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千问（身世篇）撰书之迷
作者： 来源：山东孙子研究会 浏览：1675
孙子千问（身世篇）
五、撰书之迷
今天，当人们在拿到任何一本《孙子兵法》认真阅读时，都可能会想：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孙武的著作吗？那时的《孙子兵法》是什么样子呢？说《孙子兵法》是齐人孙武亲自撰写有什么证据能令我们相信呢？其实，这些问题，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有人想过，而且后来不断有人提出正反两方面的论据，且争论不休，聚讼不已。但是，客观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不但传世文献可以为证，发掘出土的西汉文物，更是为揭开孙武撰写《孙子兵法》之谜存储了谜底。当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客观事实之后，当了解了春秋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特别是春秋时期基本的军事制度和战争特点之后，人们不但可以解除心中的许多疑惑，而且会对《孙子兵法》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27、《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孙武亲自撰写的吗？
《孙子兵法》是孙武亲自撰写的。
汉武帝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吴王阖庐在位于公元前514到495年，他当面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就再清楚不过的从吴王阖庐口中说出了《孙子兵法》是孙武亲自撰写这一历史事实。如果不是孙武亲撰，吴王阖庐是不会当着孙武的面说“子之十三篇”的。
《孙子兵法》开始并不叫《孙子兵法》，且与孙武当面讨论他的兵法时也不便于称之为《孙子兵法》，所以最初只是称之为“十三篇”。“十三篇”是《孙子兵法》在春秋时期的名称，十三篇因为是孙武的作品，所以别人又称为“孙子十三篇”。如《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在最后说明自己的写作构思时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这里与十三篇联系在一起的“孙子”是指孙武，而绝不会是指孙膑，因《孙子吴起列传》一开始就写明了兵法十三篇是孙武的著作。如果后人相信《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的话，是根本不应该怀疑《孙子兵法》是孙武亲自撰写这一客观事实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记述的是十分清楚的。
相信不相信是后人的事，客观事实毕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在银雀山出土了汉墓竹简，其中有《吴问》和《见吴王》两篇佚文。在《见吴王》中，不避汉文帝刘恒的讳，说明此简文抄于汉文帝即位之前，早于司马迁作《史记》。其中写道：
“若口十三扁（篇）所……
……[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诚将闻口……
……[孙]子曰：古（故）试之，得而用之，无不口……
这是吴王阖闾和孙武讨论《孙子兵法》，其中两次提到十三篇，都是指《孙子兵法》，这与司马迁《孙子吴起列传》的说法是完全相同的，这证明了《史记》为“实录”的可靠性，也再次证明了《孙子兵法》为孙武手著。在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有“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和于天地”（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的话，是说《孙子兵法》明之于吴越，吴国亡于春秋末年，这也间接证明《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
还有，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汉墓木简中出土的《孙子》佚文，也有孙子“十三篇”。“孙子曰：夫十三篇……（06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考古学家断定“上孙家寨115号慕的年代是西汉晚期”,此时《史记》大概已完成，但却未大传布。青海与临沂相隔数千里，青海汉墓与银雀山汉墓也相隔百年以上，两墓先后出土《孙子》佚文，且都提到了“十三篇”，这说明《孙子兵法》在西汉之前的传播是广泛而持久的，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十三篇”为孙武亲自著成是毫无异议的。
总之，无论是传世典籍《史记》，还是现代出土的西汉竹木简文都有关于孙武和十三篇的记载，这些资料都能证明《孙子兵法》为孙武亲自撰写。
28．《孙子兵法》是怎样成书的？
《孙子兵法》是怎样成书的？史书毫无记载。但是《孙子兵法》流传了下来，《史记》和出土汉简有关于孙子十三篇的记载和讨论存世，我们可以《孙子兵法》的内容为据，从情理上探讨《孙子兵法》的成书过程。
依《孙子校释》为据，《孙子兵法》共6042字，仅相当于今天一篇普通论文的篇幅。但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是世界上含金量最高的书籍，从战略到战术，从后勤到外交，从人情事理到地理天文，从修道保法到任将用间，可以说对战争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孙子兵法》具有涵盖一切战争规律和方法的特点。同时，《孙子兵法》又是一部哲理性极强的书，用司马迁的话说，它“内可以修身，外可以应变”，战国时期的白圭就已经应用《孙子兵法》于经商，后来各行各业对《孙子兵法》的广泛应用，足见其哲理性、普遍性。《孙子兵法》的内容含量完全可以和后世任何一部上百万言的皇皇巨著相媲美。
《孙子兵法》又是一部极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著作，它不是供人欣赏的文艺作品，也不是玄远飘渺的理论说教，而是要用于指导关系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现实的战争，它是首先要有孙武自己亲身实践的军事理论，孙武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它一面世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试勒兵”，就是运用于军事实践。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绝对不可能在数月之内完成，没有数年乃至十数年时间是完不成的。
从《孙子兵法》的内容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从今人著书立说的过程看，从情理上说，著成《孙子兵法》大约可分四个阶段。
首先，“立意”阶段。著书要解决什么问题，能否对问题给予可靠的回答，这样一本书会对社会有怎样的贡献，对自己有怎样的影响，著成此书需要多大的劳动量，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它，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它有多大的社会需求，会为作者的人生带来怎样的价值和影响，自己值不值得为之付出巨大的人生代价？这在着手准备写作《孙子兵法》之前，孙武都会进行反复考虑，以决定其是否要创作《孙子兵法》。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身处频繁的战争环境，他反复考虑是否要著兵法的最后结论是“不得不察也”，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问题，孙武不得不研究战争，著作兵法。
其次，准备阶段。先要研究现实的战争，回答战争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国君和将帅各自的权责问题，战争时间的长短问题。如果我们把《孙子兵法》和《左传》所记述的大量春秋战例相比较，就会看到《孙子兵法》与春秋时期的实战情况是完全符合的。为了寻找解决战争问题的最佳方案，还要借鉴历史的经验，《孙子兵法》中多有“古之善战者”这样的话，这是孙武研究前人经验的结晶。从其内容看，孙武至少对《周易》《司马法》《军政》《军志》《太公兵法》《诗经》《老子》等著作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孙子兵法》与这些古书相关的内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从这些古籍中所吸收的精华。准备阶段很可能是整个著书过程中最漫长的阶段。
第三，写作阶段。古人是把文字一笔一划写在竹简上，在今人看来是件费力的事，但《孙子兵法》极为简练，动笔写作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如果古人抄写一遍《孙子兵法》大约半个月也就够了。关键是内容的确定和如何精准的表达。《孙子兵法》是2500年前的作品，与同时和稍后的其他古籍相比，你会发现它所表达的内容深刻，文字上简洁明白，刘勰说孙子“孙武兵经，字字珠玑”，毫不夸张，把文章锻炼到这样的程度也是需要功夫的。
第四，修改阶段。《孙子兵法》写出之后，一定进行过长时间的修改，作者要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要与实际的战争和历史的经验相对照，反复斟酌、推敲它的可靠性，可用性，然后才能定稿。《孙子兵法》从整体上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就像一座坚固而美观的建筑，这也是孙武苦心经营的结果。后来有孙子八十二篇之说，现在看，其他篇章不可能和传世的孙子“十三篇”结构在一起。
虽说《孙子兵法》的创作经历了四个阶段，实际的过程却未必那么清楚，也很可能是边写边改，完成后再总体修改，但大体上要有这么四个阶段的经历是不会少的。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如果孙武能用十年时间打造出《孙子兵法》这样一把以战止战的利剑，他的工作效率已经是极高的了。
29．孙武所处时代的重要战争对其著述有什么影响？
春秋是个战争频仍的时代，242年间发生过296次战争，有30个国家因战争而灭亡。所以孙武的感觉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春秋时期的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也关系到个人的命运，象孙武这样的大夫世家，将门之后，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命运会比普通百姓要密切得多，所以战争是逼迫孙武著述兵法的原动力，所谓“不可不察也”就是这种心态的自白。
重要的战争，对《孙子兵法》的内容有重要影响。《孙子兵法》中有与此相关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虽然不只是针对某一场战争的，但绝对是包括对著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战争的。所以，至今我们仍可根据《孙子兵法》的内容大体寻找那些对孙武影响深刻的战争。孙武是齐国人，在他著兵法之前，齐国的战争无疑会给他更深的影响，因为这曾直接关系到其父祖乃至整个家族的安危和生存。发生在公元前589年的齐晋鞌（ān）之战，前555年的齐晋平阴之战，前550年的齐庄公伐晋、再到前548年的晋国伐齐、齐卿崔杼弑齐庄公，孙武出生之前40年间的四场大战，都以齐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些，为孙武探求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战争失败对战败国人民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战败的伤痛和耻辱会长期折磨着失败者，使他们乃至其子孙后代深陷于失败的痛苦之中，他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要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用胜利来抚慰伤口，用尊严来驱逐屈辱。《孙子兵法》就是齐国人民从多次战败中寻求胜利，借以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结晶，是孙武殚精竭虑，总结齐国多次败于霸主晋国的教训，创造出的避免失败的基本法则。就总体上说，《孙子兵法》大概从齐国的失败中至少吸取了如下教训。
其一，道是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齐国的失败是齐君无道的结果。齐国与晋国的三次战争都是由齐君的无道引起的。齐国在桓公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后来落后，但齐国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不断挑战盟主晋国。鞍之战前，齐顷公精心设局羞辱到访的晋卿郤克，让这个瘸跛上台阶为顷公之母寻开心。引发晋鲁卫等国的入侵，在济南华山脚下追齐顷公“三周华不注”（《左传●成公二年》）。平阴之战是齐灵公多次侵伐鲁国引起的。齐庄公的伐卫、伐晋都是为了报平阴战败之仇，也是无道行为。因此，孙武把“道”列为判断战争胜败的首要条件。他说“主孰有道？”孙武定义的“道”是以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为依据的，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齐灵公在平阴之战时的仓皇逃跑，齐庄公的不顾群臣反对而伐晋，都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从《左传》的记述中可以看到齐国三代国君在战争问题上的无道。齐国的再三失败证实了孙武对“道”是战争胜败的第一要素的论述。
其二，齐国的失败皆有不“慎战”所致。熟悉《孙子兵法》的人都知道孙子对战争慎之又慎，一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春秋时期国家大事只有两件：祭祀与战争，其他事都不算什么大事。在《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可是齐国的国君却把战争这样的大事当成了儿戏。齐顷公先是拿晋卿郤克作为他母亲和宫女们取乐的玩物，引来侵伐后又“不介马而驰入”敌阵，叫喊“灭此而朝食”，这些都表现了他对战争的轻率。齐灵公则凭借新修起的齐长城多次侵略鲁国，故意挑起战争，后又被晋国的虚张声势吓破了胆，落荒而逃。齐庄公不顾朝中大臣崔杼、晏婴、孙武高祖父陈文子等的共同反对，执意伐晋，后又害怕晋国的讨伐。这都表现了他们对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不负责任。当然，他们对国家衰落的不满和战争失败的耻辱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轻率的战争行为，只会加速国家的衰落和带来更大的耻辱，孙武之前的齐国正是这样越陷越深的。
其三，“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是对齐君瞎指挥的确切总结。《孙子●谋攻篇》说：“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mi）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了解齐国三次失败的人，再读孙武的这段话，即使相隔两千多年，都能感到孙武似乎就是针对齐国三代国君的瞎指挥讲的。鞌之战，齐顷公“不介而驰入”，连最起码的准备都不做，就带头仓促应战，不就是“不可以进而谓之进”吗？作为守方，齐顷公面对数国的联合进攻，却说什么“灭此而朝食”，也表明他是个“不知三军之事”的人。平阴之战，齐灵公站在巫山上只凭远处看到漫山遍野的虚假晋军，就仓皇而逃，更是“不知退而谓之退”，有这样没有军事常识的国君指挥三军，齐国能不失败吗？晋国的胜利都是齐君“乱军引胜”的结果。这血的教训，太惨重了！所以孙武坚决反对瞎指挥。他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君命有所不受”，都是预防国君瞎指挥的重要论断。
孙武著兵法曾对他那个时代的重要战争进行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对齐国失败的大战，绝对是进行过仔细研究并从中接受了许多经验教训的，春秋时期的战争对孙武创作《孙子兵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0．齐国兵学传统对孙武所著兵法有何影响？
春秋时期的齐国是个有着悠久的兵学传统文化的地区，早在孙武之前，这里就是兵家辈出的地方，最著名的是战神蚩尤和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尚，他们都有兵法传世。
蚩尤与黄帝是同时代人，与黄帝曾战于涿鹿之野，距今约有五千年。最早记下蚩尤的是《尚书●周书》，其《吕刑》篇说：“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民。’”（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庄子●盗跖》篇亦有记载。周王是黄帝的后裔，蚩尤不服从黄帝，所以周人说与黄帝相战的蚩尤是“作乱”。蚩尤是生活在今山东沿海一带东夷人中的九黎之君，今山东阳谷县有蚩尤冢和蚩尤祠。
蚩尤是位“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的正直首领。《龙鱼河图》说：“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史记●五帝本纪》）是说黄帝用“仁义”不能瓦解蚩尤之部族，最后不得不战。蚩尤是个战死的英雄。
《史记》之《五帝本纪》和《封禅书》记述了蚩尤的事迹。齐人自古就有祭祀蚩尤的传统，到秦始皇时已不知祭祀蚩尤起于何时，有的说自古有之，有的说是太公之时开始的。到汉朝时，皇帝亲祀蚩尤，刘邦起义之初就“祭蚩尤于沛庭”，（《史记●高祖本纪》248）汉武帝东游海上，亦祀兵主蚩尤。汉宣帝时又祠“蚩尤于寿良”（《班固《汉书●郊祀志下》）。蚩尤对齐国乃至天下的影响是深远的。
蚩尤本来有兵书传世。《汉书●艺文志》把蚩尤归为“兵形势家”，说：“蚩尤二篇，”。并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孙子兵法》中有《形篇》和《势篇》。《孙子●军争篇》说：“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后发而先至”是兵形势家的重要理论，完全被孙武所继承。《汉书●艺文志》所列“兵形势十一家”，尉缭子、魏公子、项王等绝大多数都是孙武之后的，可以看出孙武是继承了蚩尤的兵形势家的理论的。《孙子●行军篇》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孙子校释》注四帝说：“泛指炎帝、蚩尤等四邻部族。”这表明，孙武对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是进行过研究的，孙武很可能读到过蚩尤的兵书。从《孙子兵法》的内容和史籍有关蚩尤的记载来看，孙武受到兵主蚩尤的重要影响，继承了蚩尤兵形势家的军事思想，并把它吸纳进自己的《孙子兵法》，这是没有疑问的。
《孙子●用间篇》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吕牙就是人们常说的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字牙，所以又称姜子牙，吕是其祖先的封地，又以吕为姓，因此孙武称其为吕牙。周文王姬昌在渭水之滨得遇吕牙后，说：“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从文王的话来看，姬昌的祖父太公就知道吕牙是个有名的贤能之人，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吕牙很早就知名，文王与之一见就以其为师。《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周文王姬昌从羑（yǒu）里的监狱逃出后，“与吕尚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姬昌要推翻商朝，他们是地下党，所以称其为“阴谋”“阴权”。后来吕牙帮助武王姬发领导了牧野之战，一举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被封于齐，在今淄川建都城。齐国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源头。
姜尚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称“太公吕望为周师尚父，兵八十一篇”。传世的《司马法》据载有春秋时期的司马穰苴增加的内容，而“相传古《司马法》为西周姜尚所作”（《武经七书》105）。《六韬》也是《武经七书》之一，《随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现在读到的这些古代兵书虽然不一定是姜尚的原著，但其主要内容与太公有关是肯定无疑的。
姜太公的兵学对《孙子兵法》有多大影响，从《孙子兵法》有吕牙的名字和孙武“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就可以想见一斑。
从《孙子兵法》中读到了不少与蚩尤、姜尚的军事思想相关的内容，所以说齐国兵学传统对孙武著作《孙子兵法》的影响是重大的。
31、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氛围对孙武所著兵法有何影响？
任何理论著作的产生，都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实践经验进行整理，总结，研究，创造的结果。《孙子兵法》作为经典军事理论著作，其创作过程也不例外。除了当时的社会实践，其思想文化氛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对作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想活跃程度的影响，都会对其创作产生重要作用，对理论著作的内容本身产生重大影响。从思想文化氛围的角度看，《孙子兵法》有思想活跃，尊重事实，各道心声，相互争鸣的春秋特点。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是乱世。社会大乱的根本原因是周王室的腐败和周王的无道，因周王无道，诸侯才敢于直接与王师对抗而发生战争，以至“王以诸侯伐郑”，“王卒大败”。（《左传●桓公五年》）周天子竟被小小的郑国打败。此后便是诸侯争霸，得道者强，失道者亡。这无数客观事实反映在当时的思想家的心中，周天子已没有多少权威，诸侯也没有什么权威，他们随时有被弑被杀，亡国丧家的危险。那么，什么对天下人的影响最大，人们应该听从谁的，服从于什么？就成了关心人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家们日夜反复思考的问题了。
老聃（即老子）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他经过多年的思考认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是对王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新定位，说王不是唯一的“大”，而只不过是“四大”之一，人们在承认王大的同时也要承认“道大，天大，地大”。天地是客观存在的，是包括王在内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对人的束缚和制约是不言而喻的。而“道”和天地一样也是客观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道大”。既然“道大”，人们对“道”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应以道为法，以自然为法，应当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他认为，为王只有遵循道才会长久，才不会有危险。老子说：“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老子不但提出要人们遵循道，服从道，他还进一步提出，道是人们应当唯一被服从的，他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有大德的人，只服从于道。我们知道，一般民众乃至各级官员，服从长上是必须的。如果长上的命令、指示符合道，那没问题，服从长上就是服从于道。如果，长上的指令违背道时，下级应该怎么办呢？如何做到“唯道是从”呢？老子没有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唯道是从”，他知道那是做不到的。老子只是要求那些有“大德”的人要“唯道是从”。“道”在老子的思想中是至高无上的。
比老子稍晚一点的孔子对春秋这个乱世的看法则不同，他不像老子那样降低王权的地位，而是继续坚持王是“唯一”的大。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第八》）在老子那里天是“四大”之一，到了孔子，则认为“唯天为大”。这“唯大”之天是孔子在赞扬“大哉尧之为君也”之后说出的，他的实际意思是“唯王唯大”，这与老子说的“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老子是“唯道是从”，孔子是从有道之君。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老子是把“唯道是从”作为自己的责任的，也就是说，只有做到“唯道是从”才算得上有大德之人。而孔子并不把“唯道是从”看做自己的责任，他只是不从“无道”。“无道则隐”并不是积极的去“从道”，履道，只不过是不助纣为虐而已。事实上，只有“唯道是从”才是对“无道”的有力抗拒。就这点来看，积极入世的孔子远不如被后人理解为消极无为的老子对现实世界更有责任心。
与孔子同时代的孙武，他与老子的看法一致，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实际上坚决贯彻了老子“唯道是从”的哲学思想。《孙子兵法》不但把“道”作为预测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而且要求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唯道是从”，对不符合战场实际情况，不符合战争之道的错误的命令进行坚决的抵制，不予理睬。他说：“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武所说上述情况，在春秋时期是很多的，仅齐国就多次因国君的瞎指挥导致了失败。正是鉴于许多失败的教训，孙武才提出了著名的“君命有所不受”的论断。“君命有所不受”就是君命有所“不从”，“从”什么？从道，服从于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命令。“君命有所不受”不是不尊重国君，而是因为其命不合乎“道”，也就是不符合战场实际和战争规律，所以才“不受”。战争不是儿戏，不是请客吃饭，弄错就会人死国亡，所以孙武才以其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这样的千古名言。为了坚决贯彻“唯道是从”的思想，他在《地形篇》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这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孙武“唯道是从”思想在其兵法中的贯彻实行。不但“君命有所不受”，在战场上将命也是可以“有所不受”的。但前提是这些“命”是确实不符合战场实际的，“不受命”则必须有把握夺取战争胜利方可。
从《孙子兵法》中我们能读出只有在春秋那样的时代才能说出的话，可以感受到春秋时期那种敢说，敢做，敢为，敢于以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作为自己的立论之本和立身之道的精神光芒。
32、春秋时期齐国军事制度在孙武所著书中有哪些反映？
春秋时期齐国和中原诸侯国在军事制度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当时各国都以军为单位，大国三军，次则二军，如晋国三军，鲁国二军。晋国等是军、师、旅、卒、伍五个级别。而齐军的编制则是四级，没有“师”这个级别。孙武在阐述自己的兵法时，用的是齐国的四级编制，这不仅表露了孙武是齐国人，同时也表明了春秋齐国的军事编制特色。
《孙子●谋攻篇》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在这里完整的逐级叙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军事编制：军、旅、卒、伍四级。这种四级编制并非周王室和当时多数中原诸侯国的编制，而只是齐国的军事编制。
《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说，管子于是治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子、高子都是齐国的天子命卿，他们各率一军。管仲提到的这套制度和军事编制：伍、卒、旅、军，正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到的那种编制。这种军事制度与行政管理相一致，是军政合一，平战结合的军事制度。
齐国的这种编制与周制不同。韦昭注《国语》说：“万人为军，齐制也。周制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齐国一军比周和其他诸侯国的一军少2500人。其他单位如旅、卒，虽然各国都有，但人数与齐国不同。《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使卒出豭（jiā），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杜预注曰：“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行。”郑国的“卒”要比齐国的“卒”小一半。郑军有“行”，《孙子兵法》没提到“行”。“行”与“伍”都是最小的军事单位，所以后人常以“行伍”代军队。郑国这种百人为卒的编制就是周制。《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韦昭的注说：“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这说明晋制与郑同，与齐异，晋、郑两国都是周制。
齐军编制与周制的不同，最主要的是缺少“师”这一级编制。《左传●成公十八年》记晋国事时说：“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杜预的注说：“正，军将命卿也。师，二千五百人之帅也。旅五百人之帅也。言上下有礼，不相陵逼。”这是晋国有师一级编制的证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在晋鲁等国的攻伐面前，为了免遭打击，齐卿崔杼发动了政变，杀死了执意伐晋的齐庄公，齐国又贿赂晋军以求和。“庆封如师。男女以班。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杜预注师旅说：“小将帅”，也就是师长、旅长。这也证明晋军有师一级编制。
《左传●定公四年》在记卫灵公要祝佗随从其参加会盟时，子鱼拒绝说：“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若嘉好之事，君以师行，卿以旅行，臣无事焉。”卫国的大祝子鱼（佗）的这段话，说国君外出一般是一个军的兵力随行，如果是嘉好之事，就一个师的兵力随行，卿外出，则是一旅兵力随行。子鱼说的是周制，这也说明卫国执行的也是周制。这些都证明春秋时期多数国家有师这一级军事编制。而齐国则没有师级编制。
从《孙子兵法》与《国语》、《左传》这些春秋史料的对比中，看到了齐国军事制度在《孙子兵法》中的明确反映，同时也了解了齐国军事编制与周制不同这一历史事实。
33、孙武所著兵法表现了春秋战争的那些特色？
《孙子兵法》中根本没有“骑”字，表现了春秋只有车战而无骑兵的特色，这恰是春秋与战国时期战争的不同之处。距堙（yīn）攻城，常用火攻等都表现了春秋战争的特色。
任何战争都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战争的方法和所使用的器具势必显露其时代特色。但社会是渐进发展的，很相近的时代的战争则难于区别。战国是紧接春秋时期的，但是，春秋与战国相比，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如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骑兵，春秋时期则无骑兵。这一客观事实反映在著作中，《孙膑兵法》有骑兵，而《孙子兵法》则根本没有出现过“骑”字，这证明《孙子兵法》确实是春秋时期孙武的作品，而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战国人所著。
春秋时期攻城的基本方法是距堙攻城，象孙武的祖父孙书靠绳索攀援城墙而取得成功的例子只是个别，所以《孙子兵法》中提到了距堙攻城的问题，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en wēn），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距堙攻城至少要有半年的准备。孙武是用“距堙”说明那时的攻城之难的。《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载：楚庄王围宋达九个月之久，无法攻下宋城，楚军只剩下七天的粮食了，若宋人再不投降，楚军就得撤兵而去，前功尽弃。于是，庄王“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以乘堙出而相见。”宋国城内早已是“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两国不得不讲和罢兵。这事表明：不仅攻城的一方要距堙，守城的一方为了搬运物资，调动兵力，也要距堙。齐国灭莱子国也是用距堙攻城的办法攻下其都城的，这是孙武的曾祖父陈无宇所亲自参加的，《左传●襄公六年》有详细记载。
《孙子兵法》有《火攻篇》，但有学者认为《春秋三传》记载火攻的战例极少。事实上，《左传》及《史记》记载春秋火攻的战例就有9条，特别是《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的以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等12国对齐国的入侵，他们直攻到齐都临淄。“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萩。范鞅门于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孟庄子斩其杶（chūn）以为公琴。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东郭、北郭。”这是公元前555年，齐晋平阴之战时，晋、鲁等围攻齐国都城临淄的情况。他们先是砍伐树木，屠狗杀犬，接着四面放火焚烧城门以攻城。晋卿范鞅在攻临淄的第二天便放火焚烧齐都之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和士弱焚烧了齐国著名的园林“申池之竹木”，他们还烧了东郭、北郭。晋军从己亥烧到壬寅，共烧了4天。《左传》连用了3个“焚”字叙述晋军焚烧齐都临淄城门和东西南北四郭的情况，足见这次使用火攻之普遍，足见这次战争之惨烈。这正是孙武讲的“以火佐攻”。这是孙武诞生前的事。作为一个齐国人，孙武从父祖那里听到的晋鲁等国火烧齐都的情况一定更为详细而全面。晋、鲁、宋、卫等12国尽管四面放火攻齐都，但他们未能攻下临淄城。对此，《史记●齐世家》载：“晋兵遂围临淄，临淄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晋世家》也说：“遂围临淄，尽烧屠其郭中。”
晋军用火攻，早就有先例。《史记●晋世家》记晋楚城濮之战说：“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3年，比齐晋平阴之战早78年。晋文公在“一战而霸”的城濮之战中使用火攻，焚烧楚军竟“数日不息”。可见这次火攻之厉害，大概是焚烧了楚军的大批人员和后勤物资，不然，怎么会数日不息。这就是《孙子兵法》中说的“火人”、“火积、火辎”了，大概是兼而有之。城濮之战，《左传》无火攻的记载，司马迁《史记》中的这则史料当别有所据。象城濮之战中这么重要的火攻情况，《左传》并没记下，那么，春秋时期有多少火攻的战例不为人知就可以想见了。总之，孙武所了解的春秋时期火攻的实际情况一定比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多得多，因此他写下《火攻篇》也就是必然的了。
《孙子兵法》表露了春秋战争的许多特点，这证明，孙武对春秋时期的战争实况是进行了十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的，《孙子兵法》是在春秋战争实践中所产生的军事理论。可以说，没有春秋战争，就没有《孙子兵法》。只要拿真实的有代表性的春秋战例和战国战例进行认真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孙子兵法》所自然表现出的春秋战争特色。
34．孙武所著兵法中为什么会有吴文化色彩？
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实践。是社会实践，包括周围环境反复作用于理论作者的感官，引起其思考和研究，最后形成理论著作的。《孙子兵法》中的吴文化色彩是其著者孙武长期生活在吴国的自然反映，就像他把齐国的军事编制写入《孙子兵法》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是用来指导打仗的，历2500年被无数军事家在战争实践中证实了它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至今仍被奉为兵学圣典。象这样的经典军事著作，不会象写一首诗或一篇散文那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必然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今天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一篇象样的博士论文尚要两三年时间。在春秋时期，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孙子兵法》的撰写的。因为完成初稿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修改，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思考多种战争实际情况，要反复推敲、千锤百炼，这是一个长时间与战争实际相比对并反复思考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孙武所接触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必定引起孙武的感触和思考，所以他也就把自己所熟悉的周围的人事和地理特色写进了自己的著作，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孙子兵法》中有吴文化的映像。
《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吴文化的印迹。《孙子兵法》常以越国为假想敌。越国是吴国的东南邻，世代与吴为仇，相互攻伐。公元前544年，“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hūn），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个被优待的越国俘虏竟杀死了吴王馀祭。公元前53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徐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孔子《春秋三传●昭公五年》）楚国这次伐吴，“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左传●昭公五年》）越国与楚国联合对吴国进行东西夹击的战略对吴国形成了严重威胁。怎样对付越国，自然成了吴国人念念不忘的问题。孙武在《虚实篇》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这显然是以越人为假想敌。在《九地篇》说：“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诸，《左传》称其为“鱄设诸”，后人多称其为“专诸”。专诸是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的，公子光就是吴王阖闾。专诸刺王僚在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闾两年之前。同篇又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足见吴人与越人相互仇恨之普遍，如果不是亲临吴国之地，恐怕难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不会想到这样的事例。
《孙子兵法》所叙军事地理有明显的吴地特征。吴国地处江南，“江南卑湿”，有“三江五湖之利”，多沼泽湖泊及湿地，这是不同于北方的齐国之处。《孙子●军争篇》说：“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孙子校释》把“沮泽”释为“水草丛生之沼泽地带”，也就是湿地。《孙子●行军篇》说：“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倚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斥泽”，注为“盐碱沼泽”，也属湿地。此篇又说，“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这也是南方所常有的地貌特征。孙武是齐国人，如果不是去了南方，在春秋时期，是很难熟悉江南这样的湿地特征的。
这就是说，孙武是受齐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长大的，所以，《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更多的是齐文化；孙武对吴国的文化有所了解，又亲自到了吴国，因此《孙子兵法》中含有吴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充分说明《孙子兵法》“明之吴越，言之与齐”是有依据的。
35．为什么南宋以后有学者对《孙子兵法》的作者提出异议？
在北宋之前，对《孙子兵法》是孙武所著是没有疑问的。这从武经七书之一的《唐太宗李文公问对》可以看出。这是唐初著名将领和学人李靖和唐太宗李世民以讨论《孙子兵法》为主要内容的一部军事著作，其中说：“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卷上）其“卷中”说：“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文中反复提到孙武，讨论孙子十三篇中的诸多论点，充分证明李靖和唐太宗李世民他们对《孙子兵法》是孙武亲著是毫不怀疑的。唐高宗“上元元（674）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之一就有“吴将军孙武”。如果唐人怀疑孙武是《孙子兵法》作者的话，难道还会让孙武陪侍武成王接受唐王朝的祭祀吗？
到了北宋，诗人梅尧臣注《孙子》，他认为有孙武其人，但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说也”。为他写《梅尧臣<孙子注>后序》的欧阳修却对孙武的身世在《新唐书●宰相世袭表》中做了认真的考证，说：“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事实上，这是欧阳修对他的朋友梅尧臣怀疑孙武是《孙子兵法》作者的婉转而有力的回答，他是用史料在说话。既然孙武是封于齐地乐安的孙书之后，是因四族之乱奔吴为将军的孙武，那么这就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孙武以兵法见吴王，吴王阖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说明了《孙子兵法》就是吴王阖闾看到的孙子是十三篇，驳斥了梅尧臣“战国相倾之说”的看法。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军委副主席）六年，并在军事上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北宋人遵循了唐朝的“文武并宗”，把孙武置于武成王庙中进行国家级祭祀。这证明北宋人并不怀疑孙武亲著《孙子兵法》。
宋王朝被金打败以后，徽、钦二帝做了俘虏，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后建都临安（杭州），延续了宋的政权，史称南宋。南宋是个疑古太过的社会。本来不迷信，敢于怀疑古人古事的真实性，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怀疑一切，无根无据的乱怀疑，抱着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成见去无端否认真实的历史，那就错了。南宋的洪迈（1123—1202）被认为是这个时代“实事求是”、公允而严肃的学问家。他的《容斋随笔》中竟有这样的文章：《古迹不可考》，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了解，正是通过考古才真正接触到夏商周秦的。洪迈在《古迹不可考》中提到唐人记载说：在“舜都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的旧蒲州，唐玄宗铸铁为牛，埋于地中，以系桥索，从而建起了连接长安到蒲州的黄河吊桥。蒲州曾是唐朝的陪都。但仅距唐玄宗不到450年的洪迈认为这不可信，不可考。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蒲州挖出了40吨重的铁牛等物，才彻底击碎了洪迈疑古太过的荒谬言论。与洪迈同时的叶适（1150—1223）在其《学习记言》中说：“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叶适此言一出，成了怀疑孙武真实性的一些人否认孙武的依据，直到今天。
但是，叶适说的“孙武为大将”的依据后人没有人知道。为孙武立传的是司马迁，但《史记》中根本没有“孙武为大将”这一说法，只说“将军孙武”，而“将军”与“大将”是有根本区别的。春秋时期根本就没有“大将”这一说，只有上军将、中军将、下军将。通常是，三军将统一由“中军将”领导，中军将是元帅。《孙子兵法》中的“上将”是受“中军将”领导的上军将。到了汉朝，大将指元帅。《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诸将皆喜，人人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这就是所谓韩信拜帅。司马迁称孙武为“将军”，不过是指其为一般的将军，《孙子吴起列传》、《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等有关孙武事迹的篇章中也根本没有孙武“为大将”的任何痕迹，孙武是排在实际将兵的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之后的，孙武仅是普通的将军，大概相当于军师。叶适把“将军孙武”无据的说成“大将”，从而再以春秋军制否认孙武的存在，这样做是荒谬的。
另有人，从《孙子兵法》的内容本身，或者说从《孙子兵法》所反映的事实或制度上进行研究，说《孙子兵法》“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代表人物是清朝的姚鼐和近代的齐思和。如果他们确实把握了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根本区别，这条路子对鉴别《孙子兵法》是否是春秋时期孙武的作品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关键是，这些人没能掌握春秋与战国的根本区别，而以一些模棱两可或自己误解作为证据，结果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如姚鼐说：“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为‘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这是对的。而重要的是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称君为主了吗？事实是《孙子兵法》中根本没有称君为主。《计篇》说：“主孰有道？”的“主”根本不是国君，而是指统兵的正卿，即后世的元帅，孙武在《作战篇》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这明白的告诉我们孙武所称“主”是“将”而不是君。春秋时期，“卿”也称大夫，大夫的臣下称其为“主”，其他卿称正卿也称“主”。正卿平时执政，战事统兵，其权力有时比国君还大，有提出用兵的权利，但须经过国君批准。所以孙武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孙子兵法》中的主都是指统兵的正卿。而对国君则是称君，如“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受命于君”，“君命有所不受”等等，都是称国君为“君”。《孙子兵法》中的“君”与“主”完全是两个概念，君指国君，主指统兵之卿，亦即将军，没有任何混淆之处。姚鼐自己把春秋时期的“君”与“主”混为一谈，从而断定“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是他个人的误读。
春秋与战国的根本区别是春秋在名义上承认周天子是天王，是天下共主，所以没有任何诸侯国君称王，只是称君。吴国和楚国称王是因为他们是“蛮夷”之国，有点像现在的自治区。但到了战国时期，田氏夺取了姜齐政权，韩、赵、巍三家分晋，他们都从根本上不承认自己是周的臣了，所以他们自己称王称帝。韩赵巍三家本是春秋时期的“主”，所以他们的臣下称主惯了，仍称其称王称帝的主子为“主”，主也就成了与“君”“王”“帝”相同的概念了。《孙子兵法》中“君”与“主”使用之不同，正是春秋社会实际的客观反映，正证明了《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孙武的作品。
今人齐思和是注重“于书内制度等的考订”以鉴定《孙子兵法》的作者时代的，这条路无疑是正确的。任何人的任何作品，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象《孙子兵法》这样为现实社会所用的军事理论著作更不可能脱离时代。问题是后人能否把握相邻时代的明显区别。台湾学者郑良树总结了齐思和在7个方面的探讨，其4说：“春秋时代，军政合一，卿大夫平日治理百姓，作战时则带兵赴难；战国时，军政分开，遂有不治民事、专理军权的将军产生。《孙子●军争篇》及《孙子●九变篇》并言：‘将受命于君。’《孙子●谋攻篇》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都是军权专门化之战国时代才会产生的思想。”（见中华书局《竹简帛书论文集》这话是说“将军”是专理军权的战国时代才有的，孙武所说“将受命与君”是春秋所不应有的。但是，在《左传》中已有对平时理民战事率兵的晋国正卿魏绛称“将军”的记载，怎么能以此作为《孙子兵法》是战国时期作品的证据呢？
春秋和战国时期在军事上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别是战国有骑兵而春秋没有骑兵。如果说《孙子兵法》是战国人的作品，其兵法中当有骑兵，但《孙子兵法》中是根本没有出现过“骑”字的。而在《孙膑兵法●八阵》中有“险则多其骑”的话，证明孙膑时已有骑兵。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孙膑兵法》才是战国时期军事方面的客观反映。不知道那些至今仍在说《孙子兵法》是战国作品的人，能够从《孙子兵法》中找出骑兵的痕迹吗？说《孙子兵法》是战国人所作就像说在民国时期的著作中有导弹部队一样可笑。
总之，为什么南宋以后的有些人会对《孙子兵法》的作者提出异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完全解说清楚。但这些错误的认识已基本被当代主流学者和考古事实所否定则是基本事实。
36．银雀山出土汉简对孙武孙膑所著兵法有什么重要意义？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市的银雀山出土了大量汉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及佚文《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如此众多古代兵书的发现，不仅丰厚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而且对孙武、孙膑所著兵书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这些汉简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实是两个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两部书。本来在《史记》中孙武著兵法十三篇讲的是很清楚的，“孙膑以此（胜庞涓）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子吴起列传》）也是白纸黑字，在《汉书●艺文志》中分别有《吴孙子》和《齐孙子》，在汉朝两孙子的存在和区别是很清楚的。大约在东汉末年，《孙膑兵法》失传，自《隋书●经籍志》开始，不见于历代著录。到了宋代，有些学者提出《孙子》十三篇不是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更有人连孙武其人的存在也加以否定。甚至有人认为，《孙子》十三篇是孙膑完成的，《史记》中说的“孙膑有兵法传世”，实际上与《孙子兵法》是同一部书等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使以上种种异议不攻自破，使有关孙武与《孙子兵法》，孙膑与《孙膑兵法》的真实性又回复到了司马迁的西汉时代的原貌。这不仅证实了《孙子兵法》是春秋孙武所著，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是“实录”的可信性。
其二，四篇孙子佚文，为后人了解孙武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其中，《吴问》犹为重要。这篇短文，表现了孙武认为经济上的“重税”会导致战争的深刻思想，表现了孙武反对“冀功数战”的思想，对于一个军事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还表现了孙武忠民、爱民的思想。《吴问》所表现的孙武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见吴王》中不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说“此教也，以为恒命”，表明此文抄与汉文帝之前，远早于司马迁父子作《史记》。这证明，《孙子吴起列传》中吴宫教战的情节绝非某些人所想象的是司马迁杜撰，而是有史料依据的。再次证明《史记》为实录。《见吴王》也有新的信息，有孙武教吴王阖闾阵法的内容，这是其他史料所没有的。
其三，《孙膑兵法》的失而复得，在孙子兵学史上意义非凡。《孙膑兵法》中有不少对《孙子兵法》的引用和袭用，证明孙膑是读过《孙子兵法》的。《孙膑兵法》强调了“孙氏之道”的重要，明显把《孙子兵法》作为一种“道术”，一种哲学，而不仅是兵法，是对《孙子兵法》的重要认识和继承。通过《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对比，不仅看到了《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还看到了战国时期与春秋时期战争特点之不同。有益于澄清对《孙子兵法》的一些误解和歪曲。
其四，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出土，有益于端正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历史材料迭加的说法，认为有些历史资料是后人加上去的，认为远古历史是不可信的。这种情况虽有，但不可无据的一概而论。就孙武和《孙子兵法》这一历史问题来说，本来对西汉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生出那么多异议，无辜耗费了许多人的精力和时间，起了一些负面的作用，关键是一些人对《史记》的不信任。银雀山汉简再次证明，《史记》确实是实录，是值得后人信任的。当然，作为写了上下三千年中国历史的皇皇巨著，《史记》不可能挑不出一点毛病。但孙武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共同记下的，在《史记》中至少有四篇文章记下了孙武的事迹，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乌龙事件呢？这也告诉人们，如果不顾客观事实，就是不相信古人的客观记述，那只能是自走弯路，自讨没趣，客观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研究历史只能发现真实的历史而不可能改变逝去的历史。
其五，得到一个真实的孙武，确认一部春秋时期孙武亲自写成的《孙子兵法》。这对我们学习和继承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重要而有益的，对我们运用《孙子兵法》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是大有好处的。司马迁说，孙子兵法“内可以修身，外可以应变”，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孙武的和平思想，孙武用“非攻”“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解决战争问题，争取天下太平的思想对当今世界是非常有用并被不少国家的精英人物所接受的。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四十年来的历史，《孙子兵法》在当今世界发挥的巨大作用，足以说明它在孙子兵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吴名岗）