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综合篇）时代背景

孙子千问（综合篇）

二、时代背景

《孙子兵法》产生前后的中国春秋战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对《孙子兵法》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了解了这一时代背景，对理解运用《孙子兵法》乃至孙子兵法文化大有裨益。

10.西周初期的分封制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周朝。为巩固统治，周朝开始实行分封制。第二年，武王病死，他的弟弟周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继位。不久，受封的商朝旧贵族武庚禄父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为稳定东方，巩固王朝统治，周朝进一步扩大了分封的范围。周初实行的这种分封制度，又称为“封建制”或“分土封侯制”，即“封邦建国”的意思。

周初分封的诸侯有三类：一是王室同姓贵族，主要有晋（成王之弟唐叔虞）、燕（周之同姓召公奭（shi）、鲁（武王之弟周公旦，但周公未之国，由其子伯禽当国）、卫（周武王的同母弟康叔）等。这类诸侯国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在位置重要，与王室关系密切，是西周诸侯国的主体部分。二是异姓功臣贵族，主要是齐国（太公姜尚）等。太公等人虽不是王室成员，但世代与周人有同盟关系，又立有大功，所以得以封侯建国，以诸侯的身份继续为周王室效力。三是古代帝王的后代，如蓟（ji）（尧的后代）、陈（舜的后代）、宋（纣王庶兄微子启）等。这类封国一般比较小，有的只是象征性的，在西周政治中作用和影响不大。

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法制度确立了严格的大宗、小宗体系，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为别子，他们被分封到全国各重要的战略要地。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相对于嫡子的大宗来说，庶子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封地内小宗又变成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不仅是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宗法制度通过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整套土地、财产分配与政治地位继承制度，保障各级贵族能够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

根据这一制度，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上天交付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得以行施所有权。天子算是天下的大宗，同姓诸侯都尊奉他为大宗子。天子再将土地和臣民分封给诸侯或卿大夫。大侯国如鲁、卫、晋等国附近，封了许多同姓小国，小国国君尊奉大国国君为宗子，如滕宗鲁、虞宗晋。一国里面，国君是大宗，分给同姓卿大夫采邑，采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采邑里的采邑主再分配小块土地给同姓庶民耕种，同姓庶民则尊奉采邑主为宗子。同姓庶民有自由民身分，不同于农奴身分的庶民。天子在封同姓诸侯的同时，又分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土地给异姓卿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卿大夫在采邑内都分小块土地给非同姓庶民（农奴）耕种。同姓与非同姓两种庶民，分得小块土地，成为户主，做一家人的尊长。户主由长子继承，其余诸子称为余夫，或分得更小的一块土地，或凭其他方式谋生。《礼记●坊记》载孔子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其实际意义就是指土地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地归一个人所有。

分封制和井田制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一是分封制是西周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而井田制则是西周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分封制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二是这两种互为表里的制度，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促使西周一度走向强盛。所谓“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田（一般为900亩），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纤陌纵横，极像一个“井”字。其中100亩（约合今之70公亩）为一个方块，称为“一田”，而甲骨文中的“田”字即是由此而来。一井分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分别由8户耕种，谓之私田，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不过，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也存在一井800亩、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

周初实行的分封制，目的是为了解决王室贵族之间在土地、财产和权力继承上的矛盾，而宗法制则有利于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把“国”与“家”密切结合在一起。受封后的诸侯享有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和再行分封的权力，同时也必须尽服从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所以，分封制与宗法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分封制具有以下意义：一是通过分封制，周天子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周朝通过开发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并逐步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打破了夏、商时期邦国林立的状态，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延续800年的强国。二是通过分封制不仅使周朝文化覆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密切了周朝同边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三是通过分封制加速了全国各地——包括中原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

11.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是怎么回事？

大军事家孙武生活在春秋末期，孙武的后人著名军事家孙膑生活在战国中期。那么，所谓的“春秋”和“战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春秋”和“战国”分别指我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

春秋时期属于东周时代的前半期，一般指周平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前770～前476年）。这个时期所以被称为“春秋时期”，盖因鲁国有一部编年史名曰《春秋》，此书正好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据史家推算，《春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左传》记载史事较《春秋》详备，下至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如果再加上周平王东迁时期，则为303年。但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认为，春秋时代应自周平王东迁雒（luo）邑(前770年)起，至鲁哀公十九年（前476年）止——也就是说，他认为春秋时期是以平王东迁为上限而以鲁哀公十九年为下限的，总共294年的历史。

战国时期属于东周时代的后半期，指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475～前221年），总共254年。这期间，列国相互兼并的战争愈益激烈，就像《孟子●离娄上》所说的那样，往往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据统计，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达200多起，而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竟一次坑杀赵国降兵40余万。孙膑亲自参与指挥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列国争战不休，战争日趋频繁和激烈，这就是“战国”得名的由来。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时期。首先，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由于铁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原来的井田制逐步瓦解，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次，在政治方面，诸侯逐渐坐大，王室日趋衰微，征伐不再通过周天子，世卿世被军禄制功制取代，以分封制、宗法制为主要内容的奴隶社会制度逐渐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取代。再次，在思想文化方面，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下移，典籍走向民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旧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个人讲学、著书立说蔚成风气，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有，在军事方面，各诸侯国为了在争霸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而大力推行改革，以求富国强兵，客观上促进了新旧体制的更替，而争霸战争则又推动了从局部统一到全国统一的步伐，并打破了旧的地域分野，使得各民族频繁迁徙和交往，从而推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极为频繁、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巨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逐渐递嬗（shan）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实现了由巫卜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文化的转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类，为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传承有自绵延不绝并健康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2.春秋末年为什么会出现大国争霸的局面？

春秋时期，周王室与诸侯之间，大宗与小宗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的诸侯国，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王室的关系更是渐行渐远，离心倾向越来越大。一些势力较强的诸侯越来越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君，从而导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旧有制度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周天子“共主”的地位逐渐丧失，“分封制”和“井田制”遭到破坏，最后终于发展到列国争雄、干戈日寻、大国不断兼并小国的局面，也就是孙武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春秋时代。

大国争霸是孙武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据统计，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尚有140多个。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大约可以分为三等：中原的晋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以及后起的在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兼并的土地较多，疆域广阔，实力雄厚，是春秋时期的头等大国；处于晋、楚、齐三国中间的鲁、宋、郑、卫等国，兼并的土地较少，实力不如前面的六个大国，是为二等国；其他星罗棋布分散于各处的陈、蔡、曹、邾、随、唐、许、申等国，疆域狭小，实力更差，只能是三等国。当时，周天子虽名存实亡，但谁要篡夺天子之位取而代之，还是要遭到大多数国家反对的。所以，谁也没有实力征服所有的国家，从而当上新王朝的天子。于是，一些大国就打着“尊王”的旗号，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表面上尊重周天子，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令天下”。这样的大国君主，一度能左右当时的局势，许多国家都听命于他，就是所谓的“霸主”。由于霸主可以向诸侯国发号施令、征调军队和收取贡赋，享受过去天子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所以各大国君主都想充当霸主，于是他们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大国争霸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无政府的混战状态来说，大国争霸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当有一个大国君主担任霸主之时，政治秩序一般都比较稳定，华夏各国有了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可以免受少数民族部落的袭击。同时，各大国为了当上霸主，富国强兵，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使人民乐业，百姓富裕，“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国语●晋语》记载，晋文公也减轻关税，治理道路，“通商宽农”，举贤任能，使政局平稳，财用不乏；《左传●宣公十二年》则说，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又大兴水利；《战国策●秦三》也记载，吴王阖闾任用贤良，修明法制，充实仓廪（lǐn），询问民众；而越王勾践，更是任用谋臣，“垦草创邑，辟地殖谷”，使人民殷实，甲兵大增。显然，大国争霸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政治的修明和国家的强盛。孙武当时希望阖庐或夫差成为霸主，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13.春秋时期先后出现的五位霸主究竟是指谁？

春秋时期先后共出现过五位霸主：一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历史上称为“春秋五霸”。

所谓春秋“五霸”，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古代常用三、五、九等数字，比如三皇五帝、三令五申、三番五次等等，但这“三皇”和“五帝”究竟指哪些人，谁也说不清楚。“五霸”也是同样。不过，战国时人一般都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为五霸。《荀子●王霸》篇称上述五君“信立而霸”，《议兵》篇又说这五君“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墨子●所染》篇则说这五君“所染（措施）当，故霸诸侯”。关于春秋“五霸”，这一说出现较早，也较符合历史事实。如果一定要指出五个人名，就采取这一说吧！但春秋时当过霸主的人也确实很多，如《风俗通义●五霸》篇和《孟子》赵岐注都把宋襄公和秦穆公也列入“五霸”之中。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曾经发起几次盟会、征伐，《春秋》僖公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俱载其事，可知他曾经做过短期的盟主。《新序●杂事三》称“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史记》多处说秦穆公“霸西戎”，然则他也曾称霸一时。《汉书》颜师古注把吴夫差列入“五霸”之中，《左传》又提到晋襄公、晋悼公也曾“霸”于诸侯。应该说，这些人都有做过霸主的事实。但既然称春秋“五霸”，就只能选五位功业比较突出的了。

在前述两种说法中，齐桓公是孙武父母之邦齐国的一位国君，而阖闾则是因为得到了孙武和伍子胥的辅佐才得以称霸的。

14.战国“七雄”指的是哪些诸侯国家？

战国“七雄”指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经过春秋时期近三百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这时，西周初期分封的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只剩下了上述七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和一二十个非常弱小以至于微不足道的小国，如宋、鲁、郑、卫等。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大致位于今山东东部地区，其初期的国都是营丘，后来是临淄（今山东临淄）。齐国由于采取“因俗简礼”和“尊贤尚功”的政策，很快就发展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任国君时，重用大政治家管仲，大力发展经济，在军事上实行军政一体的方针，在外交上以“尊王攘夷”相号召，积极维护中原各诸侯国的利益，不久即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齐国政治开放，文化积淀深厚，田齐威王时代的“稷下学宫”曾是战国时期各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同时，齐国有着良好而久远的军事传统。所以，齐国在其历史上涌现的名将、军事家特别多，并且影响特别大，如姜太公、管仲、王子成甫、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忌、田单等。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齐国为秦所灭，是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灭亡的诸侯国。

楚国又称作荆、荆楚。楚国最早兴起于古丹淅（xī）之地（今河南淅川东南部），亦周成王所封之国，都于丹阳（今河南淅川），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全部与湖南、广东、安徽、江苏、河南、江西的一部分。与北方的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以神巫性、浪漫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卓然不屈为其总体特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楚国庄王时，亦曾为“五霸”之一，军事上虽无兵书传世，但力量强大、武器精良、勇敢善战。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楚为秦所灭。

燕国为姬姓之国，开国君主是召公奭（shi），辖今北京、河北中北部及辽西一带，都蓟（今北京房山）。燕国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很少，文化较中原落后，春秋初因山戎入侵甚至险些亡国。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秦攻入燕国，燕王退守辽东，杀太子丹以求和。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燕亡。“七雄”中，燕除昭王时，国势一直较弱，军事上既无兵书传世，亦未出现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韩国源于“三家分晋”。周考王八年（前433年），晋国大夫赵襄子、魏献子和韩宣子杀智伯，瓜分晋国领地，史称“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均得到王室承认，正式位列诸侯。韩国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州)，灭郑后迁新郑（今河南新郑），其国土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韩国在“七雄”中最为弱小，又处于齐、楚、魏、秦等强国中间，所以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第一个被秦国所灭。

赵国也始于“三家分晋”。赵人的先祖是华夏族的一支，国君为赢姓赵氏。春秋时期，赵氏迁至晋国，六世而至赵衰。赵衰曾随公子重耳（即后来的五霸之一晋文公）长期流亡在外，其后代赵盾等都成为晋国的股肱（gōng）之臣。赵国辖地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西中部和陕西东北部，先后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和邯郸（今河北邯郸）。赵国至武灵王时，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开始强大起来。武灵王死后，赵国走向衰落，而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被秦国所灭。燕、赵民风强悍，多慷慨悲凉之士。

魏国同样始于“三家分晋”，姬姓，第一代国君为魏武侯，至第二代国君文侯时，国力即达到高峰，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但从第三位国君惠王开始，国力即逐渐走向衰弱。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魏一蹶不振，最后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被秦将王贲攻灭。魏国的军队颇有战斗力，但难敌秦之“锐士”，所以《荀子●议兵篇》有“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的说法。尉缭虽为魏人，但却并未显于魏，而是被用于秦国，有兵书《尉缭子》传世。

秦国位于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国君赢姓，其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西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周釐（li）王五年（前677年）起，秦建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近三百年后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因地处偏僻，秦直至战国初期一直较弱，所以未受到中原各国重视。秦穆公即位后，在政治上“尊王攘夷”、尚贤重民，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在外交和军事上德威并举，从而使秦国得到飞快发展。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十九年（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彻底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秦王政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前230～前221年），秦先后灭其他六国而统一全国。

15.在孙武之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哪些较大规模的战争？

据史书记载，孙武之前，中国历史上曾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战争有炎黄二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启灭有扈（hu）氏于甘之战、汤灭夏于鸣条之战、武王克纣之战、昭王南征之战、周郑繻（xū）葛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楚宋泓（hong）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xiao）之战、晋楚邲（bi）之战、晋齐鞍之战、晋楚鄢（yān）陵之战等。这些战争大致有如下特点：其一，从性质来说，武王灭纣之战前，战争基本上是不同部落、部族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争战；西周时期的战争，基本上是周朝为巩固政权而对周边少数民族部落进行扩张的战争；至于春秋时期（东周前半期）的战争，则基本上都是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其二，从形态来说，这些战争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过程，即初期的战争形式比较简单、原始，而后期的战争形式则日趋正规、复杂和成熟。其三，从规模来说，早期的战争规模一般较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而后期的战争规模则日渐扩大，持续时间也往往比较长。

以上所列举的战争中，应当说均比较经典，但其中以齐鲁长勺之战、楚宋泓水之战、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更为经典，而尤以晋楚城濮之战为最。城濮之战是晋楚之间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的一次著名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晋军虽然实力弱于楚军，但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策略，最后终于击败楚军，从而成为称霸中原的新霸主。从这次战役不难看出，早在春秋之时，人们在进行军事斗争时，“庙算”决策、谋划方略以及对于“伐谋”、“伐交”和“伐兵”等手段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可知，《孙子兵法》的出现，绝非偶然。城濮之战的经过大致如下：

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年），原本依附于楚国的宋国，因见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势力日益强大，转而投靠晋国。恰在这时，鲁国由于受到齐国攻打而前来向楚国求救。于是，楚国便决定乘机出兵攻打齐国和宋国。

次年（前633年）冬，楚攻打宋国并围困宋都商丘，危急中宋人只好向晋国求救。晋国大将先轸（zhěn）认为这正是“取威定霸”的良机，因而力劝文公出兵救宋。晋文公当年流亡在外时，宋国曾经对他有过帮助，因而也觉得必须救援宋国。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必须与楚国直接发生冲突，而当年他流亡在外时，楚国也曾对他有恩，如今为救宋而与楚兵戎相见于情于理实在有点讲不过去。另外，在晋、宋之间还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多有不便。再说，当时楚国毕竟比晋国强大得多，如果正面交锋，晋国也怕难以取胜。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晋文公一时感到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先轸献计说：“我们可以先拿楚国的盟国曹、卫开刀，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宋国。这样，不仅楚国会因需要援救曹、卫而放弃攻宋，而且也可以避免直接与楚冲突。”晋文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立即进行战争准备，把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同时任命了一批优秀人才担任将领。

又次年（前632年），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晋文公陈兵晋、卫边境，向卫国借道攻打曹国，结果遭到卫国拒绝。于是，晋军渡过黄河，首先攻占卫国，不久又攻下曹国都城曹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国君曹共公。让晋文公没想到的是，尽管晋军接连攻占了曹、卫两国，但楚国并未撤兵前来救援，而是照旧全力攻宋。万般无奈之下，宋国只好再次向晋国求救，这让晋文公一时颇费踌躇。

先轸在认真分析了楚与各国的矛盾之后，建议晋文公让宋国在表面上先与晋国疏远，然后再分别送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出面请求楚国退兵，而晋国则把曹共公扣押起来，再把曹、卫两国的土地送给宋国一部分。楚国因为与曹、卫是盟国，见到曹、卫两国的土地被瓜分，必然会拒绝齐、秦两国的劝解。这样，楚国就会因此而结怨于齐、秦，迫使他们与晋国站到一起。晋文公依计而行，楚国果然上当，断然拒绝了齐、秦两国的请求，而齐、秦两国则因为楚国不给面子一齐倒向晋国，出兵帮助晋国对抗楚国。于是，局势陡然发生了不利于楚国的重要变化。

楚成王还算是个明白人，他见晋与齐、秦已经联合起来，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利，便命令各路楚军全面撤退。但楚军主将子玉对此非常不满，仍坚持要与晋军决战。子玉的固执，使成王十分生气，因而在给他留下部分军队之后，自己先回国了。

为寻找决战的借口并争得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子玉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兵罢战”的理由，派宛春去对晋文公说：“请你们恢复卫侯的地位并且保存曹国，我们也放弃包围宋国。”大臣子犯主张不答应子玉的条件，先轸说：“君侯一定要答应人家！楚国一句话安定了曹、卫、宋三国，而您一句话却让他们全部灭亡，这是我们无礼，那我们还凭什么作战呢？然而，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谈判条件，就等于抛弃了宋国。楚国施了三项恩惠，我们却结下了三个冤仇，冤仇结多了，将来如何作战？所以，不如私下里答应曹、卫，允许他们复国，借以引诱、离间他们，但却扣押宛春以激怒楚国。待两国交战之后，再见机行事。”晋侯觉得先轸的计谋很高明，便将宛春囚禁在卫国，私下里则答应允许曹、卫复国，曹、卫两国果然马上宣布与楚国绝交。

子玉获悉这些情况后，不禁大怒，立即挥兵向晋军发动进攻。晋军还没有与楚军接触就向后退却，众将不明就里，都说：“为什么还没有交战就撤退呢？”文公说：“当年我流亡到楚国时，曾经答应他们，将来万一两国发生战争，我将退避三舍，以示谦让。”于是，晋军挥兵向后连退三舍（一舍三十里）。这时，楚军众将也要求子玉退兵，但子玉仍然不肯。

这年四月初一日，晋文公和宋、齐、秦等国的军队在城濮（在今山东鄄（juan）城临濮集）会师，联合抗击楚军。双方交战，联军避实击虚，楚军大败，子玉只好收拾残兵退走。回国后，子玉因受到成王的责备，一时羞愤难当，自杀而亡。

16.在孙武之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著名的兵家人物？

据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军事史》第五卷《兵家》所列，在孙武之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著名兵家人物为伊尹、姜太公、姬寤（mei）生、曹刿（gui）、管仲、先轸（zhěn）和熊侣等。

伊尹——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著名“间谍”。伊尹本名挚，商汤时任阿衡，太甲时任保衡，故因官得名。伊尹主要活动于夏末商初（前16世纪），曾辅佐商汤取得灭夏战争的胜利，是我国上古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位军事谋略家。关于他的出身，记载较为分散且说法不一。他曾以烹制美味为喻向汤陈述治国道理，深得汤的赏识，被破格重用，从而成为商统治集团的智囊人物。当时，夏王朝统治者桀（jie）（帝乙）荒淫暴虐，引起了许多小贵族与民众的不满。汤因为曾被桀囚于夏台，当然更为不满，所以被释放后即以伊尹为相，决心灭夏。伊尹辅佐商汤首先加强政治以争取民心及各个邦国诸侯的支持，然后再用军事手段由近及远逐个剪除夏桀的羽翼，以求不断地削弱和孤立夏王朝，最后在时机成熟时，联合各路诸侯，集中强大兵力，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战中一举将夏彻底击败，从而建立商朝。

为了详细了解和掌握夏王朝的有关情况，伊尹曾作为“间谍”亲自前往夏都进行秘密考察。所以，《孙子●用间篇》云：“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伊尹在兵学方面的贡献，突出表现为：最早将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加以考量；最早将“用间”谋略用于战争中；在灭夏过程中善于把握有利战机。

姜太公——发迹渭水的一代谋略大师与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即姜尚，因其先祖封地在吕，故亦称吕尚；又因其在渭水与文王相遇时，文王有“吾太公望子久矣”的话而被称为“太公望”。姜太公字子牙，系周王朝的开国功臣、齐国的始祖，曾任周初最高军政长官“太师”一职，因而被尊称为“师尚父”。太公最大的功业一是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灭商纣王，二是创建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文王从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北）脱身后，遂“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文王逝世后，武王继承其事业，举兵东向，因时机未到，至孟津与诸侯盟誓而还。两年后，武王再次举兵伐纣，但占卜“龟兆不吉”，而且“风雨暴至”。这时，“群公尽惧”，唯太公力劝武王成行。牧野一战，太公亲自临阵指挥，结果纣王大败，商朝遂告灭亡。灭商后，武王“封师尚父于营丘”。太公前往封国，路上宿在旅店，旅店有人对他说：“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听罢，连夜前行，于黎明时分到达营丘。这时，正巧赶上莱侯前来与之争夺营丘，太公及时应对，从而避免了失国的危险。待局面安定下来之后，太公“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很快即成为大国。到成王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叛）周”，王室派召康公授权给太公说：“东至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关），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从此，齐国得到了征伐之权，在诸侯国中更为强大。姜太公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军事谋略家，他对中国兵学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首先，姜太公破除了当时军事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强调了人把握战争、指挥战争的主导作用；其次，姜太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以及人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并能自觉地将政略融入战略之中；再次，姜太公开启了重视以智慧谋略克敌制胜的兵学新时代，为其后兵家谋略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姜太公在临阵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也有自己的创造，使当时的车战战术得到了发展。《汉书●艺文志》在“道家”部分里记载，姜太公著有《太公》一书，其中《谋》81篇、《言》71篇、《兵》85篇，共237篇，但均已失传。被收入《武经七书》之《六韬》，旧题周吕望著，不过从书中所记内容看，其不可能产生于商、周之际。据考证，此书大致完成于战国末期，但有相当部分的内容的确反映了姜太公的军事思想。

姬寤生——即郑庄公，昧于战略而工于心计的战术家。郑庄公（前761～前701年），姬姓，名寤（mei）生，郑国的第三代国君。庄公生来即工于心计，他的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克段于鄢（yīn）”。原来，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故而既生之后非常厌恶他，而偏爱后来所生的段，并不断地为段谋求利益，甚至支持段不按制度扩大自己的封邑京（今河南荥（xing）阳东南）。而庄公则采取“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策略，先是纵容之，故意养成其野心，待其即将发动叛乱时则按计划先发制人，一举将段击败。这期间，庄公有一句名言，即“多行不义必自毙”，由此可见他的心机之深。在军事上，庄公目光短浅，有大志无大略，有战术无战略，所以其虽然每战常胜，但终究难成大业。据《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时人批评他“既无德政，又无威刑”，而清人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郑庄强国》中则批评他虽“一世之雄”，但却“不能崇固国本”，都是非常中肯的。不过，庄公在兵学上也有自己的贡献：一是最早使用迂回战术。周桓王二年（前718年）四月，庄公率军攻卫，卫以燕邑（今河南延津东北）之军应战。庄公以大夫祭足等三人各率一军从正面逼近燕军，然后密令其二子姬忽和姬突各率一军向燕军后方迂回，发动袭击。结果，燕军很快即被击溃。二是最早使用伏击战术。桓王六年（前714年），北戎攻郑，庄公采纳姬突的建议，先以轻装步兵佯败诱敌，另以主力设伏以待，结果北戎前军被全歼，后军被击溃。三是最早使用攻敌弱点的战术并改进车、步协同的战法。桓王十三年（前707年），桓王以庄公因被免除卿士之职而不朝，率王师及蔡、卫、陈师伐郑，庄公采取先攻周军较弱的两翼，然后合击其中军的策略，大败周师，甚至射伤桓王。此役，庄公在战斗队形上也进行了改革，创“鱼丽之阵”，使车、步互相掩护，机动灵活，配合作战。

曹刿——善于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平民军事家。曹刿是鲁国人，生卒年不详，出身较低，事迹文献记载很少，仅有参与指挥长勺之战一事。鲁庄公十年（前684年），齐攻鲁，曹刿主动求见，向庄公发表了自己对于如何应对战争的看法。既战之时，他与鲁庄公同乘一车，参与指挥，大败齐军，并谨慎追击，顺利将齐军驱逐出境。事后，他以“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和“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解释致胜和慎追的原因，从而名垂千古。曹刿主动关心国事的精神，实是明代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点的滥觞（shāng）；其认为上下同心才可一战的观点，则是孙武“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观点的雏形；而恰当把握战机时效性，利用敌人“再衰三竭”之机后发制人的高超指挥艺术，则是对《军志》“后人有待其衰”原则的具体运用。

管仲——出身贫寒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管仲（约前730～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字敬仲，颍（yǐng）上（今安徽颍上）人，出身于贫困的平民之家。据《史记》本传记载，青年时代，管仲“尝与鲍叔贾（gǔ），分财利多自与”，但鲍叔知其贫，不以其“为贪”；“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但鲍叔“知时有利不利”，不以其“为愚”；“尝三战三走”，但鲍叔知其家有老母，不以其“为怯”；“公子纠败，召忽死之”，而他“幽囚受辱”，但鲍叔知其“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不以其“为耻”。所以，他感叹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从此，“管鲍之交”便成为著名的历史佳话和相知深笃、友谊诚挚的象征。管仲最大的功业即是辅佐齐桓公富强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他初事公子纠，而鲍叔事公子小白。后纠死而小白立，“为桓公”，鲍叔向桓公推荐管仲，管仲遂得“任政于齐”。管仲相齐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军政改革，“通财积货，富国强兵”。他“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且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诸侯由是归齐”。在传末司马迁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在经济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进行了改革，如“均地分力”（《管子●相马》，下引此书不再加注）和“相地而衰征”（即变集体耕作为个体经营，并划分土地等级按比例收取产品），“官山海”（即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一律由国家经营），“竱（等）本肇（兴）末（即农商并重）”，等等；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强调专业分工，实行“叁其国（都邑）而伍其鄙（郊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的政策，并且建立人才荐举制度，使齐国开始由世卿世禄制向中央集权的体制转变；在军事方面，主要推行了“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于农”的政策，改革兵役制度，实行职业兵性质的世兵制，将地方组织与军队编制统一起来，以便使士兵因“世同居，少同游”而“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从而提高了战斗力。在兵学上，管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人心得失与为政成败的关系，而且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比如，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如果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他还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认为“为兵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则“不能正天下”。其二，他认识到战争具有两面性，既主张强兵，又主张慎战。一方面，他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以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指出：“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安得无危？”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所以，他主张“至善不战，其次一也”。其三，他重视“伐谋”“伐交”“伐兵”等不同手段的综合运用。如其为救燕而远征山戎、与鲁盟而退还以往所侵之地、本来是为救郑伐楚却责问楚“包茅”之“不入”，等等。此外，管仲还重视军队的训练，强调加强纪律和革新武器装备。这些，对于后世兵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先轸——多谋善计的晋国第一名将。先轸(?～前627年)，春秋晋人，因食邑于原，故又称原轸。晋献公时，先轸为公子重耳的近臣，曾追随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先轸被任命为下军佐（副将），后因功被升为中军元帅，统率三军。先轸的最大功业是辅佐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春秋时期的又一位霸主。先轸知兵善谋，极有军事才干，先是在晋楚城濮之战中为晋文公屡出奇计，大败楚军；后在晋襄公（文公子）时，又指挥晋军在殽之战中全歼秦军，并俘其三帅。晋襄公将三帅全部释放，先轸因气愤不过，斥责了襄公，并当面唾地。过后，他自悔失礼，遂于当年八月与狄人作战时，免胄陷阵，战死疆场。先轸在古代兵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善于制造和利用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伐谋、伐交，造成有利于己的战略形势；二是将诡道诈术，如制造假象、佯败诱敌、两面夹击、预先设伏等，全面引入作战指挥。

熊侣——即楚庄王，崛起于南方的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前591年），姓熊名侣，又称熊旅或熊吕。楚庄王继承其先祖遗志，在位期间，对内则集中权力，整顿政治，改革军事，镇压叛乱；对外则顾及影响，适度用兵，不断控制周边小国，终于击败晋国，降服了宋国和鲁国，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业。楚庄王在古代兵学上贡献主要是：其一，最早从政治的高度提出“止戈为武”的观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在邲之战中，楚军击败晋军，潘党欲“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即集中埋葬晋尸，筑为土丘，在其上建木记功，以炫耀胜绩，楚庄王批评他说：“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ji）（收敛）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其二，意识到战争应服从于政治，能够根据政治目的运用战争手段。例如，其对于陈、郑、宋等采取只征服而不消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用的手法，即是如此。其三，懂得通过思想教育而使军民戒骄戒躁和加强战备的重要性。《左传》记晋栾武子说，楚庄王自灭庸以来，即不断教育国人，要戒惧之而不可懈怠，否则就会祸至无日；要接受前人（如纣王）的教训，树立战备观念，不可骄傲轻敌；此外，还要不忘先君创业艰难，懂得“民生在勤”的道理。其四，创造了分进合击的战法。如其伐庸之役，即是运用这一战术而获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