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孙子兵法》的问世，以其无与伦比的价值，赢得了“谈兵之祖”的美誉和“兵学圣典”的历史定位。诞生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以其博采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被称为“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千古奇书”。其中《兵略训》是《淮南子》集中论述兵学理论的专篇，也是一部独具特色又自成体系的兵学理论专著。将《孙子兵法》与《淮南子.兵略训》对应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兵学传承发展的脉络，融汇相通的特性。在二者各自的兵学理论体系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的思维特征，共同的理论观点，呈现出前后相继的传承关系、深化拓展的递进关系。认真分析探讨《孙子兵法》与《淮南子.兵略训》兵学思想的相融、相通之处，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兵学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把握。
一、两部兵书都注重用政治眼光看待战争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在开篇首句就直接点明了战争的政治属性。“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关系到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战争，其本身就是天大的政治，是“流血的政治”。这就把战争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为在政治站位上研究战争问题框定了方向。孙子把包含着政治元素的“道”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在《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在《谋攻篇》中把“上下同欲者胜”作为“知胜”有五之一。强调“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意在警示人们，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人的生死的大事，明君良将要慎之又慎，这是关乎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政治原则。在《形篇》中又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他认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必须注重修明政治，确保法制的实行，才能掌握战争胜负的主动权。这清楚地表明，孙子已经把政治因素列为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同时，他还把民心的向背作为衡量政治的重要标准，这是难能可贵的。
《淮南子.兵略训》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内涵更丰富，论述更翔实。它认为，战争的胜败，最根本的在于国家政治状况的优劣。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兵略训》中还列举了许多例子，尤其是秦朝灭亡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民众是政治的载体，民心是检验政治的尺度。《淮南子.兵略训》把政治元素融入战争，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民除害、禁暴讨乱。“古今用兵者，……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主张用兵要“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他提出了治政的三条原则：“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道。”强调百姓是国家存亡的根本，治国要以利民为本，体现了敏锐的政治眼光。
二、两部兵书都注重对战争起因的剖析
《孙子兵法》并未专篇论述战争起源问题，但却在揭示战争本质，阐明用兵原则时，明确而深刻地触及到了这一命题。它很注重从经济角度思考战争问题，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实际的利益来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因“利”而起。鲜明提出以利驱动的用兵原则。在《九地篇》中，明确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在《火攻篇》中再次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利”成为决定是否动用战争手段的最终标准。孙子很善于计算战争的经济账，通过计算国力的支撑能力、百姓的承受能力，分析“利”的得失，得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决定战争发生和进程的，都归结为一个“利”字,这是符合朴素唯物主义原理的。
《淮南子.兵略训》对战争起因的分析，也最终归结为一个“利”字。“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跃，有百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驶，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篇中认为，导致发生战争的原因，既有人的“衣食之情”的“自利”天性，又有资源稀缺，导致人的无止境的追逐利益的社会现实。而二者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利益。说到底，战争就是利益之争。利益驱动才是战争的根源。
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两部兵书，都从一个“利”字上挖到了战争的根源。
三、两部兵书都注重战争前的战略谋算
《孙子兵法》提出了一个“未战而庙算”的重要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通过“庙算”预知的。所谓“庙算”，就是国君和将领在战争发起之前，集中于庙堂之上，从战略层面对战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预测战争进程和结局，为确定战略决心提供依据。其基本套路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要内容是对敌我双方“五事”“七计”进行比较分析，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交战双方的优劣，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七个条件具体权衡比较。孙子对庙算充满着自信，告诫将领“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他作出明确结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中的“庙算”和当代的战略谋划、战略运筹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
《淮南子.兵略训》也明确主张“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意指凡是用兵，必须首先在天子庙堂分析研判战略态势，制定有胜算的作战计划。明确提出：“庙战者帝。”通过谋算于庙堂而胜敌，就可以称帝。强调，“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把庙算的地位提升到“法天道”的高度。庙战的内容有哪些呢？“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这里列举了8个内容，都属于战略层次，把这些内容分析透，庙算准，就可以“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一点和《孙子兵法》对庙算的结果一样充满了自信。
四、两部兵书都注重谋求战争的“全胜”
“全胜”是《孙子兵法》中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孙子对“百战百胜”的战争评价体系和标准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他创造性地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认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他进一步强调，“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在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还比如“安国全军之道”“自保而全胜”等，意在突出“全胜”这个核心。在孙子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全胜”。“全”包含三种相互联系的含义，即：使敌人完全屈服、降服；获得完全理想的战果；自己得到完全的保护。孙子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历代兵家孜孜求索的命题和历久弥新的名言。
《淮南子.兵略训》将用兵分为上中下三策。“兵有三诋”：其一，“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慧；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其二，“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其三，“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抱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由此可见，《兵略训》鲜明地把“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列为用兵上策，把流血千里、尸骨遍野换来的胜利，列为用兵下策。它所提倡的显然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与《孙子兵法》倡导的全胜思想是一致的。
五、两部兵书都注重谋略的运用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尚智重谋，《孙子兵法》更是尚智重谋的典范，它把“伐谋”“谋攻”推进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深刻揭示了谋略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军事谋略的范畴和原则，构成了系统完整的谋略思想体系，是东方军事谋略学的奠基之作。兵法十三篇几乎始终贯穿着谋略思想，它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经典谋略思想，为兵家确立了以谋制胜的战争目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为兵家指明了以谋制胜的前提；“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正合，以奇胜”“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为兵家传授了以谋制胜的辩证机理；“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兵以诈立”“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为兵家阐明了以谋制胜的无穷奥秘。“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避实击虚”“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为兵家们以谋制胜指点了巧妙招数；“致人而不致于人”为兵家以谋制胜导向了至高境界。这些宝贵的谋略思想，虽历经千年，仍历久弥新，虽万众求索，仍精深莫测。
《淮南子.兵略训》未对谋略作专题论述，但它重视谋略的思想还是随处可见。
首先，它重视庙战的作用。凡用兵前，“先自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庙战的过程，就是运用谋略谋划战争的过程。其次，它把运用计谋列为战争制胜的根本条件之一。“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再次，它强调，如果没有刑杀，才是战争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这一追求和《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思想是相通的。只有运用谋略，才能达到这一极致境界。第四，它提倡“善用间谍”“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这些都是典型的谋略胜敌的方略。由此可见，“尚智重谋”是这两部兵书的共同特征。
六、两部兵书都注重将帅的重要作用
《孙子兵法》十三篇，鲜明地以“将”为题展开的论述出现了40多次。从为将者的地位作用、选拔任用到素质构成、性格修养、担当精神、应变能力、治军理念以及形象塑造，都有精辟论述。它对将帅的地位作用有明确定位：“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固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它在开篇列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其中“将”被分别列入“五事”“七计”之中。在孙子看来，一个深知兵法韬略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提出了有能之“将”的概念，列出了必须具备的五个方面素质：“智、信、仁、勇、严”。在《九变篇》中还明确指出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将有五危，不可不察也”。“凡此五者，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警示将帅，必须加强性格修养，并指明了路径，“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它还要求将帅必须具有勇于担当、不求功名的品格。为“安国全军”之道甚至可以“君命有所不受”。“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它强调为将者必须具备洞察全局的能力，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胜有五”，知利知害，要尽知全知。它还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文武相兼的治军理念。对士卒要严爱相济，爱兵但不溺爱，既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不能爱而无度，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的窘境。要坚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法则。综上所述，《孙子兵法》有关将帅的论述全面而深刻、缜密而辩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淮南子.兵略训》中对将帅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它首先认为，将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把贤君、能将列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两大核心要素。它提出了选将的三个条件：首先是忠，“主贤将忠”；其次是“能”；再次是与民卒同心。它明确要求将帅要关爱士卒。“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明确告诫人们贤将治军就要爱兵如子，视下如弟。它还比喻说：“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肢体亲刃，心疑则肢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将帅要修己正身，“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署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署也；险隘不乘，士陵必下，所以各劳佚也；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饮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它还提出，将帅要识势知权，善于掌握战场主动权，临机应变，指挥有序，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兵略训》和《孙子兵法》中关于将帅的论述，其思想脉络是相融相通的。
七、两部兵书都注重“知”对战争的影响
《孙子兵法》突出强调“知”在谋胜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知”是贯穿全书的一条认识主线。围绕“知”的论述，既系统，又精彩。它认为“知”是制胜之本。在《谋攻篇》中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地形篇》中再次强调，“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它强调，“知”不仅是双向的知，而且要“尽知”“全知”，“五事七计”要尽索其情。政治、经济、风俗人情都要纳入“知”的范围。关于“知”的原则，它强调要“先知”，“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命题，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至今仍然是科学的真理”。
《淮南子.兵略训》中亦有“知”的论述。内容很精炼，但对“知”重要性的认识很到位。它认为，用兵有“二权”，其一为“知权”，指出，要“善用间谍”，即利用间谍刺情报、知敌情。这与《孙子兵法》中“用间”“先知”“必成大功，此兵之要”的思想是相通的。它还强调，“隐匿其形，出于不意”，即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行动，让敌人不知我，意料之外，难以防备。“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我知敌人情况，敌人不知我的情况，对方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我就可以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廖廖数语，就把“知”的重要性讲得很透彻。书中关于运筹于庙堂之上的论述，实际上就是“知彼知己”的战略谋算。所列举的八个方面要素，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是在战略层面上一次“知彼知己”的综合运筹，被历代兵家所重视和运用。
八、两部兵书都注重战争中灵活多变
灵活多变是贯穿《孙子兵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书中有关“变”的论述比比皆是。《九变篇》是以“变”为主题的篇章。在这一篇中提出“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这里的“九”是极言其多之意。为了达到随机应变的目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五个“有所不”足以看出孙子对灵活多变的重视程度。在《势篇》又十分形象地指出：“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在《虚实篇》中强调：“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孙子的思维中，“变”是永恒的，无穷的，“变”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彩的，要因时因地因敌而变，才能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淮南子.兵略训》也十分强调“变”，它认为具有神妙变化的人可以称王，“神化者王”，所谓神化，是指取法四季的变化是大自然的规律，“神化者，法四时也。”它也提出了“奇正相应”“避实就虚”的思想，强调战场上要因敌、因情而变，以变应变，保持主动。“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杀以应，故能全其胜；拙者处五死以贪，故动而为人擒。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用兵作战要虚虚实实，用变化来迷惑敌人。“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明将良，上下同心，气意俱起，所谓实也。若以水投火，所当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胜相奇者，虚实之谓也。故善战者不在少，能守者不在小，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则强，衰则北。”灵活多变，因变而胜，这一战争的普遍规律，在两部兵书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九、两部兵书都注重对战争中“势”的运用
《孙子兵法》首先提出了“势”的概念，并在《势篇》中作了专题论述。所谓“势”，就是利用有利的战场情况而进行机动，“用兵任势也……任自然势也，”“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指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他还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强调“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对“势”的论述可谓精彩至极。
《淮南子.兵略训》对“势”也有经典的论述：“兵有三势”，“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幡，却笠居，羊肠道，发笱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推其摿，挤其揭揭，此谓因势。”“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圆石于万丈之溪。”“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从对“势”的重视程度和对“势”的精彩论述可以看出，《兵略训》和《孙子兵法》之间的传承关系。
十、两部兵书都注重探寻治军法则
《孙子兵法》开创性的对战争、军队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在《计篇》中，它把法列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之一，“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将“法令孰行”“赏罚孰明”作为决定胜负的“七计”中的两计。强调“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强调了以法治军的极端重要性。如何做到以法治军呢？《行军篇》提出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是以法治军理念的核心内容。望文释义，这一理念可以理解为治军当秉承文德与刑威并重，宽仁与严戒并举的原则。用怀柔宽仁和军纪军法相结合的手段教育管理部队。这一理念与对士卒要严爱相济的带兵理念等构成了治军之道的基本内涵，深刻揭示了治军的一般规律。直到今天，在经常性的治军实践中，仍可以感受到它跃动的生机和活力。
《淮南子.兵略训》认为，真正强大的军队，必须是兼具“正义”与“威信”的军队。“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得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必强。”“威义”并行的军队，要依靠文德的聚合教化，军法的约束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武兼用，不可偏废。这就是治军的原则。其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这一经典表述，与《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表述是一脉相通的。
通过对《孙子兵法》和《淮南子.兵略训》中部分兵学理论观点的对应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部兵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及众多关联之处，它们之间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部分相异之点。《孙子兵法》更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创新性的特征，是我国传统兵学理论的元典之作。《兵略训》在许多方面继承和丰富了《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体现出深度的思想融合，又在一些方面为中国传统兵学理论体系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等诸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二者在兵学理论方面存在的这种既相同又相异的特性，为它们在我国传统兵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占有重要位置奠定了基础，并使其分别成为传统兵学理论宝库中的传世瑰宝。它们之间呈现的前后相继、递进发展的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体现了我国传统兵学理论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