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综合篇）序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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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千问

综合篇

《孙子千问》编委会

名誉主任：苏毅然梁步庭宋清渭韩喜凯赵承凤

主任：南兵军

副主任：齐乃贵张明友王长根季缃绮倪永康

孙其海孟祥才谢祥皓王天瑞张秋波

赖征宇邢乐成纪洪波景宇刘庆俊

王均林薛宁东荆强曹永孚周传立

孙承志丁凤云李兴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新王军王兵王东方王廷文

王国良王晓红公露露仙兆申田兆广

刘善义孙兵孙源军吕辛福杨玲

张亚欣张步明张绍柱陈福汉李鲁青

吴名岗欧阳康赵金炎周龙周兴

周淑萍周新平姜卫东徐鹏秦士杰

黄建华扈光珉韩明林韩家斌

主编：南兵军

副主编：刘庆俊李兴斌

编著：南兵军刘庆俊李兴斌马建新

序言

为什么编撰《孙子千问》

南兵军

山东孙子研究会于2011年12月12日换届以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确定编写一部适合广大群众尤其是兵学爱好者阅读，集综合性、知识性、通俗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系列丛书，名之曰《孙子千问》。此书包括《综合篇》《身世篇》《文本篇》《体系篇》《应用篇》《影响篇》，而且随着孙子兵学文化研究应用的深入，还会视情续加。当时，也有人担心：现在书店里、网络上关于孙武和孙子兵法的书籍多得数不胜数，看都看不过来，编撰《孙子千问》这样的丛书会有读者和市场吗？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也为我们如何更好地为这部书定位，如何进一步提高丛书的质量，如何赢得市场和更多的读者，提出了警醒和方向。这实际上，也应该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第一问，为什么编撰《孙子千问》？

知兵之始在于问

俗话讲，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学问，学问，要学必然有问。要了解掌握军事科学理论，毫无疑问地必须始于问题。孙武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兵圣”。他给世人留下的那部《孙子兵法》，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部价值连城的伟大军事理论著作，有着“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的美誉，有见识的学人和政治家称之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明人茅元仪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意指在孙武之前，中国兵学的一切成就，其精华尽收于《孙子兵法》之中，无所遗漏；在孙武之后，中国历代言兵者，又都不可能脱离《孙子兵法》而独自为说。《孙子兵法》这么大的“学”，我们怎能不“问”呢？“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读了孙子的十三篇后，曾深情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院校，都应该把《孙子兵法》一书列为必修课。”

我们的古贤有着善于提问的特点。《论语--八佾》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个典故是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这种提问式学习方法和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乃至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编撰《孙子千问》，无疑受到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和《一千个为什么》等书籍的影响，将蕴含在《孙子兵法》中的古代兵学知识、战争理念、军事战略、心战谋略、治军方略、军事哲学等，用“有问必答”的方式和“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思路，尽力满足读者“知兵”的欲望。浩瀚的孙子兵学不可能单纯的“提出问题”就能“解决问题”，但“问”得鲜明、巧妙、含金量高，就会引人入胜，就会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就会使问题不断地迎刃而解。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一个欲望满足了，又有新的挑战在等待。我们希望在兵学知识的海洋里，永远都有提不完解不尽的问题。

解谜之需在于问

在中国古代的伟大历史人物中，孙武是最具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人物之一。之所以“传奇”和“神秘”，是因为在历史上他曾经引起许多争议，这其中包括他的家世、生平、结局、著作等等，当然也包括对他的评价。有人说，孙武和他的兵法“浑身”都是“谜”，这话虽有些夸张，但在一定意义上，也道出了实情。因为孙武距离今毕竟2500多年了，加之关于他的史料特别匮乏，谜团之多在所难免。如，

谜一：孙武生当春秋末期，约与孔子同时而略晚，一生最辉煌之处在吴国荐十三篇当将军。但成书于战国初期且专门叙说春秋时期军政、社会史事的编年史——《左传》，竟只字未提。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千里伐楚，五战入郢，惜墨如金的左丘明用了千余字以细致叙说，但始终未见孙武之名。同样是由左丘明整理成书的《国语》。其中的《吴语》《越语》部分，对吴越战争做了详尽叙说，甭说没有阐述孙武的事迹，连孙武之名亦未见。

谜二：《孙子兵法》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兵书，从西汉到南宋前期，没有人提出过疑义，但后来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都发生了疑问，长期众说纷纭，争论辩诘延续了千年之久，争到最后，连孙武有无其人都发生了问题，虽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使“千年聚讼”变为“一朝得释”。然而仍有学者认为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

谜三：按照司马迁《史记》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闔庐。闔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却明确之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这其中的缘由何在？

谜四：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孙武是因为齐国发生四姓之乱而离开齐到了新兴的吴国。至于四姓之乱与他有何关系，他是何时离开齐国，又是何时到达吴国，同行者是谁，走的那条路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缺乏记载，难以详考。

谜五：史书上记载孙武为“齐人”（《史记》），“食采于乐安”（《新唐书--宰相世系三下》），不知后来怎么出现若干个“乐安”的“孙子故里之争”？孙武有没有后代，子嗣在哪？孙武究竟生于何时，晚年如何，死于何地，为何而死？应该说，这些都“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

还有一些谜疑也值得揭开，如，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关于“《孙子兵法》82篇”的争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会把《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混为一谈？等等。

编撰《孙子千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上述等一系列的“谜”“悬”“疑”案发掘出来、整理出来、揭示出来，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单纯吸引人们的“眼球”，更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还原于历史真相，还原于基本成型的定案之中，同时展示新的研究成果，以澄清笼罩在孙武及其兵法身上的迷雾，以解除萦绕在人们心中的种种疑团，以纠正孙子兵学研究应用中的某些错谬。对于一时难以定论，争议仍然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将客观地把各种意见摆在当面，给读者留有比较、鉴别、考证的余地和空间。

普及之用在于问

《韩非子--五蠹篇》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也就是说，早在战国末叶，孙子和吴起的“兵法”已非国家密藏，而流入民间了。当然，这个“家有之”不是说家家都有，是指的家大夫，那都是有身份的人。司马迁也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就是说，打仗的人都在学习和应用《孙子兵法》。到了宋朝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神宗为了适应选举武举的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下令编著《武经七书》，武经就是军事学的经典，《孙子兵法》就列为武经之首。由此看出，从战国到宋朝，《孙子兵法》在民间尤其在军界就有相当的普及度了。只是后来由于兵学在历史上仅是用以助人获得战争胜利、夺取政权，因而它在中国各专制王朝迭相统治的封建时代，孙武及其兵法并没有像孔子及《论语》一样受到历代尊崇与奉祀，《孙子兵法》的普及面自然就远远低于《论语》。多年来，孙子兵学文化的研究应用大都局限在学术领域和军事领域，人们无形中对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神秘感，自然也就影响到孙子兵学文化走入民间，走向大众。如今，“孙子热”方兴未艾，风靡世界，兵法爱好者日益增多，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伴随着战争、和平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古今中外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及爱好者，他们越来越感受到了《孙子兵法》的魅力，使其成为“谋略”“智慧”“哲理”“修养”的化身。

历史上，人们每每称道“学术下移”。我们编撰《孙子千问》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做好把兵学智慧送向民间的工作，进一步推进孙子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面对市场上关于孙子兵学的书籍连版累牍、层出不穷的状况，而对《孙子兵法》的解读，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孙子文化真正地为大众服务、对读者负责，做到“学术下移”，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抽样调查中，我们看到各行各业、各职各类人员中乃至海内外，都有相当多的兵学爱好者，他们期盼看到一部相对适合各类读者群体的孙子兵学普及读物问世。此读物应是综合性强、撷英聚华、雅俗共赏，提纲挈领、言浅意明、通俗易懂，问题鲜明、回答简洁、用于百姓；力求使读者在茶余饭后、工作间隙、出差路上或睡眠之前，用简短时间就能弄清一个问题，掌握相关知识。为了客观、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读者意愿，我们集中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家学者参加《孙子千问》的编写工作。专家学者们在广泛查阅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和梳理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和学术研究成果，然后面对“民间”“基层”“百姓”和“地球村”提出并回答问题。在整个撰写过程中，大家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以至于数易其稿，力求做到准确把握和准确表述，从而使此书的质量得到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我们相信，《孙子千问》的问世，将不会辜负“大众”的期望，不仅会让孙子兵学文化能够更好地面向各种读者群包括寻常百姓家，使其走进千家万户；而且能够面向地球村包括各种肤色的人群，使其走向世界。这是孙子文化的两条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殊途同归的研究传播之路。

应用之求在于问

对于《孙子兵法》，除了理论研究，很重要的在于应用。从实践论的角度讲，我们研究、精通孙子兵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不在应用上求突破、求发展，再好的研究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编撰《孙子千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围绕孙子兵学的应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历代军事将领中运用《孙子兵法》打胜仗者无计其数，见诸史书最著名的有：先秦的孙膑、吴起，楚汉时的项羽、张良、韩信，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曹操，唐初的李世民、李靖，宋代的岳飞，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刘伯温、戚继光，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上述历代名将均从当时所处的军情出发，成功地灵活运用孙子思想于战争实践。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魏文侯时，有个名叫白圭的商人，他“乐观时变”，善“治生产”，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反映出孙子思想在那时已经应用到经济领域了。随着时代进步，《孙子兵法》与多学科、多领域发生了密切关系，诸如《孙子兵法》与政治，《孙子兵法》与历史，《孙子兵法》与外交，《孙子兵法》与地理，《孙子兵法》与哲学，《孙子兵法》与管理科学，《孙子兵法》与心理科学，《孙子兵法》与文学，《孙子兵法》与语言，《孙子兵法》与数学逻辑，甚至《孙子兵法》与系统论等，都有相当多地应用性研究。特别是《孙子兵法》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工程建设、体育竞赛和医学医药等方面的应用，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上述这些内容，我们在编撰《孙子千问》的过程中，都给予了充分考虑和反映。对于当前学术界包括社会上争议比较大的诸如《孙子兵法》能不能用于商贸经营和企业管理、兵战和商战是不是一回事等问题，《孙子千问》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解答。就是说，就战争与商贸、兵战与商战的竞争性质、追求目的、活动方式包括使用手段等方面，确有很多相同之处，将军事斗争的若干重要原则应用于商战领域是顺理成章的。但兵战与商战毕竟是两个范畴的事物，犹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他们的相异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比如，战争的基本目标是打垮或消灭对方，为了实现目标，除了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不能违反以外，在交战过程中，使用的一切手段包括欺诈、诱骗、蒙蔽、操纵舆论等手段不但可以采取，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在现代商贸活动中，双方必须遵守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最注重诚信，最反对的恰恰是欺诈。又如，在兵战行为中，通常是奉行两极化思维，经过较量，不是你赢我输，便是我赢你输，但在现代商战中，人们奉行的往往是“双赢”，等等。我国台湾企业家陈茂榜，首次将《孙子兵法》中的“五事”概括为企业管理的五大原则，即“道”为目标，“天”为机遇，“地”为市场，“将”为人才，“法”为组织。“五事”并重，是他事业成功的“经营经”，同时也是把兵战与商战有机融合的范例。类似这样的应用范例，我们在《孙子千问》中给予了充分展示。

实际上，《孙子兵法》作为古代一部战争理论领域的顶峰之作，所以受到众多企业家的厚爱，其根本原因在于孙子兵法的核心是取胜、求利之道。怎样把这样的“取胜、求利之道”梳理出来，以求有问必答，也是《孙子千问》十分关注的问题。如，如何确立取胜的境界？孙武不主张简单地通过力量的直接对抗来达成战略目的，而强调潜在地或无形地使用力量，以非直接对抗的方式，达成不战而胜的境界，从而尽可能减少对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完美的结果。如何把握取胜的重心？孙武认为胜利不是靠偶然的运气，取胜依靠清晰的战略与周密的计划，胜负往往在制定战略的阶段就已经决定下来；真正的成功者在出手之前就已经胜利，失败者则总是在仓促进入情况后才企求侥幸取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等等。如何实施取胜的谋略？孙武反对陷入长期的对抗之中（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提醒人们认识竞争背后的巨大风险（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主张把决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防止在关键时刻头脑不清醒（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如何采用取胜的策略和方法？孙武提倡灵活地采取权变之策（因利而制权）；主张培养创造性思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要了解对手，了解自己，了解所处环境（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强调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利用外在态势，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力量（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等等。相信这些都会给孙子兵学的应用者实践者以启发和裨益。

影响之深在于问

在东西方文明还很难融合的情势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春秋战国时的一部古兵法，能够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认同，并且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思想魅力和影响？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编撰《孙子千问》中极力想回答的。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纳森●波拉克在1989年中国山东举行的首届国际《孙子兵法》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美国许多学者和战略家公认孙子的军事战略思想蕴藏着伟大的智慧，深入理解孙子的思想必使美国的军事思想和战略工作受益。但一切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制度、环境和历史制定它们的计划和政策……孙子的思想并不拘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他的思想需要按照具体的事件和时间进行估量与运用。”这段论述从一定意义上，回答了上述问题。就是说，《孙子兵法》对世界的影响既有共性的又有个性的。所谓共性的，就是“孙子的军事思想蕴藏着伟大的智慧”；所谓个性的，就是孙子思想的运用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历史出发，“按照具体的事件和时间进行估量”。据了解，《孙子兵法》最早影响的一个国家是日本。由于一衣带水的毗邻关系和语言文字的便利，秦汉之际中日两国已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史书确有记载的、被视作《孙子兵法》携归日本“第一人”的，是唐朝中叶日本奈良王朝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他从公元716年以留学生身份随第九届遣唐使来到唐都长安拜师开始接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到19年后学成将孙吴兵法带回国，又到公元752年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度赴唐深造，再到公元760年他以太宰府大贰之职传授《孙子兵法》，并带“研究生”，直到他于公元764年灵活运用孙子思想在平息惠美押胜的反叛中大举获胜，开了日本军事史上成功运用《孙子兵法》的先河。日本的战国时期、明治维新时期、日俄战争时期等，名将辈出，胜利迭起，都与《孙子兵法》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伙同德、意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日本军、政界的首脑已将孙子思想置诸脑后，结果导致战争的失败。对于此次大战中日本的战败，当代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不无遗憾地指出：当年发动战争，“原以为有办法的”，“只要实行神化战术就能取得胜利”，“结果日本失败了”。如果那时“认真学习一下这部《孙子兵法》就不会贸然发动那一场战争！”他以《孙子兵法》为准绳，从反面总结日本在二战中失误、失败的教训，既是对世间好战者的警示，也是对日本为什么厚爱《孙子兵法》的一种回答。

美国知名的当代亚洲问题学者詹姆斯●克拉维尔自1977年接触到《孙子兵法》，就爱不释手，他说：“孙子在两千五百年前竟写下了如此多的直到今天还闪耀着光芒的警句，这实在令人惊叹不已。”他在自著《孙子兵法》的英、德、西班牙文普及本出版序言中指出，《孙子兵法》之所以能深深打动他，其原因有三：其一，是这本非凡的著作在两千五百年前阐述的许多真理，今天依然可用。他说他真诚地认为，《孙子兵法》过去若为当代的军、政领导人所认真研读，那么“越南战争就不会是那种打法；我们就不会有朝鲜战争的失败；猪湾登陆就不会发生；伊朗人的惨剧就不会出现；大英帝国也不会解体；而且，完全有可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予以避免——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两次世界大战不会打得那样残酷，无数的青年不至于被那些称为将军的魔鬼们愚蠢地摆弄，在战火中无谓地丧生”。其二，《孙子兵法》极其清楚地揭示了夺取主动权与克敌制胜的法则。其三，《孙子兵法》中包括的真理，同样指明了在军事之外的各个领域内对付冲突与斗争的取胜之道。应该说，这三条原因比较深刻而客观地解读了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广泛认同《孙子兵法》的问题。

《孙子兵法》对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影响，对朝鲜、韩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对希腊、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以及对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孙子千问》中都有比较翔实的“问”与“答”。实践证明，《孙子兵法》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它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国界，跨越了行业。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富强的国人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必然有与之相匹配的民族文化。中国人，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都在开发和运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同时，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也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被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我们编撰《孙子千问》丛书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深化理解和升华孙子兵学的过程。如今，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孙子兵法》不愧为中华千古奇书，不仅为2500年前中国就有孙子这样伟大的智慧巨人而骄傲，更为书中所蕴含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惑的思想而赞叹。我们要通过《孙子千问》的出版发行，进一步掀起弘扬孙子文化的波澜，使国人和地球村的人们汲取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精华内容，使中国优秀文化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让孙子兵学智慧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013年5月1日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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