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身世篇） 奔吴迁徙

孙子千问（身世篇）

四、奔吴迁徙

    东周末期，礼崩乐坏，有许多知识达人，应运而生。或著书立说，或周游列国，以阐述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寓贤外徙”之例，不胜枚举。孙武携带所著的《孙子兵法》，从齐国外徙奔吴，可说是春秋时期“寓贤外徙”的代表人物。孙武以贤明而韬晦之才著称于世。在齐国时，他善于“藏锋不露”，默默无闻地潜心著书。书成之后，他“审时度势”，当田、鲍、高、国四族之乱发生，齐景公又贪酒贪色，偏听偏信，昏庸无道。他毅然外徙奔吴，另谋大事。孙武被吴王阖闾任命为客卿将军，他曾辅佐吴王伐楚，吴战五胜，直破郢都，功勋卓著。但是，他仍然功成不受爵，匿名埋姓，让后人不知所归。“故《春秋传》不载其名”“功归之（伍）子胥”（清代孙星衍《孙子兵法序》语）。幸亏《史记》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书对其事略有追记，虽然简要，但也能使人窥豹一斑，联想或考证其相关事物。

20．孙武奔吴的原因是什么？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两书俱称：“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常、书（按《史记》载，田常为无宇之孙，田乞之子。田开、田乞才是无宇之子。《世本》又云陈（田）桓子无宇生子占书。证明田无宇有三子；开、乞、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那么，孙武因四族谋乱而奔吴是什么时候呢？

孙武的祖父田书在公元前523年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后，孙书的二子孙凭和孙儿孙武也都是由田氏改为的孙氏了，有了自己孙姓的门第和采地。但是改姓不改祖，他们的大族仍然为田氏所掌。公元前522年，田完的苗裔田穰苴被晏婴推荐为将军，受到齐景公的宠爱。在防御晋燕之兵和治军方面很有建树，被尊为大司马，田氏由此而日益尊于齐。《晏子春秋》里有齐景公饮酒行乐与晏婴、田穰苴和梁丘据对话的记载，则是田穰苴信受齐景公宠爱的大好时期。

经过大约十年，齐国的鲍氏、高氏、国氏三大家族联合向齐景公告田氏家族的“黑状”，谮（zan）言田穰苴。齐景公偏听偏信，免去田穰苴的司马之职，致其“发疾而死”。由此使田、鲍、高、国四大家族的矛盾白热化。孙武作为刚从田氏家族中析分出来的后世子孙，对其“四族之乱”和齐景公听信谗言等腐庸状况，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尤其是孙武欲想在齐国发展其兵学之路，前途甚为渺茫。于是，他毅然带上自己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奔向吴国。

这次“田、鲍四族之乱”，则成为孙武奔向吴的主要真正原因。孙武奔吴，貌似偶然，但实际上使历史的必然。齐景公对田氏在齐国发展壮大多有长叹之声。他与晏婴在登柏寝台远望其国时，就对晏婴发过“泱之乎、堂之乎，将来齐国归谁所有”的悲叹之声。预感田氏的壮大对其统治不利。鲍氏、高氏、国氏三族的谮言与齐景公的心境一拍即合，这才是罢黜司马田穰苴的大背景。            

21．孙武为什么选择了吴国？

古谚云：“良禽择木而楼，贤臣择主而事。”可知，中国古代早已有“择主而事”的传统说法。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着孔子曾到卫国去，却得不到卫君的重用。他在离开卫国的时候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服虔注曰：“鸟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国。”同样的道理，孙武因齐国发生了“田、鲍、高、国四族之乱”，想离开齐国到他国去谋事，也必然面临一个“择主之事”的问题。

那么，孙武为什么选择了吴国：“知彼知己”乃是“择主”的关键。

孙武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军事战略家，他对诸侯各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是心照不宣，其奔往的的方向自有选择。

公元前514年，阖闾做了吴国的君主（即吴王），“始任贤使能，施恩惠德，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乃举荐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吴越春秋●阖闾内转》）。

伍子胥本是楚国大夫次子。楚平王七年（前522年）伍奢被杀，他经历宋、郑等国转入吴国。后来帮助阖闾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王位，被吴王阖闾任命为行人。“行人”是周代的官名，掌朝觐（jin）聘问之事。犹如现在国家对外联络部和礼宾司之类的主管，对于奔吴的的其他“国籍”的贤人，均由他负责接待，并向吴王提出推荐的意见。在孙武奔吴之前，伍子胥已经引荐过伯嚭（pǐ）要离等人于吴王，受到吴王的的任用。

孙武深知吴王阖闾入主不久，对人才渴求心切，重于任贤使能，是个施恩惠德的国君。行人伍子胥也不是妒贤嫉能之辈，和谐相处容易产生共同的语言。吴国有如此的国情与环境，自然成为孙武离齐外徙谋事的首选对象。

孙武奔吴，其目的不是专门为当官封爵而来，他是对吴国与楚国、吴国对越国的形式，作了深刻分析。军事人才或缺，或认为只有到了吴国才能展现其军事才能，“英雄有用武之地”就会如虎添翼，大显身手。尤其是孙武撰的《孙子兵法》，是一部带有战略指导性的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虽然它是对前人的战争经验的总结，但是它更需要有战争实践的检验，才能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当时的吴国，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和条件。在率师伐楚战争中，五战五胜，直捣郢都证明了孙武奔吴的选择和对兵法理论的检验是正确的。

22.孙武奔吴的路线是怎样的？

孙武奔吴，起因于田、鲍四族谋乱，当然他的行动是秘密的。其计划是周密性，为一般人所始料不及。从什么路线奔吴，也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这样，就给孙武其人的活动和智谋增添了传奇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的上智人物，如范蠡、计然、孙膑、鬼谷子等人，大都有类似的神秘性。尤其是功成之后，不知所向，不知所终；来之匆匆，去之匆匆，无影无踪，令人难以捉摸。有说是隐居深山老林的，也有说是失踪了的，各种猜测不已。

不过，像孙武这样的军事战略家，他从齐国奔往吴国走什么路线，尽管严密的很，但人们若是从军事学、军事地形的角度去剖析，从其遗物中寻索踪迹和答案，还是可行的。即便不能使人祥其全部，也可使人知其大概。

春秋时期的齐国，是个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强的大国，称为一霸。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其他欲想与其争霸的诸侯，也都虎视眈眈，征伐战争频仍。为防御外侵，从齐桓公执政开始，就修筑长城。《管子●轻重》篇云：“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西起济南临清，东至琅琊（今青岛辖境）入海，沿山东丘陵之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长城，各个关口部置重点防守，对出进人员都要进行盘查。如穆陵关，是通往吴、楚、越等国的南大门，可谁能过得去？山谷峻狭，号为齐国的“天险”。

孙武奔吴，携带家口，身背所著的《孙子兵法》去闯关，肯定不行。何况车不同轨和山路崎岖，虎狼挡道，难以成行。尽管孙武拿着绘制的“九卷地图”，看来陆路还是走不通的。只有走水路，才是万全之策。

走水路，走哪条水路？——身处齐国的乐安城，濒临古济水(今小清河)，这里是齐国盐业的集散地。济水中的船舶驶如穿梭，直到济南（历下）口岸。孙武奔吴，走此水路，再转渡泗水，涉淮水，逾越千里即可到达吴都（今苏州）。船舱严密，也以匿藏人物，行动起来又不留痕迹，难以为人所知。此水路乃是孙武奔吴的必由之路。

“无巧不成书”，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孙星衍先生正在历下校刊宋代吉天保所辑《孙子十家会注》，于廉使署获得一枚出土的“孙子印章”。该印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钮径三分，已坏。印中空篆曰“孙武私印”。以此相贻咸谓有神感。孙星衍为此做了考证并专门撰写《家吴将印考》一文，收入《孙渊如先生全集》之《岱南阁集》中。

“孙武私印”在历下即古济水岸边发现，说明孙武奔吴是从济水乘船经历下时遗失的。孙星衍考证说“官印即官，私印以姓名。此印即题孙武，则宣名私印也”。这就是说，此时的孙武没有做官（当将军），是在任将军之前的私印。又是将其印丢在齐国西南之地的历下济水岸边，可知孙武在转船奔吴时的紧张程度，难以言表。

至于后来孙武通过逾泗水，涉淮水，逾越千里以到达吴国，去辅佐吴王取的伐楚战争的胜利。《吴越春秋●阖闾内转卷第四》载有伍子胥对吴王谏曰：“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不论人们对伍子胥的这句话的含义如何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连伍子胥也知道，济水、泗水、淮水相连，便构成了了由齐国到吴国的水上通道。我们今天从军事历史地形学和出土的孙武私印来印证，孙武奔吴走此水路应是一种可信的推论。

23.孙武奔吴后隐居在哪里？

孙武奔吴后的“隐居说”是东汉赵晔首先提出来的。他在所著的《吴越春秋●阖闾内转》中称：“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僻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吴越春秋》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作品，有许多虚构情节。为了彰显孙武是“吴国人”的虚构主题，便加上“僻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的神秘的传奇色彩。至于他所指的“僻隐深居”在什么地方，连作者也没有想象出来。

到了明代，冯梦龙著长篇小说《东周列国志》的时候，又虚构孙武是在罗浮山隐居著兵法等内容。大家知道，罗浮山为岭南四大名山（罗浮、西樵、鼎湖、丹霞）之一，在今广东省东江北岸，主岸叫云飞顶，海拔1282米，处于博罗县城之西北。是东晋时期葛洪、隋代的青霞子、苏玄朗修道的的地方，道教的圣地，号称“第七洞天”。在中国的道教文化中，其祖师是善于隐居的，行踪是诡秘的。显然，小说家笔下的孙武给披上一层道教祖师的光环彩衣。也有的说罗浮山在浙江，孙武在此山隐居。不过，今人对上述虚构情节仍不称心，可能是认为其“隐蔽”之地太偏僻了。于是又将其“隐僻地”移植在“穹窿山”，把汉代朱买臣的封地签在孙武名下。如此等等，越来越神。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推论：春秋时期的兵法家孙武，从来就没有隐居过。文学虚构归文学虚构，历史事实归历史事实。《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得非常清楚：“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就是说，孙武手捧所著的兵法去见吴王，大有“曹刿论战”和“毛遂自荐”的精神。孙武若是“隐僻深居”的话，是不会轻易出山的。《庄子●缮性》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历史上谁见过真正的隐士会主动出山干事业的？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若是无人三番五次地去“访贤”，伏下身来去请他，他都不愿出来，甚至匿而不见。孙武是这样的“隐士”吗？显然不是。孙武不是吴王拜请来的，而是其自己主动上门来晋献兵法，并多次与吴王阖闾言及用兵的厉害关系。

那么，孙武奔吴后住在什么地方？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有《见吴王》一篇，开头就说“于孙子之馆”。可知“孙子之馆”就是孙武下榻之处。门牌堂堂正正，毫无隐居之感。因为隐士是不敢将自己的姓氏标记在门头上的。至于“孙子之馆”在吴都的哪个区域位置上，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已无从查考。不过，人们可以想见，为了与吴王交流方便，“孙子之馆”距离吴王的宫院所在地一定不会太远。

24．孙武是怎样结识伍子胥的？

孙武在奔吴之前，根本不认识伍子胥。可是，他对伍子胥的遭遇和在吴国的情况，不能说不了解。

伍子胥本来是楚国的的大夫，他的父亲伍奢也是楚国大夫。公元前522年，伍奢被楚平王所杀。作为其次子的伍子胥，为了避难，就外徙他国。先到了宋国，宋国不留他；又到了郑国，郑国还是不留他。最后到了吴国，吴国收留了他。伍子胥在吴国，出谋帮助公子先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先当上了吴王，称阖闾。阖闾元年（即公元前514年，阖闾为彰显伍子胥之功，任命他为行人，以客礼事之，并让其与谋国政。

对于伍子胥的这一经历，诸侯各国的君臣，哪个不知？所以说，孙武对伍子胥的情况，是了解的。

公元前512年，也就是伍子胥奔吴10年后的一天，孙武也因族乱由齐国奔往吴国。他到吴国首先接触的人是伍子胥。因为伍子胥是行人，负责吴国对外联络和接待外国宾客，通过他再向吴王建议，与谋国政。

孙武受到伍子胥的接待，诉说其奔吴的理由和想法。孙武对伍子胥当然是久仰大名，但真正见面这却是第一次。伍子胥对孙武的境况也自然会产生“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吴越春秋●阖闾内转》中语）之感。一见如故，交谈犹深。二人成为忘年之交的好朋友。伍子胥深知孙武不仅是个人才，而且还是个将才。吴国正需要这样的人。

是年12月，由伍子胥引荐，孙武向吴王阖闾晋献兵法。吴王说：“子胥托言进士，欲从自纳”。任命孙武为客卿将军。孙武在吴国受到重用，与伍子胥推荐人才不拘一格的“媒介”作用是分不开的，孙武心中自有知遇之恩。                                 

25．伍子胥为什么要向吴王七荐孙武？

伍子胥“七荐孙武”之语，出自《吴越春秋●阖闾内转》：“乃一旦与吴王论兵，期间孙子”。人们见到此文，觉得伍子胥一天之内就向吴王推荐孙武有七次之多。鉴于很多研究者都引用过这个事例，我们不便过多地评判这个故事的真假。实际上，孙武在《吴越春秋》中，自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开始，至前506年伐楚入郢，共出现过七次。如果说这七次活动都与伍子胥有关的话，称“七荐孙子”也是可以的，不必拘泥于一日内。

第一次吴王阖闾三年，将欲伐楚。但吴王“出其令，托而无

兴师之意”，伍子胥深知吴王拿不定主意，乃荐孙子于吴王。

第二次，要孙武为将，拔舒。伍子胥对吴王说：“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争”？于是吴王大悦。谋欲入郢，孙武说:“民劳、未可、待之”。

第三次，楚闻吴使孙武、伍子胥、伯嚭为将，楚国苦之，君臣皆怒其因杀伍奢、白州犁，而招来吴国侵镜。

第四次，阖闾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子胥伯嚭伐楚，拔楚之六与潜二邑。

第五次，吴王阖闾六年，吴使伍子胥，孙武围楚之豫章，大破之，获楚公子繁以归，为质。

第六次，吴王阖闾九年（前506年），吴王谓伍子胥、孙武曰：武、伍子胥、伯嚭伐楚，拔楚之六与潜二邑。“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如何”?伍子胥、孙武说：”只有得唐、蔡，才可以伐楚”。

第七次，是年十月，吴楚之师战于柏举，吴师乘胜追之，又攻破雍滞。五战，径至于郢。  

孙武所实施的七次军事行动，并取得全面胜利。究其原因，都是进过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孙子后发生的。如果以此来印证“伍子胥七荐孙武”也是说的通的。

伍子胥推荐孙武并伐楚，主要是有共为吴国处理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伍子胥借力报复杀父之仇的因素。伐楚胜利后，伍子胥掘挖楚平王墓，向其尸体鞭三百，是其证明。              

26．孙武为什么向吴王阖闾晋献《孙子兵法》？

孙武由齐国奔往吴国后，经伍子胥引见，将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晋献于吴王阖闾。这份非同寻常的“见面礼”使吴王加倍喜悦，爱不释手，说：“子之十三篇，我尽观之矣。”尔后，任命孙武为将军（即大夫）。那么，孙武为什么向吴王晋献兵书？历史可从未听说有此先例呀！孙武何以先献兵书，才会受到任用呢？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孙武奔吴之前的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的重要人物由此国奔往彼国。在外徙的人员中，除诸侯的公孙外，也有其他贵族即大夫。这些贵族即大夫奔往异国的原因，多为族人避难而出，这与孙武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有的贵族即大夫（如伍子胥）一到吴国就受到任用和安排:而孙武则是呈献了兵书之后，才受到任用。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对待呢？因为在春秋时期，诸侯对于其奔入的人物，首先要看其人之前的身份，即看其是否具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背景。虽说是任用人才不拘一格，但奔入吴国的贵族子弟是否得以重用，取决于“三立”的衡量与标准。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三者必具其一。例如，伍子胥奔吴后受到重用，因为他在楚国时的身份，已经是大夫，大夫是“立德”之人，“德成”才能任命为大夫。伍子胥到吴国后，又帮助公子光（及阖闾）刺杀了吴王僚，让其夺了王位。这样的“功绩”在吴王阖闾的眼睛里，无疑是“功盖千秋”。所以，伍子胥的为人，既是有“德”又有“功”，必定会受到重用。阖闾即位，第一要务就是任命伍子胥为“行人”（联系诸侯国），以参与国政。

孙武与伍子胥的身份当然无法比拟。虽然都是贵族子弟，但孙武从未任过大夫（与布衣相差无几），而又无大功彰显于世。他只有“立言”即著有《孙子兵法》这一张“名片”（这是今人最时髦的用词和比喻）。于是，他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彰明较著，去赢得吴王的信任，再加上伍子胥的推荐，必成大事，也不失为“谋略家”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