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墓位于中国北部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219号，其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系西汉前期的家族墓葬群。墓葬多为长形竖穴墓，分为石室和土坑两种，多为一椁、一棺加一侧边箱。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为丰富，大多置于边箱或棺外葬室内。其发掘过程大致如下：
1972年4月10日，在位于临沂城区东南的银雀山上，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正在施工。随着建筑工人的镐头不断敲击，一座沉睡了2000年的西汉古墓被“惊醒”，这就是银雀山汉墓的1号墓。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地区文物组随即对这座墓葬展开发掘。4月18日，在对1号墓墓坑进行最后清理时，在其西侧发现了2号墓。因为当时条件所限，加之墓葬中又有积水及膝，发掘工作难度很大。两座墓葬清理出陶器、漆木器、铜器和钱币等文物共计95件，就在清理这些文物时，非常戏剧性地发现了《孙子兵法》的竹简残片。原来，在1号墓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淤泥中无意中发现了大量的竹片，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些可能是盛装随葬物品的竹器破损后遗留下的，就随手取出堆放在墓坑边。当有人在这堆杂乱如草的东西上无意看到污泥掩盖之下，隐隐约约似有黑色墨迹，于是便捡起其中一片，用清水冲洗掉泥垢，只见上面写着“齐桓公问管子曰……”于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穿越2000年的黑暗与寂寥，出现在世人面前。
更令人心动的是，2号墓中也发现了不少竹简残片，而且竹简长度要比1号墓长许多，出土时整体状况也好得多。由于两座墓葬都有积水，竹简长期浸泡在淤泥中，联缀竹简的编绳都已经腐朽或断开，仅有部分清晰或模糊的编联痕迹遗留在零落的竹简上。还有的竹简甚至和墓穴中的污泥粘连在一起，朽腐残损非常严重，急需得到科学有效的清理和保护。因此，山东方面遂向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求援，这批竹简旋即被悉数运往北京。1972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山东省博物馆和全国抽调的专家学者，共同对这批竹简展开全面整理、保护和研究。
经过近两年的挖掘工作，山东省博物馆共清理出1、2号墓的竹简7500余枚，其中1号墓完整竹简每枚最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残断竹简则长短不一。2号墓出土的竹简每枚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2号墓竹简除了部分局部残损，基本保持了整体完好。随着竹简上泥污渐渐去尽，竹简的真实容颜一点一点显现出来。这些遗落在竹简上的墨色文字，抄录的内容竟然是大批的先秦典籍。
1972年10月，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早已湮没的信息开始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1974年5月，竹简整理工作宣告结束。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调拨专列火车将这批竹简运回山东，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为了让银雀山汉墓竹简有更好的收藏空间，山东省特地划拨专款，在馆内单独为这批竹简建起一座三层小楼，被当时的博物馆人称作“竹简楼”。这座专门为竹简设计的建筑墙体坚厚，抗震能力强，而且冬可保温，夏可隔热，楼内分设有竹简库房和实验室，建成之后，竹简便一直珍藏于此，直到1998年迁至条件全面提升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自竹简入藏，山东省博物馆一直配备专门的业务人员负责竹简的日常保管和保护，几代博物馆人对这批竹简给予了全心的关注和呵护，使得这批竹简在出土近40年后的今天，依然容颜不改。
另外，1976年9号墓出土了西汉帛画。此画覆盖于棺盖麻布上面，记述了死者生前生活片断，描绘永生不死、成仙升天的幻想景象。这一帛画是继长沙马王堆帛画出土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长江以北仅有，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人文风情、绘画提供了珍贵资料。
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兵法、历法、文字学、简册制度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誉为“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新中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89年10月，汉墓原址上建成博物馆对外开放。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银雀山1、2号汉墓，出土了举世闻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竹简被发现的那些日子，临沂群众争相传告，消息不胫而走。发掘工地上围观者层层叠叠，往来观看者终日不绝。人们的新奇和热情如春天勃勃生机般涌动着。随着对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化，进一步认识到它在我国历史、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我国文物史和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同时，我国和海外考古学、军事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发挥才智、努力研究，使银雀山汉简的主要内容——兵学文化，在世界学术界迅速传播、独放异彩。共同的努力造就了银雀山兵学文化的研究工作蓬勃发展。
40多年来，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与整理研究工作，已给学术界留下重重的一笔。我国古代人民削竹木为文字载体，单支的称为简，编联起来成为册。较宽的竹木可以多写几行字，称为牍，其上往往将简册上各篇文字的篇目集中登录，犹如今天书籍的目录。简册和牍捆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简书，又称简牍。简牍的内容有公文、法律文书、账簿、武器簿、遣册、书籍等等。这些文字资料都很重要，但以古代书籍最为珍贵。因为书籍往往记载一家或几家之言，可以直接了解当时人的见解和思想。古代简册书籍的出土很可贵，也很难得，多种书籍的出土就更难得了。
银雀山竹简出土前，历史上有多种竹简书籍出土，可与之比较的，严格地说只有一次。那就是晋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魏塚出土战国竹简书籍75种，其中《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被保存下来，还是今天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其余的多又散失。以后一千六七百年间，虽有上万计的简牍出土，但多种简册书籍同时出土，却再未见过，一切归于沉寂。直到银雀山1、2号汉墓中出土多种书籍，才打破这一历史沉寂。以后，马王堆帛书《老子》、河北定县汉简《儒家者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和《礼记》、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盖庐》等相继出土。纷至沓来，一派群芳竞美的气象，可是在书籍种类上并未超过银雀山的汉简。因此说，银雀山汉简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众所周知，银确山汉简内容非常丰富，古代兵学著作集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宴子春秋》《守法守令十三篇》等书籍；论政论兵的篇章《将败》《兵之恒失》《王道》《王议》《效贤》《为国之过》《地典》《客主人分》《雄牝城》《十宫》《君臣问答》《十阵》《十问》等50篇；阴阳时令占候的篇章：《曹氏阴阳》《阴阳散》《三十时》《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等12篇；其他难以自成一类的篇章：《唐勒》《相狗方》《作酱法》等13篇，以及数千过于残碎的断简。从以上略述中可知，银确山汉简的最大特点是兵书种类多，数量大，真可谓我国古代兵学的宝库。
许多年来，在我国古史研究领域，存在一股疑古思潮。清代学者对古籍子书在校刻、辑录、研究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但由于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对许多古籍尚未能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冯友兰先生说：“‘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者之三个派别，其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释古”的“趋势”，就是“疑古”的退势。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是进步的，从思想上说是冲决罗网，……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许多‘冤假错案’。”（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1月版）我们将汉简本与传世本《孙子兵法 》比较研究，两者基本没有文意相悖、结构割裂、或其他人为窜入的文字之处。可见，刘向、任宏等并未着手改动过。《六韬》《尉缭子》等古兵书竟被以“词意浅近，不类古书”“文气不古”等无端说辞否定，被称为伪托之书。
围绕孙武其人其书，历史上有着颇多疑惑。孙武生卒年月不详。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记载推断，阖庐元年为公元前514年，孙武见阖庐在其即位以后，时孙武当为青壮之年。“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西破强楚，入郢”，当为公元前506年吴师与楚军战于柏举，大败楚军，五战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说的是公元前484年吴与齐战于艾陵，吴军获胜。继而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从孙武见吴王为将军到取得显赫战绩的时间来看，孙武与孔子（前551～前479年）差不多同时代。时值春秋时代末期。《孙子兵法》亦当成书于这个时期。
《孙子兵法》成书之后，除司马迁为孙武立传，记述其人其事外，战国时代或转引战国时人言及有关孙子事迹的史料有多处：
《战国策●齐策》苏秦说齐闵王，“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阖闾之将，当指孙武。
《吕氏春秋●上德》曰：“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逾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皇帝内经●灵枢》引伯高语：“兵法：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此语源于《孙子●军争篇》“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句。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初期人，距孙武仅数十年。
战国时代，《孙子兵法》成书尚不久，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对《孙子兵法》原理的运用，在当时已超出军事范围，应用于政治、医学、商业方面了。
战国、秦汉时代对孙武其人其书言之凿凿，自唐宋以来产生了对其人其书的种种怀疑：
欧阳修《居士集●孙子后序》卷四三云：“吾友圣俞……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
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六云：“左氏无孙武，……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
全祖望《鲒埼亭集●孙武子论》因循叶说：“故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人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孙武事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云：“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孙武辩》谓孙武：“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亦自齐之孙膑。”
日人斋藤拙堂《孙子辩》云：“（孙武与孙膑）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
日人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云：“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
以上种种说法多臆断，而且证据不足，故宋濂《诸子辩》云：“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又孙星衍《孙子略解●叙》云：“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唯此是其（孙武）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延续了千余年。
银雀山汉代竹简兵书的集中出土，充分证明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且《孙子兵法》十三篇是足本。传世本《六韬》、《尉缭子》被伪书论者视为伪书，大大降低了这些古籍的价值。汉简本《六韬》、《尉缭子》的内容与传世本基本相同，无大出入，是不该轻易否定的。银雀山汉简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对于疑古思潮影响下，对古兵书和其他古籍的判定，应当重新研究，还其本来面目。
银雀山汉简不仅为先秦古兵书正名，还使学术界对先秦古籍的一些传统说法重新审慎思考，对古籍写作年代、作者、内容不可轻率持否定态度。所以，银雀山汉简无疑是促使走出疑古时代的先导。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的1、2号墓,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其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都是在1号墓发掘。两部兵书同墓出土,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现于世,从而澄清了千余年来关于孙武与孙膑其人其书争论未决的问题。
首先，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在同一汉墓中出土，意义非凡。这充分说明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同时，有力证实了《史记》记述的正确性。《史记》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孙子即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之孙也。……世传其兵法”。出土竹简第0233号书“吴王问孙子曰……”第0108号书“齐威王问兵孙子曰……”，这就充分说明两个孙子在不同的年代分别仕于吴国和齐国，佐证了《史记》的说法，证明孙武和孙膑是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真是千年积讼,一朝得释。
其次，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以物证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确有其书。《孙子兵法》竹简共计233枚，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与传世的《孙子兵法》13篇内容基本一致，残简共存2700余字；下编有轶文5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孙膑兵法》竹简16篇的出土使早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失而复得，证明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不同的兵学著作。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法》的出土，增加了兵书品类，是文化史上的又一盛事。《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司马迁传》云：“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汉书●艺文志● 兵书略》云：“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孙膑当有兵法是不争的事实。伪书论者却因《孙膑兵法》的失传而移花接木，称《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孙武史无其人。简本《孙膑兵法》的出土纠正伪书论者的谬误。
再次，出土竹简证明了《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而非八十二篇。
传世本《孙子兵法》历来是十三篇，所以又称作《孙子十三篇》。然而《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篇卷不合，被唐宋人质疑。其实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王看的《孙子兵法》是十三篇。曹操《孙子序》云：“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明明白白，怀疑者不以为据。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为十三篇，汉简《见吴王》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足以证明十三篇是《孙子兵法》足本。
这两部兵书在1972年出土时曾引起轰动,许多国内外人士前来参观,特别是日本人曾要以高价购买一枚竹简。由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孙子兵法》竹简和《孙膑兵法》竹简，被誉为该馆“镇馆之宝”。竹简每枚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其长度约合汉尺1尺2寸，符合汉代简册制度。简文为隶书，字迹有的端正有的潦草，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但笔法娴熟，具有较深的书法功底。从简文用字为秦汉早期隶书看，书写时间应在文、景至武帝初期。
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一向讨论的都是儒、墨、道、法、名等家，鲜有言及兵家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就曾说过，如《孙子兵法》之类的兵家著述，是不可以作为哲学史史料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作为兵家著作杰出代表的《孙子兵法》讲的并不是具体的部队编制、排兵布阵、武器配备、后勤保障等，它讲的是军事思想，揭示战争本质和规律。兵家脱离实际，必败无疑。要认识实际，一定要有合理的思维方式。古兵学中包含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哲学界对《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哲学内涵有新的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都收入了孙武、孙膑的传略和著作提要。任继愈先生在《孙子兵法珍藏本》序言中写道：“这部兵书体大思精，它观察世界，分析事物的总原则可以归纳为‘知彼知己’者四个字，它是人类认识的起源，也是一切有效决策的依据。人类文明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从‘知彼知己’正确认识中走出来的。”从而精辟地揭示了《孙子兵法》的哲学内涵。关于古代兵学包含的哲学思想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研究，这是银雀山汉简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上，抄录的内容是大批的先秦典籍。其中，现在有传本的典籍包括：《孙子兵法》13篇及孙子佚文5篇、《六韬》14组、《尉缭子》5篇、《晏子春秋》16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10篇；古佚书有：《汉元光元年历谱》(2号墓出土)、《孙膑兵法》16篇、论政论兵之类50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12篇；其他类13篇。这些已经考定内容归属的竹简，只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竹简因残断缺失程度严重，简文内容尚待研究和考释。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于我国军事史、文字学、古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2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除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以外，出土竹简还破解了其他兵学典籍的“伪托”之说。（1）《尉缭子》并非“伪书”。《尉缭子》流传在世的仅有24篇。银雀山汉简发现了与今本相合的6篇文字。证明汉代以前该书就已广为流传，后人伪托之说不攻自破。（2）辨明《晏子》是非。该书又称《燕子春秋》，内容为论证治国之术。自从唐代柳宗元对该书作者及学派提出怀疑后，有人将其看作伪书。银雀山出土汉简中整理出16章，尽管文字、篇章分合与今本有所不同，但仍可证明该书是汉代以前的作品，辨明了伪书之是非。另外，出土汉简中有《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墨子》、《管子》等，都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周家庄是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东北郊的一个小村落，该村推倒原来的一些平房准备建宿舍楼。2002年3月12日下午，周家庄村建筑工地上的挖掘机操作人员在挖土时，突然感觉下边有大面积软土。他们继续往下挖掘，挖着挖着就挖到椁木和石头。第二天早上又接着挖，一件件青铜器和一些残片出现在土层中，就连一些奇形怪状带着绿锈的钟也被挖出来了……编钟！战国时代的青铜编钟！新泰文化局马培林局长一眼就认出躺在泥土上的编钟年代，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墓葬，因为够得上陪葬编钟的至少是个贵族。
古墓现场立即被封锁。专家们从残留的墓室基本搞清了该墓的大体形制，该墓是个棺椁墓，椁外是大块的封石，墓深7.5米，东西长7.4米，南北5.1米，还有长达7米的墓道等。加上当地民警帮助追回的70多件散失文物，该墓截至目前找到的文物共220多件，铜剑、玉器、陶器等应有尽有。
据专家推断，这座墓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初期，距今2400年左右。随后考古人员又探测出两个新墓葬，经测定也为战国时期的墓葬。专家们把墓葬编为1号墓、2号墓和3号墓。
2号墓位于1号墓的南侧约十多米的地方，该墓为一个夫妻合葬墓，墓室内北边骨架粗壮的为男性，南边骨架纤细的为女性，两人在该墓坑内均东西向躺着。
3号墓内的情景更令人感到恐怖和神秘，该墓坑最深，距地面近9米，5米见方。该墓棺椁保存得最好，椁基本没有腐烂。该墓是一棺一椁，但墓坑内却找到3具骨架。
这三个墓历经2000多年，竟然出人意料地没有被盗墓贼光顾过，除1号墓可能有部分文物散失民间外，这三个墓截至目前共出土文物300多件。这些文物当中比较显眼的就是编钟和各类兵器，编钟共8个，大的约有头盔大小，小的如成年人拳头大小，钟面铸有精致的花纹和各种饰物。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编钟是身份的象征，墓主人不是诸侯国君也至少是个贵族。但这些编钟是明器，是用于陪葬的，与当时作为乐器使用的编钟有所不同，它们不能演奏。
这三座战国墓出土各类兵器近100件，其中有宝剑、长矛、戈等，不少兵器仍然寒气逼人，其中一柄宝剑的剑柄上镶着一块绿松石，宝石通体晶莹。另外一柄剑的剑柄呈同心圆构造，不但符合美学原理，各个圆也极为规整，对于研究古代的铸造技术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目前出土的车戈、剑、陶器、玉器、青铜器来看，专家推测该墓群是个规模庞大的战国贵族墓群，除了这三座墓，附近肯定还有别的战国古墓葬；而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权倾朝野的卿相或将军。在战国时期，新泰周围为齐国、鲁国、楚国、莒国等国，是重要的军事要地。许多古兵器的出土，充分展示出，军事在当时社会占有重要位置，军事力量是诸侯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出土文物有望填补空白，铭文印证新泰是杞都。国内不少学者认为该处曾存在杞国，而新泰就是杞国的国都。专家认为，杞分两国，殷代时建立的杞国就在今新泰一带，春秋时好几代为晋之盟国，战国时被楚国灭掉。专家解释，这一次杞国贵族墓地的发现，再一次验证新泰就是杞国的国都，该墓将会对杞国的变迁史提供宝贵史料，从而填补历史空白。
目前有关专家正在对这个古墓群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同时，有关新泰就是杞国都城的说法也在进一步论证当中，随着对该座战国墓群的发掘，“杞人忧天”这个成语中的杞人居住地将可能大白于天下。
沂水天上王城纪王崮古墓发掘，发现最新考古成果。“纪王崮”位于山东沂水县泉庄镇天上王城景区境内，东南距县城40公里，崮顶相对较为开阔，是鲁中南众多“崮顶”唯一常年有居民居住的大崮，号称沂蒙七十二崮之首。
2012年1月16日，在崮顶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部分青铜器。初步发掘成果：经过近两个月的清理发掘，墓葬形制和埋葬情况已基本弄清。该墓总体结构较为特殊，其最大的特点是将本应单独置于墓葬之外的车马坑安排在墓室之内，且处于与椁室相对应的位置。根据墓葬残存部分判断，墓室总体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南部为椁室，北部为车马坑。墓道向东，正对椁室。椁室西侧和车马坑东西两侧，未遭破坏的部分保留有二层台结构。墓室残长约28米，宽13.6米，面积约450平方米。道东高西低，斜坡状。东西残长4米，南北宽3.6米。
墓室北部，即车马坑的北端，在早年修筑蓄水池时已遭到彻底毁坏，具体范围不明。墓室中部和东部，包括车马坑的南部，椁室的北部边缘、中南部东侧相当于二层台的部位以及墓圹也被全部破坏。北边箱东北部仅残存底部。
车马坑只残存中部一段，东西宽4米，南北残长7.5米。残存马车四辆：中部两辆遗迹完整，南北两端的两辆也遭到破坏。每辆车有两匹马，马骨保存较好，木质车体腐朽严重。马车为独辕车，由车衡、车辀、车舆、车轮等构成，马头部位一般有马饰、马镳等，脖子部位一般套一圈铜穿珠。车衡部位有车轭等。在2号车内出土有鼎、鬲、敦三件车载青铜器，这种现象在山东地区属首次发现。另外在此车轼前发现有一束铜箭头，根据其痕迹，应是放在箭菔之内。在4号车舆的上部，发现铜矛，其柄有红色髹（xiū）漆。
椁室位于墓室南部，南北长11米，东西宽5米。由外椁室、内椁室、外棺、内棺组成、三个陪葬坑，南北两个边箱组成，东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北边箱出土铜錞于2件，甬钟一套10件，镈钟一套4件，钮钟一套9件，石磐一套10件，舟4件，甗（yǎn）、罍（lei）、壶、盘、匜、瑟各1件。另外还有铜剑、钺、斤、箭头、凿等。先前存入沂水县博物馆的有铜盂、鼎、豆炉、罍、剑、箕、盘各1件，其中铜盂有33个铭文，鼎有25个铭文。
南边箱则出土铜鼎、铜鬲、铜豆、铜罍各7件、铜敦3件。这些铜器受到不同程度损坏，有的较严重。在其西部，是陶器及漆器，漆器皆已腐烂，难辨器型。
从出土器物的特征来看，墓葬的时代为春秋时期。墓葬的结构、和七鼎的配置显示，墓主规格较高，应是诸侯或是其夫人之墓。该墓既出媵器，又出兵器，墓主性别在体质人类学鉴定之前，还难以确定。
考古发掘表明，该墓葬规模较大，结构特殊，出土遗物规格较高，是山东近年来东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主要体现在：（1）墓葬凿建在高耸的崮之上，是一种全新的埋葬类型：其椁室与车马坑共置于墓室之内也极为罕见，该墓葬的发现，具有凿空补白的意义。对周代古墓考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墓葬出土的器物量大而精美，且有较长铭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研和艺术价值，对周代历史和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3）发现部分古代兵器，如：铜剑、钺、斤、箭头等，说明军事在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车马遗骸及用具的出土，也为研究当时的运输能力和制造工艺水平提供了实物佐证。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重大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10日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及中国台湾等地的百余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对陈庄西周城址的重大发现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初步认定陈庄西周城址当为姜太公所建齐国初都营丘，或营丘故城就在这一带。
专家认为，列为中国社科院“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200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的陈庄西周城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其学术、科研、历史、文化、社会价值弥足珍贵。陈庄城址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发现为西周早期城址、大中型墓葬群、车马坑，多件青铜器有“齐公”铭文，各种铭文达70余字，同时还有西周甲骨文和“祭坛”等，为研究齐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为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曾经繁华一时的齐都临淄闻名遐迩，但定都临淄是距周初始封近200年之后的事，之前齐国的始封地及早期都城在哪里，众说纷纭。陈庄城址的重大发现为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齐国初都营丘所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具有坐标意义：山东高青当是姜太公始封之地。
遗址发掘的大中型贵族墓葬和出土的多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填补了齐国早期考古资料匮乏的空白。陈庄西周城址目前已发掘的14座大中型墓葬与齐王室世次相合，而迄今临淄齐故城内未发现西周时期齐国大型贵族墓葬。
陈庄城址贵族墓葬出土的铜器铭文首次发现有“齐公”字样。“齐公”即是文献记载封于“营丘”的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太公，即指太公姜尚。这为确定该城址的国别、年代提供了证据，并据此可推断陈庄城址早期当为西周早期齐国的一处政治文化中心，而墓地或为西周中晚期姜氏齐国诸侯的陵墓区。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出土的带有“丰啓厥作文祖甲齐公”字样的铜觥（gōng），这是考古界第一次发现有关姜太公的准确记载，也是有关这位传说中呼风唤雨的齐国第一代国君的最早文字记载。据了解，有关姜太公的记载一般出自文献的记载，而陈庄西周城址的发现，以实物确认了姜太公的存在，让姜太公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走下了神坛。
何以认定铭文中的“齐公”就是姜太公？北京大学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贵族墓葬出土的铜器铭文中的‘齐公’即是文献记载封于‘营丘’的姜太公，一定是姜太公本人，是齐国的第一代君王。两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不论墓主是齐国早期国君还是有学者推测的土著‘豊（lǐ）’国的后裔，都将由此揭开齐国开国的秘密，复原山东商周之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介绍，铭文中提到的“齐公”即为姜太公，70多个字的铭文揭示了齐胡公被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陈庄西周城址与营丘关系密切。铜簋（guǐ）铭文大意是：“正月壬申日，周王召见引，引到周太室，周王如是说：‘引，过去我已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官职，管理齐国的军队。现在我再任命你，赐你彤弓(红色的弓)一件，彤矢百枚，马四匹，望恪尽职守，不要打败仗。’引叩谢王恩，用追击敌军缴获的兵器，铸造了这个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引”这个人是谁呢？经专家进一步研究，发现“引”应为“申”字，极有可能是齐献公山。
山东省考古专家王恩田认为，“齐公”就是姜太公，根据金文通例，凡是公前加国名的，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国君。例如，鲁国的国君是侯爵，在金文中一律称鲁侯，不称鲁公。“鲁侯熙鬲（li）”是鲁侯熙为“文孝鲁公”铸造的祭器。鲁侯熙是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的儿子鲁炀公熙，炀公是死后的谥称，“文孝”是对亡父的尊称。“文孝鲁公”就只能是鲁炀公的父亲，鲁国第一国君伯禽。同理，“齐公”当然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
城址内祭坛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天坛遗址。陈庄城址内发现的祭坛也是这次城址发掘的重要成果。祭坛位于发掘中心区域，共9层，内圆外方，系夯土筑成，层层环向套叠，形制奇特。有学者认为此夯土基本可以名为“环丘”。据《齐诗》有“子之(至)还兮”，而《汉书》作“子之营兮”，屈原《楚辞●天问》曰：“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此何功，孰初作之”等文献，疑此九层筑台即是齐相晏婴所言“先君太公筑营之丘”。因此，这个圆形九层筑台，当是今北京天坛的始祖。“国之大事，与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祭祀天地、祖神之权，为天子或诸侯王所垄断，这也为推断陈庄城址为西周早期齐国诸侯贵族所居提供了有力证据。
专家认为，这种祭坛国内罕见，整座祭坛保存完整，根据土层显示，一直历经数百年。陈庄西周城址9层堆积的夯土台基是天坛，而不是祭坛，明清北京城的天坛并不是标志性建筑祈年殿，而是天坛南侧的圜丘，圜丘中心是一块圆形巨石，周围有正方形的坛墙环绕。陈庄西周城址台基是圆形夯土建筑，内圆外方，方外又有圆，台基中心是一个圆圈，显然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尽管北京天坛与陈庄西周城址台基两者建筑用材不同，建筑构造的繁简程度不同，但都是凸显天有9层的理念，因此，陈庄西周城址台基可以看作北京天坛的原始形态，是北京天坛的鼻祖。祭天是从周人开始的，陈庄西周城址遗址的祭坛极有可能是我国第一个或者唯一一个天坛遗址，其在中国思想史和建筑史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直立跪伏”殉马形制罕见。陈庄西周城址首次发现的直立跪伏陪葬车马坑，配饰精美、规格极高，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专家分析：出土的马头竖立高昂或略偏，脊柱和肋骨保存状态完好；马所处的马槽是专门用于固定马的站立姿势的，由于没有挣扎的痕迹，马应该是死后被人卡在槽中，才得以保留了现在的姿势。周朝有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葬俗制度，这个车马坑有两辆车是4匹马，一辆车是两匹马，可以初步推断是诸侯墓。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马坑的中间居然还设置有一个牛角，到底是墓主人的陪葬马坑，还是专门用于祭祀的殉马坑？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殉马坑的形制在国内是非常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