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综合篇）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兵家之学博大精深，著名将帅和军事家灿若星河，典籍著述卷帙浩繁，战争战役波澜壮阔，遗迹遗存不胜枚举，形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藏品”瑰丽璀璨的军事文化宝库。
其一，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各类兵书，种类齐全，涵盖广博，哲理深刻，系统阐述了战争战役规律、战略战术原理、作战指导艺术、治军任将原则以及各种军事技术，总结概括了几千年军事历史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构建起了庞大而全面的军事学术系统。
其二，《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皆有与军事有关的内容；《论语》《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亦载有历代思想家、学者的论兵之作；历代史籍，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正史、野史所载政治家、军事家传记与史实（如“汉中对”“隆中对”“雪夜对”等），以及唐、宋、元、明、清历代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等等，这些与专门的兵书著作一样，同为我国兵学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三，诸多的现代军事著作，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雄文华章等。
其四，历代研究诠释兵学经典的研究性著作、论文和期刊杂志。
其五，历代经典战例的经验及教训等。
其六，所有军事历史遗迹、遗存物、纪念设施等。
当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去浏览古代兵学的盛况，去探秘中国兵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时候，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兵书？众多的史学家虽然曾多方努力，多次做过严禁仔细的整理和统计，但大致也只能求得一个近似的数字。
汉初的张良和韩信曾奉命整理兵书，得182家。其后各代著录的兵书之数约为：《汉书●艺文志》53家、790篇、43卷，《随书●经籍志》133部、512卷，《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60部、319卷，《宋史●艺文志》347部、1956卷，《明史●艺文志》58部、1122卷，《清史稿●艺文志》59部、238卷，加上《补编》53部、359卷，共112部、597卷（明、清时只著录本朝的著书数）。
1933年4月，路达节所著《历代兵书目录》问世，其中著录历代兵书1304部、6831卷（内有203部的卷数不明），得以流传者仅288部、2106卷。
1987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联合出版了由高体乾担任主任的编委会组织编印的《中国兵书集成》，共50册，收录历代兵书近200种，既注意了精选，又注意了代表性，基本包容了历代兵书中的精粹之作。
1988年9月，许保林著《中国兵书知见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著录清代以前国人撰著的兵书3380部、23503卷，另有959部不知卷数未含在内。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731部不知卷数未含在内），存目兵书1072部、4936卷（228部不知卷数未含内）。
1990年6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申宁所写的《中国古代兵书总目》，共收录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兵书（包括清代后期翻译的兵书）4221种。这是迄今所收兵书目录最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现在所能看到的大约有500种左右。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把内容重复、内容相近而书名不同、名为兵书而并无论兵价值、同一名著而只是校注释解不同（如《武经七书》的七种名著）的兵书进行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取本删衍，那么所存兵书的精粹之作，大致也就是二三百种。
1990年10月，许宝林的另一部目录学著作《中国兵书通览》仍由解放军出版社版。此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总论》，从宏观探讨了历代兵书源流、价值等；中编《分论》，从微观对不同类别的具体兵书进行了介绍；下编《现存兵书简目》，实为《知见录》的缩编，但增补了一些现存书目（未言及补多少），并订正了前书某些不准确的内容。
除上述专门的兵书著作外，中国古代讨论军事问题、研究兴亡得失、记述战争和军事的典籍，还有经、史、子、集，历代的典、鉴、志、考、实录、会要、汇编帝王的诏令和文武大臣的军事奏疏，以及丛书、类书等。它们所记载的军事学内容十分广博，其数量之多，远在兵书专著之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兵书专著和论兵典籍，是难以用确切的数字进行统计的，人们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博大精深、恢宏幽邃来形容它们，也并不过分。
《武经七书》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发展军事教育和培养军事人才需要的结果。
众所周知，军官学校是培养将帅的摇篮。但在中国古代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存在着重视选拔任用而忽视培养储备将才的倾向。尽管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如商周时期的“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繁荣的私学，均包含有不少军事教育方面的内容，唐代更是专门设立武举以选拔军事人才。然而，总的说来，军事教育显得相对薄弱滞后，真正建立完全意义的军官学校，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事情。
建立于公元960年的北宋王朝，以积贫积弱而著称于中国历史。在同辽夏等政权的对峙和争战中，宋朝军队常常是防御乏术，战而无方，以至于屡战屡败。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追根溯源军事人才匮乏和将帅无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了改变军事人才缺乏的状况，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下诏设立武学，以培养军事人才。但是，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以古代的名将“岂尝专学孙吴”为理由，认定“立学无谓”。因此，武学在创立不久即被废止。治平四年（1067年），年方20岁的宋神宗即位，任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为相，大张旗鼓地全面进行旨在富国强兵、摆脱贫弱困境的变法运动。在改革过程中，神宗君臣把建立军事学校，加速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作为强兵的一条重要措施付诸实施。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下令设立武学，并对武学的行政与业务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来源、入学资格、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考试制度、毕业分配、学制、办学经费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体制由此宣告正式创立。
办学离不开教材。早在武学设立之前，宋即沿用唐武举选拔军官的旧制。当时的武举考试，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古代兵法。武学设立之后，更加迫切地需要选编一套标准的军事理论教科书，而入编教科书的素材，自然离不开古代兵书。但是，古代兵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且良莠不一，这又给学习者带来诸多的困难和不便。为便于武学学员学习，同时也给武举取士考试划定范围，宋神宗遂于元丰三年(1080年)下令国子监从众多的兵书中选出一批精粹之作定为教材。受命参与这项工作的朱服、何去非等人，历时三年，经过权衡比较、精心筛选，最后确定并校理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宋神宗随即将其命名为“武经七书”，下令刻版印刷，并颁之武学，作为教材。这便是《武经七书》的由来。
收入《武经七书》中的各部兵书，均系内容丰富、价值宝贵、地位重要的著名兵书。所以，此书是中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和优秀代表，是中国传统兵学的奠基之作。它的颁行，奠定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此后，虽然七书的排列顺序时有变动，却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被固定下来而广为流传，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南宋时，高宗曾诏令武学学员必须学习《武经七书》。明太祖朱元璋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公侯官将的子弟学习。清代也沿袭宋明旧制，武科用《武经七书》试士。由此可见，《武经七书》的印行，不仅对中国古代军事教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也促进了古代兵学的不断发展。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 。历史上，它与《孙子兵法》齐名，被人们合称为“孙吴兵法”。
《吴子》今存本2卷6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5000字，是战国前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有关吴起生平活动的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子》一书由战国吴起兵学流派集体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主要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
《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载录。《韩非子●五蠹》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家有之。”这表明吴起曾著有兵书，并与《孙子兵法》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这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仍很广泛。又，《史记●霍去病列传》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霍去病)孙、吴兵法”，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给予高度重视。东汉以来，史籍对《吴子》的著录仍不间断，如《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吴起，四十八篇”。军事家则普遍对其予以重视并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冯衍列传》中提到东汉大将军鲍永“观孙、吴之策”、《三国志●魏书●魏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云“(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晋书●李玄盛传》云“(李玄盛)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等等。
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兵燹（xiǎn）人祸等原因，《吴子》一书有不少内容失佚了。到唐代初年，《吴子》仅残存1卷，这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吴起兵法一卷”，其注者为三国时人贾诩。《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与《隋志》相同。《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的兵书著作为“《吴子》三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书对《吴子》均有记载，唯卷数上的区别而已。
《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周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动《励士》，凡六篇云。”这里篇数与今存本一致，篇名则《说国》为《图国》《变动》为《应变》，略有差异，其余均同。由此可见，今传世本《吴子》早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千余年来没有大变化。
历史上曾有一些学者对《吴子》提出怀疑，认为“其论肤浅，自是伪托”，是西汉中叶或六朝时人伪托或杂抄成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与近现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姚际恒、郭沫若、黄云眉、张心澂（cheng）、金德建等。但他们所列举的证据或嫌主观臆断而殊难成立，或随着考古发现的进展而遭到否定，并不足以动摇《吴子》一书的真实性及地位。
《吴子》自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后，一直为武学的基本教材，是历代将校必读之书，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情况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诏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又，清代“武试默经”，依然“不出孙、吴两种”(《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中国兵书集成》第42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年10月联合出版，第391页)。
《吴子》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它深刻总结了战国前中期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予以理论的升华，在继《孙子兵法》之后成为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价值巨大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由于它文字浅显、说理平易，因此颇受读者欢迎而广为流传。概括而言，《吴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进步成熟的战争观念。《吴子》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战争乃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吴子》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主张从事义兵，反对进行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吴子》既提倡“备战”，认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主张要时刻做好准备，以随时投入对敌作战，依靠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同时又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在战争指导方面，《吴子》强调应“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在修明政治的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为积极从事兼并战争并夺取胜利创造充分的条件。
其二，“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吴子》的治军理论系统而又颇具特色，其核心就是“以治为胜”。《吴于》认为，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关键不在于人数的众寡，而在于是否能做到严格治军。基于这一理念，《吴子》对治军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主要包括：（1）“教戒为先”，即重视对军队官兵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军事技能的训练。（2）“严刑明赏”，从严治军，即用严格的军纪军法约束将士，用物质厚赏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并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有信”，而所谓“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3）倡导“简募良材”，即主张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备不虞”，应付突发事件，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4）使用士卒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5）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6）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的为将标准，即造就一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优秀将帅队伍。
其三，“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具体说，就是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在知彼知己的前提条件下，从事战争活动，从而牢牢地掌握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所谓“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正是《吴子》有关避实击虚作战指导的精粹表述。在战场指挥上，《吴子》提倡“因形用权”，强调应敌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机动地实施不同的谋略与战法，或“急击勿疑”，或“击之勿疑”，或“避之勿疑”，制敌于死命，夺取作战的胜利，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指出：“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但由于古代兵书在战国时期已多散佚，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司马法》一书，大约编成于战国中期。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可以看成《司马法》成书的一个具体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的性质有准确的揭示，即：“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籍存什一于千百。盖其时去古未远，先王旧典，未尽无征，掇拾成编，亦汉文博士追述《王制》。”《司马法》的基本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供武职人员学习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全书的主体成分；二是春秋后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诠释；三是战国中期齐威王让大夫们在追论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的战争特点而加入的一些兵家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法》在当时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其内涵跨越了数个历史阶段。
尽管《司马法》一书内容混糅（rou）复杂，文字风格不一，但却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认为它“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汉代官方对它也十分推崇。据荀悦《申鉴●时事篇》记载，汉武帝时曾经“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魏晋及以后，马融、郑玄、何休、曹操、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考证上古时期军制，并引为自己讨论军事问题的立说依据。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成为将校的必读之书。明清时期，注《司马法》者不下30余家，版本不少于六七十种。《司马法》还先后流传到日、法等国，现已有多种外文译本。这些现象显示，《司马法》与《孙子》、《吴子》等书一样，同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司马法》一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有关战争的基本理论、治军原则和诸多军制、军令、军礼的论述。与《孙子》、《吴子》、《六韬》等其他先秦兵书不同的是，此书对军事理论、军事典制的论述较为重视和充分，而对具体的作战方法问题则相对较少涉及。这可以说是此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概略而言，《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在于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中反映商朝、西周、春秋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为充分的兵学典籍，堪称为早期战争观念及其特征的历史缩影，上古军制和战术的渊薮（sǒu），为今天研究先秦史、尤其是先秦军事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大体而言，《司马法》一书的思想内容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崇仁尚礼的战争观念。《司马法》重视对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考察，将战争的宗旨归纳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和“因古则行”。通观全书，崇仁尚礼的基本精神贯穿始终，成为其立论的基础；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提出“礼、仁、信、义、勇、智”等“六德”以统挈军事思想的各个层面。同时，《司马法》还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必要性：“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并将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型，倡导从事“讨不义”“诛有罪”一类的正义战争，主张“以战止战”。
其二，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指导思想。《司马法》对慎战与备战关系问题作了极为精彩的回答，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强调“春蒐秋狝”，以示“不忘战”。在此基础上，《司马法》论述了克敌制胜的综合因素“五虑”，即“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主张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重视天时地利，加强内部团结，发展经济实力，改善武器装备，从而确保在战争中占有综合优势，为赢得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其三，“军容”整肃的治军理论。《司马法》的治军思想十分丰富，并且是建立在把握军队建设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以区别治军与治国的不同特点。基于各自特点，它根据治军的自身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治军理论和方法，包括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主张将帅应注重修养并做到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等。
其四，初步提出组织指挥战斗的完整概念《司马法》强调根据实际采取战斗队形、作战形式及行动顺序等，要求攻守协同、进退有序、互相补充，以增强整体威力，并主张应实施“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原则。《司马法》重视作战中的如何正确使用兵力的问题，主张“筹以轻重”“以重行轻则战”，即集中兵力，以强击弱，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在《司马法》中，“轻”与“重”有不同含义，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长短、大小等。在兵器的配备上，《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就是说，要重视轻武器与重武器的结合。轻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长兵器。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同时，书中还提倡“智”“勇”“巧”三者有机结合，主张因敌制胜，强调用间、行诡道、机宜权变、扬长避短、灵活、节制等。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其作者和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是战国时魏国尉缭所作，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认为二者实为一人。据现有资料推断，其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那么，《尉缭子》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兵书？
最早著录《尉缭子》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分列于“兵形势家”和“杂家”类。西汉任宏在《兵书略》中，将兵学流派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类，所谓“兵形势家”，即“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记载《尉缭子》29篇，同书“兵形势家”类又说有31篇。据学者考证，这两者同为一书，只是到了汉代班固时，按内容将其分割开来，分别记于“杂家”和“兵形势家”名下。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残缺，宋人在修订《武经七书》时，又将两者的残篇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尉缭子》。
今本《尉缭子》一书，共分5卷24篇。前12篇主要论述战争观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侧重于攻守权谋和战法等问题；后12篇主要论述治军的原则和各种军制军令。《尉缭子》将战争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种类型，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等杀人越货的不义之战，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之战，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尉缭子》初步触及了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是政治的表现这一实质，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卓越见解。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它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战争又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故而强调富国强兵，提倡农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同时认识到商业也会对战争的胜负产生重大影响，指出“市者，所以给战守也”。有意思的是，《尉缭子》还认识到，军事上的胜负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即所谓“战胜于外，福生于内”，并且可以“威制天下”。
《尉缭子》提出了夺取战争胜利的三种形式，即：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和战场交锋的“力胜”。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强调要打有准备之仗。《尉缭子》重视“廊庙”决策，认为兴师用兵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先详审“内外之权”，以掌握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主张先发制人，提出了“兵贵先”的命题，并强调要灵活机动，奇正互变，争取主动；主张指挥应专一，要给予将领机断之权，认为如此才能形成“一人之兵”，锐不可挡；同时，还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等等。
《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书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书中认为：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
《尉缭子》主张严格治军，重视军队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并阐述了诸如士兵联保和军队营区划分、警戒、战场纪律及将吏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条例，强调将帅要赏罚严明、执法公允，同时要恩威并施，将法制与教育结合起来，“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尉缭子》重视将帅的选拔，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同时要求将帅要有献身精神，“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主张加强军队的训练，把教练作为必胜之道，指出在训练方法和步骤上，要从伍抓起，自下而上，由点及面，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
在战略战术方面，《尉缭子》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尉缭子●兵令上》，下引此书不再加注），“兵以静固，以专胜”。同时，它强调在战争中要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的虚虚实实战法，以迷惑敌人。《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制胜为目的的观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此书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城邑攻守谋略。
《尉缭子》围绕“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兵阴阳家所宣扬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和驳斥。作者以事实为依据，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不是什么“阴阳向背”，而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指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尉缭子》还强调要充分认识、掌握和运用战争规律，指出“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要认识强弱、攻守、专散、文武等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表现出超越前人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上述可见，《尉缭子》一书既不属于“杂家”，也不单属于“兵形势家”，而是在吸收先秦诸子百家有关论述之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部富有特色、自成一体的军事著作，大致反映了战国时期军队建设的情况和战争的特点与规律，并具体阐述了涉及教育、训练、行军、作战等一系列条令，从而保留了我国早期军队的战斗、内务、纪律等各个方面的法规性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战争与军队建设有重大参考价值，故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历代兵家学者所推崇。
自《汉书●艺文志》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都曾著录该书。北宋神宗时，经过认真筛选，将其与《孙子兵法》等一起编入《武经七书》，作为当时武学和武举的教科书。清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这一观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尉缭子》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独特地位。
《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由齐人黄石公（战国末期至秦代，其家乡在今山东平阴）著。《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最早见于《后汉书●臧宫传》，三国时期开始称《三略》，魏李康《运命论》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的记载；北齐魏收《魏书》有刘昞注《黄石公三略》的记载。书目著录则始于《隋书●经籍志》，此后历代书目均有著录。《三略》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用古兵书《军谶（chen）》的言论，通过对“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的分析，主要论述了“任贤擒敌”的治国统军方略；《中略》多引用古兵书《军势》语，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了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略》通过“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进一步论述了治军统军的原则和方法。
综览《三略》全书,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兼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如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贵柔，甚至谶讳之说，等等，在《三略》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当然，《三略》在兼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并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其二，它是一部专讲韬略即战略的兵书。从《上略》到《下略》，都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论述问题。在西汉以前，像这样从书名到内容都紧紧围绕战略问题而展开的兵法著作还不曾出现过。因此，《三略》应该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战略理论的专著。
上述特点，决定了《三略》是一部具有丰富思想内容的兵家著作。例如，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作者通过对战争的深入考察，既承认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是不祥之器，连“天道”也厌恶战争；又认识到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它而自行消亡。因此，即使是圣明的君主，有时也不得不使用战争。在此基础上，《三略》又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种类型，认为“以义诛不义”、“诛暴讨乱”是正义的战争，是符合“天道”的。因此，作者主张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法“天道”而用兵，并进而指出“义战”必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
《三略》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人心向背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战争胜负成败的重要因素，认为“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指出，“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即要求国君和将帅必须广施恩惠，收揽民心——“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这是因为，“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
《三略》主张，治国统军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柔、弱、刚、强四者兼施，巧妙运用。《三略》借《军谶》之语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并进一步解释说：柔者，德也；刚者，贼（祸害、灾难）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因此只有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才会使国家强盛，前途远大，单纯用柔用弱或用刚用强，都将使国家衰弱、灭亡。
《三略》主张由圣贤治国统军。在将帅的选拔上，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认为“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因此，应该进贤用贤，而不能伤贤、蔽贤、嫉贤。否则，就会“殃及三世”“身受其害”“其名不全”。在将帅的使用上，主张用人所长，因人而致用：“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另一方面，要求将帅在治军中要恩威并重，赏罚必信。既要施恩于士卒——“蓄恩不倦，以一取万”；又要严明法令，树立将帅的威权——“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这样，“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三略》对将帅应具备的修养进行了论述，认为：“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作者要求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认为这样“敌乃可加”。《三略》还要求将帅能“以身先人”，做出表率：“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此外，将帅还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并能博采众长，听取不同的意见：“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
《三略》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三略》认为，社会是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异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因此，治理国家要因时而变法，作战要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制定相应的策略。《三略》主张，对立的事物之间是能够互相转化的，如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等。此外，《三略》对君与将、将与众、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也都有精彩的论说。
由于书中充溢着大量的真识灼见，因此其问世之后即广为流传，受到了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认真研读过《三略》，并在诏书中引用它的内容，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到南北朝时，开始有人为它作注。唐初著名政治家魏征还曾把它收进供皇帝治国安邦时参阅的《群书治要》中。宋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这样评价《三略》：“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务在沈（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宋代元丰三年 (1080年)，宋神宗为了培养军事人才，下诏校定《武经七书》，将《三略》亦作为武学教材。从此，《三略》同其他六部兵书一样，成为“经书”，受到了后世的尊崇。
《三略》现存的各种版本达140余种，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此书不仅在中国古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很早就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日本宽平年间(889～897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著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其与《六韬》一同定为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三略》者，有近四十家之多。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相传为姜太公吕望（亦称吕尚）所撰。有学者认为，其书并非殷周时期的作品，而是后人假托姜太公之名写成的。那么，《六韬》究竟是什么时期的作品呢？
《六韬》之名，最早见于《庄子》一书中的《杂篇●徐无鬼》，其中记载战国初魏武侯的宰臣女商自称：“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庄子》一书，一般认为是庄子门人或后学所作，时间不晚于战国后期，说明《六韬》当时即已存在于世。《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周史六弢》六篇”，下注其成书时间有三种说法：“惠、襄之间，或曰周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其中提到的周显王时，正当战国中期。唐颜师古指出，《周史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字同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出土的汉简中，有《六韬》等书。其中的《文韬》、《武韬》、《龙韬》等篇目，其内容与传世本的《六韬》基本相同。这一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此书在西汉前期已广为流传，同时也证明此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早于西汉。
从《六韬》本身内容看，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骑兵作战的战术、骑兵选拔的方法以及骑兵与步兵、车兵协同作战等问题。而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于战场，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武灵王生活于战国晚期，与周显王为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因此，具体反映和论述了骑兵战术的《六韬》，不可能出现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而只能产生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另外，《六韬》还提到了多种铁制兵器。众所周知，我国自战国时才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这说明《六韬》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六韬》所论述的军事训练等问题，与战国晚期的《尉缭子》等典籍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其成书时代也应大致相同。
由上述可知，《六韬》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当无疑义。作者之所以假托为“周吕望撰”，不过是想借重姜太公之名以推广流传之而已。《六韬》之“韬”，与“弢”字相通，原为弓套之意，含有深藏不露之意，引申为谋略。“六韬”，就是六种秘密的谋略，即论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全书以姜太公同文王、武王父子问答的形式写成，也以文王、武主父子密谋兴周灭商为背景而展开论述，分为6卷，共计60篇。
第一卷为《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第二卷为《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这两卷论述的主要是战略问题，其中包含两个层次的战略思想：一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二是通过军事斗争赢得战争胜利以实现政治目的的军事战略。
关于“全胜战略”，《六韬》指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意为战争在于以智取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而要做到以智取胜，高明的人运用智慧于无形，使人不见其智，运用谋略于作战之前，使人对其意图不能察觉。《六韬》进而强调，要实现这种不战而胜的“全胜战略”，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做后盾，建立在国富兵强的基础之上。为此，《六韬》提出了一整套实现全胜战略的措施：在经济上，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充实经济实力，打好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要争取民心，爱护民众，取得举国上下的支持和拥护；在外交上，要对敌人实行“文伐”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分化、瓦解和削弱敌人。这种全胜战略，不仅同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一脉相承，且对其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六韬》认为，强大的实力只是为战胜敌人提拱了可能，当这种全胜战略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就要采取军事打击的方式，即在考虑和制定战略时，不能仅仅依赖于“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的全胜战略，还要制定立足于战场决胜的军事战略。在军事战略上，《六韬》主张要正确判断战略形势，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敌情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进行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实行巧妙的战略伪装，隐蔽自己的战略企图，适时把握战略时机，正确选择主要战略方向，等等。
《六韬》不仅论述了全胜战略和军事战略，还进一步阐明了全胜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认为全胜战略是军事进攻的准备和前提条件，只有综合运用全胜战略和军事战略，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六韬●文伐》中写道：“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己见，乃伐之。”这种把进行“文伐”的全胜战略同进行“武伐”的军事战略紧密联系起来论述的做法，使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显得更加完善和丰满。任何战略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手段。军事战略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手段是武装力量。因此，《六韬》在前两篇中论述了战略的有关问题后，紧接着在第三卷中便阐明了武装力量建设的有关问题。
第三卷《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13篇。这里，除了论述信赏明罚、以法治军以及重视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等问题外，重点阐述的是将帅问题。将帅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将帅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其水平的高低，对军队本身的建设、战争的胜负，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安危，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六韬》不惜笔墨，用了大量篇幅，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选拔和考察将帅的方法和将帅所应具备的品格、知识、才能。此外，《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认为“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等等，从而使我国古代有关将帅的理论更加详尽、系统、全面。军队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作战，而要夺取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一定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因此，《六韬》从第四卷开始到第六卷，用了三篇的篇幅，详尽论述了各种条件下的具体战法。
第四卷《虎韬》，包括《军用》《三陈》《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主要论述了一般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具体战法。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领域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作战地域扩大，战场已从过去的平原旷野等一般地形扩展到山地、丛林、水泽等特殊地形。因此，《六韬》在第四卷论述了一般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和战法之后，紧接着在第五卷《豹韬》的《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中，着重论述了各种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战法。
战国时期军事领域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生了新的兵种，步兵和骑兵终于从车兵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兵种登上了战争舞台。因此，如何组建步兵、骑兵、车兵，以及在战斗中如何使这三个兵种协同配合作战，已成为一个重大而又必须回答的课题。因此，《六韬》在第六卷《犬韬》之《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中，着重论述了车兵、骑兵的编组以及各兵种的作战特点和协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总之，《六韬》用了大量的篇幅，广泛论述了各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广，分析之详尽具体，在先秦兵书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六韬》一书内容丰富，论述详备，涉及当时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兵学体系，堪称先秦军事著作中的集大成之作，并且在不少问题上，具有独创性的启迪意义。它的问世，充实了我国军事理论的宝库，标志着我国先秦军事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韬》一书受到了历代兵家的高度重视，书中的不少观点常被后世谈兵者所引用。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刘邦)，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这里所说的《太公兵法》，据考证就是《六韬》。三国时的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都很重视《六韬》，并把它推荐给臣僚和子弟，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宋代神宗时设立武学，刊定《武经七书》，《六韬》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历史上对《六韬》进行注释，集释、汇解等研究工作的，更是代不乏人。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著述自唐代以后约有近百种，仅明朝一代就达四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六韬》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享受很高的声誉。它很早就流传到国外，16世纪时开始被译成外文，仅日本对它进行翻译、注解、评点的著作就达四十余种。此外，《六韬》还传入了朝鲜、越南等国，有多种朝文、越南文译本刊行。
《李卫公问对》，全称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唐李问对》《李靖问对》，或简称《问对》，系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
关于《问对》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为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或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托之作，或以为是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或以为是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之间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或以为是唐末宋初无名氏所作，等等。但从各方面考证来看，《问对》一书应该是唐末宋初无名氏的作品，到宋神宗时又由臣僚在编定《武经七书》时整理校定而成。
《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由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之间的98次问答组成。此书内容丰富，论题广泛，涉及军事问题的各个方面，且见解深刻，在许多问题上发前人所未发。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内容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从全书内容看，这一概括可谓提纲挈领，深得要旨。《问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深入探讨了奇正问题。“奇正”既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军事命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奇正”范畴最先出自《老子》，即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真正将这一范畴运用于军事领域并作出系统阐发的是《孙子兵法》，即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自此之后，历代兵家无不奉之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问对》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沿袭这一概念上，而是用大量篇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刻的论述，认为奇正起源于方阵本身的队形变换，是在五军阵向八阵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书中又从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战役战斗和战术等各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探讨了奇正的运用范围和特点。《问对》讨论奇正的重点是它的变化和运用，认为奇正可以互变，提出了“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等一系列论断，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在此基础上，《问对》又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加以阐述，指出奇正相变的核心是“示形”：“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奇正相变的目的是致敌虚实，“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从而牢牢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
其二，精辟阐述了客主攻守问题。主客攻守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又一重要军事范畴。一般而言，进攻一方为客，防御的一方为主；处于主动有利地位的一方为主，处于不利被动地位的一方为客。由于主客是由交战双方所采取的攻守形式决定的，所以主客与攻守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问对》对攻守主客没有停留在贵主不贵客的一般论述上，而是“指画攻守，变易主客”，透彻地分析了攻守主客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进攻和防御既对立统一又相互转化、攻守成败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等许多精辟的论断，认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是不能夺取战争胜利的。因此，不能僵化看待主客关系，“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而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千方百计地使敌人“变主为客”，而使自己“变客为主”。这些论述，比《孙子兵法》的有关认识更为深刻全面，至今仍不乏启示意义。
其三，高度重视并探讨了军队建设问题。军队建设一直是中国古代兵书所论述的重点问题之一。《问对》十分重视军队建设中有关军队管理、教育和训练的问题，认为提高军队政治素质的核心问题是加强内部团结，搞好官兵关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否则，“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问对》认为，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重要一环是将帅必须通晓训练方法，指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而要做到“教得其道”，必须遵循“三等之教”的训练方法，即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单兵到多兵、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由分演到合练，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同时，《问对》还强调了训练要根据部队实际情况及士兵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教习各异”，而不能千篇一律。
其四，考究阵法奥秘，揭示兵学源流。“八阵”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阵法，由于阵图的失传，后世学者捕风捉影，穿凿附会，遂对其产生了许多猜测和误解。《问对》从理论和实践上澄清了迷雾，廓清了异说，揭开了笼罩在“八阵”上的神秘面纱，经过翔实缜密的考辨，指出“八阵”本是一个阵法的名称，它是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变换的基本形态主要是根据战场地形分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中国兵学源远流长，《问对》对中国古代兵学的源流也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兵学可分为太公《六韬》、《三略》和司马穰苴、《孙子》两大流派，指出古代兵学在分类上“大体不出三门四种”，从而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另外，《问对》对自战国以后长期充斥军事学术界的阴阳术数等糟粕，不仅从理论上加以否定，而且以史实驳斥其虚妄，说明阴阳术数不过是兵家用来迷惑敌人的诡道，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的作用。当然，《问对》在反对阴阳术数的同时，又主张利用它来愚弄士兵，这是应该加以鉴别的。
《问对》是《武经七书》中的最后一种。《武经七书》中的其他六部兵书各具其特色，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倾向，即侧重于哲学推理，形成了舍事言理、词约义丰的特色。《问对》虽然没有从总体上背离中国古代哲理谈兵的军事文化传统，但却结合了历代不少战例来阐述兵学哲理，由此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六部兵书的特点。这种方法，把传统的军事理论研究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境界，是对古典兵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总之，《问对》是一部内容丰富、立论新颖的军事名著，自问世以后即广为流传。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称赞它“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人将其定为《武经七书》之一，确是慧眼独具。
《孙膑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经典兵书，其军事思想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在《见威王》篇中，孙膑明确地说，战争是先王传布“道”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只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孙膑认为，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一定要合于“义”，因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思想。
其二，提出“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发展了孙武“任势”的思想。《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在自己的兵书中早就提出了“任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孙膑认为，战争瞬息万变，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他以弓弩喻“势”，形象地说明了把握有利战机的重要意义与特点。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孙膑在《月战》篇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其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做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又超越了《司马法》。
其四，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方式，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在《官一》篇，孙膑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些，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理论。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即“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意思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他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势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其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之法作战的阐发，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
其五，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思想和原则。孙膑提倡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即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捣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孙膑创造性地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其六，提出了选拔将帅的原则。孙膑认为，将帅要“知道”，而所谓“知道”，就是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孙膑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主张，必须建立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样国家才会“战胜而强立”，天下才会“服矣”。
《孙膑兵法》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和秦汉时期，《史记》有“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世传其兵法”之说。《汉书●艺文志》也有《齐孙子》89篇、图4卷的记载。此后，该书长期佚失。自宋代至民国，该书失传长达一千多年，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该书竹简，才证实了该书的真实存在。所以，宋代《武经七书》没有收入该书，当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