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兵书。它虽然产生于2500年以前,却代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最高水平。其作者孙武,字长卿,被后人称为“兵圣”,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初,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祖先是陈国公子完,因避内乱逃到齐国,后改为田姓,复改为孙姓。后南下吴国,受到吴国大臣伍子胥的重视和推荐,并向吴王阖闾献上《孙子兵法》“十三篇”,经吴宫教战,被吴王任命为将军,从此纵横沙场,为吴国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兵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科学体系:全书以一个核心、三个方面、五条主线,将“十三篇”连接起来,以清楚明晰的脉络,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核心内容是“制胜”,是为一个“核心”,即:从全局出发,认识决定战争胜负的各个要素,把握克敌制胜的奥妙,驾御治军用兵的方略,一切为了战胜,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全部“十三篇”之中。三个“方面”:一是战争准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略篇;二是战争指导,重点集中于第四至第十篇;三是军队管理。五条“主线”,即:谋略、将帅、信息、心理、管理,其中谋略是克敌制胜的上乘之法,庙算、用间、诡道、权变等贯穿全篇,形成了系统的军事谋略思想。
作为东方智慧的结晶,《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孙武以辩证物主义认识论为利器,从战略之高度,总结商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发挥自己的创造天才,仅以寥寥数千言的篇幅,几乎论述了我国古代所有与军事有关的重大问题,揭示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军事规律,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基础,而且使中国古代军事科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故而其书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逻辑缜密,结构严整,能够超越时空而影响广泛久远,从而成为“兵家之圭臬”“百代谈兵之祖”。
在孙武之前,虽然出现了诸如《军政》《军志》和《司马兵法》等多种兵书,但这些兵书多为军制军法和管理制度方面的著作,有关其它军事思想,如战争观、战争指导艺术等,则不过是一些片段而已,所以难成体系。《孙子兵法》出现之后,中国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古代军事科学思想体系,而且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只有人补充、发展和完善,却无人能够超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郑友贤在《十一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说:“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明代著名学者茅元仪则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确均属有识之见。
《孙子兵法》产生于2500年前,毫无疑问地带有时代印迹。那么,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社会制度,经历了那么多的文化变革,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和动乱,其作为“兵学圣典”的地位愈加彰显?特别是在世界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战争形态不断变化,新军事变革日新月异,为什么“孙子热”反而方兴未艾?以至于风靡世界,形成了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热潮?《孙子兵法》经久不衰的魅力究竟何在呢?
其一,《孙子兵法》反映了战争的基本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
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也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孙武在“十三篇”中不仅尊重这些规律,而且深刻揭示了这些规律。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个地域发生的战争,既具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也具有其共同规律。作为战争指导者,可以在研究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战争指导方略。孙武吸纳前人的成果,总结其经验和教训,集精聚华,吸纳创新,洞悉战争的奥秘,提出了许多指导战争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击虚”“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等等。这些思想和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生命力强大而持久,所以可以为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所借鉴。
其二,《孙子兵法》形成了系统的谋略思想,使其成为指导实践的智慧宝典。谋略最初来源于兵书,谋略学的研究源于军事研究。谋略学则是人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商业等各个领域中的一门规律性科学,着重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孙子兵法》以谋略为经,以战争进程为纬,形成一个完整的谋略体系。孙武辩证地探讨了战争中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规律,阐述了战略、战术和指导战争的一般原则,集先秦“谋略学”之大成,使后人对其书常读常新,常用常成,从而倍受国内外军事界的推崇和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三,《孙子兵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基本原理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孙子兵法》来自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被战争实践所验证。孙武本人即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以兵法为指导,率3万吴军,深入楚国腹地,歼灭楚军30万之众,夺取了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又北威齐、晋,促成吴国霸业。自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历次战争中,胜战都能从《孙子兵法》中找到根据,败战也都能从《孙子兵法》中找到原因;各国君主,凡重视并认真实践《孙子兵法》者,都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后人凡经国治军讲武用兵者,总是要从《孙子兵法》中寻找“良方”和“秘钥”。
其四,《孙子兵法》的战争道德观反映了民众意愿,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孙武将“道”放在考察战争“经之以五事”之首,开宗明义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所谓“道者”,即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这里,孙武将“道义”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孙子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其最宝贵的精髓是“唯人是保”、“安国全军”。孙武对战争问题首先强调要“慎战”,如果危及国家存亡、人民生死,必须要用战争方式来保卫国家和人民时,解决问题的上策是谋略取胜,强调战争的目的不是杀戮,而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这充分体现了孙武的民本思想和他的战争道德观。这种战争观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自然得到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
其五,《孙子兵法》具有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贯穿着光辉的战争知行观。这种理性的思维之魂和知行之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书中提出的许多战略思想和原则,如“上兵伐谋”“修道保法”“有备无患”等都具有哲学的意义。孙武卓越地提出在军事范围内事物互相联系制约和矛盾对立转化的诸多范畴,如强与弱、虚与实、利与害、奇与正等,这些都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孙武在战略思想中的伟大贡献,并不在于指出战争的胜败有一定规律,而在于它指出根据矛盾对立规律创造条件将矛盾对立的形式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形式,从而把战争引向胜利。孙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我国辩证法思想三大流派(即《易经》、《老子》、《孙子》)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所谓“孙子兵学”,是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法理论及其有关学问。孙子兵学构筑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庞大体系,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多个层面,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兵学的基本内容是:反映在战争观上,主张文事武备并重,提倡慎战善战,强调义兵必胜,有备无患,坚持以战止战,反对穷兵黩武。反映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文武并重。反映在治军思想上,提倡“令文齐武”,礼法互补。主张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明,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反映在后勤保障上,提倡积财聚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反映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兵民结合,因势改制等。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理论是兵家思想的主体和精华,它的核心是先计后战,全胜为上,灵活用兵,因敌制胜;致人不致于人,做到知彼知己、因势定策、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
孙子兵学从春秋战国至明清民初,两千多年来,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孙子兵学的载体主要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文献典籍还有《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中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墨子》《孟子》《老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载历代学者、思想家的论兵文辞,政书、类书等著作中的言兵部分,唐、宋、元、明、清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史籍中所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有关事迹及言论,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兵学的瑰丽宝库。
《孙子兵法》的诞生是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成为中国兵学的源头和基石。孙子兵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广泛传播并得到运用。史书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在社会实践中,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学习、研究、运用并充实发展了孙子兵学,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兴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国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开注释《孙子兵法》之先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对《孙子兵法》的注家、评论家灿若群星,形成特有的兵学奇观。唐宋时期,《唐李问对》的问世,标志着当时对孙武若干军事命题进入全面研究阶段。北宋王朝时,皇帝下诏校定《武经七书》,尊《孙子兵法》为“武经”之首,并将“七书”作为武举考试的依据。这就使兵学经典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结束后,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孙子兵学重现生机。明清时期,面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文化传入,孙子兵学与其它中国古典文化同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孙子兵学的研究陷入较长的休眠时期。
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磨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们认识到中西异质文化对话的必要,认识到必须构建一个既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又富含西方先进文化的学术体系,以应对西方的挑战,以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军事思想领域,代表中华民族传统兵学智慧的孙子兵学重获新生。
先进军事文化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滋养官兵的精神沃土,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保障和力量源泉。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对于增强官兵凝聚力、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先进军事文化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之所以先进,是由于它深深地植根于军事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汲取以往一切进步的、科学的、合理的文化营养,从而超越一时一地的经验,成为跨越时空界限的军事文化成果。所以,总结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是建立并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军事文化。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都会产生相对先进的军事文化的代表作。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孙子兵学,继承前人成果,总结实践经验,揭示战争规律,使我国兵法学说的水平上升到全新的高度,以至于影响了我国军事文化的发展进程,推动了社会进步。奠定了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基础,对于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我们建立并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尽管起点和目标远远超越了孙子兵学的理念与实践,尽管我们面临着现代武器装备及现代战争的新特点与古代大不相同,但是,只要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孙子兵学揭示的战略原则就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孙子兵学虽然不能直接为我们提供解答新问题的现成答案,却可以提供历史智慧,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如孙子兵学关于“唯人是保”“上下同欲”等基本思想和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今天建构先进军事文化的政治基础;孙子兵学关于“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止戈为武”等有关论述,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发展军事实力、建设强大国防、实现世界和平的目标参照;孙子兵学关于军事斗争“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谋略原则,理应成为今天建设先进军事文化时牢牢把握主动权、积极面对挑战的思想武器;孙子兵学关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治力、治心、治气”等治军管理原则,则可以为今天建设军队、加强管理、提高战斗力所借鉴。
孙武与孔丘均生活于春秋末期。孔丘(即孔子,前551~前479年)略早于孙武(约生于前545年前后),二人一为“文圣”,一为“武圣”,但各自在历史上的影响却相差悬殊,不啻天渊之别。
自西汉武帝直至清代,孔丘简直可以说被历代统治者捧到了天上,封号一方面由公而侯、由侯而王,另一方面则由圣而师、由师而圣,直至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可谓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响亮。至于庙宇,也是越盖越大,越修越多,直至遍布全国,走向世界。反观孙武,可就寒碜多了:孙武具体生于哪年,不得而知;卒于何时,同样不得而知。《左传》干脆就没有关于孙武的任何记载。如果没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作传,他的事迹很可能就被两千多年的历史给湮没了(其实已经湮没了不少)。“武圣”的称号,先是给了齐国开国君主姜太公,后又给了三国名将关羽,却独独没有孙武的份。孙武在民间的影响大起来,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并且即使大了起来,也远不及孔丘。在中国,提起孔丘,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若说到孙武,知道的人其实还是仅限于一个并不是太大的圈子里,以至于不了解孙武与《孙子兵法》的人有时竟然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以为“孙子研究会”是研究“辈分”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普及开来有助于历代统治者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孙子所代表的兵家文化若普及开来则会有碍于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礼义教化的国度。两千多年以来,从汉高祖刘邦接受陆贾采用儒学治国的建议开始,经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经其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不断实践,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终于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主要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状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经王朝的不断更迭,但却只见其盛,不见其衰,以至于最后几乎到了读书人但晓儒学而老百姓则只知孔、孟的程度。其实,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里,有许多内容同样不利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孟子的许多思想就更是如此,但这些内容都被历代统治者逐渐改造、削弱以至于阉割掉了。所以,儒家文化发展到最后,几乎完全成了统治者愚弄和控制被统治者的工具,它原来所具有的许多闪耀着璀璨夺目光彩的思想内容几乎看不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之打倒“孔家店”的活动,虽然绝对化了一些,但与上述事实却不无关系,只是这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冤枉了孔丘他老人家的。
在诸子百家文化中,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文化是极具特殊性的。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兵家文化具有显著的实用性——兵法是统治者夺取天下、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夺取天下、建立政权并进一步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不可不重视军队建设,不可不深入研究用兵韬略,也不可不断研制和改造自己的武器装备。二是兵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即统治者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在古代社会一般来说除了通过武力而别无其他选择,并且即使是所谓的“禅让”,也必须靠武力做后盾。所以,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三是兵家文化具有公用性——这是它的最为特殊的地方,即统治者可以用它的思想方法和谋略原则夺取天下、巩固统治,被统治者也可以运用其推翻他们的统治,而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有利于统治者加强自己的思想统治。兵家文化的这些特点,使得所有统治者对其不得不采取一种看似矛盾而实则统一的态度,即: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研究、整理兵家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却又秘之藏之而不肯弘扬之普及之,并且尽力限制其在民间的传播。例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建立不久,朝廷就曾命张良与韩信整理兵法著作,但整理完之后,即藏之秘府。后来,诸吕企图取代刘氏而拥有天下,曾“盗取之”——连作为皇亲国戚的吕氏一族要看尚需“盗取”,其在民间的禁控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神宗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订《孙子》《司马法》《吴子》《六韬》《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即后来所说的《武经七书》),但那是为国家编定的武学教材,而不是推荐给百姓大众的兵学普及读物。
如此看来,孙武的影响远不及孔丘,也就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那么,孙子的兵家文化与孔子的儒家文化能否相提并论呢?回答应是肯定的,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基本上各自代表了世间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它的政权不仅要取之,而且要守之;取之主要需用“武”的一手,守之则主要需用“文”的一手,文武兼备,相辅相成。所以,当年陆贾曾明确地对刘邦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和如何谋事的问题,而兵家文化的精要所在,恰是善谋成事的制胜之道;儒家文化的长处之一,恰是善于教人如何修身立命。
由此看来,无论对于一个统治集团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尤其是在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兵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有如鸟之双翼和车之两轮,均不可偏废——倘若一旦偏废,则政权将走向衰亡,人则难以立身。所以说,孙子文化与孔子文化,不仅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必须相提并论。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为经典的兵家著作。它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和方法论的深度,以极其简洁精炼且富有文采的语言,深刻揭示了战争这一客观事物的种种内在规律,并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如何恰当把握、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各种思想、原则和方法。它的许多思想和原则,如战争地位与重战慎战的思想、庙算决策与先知全知的思想、伐谋伐交与胜而后战的思想、军政一体与安国全军的思想、军事经济与后勤管理的思想、为君之道与将帅选任的思想、军队训练与士卒控御的思想、奇正并用与出奇制胜的原则、避实击虚与与战胜不复的原则、我专敌分与并敌一向的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等等,可谓精辟深邃,宏博富赡,辞约而义丰,言近而旨远。
常识告诉我们,人世间的各种事物,不仅有着广泛而普遍的联系,而且其道理往往是相通的,这就使得《孙子兵法》所阐发的关于军事与战争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具有了普遍适用的特点。由于具有这样的特点,《孙子兵法》便不仅可以跨越时间,对后世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起到哺育和培养的作用,而且也可以超越空间,对不同领域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孙子兵法》的这个特点,其实也就是李瑞环所说的人类文明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特点”(李瑞环:《必须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与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部分中外代表座谈时的讲话》,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2期,标题系编者所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所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谋求事业成功的学问,而《孙子兵法》则称得上是一部产生于两千数百年前的“成功学”。至于这部“成功学”的精华所在,则是善谋制胜之道。而“成功”“制胜”,则是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人都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古代兵书经典中的经典,军人自然要认真地学习它和借鉴它,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当战争来临之时不仅要敢战,而且要善战,既要有不畏任何强敌的勇气,还要有能将任何强敌击败以至消灭的本领。如此,不去请教和钻研被称为“兵家圭臬”和“百代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怎么能行呢?两千多年的历史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自《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历代所有有所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如孙膑、尉缭、韩信、赵充国、曹操、诸葛亮、李世民、李靖、王安石、何去非、岳飞、戚继光等,包括孙中山、毛泽东以及我军一大批著名军事家如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等,没有一个不从这部旷世经典中汲取教益的。再者,《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战争观、战略战术原则、治军原理、将帅修养等,是经久不衰的基本法则,必须贯彻于军事斗争实践的全过程,是优秀军人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领导干部所以需要学习借鉴《孙子兵法》?因为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决策和管理的问题,而《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有关决策和管理的思想,会给予领导干部们以深刻的教益。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7页)“出主意”,指的当然是“多出好主意”,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要多谋善断”;“用干部”,指的当然是“选好和用好干部”,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要知人善任”。而《孙子兵法》所深刻阐发论述的决策思想和任将思想,实为领导干部们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理论武器和思想钥匙。作为一代伟人、一名取得极大成功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学习和借鉴《孙子兵法》并将其灵活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方面,为领导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各级领导干部应向毛泽东学习,像他老人家那样活学活用《孙子兵法》。
企业家为什么需要学习《孙子兵法》?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商场如战场。也就是说,商场中的诸多情形,与战场上的诸多情形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比如,战场上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商场中各种情况同样错综复杂;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商场中形势同样瞬息万变;战场上有利时机或隐或现稍纵即逝,商场中有利时机同样会或隐或现稍纵即逝……所以,企业家除了存在一般的决策、管理、用人等方面的问题外,还需要从极为复杂的商情中及时捕捉商机,正确地采取措施,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如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企业家同样需要“避实击虚”,同样需要“出奇制胜”,同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两千多年前的白圭“乐观时变”,仿“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进行经营,遂成为一代巨贾。与之大致同时代的著名谋略家范蠡,在帮助勾践灭吴之后隐姓埋名,浮海至陶(今山东定陶),将兵法用于经营逐利,曾“三致千金”。二战之后的日本和时下中国的许多企业家,将《孙子兵法》的思想方法和谋略原则用于企业管理和商业经营,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益。这些成功的案例,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企业家同样需要学习《孙子兵法》。
其实,不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孙子兵法》并从中汲取教益,而且其他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如科学工作者、体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以及工人、农民等,都需要读一读《孙子兵法》,从中寻找可以指导自己从事业务实践的思路、思想和方法。甚至那怕是一名大学生,也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读一下《孙子兵法》,以帮助自己在诸如选择专业、进行学习和谋求职位时,运用孙武的思想和智慧,诸如“知彼知己”“庙算”决策、“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等,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要而言之,《孙子兵法》其实是一部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千古经典,是一部可以教你变得聪明起来并懂得如何谋求制胜之道的兵法名著。它所阐述的思想和理论,虽源自兵家的实践,但因其尊重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揭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世间真理,从而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够同时为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所学习和借鉴。
回顾历史,人类经历了以弓箭刀枪为主的冷兵器时代,以火药火器为主的热兵器时代和以坦克飞机大炮为主的机械化兵器的时代。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发展,一场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正冲击着军事领域,将战争从工业时代推向信息时代。信息战就其本质来讲,是敌对双方互争信息优势的军事对抗行动,即着力提高己方对于信息的利用效率,同时采取各种措施破坏、降低敌方对于信息的利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信息战的思想和方法古已有之。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即提出“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诡诈惑敌思想,再加上“知彼知己”“用间”等思想,可以说《孙子兵法》通篇贯穿了争夺信息优势进而夺占战争胜势的信息对抗思想,即信息战思想。
实际上,《孙子兵法》对信息化现代战争的指导作用,大量地体现在孙武的军事战略和心战谋略上。
首先,高科技信息战,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目标提供了有效手段。现代信息战的重要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陆、海、空、太空等有形空间作战的界限,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渗透性。二是行动隐蔽性。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网络战与生俱来更加隐蔽,再加上平时与战时界限模糊,网络攻击随时可以进行。三是影响整体战略。如,在国际互联网上实施心理宣传攻击,以及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金融、电力、交通等网络进行破坏,可以有效破坏战争潜力,起到对敌方“攻心夺气”之作用,动摇其战争意志。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人类步入热核时代后,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人们更加认识到,一旦发生全面战争,便没有赢家,交战双方都会被核武器所毁灭。所以,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在塞缪尔●格里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研究《孙子》这本书了。”
其次,未来战争信息复杂多变,更需要及时准确地“知彼知己”。
随着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军事斗争进入了以电子对抗为核心的信息化战争时代。战场从三维空间发展到海、陆、空、天、电等多维空间;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的运用,会带来大量的遮天蔽日的信息。这些信息中不乏敌方故意造成的虚假信息,也有相当多的转瞬即废的过时信息,这就需要我方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筛选、识别信息,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并验证情报,真正做到孙武所要求的“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如此方能“百战不殆”,做到“胜乃不穷”。
再次,未来战争同样需要夺取主动权。孙武指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思就是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敌我双方,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反之,就会失去自由,被动挨打,直至失败。在机械化战争时代,交战双方总是致力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以争取主动。现在进入信息化时代,敌我双方也会争夺制信息权。信息侦查、信息欺骗、信息进攻、信息保护,都是争夺制信息权不可缺少的环节。孙武关于“谋形”“造势”“奇正”“虚实”“兵以诈立”等谋略思想,无疑是争夺制信息权的良策。
由此可知,在以高科技和信息化为特点的现代战争中,《孙子兵法》同样具有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遗产中的瑰宝,其中蕴涵着完备而成熟的中国古代国防思想。这些国防思想具有宏观性、积极性、实际性,对于今天我国国防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其一,强调政治与民心对巩固国防的决定性作用。《孙子兵法》开篇就点出了国防的重要性。“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国防事业这么重要,怎样才能使国防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坚强的基础之上呢?最重要的不是军队和工事的多少,而是政治和民心。孙武指出,政治主张是否符合于“道”,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施行仁政,获得天下人的拥护和信任,是政权巩固、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如果统治者政治清明,有“道”,就能“令民与上同意”,就能“上下同欲”,民众就能“与之死,与之生,而不畏危”,就能形成众志成城、所向披靡的局面。
其二,强调以国家经济实力作为国防建设的物质保障。战争需要物资,国防安全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战争不仅是军力和军心的较量,而且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国家的军事实力,是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没有必要的物质和经费,进行作战很难取胜。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对经济实力的依赖性更强。所以,我们既要努力发展经济,为强大国防奠定物质基础,又要同时相应地发展国防力量,以保卫经济建设成果。
其三,强调有备无患的“先胜”思想,使国防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孙武是积极进取的军事家,他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首先使自己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这样,未战就已经先胜了。他指出:“无恃其不攻,恃吾有以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还强调:要“以虞待不虞”,要“致人而不致于人”。根据这一思想,国防建设要立足于实际情况,常备不懈,一方面做到有所准备使敌难以取胜;另一方面,要以各种方法积极牵制敌方,使其无法找到可以进攻之处。
其四,强调“伐谋”、“伐交”,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巩固国防。孙武非常重视谋略和外交的作用,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即使在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不敢轻易开战的今天,运用智谋和外交手段解决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极为重要。外交工作如能有效协调国家间的关系,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对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孙武所追求的最高战略目标,也应该是今天所力争实现的理想境界。
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传承性。我军先进的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学文化的沃土之中。军人应该具有忠诚、尚武、勇敢、坚韧、守纪、团结、爱民等精神品格,这与今天倡导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孙子兵法》虽然没有关于价值观的直接论述,但如果从深层面考察,就不难看出其价值观实际上贯穿于“十三篇”的始终,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孙子兵法》的价值观是一个以民为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核心、以谋求全胜为第一价值取向、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以利和义相对统一的价值观体系。这个价值观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体现了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爱国、爱民、爱兵以及“和为贵”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为“大我”牺牲“小我”的献身精神。
今天,运用《孙子兵法》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应着重抓好三点:
其一,要弘扬孙子兵学的价值观,以民为本,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作为核心价值观和最高价值标准,将“兵者”真正作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并摆到重要位置,从而充分认识军人肩负的社会责任。
其二,要把争国家人民之利并力求获得“全胜”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努力谋求全局的胜利;把“上兵伐谋”、“兵不顿而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要反对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坚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其三,要树立正确的战争道义观,坚持将“道德、仁义”与“伐谋、伐交、伐兵”相结合而取胜的理念,打造人民的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在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今天,要坚决反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裂我国的图谋,反对恐怖主义及暴力事件,反对任何区域独立的分裂行径,为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和经济利益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履行人民军队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