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已故于汝波先生主编的《孙子兵法研究史》（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划分，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历史上的《孙子兵法》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发轫时期。首先，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孙子兵法》不但成功地指导了当时的军事实践，而且在非军事领域也开始被借鉴。其次，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军事、外交斗争实践以及《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发展了孙武的理论和思想；再次，这一时期的兵书及其它典籍直接反映了当时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情况，比如，思想与理论上的阐述和发展、文本上的增附和修订等。这一时期，对《孙子兵法》能够继承、运用并有所发展的当推鬼谷子、孙膑、吴起、田单等人，而《鬼谷子》《孙膑兵法》《吴子》《六韬》等则是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著名兵书。
第二阶段：秦汉时期——《孙子兵法》的初期校理时期。《孙子兵法》在秦朝遭到了禁锢，但在社会上仍有流传，并曾经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理论武器。西汉建立后，统治者对《孙子兵法》极为重视，但公开宣传则极力贬斥。这一时期由张良、韩信、杨仆等对兵书先后进行的三次整理和编订，对《孙子兵法》的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史记》记载，《孙子兵法》原为13篇，但此时却出现了82篇图9卷的版本流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及有关佚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书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从两汉时期存世文献看，这一时期人们更加重视对《孙子兵法》进行文本校理和思想阐发。这些工作以及对孙武其人其书的评价，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秦汉时期的军事家中，以韩信、赵充国等对《孙子兵法》理解最为深刻，运用最为高超。
第三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时期，而曹操的《孙子略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里程碑。曹操与沈友、贾诩、王凌、张子尚、孟氏等人的注解，为后人注解和运用《孙子兵法》奠定了基础。较之两汉时期，这一时期对《孙子兵法》更为重视，孙武的思想和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之中，从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而《孙子兵法》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则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这个时期当中，不仅学术著作，甚至某些文学作品，如左思《吴都赋》、张华《鹪鹩赋》、张景阳《杂诗》、庾信《周齐王宪神道碑》、刘邵《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也折射出《孙子兵法》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期间，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战争成就突出者，有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满宠、邓艾、羊祜、杜预、崔浩等人。
第四阶段：隋唐五代时期——《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在隋唐五代时期，孙武大致处于兵学上的“亚圣”地位，而《孙子兵法》在实际上则被视为诸兵书之首。这个时期是《孙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时期，无论注解内容还是注解形式，均有所创新；一些兵学著述，大都以《孙子兵法》为宗，在吸收时代新鲜经验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思想和理论；一些非军事著作中，甚至也载有《孙子兵法》的内容，反映出此书在不同阶层和领域流布的情况；至于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实践方面，这一时期颇多建树，到唐代则实际上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外，《孙子兵法》从唐代开始传到国外。这一时期，在《孙子兵法》注释、研究、运用等方面做出较大贡献者，有萧吉、李筌、贾林、杜牧、陈皞、杜佑、李靖等。
第五阶段：宋元时期——《孙子兵法》武经首位的确立时期。宋代《孙子兵法》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宋仁宗之前的萧条时期、宋仁宗中期至神宗的复兴时期和北宋末至南宋灭亡以研究为主的时期。宋代《孙子兵法》研究成果比较多，而以编校、刊行《武经七书》本《孙子兵法》和《十家注孙子》所做贡献最为重要，此外在注解、讲义、专题研究和分类辑编等方面，均有可观的成绩。宋人研究《孙子兵法》的主要特点是：文献研究成绩比较突出，军事理论研究进展不大；对《孙子兵法》的推崇与贬斥均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对《孙子兵法》的宣传和运用方面，正确与荒谬并行；兵家与儒家斗争非常激烈，但思想融合深刻；最后，就是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但宋代，尤其是南宋，出现的名将、军事家却并不少，如岳飞、韩世忠、刘錡、虞允文等即是。元代立国时间比较短，在《孙子兵法》研究和运用方面也有一些新成绩，在实践上同样有比较突出者，如成吉思汗、忽必烈等。此外，元代还出现了《孙武子教女兵杂剧》两种。
第六阶段：明代——《孙子兵法》的疏解阐发时期。明代《孙子兵法》研究文献数量众多，形式丰富，特色明显。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先秦至清末，有兵书4221部（含重复与交叉），其中仅明代就达1165部。明代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在国防战略与作战指导方面，主要体现在建立大纵深、多层次的国家防御体系，辩证地认识久与速，重视冷热兵器并用、阵地防御与阵法训练上；在建军与治军方面主要体现在选练精兵、培育良将和改善兵器装备并重上。明代《孙子兵法》研究得以有较大发展，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重视科举考试与军事教育、民族忧患意识较强。明代在《孙子兵法》研究与实践方面成就比较突出者，有刘寅、赵光裕、王守仁、张居正、李贽、何守法、赵本学、谈恺、戚继光、俞大猷等。
第七阶段：清代——古代《孙子兵法》研究的终结和再造时期。清代《孙子兵法》研究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武闱研究，中期乾隆、嘉庆至道光初年的考据研究，晚清鸦片战争至清灭亡期间的休眠与再造。孙子兵学自身的结构和方法，当时的武举制度，传统的哲学文化，军事科技水平和战争实践，都是制约孙子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清代是中国古代孙子研究的最后一个发展时期，经过再造，传统的兵学体系在近代被注入西方兵学的精神，从而被纳入了新的兵学体系之中。清代较有影响的孙子研究学者和著作有朱墉及其所辑《武经七书汇解●孙子》、丁洪章及其辑注《武经七书全解●孙子》、邓廷罗及其所著《孙子集注》、顾福棠及其《孙子集解》，以及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与他们对孙子其人其书所作的考据。此外，乾隆年间，太医徐大椿著《用药如用兵论》，则是《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里的运用。
第八阶段：中华民国——《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思想融合时期。
民国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与西方军事思想的融合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所创新，为古代孙子兵学向现代“孙子学”过渡架起了桥梁：一是引入了西方军事思想和现代史例，而不再囿于传统的注字解词；二是着力揭示《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和兵学体系；三是白话文和标点的出现为《孙子兵法》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四是著书形式的多样，适应了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民国期间《孙子兵法》除继续被运用到战争指导中，其在非军事领域里的运用和研究亦初露端倪，而孙中山关于《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命题，则为孙子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一时期，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国际交流的开展不仅为《孙子兵法》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也为“孙子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孙子兵法》研究者和著述主要有蒋方震与刘邦骥及其《孙子浅说》、钱基博及其《孙子章句训义》、萧天石及其《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李浴日及其《孙子兵法新研究》等。共产党人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粟裕、郭化若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军事实践，更是将《孙子兵法》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层面。
于汝波先生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国内的《孙子兵法》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许多开国将帅，如刘伯承、叶剑英等，都很重视对古代兵法尤其是《孙子兵法》的研究。刘伯承积极倡导研究《孙子兵法》，并将其作为“战役法”课程的指导教材，亲自讲解。叶剑英则把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研究纳入编纂《中国军事史》的前期工作，并组织编辑了《中国古代兵法选辑》一书下发全军供基层干部学习。解放军总参谋部把《孙子兵法》列为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同时还影印《武经七书》下发部队，作为军事教育和训练的重要内容。郭化若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注释和白话翻译，出版了《今译新编孙子兵法》。杨炳安则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全面校勘和整理，出版了《孙子集校》一书。其他如任继愈、关锋、冯友兰等，或者发表专门的研究文章，或者在有关哲学史的撰写中设专章对《孙子兵法》加以论述。
第二个阶段：“文革”时期。这一时期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孙子兵法》 研究被局限到一个固定的模式之中，所以学术成就不大，成果不多。但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竹简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学著作，不仅解决了一个千年争讼不休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在学术界引其巨大轰动，我国从事《孙子兵法》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抓紧进行整理、校勘和研究，接连发表、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如齐光《孙子兵法评注》、敖其尔《孙子兵法新论》（蒙古文）、竹简整理小组所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等。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子兵法》研究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30年来，在原有的基础上，《孙子兵法》研究进一步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孙武的故里与身世、《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孙子兵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孙子兵法》的著录流传与版本源流、《孙子兵法》中蕴含的各学科思想、《孙子兵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借鉴与应用等，都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至于孙武的哲学和军事思想等固有领域的研究，如孙武的军事思想体系、国家安全思想、军事预测思想、军事谋略思想、军事管理思想、战争动员思想、军事运筹思想等等，以及孙武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等，同样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与拓展。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著作，现从以下几个方面择要介绍：
其一，以考辨、训诂、校勘和注译见长的著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1976年）、军事科学院《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1977年）、郭化若《十一家注孙子》（1978年）、杨炳安《<孙子>会笺》（1986年）、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1991年)、纽国平《孙子释义》（1991年）、李零《<孙子>古本研究》（1995年）、袁啸波《孙子》（1995年）、李零《吴孙子发微》（1997年）、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新校》（1997年）、田昌五《孙子兵法全译》（1998年）、程郁《孙子兵法》（1998年）、黄朴民《白话孙子兵法》（2001年）、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2006年）、元江《白话兵经——<孙子兵法>注译》（2007年）、何新《兵典——<孙子兵法>新考》（2008年）、赵国华《孙子兵法》（2008年）、李兴斌《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2012年）等。
其二，以理论阐释见长的著作。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1983年）、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1983年）、庞齐《孙子兵法探析》（1986年）、张文穆《孙子解故》（1987年）、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1989年）、陈学凯《制胜韬略——孙子战争知行观论》（1992年）、朱军《孙子兵法博议》（1995年）、邵斌与宋开霞《孙武孙膑兵法试说》（1996年）、赵海军《孙子学通论》（1997年）、傅朝《孙子兵法详解》（1999年）、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2006年）、魏占武《孙子势哲学》（2006年）、戚文与周铁强等《孙子兵法十讲》（2007年）、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2010年）、付朝《孙子兵法结构研究（2010年）、穆志超《孙子学文存》（2010年）等。
其三，以研究孙武生平事迹为主的著作。杨善群《孙子评传》（1992年）、谢祥皓《兵圣孙武》（1992年）、黄朴民《孙子评传》（1994年）、刘春志《孙武传》（1997年）、周兴《孙武本传》（1997年）、陆允昌《孙武研究新探》（2002年）、李兴斌与黄朴民《孙武与<孙子兵法>》（2004年）、扈光珉《武圣孙子》（2005年）等。
其四，汇集孙武研究资料与辞典类著作。赵嘉朱主编《孙子研究文献备要》（1992年）、谢祥皓与刘申宁辑《孙子集成》（1993年）、佐藤坚司著高殿芳等译《孙子研究在日本》（1993年）、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1994年）、古棣主编《孙子兵法大辞典》（1994年）、熊武一主编《古代兵法鉴赏辞典》（1991年）、吴如嵩主编《孙子兵法辞典》（1995年）、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2001年）、赵金炎《孙武故里史料集成》（2001年）、苏桂亮与阿竹仙之助合编《日本孙子书知见录》（2009年）、徐勇主编《历代兵书警言妙语》（2000年）、杨善群《孙子兵法鉴赏辞典》（2012年）等。
其五，关于孙武理论对现代社会生活启示与应用的著作。李世俊等《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1984年）、杨先举《兵法经营十谋》（1988年）、陈炳富等《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的一般应用》（1989年英文版）、暴奉贤《孙子兵法与现代企业经营谋略》（1994年）、张志祥《孙子兵法与经营艺术》（1995年）、唐突生《孙子兵法与市场谋略》（1995年）、周三多等《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1997年）、夏书章《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1997年）、王健民《孙子兵法与商政谋略》（1997年）、管正《孙子兵法与行政管理》（1999年）等。
其六，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各种选本类兵书、有关兵学研究论著。主要有《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武经七书注译》（1986年）、黄朴民等《白话兵法大观》（1993年）、张文儒著《中国兵学文化》（1997年）、林伊夫等注译《武经七书新译》（1999年）、徐勇主编《先秦兵书通解》（2002年）、于汝波与李兴斌等编《中国经典兵书》（2002年）、赵国华著《中国兵学史》（2004年）、李桂生著《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2009年）、黄朴民著《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2010）、赵承凤主编《齐鲁兵学》（2012年）等。
其七，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论文集。主要有《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1990年）、《<孙子>新论集粹——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选》（1992年）、《孙子探胜——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精选》（1992年）、《孙子研究新论——孙子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孙子与齐文化——海峡两岸孙子与齐文化讨论会文萃》（1993年）、《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新世纪的中国兵学——第五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孙子兵法与战略文化——第六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银雀山兵学文化研究会及汉墓竹简博物馆《银雀山兵学》（2005年）、《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第七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选》（2007年）、《孙子兵法与和谐世界——第八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超越哈佛：海峡两岸学者论兵》（2011年）等。
其八，介绍孙武思想的通俗读本和文学性、文艺性书籍。李铎《孙子兵法新校字帖》（1989年）、戴敦邦等《孙子兵法连环画》（1991年）、迟痴《漫画孙子兵法》（1991年）、单宝桐《孙子兵法印谱》（1991年）、杨书案等《孙子》（1995年）、韩静霆《孙武》（1996年）、黄朴民《大话孙子兵法》（2003年）、曹尧德《孙子传》（2007年）、赵海军《图说孙子》（2009年），都对推广孙子兵法研究成果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除了各种印刷出版物外，还有各种电子媒体出版物，如刘庆主编《孙子兵法：中国智慧之海》光盘、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软件等，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系列片《孙子兵法》以及话剧、歌剧、电视剧《孙武》等，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孙子兵法》研究的手段和成果形式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专家学者着重就以下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其一，《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自宋代以来，对《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就出现了种种争议，或说该书由孙武作于春秋末年，或说由孙膑作于战国中期，或说实由某位“山林处士”作成。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从而证明二者根本不是同一种书，孙武、孙膑也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膑。一些原来主张《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名家著作，如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郭化若《孙子今译》、杨宽《战国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等，都据此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正。但是，汉简的出土，并没有最终解决《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界至今对此有各种不同观点：
李零在《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1979年《文史》第七辑）一文中认为，汉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开对《孙子兵法》作成时代和作者的“怀疑”。他指出，从《孙子兵法》书中反映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样式和书籍体裁分析，《孙子兵法》不是孙武亲著，而是“孙子学派”的军事思想纪录，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时的齐国，而于战国中期成书，并且不能排除孙膑参与的可能。
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和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分别从《史记》的记载、《孙子兵法》“仁”的思想倾向、“五行”哲学思想基础、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有车步军制而无骑兵迹象的兵种组成以及《孙子》所持的战略思想等角度等，论证该书是孙武所著，其应成书于春秋末期。
郭化若在《孙子译注●再版的话》中认为，《孙子兵法》应由孙武门徒根据孙武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成书年代大约在春秋末至战国初。郑树良《论<孙子>的作成年代》（郑树良：《论<孙子>的作成年代》，载《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1月版）一文更进一步认为，《孙子兵法》约成书于公元前496年至前453年之间。
杨炳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杨丙安、陈彭：《孙子兵学源流述略》，载《文史》第27辑）一文认为，《孙子兵法》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战国，定型于秦汉，也就是说《孙子兵法》以孙武的言论为基础，经过战国中期兵家整理，至西汉时才校理成书，而依据则是春秋无私人著书，“十三篇”所论述的虽然多系春秋末年情况，但也具有战国特征。目前，从已出版和发表的有关论著看，多数学者认同《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该书成书于春秋末期，但也不能排除后人校理时窜入某些字句的可能性。
其二，孙武故里问题。20世纪末，随着国内“孙子热”的兴起，孙武故里在何处的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时间，有关会议接连召开，报章杂志连连发文，可谓气氛热烈，观点纷陈。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列传》中说，“孙子武者，齐人也。”对此，现在已没有人表示怀疑。但是，若要进一步问：他是齐国什么地方人？那回答可就众说不一了。概括地说，关于孙武故里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乐安说”，二是“莒邑说”，三是“临淄说”。其中，“乐安说”又分为“惠民说”、“广饶说”、“博兴说”和“大名说”。所以，“三说”其实变成了“六说”，即“惠民说”、“广饶说”、“博兴说”、“莒邑说”、“大名说”和“临淄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为“高唐说”，但关于此说的论证文章一直未能见到，很可能是有“说”无“论”，所以这里就不便介绍了。
“惠民说”。最早提出“惠民说”的是郭化若同志。郭老在他的《孙子今译》前言中说，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孙武的祖先田书“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郭老在“乐安”后以括号注明为“今山东惠民”。但有学者认为，郭老并没有说明，这里的“惠民”是指“惠民县”，还是指“惠民地区”。吴如嵩、陈秉才、霍印章等专家学者继承并发挥了郭老的观点。他们在《孙武故里考疑》和《孙子故里“惠民说”不可动摇》二文中明确指出，乐安既非今之广饶，也非今之博兴，而是今天的惠民县（吴如嵩、陈秉才：《孙武故里考疑》，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霍印章、吴如嵩：《孙子故里“惠民说”不可动摇》，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吴如嵩先生指出，宋人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依据的是《姓苑》、《百家谱》和《元和姓纂》。《姓苑》和《百家谱》虽已亡佚，但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依然存在。《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比《新唐书》早248年，比《古今姓氏书辨证》早342年。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元和姓纂》参考、使用了许多珍贵著作，其权威性不容置疑。是书关于“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yǐ），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的记载，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田书“食采于乐安”的记载相印证，是迄今能见到的关于孙武故里的最早记载。那么，乐安是指何时的乐安呢？吴如嵩等人认为，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可以断定，乐安是指唐代的乐安，而不是指春秋时代齐国的地名，因为书中所列三个“孙武之后”的地名都是指唐代地名。
“广饶说”。周维衍先生在他的《孙武故里乐安在今广饶说》等文（见《孙武故里乐安在今广饶说》、《孙武故里乐安在今“惠民说”殊难成立》，分别载《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认为，郭老首创“惠民说”，但郭老当初是指“惠民地区”，今天有的研究者径直以春秋乐安为今之惠民县，就很成问题了。他根据对《水经注》有关记载分析指出，乐安县故城应在今博兴县东南。但是，乐安既然不见于传世之先秦文献，在春秋年间便不可能已筑有城池。春秋时代一般小国或卿大夫是不能随便在封地上筑城的。汉乐安县城当筑于汉代，与春秋孙氏“食采”之乐安并没有先后承袭关系。比较合理的推测应当是：孙书“食采”之乐安是一广袤地面，汉乐安县城或筑于这一地面之上，或与这一地面相邻近——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周维衍认为，先秦乐安地面的主体在今广饶县。据《资治通鉴》记载，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年）燕联合秦、三晋伐齐，在济水西大败齐兵，进而攻下临淄，齐湣（mǐn）王出走。楚将淖齿对齐湣王说：“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知之乎？”这里未提及乐安地面。对照今天的地图可以发现，齐都临淄之北地面上有高青、博兴、广饶三县，而这三县恰恰是汉魏以来设安乐县和乐安郡（国）的地方，先秦乐安地面主体必定在这三县某个范围之内。高青属先秦千乘，博兴属先秦博昌，由此可以推知，广饶应是先秦乐安地面。
“博兴说”。舒荣先、牛万政先生认为，孙武故里在今博兴县（舒荣先、牛万政：《孙武里籍考》，载《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他们根据《汉书地理志校本》、《山东各地概括●惠民县建置沿革》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指出：最早置乐安县的为今山东博兴县，时间在西汉。惠民到明洪武六年（1373年）才为乐安州治所，时间距孙武时代1800多年，与春秋战国时的乐安邑没有沿革关系，因而，将孙武里籍齐乐安解释为今山东惠民县缺乏根据。他们认为，西汉的乐安县（今博兴）与《新唐书》《古今姓氏书辨证》提及的齐乐安，具有因袭沿革关系，两者在同一历史地理位置——今博兴县境。论据是：（1）孙武祖先受封的乐安在齐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乐安当为齐之一邑，春秋末年，齐国已具有县的组织，乐安由封邑制推进到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据王国维《秦郡考》记载，秦因袭了战国时各国的郡县。从我国郡县制发展历史看，县地名在战国秦汉是相当稳定的。汉承秦制，凡战国秦时的县名，到汉代大都不变。特别是齐国，没有废县的记载。所以，齐乐安→秦乐安→西汉乐安，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沿革推断。（2）据实地考察并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博兴县境内实有乐安故城遗址，故城遗址就在博兴县城，与齐博昌邑的遗址相距20里许。
“莒邑说”。以上三说，都是围绕“乐安在哪里”“究竟指何时的乐安”“先秦有无乐安”等问题展开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基本一致。刘蔚华教授在《孙武故里探原》（刘蔚华：《孙武故里探原》，载《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转换一个角度。如果把问题换成“齐陈桓子（无宇）及其后人在春秋时封邑在哪里”这样一个角度，或许能抓住“故里”问题的实质。至于这个封邑当时是否叫乐安，就成了次要问题了。他通过对《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等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分析，认为齐国莒邑（非孙书所伐之莒国）才是孙武的故里；而莒邑的地望大体在博兴、桓台以东，临淄以北，寿光以西，其中心区域在今之广饶县境。
“大名说”。桂士辉在《春秋乐安地望考辨兼论孙武、孙膑故里》（桂士辉在：《春秋乐安地望考辨兼论孙武、孙膑故里》，见大名史志网2011年7月17日）一文中认为，根据《礼记●礼运》关于“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的记载，孙书受封食邑后，即举家迁徙到乐安，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把孙书采邑乐安作为孙武故里是合理的，但“乐安”之“惠民”“博兴”“广饶”“三说”却由于仅局限于围绕历史上冠名“乐安”的政区设置来考证春秋乐安而陷入误区。桂士辉认为，春秋乐安的地望，《元和姓纂》记载很清楚：“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所以，孙顗等人避乱建家的“魏”就是春秋乐安，这是文献中关于春秋乐安的最早确指。作者指出，林宝编撰《元和姓纂》时参考使用了大量珍贵谱牒，材料征引谨严有据，切实准确，不作虚饰夸大，故所记载可信度较高，对乐安地望作出“魏故属乐安”的判定绝不会出现疏漏失误。作者说，《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元和年间，“魏”应是指唐代简称为“魏”的政区名称，“魏”与“乐安”是古今对照的关系。考唐代的“魏”即魏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八里。而今之大名县束馆镇不仅存有诸多实物，如孙操故里碑、孙家故宅等，而且也流传有许多民间故事，可证明这里曾是孙操、孙膑的居住地。所以，孙武故里春秋乐安就在今天的大名县沙麓山南之束馆镇确凿无疑。
“临淄说”。“临淄说”提出并不晚，但有人进行全面论证似乎却比较晚。王景甫先生在《明确故里概念洞察孙武故里》（王景甫：《明确故里概念 洞察孙武故里》，见中国民主促进会淄博市委员会网 2007年10月9日）一文中，对此说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述。他认为，关于孙武故里，以上诸说均不可靠，唯“临淄说”才真正能够成立。其理由如下：（1）古代的故里概念与现在不尽相同，孙武时代故里的确切定义应该是指一个人高祖的固定居住地。（2）采邑与故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源地不能和故里划等号。齐国乐安是孙姓的姓源地之一，却不能认定是孙武故里。（3）孙武“与齐同姓”，应该从齐国田姓的姓源那里找孙武的故里。齐国田姓始祖陈完的长期居住地，才是孙武真正的故里。而陈完当时的官职是工正，分管手工业，理应居住在官吏“社区”和国家手工业中心“工乡”。由此可以断定，这位克尽职守的齐国田姓始祖，来到齐国后便长期居住在临淄大城内。所以，临淄大城才是孙武的故里。（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开头一句“孙子武者，齐人也”，其实已经明确点明孙武的故里就是齐国都城临淄，绝非如有人所说，它表明太史公对孙武故里“未及深考”。这是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是国家的代称；我国西周和春秋时期，对居住于国都的人通称“国人”；司马迁笔下的“齐人”其实即指齐国都城临淄人，这从他对《史记》中人物里籍的记载体例不难看出：首先，在开篇第一句总是点明传主是那里人；其次，对居于国都的王室亲宗，只说明其宗亲身份，而不赘述是那里人，如“司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孟尝君名文，姓田氏”、“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 等等；再次，对长期在都城为高官的非王室亲宗，其故里又不在都城者，则一律详细介绍其里籍，如“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穰侯魏冉者，……其先楚人”等等；还有，凡是“居住于国都”之外，不属“国人”的，司马迁在介绍其故里时还特意在国名下面附以地名，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等等。
其三，《孙子兵法》的校勘及版本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校勘《孙子兵法》最重要的版本有竹简本《孙子兵法》、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和樱田本《孙子》，但对各版本的评价却有差异。吴九龙认为，从墓葬年代和简书字体推定，简本抄写年代比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的《史记》要早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比今天的各种传世本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版）。李零认为，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所据底本是《孙子兵法》最古老的竹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李零：《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樱田本是流行于日本的《孙子》版本，高殿芳、陈彭、王颜昱认为，樱田本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唐代本，是从汉代古本到宋代今本过渡的关键所在（高殿芳等：《<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及一部古本<孙子兵法>的再发现》，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版）。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吴九龙：《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近年来在比较研究各版本的基础上广辑古书引文，校以竹简文字，从军事理论的合理性和古代方言等多方索隐发微，订正《孙子兵法》的误文、异文，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本。
其四，对《孙子兵法》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研究。学术界十分重视探索《孙子兵法》思想和文化上的渊源。郑良树《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郑良树：《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载《孙子探胜——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精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通过对先秦古籍有关资料的爬梳排比，说明了孙武对前人军事思想的承继关系。黄朴民《孙子兵学与春秋哲学政治思潮》（黄朴民：《孙子兵学与春秋哲学政治思潮》，载《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一文从当时社会思潮对《孙子兵法》影响的角度，揭示该书形成的深层思想文化背景。杨炳安《孙老兵学异同论》（杨炳安：《孙老兵学异同论》，载《孙子探胜——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精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分析了孙武与老子思想上的相通相异之处，刘庆《孙子兵法与齐国兵学》（刘庆：《孙子兵法与齐国兵学》，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齐国兵学这一先秦时代最有影响的地域性兵学流派与其代表性著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影响。
其五，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体系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的讨论十分热烈。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一书追述了刘伯承元帅曾经对孙子兵学体系进行的概括。刘伯承元帅从谋略、兵势、正兵与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等六个方面，阐发了孙武的军事思想。谢国良《孙子思想探讨》（谢国良：《孙子思想探讨》，载《军事史林》1986年第1～4期）一文指出，孙武军事思想应包括重战、慎战和备战、善战的思想，注重计谋、全胜和进攻速胜的战略思想，主动、惑敌、因情用兵的思想，重视将道和法治的治军思想以及军事哲学思想。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将孙武思想体系总结为安国全军的慎战论、深谋远虑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等16个方面，突破了以往《孙子兵法》研究的思维模式。刘庆《<孙子>兵学体系初探》（刘庆：《<孙子>兵学体系初探》，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版）一文从军事思想体系、思维形式体系、思维方式体系三个层面分析，指出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由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大部分构成，思维形式体系由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范畴群构成，思维方式体系由逻辑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朴素系统方法和原始辨证思维方法构成。赵海军《孙子学通论》（赵海军：《孙子学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一书从研究范畴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勾勒孙子兵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将《孙子》主要军事思想归结为十大观点并进行了阐发。
其六，对《孙子兵法》重要思想观点的研究。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几十年来学术界积极探讨《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学术问题，对过去很少涉及的谋略、用间、军事地理、军事伦理等思想开始涉及，并能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另创新说。例如，作为一部以探究用兵艺术为目标的古典兵书，军事谋略思想是《孙子兵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核心内容。但是，对这个问题长期无人问津。1992年以来，李兴斌连续发文（《<孙子>精髓新解》，载《东岳论丛》1992年第2期；《<孙子>伐谋思想简论》，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3期；《<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构建》，《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孙子>精髓之我见》，载《孙子研究》2012年第2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作者认为，通过对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系统论述，《孙子兵法》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并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不仅是它对我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而且也是其所以能够魅力永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视为《孙子兵法》一书的精髓所在。再如，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曾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近年来受到了人们高度重视。吴如嵩《析“不战而屈人之兵”》（吴如嵩：《析“不战而屈人之兵”》，载《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3期）一文指出，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伐谋”、“伐交”的“全胜”战略，是决定军事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大战略，是《孙子兵法》思想的核心，是孙武在战略学上的独特成就。高锐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高锐：《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一文将孙子“全胜”思想分为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五个层次，认为即使达不到全部的不战而屈之，也可求得局部的不战而屈之，因此全胜思想可以说是一项缩短战争进程的速胜战略。还有人从军事文化的角度切入，指出虽然“全胜”战略在春秋末年已不再有具体的实施价值，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倾向，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用兵打仗的理想境界，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
其七，《孙子兵法》与西方兵学的比较研究。中西兵学比较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成果。刘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刘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载《孙子新论集萃——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长征出版社1992年3月版）、陈西进《<孙子兵法>与<战争论>》（陈西进：《<孙子兵法>与<战争论>》，载《兵家史苑》第2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夏征难《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较略》（夏征难：《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较略》，载《中国军事科学》1990年第4期）、刘庆《<孙子>与<战争论>文化特征的比较》（刘庆：《<孙子>与<战争论>文化特征的比较》，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1期）、薛国安《世界兵学双璧的比较研究》（薛国安：《世界兵学双璧的比较研究》，载《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东西方兵学进行了比较，认识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注重谋略，强调宏观、整体的指导意义，主张因情用兵、灵活机动，推崇哲学思辨、直觉顿悟，“舍事而言理”；西方军事思想则偏重于逻辑推理，求实索真，强调局部、微观分析，注重实力建设和具体战法，突出军事技术的地位与作用，强调计划的周密性和指挥的坚定性。这些兵学文化上的差异，深深植根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不宜简单地评说优劣，而应重视沟通互补。
其八，《孙子兵法》在新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改变了过去对《孙子兵法》研究方法单一、应用领域仅限军事的状况，出现了新学科、多领域研究应用的新局面。从第一至第八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来看，已有许多学者著文论及《孙子兵法》在企业管理、体育比赛、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的用途，并能从现代系统论、决策学、心理学、预测学等角度入手，发掘其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