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综合篇）<2>
26.《老子》的战争观对《孙子兵法》有什么影响？
《老子》是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学说的实录，也是先秦道家学派和后世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今本《老子》分上、下篇，即《德经》与《道经》。就总体而言，《老子》一书是一个对宇宙、自然、社会与人生进行深度思考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其中的某些哲学命题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在起着作用。人类自从迈入“文明”的大门之后，战争即始终如影随形相伴难分，其巨大的破坏性、残酷的野蛮性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深入思考。而我国春秋之末，恰恰又是一个战争极为频繁的时期。老子作为“东方第一哲人”，对于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自然也有着自己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就体现在《老子》一书中。关于战争，老子大致有以下主要思想和观点：
其一，崇尚和平，反对战争。老子强烈地反对战争，他说：“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下引此书均不再注）又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物或恶之”，而“有道者不处”。所以如此，是因为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总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并且，它也不合乎“道”。老子认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其基本精神是“自然无为”。统治者应以“道”治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任凭事物自然发展而不妄加干涉，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地将自定”，“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其二，战则“贵柔”“守慈”“恬淡为上”。老子发现，“强梁者不得其死”：“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gǎo）；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所以，当战争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就应“恬淡为上”“不武”“不怒”“不与”，必须用兵时则应“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因为“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取）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其三，平时谨慎、“静笃”，胜后要如临丧事。老子既然强烈地反对战争，就必然地要慎重地对待战争。他主张低调处世，反对逞强好斗，认为一旦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也就要走向反面，离灭亡不远了，所以他说：“祸莫大于[无](轻)敌，[无](轻)敌几丧吾宝。”又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平时宜“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即使获胜，也不可得意忘形，因为“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所以，“杀人之众”，应“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已故著名兵学专家杨丙安先生认为，关于《老子》的军事思想，以往可能多有误会，许多解读恐怕并不符合老子的原意，比如对“将欲歙（xī）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等内容的解释，即是如此（杨丙安：《孙老兵学异同论》，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4期）。
老子与孙武面对战争，虽然说一个是反战的，一个是言战的；一个的态度是消极的，一个的态度是积极的。然而，在慎战和崇尚和平等方面，孙武肯定是受到《老子》的影响的。尤其是《老子》关于“道”的思想、“道法自然”的思想、仁慈的思想、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自知”与“自胜”的思想、虽胜若否的思想以及无所不在的辩证法思想等等，在《孙子兵法》中都有显示。应该说，在军事哲学问题上，《孙子兵法》很可能直接渊源于《老子》并极大地升华了《老子》，从而使自己成为古今中外兵书中一朵不朽的奇葩。
《管子》一书由汉代刘向编订并传于后世，原为86篇，今存76篇。其撰著，既非出自一人，亦非成于一时，但多数学者认为应成于战国中后期。此书内容庞杂，对哲理、政法、经济、军事、阴阳五行、文化教育以至于农业科学等都有所论述，涉及儒、法、道、兵、阴阳、名、农等各家的思想，其中既有管仲的事迹和思想，可能也有后人的学说和理论。《管子》的上述特点，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兵学思想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内容丰富而庞杂；二是体系凌乱不整。大致说来，《管子》的兵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关于战争。《管子》中的部分篇章对战争的性质、作用以及应取的态度作了系统论述。《管子》将战争分为“义”与“不义”两个范畴，突出强调了“义兵”说，认为“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管子●七法》，下引此书均不再注），古代贤王用兵“举之必义”，“有义”弱可胜强，“不义”则会失败；而所谓“义”，即是“案强助弱，御暴止贪，存亡安危”。《管子》还认为，“……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故兵者安国尊主之经也，不可废也”。又说：“夫兵，……所以辅王称霸”，“凡国之重，必待兵之胜也”。战争的作用虽极为重要，但《管子》却清醒地指出了它的负面效应：“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因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十年之功尽”。所以，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应是“兵虽强”，不可“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
其二，关于国防建设。在国防建设问题上，《管子》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难能可贵的是，《管子》还初步认识到了国防力量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而非单纯的军事能力问题，认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于机数”，如此则会“财”“工”“器”“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于机数”均“无敌”。基于这一认识，《管子》又提出了“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的命题，主张“务本（农）饬末（指致力于商业）”以发展经济，因为“国富者兵强”，而“兵强者战胜”。关于武装力量建设，《管子》倡导并实行寓兵于农、兵民结合的方针。此外，在国防教育、国防管理、国防斗争策略以及武器装备改进等方面，《管子》都有所阐发和论述，有些观点至今仍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其三，关于谋略理论。在军事斗争指导上，《管子》秉承了齐国重视谋略运用的一贯特点，无论在战略方面，还是在战术方面，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战略指导方面，《管子》提出了“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的观点，这与《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一致的。为达到这一目的，《管子》还提出了对敌国进行政治战、经济战、颠覆战和精神战等谋略方式。在战术指导方面，《管子》提出了先知、先谋、不意和乘瑕等具体原则，认为交战之前“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指出，“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管子》还认为，“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不难看出，《管子》书中的兵论，内容涉及国防理论、战争观、谋略思想以及战略战术指导，故而较之《孙子兵法》要丰富得多，且兼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家的特色。但是，这些论述，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散见于专门论兵的篇章和部分并非以论兵为主的篇章中，不像《孙子兵法》那样结构严谨，井然有序。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的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学大师，他的兵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之《议兵篇》内，但其他篇中也有所论列。由于是一位儒家代表人物，所以荀子很自然地继承了孔子和孟子的兵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与孙武的兵学思想既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其一，倡导礼制、仁义之兵，反对“权谋势利”和“攻夺变诈”的“盗兵”。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所以，“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荀子●议兵》，下引此书不再加注）。又说：“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不可诈也。……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他认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而“隆礼尊贤”是王道，“重法爱民”是霸道，“好利多诈”是危道，“权谋倾覆”是亡道，强兵必须“隆礼”、“爱民”、“守信”。荀子甚至认为，善于施行仁政、安抚百姓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用兵之道与治国之道相通。他说：“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应当指出的是，荀子反对“权谋”、“变诈”的思想和观点，若用之于内部，当然是正确的，但若用之于对敌，则就难免偏颇之嫌了。所以，这是其不同于孙子兵学一个重要之处，二者各有短长。
其二，主张指挥统一，重视以法治军，强调战场纪律。荀子认为，军队指挥要统一，首先是要权力集中，政出一门，因为“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其次是要民心归附，思想一致：“凡用兵，攻占之本在乎一民”，因为“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关于治军，荀子主张以法治军，且要军令如山，“顺命为上，有功次之”：“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在战场上，荀子主张诛有罪而赦无辜，“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擒），格（斗）者不舍，奔命者不获”。荀子的这一思想，与孙武多有相似之处。看来，反对滥杀无辜，是先秦兵家的共同理念。
其三，论将颇有独到之处。荀子论将，提出了“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的观点。所谓“六术”，指的是将领所应当遵循的六项原则，其中三项为治军原则，三项为作战指导原则；所谓“五权”，是五种衡量事物的办法；所谓“三至”，则是将领可以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所谓“五无圹”，是指在五种情况下不可大意。这些观点，内容丰富而具体，可操作性很强，较之《孙子兵法》，一是更加专门，二是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孙子兵学关于将帅的论述。
其四，轻视个人之技勇，重视节制之师。荀子曾对齐国、魏国和秦国的军队进行过考察，认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这也是孙子兵学所没有论及的内容。但是，荀子虽然重视节制之兵，却仍将其置于“仁义之兵”之下，认为“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而只有仁义之兵才能无敌于天下。至于齐、魏、秦等，则或是“亡国之兵”，或是“危国之兵”，或是“末世之兵”。在这里，荀子片面地夸大了仁义的作用，其实是不足为训的。
其五，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和农耕的重要性。荀子认为“械用兵革攻完（器物精良，攻应为功）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yu3 ku3，指器物粗劣）不便利者弱”，主张“辟土地，实仓廪，便备用”，以供战时之需。这些，都是《孙子兵法》中所没有的。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共有71篇，到宋代尚有61篇，现存仅53篇，其中专门论兵者14篇，分别为《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和《杂守》，另有9篇有目无文。
在传世《墨子》的论兵之作中，批判侵略性攻伐战争者3篇，即《非攻》之上、中、下篇；论述如何备御敌人进攻的7篇，这7篇涉及当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进攻形式。在这些进攻形式中，“突”是突破、突入之意，为防备此种情况，需沿城每百步设置一如灶龛（kān）之“突门”，内置柴草，上置轮车，敌人一旦突入，则以轮车塞其后，而燃火熏之；“穴”乃“穴攻”，指以挖地道的方式攻城，备御这种进攻方式，办法多而复杂，但常见者一是在城内筑一瞭望楼谨慎观察，二是在城内同样挖壕沟、竖井，敌入则以水淹之或以火熏之；“蛾傅”亦作“蛾附”，指像蚂蚁一样趋附来攻，乃极言人多的意思，而备御之法也同样很多很复杂。《迎敌祠》一篇，内多兵阴阳家言，论述敌从不同方向来攻，则以不同方术、办法迎之，“迎敌祠”似属为应敌而于城内所设之坛的名号。《杂守》一篇，论其他各篇所未论及的有关城守一些具体问题，其中提出了五种不守的情况，即“城大人少”“城小人众”“人众食寡”“市去城远”和“畜积在外，富人在虚（墟）”。其余各篇，均不难理解，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
《墨子》的“城守”诸篇及其他有关篇章所体现的兵家思想极具特色，非其他诸子所能相比，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倡导“兼爱”，力主“非攻”。墨子原属儒家，因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遂另创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墨家的创始人。儒家也提倡爱人，但儒家的爱是有差等的，而墨子则提倡“兼爱”。所谓“兼爱”，即是无论亲疏远近、贫富贵贱均应同样视之的无差等的爱。墨子认为，天下人如能“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下引此书均不再注），社会就会安定，否则就会相攻、混乱。他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基于这一思想，墨子大力倡导“兼爱”，强烈反对侵略战争，力主“非攻”。所谓“非攻”，就是谴责侵略的意思，这是墨子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墨子认为，侵略他国就是劫夺，多杀人众实属不义，不仅有害于他国人民，而且即使对于自己，亦实属“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甚至“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所以既不合于“圣王之道”，也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可谓害人害己。需要指出的是：墨子反对战争，但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他把战争从性质上分为“攻”、“伐”两种，前者属攻伐无罪之国，是非正义的，所以必须反对；后者是诛灭有罪之君，是正义的，所以不仅不能反对，而且应当支持。
其二，主张有备无患，积极防御。从“非攻”的战争观出发，墨子主张在战略上应该做到有备无患，积极防御。墨子认为，“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猝）”。所以，结论是：“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墨子又说：“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墨子认为，防御作战不仅要靠高城深池、武备完好、粮草充足，而且要靠主信民乐、上下齐心、人人对敌仇恨并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同时还要有邻国的救援。为说明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墨子还以许多诸侯国惨遭灭亡的事实作为例证，指出：“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墨子这种有备无患、积极防御的思想，势必促使其对城防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视。《墨子》一书，自《备城门》以下11篇即全是围绕城防问题而展开论述的，其中既包括守城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包括城郭沟池的构筑方法、各种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以及兵力的部署和指挥，可谓详尽而周密，系统而完整
其三，主张选任将帅，尚贤任能。《墨子》中有3篇是专论如何尚贤任能的，这就是《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所以，尚贤使能是墨子思想的突出特色，远非其他先秦诸子所能企及。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管理军队乃至治理国家的一条带有根本性的措施。墨子认为，贤良之士实系“国家之珍”和“社稷之佐”，“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所以，“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强调，对于贤良之士，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那些“能射御”和“必忠信”的贤良之士高兴且意气风发，而“不能射御”和“不忠不信”的人害怕且沮丧，从而造成一种“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的局面。墨子痛恨凭借“骨肉之亲，无故常贵”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任人唯贤的思想。这一思想，既反映了当时底层人民要求参政的呼声，也反映了墨子本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军事思想方面，《墨子》与《孙子兵法》在“仁爱”和平、有备无患、选贤任能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也很鲜明，即：前者反战，后者并不反战；前者“非攻”，后者则主张积极进攻。总的看，在军事上，《墨子》以守为其主要特色，所以除《非攻》外，其它各篇多以“备什么”为篇名，而“墨守”则与“成规”变成了人人所熟知的成语。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在军事方面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著，但却发表过许多非常高明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军事要服从政治，征伐之权必须由天子掌握，用兵应利于天下统一和安定。孔子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有序是靠“礼”来维系的，所以必须时时处处维护它。但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王室衰微，所以他提出了“礼乐征伐”必须“自天子出”的命题。他认为，如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或“自大夫出”，那就是“天下无道”（《论语●季氏》，下引此书均不再注）。对于家臣坐大和以下犯上，孔子认为是不可容忍的。比如，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为摧毁鲁国三桓家族的武装据点，他不仅建议而且亲自参加了“堕三都”的著名事件。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齐国大夫陈桓子弑齐简公并夺取政权，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并且曾要求哀公“伐齐”。在用兵征战方面，孔子主张必须有利于天下统一。为此，他非常赞叹齐桓公“尊王攘夷”的霸业和秦穆公肃清戎狄势力的努力。
其二，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据《论语》记载，鲁国势力最大的季康子（三桓之一）要去讨伐附属于鲁的小国颛臾（zhuān yū），冉有、子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用兵。”孔子认为这是非常不义的事情，当即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从季氏那里辞职。但是，当需要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时候，孔子却要求弟子们挺身而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哀公九年（前486年），齐国欲侵犯鲁国，孔子对弟子们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等当即请行，孔子经斟酌决定派子贡前往斡旋。《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此后两年，齐再次侵鲁，鲁国小童汪錡（qi）与其主人一同战死，鲁国人破格以成年人的礼仪安葬了他，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shāng）也。”这里，“殇”专指8～19岁小孩死后的葬礼。此役冉有执长矛勇敢地突入敌阵，孔子称赞他说：“义也。”
其三，重视国防建设，强调“二足一信”的战争准备。处在春秋末年那样一个诸侯割据、战争频仍的时代，孔子重视国防问题是非常自然的。他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文武并举。据《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意思是说：国家要搞政治活动、经济建设，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而要增强国防力量、征讨不义，则又必须靠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为基础。孔子的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军事、经济与国防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后世足资借鉴的不刊之论。在具体操作上，孔子强调要以民为本。所谓“以民为本”，即：一要取得民众的充分信任，二要动员民众积极参加国防建设事业。《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三者”必须依次去一时，他认为应先“去兵”，再“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一观点，看似绝对，实际已经触及了民心向背与战争成败密切相关这一问题的实质。孔子还认为，“治理千乘之国”，要“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以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教”之，使之“即戎”。
其四，重视教育和训练，主张对民众教而后用。孔子非常重视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他在为弟子们设定六项科目（“六艺”）中，有两项属于军事科目，即“射”和“御”。春秋末期，仍以车战为主，车既是交通工具，更是作战设备。一辆战车，载甲士三人，左为车左，主射；右为车右，执戈；中为执辔（pei），掌御。所以，“射”和“御”是不可或缺的两种军事技能。孔子本人即精通射、御。对于驾车，孔子也是技艺精到，态度认真，“升（登）车，必正立，执绥（绳索），……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他曾对弟子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可见，孔子对驾车更为重视。对于民众，孔子更是主张教而后用。他曾说：“善人（好的领导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严厉地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其五，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谨慎对待战争。《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齐（斋），战，疾（病）。”说明他对战争是持谨慎态度的。同篇记载，子路曾经问孔子说：“您如果统率三军，将会和谁在一起呢？”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可见孔子对待战争问题，不仅极为谨慎，“临事而惧”，而且提倡“好谋而成”前提下的智慧之勇，反对匹夫之勇式的盲目蛮干。
综上所述，在军事思想方面，孔子与孙武确有许多相通和一致的地方，有些思想可看作是对孙子兵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孙武的出现和孙子兵学的形成，与齐国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特点分不开；而孔丘的出现和儒学的形成，则和鲁国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特点分不开。鲁国是周王室嫡亲周公的封国，而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因其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周公名旦，是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多才多艺，文武双全，一生先是协助武王打天下，后则留在朝内辅佐成王治理天下，所以受封后并没有前往自己的封国，而是让其子伯禽去鲁国的。
伯禽到达鲁国后，在治理国家问题上，与姜太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太公受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同书还记载，鲁国立国之初，为推行宗周礼乐文化，在其境内进行了一番比较艰难但也比较彻底的礼俗改革：“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不禁叹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也就是说，鲁国立国之初保存了大量的宗周礼乐文化，这一点与齐国截然不同。
那么，以宗周的礼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鲁文化有些什么突出特点呢？这些特点与齐文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比较：
其一，鲁国强调宗法上的“尊尊而亲亲”观念。《汉书●地理志》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尊贤而上功。’”又载：“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也就是说，鲁国在用人政策上，十分讲究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贵贱，优先任用亲者、贵者，这与齐国任人唯贤、崇尚事功、重用有实绩的人，显然大不相同。
其二，鲁国以“礼”为准绳，并着重发挥礼制中的德治精神。“礼”在周代包括了礼、法和道德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规范等。鲁国奉行周礼，所以知礼、习礼、好礼、学礼蔚然成风。孔子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下引此书均不再注），并要求弟子们“立于礼”，做一个“文之以礼乐”的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鲁国人重视“礼”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格外看重其德治内容，而对于其所包含的法治精神则不太重视。所以，鲁国比较缺乏法治的传统和精神。齐国虽然也奉行周礼，但其一向有讲法的传统，比较注重周礼中的法治精神。西周时期齐国即有一部成文法典《吕刑》，载于现存《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杨向奎先生曾说：“《吕刑》讲刑，故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之地区。”（杨向奎：《论〈吕刑〉》，载《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
其三，鲁国重文崇文。周朝的礼乐文化，就内容而言，可分为礼乐和刑政两大部分。礼乐属文，刑政属武，文出自文王，武出自武王。所以，“周道”也就是文武之道。周人特别推崇文王和武王，原因在于他们是“周道”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周公制礼作乐，属于文的系统。鲁国虽然秉承宗周礼乐文化，但对于文、武两方面不是给予同等的重视，而是着重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文的传统。所以，孔子盛赞“郁郁乎文哉”，而“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朱熹注引，齐鲁书社1992年版）。这些，都透露出一种重文轻武的倾向，与齐国很不相同。
其四，鲁国在对待礼乐传统上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鲁国人珍惜文化，尊重传统，他们对于自己的先人怀着深深的眷恋和莫大的尊敬，故言必称“先王”，事必尊“先人”。《国语●鲁语下》记贵族夫人敬姜教育儿子的一段话，总共不到五百字，竟多次提到“昔圣王”、“古之制”、“先王之训”。孔子更主张“克己复礼”，极力维持“礼”，欲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对待礼乐传统上，可说每个鲁国人都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其五，鲁国接受了一定的殷商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东夷文化的某些成分。殷文化和周文化区别并不大，其特点是“亲亲”（重母统），而周文化则是“尊尊”（重父统）——即在立嗣时前者“立弟”而后者“立孙”。至于东夷文化，其本来具有勇而善战的特点，但东夷人同时也秉性温良、敦厚和平，讲究礼让且崇尚仁德。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在引《王制》“东方曰夷”后解释说：“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问题是，同样的东夷文化，齐国着重吸收了它的勇而善战的一面，而鲁国则着重吸收了它的礼让仁德的一面。所以，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传承和吸纳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时，关键还在于自身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品性。
从上述分析看出，鲁国重礼崇文，培育出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儒学创始人兼儒家代表人物，是不难理解的；而齐国一向重法崇武，能够培育出孙武这样的大军事家，也绝非偶然现象。孔子和孙子的出现，都是其本国自身文化不断发展并长期陶冶熏染的结果。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杰出代表，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先秦时期相关地域文化的结晶。孙武为齐人，又生于贵族之家，他生于斯，长于斯，因而所著《孙子兵法》便很自然地具有齐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这是无毋庸置疑的。但是，孙武很早即南下吴国，在吴国建功立业，并最后归隐、终老于吴，从而也不可避免地使其兵法具有了鲜明的吴文化特色。这些特色，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孙子兵法》具有十分广阔的吴地背景，与吴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可以从有关古代文献中找到有力证据，也能在《孙子兵法》一书中获得充分的内证。就《史记》等文献记载而言，孙武虽是齐人，但自从其因避齐内乱而出奔且定居吴地起，活动即都在吴地。史籍所载可供采信的孙武生平事迹，如吴宫教战、佐吴富强以及对楚实施战略欺骗、五战入郢（yǐng）等，都是以吴国为广阔舞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武所创作并不断修订的兵书，在逻辑上便自然不可避免地会熏染上吴文化的的色彩，甚至其中极可能蕴含着伐楚过程中先胜而后败的经验与教训，如《火攻篇》对“战胜修功”问题的提出与阐述等。
其二，《孙子兵法》书中的吴地兵学文化特征比较明显。在《孙子兵法》书中所论及的军队建制、军事地理特点与战争外部环境、作战指导理念与方法、吴越争霸兼并战争背景等诸内容中，可以获得印证：（1）《孙子兵法》所提到的“军、旅、卒、伍”四级基本编制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特有，而与齐国军队的“五级”编制和晋国军队的“六级”编制并不相合。（2）《孙子兵法》所论及的“地形”“相敌之法”等内容，恰好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典籍所描述的南方地理地形环境特征相吻合。（3）《孙子兵法》所倡导的诡诈作战指导原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之“军礼”传统相对立，与《公羊传●桓公十年》何休注所说“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战法相区别，这当中虽有齐文化崇智尚谋的渊源，但也表现了南方兵学文化灵活多变的特点。（4）《孙子兵法》曾多次提及“吴越”之争、“越人之兵”云云，将越国视为吴国主要假想敌之一，并多处论及水战，表明它是立足于南方战争形势、战略格局基础之上且针对那里的地形地貌特点进行的军事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
中国的兵书出现是比较早的，但可惜的是，那些出现在《孙子兵法》之前的兵书，一种也没有传下来。
据文献记载，黄帝那里似乎应是兵学的源头，因为后世谈及兵学，往往会说到黄帝。如《孙子兵法》在说到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时，就明确指出：“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宋代施子美在《施氏七书讲义●孙子●行军》中说：“盖上古之世用兵者自黄帝始，故后之言兵者，莫不言黄帝。”明代刘寅在《武经直解●孙子●行军》中也说：“黄帝即轩辕，……兵家之法所始由也。”但黄帝时尚无完备的文字形成，是不可能出现兵书的。《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封胡》《风后》《力牧》，均不过是后人的假托而已，并且就是这些假托之作，也早已失传。
据现有文献的零星记载，在《孙子兵法》出现之前，已经面世的兵书（应成书于西周时期），至少应该有《军志》和《军政》两种。关于《军志》，成书于战国之前的《左传》、唐代杜佑所著《通典》、宋本《十一家注孙子》，都载有其佚文；而关于《军政》，目前仅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原文保存一条，注引保存一条。
另外，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司马兵法》也应是西周时期的兵书：“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hong）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这说明，《司马兵法》至西汉武帝时，世尚多有，只是今天我们已看不到了，我们只能从今之传世的寥寥数篇附有穰苴兵法的《司马法》中去揣摩其本来面貌了。
那些面世于《孙子兵法》之前但已经失传的兵书，应该与《孙子兵法》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它们是《孙子兵法》作成的重要文献参考和依据，并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前代军事经验积累和理论知识积淀。同时，《孙子兵法》也是上述兵书的提高和升华。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兵书的存在，《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的作成是不可想像的，至于它们在内容上一脉相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吴孙子”指的是孙武，“齐孙子”指的是孙膑，而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他们又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所以司马迁将他们放在一起立传。
由于孙武的功业全部建立在吴国，并最后终老于吴，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他为“吴孙子”，而他的兵书则因此有时亦被称为《吴孙子》。
与孙武相比，孙膑似更富传奇色彩。据记载，孙膑（约前378～前310年），孙武后世子孙，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任齐国军师。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向我国历史上一位极为神秘的人物鬼谷子学习兵法。由于得到了乃祖孙武的真传，再加天赋过人，所以才能远远高于庞涓，遭到庞涓嫉妒。庞涓在魏国任将军时，将孙膑骗至魏国并诬其罪名施以膑刑（去掉膝盖骨），目的是让他无法现身于世。面对庞涓的残害，孙膑只好忍耻佯狂，借以麻痹庞涓。后来，孙膑乘齐使来到大梁之机，暗中说服之，让其把自己偷偷载运回齐国。回到齐国之后，他先以运筹之术帮助大将田忌在赛马场上赢得千金，后又接连在桂陵之战（救赵）和马陵之战（救韩）中两次大败庞涓，迫其自杀，从而威震诸侯，“名显天下”。所以，司马迁说：“齐威王、宣王用孙子（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孙膑亦有兵法传世，曰《孙膑兵法》，但从《随书●经籍志》起，此书即不见于历代著录，以至于让人疑窦重生，众说纷纭。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竹简写本《孙膑兵法》，此书终于重见天日。
孙膑一生的主要活动都在齐国，并最后终老于齐，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他为“齐孙子”，而他的兵书因此有时也被称为《齐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