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哲学和朴素辩证法是《孙子兵法》精髓的观点，是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潘嘉玢先生提出的（可概括为“战争哲学”说）。潘嘉玢先生在他的《略论<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及启示》（潘嘉玢：《略论<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及启示》，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所以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兵书经典，并且也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甚至能在20世纪末一度出现“孙子热”，就在于书中蕴含着精深博大和深邃宏富的哲理。对此，孙中山也曾说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孙中山：《民权主义》，载《孙中山选集》，第672页）但是，潘嘉玢先生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并未就这一命题展开论述，对《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探讨，是另外一些学者。总结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孙子兵法》是一部充满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经典兵法著作，而书中的两句至理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充分体现了它的这种精神和思想。
学者们指出，《孙子兵法》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唯物主义精神：（1）不信天道鬼神，反对客观唯心主义；（2）主张科学决策，摒弃了主观唯心论；（3）主张战争决策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综合国力”，而这“综合国力”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4）强调要透过现象看本质；（5）认为实践出真知；（6）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在于它的辩证法思想，甚至可以说，辩证法是它的灵魂：（1）分析事物强调“两点论”；（2）强调事物是不断发展永恒变化并且普遍联系的；（3）主张善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4）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能动地促进矛盾朝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孙子兵法》的这些丰富而深刻并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哲学思想，即蕴含在全书所有章节中，只要认真地去阅读和研究它，就不难理解和把握之，并不难将其运用于战争实践及其他有关实践活动的指导过程中。
从伦理学角度提出《孙子兵法》的精髓为“本之仁义，佐以权谋”观点的是原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孙子研究会顾问谢祥皓（这一观点可概括为“仁义为本”说）。谢祥皓在《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中国兵学的灵魂》（谢祥皓：《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中国兵学的灵魂》，载《孙子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仁义”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最核心的观念之一，并为后世所递进传承，成为贯通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主导理念；而中国兵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仁义”观念是中国兵学的基本立足点；在兵学理论体系之中，“权谋诡计”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谢祥皓强调，兵学是战争经验的总结，又是战争行为的指导。讲兵学就要讲战争，而战争行为的进行，首先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战争——这是战争行为的政治前提；其次是要解决怎样进行战争并直至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战争行为执行手段的选择问题。从《军礼司马法》到《孙子兵法》、《吴起兵法》，都主张“以仁为本”，认为只有为了“安人”才可以“杀人”，为了“爱其民”才可以“攻其国”，为了“止战”才可以进行战争；即使是进行战争的具体方式和具体手段，包括时机的选择，也必须以“爱民”为准则，并且不但要爱“吾民”，还要爱敌国之民，甚至当敌国处于“国丧”之时、处于饥荒之年，均不可对其发动战争。
谢祥皓认为，“权谋诡诈”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个历史阶段，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然，在军事上，权谋计策不可能不用。因为在战场对垒之时，恰当地使用权谋诡计，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甚至可以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而所谓“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出奇制胜”等，都是对这一效果的表述。所以，古往今来兵家战将对权谋的运用不胜枚举、比比皆是，而在那些名将、奇才的心目中，“权谋”的地位几乎是无可取代的。但是，是否可以说，“权谋诡计”就是兵学的“核心”、“精髓”，或其他更为美妙的赞语呢？显然并非如此。在兵学理论体系中，“权谋”自身的内涵定位，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居于统领之位，它仅仅只是一个工具或手段而已。
谢祥皓指出：通观中国战争史实，就大局而论，如果占有道义，可以利用权谋，也必须借助于权谋，如果完全摒弃权谋，则绝难实现其道义。但如果相反，背离道义，纵然你懂得权谋，甚至是“善用”权谋，也将无济于事，届时你的“权谋”将无所依附，无处施展。在民心面前，只有仁德信义才是可以依赖的，一旦失去民心，“权谋”也好，“诡道”也好，都将黯然失色！
认为谋略思想是《孙子兵法》精髓的观点是由李兴斌提出来的（可概括为“谋略思想”说）。自1992年起，李兴斌先后发表《<孙子>精髓新解》、《<孙子>伐谋思想简论》和《<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构建》等文章（分别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2期、《孙子学刊》1992年第3期和《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李兴斌认为，作为一部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的价值是举世公认的，然而若问这部兵学圣典的精髓是什么，却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下所见几种观点均存在某种偏颇，因而难成定论。他认为，所谓“精髓”者，乃全书之核心、纲领和精华，它不仅应当能够通贯全书之首尾，而且应当能够统带、提挈全书之内容。从这一意义上看，只有军事谋略思想才可以被视为《孙子兵法》的精髓。
其一，从对军事科学各有关重要问题的论述在“十三篇”中所占比重看，关于军事谋略的论述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内容，其比重较关于其他任何问题的论述都要大得多。从逻辑上看，《计篇》和《作战篇》是全书军事谋略思想的起点和依据，《谋攻篇》是着重阐述谋略思想基本含义和价值所在的核心篇章，而在《形》、《势》以下各篇则从战争指导的实施角度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具体的谋略思想和谋略原则。
其二，《孙子兵法》全面、系统地提出并界定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几乎所有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如计、远近、险易、死生、胜负、形势、劳佚、迟速、拙巧、庙算、诡道、谋攻、全破、伐谋、伐交、伐兵、奇正、众寡、勇怯、强弱、治乱、任势、虚实、动静、专分、军争、迂直、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夺气、夺心、利害、相敌、并力、刚柔、形兵、屈伸、安危、火攻、用间等。这些范畴，有的是由《孙子兵法》首先提出来的，有的虽非首先提出，但却是由此书首先引入军事谋略学领域的。
其三，《孙子兵法》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分析了古代军事谋略学方面几乎所有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与原则。上文所述范畴，均为构成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体系的要件，《孙子兵法》正是在这些要件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谋略思想和谋略原则，如庙算、兵以诈立、全胜、伐谋、先知、胜而后战、致人而不致于人、奇正、虚实、因敌制胜、战胜不复、以迂为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用间等思想和利动原则、我专敌分的原则等，从而构建了一座辉煌的古代军事谋略艺术的殿堂。
其四，从后人对《孙子》所作评述之着眼点亦可以看出，此书中有关古代军事谋略问题的论述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和中心内容。《孙子兵法辞典》（吴如嵩主编：《孙子兵法辞典》，白山出版社1995年7月版）在《古今评语》部分中，共摘编古今中外人士对《孙子兵法》的评语一百多条，其中着眼于书中之军事谋略学内容者，占了绝大部分。从战国时代的临武君、白圭到民国时代的李浴日，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到美国军事学家柯林斯、波兰学者高利科夫斯基等，莫不如此。
所以，“十三篇”千言万语，总不外一个“谋”字。完全可以说，孙武秉家学之源渊，总前人之经验，收各家之精华，熔于一炉，通过对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系统论述，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并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不仅是它对我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也是其所以能够魅力永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持大致相同观点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善群先生。杨善群在《<孙子>精髓在“以谋胜人”》(杨善群：《<孙子>精髓在“以谋胜人”》，载《孙子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所谓“精髓”，不可局限于一隅，必须能从大多数篇目中体现出来。综观《孙子兵法》全书，几乎各篇都在“以谋胜人”这个中心主题和指导思想上立论。作为开首的《计篇》，表现得最突出；《谋攻篇》则是“以谋胜人”这个主题和思想体现最多的部分，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名言，应该是精髓中的精髓；其他如《形》、《势》等各篇，无不是阐述在各种各样的形势和环境中如何运用计谋以克敌制胜的；最后的《火攻》、《用间》两篇，则讲述了特殊形式的计谋（火攻和用间）。可以说，《孙子》的精髓在十三篇中熠熠闪光，点亮着读者的心灵。杨善群指出，“以谋胜人”的思想，导致“以谋胜人”的策略大量产生。随手翻阅估计，《孙子》中这样的策略不下数十种，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因粮于敌”“胜敌益强”“不战屈人”“上下同欲”“修道保法”“出奇制胜”“势险节短”“致人而不致于人”“攻其必救”“避实击虚”“因敌变化”“迂直之计”“半济而击”“投之亡地”“并敌一向”“上智为间”等等，都是胜敌的绝妙谋略。应该说，在历代各种兵书中，《孙子兵法》的胜敌谋略是最全面和最丰富的，而历史上学习《孙子兵法》的人，也大都能够领会其精髓即在“以谋胜人”。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先生也认为“《孙子》的精髓是谋略”。在就如何阅读《孙子》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七点建议，而其中第一点即强调指出“《孙子》的精髓是谋略”(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第28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教授认为，追求“功利”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可概括为“追求功利”说）（黄朴民：《追求“功利”：<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载《孙子研究》2012年第2期）。他指出：“以利动”是孙子的兵学宗旨。春秋战国之际，代表新兴势力的兵学诉求的“兵法”成为军事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从而决定了这一阶段兵学的基本特征是“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这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它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可以说，“利”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整部《孙子兵法》。孙武所说的“以利动”，指的是从事战争应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为此，他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用兵原则。孙武“兵以利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而使它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
黄朴民认为，《孙子兵法》关于“利”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战略上的“胜”。战争中，获取最后胜利无疑是交战双方最直接的目的。《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学圣典，即主要是讲如何克敌制胜这一核心问题的。主张“兵以利动”的孙武，把“胜”作为“利”的实现途径。一方面，战争中“利”的获得必须先要战胜对手，只有取得胜利才能“安国全军”、保民利主，才能“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另一方面，战争中究竟是否取胜，往往也要以是否获“利”为标准来判断。
第二个层次是政略上的“全”。在“兵以利动”的战争中，克敌制胜是获取利益的前提条件，但是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带来各方面的利益。孙武从正、反两方面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后果的两重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胜”的思想。他从战争全局考虑，冷静地分析战争之利与战争之害，认识到必须“以全争于天下”，只有这样才能在诸侯争霸的斗争中保全自己，壮大实力，最终称霸天下。如果说，孙武的“胜”是战略层面上的，那么他的“全”则是政略层面上的。孙武从“利”的角度提出了“全”的思想，把暴力的战争手段引向非暴力的政治、外交领域，确实是其高明之处。
第三个层次是理想境界的“善”。孙武所谓的“善”，是用兵的一种理想境界。可以说，他的“善战”思想充溢于《孙子兵法》的每一章。例如他认为，百战百胜固然不错，但不战而胜才是最高境界：“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等等。孙武提出的一系列“善战”原则，都是其用兵求“善”思想的具体表现，既是其功利思想的内容，又超越功利，达到了形而上的层次。
黄朴民认为，孙武出于战争中对“利”的诉求，又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想。因为孙武深刻认识到，在战争问题上，利与害是如影随形、相生相成的，如果“不尽知用兵之害”，就“不能尽知用兵之利”，所以“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在孙武看来，胜利与失败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胜因。为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黄朴民认为，孙武提出的“杂于利害”的思想，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提醒战争指导者在从事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了解。否则，见利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而见害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而有所作为，从而一蹶不振。所以，孙武认为，要追求功利，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前提是要解决“功利”的界定和衡估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看你是否拥有“杂于利害”的哲学智慧。
总而言之，孙武“杂于利害”的主张，乃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察于未萌，预作准备，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从而保持优势，防止意外；挫折时能做到不丧失信心，正视现实，坚持不懈，从而摆脱被动，走向胜利。从这一意义上看，孙武“杂于利害”的思想，超越了单纯军事领域，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对于我们从事任何事业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李洪喜、李炳众提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才是《孙子兵法》的精髓（可概括为“致人而不致于人”说）。他们在《简论<孙子>的主动权思想》（李洪喜、李炳众：《简论<孙子>的主动权思想》，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总结了我国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 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战争的主动权问题，而这正是《孙子》一书的精髓之一。
李洪喜、李炳众指出，战争的胜负，除了决定于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外，还取决于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所谓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其主要含义有三点：一是要处于能够左右战争全局或局部的有利地位；二是具有决定自身行动的选择自由；三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调动和支配敌军的行动。作者引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6页）“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 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 被逼处于被动地位, 这个军队就不自由, 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9页）
李洪喜、李炳众认为，主动权是军队的命脉。战争中的一切主观指导，实质上是一个主动权的争夺问题。因此，历代兵家都十分重视战争主动权的争夺，而《孙子兵法》首先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重要论断，阐明了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夺取克敌制胜主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后世兵家则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甚至高度评价说：“（《孙子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作者指出，客观实力的优势和强大，并不直接等于主动权，而要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才能获得。《孙子兵法》所强调的，恰恰是以正确的主观指导夺取主动权的问题，并且这一思想贯穿于全部”十三篇”之中，体现在战前准备、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三个方面。所谓“致人”,不仅仅是指调动敌人, 而是包括致敌劳、致敌乱、致敌虚、致敌误、致敌无备、致敌现形等广泛内容。
李洪喜、李炳众强调，《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都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处处争取主动权的战争指导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指导战争有着关键性意义，而且对指导人类的一切活动也有着普遍意义。因此,争取战争主动权才是《孙子兵法》一书的精髓所在,也是当代人研究和应用《孙子兵法》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的精髓，如日本学者三好修与美国战略家柯林斯等即是如此（可概括为“全胜思想”说）。三好修的观点不知出自何处，故其所论不得而知。柯林斯的观点，见于《世界知识》1990年年第10期翟志海《不朽的名著 灿烂的瑰宝——<孙子兵法>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作者在文中称，最令西方战略家们五体投地的是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名言。他们赞叹孙子武虽然生活在一个主要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家间关系的时代,却提出了“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一用非战争手段解决国家冲突的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是一个高层次的战略思想,已不仅是军事战略,而且是国家大战略了；为此，柯林斯甚至称孙武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无论美国还是苏联的战略家们，今天都已认识到,在核时代战争已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唯一有效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途径。翟志海在文中说，三好修与美国战略家福斯特还共同提出了“孙子的核战略”一说，他们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观点非常深奥,触及了核战争的实质,具有现实意义。眼下最理想的战略还是孙子提出的观点：‘不战而克敌’、‘不付代价而取天下’。”美前总统尼克松在为美国下一世纪的国家战略出谋划策时,依据孙武的思想提出了“不战而胜”的原则。一位西方著名战略评论家感慨道,西方世界花了2500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战争,才认识到了孙武的伟大和英明。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将军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一文中，也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高锐指出：“《孙子兵法●谋攻篇》开首即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这样一个‘全胜’的战略思想,并从而得出结论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继而又申论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作者认为，孙武不仅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争指导思想，而且将其列为善战的最高标准,“应当说是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独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高锐：《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版）。不过，高锐未言及这一思想究竟是否系《孙子兵法》的精髓。
明确述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思想精髓者，除三好修和柯林斯外，还有日本企业家服部千春。服部千春在其所著《孙子兵法新校》一书的《自序》中说：“《孙子兵法》是人类战争智慧的结晶。她作为东方的兵学圣典与西方的军事名著《战争论》不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采取的是‘主战论’，而《孙子兵法》的主导思想则是‘不战论’，孙武乃是和平主义者。争取和平，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作者还满怀良好心愿地希望：“面向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格外珍视《孙子兵法》谋求和平之主旨，让《孙子兵法》成为捍卫世界和平的思想武器，为人类和平美好来服务。”（[日]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新校自序》，白山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