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综合篇）文化渊源<1>
作者： 来源：山东孙子研究会 浏览：2202
三、文化渊源
《孙子兵法》的文化渊源在哪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稷下学宫”对孙子兵学产生怎样的影响，诸子百家尤其是有影响的大“家”的著作与《孙子兵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如何把握研究孙子兵学文化的脉络，等等，看了“文化渊源”，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17.东夷文化对《孙子兵法》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所谓“夷”，是上古时期，即大约夏朝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夷族有别于炎、黄二族，因居于东方，所以被称为“东夷”。《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披）发文身。”《说文解字》称：“夷，东方之人也。”早在周代之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夷”字。夷族当时生活的地区，大致在今山东半岛一带，其后曾不断地向周围——主要是向南方，如淮水流域迁徙。与东夷族同时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民族，除炎、黄二族之外，还有戎、狄、蛮族：戎族因居于西方，故被称为“西戎”；狄族因居于北方，故被称为“北狄”；蛮族因居于南方，故被称为“南蛮”。这些称谓，都含有一定程度的贬义。
东夷文化从距今约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开始，历经了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几个阶段。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夷人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灵巧双手，创造出大量实用而精美的石、骨、玉等生产生活用品，烧造出薄如纸、黑如漆、声如磬的蛋壳陶，织造出密度高、布纹细的纺织品，并且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东夷人还发展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
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所以，《竹书纪年》和《后汉书》都记载“夷有九种”。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风姓、姜姓、嬴姓、姚姓等。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其中以鸟类图腾者居多。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hao）、蚩（chī）尤、少昊、大舜等。
东夷文化形成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发达而成熟，既是齐鲁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源头，同时对《孙子兵法》的形成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东夷人身材高大，勇武善战，并且发明了弓箭。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释“夷”字的时候说：“夷，……从大从弓。”东夷部落首领后羿射日的传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的这一特点。他们的另一个部落首领蚩尤，则被后世尊为兵主战神予以祭祀。周灭商后，太公姜尚被封于齐，齐地正是东夷人长期以来居住、生活的地方。后来的历史证明，东夷人勇武善战、长于发明的特点，深刻地影响了齐国文化的发展，并进而对《孙子兵法》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姜太公是伯夷的后裔，当属炎帝一族。伯夷因佐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封于吕（今属日照），其故土在东夷。所以，东夷人的尚武精神应对他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太公至国，“因俗简礼”，“尊贤赏功”（分别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汉书●地理志》），使齐地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东夷文化也终于发展成为一种有别于其他各国的齐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时务实，重智尚变，而齐国也很快成为东方大国，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军事力量强大。
晚于姜太公而早于孙武的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桓公得以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靠的自然是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其间也不乏对“伐谋”“伐交”手段的运用。比如，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伐楚时适可而止唯责包茅之不入，等等，都反映出他善于军政手段并用和以谋取胜的特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
齐桓公十四年（前672年），孙武的先祖陈完为避国内动乱而逃到了齐国，被齐桓公任为工正，遂“以陈字为田氏”，在齐国定居下来，并最终取代了姜齐。田氏家族的人大都以谋略见长，先后出现了一些很有智慧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田完本身就是一位这样的人物，其后田文子、田桓子、田釐子也都很有智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略早于孙武的田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是田氏家族中出现的第一位著名军事家。在孙武之后，这个家族还出现了大军事家孙膑和名将田忌、田婴、田单等著名人物。
这些，绝非一种偶然现象。在悠久、发达的东夷文化基础上，齐自太公开国，经桓管称霸，至田氏兴盛，最后由孙武创立兵学文化，可谓一脉相承，渊源有自。通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地域文化对于某一品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么巨大而深远的的影响力。
18.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怎么回事？
所谓“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即东周时期）之际出现的一次不同学派之间大规模长时间的学术论争现象。“百家”是极言派别之多，“争鸣”则指互相争论、辩难和批评。当时，参加争鸣的学派主要有儒、墨、道、法、兵、纵横等诸家。
其一，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孔子（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父母因祷于尼山而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崇礼重仁，并周游列国，力图说服各国君主实行的仁政礼制思想，但均不成功，只好退而讲学。据说他的弟子曾多达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二贤者。他的思想及学说主要体现在其弟子记载、编写的《论语》一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幼年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史记●孟子列传》记载，孟子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荀子（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提倡性恶论，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贡献。他于50岁时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后适楚，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令。在此期间，他还曾入秦，又到过赵国，并曾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最后老死于楚。荀子的思想主要记载于《荀子》一书。
其二，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前468～前376年），名翟(di)，战国时期鲁国（今山东滕州）人，一说宋国（今河南商丘）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子主张兼爱，反对战争（非攻），崇尚节俭和任贤。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概念和定义，有许多重大发现，并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定理。《墨子》中“城守”诸篇主要为墨子及其弟子禽滑厘的作品，在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曾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首领被称为“巨子”，其他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组织和领导。《淮南子●泰族训》载，为达到某一目的，墨者可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其三，道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老子和庄子。老子（约前571～？），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因字聃故又称老聃，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后归隐。所著《道德经》又称《老子》，系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其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具有深远影响，对孔子和孙子也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史记●老子列传》载孔子曾向他问礼，离开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钓鱼用的丝线），飞者可以为矰（拴着丝绳的箭）。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见周室日衰，遂西出函谷关归隐。过关时，应关令尹喜请求，著《道德经》五千余言而去。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战国时蒙（今安徽蒙城，一说今河南商丘）人，曾为蒙漆园吏。庄子信奉老子的学说，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思想学说相当复杂。庄子攻击儒、墨，主张回归自然；愤世嫉俗，痛恨黑暗现实；富于批判精神，但同时又想取消斗争。庄子的思想对中国佛教禅宗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反对侵略和压迫，主张和平。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张小国寡民，并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反对儒家提倡的礼制。在哲学思想上，老子、庄子都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他们认为天下万物均出于道，所以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
其四，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韩非、商鞅等。韩非（约前281～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本为韩国公子，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在该书《物权》篇中，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他强调法、术、势，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主“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靠的是“威势”；为此，君主应该以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取代他们。韩非的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商鞅（约前395～前338年），战国卫国（今河南安阳）人，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卫氏，所以又称卫鞅、公孙鞅（“卫”乃以国为姓，“商”系以封地为姓）。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因受秦贵族诬害及秦惠文王猜忌，被车裂。商鞅在秦执政约二十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其五，兵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孙武、吴起等人。孙武，字长卿，春秋末齐国乐安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自齐奔吴后，以所著兵法十三篇见吴王，被任为将，遂与伍子胥共同佐吴，西破强楚，攻入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孙子兵法》虽仅数千言，但其舍事言理、词约义丰、深刻隽永，深受后世兵家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列“武经”之首，且跨越时空，流布海外，影响越来越大，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并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兵学经典。
吴起（前440～前381年），战国卫左氏（今山东定陶，一说曹县）人，著名军事家，同时也是著名政治改革家，通晓兵、儒、法诸家思想，一生在政治、军事上都有极高成就。仕鲁时曾击退齐国入侵；仕魏时屡破强秦，佐文侯成就大业；仕楚则主持改革，史称“吴起变法”，但后来被复辟的楚国贵族杀害。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所著《吴子》与《孙子》合称“孙吴兵法”。
其六，纵横家创始人是鬼谷子，主要代表人物为苏秦和张仪。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辩才无碍的策谋之士，可视为中国最早最特殊的外交家。所谓“纵横”，《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鬼谷子，姓王名栩（一说为“诩”），战国卫人，精于纵横、兵法、奇门八卦等术，著《鬼谷子》一书。鬼谷子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均是他的著名弟子。
苏秦（？～前317年），字季子，战国时期洛阳人。苏秦主张六国“合纵”攻秦，曾说服六国联合，自己则佩六国相印，率联军伐秦，但因联盟内部分歧，形势逆转，终于失败。后来，苏秦赴齐为燕做间谍，被仇家刺杀。
张仪（?～前309或310年），战国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张仪主张“连横”以攻六国，于魏惠王时入秦，曾两为秦相、两为魏相，死后葬今开封市东郊。
其七，阴阳家、名家、杂家、小说家、农家等，以阴阳家和名家影响较大。阴阳家是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个学派，齐人邹衍（前324～前250年）是其代表人物。邹衍将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图式，以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名家指春秋战国时专门讨论名实问题的一些学者,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与庄子是一对交情很深的奇特辩友,两人曾有过许多富有哲理且情趣盎然的论辩。
杂家的思想内容多与方术有关，其代表人物，一是战国末期曾组织编撰《吕氏春秋》的吕不韦（？～前235年），一是西汉时期组织编写《淮南子》的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年）。杂家虽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但实际上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不多。
19.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怎么回事？
稷（ji）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设立的一所类似于今天的高等学府或高等研究院式的学术机构。其所以被称为“稷下学宫”，是因为学宫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的一处叫做“稷”的城门附近。稷下学宫的具体创办时间大约在齐威王初年。学宫延续至末代齐王田建时期开始趋向衰微，但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消失，大致与田齐政权的存在相始终。
创建稷下学宫是齐威王当年实行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徐幹（gan）《中论●亡国》说：“昔齐桓公（应做“宣王”）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学宫实行“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甚至封许多著名学者为“上大夫”，让他们拥有爵位和俸禄，故而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开放，不同学派并存。
稷下学宫兴盛时几乎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而兵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派。学宫汇集天下贤士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学者有孟轲、淳于髡（kūn）、邹衍、田骈（pian）、慎到、申不害、鲁仲连、荀子等。稷下学宫的开放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学术博大精深，几乎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当时，不论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如何，也不论国别、年龄、身份、资历怎样，凡来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士，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学宫成为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学者们互相争论、辩难，不断地发明、创新，从而形成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创办的高等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官办智囊机构和政治顾问机构，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其一是咨询功能。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思想、文化和智慧谋略，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从而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
其二是教育功能。稷下学宫还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以至于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所以在教育史上影响巨大。与后世的学校相比，稷下学宫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其历史独特性。比如，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就很超前：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也可以自主在稷下招生讲学，教与学两个方面都有充分的自由。这样的教育方式，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而稷下学宫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中心。
其三是学术功能。稷下学者可以针对当时的各种热点问题——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单纯的学术理论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或者由于学派不同，或者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争长论短，辩难不休。稷下学者们曾就王霸、义利、天人、名实、人性善恶、攻伐寝兵等论题进行过论辩，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大批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不仅极大地充实了先秦学术思想的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20.孙武家族对孙子兵学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齐国的田氏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家族。所以说其富于传奇色彩，一是因为这个家族的人大多极富智慧，比如他们作为寄人篱下的“羁旅之臣”，最终却能鸠占鹊巢，攫（jue）取姜氏政权，把齐国据为己有；二是因为这个家族家学渊源深厚，名将、军事家代不乏人，可说是一个十分少见的军事世家。
孙武的先祖陈完字敬仲，本是陈国厉公的公子，因内乱而逃到了齐国。陈完出身高贵，所以齐桓公当时就要任命他为卿。但是，陈完自知无功受禄易遭忌妒，便明智地以自己是初来乍到的“羁旅之臣”、不宜当高位而加以婉拒，最后只接受了负责掌管官营手工业的“工正”一职。
在齐国扎下根之后，陈（田）氏一族家道得以很快复兴。到陈完的四世孙桓子无宇时，就已经官至“上大夫”了。无宇生武子开和釐（lǐ）子乞：武子开就是后来奔吴的孙武（这里采用田昌五先生的观点，见《孙子里籍辨误》，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3期），田乞事齐僖公为大夫。这时，已属春秋晚期，齐国统治者开始变得腐化堕落，荒淫残暴。这一情况，恰好给了目光远大心思精明的田氏家族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笼络人心，挖姜齐政权的墙角。武子开的弟弟田乞，就是这样一位头脑敏锐、善用政治手腕的人物。他在出贷粮食的时候，采取让利于民的做法，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结果使得民众都喜欢田氏家族，田氏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田乞去世后，他的儿子田常继续乃父的做法，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不断地铲除政敌，架空国君，并且杀简公而立平公，自任国相，将齐国的政权完全控制起来。田常死后，其子田襄子加快了代齐的步伐，一方面让他的兄弟和宗族里其他人担任各都邑大夫，一方面与其他诸侯国加强联系，以争取外交支持。他的孙子田和上台后，干脆废掉了早已经成为傀儡的齐康公。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年），田和得到了周王室和其他各诸侯国的承认，田氏家族终于完成了取代姜齐政权的全部过程，成为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
田氏代齐虽然是孙武之后的事情，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他奔吴之前实际就已经开始，不可能不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孙武一般说是应该站在自己家族一边的，但他也可能对宫廷内部那种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的政治斗争深为厌恶，并对这种以不光明正大的方式攫取政权的做法十分不屑，所以在关键的时候毅然出走。
孙武的先人中不乏韬略出众、战功卓著的人物。其父田无宇，曾联合鲍氏家族，以甲兵伏击对手栾、高氏，“分其室”，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弟田乞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就是他的小弟田书，也不是等闲之辈。据记载，景公二十五年（前523年），他曾率军伐莒并大获全胜，深得景公赏识。景公不仅将乐安封给他作为采邑，而且“赐姓孙氏”，以表彰他的功绩。与孙武基本同时但长于孙武的田穰苴，即人们所熟悉的司马穰苴，也是田氏家族的后裔，其军事才能更为卓越。司马穰苴治军严谨，执法严明，晏婴称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并推荐他出任将军，率军抗击入侵的燕、晋之师。他临战斩不守约定的监军庄贾，然后抚循士卒，率军出征，结果迫使燕军不战而退。穰苴还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能够“申明”古《司马法》，对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田氏家族这种军事世家的传统在孙武之后仍绵延不绝。孙武死后一百多年，他的后世子孙孙膑，也是一位大军事家。他曾指挥齐军先后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分别以围魏救赵和退兵减灶的战法两次大败魏军，并有《孙膑兵法》传世，对后世兵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往后，到齐湣（mǐn）王、齐襄王时期，田氏家族的另一位军事家田单登上了历史舞台。田单在齐国遭到燕国为主的五国联军的毁灭性打击，全国只剩下即墨和莒没有失陷的情况下，率领即墨军民，广施计谋，激励士气，最后出奇制胜，以“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失地，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除上述几位最为著名的人物之外，田氏家族的田因齐（齐威王）、田文（孟尝君）、田忌、田婴等，他们或为国君，或为国相，或为将军，也都是胸有韬略、腹藏深谋的知兵者，而非平庸无能的等闲之辈。所以，孙氏家族这种良好的遗传基因和深厚而一脉相承的家学渊源，对孙子兵学的形成必然会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
21.《孙子兵法》之外齐国还有哪些兵学著作？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兵学最为发达的时期。当时，诸侯各国都出现了一批军事家和兵书。若论数量，齐国出现的兵书并不是最多的，但若论质量，却毫无争议是最高的。除至今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外，齐国还有《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和《管子》中的论兵篇章。
《汉书●艺文志》将古代兵书分为四大类，依次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齐国的这几部兵书全属兵权谋类，层次极高。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由国家组织刊行的《武经七书》，不仅将《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全部被收入书中，而且将《孙子兵法》置于全书之首。有人还认为，其中的《三略》其实也是太公佚书，或者至少是反映了太公的思想。另外，《孙膑兵法》因在宋代之前即已失传，所以其层次虽高而未能入选。
《司马法》。《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其实并非如此。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实际情况是，“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简称《司马法》。《司马法》因属辑次成书，所以内容复杂，风格不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职人员学习和使用的法典性兵学著作；二是春秋后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思想及其对古《司马兵法》的诠释；三是齐威王时稷下先生们追论古《司马兵法》时根据自己对战国时期新的战争特点的认识而加入的一些言论。
《孙膑兵法》。《孙膑兵法》系孙武后人孙膑所作，又称《齐孙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非常可惜的是，此书大约在汉末即已失传，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即不见于历代著录，以至于自宋代起聚讼纷纭，有很多人怀疑它其实就是《孙子兵法》，孙膑则即是孙武。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上述问题才涣然冰释。《孙膑兵法》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十分严重。经有关专家整理，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2月和7月先后出版了普通本和线装大字本《孙膑兵法》。全书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两编，各15篇。1985年9月，文物出版社在原来的基础上，只将上编出版，并加入一篇《五教法》。这样，《孙膑兵法》就变成了16篇。此后，各种不同的版本一般多以其作为底本。
《六韬》。《六韬》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系托名姜太公的一部兵书。《六韬》最早见于著录是《隋书●经籍志》，以后历代史书及公私著录均承袭之。《庄子●徐无鬼》有“金版六弢”的说法，《史记●留侯世家》则提到《太公兵法》三卷，《淮南子●精神训》提及《金縢（teng）》《豹韬》。高诱注云：“《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与“道家类”，又分别著录“《周史六弢》六篇”“《太公》二百七十三篇”。唐代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指出，《周史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由此可见，此书与太公还是有某种关系的。
22.齐国兵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齐国兵学是影响最大的，其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悠久，地位最高。前面述及，齐文化的最早源头为东夷文化，而东夷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骁勇善战、“尚武”之风盛行，其部族首领蚩尤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神——兵主。《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三曰兵主，祠蚩尤”。齐国的开创者姜太公则实为齐国兵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代王者《司马兵法》，自然也与太公有着直接的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所以，若从实际情况考察，太公至少应是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创始人之一。对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曾阐述说：“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以立军制；……以教战法。……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由此可见，没有姜太公等人，就不会有“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面世，也就不会有中国古典兵学的肇始。太公之后，管仲、王子成甫、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以及《管子》论兵诸篇则均是影响千古的著名兵书，而一部《孙子兵法》更将齐国兵学以至于中国兵学推上了历史的巅峰。所以，太公奠定了齐国兵学的基础，齐国兵学则不仅奠定了中国兵学的基础，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兵家文化的至尊地位。
其二，兼收并蓄，注重实用。齐国兵学是在广泛吸收华夏不同民族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熔铸而成的，如前文述及的东夷部族尚武善战的精神和商、周王朝优秀的兵学文化遗产等。同时，齐国兵学也吸收了与之同时代其他诸子的某些思想或理念。例如，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反映前代军事思想的《易经》《左传》以及兵书《军志》《军政》等著作的承继关系，也不难看出其对儒家、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等不同学派思想和理念的吸收，从而形成了鲜明而突出的一体多元的整体性倾向。同时，齐地之人讲求功利、礼法并用的社会环境，也使齐国兵学非常注重实用，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太公治国之初，“因俗简礼”，注重发展经济、推动工商贸易、讲求功利得失、提倡礼法并用的社会大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文化也具有注重实用的显著特点。春秋战国之时，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而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则对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兵学更属实用之学——战事的成败既关乎社稷存亡，亦关乎将士与人民的生死，所以它不尚空谈，注重实际，必须时时以利害得失权衡之。
其三，重智尚谋，影响深远。齐国兵学所以重智尚谋当与下述因素有关：一是齐地民俗对兵学文化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和《管子●正世》记载，齐人具有“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民众善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的特点。这一特点，对于兵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和理论特色的形成，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内在动力。二是齐国军队战斗力比较弱，在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促使兵学谋略思想的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荀子●议兵》记载，在周代诸侯国中，“齐号为怯”，其“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因而齐国不得不始终注重兵学研究，并且非常重视战争中对谋略的运用，最终形成了宁斗智不斗力的特点。齐国兵学的这一特点，是其所以能够“甲于天下”并跨越时空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3.鲁国在兵学方面有什么成就？
鲁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的父母之邦，与曾经出现过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著名军事家以及《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著名兵书的齐国相比，其兵学文化显然不够发达，并且实际上也不如秦、晋、楚、吴等其他诸侯国发达，所以，李零先生在论先秦各国兵法时，干脆没有提及鲁国（李零：《齐国兵学甲天下——兵法源流概说》，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93～212页）。但是，因时当诸侯国相互攻战、兼并不断的春秋战国之际，鲁国在兵学方面自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从军事地理角度看，鲁国拥有一定的优势。明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中曾说：鲁国所处之地，“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于中夏矣”。所以，春秋之初鲁国曾强盛一时，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小霸”郑国及强齐相匹敌（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初年鲁国之强”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这种局面的出现，说明在鲁国开国之君周公旦所创立的文化传统中，兵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二，鲁国的文化政策虽然比较保守，但文化环境却比较宽松。由于这样的原因，作为卫国人的吴起，才能够一度在鲁国为将；而鲁国的儒家文化，对吴起也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吴子》一书论治军用兵之道往往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重要范畴，提倡“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等理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兵家类》称：“然（起）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
其三，儒家文化本身也包含着兵家文化的内容。比如，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在军事上就有着很多非常重要的思想。根据《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文献记载，鲁国兵学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一是反对不义战争而支持正义战争，并重视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二是主张足食足兵，教而后战，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三是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反对“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态度和做法；四是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主张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五是重视政治对军事的主导作用，认为“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
其四，鲁国也有自己的兵书——《曹沫之陈》。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部《曹沫之陈（阵）》，这是一部久已失传的鲁国兵书，而且是迄今为止所仅见的一部鲁国兵书。全书约1700字，分论政和论兵两部分。曹沫即是《左传》所记那位以论兵而著名并在长勺之战中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兵家人物曹刿（gui）。全书是以曹沫与鲁庄公问答形式呈现的，从内容上看不仅比较完整和系统，而且与齐国兵学理念多有接近甚至相同之处（田旭东：《战国写本兵书——<曹沫之陈>》，载《文博》2006年第1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鲁国兵学与齐国兵学相比虽不够发达，并有着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如都主张慎战、都重视训练、都重智尚谋等等，但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它更为重视战争的正义性，更为重视政治（“礼”）对于战争的主导作用，在兵学思想中注入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和理念。
24.齐鲁之外其他诸侯国在兵学方面有什么成就？
李零教授在《齐国兵学甲天下——兵法源流概说》（李零：《齐国兵学甲天下——兵法源流概说》，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93～212页）一文中，将先秦兵书分为三个系统，即：齐、燕系统，晋、秦系统，楚、吴、越系统，并分别进行了评价。
其一，齐、燕系统。齐国的兵学成就及特点在前述《<孙子兵法>之外，齐国还有哪些兵学著作》和《齐国兵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两个问题中已经解答，这里就不再赘言。燕国只有《苏子》中的兵家言，属权谋类。苏子即苏秦，战国晚期东周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曾东赴齐国师从鬼谷先生学习纵横之术。据《战国策●秦一》记载，苏秦初次出游，数年无成，搞得自己“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灰头土脸，只好困顿而归。没想到，回家后，“妻不下紝（纺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让苏秦很伤自尊。于是，他闭门不出，连夜翻箱倒柜，寻找值得研读之书，结果“得太公《阴符》之谋”，遂“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为免困乏欲睡，他甚至于引锥刺股（大腿），搞得“血流至足”。经过一年，终于“揣摩成”，出说（shui）诸侯合纵攻秦，配六国相印而归。苏秦师事齐国的鬼谷子，所发愤诵读的又是太公兵法《阴符》，这应是《苏子》中兵家之言具有齐国兵学特点的原因所在。
其二，晋、秦系统。晋国：（1）《孙轸》，属形势类。孙轸(zhěn)，即先轸。（2）《师旷》，属阴阳类。师旷，春秋晚期人，当晋悼公、晋平公（前572～前532年）时。（3）《苌弘》，属阴阳类。苌(chanɡ)弘，亦春秋晚期人，当晋昭公、顷公和定公（前531～前475年）时。魏国：（1）《吴起》，属权谋类。《吴起》原书48篇，今本《吴子》仅剩6篇，估计成书于战国晚期。（2）《李子》，属权谋类。李子，即李悝，又名李克，战国早期人，大约与吴起同时。（3）《尉缭》，属形势类。尉缭，战国中期人，当魏惠王时。原书31篇，今本《尉缭子》仅存24篇，因《兵教》、《兵令》均分为上、下篇，所以实为22篇。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本《尉缭子》，但与存世本有所差异。是书可能成于战国晚期。4.《魏公子》，属形势类。魏公子，即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战国晚期人，当魏安釐王（前276～前243年在位）时。赵国：（1）《孙卿子》，主要是其《议兵篇》，属权谋类。孙卿，即荀况，又称荀卿，战国晚期人，儒家的集大成者。《议兵篇》当成书于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十九年（前247年）之后。（2）《庞煖》，属权谋类。庞煖（xuān），战国晚期人，当赵孝成王和悼襄王（前265～前236年在位）时，曾与兄庞焕师事楚鶡（he）冠子。原书3篇，今存《鶡冠子》有庞子与鶡冠子的问对，以及庞煖、庞焕与赵武灵王、赵悼襄王的问对。秦国：（1）《公孙鞅》，属权谋类。公孙鞅，即商鞅，战国中期人，当秦恵公、出子、献公、孝公（前399～前338年）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后被车裂而死。（2）《繇叙》，属形势类。繇（you）叙，即由余，春秋中期人，当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时。（3）《墨子》中的兵家之言，属技巧类。墨子，即墨翟，战国早期墨家创始人（主要活动于前480～前390年）。其《备城门》等诸篇，专讲城守之术，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应是墨家学派在秦国所作，原为20篇，今本仅存11篇，9篇亡佚。
其三，楚、吴、越系统。楚国：（1）《鶡冠子》中的兵家言，属权谋类。鶡冠子，战国晚期人。原书仅一篇，今本则有19篇，应成书于战国末年至汉初。（2）《楚兵法》，属形势类。（3）《景子》，属形势类。景子，疑即景阳，战国晚期人，当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年在位）时。（4）《蒲苴子兵法》，属技巧类。蒲苴子，楚之善弋者，生活年代不详。吴国：只有《五子胥》一种，属技巧类。五子胥，即伍子胥。越国：（1）《范蠡》，属权谋类。范蠡（lǐ），春秋晚期人，当越王勾践（前496～前465年在位）时，助勾践灭吴后，飘然隐居江湖，易姓名经商致富。2.《大夫种》，属权谋类。大夫种，即文种，大致与范蠡同时，助勾践灭吴后，为勾践所害。
其四，统计与分析。（1）以上所列晋、秦兵书12种，其中权谋类5种、形势类4种、阴阳类2种、技巧类1种，数量不可谓少，但仅存权谋类《吴起》和《孙卿子》之《议兵篇》2种、形势类《尉缭》1种、技巧类《墨子》论城守诸篇1种，其余全部亡佚。（2）楚、吴、越系统有兵书7种，其中权谋类3种、形势类2种、技巧类2种，仅存谋略类《鶡冠子》中之兵家言1种，余皆亡佚。（3）从这个统计不难看出，齐国之外各诸侯国的兵书，权谋类少而其他各类多。有意思的是，存世者则正相反，是权谋类多（4种）而其他各类少（仅形势类1种、技巧类1种）。由此可见，齐国兵书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5种），但一是全部属于权谋类，二是质量都很高，所以不仅没有亡佚，并且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他诸侯国之兵学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25.《孙子兵法》与《周易》有什么关系？
《周易》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内涵丰富、影响巨大而流传久远的奇书，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领域的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应用，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一般说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而后者是解释前者的。《周易》很早就与《诗经》《尚书》《礼记》《乐记》和《春秋》一起被纳入“六经”系统，成为西汉以来历代士人的必读之书，从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周易》的作者，人们一般认为是伏羲画卦，周文王推演、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撰写《易传》。《易经》部分的基本要素是阳爻（—）和阴爻（－－）。阳爻和阴爻错综、重叠而成八卦，即：乾（ ）、坤（ ）、震（ ）、艮（ ）、坎（ ）、离（ ）、兑（ ）、巽（ ），此为经卦；八卦再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周易》是一部用来指导人们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哲学著作。其中《易经》是被用来进行筮占的书，其文字部分是对相应易卦象征意义的解说和对人事吉凶的判定，是古代先哲通过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与结果进行高度总结并加以概括而形成的。至于《易传》，则是对《易经》所作的解说，是用来阐发其义理的哲学典籍。《周易》的卦、爻辞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的反映了远古时代某些历史事实，有的反映了某个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有的则反映了远古时代部族间激烈而频繁的战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价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周易》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中国古道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历法、建筑等都有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当然也无例外的与兵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对其产生了同样深刻而重要的影响。韩荣钧认为，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考察和分析（韩荣钧：《<周易>对<孙子兵法>的影响》，载《滨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首先，在基本精神方面，《周易》与齐文化深相契合。《周易》虽被奉为儒家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但事实上它有很多内容逸出了儒家的思想藩篱而契合于道家、法家的思想，所以它也能被道家、法家作为重要的经典而尊奉之。历史上，孔子教学生读《诗》《书》《春秋》，却不教学生读《周易》，孟子称引《诗》《书》也从不提及《周易》，《周易》成为儒家的经典其实是在战国末期。所以，《周易》虽为儒家经典，但却较多体现了法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正和以法家、阴阳家、道家为主体的齐文化相一致，其崇尚功利、追求变革的思想与精神，最容易被齐文化所接受。《周易●系辞上》称：“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种精神，与儒家轻财重义的思想格格不人，却与齐文化重视发展经济的功利思想极其一致。《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思想，在讲究君臣等级制度的孔子那里同样不会出现，却与齐国重视发展工商渔盐之利、富国强兵，且致力于“合诸侯”而“匡天下”之霸业的一贯做法如出一辙。由此不难看出，齐文化和《周易》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齐文化因受其影响并孕育出《孙子兵法》及其为代表的齐国兵学，并不奇怪。
其次，田氏家族非常重视用《周易》卜筮，说明其受《周易》影响颇深并精于易理。用《周易》卜筮在春秋时期非常盛行，孙武祖上亦非常重视占卜。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这年春天，田（陈）完奔齐，“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田完婉拒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左传》还记载了卜筮中对田氏命运的预言。《庄公二十二年》又载：“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甚至，连田完的出生也和《周易》卜筮有关：“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孙武的高祖陈文子，即非常精通《周易》。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见棠公寡妻棠姜(东郭偃的姐姐)很美丽，就让东郭偃把她介绍给自己为妻。东郭堰不同意， 崔杼就叫人用《周易》筮之：“遇《困》■之《大过》■”。陈文子解释说：“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以此而论，田氏家族的易学传统，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到孙武及其所著《孙子兵法》。
再次，从《孙子兵法》中完全可以看出《周易》对其无所不在的影响。一是在哲学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变”的发展观、现象分析的“两点论”、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矛盾转化的观点。《孙子兵法》中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等等，所讲无不是变化的道理。而《周易》，就恰恰是一部讲变化为主的典籍，即所谓“无平不破，无往不复”。所以，《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现象分析的“两点论”在《孙子兵法》中非常突出，作者列举了大量的范畴，几乎没有不是以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事物或现象为内容的，如阴阳、寒暑、高下、远近、广狭、迂直、险易、死生、刚柔、奇正、虚实、胜负、利害等等，并且它们皆可以“阴阳”统之。而《周易》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强调“两点论”的集中代表。在“两点论”方面，《孙子兵法》可说深受《周易》的影响。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矛盾转化的观点，也同样如此，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介绍，读者完全可以在阅读中细心加以体会。二是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慎战思想、战备思想、“师出以律”的军法思想等，这些思想在《孙子兵法》中都是非常鲜明、突出而深刻的，多年来专家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但这些思想都可以从《周易》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周易》在卦爻辞中透露出的慎战思想，见《既济》九三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朱熹《周易本义》谓：“……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占者不可轻动之意。”马振彪在《周易学说》中也说：“淮南王疏云：‘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两位前辈学者，分别阐明了作者上述思想。《周易》还在多处讲到战备思想：《豫卦》卦辞讲到“利建侯行师”。《豫卦》本为愉悦之卦，但人在安乐中反而容易走向迷途, 因而必须常存警戒之心,凡事早做准备，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而“豫”字本义即有“预备”、“预防”之义，在早为之预的前提下，才能利于行军作战，即所谓“利建侯行师”。《萃卦●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这就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居安思危、加强备战以戒不虞的重要性。军队不可没有纪律和军法，所以《师卦》初六爻辞谓：“师出以律，否臧凶。”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充分强调了法令、纪律的重要作用。
宋代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曾说：“盖《易》之为书, 兵法尽备, 其理一矣。”清代思想家魏源则云：“《易》其言兵之书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孙武》其言道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吾于斯见兵之精。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清]魏源：《孙子集注序》，载《默：魏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也就是说，在魏源看来，儒家的重要经典《周易》亦是“言兵之书”，兵家的重要经典《孙子兵法》亦是“言道之书”。由此看来，《周易》深刻地影响了《孙子兵法》，二者在哲学上、兵学上达到了高度圆融、密合无间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