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吴宫教战”，指的是孙武以兵书进见吴王阖庐时，应阖庐要求，在吴王宫中用宫女演练阵法的故事。《史记》是现存最早记载孙武事迹的文献，司马迁此书《孙子列传》中记载了这个故事，好在文不长，也不难懂，故完整摘引如下：
“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尔（你）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刑具），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又）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古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惊）。趣（催促）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示众）。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这个故事，具有明显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其与同书《司马穰苴列传》中所记司马穰苴以违犯军纪临战斩杀监军庄贾的故事如出一辙，所以难免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怀疑毕竟仅仅是怀疑，至今尚没有人能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这个故事的虚妄和不可信。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将其当做信史看待的。
除《孙子兵法》外，目前还没有发现孙武有其他兵书传世。根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兵法》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列传》记阖庐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传末又曰：“世俗所称军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汉初以至武帝时代，《孙子兵法》均是以十三篇的形式传世的。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朝廷先后对兵书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第一次在西汉初年，是由韩信和张良完成的：“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jun zhi）遗逸，纪奏兵录”。所谓“捃摭”，即拾取的意思。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这次校书，由刘向总其成。刘向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籍作叙录，上奏皇帝，并附于书内。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书名和篇题。《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篇，撮（cuō,聚拢）其指要，著为《七略》”。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为重要的《孙子兵法》。经过这样的反复整理和校订，《孙子兵法》遂成为定本，并由国家“秘府”收藏。
那么，《史记》明明记载的是十三篇，《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却记载为“八十二篇”，并且还有“图九卷”呢？学者们分析，原因很可能是，自刘向到班固的一百多年间，由于好事之徒对《孙子兵法》的不断增益，遂使其篇数大为增加。所以，到三国时，曹操为《孙子兵法》作注时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谢祥皓、刘申宁辑《孙子集成》第1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89页）也就是说，到三国时，《孙子兵法》已经卷帙大增，文字“烦富”，以至于“失其旨要”，所以曹操才删繁取要，汲汲于恢复其本来面貌。
曹操所注之《孙子兵法》，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孙子兵法》注本，其注释简明扼要，学术价值很高，一直备受世人推崇。今天，《孙子兵法》流传既广，且版本众多，已经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但考镜源流，不外乎三大系统，即：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武经七书》本和宋“十一家注”本，并且各本之间文字差异并不是很大。（本文主要参考了黄朴民《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77～78页）
1996年关于“《孙子兵法》82篇”的争论，就其实质而言，应是一次学术造假与学术打假事件。这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震惊中外的消息，宣称失传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孙子兵法》82篇”在陕西西安被发现。第二天，新华社又以“电讯通稿”的形式报道了这条新闻。于是，国内许多媒体纷纷予以转载，一时间消息铺天盖地，迅速传遍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一些地区和国家。
在所有报道文章中，以西安出版的《收藏》杂志1996年第10期登载的《散佚近两千年的<孙子兵法>82篇在西安发现》一文较为详细。该文说：（1）《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已亡佚约两千年，这次重新面世使这一千古之谜涣然冰释。（2）《兵法》由清末及民国初期晋陕名人张瑞玑及其后世子孙张连甲、张敬轩等人精心收藏“书理”，现存汉简第31篇27件和“82篇”抄本原件。（3）“《兵法》82篇”完全由孙武一人亲著（称为“家传简”），通行的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则经孙武缩编而成（称为“传世简”）。（4）“《兵法》82篇”多达141709字，今本十三篇只有6000字左右，两相比较，前者价值要大得多。（5）收藏者曾“赴京将汉简及手抄本部分篇章送交一些专家、学者鉴定审阅”，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等等。
这一消息，当时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军地两方面的专家、学者终于揭穿了这一事件的真相，指出其不过是一次文物造假活动而已。专家们指出，所谓“《孙子兵法》82篇”究竟是真是伪，应该包括两个问题：一是载体，即其是否真正抄自汉简，是否确为民国十二年“书理”；二是它的内容，是否系孙武亲著，是否系《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在经过认真严肃地考察和辨伪之后，专家们一致认为：所谓“《兵法》82篇”绝非孙武亲著，也不可能出自汉简，而是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专家们认为，其伪作的实质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兵法》82篇”基本内容多处违背史实，如骑兵作战的出现、盘古开天辟地传说的起源、“四面楚歌”成语的出处以及一些典章制度的规定时代，等等，均与史实不符。二是“《兵法》82篇”思想浅薄，与十三篇大相径庭，绝无相通之处。三是“《兵法》82篇”的语言、文字风格反映出其作伪的痕迹很多，有些字、词出现很晚，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孙武生活的那个时代。四是“《兵法》82篇”与古书的成书规律也完全不合，即先秦著作往往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且其篇幅短小，均不过数千言，不可能如“82篇”那样长篇大论，达十数万字。五是“《兵法》82篇”“存世”竹简打孔串联并以黑漆书写，也证明其本身即是伪造；至于抄写部分，经鉴定纸张应是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而抄写甚至更晚。六是“收藏者”身世属伪造，他们根本不是张瑞玑的后人。所以，所谓的“《兵法》82篇”系伪作无疑。
争论的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由一场笔墨官司变成了法庭论战：造假方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打假方告到了法院，但经法庭审定，诉讼最终以原告方败诉而宣告结束。
西汉皇朝建立后，曾先后三次对存世兵书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而《孙子兵法》是得以保留并流传后世的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舍事言理，辞约而义丰，言浅而意深，对以往兵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革命性总结，就有关古代军事几乎所有问题——如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军事与外交的关系、部队的训练与教育、将领的选拔与任用、战争的决策与指导、军事地形与特殊战法、间谍的使用、战略与战术等等，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创新性的思想和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孙子兵法》在讨论各种军事问题时，将军事谋略思想和理论作为全书的核心，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基本框架，提出并界定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方面几乎所有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并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思想与原则，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体系，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兵权谋”第一家。
《汉书●艺文志》所列“兵权谋十三家”依次为：《吴孙子兵法》82篇，图9卷；《齐孙子兵法》9卷，图4卷；《公孙鞅》27篇；《吴起》48篇；《范蠡》2篇；《大夫种》2篇；《李子》10篇；《娷》1篇；《兵春秋》1篇；《庞煖》3篇；《兒良》1篇；《广武君》1篇；《韩信》3篇。对“兵权谋家”的特点，《汉书●艺文志》是这样解释的：“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意思是说：所谓“权谋”，即是以正而不诡的手段治理国家，以出奇而特别的手段用兵，先谋划、设计好了再交战，既兼有“兵形势家”的特点，也包含“兵阴阳家”的思想，同时也使用“兵技巧家”的手段。
同时，列入《汉书●艺文志》的兵家还有三类：一是“兵形势十一家”，其具体特点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意思是说：所谓“形势”，是指用兵像雷电一样迅猛，像疾风一样快速，后出发却能先到达，或分散，或聚拢，变化无常，凭借剽轻迅疾而克敌制胜。二是“兵阴阳十六家”，其具体特点是：“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意思是说：所谓“阴阳”，是指用兵相时而动，推算日期时辰，随着战斗的进行，根据五行相胜的规律，借助鬼神的力量，去夺取胜利。三是“兵技巧十三家”，其具体特点是：“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意思是说：所谓“技巧”，是指平时要练习搏斗、蹴鞠之类的技术，使手脚健捷并熟悉各种器械的特点、性能和使用方法，布设复杂的机关设施（如连弩等），以便确立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的胜利地位。
蚩尤的传说很多，并都有一定的文献记载，如《史记》《路史》《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等。根据这些记载可知，蚩尤本与炎帝有族裔关系，如《路史●蚩尤传》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也就是说，炎帝与蚩尤两个部落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落联盟。炎帝部落属于神农氏族的直系后裔，仰仗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之功绩，得以居农耕部落联盟之首。《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记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即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蚩尤部落逐渐发展成为这个部落联盟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主要得益于居地产盐和在煮盐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的技术。
关于黄帝与蚩尤之争，大体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黄帝战胜炎帝之后，再战胜蚩尤而巩固自己的帝位。如《史记●i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pi xiū chū）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如此，则黄帝与蚩尤之争，似为炎、黄之争的。余波
另一种是，神农氏部落联盟发生内乱，蚩尤侵凌炎帝，炎帝被蚩尤打败，遂联手黄帝将其除掉。《逸周书●尝麦解》记载说：“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意思是，王说：大宗揜（yǎn）和大正，从前上天开始成就炎帝、黄帝时，就制定了法典，命令炎帝分管两位卿士——蚩尤与少昊。于是炎帝命蚩尤居住在少昊边上，以监视四方，并主持上天尚未完成的奖赏。不想蚩尤竟追逐炎帝，与炎帝在涿鹿之下争战，厮杀之声传遍四野。炎帝感到恐惧，就求救于黄帝。黄帝抓住蚩尤，在中冀杀了他。黄帝用武力消除了心中怒气，用大正顺应天意、维持秩序，把自己的功绩记下，把杀蚩尤的地方命名为绝辔之野。
至于蚩尤的下场，一般的说法是，他被黄帝诛杀之后，身首分离而葬两处。据《皇览●冢墓记》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但也有的史书记载，如张守节对上引《史记●武帝本纪》之“正义”引《龙鱼河图》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再如，《管子●五行篇》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韩非子●十过》也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如此，似乎蚩尤战败后并未被杀，而是臣服于黄帝，并为黄帝所用。
无论怎么说，蚩尤善于制造兵器且勇猛异常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即使被战败后，仍被黄帝作为“兵主”尊崇之。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秦始皇东巡必祠“八神”。刘邦斩白蛇起义，亦祠“蚩尤”，统一天下后特地“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关羽所以最终能被称为“武圣”，既有其自身的原因，更有特定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原因。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看，关羽在出身、经历和性格等方面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与刘备、张飞一样，三人均出身平民，并且当时他自己实际上已成为游民。二是神勇刚毅，有名将之气概。他不仅能“策马”刺袁绍大将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而且能一边饮酒谈笑，一边让医师为自己“刮骨疗毒”，以至于“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还能在襄樊之战中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逼得曹操几乎要迁都“以避其锐”。三是忠义慷慨，知恩图报，为人有始终。刘备其时虽亦沦为平民，但关羽一旦委身于他，即随其“周旋”而“不避艰险”，甚至在“稠人广坐”中而能为刘备“侍立终日”。被俘后，曹操待之虽厚，亦不肯改节，而是在立功报效他后，以自己“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为由，“拜书告辞”，不惜辗转千里，奔归刘备。四是他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毕竟已经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一方面为刘备斩将搴旗、开疆拓土，打下了一片江山，一方面自己也拜将封爵，成为武臣之首。关羽的缺点是“骄傲”和“护前”，他最后的失败，其实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个体的人来说，这在别人眼里是算不了什么的，更不要说其骄傲也自有骄傲的资本了。所以，关羽身上的特点和优点，实为其日后成神称圣具足了基本条件。
关羽之被推上了“武圣”的高位，应该说是从民间开始的。众所周知，中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大不相同，社会不具契约精神，却多了不少“江湖”气息。在“江湖”中，人们最为崇拜的就是像关羽那样既有个人能力又讲忠诚信义的人。于是，关羽的故事和社会的需要，便互为因果，不断“发酵”，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弥漫充塞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王学泰在《关羽崇拜的形成》（王学泰:《关羽崇拜的形成》,见国学网，2007年12月15日）一文中指出，关羽首先赢得了游民阶层的仰慕和崇拜，比如以游民为基础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就把关羽奉为神明，开香堂时“关老爷”的画像是要高悬在“忠义堂”正中央的。到宋代以后，则整个弱势群体都把关羽奉为保护神，而奔走四方以本谋利的行商和漂泊海外、远离父母之邦的华侨，对关公的崇拜更是超乎一般民众之上——于是，关羽遂逐渐成为全民的崇拜对象。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孔夫子代表了大传统，而关羽则代表了小传统。王先生还指出，“崇拜关羽”是民间英雄崇拜的一部分，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论述宗教根源时曾指出：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和与生俱来的依赖感是宗教起源之一。英雄崇拜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和依赖，说明了人的软弱的一面，需要英雄的强悍来支持。关羽的生平及其被后世人们附加上的光环，正是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所缺少且特别需要的东西。所以，关羽遂成为许多弱势群体的保护神，并成为民间英雄崇拜中最为突出的个人崇拜。
关羽最终被推上了“武圣”的高位，当然少不了历代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就是说，关羽身上所具备的忠诚、勇武等特点，不断地被历代统治者加以利用。所以，后世之专制统治者除朱元璋外，大多推崇关羽，并逐步将其推上了“武圣”地位。考察近两千年的历史，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加给关羽的地位和封号大致如下：
蜀汉景耀三年（260年），后主刘禅谥关羽为“壮缪侯”。
唐上元元年（760年），朝廷封姜太公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64人从祀，关羽排第14位。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真君”。
北宋大观二年（1107年），徽宗加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徽宗敕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高宗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孝宗加封关羽为“英济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孝宗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天历元年（1328年），泰定皇帝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尽去宋元追封，回复关羽原封号“前将军（汉）寿亭侯”。
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梦关羽骑白马至积庆坊，因敕重修，赐名“白马关帝庙”。
明万历十年（1582年），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大帝”。
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加封关羽为“三届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取代姜太公，为武庙崇祀主神，与孔子并祀，遂成为“武圣”。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清皇太极敕建盛京关庙，并赐匾额“义高千古”。
清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康熙元年（1662年），朝廷敕封关羽为“协天伏魔大帝”，并赐解州关帝庙匾额“义炳乾坤”。
清康熙五年（1666年），朝廷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林”并敕封碑记。
清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追封关羽三代公爵：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并颁布《关帝告祭文》、《追封关帝三代祭文》。
清雍正五年（1727年），重修京城白马关庙，御书“忠贯天人”匾额悬于地安门关庙，并命天下直省郡邑皆立关庙。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清光绪五年（1879年），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
至此不难看出，后世统治者不断地为关羽的神位加码，所加封号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遂使得更多的人益加深信关羽具有驱魔镇邪和安邦定国的神灵作用，于是关羽也就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最后终于成为封建社会的“武圣”，并成为全民都能接受和崇拜的历史人物，庙宇遍及全国大小城镇以至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落，并且随着华侨的足迹而走出国门，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至于朱元璋所以贬抑关羽，则与他的出身有关。朱是典型的游民，对这个层面十分了解，知道他们具有极大的颠覆能量，所以不但不可张扬他们，而且必须加以限制。根据明《大诰》记载可知，在朱元璋眼里，游民是百姓中的渣滓、社会的蠹虫。这种人“村无恒产，市无铺面”，又“绝无本作行商”，只能做坏事。所以，他对这种人毫不手软，多次予以严厉打击，并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
反观孙武，他就缺乏关羽所拥有的这些主客观条件：第一，他虽出身贵族，但身份至今难以如关羽那样清楚明了，在许多问题上都还是个谜。第二，他的事迹也不彰显，《左传》中竟然没有关于他一星半点儿的记载。第三，可能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具备关羽所拥有的勇武刚毅、忠义慷慨的性格特点。第四，他的《孙子兵法》，虽系宏文华章，以至于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百代谈兵之祖，有无限魅力，但那也只是历代统治者的事情。在封建专制时代，历代统治者出于愚民的需要，不仅不可能将其广为宣传、弘扬，反而要严加控制，以防止其流入民间。《汉书●艺文志》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然后藏之“秘府”，“诸吕用事而盗取之”。这一记载，便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以此而论，孙武在历史上没能成为“武圣”，并不奇怪；而随着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普及，其在今天终于能够成为“武圣”，同样不足为怪。
《史记》虽为孙武专门立传，但却详记其吴宫教战，而略写其谋楚和用兵事迹，仅写下了“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数语。至于其他人的传记，则仅《伍子胥列传》中偶有记载：一是，阖庐即位后三年（前512年），与伍子胥、伯嚭兴师伐楚，拔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并擒获两名吴国的叛将公子盖馀和公子烛佣后，欲乘势进攻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吴王遂罢兵而归。二是，九年（前506年），阖庐又欲攻楚，谋于伍子胥和孙武，二人回答说：“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于是，阖庐遂与唐、蔡大举伐楚，并“五战”而“至郢”。三是，伐楚两年后（前504年），阖庐命太子夫差将兵再次伐楚并取番（po,今江西波阳），司马迁于其下记道：“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相对而言，较之《史记》，《吴越春秋》的记载似稍微详细一点，除《史记》所记诸事外，尚多出如下几点史实：其一，“（伍）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辩，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其二，阖庐三年（前512年，似应为次年），使孙武、伍子胥、白喜伐楚，拔六（今安徽六安）与潜（今安徽潜山西北）二邑（《史记》虽记此事，但未提及孙武，且记为阖庐四年）。其三，阖庐六年（前509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吴，以报复吴拔潜、六之役，吴使伍子胥、孙武迎击，围之于豫章（春秋时地名，所在解说纷纭），大破之。其四，阖闾十年（前505年），吴破楚后，楚臣申包胥乞来秦师为援，越人则袭其后，夫概又叛，于是阖庐遂归，而留伍子胥、孙武、白喜与楚人战。孙武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载《二十五别史》第6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1版）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孙武入吴后，系经伍子胥推荐而得见吴王的；孙武晋见吴王时，将自己的兵书献给了吴王，曾为吴王以宫女演兵，并被任命为将军；在谋楚伐楚和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过程中，孙武与伍子胥一样，不仅出谋划策，而且曾数度率兵亲临战场，直至攻入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参见于敬民、王传湘《孙武为何不显于春秋之世》，《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周亨祥《孙武何以不见名于<左传>》，载《军事历史》1997年第6期），《左传》所以不记孙武的事迹，甚至就连的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过，当与下列因素有关：
其一，孙武既不为命卿，也不为大夫，而三代乃至春秋各国史官，通常是记事“非公命不书”，记名则“非卿不书”，即使孔子修《春秋》也是如此。《左传》作者熟谙各国史事史料，所记翔实，涉及人物多，但军政、外交活动，所及人物基本均系大夫以上。孙武虽为吴王军中的重要人物，但既不为命卿、大夫，其言论与事迹自难得列于《左传》；又因其为伍子胥所推荐，故位在伍子胥之下，“人微言轻”，《左传》作者即或要记，似乎也只能以大夫伍子胥的名义出现。考《左传》在叙及吴楚之战整个过程中，竟没有一个低于大夫级别的人物出现, 所以《左传》只记伍子胥、伯嚭而没有记孙武，可能并非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孙武不是公卿大夫,不够入传资格。
其二，孙武也未曾有过将军名分，因为春秋时期还未曾出现作为官职的“将军”的称号, 更不可能有职业将军。“将军”一词仅见于《左传》，而且只有一例，其在实际上是作为对公卿中领兵者的尊称、美称。《左传》在叙及将军任职时,不是像后世所说的任某为将军,而是说使“将某军”、“使某帅之”、“使某佐之”，等等。所以，到春秋为止, 《左传》叙及领兵从未用“将军”称号。至于孙武，其所以从未能任过具体武职，则是因为他从未任过“卿”或“大夫”。自西周开始，《周礼》对武职任命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此书的《夏官�司马》记载：“凡制军，万有（又）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又）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 旅帅皆下大夫。”春秋时,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国诸侯称霸，军队一扩再扩，俨然天子。诸侯国之卿大夫骤增，禄秩也有所提高。但是，军队虽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而“军将皆命卿”这一原则未变。在当时条件下，不为“命卿”而能攫取军队统率权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在春秋末期, 由于战事频繁，不能否认各诸侯国在特别紧急的条件下有可能不待命其为卿而以大夫身份率军,但其也必定是大夫，身份不可能更低。
其三，吴王所以不给孙武以“卿”或“大夫”的名分，应是对其有所忌惮。吴王阖闾任用了三个异国逃亡者：孙武、伍子胥、伯嚭，相形之下，后二者拜爵为官，比孙武的地位高得多——伍子胥爵为大夫，官为行人；伯嚭先后为大夫、太宰，更在公卿之列。按当时的标准, 若论为将的话，伯嚭、子胥够格而孙武不够格。这不够格绝不是因为孙武的文韬武略不足，孙武的政治远见、军事才能，远在后二者之上，但这个“格”是必须由吴王给的。而吴王所以不给孙武这个“格”，则可能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是靠弑王僚自立的，深恐失掉兵柄，故虽深知孙武是一位难得的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大才，却也只想用其才智而不想假以兵权。所以，孙武在吴王帐下始终只是一个智囊人物，有参与决策的资格，却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越绝书●记吴地传》：“巫门外大冢, 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一个“客”字，道尽了其中的奥秘，也说明孙武自始至终未能为卿大夫, 更不曾任将统军。
其四，《春秋》、《左传》原则上“非卿不书”，但也有特例。如《春秋●昭公五年》记“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夷即非卿，而《左传》则明确说“非卿而书，尊地也”。此外，“贱不书名”也是原则，但也有特例，如《春秋●昭公三十一年》记“冬，黑肱以滥来奔”，黑肱乃小国邾的大夫，属“贱”，《左传》亦明确说“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在类似的问题上，《左传》较之《春秋》有所突破，即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不论其是否为卿，不论其是否为大夫，都客观地收录书中。如《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记宋国由于内乱，“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虽同奔者还有华驱等五人，但却因其“非卿”而一律不书，《左传》则皆书之。以此观之，无论《春秋》还是《左传》，其不书孙武是可以理解的：（一）孙武虽有奔吴行为，但却并非因重大政治事件而出奔。（二）其奔吴后又“辟隐深居”，除出山佐吴伐楚外，同样未介入过任何重大政治事件。反观其他奔吴者，如巫臣、伍子胥、伯嚭、华登等，就大不相同了。
其五，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孙武为将军，既是出于对孙武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客观现实。一方面，作为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中之的“一家”，孙武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孙子兵法》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成果, 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产生的。所以，尽管孙武上书给吴王时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注意，孙武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到战国时期，兵家学说广泛流传，更有像孙膑这样的继承者对其加以弘扬，遂使孙武声誉鹊起，地位日趋提高。另一方面，《史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所以能突破“非卿不书”的藩篱，将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载入史册，并且往往将前代“佶屈聱牙”的语言用汉代“普通话”写出来,以便时人理解。他有时在写人物身份时，甚至将汉代人的身份相应地赋予了古人。例如，“吴起为西河守”，而战国时并没有“守”、“太守”一职, 但吴起所任军事兼行政长官相当于秦汉时的太守, 于是也就这么写了。
其六，有关孙武的活动，都只写到入郢为止，其后则只有伍子胥、伯嚭出现而不见孙武踪迹。孙武上书给吴王时的“十三篇”，是以楚、越为“假想敌”的，后来吴王夫差接受越的贿赂与求和，只有伍子胥出来谏争而没有孙武的态度。设若此时孙武还在吴王宫中，他是绝不会不置一辞的。所以，孙武应当是在伐楚之后就离开了阖闾。一个有远大眼光的孙武，是不可能在忌而用之的尴尬处境中长期待下去的，他的“不知所终”是势所必然。或辞别，或不辞而别，关系并不是很大。他不是卿大夫，不领军，“去”也就“自由”得多，并且不为社会所瞩目。然而，历史没有淹没中华民族这位优秀人物，就是当时的吴人，最后也还在巫门外为其建了大冢。至于现在，孙武则已享誉世界，若其地下有知，也应该是变抱憾为欣慰了。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传世兵书中，《三十六计》一书不仅极具特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三十六计”的说法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据此书记载，南齐永泰元年（498年），大司马王敬则举兵造反，齐太子东昏侯萧宝卷在东宫听说叛军将要杀到，仓皇欲逃。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敬则，敬则说：“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南史●王敬则传》记载相同，只是后面多了一句“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由此可知，《南齐书》所说的“檀公”，也就是南朝刘宋大将檀道济。檀道济足智多谋，曾以唱筹量沙之计迷惑北魏军，在粮草不继的情况下安全退兵。王敬则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应是反用，即讥讽齐明帝父子只有逃跑一条路了。
据现有资料可知，《三十六计》原系手抄本，1941年在甘肃邠州（今陕西彬县）被发现。同年，此书由成都兴华印刷厂土纸印制、瑞琴楼发行，封面旁注“秘本兵法”四字，未署作者和年代。1943年，叔和先生在成都一地摊上偶然得到了这个翻印本，并于1961年9月16日在《光明日报》副刊上予以介绍。次年8月，叔和将翻印本赠予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同年，该院无谷（姚炜）先生据此进行了译注，并在内部出版了油印本，1979年始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198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李炳彦先生的《三十六计新编》，数年间发行即过百万册，可见其影响扩大之快。
《三十六计》的价值自然无法与《孙子兵法》相比，但自从1941年被发现并排印以来，七十余年间，其流布传播却似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已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到处可见。此外，此书自问世以来，始终是毁誉参半——誉之者认为这是一部少见的有创造性的好书，而毁之者则认为其品位不高，纯属三家村秀才的粗制滥造之作，不见精华，但见糟粕，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
实际上，对《三十六计》这样一部兵书，对其评价既不可过高，也不宜太低，完全可以用“瑕瑜互见”概括之。那么，究竟它的“瑕”在哪里、“瑜”在何处？
此书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结合易理阐释兵家谋略思想应当说是此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诚如无谷先生在《三十六计》一书中所说，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莫不精通《易》理，并用于军事，但系统地以《易》演兵”，见于史书记载的，只有明代赵本学。由此，无谷先生认为，“《三十六计》的作者，可能深受赵本学等人的影响，把《易》的阴阳燮理，推演成兵法刚柔、奇正、进退和攻守的变化”，从而“颇有朴素辩证之处”。问题是，至今并不能断定谁是《三十六计》的作者，也不清楚此书的成书年代，所以也就无从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受了谁的影响。赵本学（1478～1544年）是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年）的老师，学养深厚，精通易理与兵谋，从这个意义上看，似应是《三十六计》的作者受了赵本学的影响。但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们究竟是谁受了谁的影响，在没有确证之前，是不能武断地下结论的。
其二，以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成语、俗语概括兵家谋略思想，开兵家谋略普及读本之先河，这应当看作是它的一个创举。我国古代兵书，基本上都是庙堂之人所著，虽然其价值有大小、成就有高低，但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学术性著作，这就使得它们的传播能力大打折扣，从而减弱了影响力。《三十六计》则不然，它的作者似乎是一位生活在下层的普通民间知识分子，所以能够以具体形象生动活泼易懂易记的成语甚至俗语来概括兵家谋略思想，从而很自然地拉近了自己与大众的距离。此外，作者绝不长篇大论、反复阐述，而是简洁明快、要言不烦，并引案例以说明之，从而使得其兵学普及读物的色彩更加鲜明。据统计，此书列计36条，但解语仅662字，加上《总说》29字，总共不到700字，其中最短的解语竟然仅仅7个字，如《抛砖引玉》。
其三，最为重要的是，此书对古代兵家谋略思想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一定的发展。例如，“以逸待劳”本出《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只是将其放在战役和战斗层面上加以论述，而《三十六计》的作者则将其放在了战争和战略层面上加以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六计》发展了孙子的这一思想。众所周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是相当完备相当成熟的，而其中的谋略思想尤为突出。所以，这就益发显得《三十六计》一书之不易与可贵。此外，有些谋略思想，在以往的军事斗争中可能早有实践，但却一直没有人将其总结归纳提升到理论层面，到《三十六计》才完成了这一工作，如擒贼擒王、釜底抽薪等。还有不少谋略思想，虽然早就有人提出，但大多过于学术化，因而显得比较抽象，到《三十六计》，则将其作了形象化生动化处理，使之变得更加易懂易记，如“抛砖引玉”、“树上开花”等。凡此，均应看做《三十六计》对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至于此书的缺陷和不足，则有如下几点：
一是分类不当。此书选择古代常见计谋策略36种，分为6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但我们从中看不出它在军事谋略思想方面有什么理论和学术依据，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内在的逻辑性。此书跋语说，前3套为优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后3套为劣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这种划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无论是前3套中的计谋，还是后3套中的计谋，它们有的其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并且，其他各套计谋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是计谋选择不精，且有交叉甚至雷同现象。这个问题与前面的问题存在因果关系。正是由于分类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理论依据，才使得具体计谋的选择很难做到准确和恰当，所以出现交叉和雷同也就在所难免了。例如，声东击西之计与暗度陈仓之计，其实从本质上说就完全属于同一类计谋。有的解说者强为解释，认为前者重在“击”（进），而后者既可“进”亦可“退”，其实这种解说是相当勉强的。因为，谁也不能说“声东击西”之计不可以用在撤退之时。三国后期魏军大举伐蜀时，蜀将姜维在从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洛大镇附近）退兵过程中，就曾成功地运用此计调动阻击他的魏将诸葛绪，越过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白龙江边）而得以还守剑门关的。
三是此书某些内容负面影响较大。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少用来概括计谋理论的成语和俗语含有贬义色彩，容易误导读者，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笑里藏刀等等，即无不如此。另一方面，作者在个别地方公开主张盟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甚至相互吞并，这也是非常不妥的。例如，作者在为反客为主之计所作的按语中，就公开教人如何先为客后为主一步步取代他人的具体路数，而这很容易被小人学了去为非作恶。
四是有的计谋解语、按语或隔靴搔痒，或文不对题，或字义艰涩，问题多多；至于以易理推演兵法，则有许多地方显得比较生硬，好像是在“贴标签”。
通读此书可以看出，作者虽然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对中国古代兵家谋略理论也有一定的造诣，但学术素养却不是很高。他很可能是一位久处社会下层，但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同时又爱好易学和兵法的知识分子，所以才会在书中出现上述种种问题。有学者认为，此书解语和按语很可能非一人所作，所以使得此书许多地方或风格不统一，或内容相抵牾，或文理不通贯。认真研读此书，可以看出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不同层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于是乎以谈智慧谋略为特色的古代兵书日渐成为图书市场的新宠，而其中尤以《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最受广大读者欢迎。影视剧和出版图书中，甚至出现了以“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为标题的作品。于是，便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三十六计》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孙子兵法》里面总共有36条计谋？或者《三十六计》也就是《孙子兵法》？
在这里，完全可以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前者虽然在个别地方对后者有一定的开拓和发展，但其全部内容毕竟与后者距离很大，绝非对后者一种直接而全面的继承。第二，随之而来的是，它们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同——前者不过是一部产生于民间的比较通俗的关于奇谋妙计的普及读物，而后者却是一部被后世尊为“兵家圭臬”和“百代谈兵之祖”的体系严谨层次很高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