太平天国，“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而不可直击为太平军攻占的苏州地区。否则，“如击长蛇之腰，妨其首尾相应”，应当“越中有一军”，在浙江攻击太平军，以便对太平天国政权形成合围之势。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在此后消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果然实现。左宗棠任职陕甘总督后，他又提出了“先捻后回”的围剿方针。当西捻军跳出他在陕西布置的包围圈，后被各路清军围困在直隶、山东交界一带时，他建议清廷将各路清军统一调度，划分为“近防之军”（按：即防卫京畿之军。）、“且防且剿之军”和“进剿之军”三个部分，使各路清军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以免“顾此失彼”。这项建议被清廷采纳，从而加速了西捻军覆灭的进程。在平定陕甘回民军的过程中，左宗棠制定了“先秦后陇”和“固秦归陇”的用兵方略，并特别向部下强调，要克敌制胜，“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谋”，指示他们“必食足兵精，始可进讨”。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等基本战略方针和进军策略，均在此次正义战争中得以贯彻和实施，并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战果。
左宗棠不仅善于制定关系战役全局的用兵方略，而且他又能提出具体贯彻、实施这些方略的有效军事部署和作战步骤，以期达到整个战役最终获胜的目的。如前所述，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过程中，他将攻取马化龙据守的金积堡，作为“首攻”目标和“西事枢纽”，从而达到了“威震全陇，乃收全功”的战略目的，便是重要例证。再如，当他准备派军出关去新疆收复失地之际，军队粮饷供应遇到极大困难，而清廷却一再催促，命其指挥大军迅速出关作战。对此，他认为“匆促成行，殊非妥策”。于是一面设法应付清廷的催逼，一面按照既定方针，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筹集所需粮饷。他派人分头采买粮食，又指示统领张曜先行出关，在哈密办理军屯和民屯，开垦土地，增加粮食自给能力。针对运输困难问题，他还因地制宜，实行官运、民运相联合，用车载运和用骆驼驮运并举等方式，开通了一条有效的运输线，并在大军进入新疆的前沿地区，设立了多处粮站，终于筹集转运了2400多万斤粮食。为了解决每年多达数百万两的军饷缺额，经左宗棠再三催促和据理力争，清廷决定从户部海关税中拨给200万两，严令协饷各省和税关，在三个月内解齐援疆军费300万两，又准许左宗棠自筹外债500万两，从而解决了军饷短缺的难题。左宗棠将筹足粮饷置于收复新疆军事部署的首要位置，并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先行解决，然后才出兵“进讨”，这完全符合“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军事原则，正是他贯彻“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收复新疆战略的关键步骤，也是他用兵之道十分精明的突出表现。
其二，面对“瞬息千变”的战场形势，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左宗棠用兵之道中又一项重要军事原则。因此，《清史稿�左宗棠传》的作者评价其一生军事活动时说：“宗棠用兵，善审机，不常其方略。”除了前述各次重大战役他都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外，在每一次战役当中，他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署，酌情改变既定步骤，以期达到最佳作战效果。如他率军与太平军争战于江西、安徽、浙江边境地区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由清军占据的开化城一带南下，反攻衢州、江山，并约定各路太平军会集遂安城，准备先期攻占开化县城和开化城北的马金镇，企图对左宗棠所部清军形成长期围困之势。左宗棠本打算亲率部队援助衢州、江山守军，但他依据形势的变化，认为衢、江守军“进攻不足，守自有余”，决计“不如趁势先攻遂安”，乘李世贤所率太平军“未集之先剿之”，于是立刻调回援助衢州的部队，“回攻遂安”。经过一番战斗，左宗棠挥师攻占了遂安重镇。此举迅速、突然，出敌意外，出奇制胜，破坏了李世贤的反攻计划，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此外，当左宗棠不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时，他便指示所部将领要机动灵活，抓住战机，自行决断，消灭敌人。他说：“唯兵机瞬息千变，相距太远，未可遥制。本部堂年来于江、皖、浙边界地势均曾留心，亦不敢遥为调度也。”左宗棠深悉“兵无常势”之理，并时时注意将此理运用到作战实践中去。晚年他总结自己的用兵之道经验时，曾强调说：“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左宗棠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起义者的通称。对国内起义者来说，显然是一种污称。）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
其三，在左宗棠的用兵之道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他特别重视进击敌人过程中对军队后路的部署。如当他率军对抗太平军之初，他嘱咐部下对敌人要“节节攻剿”，“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乃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他认为负责后路防守和护运任务部队的作用，与负责冲锋陷阵前锋部队的作用，同等重要，不可忽视。他向将领们强调：“至战阵之事，非前敌摧锋陷阵不能成功，非后路防守护运严密稳固，前敌不能放心猛打，两者相需，劳绩相等。前敌功成，后路各军营必当一律保奖。”当他指挥大军出关作战收复新疆时，他更是一再指示部下，注重后路布置。他对大将张曜说：“拟即出塞，必将后路妥为布置，乃免意外之虞。”又对其他将领说：“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当担任总统各路大军任务的刘锦棠准备率军进兵南疆之际，左宗棠指示他说：“南路军务恐仍是缓进急战之局。以斯时局势言之，亦不能急。惟须将后路布置周妥，先立于坚固不摇之地，则千钧之弩一发便中机会矣。”正是执行了左宗棠的这些指示，处于艰苦环境中作战的征西大军，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士气，部队在首尾相顾中层层递进，很快收复了新疆。从以上左宗棠注重后路布置的指示中可以看出，这不仅是他用兵之道的特色之一，而且也是他晓畅兵机与稳操胜算的又一重要表现。
其四，在长期征战中，左宗棠能够多获胜局，“终身鲜有败事”，从主观条件上说，除了他具有深厚的兵学修养外，还因为他每于临战之际，总是对战争环境和作战条件尽力进行调查，详细、深入地加以分析，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然后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用兵方略和施行步骤。正如他所总结：“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勿庸多作说明，左宗棠的上述总结，正是他晓畅兵机的重要例证，也是他一生用兵能够稳操胜算的重要原因和真实写照。
其五，在左宗棠的军事实践中，除了用兵精明外，治军严谨也是一项颇具特色的重要内容。通过他的认真治理和调教，使他统帅下的军队做到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纪律严明，能攻善守，从而成为他能够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根本凭据。其治军严谨的主要表现本文仅略述一二，聊备参考。
首先，在选用将士上，从实战需要和便于驾驭出发，左宗棠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如在楚军初建时，他所委任的营官，几乎全是他所熟悉、信任的人员，并且都是朴实勇敢、行伍出身的军人。当时，由他开列了一份楚军营官的名单，向曾国藩报送介绍说：“查有副将崔大光，久历戎行，最为勇敢；游击李世颜，人素勇往，久经战阵；游击罗近秋，久历戎行，明干勇往；都司黄有功，技艺素优，人尚朴实；都司戴国泰，朴实老成，人尚勇敢；都司黄少春，朴实勇敢，迭著战功；都司张志超，朴实勇往，屡经战阵；千总朱明亮，廉干朴勇，胆识素优；从九张声恒，朴诚勇敢，深知战事，堪资委任，合行札委。”同时，左宗棠又要求他们去遴选“屡经战阵”的百长、大旗、什长等，并招募兵勇，规定：“凡勇夫人等，务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鸦片）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后来，尽管左宗棠统帅的军队规模不断扩充，将士数量越来越多，但他选用将士的标准基本未变。如得到他重用的大将刘松山即是行伍出身，但在他眼中，此人“战功卓著”，“识量恢闳，心地笃实，宽而有制，严而不苛，与人共事，从无居功诿过之念，各统将素所倾服。”因而被他委任为统领步军的翼长高级职务。原河南地方清军嵩武军统领张曜，曾是被人讥为“目不识丁”的一员武夫，但却被左宗棠在围剿捻军的战役中慧眼相识，奏调前来西北帮助军务，并委以重任。他认为张曜“才长心细”，在收复新疆战役中，将屯田、筹粮、运输等大权交付于张曜，并命其率军担当后路重任，与刘锦棠前锋大军配合同进，“相得益彰”，立下大功。可见，在选用将士的标准上，左宗棠看重的是忠实可靠，人品端正，勇敢善战，与曾国藩湘军将领们都是湘乡同籍，且多是拥有科场功名的文人，有所不同。另外，左宗棠对李鸿章淮军选用将士的情况也不以为然，他曾向人表示说，应当“择用驯良之将”，而“不能效淮军之杂收骁悍，专顾目前也。”
其次，左宗棠治军严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他统辖下的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如他在《楚军营制》中规定了“行军必禁”，要求将士一律遵守。其中有：“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吹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买民货，皆当严禁。”还有：“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倘有不遵，仰营官随时查办。”又规定军中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等等。针对各兵种的不同情况，左宗棠制定了相应的规矩，对步队、马队、炮队将士行军、打仗、宿营都有纪律要求，不准违犯。如对马队长官，要求他们每夜必须躬亲阅视教导部下，发现“有不如法者，初次训饬，二次棍责，三次革粮”。此外，大营还要“派员专司巡察，察出各队中有喂养战马“不如法者，惟营总是问”，视其过错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或革职处分。
左宗棠经常向部下申明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注意搞好军民关系。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因提督王衍庆所部军队违犯规定，破坏群众纪律，左宗棠将其革职辞退。两年后，他以此为例提醒提督刘端冕等将领，要他们向部队“申明纪律，除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敢故犯，准随时军法示惩。”对于搞好军民关系的重要性，左宗棠有自己的认识，他曾强调说：“杀贼所以保民，保民而后可以杀贼，一定之理。伸明约束，且练且训，令赳赳之士皆知爱民敬上之意，守则固而战则克，亦不难矣。”这里，他将起义人民视为贼，而他所说的民亦非单指广大劳动群众，其认识当然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他揭示的军队为保民而战，只有保民即维护人民的利益，从而搞好军民关系，得到人民的拥护，军队才能更好地杀敌制胜，这样一番道理，却是十分深刻而值得今天我们借鉴的。
再者，左宗棠能够做到治军严谨，使所率部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军纪严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以身作则，爱护将士，并能与将士同甘共苦，从而为在全军发扬正气树立了榜样。如他率部行军时，自己从不住公馆，而是住在营帐中，和将士过一般的生活。有一年严冬季节，他已年过六十，兰州道员蒋凝学知他住在前线行营，劝他好生保养，到兰州住总督衙门，仍可指挥战事。他未听其劝，并在回复中说：“前敌诸军冒雪履冰，袒臂鏖战”，自己“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左宗棠一生廉洁奉公，从不将公家财物挪为私用，却常常慷慨解囊，用自己的薪俸帮助遇到困难的将士。他手下将领刘典，曾为出兵新疆帮办军务。刘典家人在老家有一间店铺，借以维持生活，但因经营不善忽然倒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立刻命人从自己薪俸中拨出一笔款项，作为刘典家人补贴生活之用。后刘典在兰州病故，他身后的一切开销都由左宗棠承担起来，大概用去了薪俸六千两银子。不止于此，平时如遇打仗特别奋勇出力将士阵亡或伤重身故，家境困窘，左宗棠常在官方规定抚恤之外，再自己掏钱资助他们的家属。在《楚军营制》中，有长官体恤下级兵勇的规定，如“有兵勇、长夫受伤、患病，该管营哨各官以及什长均宜照护，不得已，搬抬出营，尤宜派人服侍汤药。营官亦宜酌量犒赏，务使病者、伤者不受亏苦。”执行这些规定，左宗棠以自己的行为率先垂范，必然对全军纪律严明、将士用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值得提出的是，左宗棠在率军征战过程中，之所以能够“鲜有败事”，几乎每战必胜，除了因为他用兵之道精明与治军严谨，还在于他对主持战事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前面所述出兵新疆的战例和他所作的用兵经验总结，已足以说明，临战之际，他对战场条件“审之又审”，算之又算，从不马虎，既不打无准备之仗，也不打无把握之仗，为此他宁可遭到清廷的催逼责备，也决不迁就而提早发兵。他常提醒前敌将领，在办理军务和指挥战事上，要“慎之又慎”，不可掉以轻心，并常说“耽迟不耽错”，即战机尚未到来之前，军事部署没有完成之时，决不轻举妄动。他曾对部下强调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其实，这正是左宗棠能够在战场上作出正确决断和部署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谋划一切战事并能克敌制胜的要诀。而左宗棠这种对待战事的慎重态度，来源于他效忠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心与使命感。当他接近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二三年间，他仍然拖着衰老和病重的身体，忙于军务和政务，很少养病停歇。当中法战争爆发之际，他命老部下王德榜招兵买马，购置作战物资，率军开往前线，自己则先后以两江总督兼办理南洋事务大臣和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身份，巡视江苏、福建沿海防务，采取各种措施，防备法国侵略者的进犯。他还向朝廷表示，要求亲自到广西云南边防及台湾前线率军御敌，并慷慨陈词：自己“有生之年，皆报国之年”。真可以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实在令人钦佩和敬仰。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病逝于福州任所，享年73周岁。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杰出才华并对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